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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为什么我叫自己社会生态学家
作者:东方管理评论 发表:
德鲁克：为什么我叫自己社会生态学家
按：外人都把德鲁克看作是管理大师，更封为“大师中的大师”。但是，德鲁克则自诩为“社会生态学家”，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德鲁克一直在从历史中和现实中寻找一种人类社会理想的管理之道，如果读过他的《已经发生的未来》、《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代表德鲁克社会生态学家的经典著作，我们就会由衷的发现德鲁克的伟大之处。适逢两会，我们选择了几篇在今天看来已经被德鲁克“预言”到的社会问题。本篇我们着眼于新大都市的建设与发展，对今日之中国发展颇有反思意义。本文摘自德鲁克的《已经发生的未来》。新兴的工业社会已经对政府基础产生了另一个重要影响：它腐蚀了地方政府。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大都市，但我们却还不知道如何来管理它。
地方事务必须由地方来处理。否则，它们得不到解决。如果它们在地方得不到解决，它们就会被“向上”转交给中央政府。这可以被称作“政治重力法则”——像物理重力法则一样不可避免。但是地方事务不可能集中来解决，否则它们会阻碍中央政府的运转，切实地使它丝毫无法运作，并使政府的主要任务——国家政策的制定、国家福利、司法、国防和国际政策——统统落空。正如我们所见，集中规划很快就衰退为根本无计划。
地方事务必须由地方来解决的一个原因是，地方事务充斥着大量的细节工作、文件工作、规章和官僚制度——特别是随着需求存在地点和最终行动地点距离的拉大，处理这些细节工作的负担也会增加。另一个比较隐晦的原因是“向上”移交的问题都需要政治内涵，而这正是地方上非常匮乏的。如果移交给上级，最简单的技术问题也会变成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由此面临不可解决的危险。
自组织化政府的最初阶段以来，我们就已知道所有这些道理。在过去25年间，我们又一次次在大型企业的组织过程中接受教训。我们今天所说的企业“分权”仅是在企业内部建立地方管理机构而已，这样在事发地点就会有合适的机构来处理和决定一些操作问题。分权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使地方的、操作性管理机构更强大——尽管那也是必要的。分权的目的是要使有效的高层管理成为可能。如果不分权，高层管理就无法做它自己的工作，就会陷入大量细节的泥潭，就会在情感和个人争吵的错综交织中被撕裂成无数碎片。
在前工业社会，地方政府的任务很少并且简单，它们受制于稳固确立的传统。然而在工业社会中，地方政府的任务迅速多元化。它们变得高度复杂，在规划和执行时需要技术知识和专业能力。它们也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如果没有交通系统，没有有效的排水和供电系统，更不用说没有有效的教育系统，工业社会都将崩溃。
因此，较之于其他社会，工业社会更需要强大和有效的地方政府。但是，在每个经历了工业化历程的社会中，地方政府都已崩溃；因此，地方政府余留下的任务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了中央政府的肩上。
这通常看上去好像中央政府有意伸张新的权力。这种观点在传统左翼（确切说是法国革命）那里得到加强，他们不信任地方政府，他们倾向认为中央政府更划一、更进步和更理性。在左翼传统的众多荒唐想法中，再没有比执迷于中央集权化更强大的了。在他们的众多观点中，再没有比以下信念更盲目的了，即中央扩大对地方事务的控制代表着审慎政策的成功，而非政府无心的失败，如果不是破产的话。
可以确定，工业社会中的中央政府必须强大。因为它必须做许多早期政府未曾梦想过或可能未曾听说过的事情。但是，正是因为它必须强大，工业社会中的中央政府必须脱身于那些需要地方知识、地方决策和地方行动的工作——同样的原因，大企业的高层管理为了要强大，就必须通过分权给负责运作单位的地方经理来脱身于那些操作性决定。在今天的中央政府中，再没有比法国中央政府承担更多地方政府职能的了；实际上，地方政府在法国几乎不再存在。不过，再没有比法国中央政府更明显臃肿和更虚弱的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地方焦点、事务和偏见主导了国家政府的各个层面，也是因为它们制造的政治和情感狂热。
在工业社会中，地方政府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业社会的居住单位不是村庄，甚至不是城市，而是大都市。大都市并不仅仅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城市，它与城市有着很大的差异。
大都市不能限定在预定的政治或行政界限内。它迅速地穿越了所有这些界限，不管是城市的、县郡的、行省的、州邦的还是国家的。它的界限并非固定的而是变化的；总之，它们随任务的不同而不同——如学校的、供水的、交通的、污水处理的和供电的任务。
自从英国中部工业城市的迅猛发展在一个世纪或更早以前产生了第一次地方政府危机以来，每一个工业城市都已变成了大都市。所有这些大都市——纽约、旧金山、伦敦、莫斯科、东京或约翰内斯堡——都超越了任何既有的界限。工业社会中所有的较小的都市也是如此。
工业大都市中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赖，这在早期的前工业社会是不被知晓的。当然，提供公共服务通常是城市存在的基本理由，这些公共服务包括公共防御、公共法律和司法、公共市场、公共货币、公共度量、公共教会甚至是公共信仰。但就基本经济活动而言，一个古代雅典或18世纪伦敦的石匠完全独立于一个制革工或纺织工。但今天，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所有职业都依赖于公共服务和机构，并且它们之间也相互依赖。
因此，大都市在组织活动和提供服务时必须跨越和超出任何传统的界限。甚至美国的“独立”州也不再是非常地方化事务（例如，建造高速公路）的有效管理单元。
新泽西州正在建造一个有效的高速公路系统，但这对邻近的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则仅意味着更糟糕的交通问题。新泽西州的新建道路有着强大的承载能力，将司机和车辆引入了这些邻州，而它们的道路设施早已超载和不堪重负。现在，工程师们在讨论以“东岸大都市”作为高速公路和供电规划的“最小”单元，其范围从缅因州的勃兰特到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涵盖了5 000万人口。但是对于供电也必须考虑一些高度地方性的问题，如发电厂的烟尘对公众健康、空中交通，甚至对那些为大都市居民提供食物的农业基地造成的影响。
今天人们越来越关注大都市生活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我们担心乡村被大都市扩张所摧毁，担心旧城市中心随着大都市向郊区推进而衰落。我们关注在僵死的、整齐划一和比邻而居的农场式房屋里的单调乏味的生活。我们想知道癌症、心脏病和精神病的增加是否说明了大都市生活的紧张。我们抱怨交通问题，抱怨不堪重负的公共服务，抱怨高额的地方税。
大都市的确反映了现代文明的基本问题。它很可能有着一般城市的所有传统问题，而没有它们的任何优势。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甚至都应付不过来，除非它有一个有效的政治机构进行公共决策和行动。今天的社会科学家时兴贬低政府的重要性，转而强调社会、习惯和文化的角色。但是，如果没有正式的、系统的政府结构，所有这些都是迟缓的、混乱的和无效的。
今天的大都市中还没有真正的政府。地方政府的传统机构与新任务不相适宜。这是大都市文明和大都市文化最基本的问题。但这也是国家政府危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大都市中没有有效的地方政府，地方问题不可避免地困扰着中央政府，这将瘫痪中央政府。
本文摘自德鲁克著《已经发生的未来》（东方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德鲁克作品一览
《卓有成效的工作管理》
《卓有成效的社会管理》
《卓有成效的组织管理》
《卓有成效的变革管理》
德鲁克社会生态学著作
《变动世界的经营者》
《后资本主义社会》
《养老金革命》
《已经发生的未来》
《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
《管理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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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发行时间: 2008 年07月
内容简介:在《管理大未来》颇具争议的管理新著中，哈默教授运用深刻的分析和生动的描述，颠覆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思想，设计了一套帮助企业在21世纪不断进行管理创新的新机制，从而更有目的性地迎接未来挑战。正如《金融时报》所言，管理大师德鲁克在世也一定会德鲁克与戴尔的比较
在中国，一谈到管理学中经验学派的代表人物，往往首推德鲁克和。细究起来，这两位的情况有所不同，德鲁克自己没有说过他属于经验学派，而戴尔的经验学派代表身份则毫无疑问。
国内将德鲁克划归经验主义学派，最早见于1981年马洪为《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撰写的前言：“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德鲁克、戴尔等人。”至于这样划分的原因，马洪没有详细解释，仅说：“他们认为，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都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关企业管理的科学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概括和理论化，向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实际的建议。”
显然，以80年代初期中国对管理学的认识来看，这样的划分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德鲁克同戴尔、斯隆、等人的管理思想存在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德鲁克本人却始终自认为是一名“社会生态学家”，事实上，德鲁克同其他经验主义者之间确实存在不少根本性的分歧。所以，从今天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德鲁克来看，不加辨析地将德鲁克划归经验学派阵营，是不恰当的。
具体而言，德鲁克的管理研究同以戴尔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具有相同之处，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研究起点上，双方对管理学的研究都始于企业的实际管理经验。如前所述，戴尔对管理经验的强调，构成了经验学派的主要特色和理论倾向。同样，德鲁克的管理理论也是来自于企业的管理实践。事实上，德鲁克对管理学进行研究的开端，始自1943年秋他对公司展开的长达一年半的实际调研。然而，双方只是研究起点相同，在这种貌似相同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分歧。
其次，在研究的侧重点上，德鲁克同经验学派都重视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的实践。在德鲁克看来，管理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人文艺术，而不是一条条空洞的理论原则。正如雷恩所言，“他的贡献主要在于管理实践领域”。因此，德鲁克将1954年出版的书定名为《管理的实践》，而抛弃了当时最流行的“管理原则”。戴尔对管理实践和经验的强调，我们可以从《伟大的组织者》中窥见一斑。至于斯隆、福特等人，他们本人就是大企业的所有者兼管理者，通过《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斯隆自传)、《我的生活和事业》(福特自传)等著作，他们都比较详尽地记录了自己多年管理实践中形成的成功经验，都对本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管理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次，对管理研究的目标定位上，他们具有一致性，都是为了维护自由企业制度。所谓自由企业制度，指的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独立作出自身所有决策的制度。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和企业井水不犯河水，政府作为仲裁者，不能干预企业内部决策。在德鲁克、戴尔、斯隆看来，自由企业制度是美国甚至西方文明强盛的关键，一旦企业绩效不佳，就会为政府管制和介入提供借口。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长远来看，必将摧毁自由企业制度。所以，为了拒绝政府管制，更为了维护自由企业制度和业已取得的自由成果，必须提高企业的管理绩效，所以才有了研究管理学的必要。
虽然德鲁克同经验主义者存在着上述相同点，然而，严格来说，第一个相同点仅仅是表面相似。因为德鲁克的管理研究虽然始于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调研，但是真正的研究基础和理论方法却另有源头。德鲁克在涉足企业管理之前，就出版过《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文译本由台湾宝鼎出版社有限公司于2005年翻译出版)和《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两本专著。这两本专著，更能反映出德鲁克思考的焦点。所以，与其说德鲁克的管理研究始于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经验，不如说源于对社会变迁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
德鲁克同经验主义学派的理论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双方理论的逻辑进路不同。德鲁克的第一部专著是《经济人的末日》，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的秩序崩溃是极权主义兴起的根源。为了避免重蹈极权主义覆辙，需要重建社会组织，恢复人们在社区中的地位，发挥人们在社会中的功能。而组织(以企业为代表，后来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兴起，恰恰为社会的重建提供了平台，有望最终形成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所以，为了维护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发展，必然要求上述三个部门有绩效，否则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可能重蹈极权主义的覆辙。提高组织的绩效，唯一的办法就是研究管理，而这正是德鲁克管理学的起点和目标。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理解德鲁克后来提出的一系列管理学概念，包括成果管理、绩效管理、目标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知识社会等等。归纳起来，德鲁克的管理研究，以社会为平台。
不同于德鲁克，我们可以从《伟大的组织者》一书中发现，戴尔对管理学的研究，始于伟大的组织者的管理经验，通过运用比较法，戴尔对不同组织者的管理经验进行总结，找出其中的共同之处，并将其概括成为供参考的管理“准则”。纵然戴尔也强调成功的企业对于社会的重要作用，但是，戴尔的出发点并不是社会，而是管理者的经验。在这一点上，戴尔更接近于斯隆，而不是接近于德鲁克。斯隆基于自己多年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经验撰写的自传，同戴尔是一条道路。戴尔的管理研究，以公司组织为平台。
第二，双方的研究方法不同。德鲁克作为一名“社会生态学家”，对管理学的研究采取的是他特有的“社会生态分析法”，具体而言，他总是从社会、经济、政治的情况出发，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状及其变化，尤其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从而找出具有启示性的“明日地标(Landmarks of Tomorrow)”，据此分析组织面临的管理问题，提出管理建议。早期德鲁克的著作，多数是对于社会的分析，正因为有这些专著作为基础，德鲁克才能够撰写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管理实践》，从而确立了他一代管理宗师的地位。同样，德鲁克晚年的作品，依然坚持这种思路，在《管理前沿》(Frontiers of Management)、《管理未来》(Managing for the Future)、《管理新现实》(The New Realities)、《功能社会》(A Functioning Society)等著作中，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分析，均放在全书的前半部分，之后才是关于组织和管理的内容。可以说，德鲁克运用“社会生态分析法”研究管理学，并贯穿其研究生涯的始终。
与之相对应，“经验主义学派认为管理是‘经验的研究’，他们采用案例分析或欧内斯特•戴尔的比较方法作为传授和描述管理学总体的方法”。在《伟大的组织者》中，对四家著名企业的成功经验的分析，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再如，一般被认为是管理过程学派的英国管理学家林德尔•厄威克上校，1956年出版了《管理备要》，总结了70位管理先驱的思想及其对管理学作出的贡献。这同戴尔的《伟大的组织者》可谓“姊妹篇”，一个是总结管理先驱的经验，一个是总结现实经理人的经验，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也将厄威克划归经验主义学派的阵营。
第三，双方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同。德鲁克自通用汽车公司始，研究企业组织的管理问题，但他也自始至终都关注政府管理。在其晚年，德鲁克将关注的目光放到了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方面。纵观德鲁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他试图将其管理学研究的范围涵盖到所有现代组织(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提出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假设，从而创建管理学新范式。正因为如此，德鲁克管理学始于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洞察，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分析，而不是仅仅限于管理的范畴。如德鲁克自己所言：“作为一个作者，我最为人熟知的是管理方面的著作，在美国尤其是这样。但是，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事实上，我更多的著作不是关于管理，而是有关社区、社会和政体。而且，在我撰写的15本管理书籍中，只有两本与‘工商管理’有关：一本是1964年的《成果管理》—这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在数年后被称为‘战略’，另一本是我在1985年所著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德鲁克不平凡的一生中，共有39本书出版发行，包括15本管理书籍、2本小说、1本关于日本艺术的书，其余21本全部是关于社会、社区和政体的。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德鲁克自己的说法，他是公认的管理大师，但首先是一名优秀的“社会生态学家”。正因为德鲁克的管理学始于社会生态分析，这犹如医生看病之前先给病人把脉，所以，他提出的管理观点和建议才能够切中要害，而不至于随着时间的流逝迅速过时。
以戴尔、斯隆、福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他们的视野远没有德鲁克开阔，而限于“工商管理”的范畴。戴尔曾在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并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在以后的研究生涯中，他始终没有超出工商管理的范围。研究领域的“专”，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精”。同德鲁克相比，戴尔更加“精深”，而德鲁克则更加富有“远见”。
通过对德鲁克同经验主义学者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德鲁克同戴尔代表的经验主义管理学派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共同点，但双方的差别更加不容忽视。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将德鲁克划归经验学派，甚至以德鲁克作为经验学派的代表，那么不仅会对德鲁克理论有所曲解，而且会对经验学派的理论有所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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