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日报社数字报
第B03版：看天下·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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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头文件”卖烟吐出“权力烟圈”
湖北公安县屡曝摊派烟酒，人均6条烟 稿件来源：
&&政府发“红头文件”，层层摊派卷烟销售；财政出钱设“奖金”，村镇干部变成“推销员”……为刺激当地烟草消费，湖北省公安县日前曝出摊派怪事。早在2009年，新华社就报道过公安县发文下达“公务用烟”任务，用“查烟头”办法检查落实。如今，“有形之手”再现越界的荒唐。&&政府摊派卖烟酒
全县人均60包烟&&&&记者近日赴公安县实地调查得知，这份名为《公安县2013年烟草工作考核办法》的“红头文件”，由县卷烟市场整顿领导小组于2月27日下发，明确提出全县销售卷烟必须达到25100箱。按照每箱250条，每条10包计算，共有6275万包。而公安县现有人口105万左右，相当于每人每年要抽60包烟。&&这些销售任务被下分到各乡镇。记者在上述文件里看到，公安县所辖的16个乡镇中，根据烟民人数，都被分数量不等的任务，最多的斗湖堤镇达4165箱；最少的黄山头镇也有819箱。&&为落实上级任务，一些乡镇也专门制定配套方案，将任务分解到各村。但村里就无法往下分解，只好请经营户帮忙。&&被摊派销售的不仅仅是烟，还有酒，只是形式更隐晦。记者调查发现，公安本地产的“黄山头”酒销售，也有镇村干部的“功劳”。&&记者在夹竹园镇多家零售店看到，店里都堆放着不少“黄山头”酒。几位店主告诉记者，每年下半年，村干部都送来一二十箱酒要求代销。&&事件在网上“曝光”后，县里有关方面要求不得对外讨论此事。记者致电章庄铺镇玉虚阁村支书彭道章时，他连忙否认村里参与烟酒销售。但据统计，玉虚阁村香烟销售任务已完成全年的70%以上。&&&&大张旗鼓考核 “钱袋子”诱惑&&&&无论是通过“红头文件”明确卷烟指标，还是村干部被质疑沦为白酒“推销员”，背后都隐见“利益驱动”。&&《公安县2013年烟草工作考核办法》显示，全县全年烟草市场工作经费总额为100万元，各村镇按照销售任务完成百分比拨付；超额完成且排名靠前的乡镇有奖励，完成任务不足95%的乡镇，不予拨经费。据了解，这100万元经费来自地方财政。&&在奖励激励的作用下，一些乡镇为了提升排名拿到更多奖励，甚至将烟草销售情况与村干部工资挂钩。&&章庄铺镇镇长呙于松说：“村干部工资分为基本工资和浮动工资两部分，浮动工资根据重点工作完成情况来确定，烟草整治是重点工作之一，完成情况影响着浮动工资。”章庄铺镇荆红村干部也证实，工资受到烟酒销售任务的影响。&&采访中，有村民反映，部分村为了完成任务，甚至从村级财政中拿钱“内部消化”。公安县政府新闻发言人袁碧峰证实：“目前，已查证章庄铺镇同心村、荆红村因烟草工作，村级财政存在亏损，具体的亏损原因尚在调查。”&&地方财政出钱，县政府下文，大张旗鼓卖烟是为何？公安县烟草专卖局局长龚联华说，全县烟草领域每年缴税约3000万元，其中地税约1000万元。加大香烟销售管理，有利于挤占市场，增加税收收入。&&公安县加大本地酒的销售也因为这一点。黄山头酒业一位董事告诉记者：“去年，黄山头酒业在公安县销售量只占13%左右，提高本地的销量就可以多交税。”&&&&“摊派恶习”频现 “权力烟圈”作怪&&&&10月22日，公安县紧急下发通知，宣布撤销有关烟草销售任务的文件。袁碧峰介绍，目前，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三级联合调查组正在作进一步调查。&&事实上，这已不是公安县第一次下发“红头文件”摊派烟酒销售任务。早在2009年，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就报道了公安县“红头文件”要求公务用烟之事。当时很快叫停。一些村民反映，此后不久，这一现象又“死灰复燃”。&&一位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地方政府积极销售烟酒有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某品牌烟酒在当地卖得好，厂商或代理商都会给相关部门送上一定量的烟酒予以“感谢”。&&今年8月开始，公安县全面开展“力拒舌尖浪费陋习”的专项治理活动，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袁碧峰说：“出于支持、服务本地企业的考虑，公安县确实公开倡导过喝本地酒。”&&当前，中央正在要求各级政府转变职能，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更不能乱伸。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赵振宇表示，改革就是要做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加减法，理顺各自的关系。摊派“红头文件”屡屡出现的背后，是地方狭隘的发展观、片面的政绩观在作怪。&&事实上，国务院2010年曾专门下文，清理乱收费、滥罚款和乱摊派的政府“红头文件”。专家认为，地方政府以监管市场之名，行地方保护之实，干涉市场秩序，看起来是为了增加税收，实质上破坏了市场公平，导致恶性竞争，丢掉了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基本职能。&&深度追问&&还有多少荒唐的“红头文件”亟待废除&&政府公文，本应关乎民生福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烟酒销售，本是市场行为，但少数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其中，无疑是严重的“职能错位”；专门下发文件明确指标任务，实属对公权力的放纵。&&仅在湖北，已有多地被曝出现“红头文件”摊派行为。2009年，同样是公安县下发“红头文件”，规定全县一年公务用烟要达到23000条。2006年，汉川市政府下发“红头文件”，指定专门的公务接待用酒。2007年，洪湖市下发“红头文件”，分解公务用烟指标。&&荒唐的“红头文件”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甚至在同一个地区反复出现，往往源于地方官员急功近利、谋取政绩的执政心理作祟。“唯GDP论”的政绩观盛行，一些干部追求经济增速，不惜通过多种途径摊派任务，实现地方财政的“曲线增收”。&&政府部门越俎代庖，或许能够获得短期利益，但却损伤了“红头文件”的权威性，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削弱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当前，中央正在力推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整风肃纪，大力弘扬为民、务实、清廉之风，不仅要从理念层面进行革新，更需要通过科学执政切实践行。至少，一些地方政府应该扪心自问——还有多少荒唐文件亟待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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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农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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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烟的秘密：扭曲的消费
　　一包烟卖到230元的天价,它的典藏版最高至每包1000元。这种叫做“黄鹤楼1916”的香烟,与其他天价烟一起,印证着高档香烟消费市场的扭曲。
　　“有‘黄鹤楼1916’吗?”
　　“有!”
　　这里是北京家乐福双井店的三楼,唯一一家香烟专卖——“TOBACCO烟”。它宣称存货充足,可以开发票并“保证百分之二百是真的”。
　　价格为2300元,每根香烟折合11.5元!
　　一般商店难买到
　　这种叫做“黄鹤楼1916”的香烟,由湖北中烟公司生产,拿在手中,感觉略重、短粗。包装并不像它的价格那般惊人,而是古朴的铜色,印有黄色的仙鹤图案和两个成年男人的头像。前者证明它的血统——湖北中烟武汉卷烟厂,后者是为纪念卷烟厂的前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创立者。
　　家乐福双井店的一位女店员说,“黄鹤楼1916”的销售状况有很大不确定性,但遵循着大体的规律,过年过节送礼多时就卖得多,“一天有时能卖出去三五条。”她提醒说,如果去其他一些同类大商场买,这条烟的价格还不止每条2300元。
　　家乐福店的路对面,有一家规模不小的烟酒商行,买烟的人络绎不绝。但想要买“1916”,女店长称“遥遥无期”,至少需要等上一个月,“到十一前后给问问,能不能有”。
　　店主称,价格约在每条1900元,但不确定这是最终成交价。“没听说国家要给烟加税么?”她反问。
　　从这里向南走,不远处的公交车站旁,是一家经销烟酒茶的小门店。
　　“有‘黄鹤楼1916’吗?”
　　“这烟刚才还有个人来要……我告诉他了,没有。”男店员略带诧异,“那种烟,我们这里基本不上。”
　　这名店员给出的价格是:一条1400元。但何时货能到手,不能确定。他说,明天正好要去烟草公司上货,可以“捎带着”问问。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了。这样的烟，我们不敢到外面去拿，只能找烟草公司。像我们这样的烟店，一年也就能给一条两条。”
　　缘何身价高贵
　　“那支烟(指黄鹤楼1916)比一般的烟短，过滤嘴也短。就那么一小截。”39岁的公务员陈凯说。“当然是送的。咱工资能买得起那烟?”
　　陈凯在某政府部门任职，级别只有副科但颇有些实权。对“1916”的口感，他的评价是“也没什么太特别的味儿”。
　　两条“黄鹤楼1916”是过年时送到他手中的。送烟的人对他说，这是托人拿“条子”才买到的，一般小烟店根本就上不到，也上不起，况且小烟店假烟也特别多，不敢买。
　　“条子”，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却在天价烟的市场上复活。
　　“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熟悉湖北中烟的业内人士刘楚透露,“1916”的稀缺,主要是出于两方面因素。
　　其一,产量确实少。“社会上有议论说，1916的价格全是捧出来的,包装出来的。说这话的人，真是不了解这一行。”
　　刘楚透露,像“黄鹤楼1916”这样的高价烟，也并非外界所传“贵得一点道理都没有”，还是有一些技术含量的，与普通烟相比，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手工工艺制作和香料两方面。
　　这种烟选烟叶、制丝、加香、加料等程序均由人力以手工完成,而非像一般卷烟那般由机械处理。每200公斤烟叶中筛选出1公斤,这无疑会导致其产量受限。刘楚说,它所用的香精香料的质量也相对好些,“那烟不怎么呛嗓子。”
　　其二,是厂家故意控制产量，不能卖多。这也符合奢侈品营销原则。一位广东烟草公司的负责人估计，“黄鹤楼1916”每年全国的产量也只有2000箱左右,“通过正常渠道很难买到”。
　　当然，将香烟卖到天价，也离不开营销包装。
　　“黄鹤楼1916”的文化营销包装可谓从头到脚。根据厂方宣传:它的名字就起源于1916年,武汉卷烟厂前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的成立。然后是当年聘请“玻利维亚首席烟草配方师”设计,却因“技术瓶颈”“成本过高”而未实现,现在……
　　后面的暗示，自然是——现在的中国人,不差钱了。
　　市场游戏规则
　　记者经过多方采访证实,“黄鹤楼1916”之所以难买,还有另外的因素:各地烟草专卖局对“黄鹤楼1916”之类的外地烟包括天价烟市场准入的控制。
　　各地的烟草专卖局首先要保证本地烟的最大销量，确保自身上交的财税。然后为了丰富市场才引进一些外地烟种，将它们批发给本地烟店售卖。而天价烟，作为对品牌利润贡献最大的烟种，也是受控最严的。
　　业内人士透露，这是一个博弈、相互“给面子”的过程。双方都知晓对方的底牌,也都理解对方的欲求。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做出某个地区销售多少品种的大体规划之后,一个地区的烟草专卖局，要和数十个地区的同行单位展开博弈。
　　“在中国，要是能把烟卖出去，你什么都能卖出去了”。一名销售人员说，一个香烟品牌的攻城掠地，首先就要搞定当地烟草专卖部门，让他们同意你的烟在当地销售。
　　一位熟悉“黄鹤楼1916”市场情况的湖南经销商说,由于这种游戏规则的存在,有时候,“黄鹤楼1916”也有滞销的可能。他对记者介绍说,因为烟草的消费者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品牌忠诚度,外地烟往往比本地烟难卖,“像‘黄鹤楼1916’,在湖南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并不是很高,而且价格卖不上去。这样,我们就会把拿到的烟,再中转回湖北市场,这样就能卖到更高的价钱了。”
　　在沈阳,当地烟草公司的人员说,在全市消费能力最强的和平区,每个月也就只能分到50条左右“黄鹤楼1916”这样的天价烟销售额。而且,天价烟一般只允许大超市售卖,一是保证质量；二是确保它们的销售档次和品位；三是“便于开正规发票报销”。
　　开发票报销是很重要的考量,“买‘黄鹤楼1916’的,包括其他天价烟，都要求开发票，大多为男性，没有很年轻的，有时还会穿着制服”。
　　即使再有技术含量、再有文化品位,仍然不会有人相信:2300元是一条烟合情合理的身价。
　　按照北京家乐福双井店提供的这个报价,一包烟230元,刚好与中国大部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相近。
　　北京的一位成功人士,时常会有朋友送他“黄鹤楼1916”,面对记者的采访,他坦言:“抽归抽,但想想一根烟十几块，简直是作孽!什么时候国家把这种烟彻底禁止就好了,我也顺便戒戒烟。”这位出身贫困农家的中年男人，称常抽这种烟，有种“忘本”的感觉。
　　在记者调查到的四位抽过“黄鹤楼1916”的消费者中，两位的来源是“朋友”馈赠,两位的来源是“跟领导蹭”。
　　另据湖北中烟一位内部人士透露，除了市面上可以看到的“黄鹤楼1916”之外,“黄鹤楼1916”还有一种典藏版产品，每条只有两包,每包售价高达1000元。但一般消费者难以见到这款产品，只在“个别领域”流通。
　　舆论普遍认为,天价烟已脱离了正常的消费品范畴，而变成一种交际的润滑剂,甚至是公款腐败的“政府采购项目”。这也正是社会对天价烟普遍反感情绪的来源。
　　“如果有个大贪官给‘黄鹤楼1916’当形象代言人，那这烟就火大了。”湖北中烟的一名员工对记者开玩笑说。
　　虽是玩笑,但不无道理。有民谣为证:
　　千元香烟贵不贵?照样抢购排长队。
　　办事它是敲门砖,孝敬领导不算贿。
　　买的不抽抽不买,袋里一揣叫地位。
　　逢年过节高消费,闻着一股腐败味。
　　(文中人物为化名)
　　小店烟事
　　烟店的老板熟知天价烟市场的行规,“烟嘛,像人一样,分了等级的。不同等级的烟,有不同的功能” 。
　　夏日的午后,年轻的售货员百无聊奈地坐在柜台前发呆。不到15平方米的门面,摆着两个玻璃柜台,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烟。
　　往里走，老板李明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拿了包20多元的芙蓉王烟，点着。
　　在这个拥有100多万人口的湖南县级市,作为一个A2级烟草零售商(第二档),李明的生意很不错。他有一套“烟草经”,并见证着烟草市场形形色色的行规和人物。
　　李明的烟店主要靠做量赚钱。一包5元钱的白沙烟,虽然只能赚5毛钱,“但是量大,薄利多销嘛。”
　　“天价烟赚得就多啦,谁都想卖。但不是谁都能卖的。我们这里4000多个零售商,一半以上没卖过‘和天下’这个牌子。我这里，一年也就卖几条。”
　　他说，“天价烟我们拿货800元左右,平时卖的话在1500元至1800元之间。价格随时波动。如果逢年过节的，可能要到2000元了。”
　　李明所说的“和天下”,是湖南中烟公司下的一个品牌。但要赚这类天价烟的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主要是看拿货的途径。
　　“如果想通过正常渠道拿货，比较困难”。
　　李明熟知的行规是这样的:假如店里的销售业绩好,比较配合烟草专卖局的工作,可能会得到部分天价烟销售的机会，这是一种奖励。再就是去开“套餐”。比如，在当地拿一条“和天下”,就要搭配一二十条省外烟。“这些烟有的卖一条就要亏十几块，所以算下来那条高档烟的利润就要减少几百元。”
　　“二道贩子”
　　物以稀为贵。即便是开“套餐”,李明也乐意。当“套餐”也开不到的时候,还有一种非常规途径,那就是“烟贩子”,他们也称作“二道贩子”。
　　“二道贩子会拿东西到我们这儿来卖,我们收的话就得花1500元的样子,再卖出去肯定就要到1800元左右。”
　　按照李明的讲述,有些烟尤其是外省烟,包括一些外省的天价烟,在当地可能没有市场,那么小零售商就会求助于烟贩,烟贩再通过自己的渠道,将烟卖回产地省或者其他有市场的地方。
　　这样,烟贩就成为烟草产业链上重要一环。这一倒手,烟价也就提了上去。
　　“比如‘和天下’,我们这里有的店标价每包24.8元!明码标价,买卖由君。虽然这样的标价看着离谱,但没办法,卖家花了那么高的成本呢。不过,有的地方确实标着每条1000元,但你要买的话,肯定没门,根本没货。”
　　当地烟草专卖局一位片区经理曾给李明说,“内部员工都拿不到‘和天下’,拿顶级烟必须要达到一定级别,我都只能通过批条子拿低一级的烟。”
　　送礼的客人们
　　李明在市区经营多年,见过各种各样的买烟者。
　　他推测,当地买天价烟自己抽的应该不超过10个人。其中4人,李明说他能叫得上名字。“我还有个朋友,最起码抽白色包装的‘和天下’，这是内部烟，比外面卖的还贵。”
　　“我可以肯定，99%是作为礼品来买的。”李明曾经的巧遇让他深信不疑。
　　那时候，他在一个政府机关宿舍门口开店。卖出一条“和天下”后，没过多久就有个人把这条烟拿来换钱。第二天又卖出去，结果又有人拿来换钱。“这条烟我连续卖了三次,因为那条烟包装一角有些破损，我能认得出来。”
　　“社会就这风气，比如去哪里办事，特别是去机关里,要是你递包十几块钱的烟,别人直接往桌上一扔，或者礼貌地告诉你他不抽烟。起码要上了几十元，人家才会接。”
　　“烟嘛，像人一样,分了等级的。不同等级的烟,有不同的功能”。
　　如果买烟不需要发票,价格每条在1500元-1600元，如果要发票就要再加一到两百元。
　　在李明的同行陈天看来,“其实每包20元的烟和200元的烟,抽起来感觉差不太多。如果算成本,哪里会相差一两百块啊!”
　　他认为,“天价烟的价值并不在于那个烟的质量,而在于你觉得这个东西能帮你达成目的,你就愿意出这个价,送礼的确合适。”
　　2美国为何没有天价烟
　　总统的禁烟铁腕，民间团体数十年的抗争,使得香烟在美国不可能被看成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就没有了天价烟滋生的土壤。
　　你能想象,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一边抽1000美金一包的万宝路,一边开“四套班子”大会吗?
　　这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万宝路没有这么贵的。它的生产商、世界上最大的烟草集团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旗下所有烟的差价都在两三美金之间,便宜的一条8美金,贵点的不过11美金。
　　美国公共场合严禁吸烟。不管私底下吸不吸烟，面对摄像机，美国官员永远都是一副呼吁市民禁烟的姿态。身价过百亿美元的超级富翁布隆伯格亦不例外。他不仅对纽约每包香烟征收全美最高的税，他还自掏腰包上亿美元捐给美国控烟组织。
　　“在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的天价烟。”行走世界各地、在中国从事控烟17年的美国华人控烟活动家臧英年慨叹说,天价烟是中国特色。
　　美国虽有5000万烟民，但上至总统，下至乞丐，抽的可能都是同一个牌子同一个价钱的香烟。“在美国，没有天价烟，也没有廉价烟。牌子不像中国品牌满天飞，非常少。”臧英年说。
　　由于烟税不同,美国同一个牌子香烟在不同州的价钱也不一样。烟税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当地控烟组织势力大小,一个是看有没有烟草生产基地。“像纽约州和加州,烟税就比较高,而像北卡罗莱纳州这些卷烟生产基地,考虑到烟农和生意人的利益,州议会一般不会征收太高的税。”臧英年说,价钱虽有不同,可都大体相近。
　　在美国人心目中,烟从来就不是馈赠亲朋的礼品。概因吸烟在美国已经变成人人讨厌的习惯,无论你到政府机关、学校或是餐厅、教堂,到处都是禁烟的标志。只要有屋顶的地方就容不下烟民。“不需要州长去呼吁什么,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了,烟民已走投无路,香烟不可能变成一个令人有吸引力的东西。”臧说，如果香烟那么贵,谁会去买。
　　积极参与的还有那些已经罹患癌症的吸烟者。去世之前,他们一般都会以身示法,透过媒体向公众述说吸烟的危害,劝说年轻人不要吸烟,而去世后,医院也会宣布病人的去世与吸烟有关,以此告诫世人,吸烟是癌症的最大凶手。
　　烟草企业和政府是对立关系
　　中国烟草产业政企合一的格局,在美国从未出现。臧英年介绍说,美国烟草业完全由私有化，由两到三家大的烟草公司控制。州长或市长亦无借烟草提振GDP的压力。“在美国，烟草收入占GDP比重只有1%,而中国是8%。”臧说。
　　不光不会产生瓜葛,而且历来都是死对头。最大的一场官司发生在1998年8月。其时,美国46个州与美国三大烟草巨头达成大和解,这三家烟草巨头需要为他们过去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付出2060亿美元的赔款。
　　人口600万的华盛顿州获得了3000万的赔款控烟,人均健康费用为5美元,而据臧英年预计,中国控烟协会一年的费用不超过10万元人民币,而中国有13亿的人口。
　　赔款的效果立竿见影,臧英年说,现在,华盛顿州吸烟率从原先百分之三十几降到了百分之十几。卷烟产量及销售量也出现了急剧下降。
　　2060亿赔款的胜利相当来之不易。
　　领导人率先发起禁烟革命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也明确要求,联邦政府也要拿烟草商“开刀”。
　　1999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发表“国情咨文”时明确表示,联邦政府将要求烟草业继续做出赔偿5160亿美元,并计划拨出180万美元的专用款项,尽一切努力打赢官司。
　　但随着布什政府的上台,该案进展逐渐慢了下来。原因再简单不过,烟草业待共和党不薄。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各类工业领域中,布什班底与烟草业的关系最深,仅在2003年上半年就花掉了1060万美元用于各方游说。
　　10年后,美国人才终于等来了救星奥巴马。
　　今年6月22日,奥巴马签署一项新控烟法案《家庭吸烟预防及烟草控制法》,这是一部被美国人认为“救了美国人命”的法律。奥巴马本人曾有20年的烟龄,但在夫人米歇尔的劝说下成功戒烟,他在签署法案时说,美国每天都会新增约1000名18岁以下吸烟者,他不希望“青少年走上这条路,成为烟民”,因此签署“限烟法案”非常重要。
　　控烟法案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保护青少年。如果烟草企业在学校和操场300米范围内做广告,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有权禁止该企业在15个月内发布广告;同时企业也不得在香烟中加入糖果味等香味吸引青少年。
　　FDA不仅有权规定香烟的成分,限制某些化学成分,如要求减少尼古丁的含量,还能禁止新的香烟产品上市,这是FDA首次获得监管烟草的授权,FDA将成立一个新的烟草监管办公室,所需资金全部由烟草业提供。
　　法案还要求在香烟包装上注明警示标志,从2012年起生产的香烟警示标志必须占到烟盒面积的一半。据《中国周刊》
　　天价烟都卖给了谁
　　3天价烟控烟最大绊脚石
　　“今年博弈最激烈的是烟包装警示的问题,这是中国控烟的最大瓶颈。”
　　去年11月22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落下帷幕。中国得了一个尴尬的奖项——“烟灰缸奖”,此奖由与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评出,专门颁给控烟不积极的国家。
　　中国“获奖”的原因是,“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
　　按照规定,今年1月9日,中国必须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关于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的规定。但遗憾的是,除了“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语从烟盒的侧面挪到了正面外,未见任何警示图片。
　　国内鲜为人知的是,同为中华烟,国内的包装典雅大方,被视为身份的象征;出口到国外时却要打上令人惊心甚至作呕的图片,被当做有害之物低调售卖。
　　中国为何难以履行公约,高价烟对中国控烟又带来了哪些阻力?记者约请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协议非政府组织观察员、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和在中国控烟长达17年的控烟活动家臧英年进行了访谈。
　　记者:最近几年,媒体曝光了很多公务抽烟的丑闻,像周久耕抽天价烟被免职,湖北公安县下红头文件,要求各单位一年要抽400万的本地高价烟等。在抽高价烟的人群中,公务员所占的比率是不是非常高？
　　吴宜群:公安县这样的情况在各地相当普遍，全国有3000多个县，你想想一年要抽掉多少钱。某烟草企业和国家统计局曾经做过一个联合调查,近13%的人是通过收礼获得高档烟,远远高于中低档卷烟。谁在收礼?毫无疑问是拥有权力的人。
　　记者:公务抽烟除了是滥用纳税人的钱外,也很不利于控烟吧。
　　吴宜群:严重损害政府的控烟形象,给老百姓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另外,从保护公务员身体健康角度出发,也需要控制公务用烟,公务员也是人,而且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记者:但是杜绝起来有那么容易吗？烟草部门的势力似乎十分强大。
　　吴宜群:2009年,博弈最激烈的是烟包装警示的问题,这是中国控烟的最大瓶颈,瓶颈问题不解决,后面的问题没法展开。5月31日戒烟日,我们联合中国控烟协会、中国疾控中心在媒体上对此做了很多宣传。
　　记者:结果如何？
　　吴宜群:没有结果。
　　记者：阻力在哪里？
　　吴宜群: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一本书里讲得很明确:如果把警示图像放上去了,会影响一类烟的销售。高档卷烟产品采用的包装大都是红色,如烟盒上印上大而醒目的健康警语,将难以被广大消费者接受,对烟草行业产生直接影响。今年国家烟草专卖要求比去年烟草销售增长10%,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控烟?!
　　记者：烟草企业怎么看待这件事？
　　吴宜群:清华大学曾经开过一次模拟听证会,烟草企业的人争辩说:“控烟就是国际游戏,我们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国,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希望引起政府重视,否则在国际舞台上说不过去。这几年,“两会”许多代表委员都建议取消公务用烟,但作用不大。
　　记者:如果包装上加上警示图案,就能杜绝天价烟了吗？
　　吴宜群: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你看到一些恶心的图片,就是对自己的警惕,其次,跟朋友吃饭拿出这种烟,也很不合时宜。而且,送礼没法送,给长官送这个礼，难道希望他早死吗?!
　　记者:可是在中国文化中,烟是重要的交际手段,缺了它似乎不行啊,普通烟民似乎也没法接受。
　　吴宜群:这是烟民给自己的理由,不抽烟就不会交际了?可能会交际得更好。
　　另外政府部门不重视,对烟的危害宣传不够,对禁烟采取的手段也不够果断,税收取代国民健康成为优先考虑。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文中人物为化名)
　　□相关评论
　　□郭国松
　　“一包烟230元,刚好与中国大部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持平。”看到这样的描述,以一般人的常识,能够得出一个怎样的结论呢?难道中国的富裕程度已经让烟民的消费档次跃升为世界第一了吗?
　　如果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显然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几分钟抽掉一根香烟,眨眼间十几元钱灰飞烟灭,却是一个城市低收入家庭一天的生活费。至于某个神乎其神的所谓“典藏版”香烟,每包售价高达1000元,除了罪恶,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注解。
　　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天价烟到底是因应市场规律而生的商品,还是中国国情下的一个怪胎?
　　既然是一种消费品，那就不能否认它的经济价值。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布的数字,全国烟草行业的工商税利由2002年的1450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3880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0%。2008年,全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4499亿元,而当年我国财政总收入也不过6.1万亿元。
　　但是,没有人也无人能够统计,烟草行业上缴的这4499亿元“羊毛”,其中又有多少出自“羊身上”(公共财政)?2008年的6.1万亿元财政总收入,其中又有多少再被用于官员们的香烟消费?这种燃烧的罪恶,周而复始,无穷无尽。天价烟的终端只有一个:权力。而与权力相对应的,主要是官员。
　　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见面有敬烟的习惯,家里来了客人,自然要用香烟招待。演变至今,到官府办事,给相求的官员带上些名烟名酒,似乎就是见面敬烟之习的发扬光大,更不会认为这是受贿,整个社会也都见惯不怪。
　　遍寻中国官场,因烟惹事者首推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此公关于地产的言论激怒了天下万千寒士,招来一片骂声。有好事者将他“人肉”一番,竟然吃惊地发现,开会时吞云吐雾的周久耕,面前公开摆放着“九五至尊”香烟。
　　这是什么概念?“九五至尊”每条1800元,即便是中等烟瘾,每天一包烟,每个月仅吸烟的消费就需要5000元以上。以南京的经济发展水准,像周久耕这样的官员,每个月的正当收入大约不超过5000元。可以想象,周久耕断不会为了享受“九五之尊”而成为“月光族”。最终,舆论的合理怀疑被证实,周久耕乃是一介贪官。
　　显然,周久耕抽“九五至尊”不是一两天,倘若不是因为他的大舌头惹事,谁会注意他面前的天价香烟呢!再看许多抽烟的大小官员,软包中华早已是基本档次,在10年前还是身份象征的“红塔山”,逐渐从官场销声匿迹。
　　问题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天价烟从来就不是市场规律下的蛋,而是典型的社会怪胎!权力拥有者嘴里叼着天价烟而无惧监督,是对社会的公开蔑视,这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是无法想象的。据《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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