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社搞什么入股,年收益10%,期限五年属于基金么_百度知道
农村信用社搞什么入股,年收益10%,期限五年属于基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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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信用合作银行　　农村信用合作社(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农村信用社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以其全部资产对农村信用社的债务承担责任，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其财产、合法权益和依法开展的业务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概念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银行类金融机构，所谓银行类金融机构又叫做存款机构和存款货币银行，其共同特征是以吸收存款为主要负债，以发放贷款为主要资产，以办理转帐结算为主要中间业务，直接参与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 　　农村信用合作社又是信用合作机构，所谓信用合作机构是由个人集资联合组成的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金融机构，简称“信用社”， 以互助...
给个重点回答被!是属于基金还是筹集资金上市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银行　　农村信用合作社(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农村信用社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以其全部资产对农村信用社的债务承担责任，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其财产、合法权益和依法开展的业务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概念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银行类金融机构，所谓银行类金融机构又叫做存款机构和存款货币银行，其共同特征是以吸收存款为主要负债，以发放贷款为主要资产，以办理转帐结算为主要中间业务，直接参与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 　　农村信用合作社又是信用合作机构，所谓信用合作机构是由个人集资联合组成的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金融机构，简称“信用社”， 以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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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变化
◆周飞舟、王绍琛.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渠敬东等.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摘 要】在“统筹城乡”模式带动的城镇化进程中，成都市以政府主导、资本介入的方式推动了农民集中居住（“农民上楼”）与农业的规模经营（“资本下乡”），不但改变了“三农”的面貌，也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将这种模式放到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政府与企业这三对彼此联系的关系结构中进行考察，并将其与中国正在经历的高速城镇化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政府、资本、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得失损益和当前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的问题所在，以及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城镇化；城乡统筹；农民集中居住；国家与农民关系
1.“新变化”指的是2009年以来近三年来的变化（四万亿刺激计划后）。之前的变化大家已经知道是“汲取型政权”向“悬浮型政权”的转变。
2.这一变化并非国家―农民博弈的结果。关键在于理解当前中国城市化模式。现在不再是城市向其周围自然扩张，而是与远郊农村交换用地指标。
3.土地、财政和金融的三位一体模式。分税制后地方工业企业税收上缴中央财政。90年代中期后由于乡镇企业的没落（以前乡镇政权可以靠这些企业利得、税费维生），故农民负担凸显为一个重要问题。农业用地――征用、开发、出让――城市建设――征用、开发、出让――土地收入――土地抵押贷款――城市建设（举债建设，钱又生钱）四万亿刺激计划大大增进这一部分，因为财政是平衡预算，只能向银行借钱。银行是企业，资本讲求理性，需要土地抵押才肯借贷，一般为第三方评估价格的70%，例如100万/亩市场价格的土地贷给你70万，如果第二年地价翻倍，那只要在半亩土地上设定抵押。地方政府为了融资便专门设立城投公司等地方融资平台，大举进行土地开发。土地开发有土地出让金，也有交易税费，更有营业税（服务业、建筑业、金融业上缴中央财政）中的建筑业税收。但是同时50亩以上国有建设用地用地指标需要省政府批准，100亩以上用地指标需要国务院批准，所谓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18亿亩耕地红线。明眼人可以看出，严格的国有用地建设指标控制，与需要土地金融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之间是存在严重矛盾的。
4.建设用地的双扩张现象。建设用地的双扩张现象：城市国有建设用地的扩张+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扩张。为了保证土地金融与土地财政的持续，地价是不能跌的、房地产只能一直上马，跌了的话前面的银行贷款怎么办？房价高了导致农民工很难在城市落地，只能回村盖房，所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主要是宅基地）也在扩张。现在在耕地保护政策指导下，确定建设用地的指标控制与“土地指标增减挂钩”。2008年后搞过跨省占补平衡，但由于耕地面积没变情况下耕地质量大变，所以被中央叫停。
5.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始于成都等地的土地整理。5.1宅基地――农民上楼――建设用地指标&&财政金融支持；5.2耕地――资本下乡――产业化和规模经营&&财政金融补贴，财政在其中给了很多钱，所以一般去考察的团队都会赞这项政策，因为这说明农民分享了城市化收益。
6.这种土地飘移操作的影响：一举三得。大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大骂：华中科技大学村治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一举三得：新农村建设（住房条件改善，做问卷调查的话农民一定都是支持的）；现代农业和规模经营（农村把土地给更有效率的农业公司种，所得收入比自己种多）；增加了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对政府来说这点最重要）。对城市化的支持：指标的“飘移”和土地产权交易“平台”。用地指标变成商品构成自身的市场，由市场形成价格。例如成都边缘的村庄的宅基地整理、农民上楼，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多出来的用地指标纷纷飘移向市区，中心城区（如金牛区）出价最高，大家爱往那卖。中心城区买到用地指标开发自己的地后赚的钱当然还多于买指标的钱。问题：举债发展是很好的，经济学家就说要举债，只要生产能力能够持续发展那以后债总是能还清的，现在只不过是挂个数字在那里。不过也要探索循环的、可持续机制。（渠敬东插话：重庆你看是搞左的一套，其实都在搞这个。）
7.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2009年之前：我们所谓的国家―农民关系大多说：税费改革与悬浮型政权、城市化征地拆迁中的“掠夺之手”。而现在则是农民上楼之后的农业、农村和农民。
7.1资本下乡和土地规模经营：规模经营如何赚钱？有的地方的公司反租倒包农民土地，给农民每亩每年800-1200元钱，这钱哪里来啊？政府可以搞公益，你企业不能也搞公益啊，企业要赚钱啊。我看有的地方种银杏树，然后散养彩色鸡，城市人会跑你这里来看鸡啊？（众人笑）
7.2农民上楼后的乡村治理：空间与人伦的变化。因为以前是独家独院，离自己的承包地很近，而现在去田里干活就要走上半天。然后还有上下左右吵闹出矛盾的风险，这在以前都是没有的。
7.3农民上楼后的生活方式：将出现保姆化的公共服务需求。这房子不像城市里的小区啊，公共维修资金哪里来？现在还没问题以后会出现问题，将来又要找政府。而且水、电、气，这在独门独户时候可以烧柴、挑水、不用路灯，现在呢？然后集中居住了服务业也要跟上，以前可以种菜养鸡，现在这些都要买。
7.4农村集中居住区的老年化趋势。
8.关于方法。大家一定要多去做点调查！不要在书斋里瞎想。我对成都实验非常好奇，下周还要去。看看各项千奇百怪的实验非常有意思的，农民在自己的厕所里养了两只鸭子，觉得厕所采用冲水的就是浪费水。有的地方合村并组后还准备弄大巴接送农民下田干活呢！（众人笑）我这周马上要去江苏继续调研。
记录人注：第3部分政策解释跟飞船老师《发展社会学》讲的内容也差不多。其中一些文字是我去年参加城郊征地拆迁调研，了解土地制度争论始末，系统学习物权法与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后进行通俗化表达的结果。对于这一问题我的土地经济学视角还不够呢。
资本下乡VS村社互助：农地流转的两派试验
农村土地前所未有地吸引了各路目光，也引起了巨大争议。
自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放出信号启动新一轮土改后，农村土地前所未有地牵动着各路目光，但巨大分歧亦由此而生。土地流转，谁来主导？流转给谁？怎么流转？钱从哪来？地作何用？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各界争论不休。
南方周末记者记录了这一领域里的两个主要派别――分别主张由村社农民互助和主张资本下乡――各自持续了四年的土地流转试验。
一场关于土地的大争论正在中国徐徐展开，最新的争议是2014年1月10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姜大明公开说，“决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建房的所谓‘逆城镇化’行为”。
自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放出信号启动新一轮土改之后，农村土地改革前所未有地牵动着决策官员、研究者和各路资本的目光。但是，争论也前所未有的激烈。
这种分歧，从2013年11月底清华大学组织的一场关于土地流转的研讨会上可窥一斑。两位演讲者――李昌平和王世渝，发表了近乎针锋相对的演讲。某种意义上，这恰是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上两个不同派别的对话，因为两位演讲者，均为多年亲身参与土地试验的“实践派人士”。
这两人都有或长或短的农村任职经历――李昌平出身体制内，曾经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王世渝曾在重庆巫山县官阳区当了三年副区长，当时就在大巴山“搞实验”，用机械化、工业化的手段帮助农民生产加工魔芋提高收入，其后十几年他更多地投身于资本市场，先后参与设计海南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期货市场，并运作新希望、德隆系下农业企业等公司上市，自称“农业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参与过”。
两人对农村、农业与农民都极为关切，都认为自己站在农民的利益上，希望能拯救日益凋敝、空心化的中国村庄，增加农民财富，并重建新的农村秩序。
两人同样都反对土地私有，反对土地向单一、垄断的大资本集中，都反对以各种变通方式触犯农业用地，坚持“要守住农业用地的底线”。
但在解决“流转给谁、怎么流转、钱从哪来”的问题上，两人产生了莫大的分歧――李昌平主张效仿台湾农会制度，主要通过“内置金融”在村庄内部解决；而王世渝则认为，遍观全世界的土地制度，“土地信托流转是中国今天的环境下最好的模式”，他力挺资本下乡推动农业产业化，辅之以外部金融。
王世渝认为对方的方案过于封闭和缓慢，而李昌平则认为“不怀好意”的城市资本觊觎的是工业制造衰落之后廉价的农村土地，以及最终可以转化为能源的农业资源。他认为农民和农村集体应该在土地流转中享有更大比例的收益和更强势的主导权，而“村社共同体”是农业产业化无法替代的农村秩序的内生机制。
有意思的是，四年前，两人几乎同时站在土地流转金融试验的原点，只不过其后四年，一个向左，一个往右。尽管他们都认同两种模式可以共存，但都坚信自己主张的方案才是“最有出路”的出路。
南方周末记者走进了他们的每一块试验田。
李昌平：“内置金融”试验
在一个封闭的村庄里搞内置金融和土地流转，建立“内生机制”，过程必然是缓慢和小范围的，而且仰赖村干部的道德和能力。
四年前，李昌平开启了乡村试验的第一步。
2009年10月12日，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夕阳红资金互助社挂牌成立。和中国的大多数村庄一样，这时候的郝堂村荒芜凋敝，全村两千多人，一半劳力外出打工，剩下留守的多是老人小孩。
这个资金互助社被李昌平称为“内置金融”，资金取之于村民，亦用之于村民。
成立之初，互助社共募集34万资本金――15个老人每人自愿缴纳2000元股金，区里的支持资金10万，李昌平出资5万，外加7个发起的村民各2万。
村子里的年轻人符合一定条件，就可以从互助社贷款创业。按照社员们“两天两夜吵出来”的章程，利息收入40%用于养老金发放，30%公积金，15%管理费，15%风险金。
最早一批入社的老人拿到的养老金，已经超过了当初掏出的2000元本金：2009年底，15名老人每人拿到300块钱。其后三年，分别为570元、720元和800元。
到2013年，全村八成以上的老人都加入了资金互助社，互助社资本金超过两百多万。
这只是第一步。接着村里专门成立了一家绿园生态旅游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绿园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村支书。
郝堂村地处山区，村子面积很大，占地20平方公里，但耕地只有1900亩，人均0.9亩。这个城郊山区的村子，对山林和土地一直都看得很重，过去郝堂村的土地宁可荒着，也很少转包。在村里，南方周末记者随机询问村民，得到的答复大多是说，“祖宗留的，谁的林子耕地都不转包。”
因为一个特别的机缘，中央美院油画师孙君来到这里，帮助郝堂村重新调整村庄水系，改造旧房，重现白墙黛瓦、炊烟袅袅的农村样貌。这使得郝堂村与邻近正忙着像城里人一样盖楼房的村子相比，显得很特别。
但问题是，村庄建设需要的钱从哪来，地从哪来？
绿园公司成为一个关键角色。这个新成立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土地开发，村里所有土地流转都必须经由公司之手，外来资本若想租用土地，也必须经过绿园公司。
绿园公司先后以每亩1.8万、2.4万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征用三百多亩耕地（市里帮郝堂村要了30公顷约450亩耕地转建设用地指标），用于村公共设施建设――新建了学校、养老中心、茶馆和文学馆等。而后绿园公司又从村民手中直接流转了两百多亩耕地，在村口开凿了荷花池，租期60年，租金是每年400斤稻谷的市价。
新农村建设开销不菲：光是村里的征地补偿，就花去六七百万；养老中心民政局补贴60万，缺口还有60万；茶馆财政局补贴60万，缺口70万。村小学倒是几乎没花钱，因为一个老板捐了50万。
资金从何而来？最初的资金撬动就来自夕阳红资金互助社。绿园公司从互助社贷款160万，用于最初的征地补偿。“这160万，可能撬动了5000万的建设。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超过这个数。”村委会主任胡静说。
绿园公司一度背负600万的负债，不过据村委会主任说，这笔负债已于2013年还清，来源是：绿园公司将征转来的建设用地中的80多亩，以每亩最低6万、最高9万的价格租给5个信阳市的老板盖“会所”，租期60年。
村民之所以愿意拿出土地来，跟由此获得的新机会有关。到现在，郝堂村中心村的新农村建设基本完工，成为城里人的休闲之处，每个周末都有数百游客，最多的一天超过3000人。
村里有了新的机会，一百多年轻人陆续回来了，村民说，靠农家乐和农副产品销售，收入增长了至少一半，多的翻了一番。
在李昌平的土地流转金融试验里，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资金互助社以及土地开发公司的运作，建立“村社共同体”的“经济基础”。
四年时间，互助社资本金从34万增加到230万，而村集体拥有的固定资产从不足100万增加至五六百万，包括学校、养老中心、大礼堂、广场等。
“村集体有了产权、财权，才有可能对村庄的一堆子事有事权。”郝堂村所在的信阳市平桥区一位官员对此非常认同，他觉得跟其他很多到过信阳讲学的“三农”学者不同，李昌平的方案接地气：“只等着国家项目拨款，没有经济基础，怎么做民主自治？”
在李昌平看来，农村制度的研究，“今天都走进了死胡同”。他认为，传统社会里有家族共同体，家族为主，乡村为辅。新中国建立后发展成村社共同体。但到今天两者都没有了，农民彻底原子化。“没有经济和产权制度支持，没有共同体，选举出来也没人干活。”
“中国大多数村庄，还是小农经济，不适合大资本。资本下乡，就是个剧烈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定是个反反复复的过程，进城，退出城，进城，退出城。”李昌平觉得，自己始终是在替沉默的小农群体代言。
然而，在一个封闭的村庄里搞内置金融和土地流转，建立“内生机制”，过程必然是缓慢和小范围的。而且“内生机制”的建立某种程度上仰赖村干部的道德自省和执行能力。
一个需要拿捏的尺度是：集体经济收入是不是越多越好？平衡的点在哪里？一方面，村庄必须有经常、稳定的收入，用来支持村庄基本公共事务的运转，但另一方面，经济收入必须与村庄干部能力相匹配。“钱太多，能力达不到，很快容易内部人控制，出事。”上述平桥区政府人士说。
农村的凋敝让人担忧，许多人都希望改变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面貌，但选择的路径却并不一样。
王世渝：“信托是最好的方法”
益阳建立的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流转信托平台。借由信托制度，土地三权分离――耕地、山地等土地所有权仍然归村集体所有，承包权属于村民，经营权则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流转到信托公司，由公司代为打理，出租给“大户”。但在益阳，没有商业信托愿意做，当地政府自行成立了一家信托公司。
就在李昌平开始在郝堂村的乡村试验一年后，2010年7月，王世渝设计的土地流转信托方案终于在湖南省益阳市草尾镇找到了试验场。
王世渝力挺资本下乡。他认为这样“知识和技术才会去农村，才能带去新的种植、经营和管理模式”。而资本下乡，瓶颈在土地制度。解决土地问题，相比订单农业、土地租赁、土地入股这类传统模式，“信托是最好的方法”。
此时，王世渝带着他构想的试验方案已经奔走了三年，“很多地方找我要，我也到处送，但一直都没有下文”。
此前唯一算是有回响的是重庆。当时重庆在搞统筹城乡试点，一个区的副区长拿走了王世渝的信托流转方案。很久之后，王得知，当初这个副区长的确采纳了他的方案，但是将流转来的土地低价转让给亲戚朋友，变相做房地产，从中寻租。
直到2008年，“把土地流转当做牛鼻子来抓”的时任益阳市委书记马勇真正对王世渝的方案发生了兴趣。从2003年左右开始，地处洞庭湖冲积平原的农业大市益阳就开始推进土地流转，但大多处于自发流转的状态，流转不成片、租期短、不稳定。
“去哪里找信托？”马勇问王世渝。益阳市政府的研究人员曾经找到湖南当地一家信托公司，当时的信托公司正痴迷于给房地产行业和地方融资平台输送资金，对方表示“不做土地流转信托”。
没有商业信托公司愿意做，于是草尾镇政府“打着政策擦边球”，独资200万成立了一个信托流转平台――沅江市香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有限公司。这个方案于是成为“益阳模式”的雏形。
借由信托制度，土地三权分离――耕地、山地等土地所有权仍然归村集体所有，承包权属于村民，经营权则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流转到信托公司，由公司代为打理，出租给“大户”――镇上管承租的农业企业叫“大户”。当然信托公司要求，流转时必须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土地必须成片。租期大约为8-10年。
农民获得的回报是，每年每亩400-500斤稻谷，以国家晚籼稻的收购保护价格计算。2012年，每亩地租金大约为660元。“大户”需要在年初一次性付清500斤稻谷的租金，另外缴纳每亩10块的服务费――这是政府平台在土地流转中的唯一直接收入。
信托公司作为“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机构，负责遴选“优质大户”。比如，目前的选择标准倾向于那些在全国各大农贸市场有固定窗口的“大户”。
大户入驻前，信托公司会先浇盆冷水：“农业不是暴利行业，做好连续亏损三年的准备。”
“一旦出问题，就会是群体性事件。”草尾镇党委副书记李迎辉说。2012年草尾信托公司发现一家山东“大户”拖欠村民两个月的工资，很快便解除了合约。
到现在，整个益阳大约一半的耕地发生了流转，其中约1/6通过信托平台。而在最早开始试点的沅江市草尾镇，通过信托形式流转的土地已经占所有流转面积的一半。
按照王世渝最早预期的那样，农民对外来资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增收，是最直接的红利。
“但愿大户都能赚钱，现在就担心大户不要我们的土地。”52岁的乐园村村民李平国在家门口一边种着蔬菜一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他是湖南大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雇工。他所在的乐园村95%以上的耕地被8家大户租用，大地公司经营着其中的1350亩。
土地流转之后，李平国的角色发生着变化：从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过去，李平国一家三口耕作4亩地，一年结余2000块钱。土地流转后，他们一家的收入是：4亩地的租金2000多块，两口子给大地公司的打工收入共4万块，加起来是原来的20倍。
作为最早开始信托流转试点的村庄，乐园村人均年收入1.5万元，高于沅江市平均水平近一半。
“大户”同样积极。在益阳，54个大户从政府信托平台处租地面积平均近800亩，大部分种植粮食蔬菜、花卉苗木。其中16个大户来自广西、山东等外省，租地面积基本在1000亩以上。
这些“外省大户”曾经“到处找过地方”。尽管直接从农户手中租地，租金基本不超过每亩400块，比从信托公司拿地便宜1/3，但很难找到连片的土地，签合同一般只有3年，“不好投入”――即便同样在草尾镇，通过自发流转获得土地的大户，户均租地面积仅为一百多亩，不到信托方式流转的两成。
在政府平台被引入之前，原子化的农民好像一盘散沙。农民和“大户”之间直接签订的“契约”，脆弱得随时可以被任何一方撕毁。
2008年，乐园村一百多户村民，将土地流转给一个外地老板。土地分散，加之赶上天灾，老板跑路时还欠村民6000元工钱。而大地公司董事长李卫兵2003年曾在一个村子跟农民租了200亩地种花卉苗木，收成不错，结果农民看着眼红，租期未到就闹着要涨价，或者收回土地自己干。
“中部地区不是很发达，在市场机制不是很健全、老百姓观念不是很跟得上的时候，政府还是应该用公信力培育市场。”李迎辉说。
政府自然乐见其成。土地信托流转一下解决了三个棘手的问题：谁来种地、人往哪去，以及钱从哪出。
大地公司入驻乐园村后的三年里，投入近1000万修建大棚、道路、电力、渠道等设施。李迎辉说，这是乡镇本级财政“无论如何都负担不起的”。草尾镇2013年镇本级收3200万，用于行政人员工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后，仅结余四五十万。
益阳建立的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流转信托平台，引来无数地方政府争相拜访。后来的另一个著名试点――福建“沙县模式”――亦脱胎于此。
不过，王世渝认为，益阳模式还处于“试验阶段”，“很多地方还不成熟”。如果要复制推广，必须设计更科学的治理结构，“让农民来参与监督，让农民当中的先进分子参与到监事会，避免土地流转通过招商引资‘开后门’”。同时，要有对经营不善的风险控制，要引进全面的社会保险。另外，也要避免土地向大资本、大财团集中。
“这是世界性的难题”
“小农农地不可能成为正规金融的抵押品，这是世界性的难题。”
流转只是第一步，如何能让沉睡的土地变成资本，才是真正的难题。
在王世渝的方案里，建立信托平台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给每个参与信托流转的农户颁发一个权证，相当于有价证券。第三步，建立益阳市土地流转市场，权证可以抵押、担保、交易。
“可行。但是整个过程可能需要十年。”沅江市委常委、草尾镇党委书记李前进说。
而他的副手李迎辉头疼的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大户”仍然没法用信托合同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大地公司三年固定资产投资投入近1000万，其中300万左右来自国家拨付的土地整理项目资金，其余全是自有资金，没有一分钱贷款。
草尾镇政府能做的是，将国家拨款的一些项目向这些“大户”倾斜。比如土地整理，每亩国家拨款2000元。
作为土地信托流转的试点镇，在政府要求之下，当地小贷公司和信用社在贷款条件上可以向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农民和从信托平台租地的“大户”发放小额贷款。
2013年，草尾镇引进沅江市汇通小额贷款公司。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证抵押贷款，一般每亩土地可以贷元。“大户”可以拿着信托合同到政府加盖证明，50亩以上贷款额度为20万，平均每亩约5000元。小贷公司向十多户“大户”共放贷180万。
草尾镇还打算引进一家村镇银行。“已经跟浦发银行接触好几次，希望2014年上半年能落户。”李前进说。草尾镇还向银行提出，能否通过“大户”联贷的方式解决一部分资金问题。
然而，对大多数商业银行而言，即便土地确权颁证到户，这些土地证似乎仍然只是废纸一张――给农民放贷，一是成本不合算。二是很难管理，万一出现问题，可不像拍卖企业资产那么简单，难以变现。
这些尝试引入外部金融资本的做法，在李昌平看来，不过是仍然“在用城市的思维思考农村的金融问题”。他认为，“小农农地不可能成为正规金融的抵押品，这是世界性的难题”。
李昌平觉得，他在郝堂村的资金互助社，可以解决这些难题。
年轻人可以从资金互助社贷款创业，种茶叶，种板栗，养猪，或者在附近搞珍珠岩矿加工。贷款利息年化15.6%，金额上限10万，期限最长1年。贷1万以下的，找两个入社老人签字担保。贷2万以上的，除了找老人担保，还可以拿林权证或土地使用证抵押。
村庄以内，风险可控。互助社的5名理事和监事，对这个村庄里的人知根知底，“银行有贷款的，家庭不和睦的，信用不好的，不贷”。
一旦农民无法偿还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在村社内部流转――这些对银行来说难以变现的资产，对同在一个村社的村民来说，却是有价值的。成立三年，互助社还未产生过一笔不良贷款。
这在过去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村子里少有人能从信用社或是商业银行贷款。“贷一万要送一千块的礼。”村委会主任胡静说，“任何一个商业银行给农民贷款都是克扣得很。”
四年时间，互助社资本金从34万增加到230万，现有贷款余额200万元左右。
不过，尴尬的是，郝堂村夕阳红资金互助社一直未获银监会发牌。因为区里支持，最后是在民政局备的案。
李昌平对此很困惑：2006年起国家开始允许搞资金互助社，截至2013年7月只批了49家，而“没法给农民、大户提供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的村镇银行却已经开了近千家。
王世渝则认为，应该“推动整个农村全面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包括银行、信托、证券等各种金融服务。
比如，草尾镇的政府信托平台每年会有半年期、多达几千万的沉淀资金――为了一定程度上约束流转土地的农民，大户每年初交付的土地租金，将每半年给农民支付一次。王世渝建议，这笔资金就可以设立小型投资基金，帮助农民创业。
再比如，未来可以考虑成立土地信托银行。
2013年12月30日，中国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公布。这次调查历时三年，耕地数据比以前多出来2亿亩。
两个试验的升级版
“经服社”是郝堂村夕阳红资金互助社的“升级版”――除了资金，村民还可以把土地、房产都“存”进这个“综合合作社”。
现在，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土地热，李昌平和王世渝的试验都走向了更高的版本。
2013年11月18日，郝堂村三百多公里之外，湖北梁子湖畔的张远村，李昌平帮助村民建立了一个名为“金地融托经服社”的组织。跟大多数村庄一样，这个村庄的集体经济常年入不敷出。每年收入5万元，主要依靠鱼塘养殖以及集体所有的林地出租，每年支出二十多万元，缺口部分仰赖“对口扶持和项目资金”。这个“经服社”是郝堂村夕阳红资金互助社的“升级版”――除了资金，村民还可以把土地、房产都“存”进这个“综合合作社”。
根据所有社员商议的结果，存款社员年息6%，大致相当于资金紧张时期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存款的村民还可以存款金额的80%为限为贷款户提供担保，如果以存款资金担保贷款并收回的，则可以享受8%的利息。贷款6个月以内，年化利率18%，如果贷款6个月以上，年化利率14.4%。
相比郝堂村的资金互助社，“更高级的功能”是，村民可以承包地入股，最少10年以上。每年年初获得200斤籼稻的收益（同样按国家最低保护价计算），旱地和林地分别为130斤和70斤。如果年底结算，还可享受租金利息6%。村民如果以入社土地抵押贷款，水田每亩可以贷款4000元，旱地、林地每亩可贷2600和1400元。
村民还可以用宅基地上的“闲置房产”入股，每年收益是房屋估值的1%-2%。村民还能以房产估值的50%抵押贷款，也可以估值的50%提供担保。
经服社成立时，共募集资本金187万元，是郝堂村资金互助社成立之初的约6倍。按照李昌平的说法，成立不足一月，村民的土地流转意向已经接近2000亩，相当于全村水田和旱地面积的一半。
按照李昌平的构想，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除了传统的贷存息差，还可以以“内部信托”（相对于益阳的“外部信托”）的方式经营流转入社的土地――相当于把郝堂村的资金互助社和绿园公司合而为一。
下一步，进城村民的闲置房产可以在村内流转给有需要的（如家中有新增人口）村民，或者由经服社统一代为经营，比如，用作农家乐的住宿点。经服社也可以因此获得收入。
李昌平认为，这套方案可以实现宅基地的有偿退出。“假设村子里原来1000人，流出200人。这部分人的宅基地复垦后，村集体可以直接跟国家结账。”
就在李昌平开始他的“内置金融”升级版前后不久，王世渝也计划在丽江文笔海畔打造他的信托流转“升级版”。“这次是从商业的角度来做的，之前（益阳）完全是实验性质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有人找到王世渝，想在丽江做一个“文化产业园”，实质是想利用土地流转做房地产。王世渝推翻了这套方案，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
通过跟新华信托的合作，流转丽江文笔海畔四个自然村共1.2万亩土地，做一个“中国梦想村”――不改变土地性质，至少一半以上仍然“种地”，但“做高科技的东西”，比如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达到每亩1万元的产出，“几千亩地就是几千万”。其他的地，做分散、自然的产业园，“两层楼，楼上居住，楼下就是办公生产、经营，可以做设计、写剧本，也可以做手机游戏”，以及各种各样的酒店、养老中心、康复中心。而这些都将是这个“梦想村”的收益来源。
王世渝特地为这个项目拜访了全球首个“零碳城市”阿布扎比的首席构建师巴亚达。他希望这个“梦想村”也是“零碳”、低碳――不使用化石能源，没有电网、电杆、电线，不再用国家电网的电，而是采用分布式能源，利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发电。这里不允许烧柴油和汽油的车进入，这里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有机环保的……
至于钱，王世渝做了多种金融设计：首先是农民的土地流转信托，保证农民的财产权益。同时可以发行一个信托计划，可能会融资三到四个亿，来保证对农民的支付。第二步，准备发行基金，用基金投资做基础设施。同时由农民权益的受托方信托公司和基金的有限合伙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基建改造完成之后可以“分包出去”，比如，能源外包，然后电费分成，收益则由农民和基金投资人分享。
“未来有很多利益分配是要花很多脑筋去做的。”王世渝说。
王认为，前些年很多地方浩浩荡荡的“赶农民上楼”运动，的确会让人对“资本”心怀戒备。有些人主张防止资本下乡，防止资本对农民利益的掠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利用信托制度“能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用基金、信托这种模式，没有单一的、垄断的大资本，资本都是分散的，不会造成贫富分化，也能保证农民分享收益。”（《南方周末》）
“农民上楼”的社会后效：城市化对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
市S区T屯Y村为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21世纪影响世界进程和改变世界面貌的两件大事之一。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不断向外围扩展，大量农村住房用地以及耕地被征用，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离开了院落式的平房，搬到社区单元楼房中居住，出现了“农民上楼”的现象。这种现象已遍及北京、山东、上海、重庆、云南、黑龙江等地，影响了上千万农民和市民。
一、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上楼”之后，农民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农民脱离土地后，新的价值观、社会文化等接踵而至，在失去土地经济来源以及物质基础的同时，心理和精神上也会产生极大的不适，很多农民面临着“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难以融入城市、自我认知失调等困境。“农民上楼”所引发的各类问题不容忽视的，这关系到农民能否分享城市化的成果，更关乎社会秩序维持与建构，乃至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和发展。
目前学术界对与“农民上楼”以及失地农民等方面的研究浩如烟海，但大多围绕征地、拆迁纠纷、补偿款等问题展开。从住房改变入手，对农民上楼前后生活状况变化进行的研究数量很少。笔者希望从农民上楼前后生活方式的变化入手，研究城市化的宏观进程对农民生活的微观情况造成的影响，其中包括对经济收入和职业、社会互动方式、文化风俗、社会和角色认同等方面的影响。
笔者走访了隶属H市S区T屯的Y村，该村位于H市西北部郊区，占地面积约为24万平方米，常住人口约700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农业户口，由Y村村委会管辖。该村总耕地面积约为4200余亩，人均耕地面积5-6亩，属于H地区等级较高的耕地。上楼之前，该村的经济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每户农民都有承包地或自留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同时有部分农民外出打工，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体力劳动，且主要在农闲时节进行。另外，部分农民拥有多间房屋，进行房屋租赁和小生意经营。
2005年该村土地被征用，将该村村民迁出，拆毁原村的土地和房屋，并由H市的BC集团在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将该村变为一个商业住房社区，并将该社区中5栋8层多单元楼房作为回迁楼。2010年11月，Y村村民正式入住回迁楼。
Y村是比较典型的因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而导致“农民上楼”的例子。笔者的一位亲属是Y村的村民，通过他联系村民进行访谈比较方便的，所以笔者选择了Y村作为研究对象。笔者采用滚雪球的方式，以一户人家为起点，由这户人家发展两户人家作为“下线”，再由这两户分别联系新的家庭，以此类推，共选取14户家庭，对不同年龄层的村民进行访谈，尽可能增强研究的代表性和科学性。
二、“上楼”对农民经济生活的影响
1.生产方式和职业――流动的失业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只有靠土地谋生的人才知道土地的重要性，对于乡下人来说泥土是他们的“根”、是最重要的“神”。农民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生产方式与职业的根本变化。
Y村在拆迁之前一直以第一产业为主要经济来源，村里的每户人家不论家里是否有人外出务工，家里的承包地和自留地年年都会有人耕种。在笔者采访的家庭中，平均每户在征地之前的几年中平均每年的土地收入有4万至7万元。失去了土地则意味着这一份比较稳定的土地收入来源的断绝。40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缺乏非农职业技能，征地之后，政府并没有开战职业安置管理和就业指导工作，部分“上楼”的农民便失去了稳定的职业。他们在城里可能找到的工作都是一些低薪酬（1000元以下）、低技术含量的临时工作。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这种在现代社会中职业不稳定的情况可以算作“流动状态的失业形式”。
“我……就会种地。我家有3垧地，要是全种稻子每年能收好几万。现在是啥也没了，咱们也没技术也没头脑，也不会搞经营，上城里也就能找找出力的活，人家还不定要不要。像我们村那些年轻的有手艺的还有点找头”――Y村村民A
“上楼”对原来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同样有冲击。一些农民在耕种土地的同时也从事着一些小本经营，比如开理发店、租房子给进城务农的农民工等，这种小本生意能行得通的原因之一便是其房屋租赁成本低廉。由于城乡结合部房价和地价都比较低廉，一些农户可以在城市边缘租赁门市房做小生意，也可出租自家空闲的房屋。笔者访问的四个家庭都从事这种小生意，他们通过这些小生意每年能得到近万元的收益，而这份收益也随着征地消失或减少了。
“原来我在XX大学旁边开小卖店，每年也能挣个千八百的，现在虽然还能开，但是这边土地扒了商品房一建起来，地价呼呼地涨，租门市房也比原来贵多了。”――Y村村民A
生产方式和职业受征地影响较小的一部分人是年龄在20到30多岁的人，这部分人在“上楼”之前就在城市周边从事一些临时性工作，如电工、粉刷工等，征地之后他们仍从事原行业，经济来源并未消失，反而多了就业的机会。因为搬迁创造了大量需要装修的客户，建筑工地也需要一些青壮年工人从事体力劳动，为他们提供了暂时的就业岗位。
“对我倒没啥太大影响，我一直也没种过地，就搞装修，有活就干没活就找，现在正好大家都上楼需要装修工”――Y村村民B
综上，“上楼”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由固定的农业生产变为以流动就业为主，具有不稳定的特点，而且以简单的体力劳动、地报酬的临时性工作为主。
2.生活成本的激增
中国农民日常的货币消费较少，肉蛋来自自家圈养的家禽家畜，平时吃的蔬菜粮食来自于自己的园地。农民失去了耕地，也就失去了宅基地和自留地，失去了原来低成本的生活方式。
“你别看我们收入低，我们一年到头啥大钱都不用花，我们原来菜是自己种的，鸡鸭鹅猪是自己养的，水井是自己打的，连种子都是自己留的，上肥啥的都不用花钱，就是每年交那么点电费，也就20来块钱，现在可倒好，睁开眼睛啥也不用干就花钱。”――Y村村民C
据笔者的访谈，农民生活成本的增加可以大致量化。例如Y村村民A，他家“上楼”之后共花了3万元装修新房和购置家具，2010年上缴了一年的物业费3500元，取暖费按照房屋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28元收取，燃气费按照煤气表上一个字一元钱收取，每个月的水电费大概30多元，失去了庭院经济每年约损失1.5万（也就是要维持饮食质量不变的情况下至少需要多支出1.5万）。此外原来的村办学校被拆，所有儿童和青少年都要转学到城里念书，虽然教育质量有所改善，但学杂费、生活费都增加了很多。还有尚未计入的隐形成本的增长。而他们的收入则缩水了许多，纯农业收入全部失去，对于那些没有经营性收入的农民来说，做临时工的工作每月平均能赚700元左右，一年的工资可能无法弥补新增的生活开销。
很多村民在“上楼”之后他们非常俭省，还想有所积蓄，但很难做到。
“我就不想坐吃山空，补偿款就那些钱，架不住天天花，以后有个病有个灾的咋整？现在能动就得赚钱就得省钱，不能动老本。”――Y村村民C
综上，“上楼”使农民生活成本增加。同时，农民并没有找到能够弥补新的开支的新的经济来源。
3.社会保障的悬空
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农业与非农业户口所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差距甚大。征地后，部分农民变为城市户口，而另一部分村民因希望以后还能分到土地而保留农村户口。
不论是户籍是否改变，他们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保障的悬空。已经转为城市户口的村民，既不再拥有新农合的社会保障，也未获得新的城市社保。
“现在我们是啥都没用，征地也没给社会保障方面的优惠，原来好像每年给大队交几十块钱就能参加新农合吧……现在也没新的啊，到现在还没人联系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上哪交去”――Y村村民D
“前一段时间好像是有社保局的人来问过保险的事，说是先交一笔钱，然后以后每月给开工资吧，但是我家没交，这不就等于把自己的钱放他们那然后他们给定期发放么？那我要是活不了那么长时间岂不是都白交了么？”――Y村村民E
“我自愿交的社会保险，每年交一部分，2009年交了2万多元，承诺2010年给8000元，但一分都没给，今年又变成了每月给500，我真后悔交过这个钱，活到哪天还不一定呢，好几年也收不回来，都不知道给谁做贡献了。”――Y村村民G
对于拒绝转换城市户口的农民来说，由于衔接工作不到位导致的个人社保资金缴纳断档是主要问题。在“上楼”的过程中，由于村委会的地址和工作人员也处于变动中，村民不知道去哪里缴纳社保基金。
从以上情况中可见，城市社保局的行政工作漏洞不可忽视，政府还需要帮助农民建立对于城市社会保障重要性的认识。
4.补偿款的滥用
有些“上楼”的农民一夜暴富。笔者走访的T屯中就有一部分这样的农民，被媒体称为“貂车屯”，他们攀比炫富，购买貂皮和汽车，这补偿因此快花光了。
“得瑟呗，其实手里都没几个钱儿，没有谁的补偿款超过百万的，我就不相信他能养的起车，都是败家子儿，我们的钱都存银行里不敢动，那可是老本啊。”――Y村村民F
笔者了解到，农民的补偿款并没有媒体上报道的那么多。Y村村民A说，他家有砖瓦房六间，约300米宅基地，2700平房米的院子，除一套80多米的商品房外，共到手30多万补偿款。但新房只能办理成为集体房产证，以后不能自由买卖和转让。据他介绍，村里大多数人的补偿款大多近似这个数量级。
手中突然涌现的大量现金让一些农民迷失了自己，以为自己是富翁不应该工作，尤其不应该从事那种又脏又累、工资低廉的体力劳动。很多农民整日泡在附近的麻将馆赌钱。笔者第一次去该村调查是在2011年的正月十五，很多新楼的一楼还没装修就已经摆好了麻将桌，农民边抽烟边打麻将，一片乌烟瘴气。
“有的小年轻就是败家，成日介打麻将，一打就打大的，一输输好几百。”――Y村村民G
面对大笔现金的突然涌入，大部分农民不善理财。笔者访问的家庭多数将补偿款存在银行，只有一户人家用补偿款在城郊买了一幢很小的门市房做小生意，他们不敢够买银行的理财产品，也不敢投资股票市场。
“我们农民哪懂什么经营和做买卖啊？说是炒股票赚钱，那要是赔了后半辈子咋整？这点补偿款不敢动，说啥也不敢动。”――Y村村民G
二、 “上楼”对农民社会互动的影响
农民“上楼”后面临社会关系网络的裂变和重构。
1.面对面互动的压缩和村庄社会地位象征的瓦解
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中血缘和地缘是社会网络中的重要关系。阎云翔先生认为，乡土社会以其成员间紧密的社会互动区别于城市社区。农村住房的特点能够支持这种紧密社会互动，如北方农村的火炕，白天用做客厅，邻里亲戚间串门不需要通报，直接进门坐在炕上聊天、吃瓜子；有时厨房也是向外人敞开的，邻居家可以来搭火一起做饭。这种居住空间的非私密性拉近了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的距离。
很多研究指出，城市社区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便是邻里间关系的冷漠和稀薄，这与城市社会的流动性大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此外楼房的私密性也阻碍了邻里间关系的密切和互动。
受访村民都觉得“上楼”之后与邻里和亲戚间的走动少了，普遍认为空间距离的拉长不利互动，互动的场域也减少了。开发商为了多盖商品房，极大地压缩了回迁楼区的社区面积，基本上是楼房紧挨楼房。此外，在农民家庭内部的会客空间也出现功能性分化，卧室完全供主人休息，而客厅则是会客的场所。“上楼”之后的村民一般串门时就在客厅里喝茶看电视，因为楼房的房间比较清洁，村民一般不好意思在对方家里吃瓜子花生等需要剥皮的东西，这就减少了村民做客的时间。
“以前夏天就坐村头大树底下，晚上吃完饭没事就坐那唠嗑。现在上人家去还是觉得有点拘束，上楼下楼的也麻烦，反正就是没有平房时候，抬腿就进去感觉那么舒服。现在我孙子也不敢让他随便跑，怕丢了，原来在村里边谁都认识，不像现在小区里啥人都有。”――Y村村民D
“现在我不怎么去别人家了，去了还得脱鞋，脱鞋太麻烦，不脱鞋还显得不尊重人似的，所以我有空就愿意在楼底下转悠转悠，碰上谁一起唠唠嗑就完了，不费那事，整得人家埋埋汰汰的。以前邻居都疏远了，有的不在这小区住的都不联系了，还有一家欠我钱的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Y村村民H
这样，在农民脱离了土地的束缚闲暇时间增多的情况下，社会互动的频率仍大幅降低。村民对交往频率下降感到不安，觉得相互间关系变得疏远了，见面寒暄多了，知心话少了。
在村庄的社会关系中，个体或家庭亲友的多少、关系的远近、亲友的社会地位都是象征个体或家庭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原来村里某个体或家庭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出半天全村都知道，而现在连近亲都需要分别打电话通知，村庄社会关系的象征意义便土崩瓦解了，一些传统的风俗和礼节也失去了原来的含义。
“同村的人家里的红白喜事全村都知道，现在是看了单元门口挂了纸钱都不知道是谁家里出了白事儿。原来办婚礼办丧礼都在自己家里办，家里有大院，一次仪式可能要办好多天，但是现在没那个条件了。前几天一个老人去世，在殡仪馆办的，也能容纳很多人，但是好像跟原来的感觉不一样了，大家参加完就散了，主人也不办宴席了，基本上是来了给了钱就走，再没有给老人守灵的人了，传统都废了。”――Y村村民K
2.社会资本的重要性
社会资本对于职业选择的重要性在“上楼”后的农民身上体现得较明显。“上楼”之前的社会资源决定个体或家庭在村庄中的地位，“上楼”之后，社会资源则能决定个体是否尽快适应城市环境。
“上楼”之后的农民普遍缺乏了解就业信息的渠道。那些在“上楼”之前已从事非农职业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他们的介绍人，那些有亲戚朋友在城里居住的村民也多有更多的信息渠道。
3.征地纠纷引起的社会分化――群体过程的崩溃
w谈中笔者发现，在面对政府征地和开发商拆迁的外在强力时，Y村的部分村民形成了一个内聚的社会群体，都对补偿款的数量和对没有房产证的房子没有补贴的政策非常不满，希望通过拖延搬迁来增加与政府和开发商协商的筹码。但是由于L家族可能通过L村长的关系得到了更多的利益，没有配合村民们的行动，该家族约占全村人数的三分之一，村民的群体团结被打破，群体过程瓦解，村民失去了谈判的筹码，只能陆续地搬离土地，而没有获得满意的补偿款。
三、&农民“上楼”后的自我认知和角色认同
农民“上楼”意味着社会角色的转换。社会角色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与人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相一致、社会所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自我认知则是个体对自我的理解和看法。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从基层看去是乡土性的。“上楼”后的农民脱离了乡土，角色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被打破，与之相对应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阶层意识和生活预期都会发生强烈变化。
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农民“上楼”后的自我认知和角色认同的变化：“上楼”后认为自己是不是城里人；“上楼”后如何适应新的社会角色；“上楼”后农民的社会位置和社会参照系。笔者在农民“上楼”后一年左右对该村村民进行了回访，并与之前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照。不同年龄层次的村民的自我认知有显著差别。
1.青年人正在成为市民
几位年轻村民认为自己已是城里人，也愿意将户口变为城镇户口。这些人多数是初中毕业便进城打工，对城市生活的便利、卫生、物质条件等非常喜爱和适应。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渴望融入城市的生活。同时，他们也看到整体社会环境中，城市人的社会地位、福利水平等都高于农村人。缺乏与土地的联系，全方位接触城市文化，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引导使得青年人期望改变身份，断绝乡土根基，主动融入城市生活：“我在市里打工的时候住的集体宿舍，条件也比家里要好得多，干净。买东西啥的都方便，就是贵点。市里教育质量好，总不能让孩子也一辈子当农民吧，市里的孩子跟咱们村里的孩子差别太大了，人家孩子多才多艺，能上好大学，我小时候连大学是啥都不知道。”――Y村民J
“上楼”一年后的回访结果显示，青年村民积极在市里寻找工作，消费观念、人际交往等方面都有明显变化。
青年村民不再满足于过去的临时性、非正式工作，而是寻求较为稳定的工作。过去青年村民多数在建筑工地打工，在城乡结合部从事短期的工作。而“上楼”之后则不同，青年村民需找工作不光通过熟人介绍，也从求职中介、街头广告等方式获取信息，一些个体经营、商城、家政公司等也进入了村民的职业选择范围。就业地点也不再局限于城乡结合部附近，而是走向市中心。　职业的正规化是青年村民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拢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建筑工地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农民工，而且那个工作也不稳定，一个工程完了也不知道下一个什么时候才有。现在选择的途径也多了，也知道还有其他不少工作都能做的。”――Y村村民J
同时，青年村民对于周边邻里的概念超越了村落共同体的范围，向城市社区的观念转化。城市单元社区的私密性更强，人与人之间的区隔更强，近邻也可能是陌生人。青年村民最初对此也颇为不适，但渐渐习以为常。随着在城市生活时间变长，青年村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和交往范围呈几何级数增长，不再局限于村内的村民，而是扩大到工作场所以及其他生活轨迹所达之处。
青年村民对于老一辈保持的很多乡土生活方式并不认同。文化惯性导致中老年村民不可能像青年村民一样迅速转变。青年村民变得更干净更卫生，追求城市的新潮文化和打扮，不再崇尚简朴的生活，这种越来越大的差异引起了一些家庭矛盾。
综上，青年人渴求融入城市，自我认知正向新的角色靠拢。
2.中老年人心理调试困难
中年和老年村民只对城市身份表示被迫的认同感。虽然在制度上他们已与城市人无异，然而在心理上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制度性角色与自我角色认同产生了巨大的断裂，造成了“上楼”农民的角色紧张和自我认知失调。在“上楼”后的一年中，情况没有实质性改变。
中老年村民对城市人和农村人差异最直观的反应便是“种地”与“不种地”的职业分别。失地之后他们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却找不到与城市人同性质的职业，只能从事那些城里人不愿从事的低等级的劳动。因此，很多中老年村民非常不愿意转为城镇户口，因为农村户口还有分到田地的可能性。
“我们农村人就会插秧、会施肥，我们生下来就学这个就干这个，你看我这手又粗又大又有劲，不像你小学生的手。我们没有城市人那些个经营的头脑，那些个行政的头脑，要能找着像城里人坐办公室那样的活敢情好，那不是找不着那样工作么？咱农村人还是最会种地。以后有地了还得回去种地，我也不愿意上市里打工去。”――Y村村民B
此外，中老年农民一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接受新的事物。城市的高消费水平、食品安全问题、交通问题等等都成为了困扰他们的重要因素。部分受访中老年村民在很少独自外出，也很少去远的地方，因为“出门就得花钱”，迷宫一样的城市也让他们无所适从。
同时，邻里关系的疏远对中老年村民的影响较大。他们并不像青壮年村民那样能够发展更广阔的社会支持网络，交往范围因“上楼”的而缩小。农闲时的串门话家常、田垄上的热情招呼、村头的小型集会都随着单元社区的到来而消失。村民群体内部的互动不似原来那样亲密和频繁，而与城市居民群体间的互动可谓是冷淡的甚至是缺失的。
最后，中老年村民非常重视自己的养老，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城里人在社会权利上是不同的。在有土地的时候，只要能干活就不愁吃喝，但是现在坐吃山空的状态让他们看到城市的社会保障的重要性。 “上楼”之后，中老年村民的眼界更加开阔，见识得更多，期望也更高，产生了一定的相对剥夺感，也导致他们“上楼”后幸福感的下降和认知失调：“要说我觉得自己是城里人，我怎么说也没享着城里人那份福，而且还是农村户口；要说我是农村人，我又住楼房又不种地，我也不知道算什么。”――Y村村民G
1.研究的基本结论
笔者根据对Y村14户村民的进行了深度访谈，从生活方式变化的角度对“农民上楼”的社会后效得出以下结论：
在经济生活方面，“上楼”对中老年劳动力来说意味着劳动寿命的缩短和流动性失业，而对青壮年劳动力来说影响甚微，还提供了暂时性的就业安置岗位；在失去固定经济来源的同时，农民还面临着过去低成本生活的终结，以及暂时性或永久性社会保障办理的滞后，不得不承受社会保障悬空的隐患；部分农民在突然得到巨额现金时迷失了方向，陷入了补偿款滥用的漩涡。
在社会互动方面，“上楼”意味着社会关系网络的裂变和重构，与过去的社会互动方式逐渐分裂，并重构新的社会互动方式。农民与亲友面对面的互动方式逐渐减少，相互间的社会联系冷漠化、稀薄化，农村社会地位的象征符号也在这个过程中崩溃，一些传统习俗也渐渐淡化；社会资本在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在更开放的市民社会，社会资本影响了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速度；征地过程中的矛盾瓦解了村落共同体的团结，终结了群体过程在维护村民权利中的作用，造成了村民间的分化。
在身份认同方面，由于职业区别、思维差异、能力素质分野以及享受社会权利的权力不平等导致了农民角色转换过程中的角色紧张、自我认知失调、相对剥夺感以及社会认同的模糊化。
2.文章的不足及研究展望
第一，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小样本调查的基础之上，仅14户人家的调查资料不够完备，说服力稍显欠缺。另外，笔者对相关理论的驾驭能力有限，使得文章整体理论深度不足。
第二，本文仅探讨了生活方式的三个侧面，并未将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完全覆盖，而本文所包含的几个方面的研究也是较浅而不全面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再继续深入调查并完善研究。
第三，本文主要是静态的研究，考察某一时点的状态，虽然后期进行了回访，但是时间跨度较短，不足以看清动态的变化。
最后，本文以描述性研究为主，解释性研究为辅，对于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的分析力度不够，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和逻辑有待深入发掘。（/）
来源：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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