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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分析第227期》巨变中的冷思考：普通人眼中的建国六十年——武汉大学文学院赴武汉、红安两地的调查报告
2009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在这后奥运时代的元年，又迎来了祖国的六十华诞。时逢盛世，祖国六十年来的成就让我们骄傲，让我们崇敬。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听到的也都是这样的赞叹和美誉。然而在盛名之下，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是的，我们的国家得到的赞美已经不少了，这些赞美也配得上国家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但是面对着现在的社会现实，谁敢说我们中国已经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了呢？
我们都是“80后”这一代中的成员，这是通常被认为是娇生惯养，缺乏能力，不够务实，过分自我的一代。然而我们不愿如此，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历来都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虽然现在身处校园，很难为社会做出实际的工作，但我们渴望走出校园，真正地融入社会一次，哪怕只有那么几天时间。因为这可以让我们知道社会最真实的一面，让我们知道社会中的各种人群需要什么，让我们知道自己还需要学习和锻炼什么。
我们想通过这次调研了解，在新中国成立的这六十年来，普通民众他们度过了怎样的生活，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而在他们眼中，这六十年来的变化是什么样子，未来又将走向哪里。我们想寻求的，是国家发展和个体生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总是相互影响，国家的每一步发展变化总会改变许多人的命运，而他们也对国家有着自己的感悟和体会。
在中国，有太多太多默默无闻的老百姓，他们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永远都在适应着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变化而生存，他们永远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个社会。然而，他们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体，我们这个社会的多数，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所以最有必要去深刻了解的就是他们，而我们这个社会的精英们，早已通过超量的曝光、报道和出版物，为人们所熟知。那些普通的生命，他们往往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充满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去通过他们的生活经历看国家几十年的变化，更贴近历史真实，也更贴近人民本身；去了解他们历经沧桑后对国家的看法和感受，更能代表普通人的观点，也更有实际意义；去明白他们想要什么，更能指导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更清晰地指出问题的所在。这些平凡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历程和感受观点，他们集合起来便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只有充分了解他们，才能让基础更加牢固有了可能性。我们这次的实践工作，就是要深入社区和农村，走近那些最普通的民众，关注那些没有炫目头衔和骄人财富的人群。国家的过去和现在，在他们身上都能够得到真实的体现，他们的语言也少虚假而多实在，我们能够通过对他们的了解，对未来有更多的把握。
二、研究设计和调查过程
（一）设计调查方法
本次调研关注的焦点在重大历史事件对于个体生命的影响，主要采取了随机抽样、实地调研、个别访谈这三种方法。
随机抽样法：此次实践中被采访者完全都是随机抽取的，在城市进入社区小巷随机采访路人或者社区居民，在农村则随机走访村庄、农户和农民，这样避免了采访对象的片面性。
实地调研法：此次实践地必须锁定典型地区，有确定的城市（汉正街）或农村（七里坪镇）实践地，并深入该地区实地调查，这是实践最基本的前提。
个别访谈法：此次实践需要深入基层百姓，我们的队员需要对被采访者进行不短于40分钟的访谈，队员们引出重大历史事件，被采访谈及重大历史事件下的个体经历以及个人观点，并做详细的笔录。
（二）必要准备工作
社会实践开始之前，我们做了些必要的准备工作。日在指导老师刘伟家，我们接受了专业的实践指导，就采访的形式和内容作了深入的探讨，梳理了建国六十周年大事记，并确定了实践访谈的五大核心问题（详见附录1），在实践调研层面有了更为明确方向。
（三）实际调查过程
首先，我们设计出实践的具体路线，这包括了采访点的选择。我们的基本路线是城市（汉正街）到农村（七里坪镇），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方，原因在于其具有典型性——汉正街是个体工商户的集聚地，经济发达，六十年来变化巨大，可以代表部分城市；七里坪镇是闻名的将军镇，经济落后，六十年来变化相对要小，可以代表部分农村；每个采访点安排两到三个工作日、收集30个左右的居民访谈笔录。
其次，我们在采访之前设计好访谈的形式、对象及问题的选择。访谈的形式绝对自由，畅所欲言，我们适当地控制在建国六十周年变化范围内，尽量让被采访者说，我们聆听并记录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和个人看法。访谈的对象我们控制在50岁以上人群，这是基于建国六十周年考虑的，他们需要有足够的人生阅历，必须经历相关重大历史事件。访谈的问题在选择上是有讲究的，问题必须贴近民生，比如就业、饮食、穿着、医保、住房、交通等衣食住行方面，对于城市居民较多地多关注改革开放、国企改革、下岗再就业等相关问题，对于农村居民则较多地关注土地改革、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免除农业税、进城务工子女或留守儿童教育等问题。
最后，我们到达实践地后有具体分工。—9日达到武汉汉正街，队员们分为A、B两队，每队五人，A队负责社区人员采访，B队负责路人采访，每队中再划分为两到三人两个小队分头行动，完成各自的采访任务。7月11—13日达到红安县七里坪镇，队员们两人一组共五组，分散到相应农户进行采访，先后采访了张家湾、花园畈、方院三个村庄和长胜街。（具体分工详见附录）
此外，在实地调研结束之后，我们的实践并未终结，队员们依然各有任务，那就是撰写实践报告。第一步，小组成员内部以协商的形式分配相应的采访笔录整理任务，确保每个被采访者有详细的访谈笔录。第二步，对采访内容进行梳理，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两类，以五大问题为核心整理出被采访者对于这些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以及被采访者的姓名、性别、年龄、大致经历等相关情况，进而整理成Excel表格形式。第三步，从五大问题出发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依然按照两人一组分工完成每个问题的分析，并由负责文编的队员进行最后修缮、定稿。至此，实践调查过程方可结束。（具体分工详见附录5）
三、对访谈结果的的详细分析
我们的调查研究仅仅立足于所采访的具体对象，并不做无限推论。虽然调查的范围、人数有限，但是有些值得分析的问题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的。
1、建国以来影响个体最大的历史事件
我们这次实践，主要依着“五大问题”展开访谈，深入到社区、村镇中切实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我们主要是想通过收集相对真实的原材料，亲身体验百态生存环境，去探寻建国六十年来，国家社会经济对民众或者每一个社会个体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个体的生命历程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有什么感受。
这一部分的问题是: 建国六十周年对您（访谈对象）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从我们最终的统计、整理结果来看，我们共采访了60人，农村居民30人，城市居民30人。其中回避问题的包括不说、未涉及或回答无关系的等，人数为5人，共有55人明确回答了问题，即对“建国六十周年对您（访谈对象）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是什么”的问题，共有55人做了直接、正面的回答。
通过统计整理，我们了解到共有60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其中直接回答问题的有55人，占总人数的91.7%，回避问题的，包括未回答、未涉及或回答与他们无关系的，共有5人，占总人数的8.3%，对其回答的影响最大的事件持积极态度的有33人，占55%，持否定、批判态度的有22人，占36.7%。在上面每项中，均有市民、村民，收入高的低的，贫穷的富裕的，也就是说，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某群体人存在着共性。我们可以看到，认为无关紧要的人，主要为那些生活比较平稳，重大的历史事件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或者曾经受到过打击，要不就是对现实比较满意，或是对未来失去强烈的信心和希望。比如余树珍、陈金阶等就提到他们的生活一直都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大的波折。像YSZ就是因为曾经家人被整过，认为历史事件主要对有权有势的人的人产生影响，对他影响较小。持肯定和否定态度的人，主要还是因为那件大事对他们所产生的正负面作用的不同罢了。
我们看到有19人回答了改革开放，占31.7%，有14人回答了国企改革、下岗，占23.3%，又有15人认为是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其影响最大，占25%，还有11人认为是外出务工，占18.3%。就像HGY、刘经理等人一样，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了好处，因此他们会去称赞甚至歌颂他。而像SHY、ZSH等人，吃尽了事件的苦头，必定会去抵制、否定它。
对于建国六十年来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事情的回答，差异是显著的，即使是相同的事情也会有迥然不同的看法。虽然如此，其中仍然蕴含着一定的共性，是具有社会规律性的，这差异性与共性都值得我们思索，是我们社会实践成果的重要部分。下面将会据此分为两大部分进行分析。
差异性分析
由我们的统计和总结资料，不难看出不同的群体或个体，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存在差异，这些与他们相异的人生成长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知道对于这个问题共有三大类的不同观点：回避问题的、持积极态度的和持否定态度的。
究其原因，我们分析认为有以下二个方面：1、城乡差异，居住环境的迥异；2、个体特殊的人生经历、家庭背景等。下面就对这些差异进行分析、探讨。
城乡差异从我们的访谈过程中、访谈稿以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不同的城乡地域，对民众或个体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这个作用不可替代。这次参与回答问题的个体共有60人，其中农村居民30人，城市居民30人，人数持平，但是其内里却差异显著。除了5人未对问题进行正面回答以外，其中农村居民对所认为的对他影响最大事件的影响是积极的共有21人，占总采访人数（下同）的35%，城市居民有12人，站总采访人数的20%。持否定态度的，农村居民为8人，占13.3%，城市居民14人，占23.3%。通过这些具体数据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对影响自己最重大的事件，他们所持态度相差很大。那为什么呢？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居民对所认为的影响最大的事件的认识也不同。有数据可以看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共有5人，农村有4人，占6.7%，城市居民仅1人，占1.7%.有23.3%的农村居民谈到改革开放对自己的人生、家庭的等影响最大，而谈及这一方面的城市居民达35%。
从这些历史性大事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差异。我们分析认为，城市与乡村在经济发展程度、对外交往密度，以及思想开放程度，信息的传播速度等方面密切相关。
我们访问的七里坪镇，是闻名全国的红色革命老区，有名的将军乡，那新中国的成立对他们影响当然很大。还有深处丘陵地带之中，耕地少的可怜，新中国成立后分到土地对一家人的影响当然很大。同时交通不便，信息落后，没有像样的经济支撑，大部分人的生活处于温饱偏上水平，同时由于是革命老区，民众仍然保留着那份纯朴、憨厚。从他们较高的满意程度我们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所固有的知足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他们的可爱可敬、淳厚就体现在这，能过吃饱，过个差不多的日子，就满足了，这是中国农民们所特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柿子专拿软的捏”，优良的品德应该去提倡保护，而不是去践踏，要重视不满意的人们。毕竟他们的生活也是异常的艰辛。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城市居民的情况，我们所采访的是武汉汉正街地区的市民，身处大都市，他们也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比如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多人都富裕起来了，而但是物价也猛涨，而自己下岗没有工作的人，找些小买卖做，生活水平虽然比以前提高了，但相比别人差了一大截，心里就很不平衡，所以对现实不满。但这只是一小方面的理由，更主要的还是改革开放，国家发展的成果没有充分地为绝大部分民众所享有，是社会的分配不公造成的，值得反思。
我们还注意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所关注的对象有很大差异，主要因为对着不同群体，与他们所息息相关的方面不同，不同的国家政策面对着不同的人群体，个体的所经历、感触的不同。
数据显示，有占20%的城市居民认为国企改革对他们影响最大，而这一方面农村居民仅有2人，占3.3%，我们可以看到，国营企业对农村的影响甚微。但是19.7%的农村居民认为土地承包责任制对他们影响最大，与国企持平，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国家的土地政策对农民影响甚巨。而外出务工的，农村居民占14.8%，城市居民仅占3.3%，但是能够创业或做小生意的，城市占了11.5%，农村仅占了3.3%。通过比对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原先以土地为生的农民们，土地对他们是何等的重要，但是土地相对来说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略显其次，但部分被迫进城打工的，对土地政策还是“情有独钟”。
改革开放，为农村的居民们提供了另寻活路的机遇，因此随着种田成本的急剧上升，外出务工就成为他们收入的另一来源，因此他们都十分看重。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生活于城市，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对居民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国企改革使他们都下岗了，但是国家对待下岗工人不管不问，没有了收入来源，造成他们生活陷入困境。这也是大约有23%城市居民对现状不满。在访谈中，城市居民LJP就谈到市场经济改革这件事直接造成了他的下岗，他们的生活、出路根本无人问津，在当时，下岗了根本没有人管，生活举步维艰。但是，我们也应看出，城市里蕴藏着很多机遇，只是一个人怎样去把握。能够做生意发家的还不少。比如HGY：改革开放，国家逐步实行把经济搞活的政策，让他在汉正街重振了家业，这是他感到人生价值实现的最高点。赵阿姨幸好在城里，可以拉个小地摊，卖些小食品维持家用，这活一干就是二十年。但还是有部分做不好的，如喻大妈：下岗，却没有给任何补贴，也没有给员工任何再就业的机会，自己找工作、打零工很艰难。
个体特殊的人生经历差异从统计的数据和访谈内容上我们还发现，人们对一些历史事件认识的差异，除了来自城乡地域的不同外，还与个体的特殊经历、家庭背景、职业、收入、生活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采访对象中有75%左右的居民还处于贫困中，而只有极少数约15%的居民处于小康水平及其以上。从中我们不难看到，采访对象的思想认识很难不受到现阶段的生存环境的影响。生活水平高的绝大部分会对现实的历史事件给予积极地评价，而生活在贫困或贫困之下的民众，有的是失去工作的下岗工人，有的是失去劳动力的老年人，有的被迫出外打工，（有一位受访者张某早年因越战受伤退伍，现已50多岁仍要以做搬运工为生）他们深受社会的挤压，而无法改变贫穷的面貌。大部分对现实社会不满的居民是那些曾经的下岗工人和靠田地生存的农民。城里的原职工拉不下脸面独自干生意，农村的居民大部分缺乏办企业开工厂的头脑和经验，只能穷守着，挣扎着过活。社会繁荣发展所创造辉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富足，这种社会分配的不公必然造成人们心里的失衡，直接影响落魄者对现实的看法。同样，那些搭坐改革的便车迅速富裕起来，并享受着发展带来的幸福的少部分人，又必然会感谢国家的一系列有益于他们发展的政策，他们对社会的满意程度要远远高于贫穷者。比如YJY、LGR等都是之前就已经有了开厂办公司的经历，也有相当的资金，富起来就相当的容易了。
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一部分人认为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件好事，对整个国家和经济社会都有着积极向上的作用，但是由于自己并没有随着国家繁荣起来，而过富上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也就认为虽然国家的政策是好的，但是对于他们普通来百姓影响却不大，给他们带来的效益很少，国家好像把他们忽略了。从而也认为他们现在的贫困生活，也成了与之前历史事件相并列的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事情了。相反富裕的人也有这种思想倾向。这也是他们所认为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事情有所不同的另一重要原因。如王阿姨、桂叔叔等把文革、开放和国企改革下岗，邓经理把文革和改革开放以及现阶段的改革都看成对自己应相对大的事件。
对于建国六十年来影响最大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在采访的过程中每个实践队成员对于其中的差异性都有所体会，采访对象生活在各异的环境中，身处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现在的生活状况也有很大的差异，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完全相同的答案。为什么个体会对六十年来影响最大的事有不同的回答，这原因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在个人价值观的左右之下，每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也许这不同就是我们找出相同的突破口。
首先从统计数据入手，我们这次采访的主要是40岁以上的人群，虽然在他们心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事情都有所不同，但都不可避免的与当今中国最显赫的词语——改革开放——有密切的关系。改革和开放，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浸润中国的土地了，而在三十年前迸发了出来。
也许是我们没有采访到年龄更大一些的人，也许是我们这次采访对于中国的新一代缺乏关注，但是不可否认，它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的周围。经济制度改革放活经济，国企改革和下岗，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甚至是恢复高考、医疗保障制度发展，这每一件事都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即使是将文革作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事情的人，也不会对真正终结文革开启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淡然处之，没能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抑或抓住机遇一举翻身，即使是在文革中得意的人，改革开放对每个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这个时代，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着，无论承认与否，这都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无论在社会的变革这种受益或失去机会，都不会改变。
这是数据告诉我们的，也许是每个人都有所体会的，因为我们也作为社会中的个体经受着这种洗礼。但是数据总是不能代表一切，而共性的分析和差异性的分析也会有所不同，在差异性的分析中使用了更多的在采访后得到的统计数据，而在共性分析中还会有更多在数据之外得到体现的，这也是只有真正深入到社会实践当中去才能体会到的。
分析共性与差异性的确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一部分没有出现人名和具体的经历，实践中采访的每一个人的脸都渐渐模糊了。不能违心的说每一位采访对象的人生经历都引人入胜、令人终生难忘，它们大部分都非常的平凡，或有些许波澜，去最终都难逃平凡。但这就是真实，这也正是我们要从中发掘价值的所在。
往往是事情改变人，而人无法改变事情，人总是活在这种无奈之中。每一个采访对象都为我们演绎着这一切。虽然没人能说得清人生，尤其是自己的。但是社会的变迁并非羚羊挂角，而我们每一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并非可有可无，雪泥鸿爪，依稀可见。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部反抗史，你无法选择无动于衷，只能选择反抗的方式。
很难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式结束这一部分，用首歌词吧。“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最真实的道理总是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讲清楚，当年大家围在大锅饭旁唱的这首歌仍然有他的道理，国家之于个人，个人之于国家，不正是这样吗？
2、对历代领导人的评价
我们访谈中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关于各人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四位领导人的评价及对各个时期社会风气、人的精神面貌的看法的。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受访的60人中，每一个人都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毛主席的评价，除了8人（13%，占总人数的比例，以下同）由于比较年轻，对毛主席时代不清楚以外，有27人（45%）明确提到他是一个好领袖。他领导中国人民统一全国，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功劳很大。推翻三座大山，打倒土豪劣绅，将土地分给农民，为市民分配工作，让人民安居乐业，是人民的大救星。严管犯罪贪污，社会有秩序，安定，很少有偷、抢之类；社会关系淳朴，人民无私心杂念。另有3人（5%）认为文革搞得好，检验了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为人民除了害。
25人（42%）对毛主席及其时代有反面的评价。22人（37%）表示毛主席时代生活条件太差，穷困，物资缺乏，经济落后。15人（25%）表示当时封建思想浓厚；保守刻板，管得太死，人民不自由，思想受控制，国家死气沉沉。向人民灌输不正确的狂热思想，搞政治斗争，忽视经济发展。18人（30%）认为毛主席搞文革残害了干部和很多无辜者，摧残了文化，导致社会混乱。
对于邓小平的评价，19人（32%）明确提到邓小平“很好”、“不错”，做事有手腕，有魄力，敢想敢干，是“伟人”，是“最好的领导人”。共有29人（48%）明确提到改革开放的好处。改革开放把经济搞活了，有了比较和竞争，才能有发展。正是改革开放解决了温饱问题，增加人民的收入，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邓小平上台以后，对人的人身自由也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人们能够自由的安排生产劳动。解放了劳动力，解放了思想，人们各展其能，凭自己的本事赚钱。不再讲究成分和出身，是许多人人生的转折点。
有10人（17%）明确提到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受益很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分到了田地，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再也不用挨饿了，生活一天一天的好起来。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调动，粮食产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有一人提到，邓小平上台以后，替很多在文革中受到冤枉的人平反，让这些家庭从此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然而，也有人持有相反的意见。有15人（25%）认为改革开放带来带进来很多不好的东西，如色情、赌博、吸毒等等。有的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富裕起来，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有两人觉得改革开放好是好，就是政策来得有点晚。
在受访的60人中，只有24人（40%）对江泽民主席本人及其时代进行了评价。其余的人不是表示“不清楚”，“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根本没有谈及。总体来说，这24人对江泽民主席评价是认为其基本上延续了邓小平的政策。7人（12%）表示江沿着邓小平的路线走，进一步搞活了经济，基本上能保证稳定，生活还算安定。在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以及收复香港的事件的处理上做得很好。19人（32%）对江泽民持反面的评价。他们认为江泽民时期税收越来越高，存在严重的乱收费现象，子女上学的学费也高。江时期贪官也越来越多，惩处的力度不够。
对胡锦涛主席的评价，23人（38%）表示在粮食补贴、医疗保险、低保，重视农村、取消农业税、关心农民，修建经济适用房，修路等方面让百姓感受到了实惠和舒心。5人表示当今社会稳定发展，胡提出和谐社会主张，走科学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有一个人提到胡时代，加强了与外国的交流，我国的国际地位明显上升。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也做了许多实事，国家更有凝聚力。
但当今社会由于政策太活，也带来一系列弊端，21人（35%）提到了这一点。表示政策执行不佳，如低保没落实到；领导干部品行、风气不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普通百姓收益少；精神建设滞后；偏重农村，忽视普通市民。农村占用耕地的现象较多，修路，修坝把大量的良田都征去了。化肥、种子、农药价格贵，但是粮食价格的涨幅不及化肥、种子和农药，种田的成本依然很高，不划算。有一人提到近年来物价上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对于社会风气，有22人（37%）认为现在不如以前，13人（22%）认为现在比以前好。认为不如以前的人主要觉得现在人们更多的关心自己，各顾各的，私心太多，都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人和人之间都提防着，你怕我好，我怕你好，嫉妒心强，成天想着怎么算计别人。人和人相处不和睦了，社会没有以前团结、和谐。
现在什么都要靠关系，比如上学、当兵、招工等。有的人有后台，啥都好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算有的人违反了法律，有面子的话，法律也会对他们从轻处理。而且现在的人比以前狡诈了，社会上坏人坏事太多，处罚得不够厉害，加之各种包庇、贿赂，导致治法效果不好。当今社会贪官太多，各种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再就是犯罪率比以前高多了，虽然旧社会也有小偷之类的，但是现在的犯罪程度严重多了，犯罪分子动辄有枪，让人觉得社会不太安定，人们生活得也不安心。
认为现在社会风气变好了的人们主要觉得当今教育的普及，提高了全民的素质。比如以前人们为小事打架骂娘的现象多，但现在很少看到人们骂街了，一般的小事忍忍就过去了，人们的心胸变宽广了。再加上人们的生活好了，能施展自己才华的天地广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比以前好，生活更有激情。
差异性分析
在涉及到对四位领导人的评价及对各个时期社会风貌的看法这一问题中，60位被采访者对此问题回答的评价倾向、详细程度不一：有的人对某一领导人感恩戴德，大为赞赏；有的人则对其有所指责，还有的人忽略不谈。社会风气方面也是看法不一。这种种差异究其原因是与被采访者的个人情况密切相关的，从以下两个角度分析来看：第一，是个体的处境,其中包括个人经历，收入情况，是否在岗，所司职业，政治面貌等；第二，是从被采访者的城乡差异入手，通过城乡不同生活环境对人们的思维及心态构成的影响来分别分析城乡居民对各届领导和社会风貌的看法。
从个体处境分析——对四位领导人的评价和各时期社会风貌的看法是与被采访者的生活境况有关的，关系到自己各个时期的经济状况，政治、社会地位。而且对领导人的评价与对各时期社会风貌的看法是互相关联的，对一个时期社会风气的满意会夸赞当时领导人的英明，而对一位领导人的赞赏，会满意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有27位（45%）被采访者明确表示毛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有能力有智慧。原因是毛时代工作管分配，有了工作就不用担心失业问题，不愁吃穿，生活很安定、有规律、有保障，无贫富差距，公平平等。其中有曾经是纺织厂工人现在退休在家的市民YSZ；在国国营皮革厂工作过，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企业职工良好的福利政策的FYC；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以摆摊卖饮料为生的赵阿姨；花园畈村参加过土改、当过通讯员、村书记现退休在家的FZQ。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毛主席时代管得太严，政治斗争多，独断专权，控制人们的思想，而且生活贫苦，经济较差。这其中有出生于地主家庭，土改中家道败落，现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自由撰稿人的LHT；曾经是贫下中农，文革时当过民兵的镇上居民王大爷。有20位（33%）认为邓小平是伟大领导人。有29位（48%）提到改革开放是很好的政策，多是由于自己受益于此，生活大为改善。这其中就有家族世代经商，文革中被打倒，改革后在汉正街再度发家致富的市民HGY。还有10人（17%）提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其中就有现任张家湾村妇联主任的潘阿姨，认为这是建国以来影响自己最大的政策，解决了家里的吃饭问题。有11人（18%）提出改革的负面影响也挺大，比如吸毒、色情、贫富差距，这里面就有曾经在印刷厂工作，后下岗无福利保障，现以卖绿豆汤为生的市民LDQ。有8人（13%）认为江泽民是好领导人，主要在于让社会处在稳定，经济也有所发展。对江时代的批评在于贪官太多，惩治不力。这其中有曾经是工人的汉正街老居民唐大妈；由于农业税过高，自己被迫背井离乡，受城管、派出所欺压的张大爷。由于更多的人愿意谈眼前的生活，有37（62%）人表示赞赏现任主席胡锦涛的亲民惠民政策，体贴民意，做了实事。其中有汉正街个体商贩桂叔叔表示他照顾到了弱势群体；一生务农，现闲赋在家的张大妈。有21人（35%）提到现在这个时代存在很多社会问题，有下岗后挣钱难，现在做看车工作的喻大妈表示买房太难，特别对于她这种普通百姓；以种田为业，卖粮食为收入的钟大叔表示社会不安稳；以摆小摊为生，痛斥毒品、电脑、贪官的胡奶奶，重要原因就是她的孙子现在整日以电脑游戏为伴，让她十分痛心，其次上面有领导来检查了，就会有人命令她将小摊子推进去，检查完了又推出来，她说现在干部就是会做表面工作，不干实事。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个体的处境差异对此问题的回答是有很大影响的。
从城乡差异分析——60位被采访者中，有30位城市居民，30位村民，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经历、生活环境不同，在各个时代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不一，因此对此问题的评价看法、倾向都存在差异。农村居民中有19人提到毛时代生活太贫苦了，其中就有一辈子靠土地为生的村民张大爷，表示那时粮食总是不够吃。而市民中只有3人明确指出那时物资缺乏，经济落后（大多数是表示生活苦些，但生活有保障），这其中有由船工下岗到经营小生意的市民CJJ，表示领导人主要是搞政治，经济发展不起来。对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有两位村民明确指出有人耍手段导致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太大。而有10位市民提出了改革的负面后果，作为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环境让他们目睹了更多社会变革后的激进表现，特别对于那些经历过毛时代的中老年人，对改革后的巨变并不能完全接受。其中原因主要在于人心躁动，金钱至上，仇富心理，耍手段、投机，太过放纵；毒品进入，崇洋媚外心理严重等。金钱概念在人脑中极度夸大，甚至异化。有市民就提出，贫富扩大后的仇富心理是导致犯罪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他们也肯定了物质生活上的巨大进步，但痛心于物质繁荣背后潜伏着的道德败坏，精神建设滞后的恶果。人们一方面在津津乐道改革后生活水平巨大提高，同时，也痛心的发现各种社会问题的涌出。毒品残害青年，有几位汉正街居民就明确表现出对此的愤慨和无奈，因为他们不仅亲眼目睹毒品贩卖，甚至自己亲人也曾因此受罪。相比之下，农村居民更关心的是田地问题，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十分感激。对于胡锦涛的亲民惠民政策，高达80%的村民十分满意，对粮食补贴更是说“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赞赏之情溢于言表。有11位市民表示在医保、低保方面做得不错，但也有几位市民表示太偏重农村，对市民忽视了，自己作为城市居民，生活也很困难。自由撰稿人LHT就表示现在还有很多社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失业、贫富差距。市民彭奶奶则表示各个领导人都好，共产党都是好人，而社会风气则是以前好，没有这么多犯罪。结合她的人生经历不难看出原因：解放前夕，局势动荡，彭奶奶家境贫寒，正是生活在风雨飘摇之中。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彭奶奶的一生。她的先生是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推荐彭奶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到湖北机电厂当了一名工人，并因为是党员，而且踏实苦干，成为了工会的干部。退休后向大家做思想教育宣传工作，捍卫党的庄严形象。村民潘阿姨她认为邓小平很好，因为他在文革后给自己家里平反，让他们过上了正常生活，还有邓小平时期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也给她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善。她认为胡锦涛是最好的，给农民带来的实惠最多。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城乡差异，需求不同，各自关注的重点不一，看待社会问题有不同的角度，加之生活环境的差别，对此问题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区别。
3、对国家60年民主与法治的看法
我们访谈中的最后一个大问题是关于民众对建国六十周年以来我国的民主法治的发展与现状的看法与意见。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我们对所采访到的60位对象中的52人提出了民主和法治的问题(以下将这52人作为总人数),而这些人回答中提到“不好说、不懂、不愿意谈”或“没有看法，不感兴趣”等来回避话题的有5人占被采访人数的近10%，另外也有2人表示自己完全满意没有任何意见，这占了总人数的4%。除了以上两种不愿回答的人剩下的86%的被采访者可以说都比较认真的思考回答了有关民主法治的问题。
在整理访谈记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被采访者中大部分人对于民主和法治的界限不明确，很多时候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因此在被问到“对民主法治有什么意见和看法”时有的被采访者只是片面的回答了其中的一项，为了使调查结果更加直观明确，我们需要将民主和法治的问题分开分析，因此对其回答进行了整理分类，整理结果显示在回答中谈到民主的有41人占总人数的79%，谈到法制的有37人占总人数的71%。
在涉及到民主的回答中,认为我国的民主不断进步的有13人，占总人数的32%；认为民主不完善的有30人，占总人数的73%；而对于民主的意见主要体现在对选举的不满上，被采访者的回答中“选举”、“投票”是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词，共有31人详细的提到对选举的看法，这占了被采访总人数的60%。而谈到由选举不当引出的官员质量下降，贪污腐败，政策的落实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的共有36位被采访者，占总人数的近70%。值得关注的是所有被采访者中几乎没有民主法治的意识或认为民主法治不起作用的还有6人，占到总人数的12%，像被访者LXB和被访者YSZ，他们在被提问后都不明白什么是“民主法治”，需要我们的采访队员讲解。“比如你能不能投票选领导啊，国家保护你不让坏人欺负……”，他们才一边摇着头一边回答“不可能，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事情……”。可见，对于他们来说“民主法治”这只是新闻联播上，领导和那些有文化的人口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名词而已和自己没有关系也不需要了解。
通过以上调查结果和数据我们对于民众眼中中国的民主做一总结：选举乃头等大事，选举的结果直接影响到干部队伍的能力和素质，而干部的质量又是能否做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是杜绝贪腐黑的根本，干部勤政爱民了人民的民主才能实现。选举出了问题则会形成恶性循环，这一过程好比一条河流，源头被污染了整条河也就脏了，因此治理的根本在源头，选举亟待透明化与公正化。
在法治问题方面，一共有37人参与了回答，占总人数的71%，其中农村居民有20人，城市居民有17人。对于法制问题的回答，人们持有的观点和态度不尽相同。其中有17人（占回答法治类问题人数的46%，以下数据同）认为现在的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从被采访回答的内容来看，他们不满意的焦点大部分集中在了执法问题、法律的制定问题和犯罪率问题上。在提到了执法问题的9名被采访者（占24%）中，有6人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当前的执法力度还不够，执法者不能依法办事，保护老百姓的正当利益，甚至有时候还利用执法者的特殊身份欺压百姓（如市民LDQ所提），而且国家制定的一些相关法律也不够完善，不能很具体和有效的维护老百姓的权益（如村民FZX和市民钟大叔所提）。被采访者中还有4人（占11%）提到了人大于法的问题，他们认为现在的社会是靠实力说了算，一旦面对有钱有关系的人，他们就无法把法律当做维护他们权益的有力武器。从上述现象我们可以总结出两点，即法律本身的制定不完善，还有就是对法律的执行不到位。我想后者是当前法治建设的主要不足之处，唯有处理好执法问题，才能将法律的效力发挥到最大程度，才能最好的保障人们的合法利益。在犯罪率问题方面有6人（16%）提到，其中4人表示了不满，认为现在犯罪率较过去要升高了，他们认为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道德感的沦丧和贫富差距的扩大，这些都是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引起的社会问题。据此笔者认为法制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完善对执法者的监督和管理，并不断加强法治教育，提高人们的法治意识，稳定社会治安。
于此同时，有15名被采访者对当前的法治建设持有积极的态度，占参与法治问题回答者的40%，较民主问题的满意程度更高一些。人们的对法治建设满意的方面主要集中在普法问题上，被采访者中有10人（占27%），其中有6人（占60%）表示法律比过去更好的普及了，人们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都明白不能触犯法律，而且也可以运用一些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他受采访者也不同程度的提到了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对这些年来法制工作进步的认可。
还有4位被采访者（占11%）提到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他们普遍认为道德和法律对人的约束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完善法治建设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不断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差异性分析
后期整合资料可以发现，我们涉及到民主与法治问题的52名被采访者对于我国的民主与法治的态度基本分为三类：表示满意肯定，提出不满意见，避而不谈。这种差异究其原因是与被采访者的个人情况密切相关的，我们将其归为两类：一是个体的当前处境，其中包括是否在岗、收入情况、所司职业、政治面貌等，二是从被采访者的城乡差异入手，通过城乡不同生活环境对人们的思维及心态构成的影响来分别分析城乡居民对我国民主和法治的态度。
从个体处境分析，如上文提到，我们发现态度的差异基本产生于收入、职业、岗位问题等与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密切相关的方面。占总人数27%的认为我国的民主不断进步的有13人，他们中有做生意发家致富，现已退休安享晚年的汉正街居民LRG；现任村居委会妇联主任的村官潘阿姨；退休在家，经常参加政治思想宣传教育工作的老党员彭奶奶；现任汉正街燕山社区居委会主任LJP；身为退伍军人和老党员现已退休的汉正街居民FQF。从这些代表人物的个人情况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大谈国家民主法治的政策，现状与发展好的人他们的现状处境：从经济状况上看都是有固定收入或一定储蓄保障退休养老的，收入上都达到中等或以上水平；从社会地位上看，干部、党员为多数，不难想象长期为群众宣传民主与法治的干部们当然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自己宣扬的理论提出异议。
再看看另外的73%，那些认为民主不完善的30人，他们中有退休在家，靠房租生活的红安县居民YXS；儿女在外打工，和众多孙辈一起留守村里的农村妇女WDY；外出打工，随干随走的建筑工人CYM；自己、丈夫、儿子都没有工作在家靠厂里给的120元/月的补贴和退休金过日子的梁阿姨；自82年来汉正街，27年来一直从事拉运货物的工作的60岁老人LXB。从经济状况上看他们的收入不固定不充足,职业或下岗，或没有固定岗位，或从事体力劳动，虽不敢说是食不饱穿不暖却也是生计堪忧；社会地位从他们的岗位职业就能看出在此便不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人平等当家作主,但在钱、势上对人的另眼相看、区分对待的现象也是见怪不怪，收入低地位低的人群或许也由此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一些权益,所以在他们眼中选举是与自己无关的，法律是不能保护普通人的.也正是由于处境的困难，他们所关心在乎的与生计有关，房价、物价、工资会不会上涨……而不是去讨回自己被忽略的权利，在采访中当问到“为什么不去上面找人反映?”时听到过很多次的一句话是“找谁?有什么用，没有用的……”这样的回答让我想到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即便是本属于你的东西被人拿走了，难道你要做的就只是在原地干等着别人给你还回来?不去争取、保持沉默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主动放弃。
城乡差异分析——在这次参与回答问题的52位被采访者中，城市居民有29人，农村居民有23人。下面我们就从城乡角度上分析，看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对民主法治的认识有哪些不同点。从民主问题上来看，一共有41人谈到此问题，其中城市居民14人，农村居民27人。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对民主持有积极态度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比例基本持平，城市居民为29%（占回答民主问题的城市居民的比例，以下同），农村居民为33%（占回答民主问题的农村居民的比例，以下同）；认为民主还不够完善的比例也基本相同，城市居民为71%，农村居民为74%（其中村民ZHS、邓经理既提到民主有进步，又说到了民主不完善的地方），可见两方对民主现状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认为民主还不完善，仍有待发展进步的人占了大多数。但是当涉及到具体问题时候两者的差距就体现出来了。有89%的农村居民在回答的时候谈到了选举问题，而谈到这一问题的城市居民只有50%。笔者经过分析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居民所处环境的不同。农村居民是以村子为单位，范围较小，村干部的选举对他们来说就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所以他们的感受也就较为丰富和深刻，同时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对选举认识的局限性。而城市居民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和文化程度的差距，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讯息，了解到更多的现象，所以他们回答问题的方面就相对广一点。如城市居民FQF将我国民主与西方民主对比，认为我国民主的程度要高于西方；城市居民HGY认为民主的最大问题是人民群众的权利没有得到落实，而一些作为人民代表的人的权利又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等等。同时，通过数据我们还能看出农村居民更为在意党员干部的素质，约44%的农村居民谈到了党员干部的体察民情与办事能力，而城市居民只有14%，还有6%的农村居民认为过去的干部比现在的更好。
谈到法治问题的城市居民有17人，农村居民有20人。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差距，在问及对法治建设的态度时，认为法治还不够完善和对法治持有积极态度的农村居民的比例是相同的，都是40%（占回答法治问题的农村居民的比例），而城市居民中却有更多的人认为法治建设还不够完善，占53%（占回答法治问题的城市居民的比例），持有积极态度的只占41%。究其原因，笔者通过分析被采访者的认识到城市的环境较农村更为复杂，贫富差距很大，人们的心态也很浮躁，权钱交易的情况就更加普遍，因此犯罪率和腐败现象也高于农村，因此对法制治设不满意的人所占的比例也高。如城市居民LDQ谈到作为执法者的城管和协管员经常欺压他们，而他们也有苦无处说。城市居民ZXX和LYE都提到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社会犯罪率的增高。值得注意的是，提到普法问题的农村居民占35%，这个比例要高于城市居民的18%，这也反映出了这些年普法工作在农村取得的进展，更多的农村居民认识到了法律的重要性，但仍有农村居民如邓经理认为法律的宣传普及工作还有待加强。
4、对国家发展的信心
我们这次问卷设计中，第三个问题是“对于国家的发展是否有信心”。在参与调查的城乡居民共60人中有55人回答了这个问题，占总人数的，在回答的55人中，25人对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和认真的阐释，可见参加调查的大部分人对于这个问题是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的。
询问进行调查的组员，得知未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市民10，13，14等5人）主要是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想法，认为这个问题离自己很远，没有什么意义，任何评说都是徒劳无功的，无法改变什么。
由此可见，城乡中依然有些人对于国家的思考仅限于自己的生活区域，或者不进行任何思考。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个人经济生活社会地位等状况给与其思考的空间不大，另一方面，笔者公民参与国家生活的意识有待提高。
那些参加了回答的人中，大部分人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并就其判断阐述了自己的依据。这样的人占了回答人数的25人，不难看出，这些人对于国家生活的前途和命运无论思考层次高低，都是各抒己见，有其机杼之见的。反顾自己经历的访谈，结合队友的访谈录，笔者认为，更多人的判断都是基于自己的思考而非敷衍应付。
回答“有信心”的45人中,有21人认为国家现阶段的状态很让人满意，未提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市民3，4，7等21人）。18人称虽然对国家的将来有信心，但还是国家的现状还是存在令人堪忧的之处或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的（市民02，08等）。6人没有给出有信心的理由。
先看那些回答中没有显示出问题的21人，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回答应该说是体现了自己的真实理解和思考。如市民19桂叔叔，问及他对国家现状的看法时，他说自己都很满意，很知足，记者又再次追问难道任何不满意的地方都没有？他回答的很肯定，说确实很满意，这些都是真心话。对未来他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国家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又如，市民07，汉正街的FQF大爷，连连称我们提到的问题都是个别现象，“党是不会犯错误的”，称党和国家的整体生活都是十分令人满意。通过分析这两人的案例，我们会发现他们说这些话并非是刻意在为我们的国家生活粉饰太平，为领导唱赞歌，而是自身的经历使其有感而发。桂叔叔是真正在国家变革中分到果实的人群中的一员，是在改革中顺势实现“农转商”并实现富裕的一个代表。由此，对于政策的拥戴和感谢便顺理成章；冯大爷年轻时从军，退役之后顺利转业，工作无忧，家庭美满，退休之后拿着定额的退休金，子女皆有着落。他可以说是典型的小市民的代表。生活经历的一帆风顺让他的回答看来也不显矫揉造作；再如，村民08，LJF阿姨，在最近的政策“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不变，使用权转让”的鼓动下，将家中田地承包于他人，丈夫外出打工挣的钱也多了，子女都有学上，女儿更是被武汉体校看中，这些都可以视作其认为国家生活很满意的充分理由。我们不能一刀切地认为他们属于唯心的乐观主义。诸如此类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个人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对受访者之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影响还是颇为巨大的，这是合情也是合理的。然而，还有一些人，其实他们的回答多多少少和其境遇是有出入的。如村民16FJM，他的回答是“有信心，因为政策好”，但通过FJM的访谈录我们发现，他的生活其实一直不是很如意，方大爷早年曾做过红卫兵，现居农村的方大爷如今家中田地不多，收成不好，农作物价格不高，农业税的免除并未抵消农业生产的成本，生活的困窘却并未使得方大爷叫苦连天，反而对着国家竖起大拇指。我们分析，很多时候，国家的正面宣传在这里体现的效果还是不可小觑的。早年红卫兵的经历对于方大爷的影响绝非一时。所以潜意识里只要社会进步，哪怕差距再大，生活现状再困窘，都是可以理解的，国家政策就是没有理由的好。包括各种人们能接触到的媒体，无论现状如何，给予政策的评价永远是千篇一律，口径统一，对于一些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一点，是喜是忧，或有论断。
再看那些回答“有信心，但有问题需要改进”的18人，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现今国家的某些不足。片面也好，夸大也罢，这些呼声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存在不容忽视。笼统地看，反映的不足大多为地方对上面的政令执行力度不够，地方上出现的腐败，地方领导能力不够等局域性的问题（如市民02，村民01等指出的当地文化工作者的待遇，地方上贪污腐败等问题）；也有5人提到了国家总体上的一些不足，如市民12提到：当今中国的社会治安不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教育出了问题，认为做好科学文化教育的同时必须抓好道德教育。又如，村民07认为：前两年大城市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较为严重，虽然这两年有所缓解，但并未杜绝，作为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应当给予其更多的重视。可见，“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古训今天不仅适用于在校学生。这些问题不仅比一味“有信心”更能体现公民参与国家生活的积极性，也更全面地说明了人们心中的国家现状，值得深思。
另外一部分人（市民17，21，村民20，21等），并未给出有信心的理由，有逃避和敷衍之嫌。
相比回答“有信心”的这45人，其余的15人亦值得探讨。15人中，又分为没有问及的5人，认为这个问题“不好说，难说，说不上来”的6人和回答“没有信心”的4人。由于此三类人的人较少，我们可以采取更为具体的分析方法，逐个探讨。
先看回答了这个问题的10人（4+6）。市民01，25，村民15，17等四人表示对国家的未来“没有什么信心”“不抱什么希望”。文化水平较高的市民01HGY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不趋同的矛盾越来越大。部分的党员干部利欲熏心，顶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中饱私囊，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时时遭遇信任危机，干群关系严重不和，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的结论似乎过于偏激，甚至有危言耸听之嫌。不过，我们却可以发现他的分析，无论是我们平时的道听途说还是这次调查中的见闻都是有据可循的。这一言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另外，文化水平较低的市民20胡奶奶和村民17刘奶奶的论断则更多是基于其本身的遭际不佳，很大程度上有怨言的成分在里面。“窥一斑以见全豹”告诉我们“个别”从来都不只是“个别”，不彻底解决遗留的民生问题是无法为继续开展其他工作打好基础的。村民15李先生的话相比上述两位则更为客观和真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阶段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及政策的贯彻力度不够以及有的政策可行性值得商榷。李先生的遭遇并非一穷二白，作为有心人，旁观者清，这样的逆耳忠言最好不要只是停留在民间。
对这个问题表示难说的6人分别为：市民5，6，23，27
村民3，12。其中市民6，23，27等人与上面的很多人一样，也看到了社会上各种问题包括道德，治安，腐败，国家政策失灵等问题。但他们做出的判断较为谨慎和中立，没有盲从“主流支流论”或者盲目灰心，认为两种可能都有，事在人为。而以市民5，村民3，12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国家大事不好说，只盼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活着有个奔头才是自己要考虑的。我们似乎可以用“不关心国家大事，没有主人翁意识”这些套话来批评他们。可比起一些空喊着自己都从未感受到的“政策好”“决策英明”的人，我甚至要称赞他们。救死尚且不暇，奚暇治礼义哉？国家的发展之光似乎更多地应当照到这些人的头上，不要城市和部分人的“这边风景独好”。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对国家的未来是否有信心”这个话题，我们采访的城乡居民各30，共60人给出的不同回答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于国家无差异的关心。对于国家生活中经济建设的肯定同时，我们也看到经济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弊端，看到社会进步的相对性，看到了和谐社会推进的同时，不和谐的因素却也同时存在。和谐的时代必须重视其相对面，真正全面的和睦协调才真正能光临全社会。
差异性分析
城乡差异分析——参加回答这个问题的55人中，共有45人回答“有信心”，10人做出了“没有信心”和“难说”的回答。作出肯定回答的人中，20人为市民，余下的25人系村民。就这一点，似乎无法做出更多肯定的回答，但从具体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乡村居民更多对于自身情况作出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多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以“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生活相比以前，进步大得多”等开始，如村民04，05的回答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讲自身生活状况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如何改善；于此相对的，虽然城市居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也有很多是出于自身状况考虑，更多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提纲挈领和对全局的把握。比如市民07，12等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国家大事，提到了国家近几年较为具体的发展和进步。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城市居民体现出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更高了一层次。这不难理解，一方面，城市居民的文化素质一般来说高于乡村居民，因而在知识构成上的不同得以体现；另一方面，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一般来说较为优越，这样，在物质领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现出的思维方式的迥异也就不难看到。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虽然在回答有无信心的数量上，城乡间的差异并不是很大，但结合其各自理由和访谈材料来看，可以看到几点区别：城市居民再给出有无信心的理由时，更多的是通过间接渠道；而乡村居民则绝大多数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可以看出的是，城市居民对于问题都是“听闻”，乡村居民则都是“直面”。在采访中，我们看到城市居民谈到的更多的是生活琐事，而关乎国家生活的大方面，几乎很少有影响自身对于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的因素；相反，乡民则更多的是关心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和最基本的生活必须。由此可见，至少国家政策带来的物质上的影响在城乡的差距是巨大的。
当然，有没有信心，经济发展并不是左右的唯一依据，但在调查中明显体现出来的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确实让人感到无比的震撼。还是那句话，仓廪足而明礼义，只有将农村和城市的物质差距缩小，和谐社会才不会沦为半和谐社会。
5、对国家未来的期望
我们这次为期八天的访谈中，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民众对于国家未来期望和改革方向的意见。我们所采访到的60位对象都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对国家未来改革的意见，意见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广泛，如：医疗、养老、教育、三农、户籍、就业等问题。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排除认为“一切都好，无需改革”的8个人（占总人数的13.3%）之外，剩余的52人都对我们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下是对这52位采访对象的回答所作的数据整理以及问题分析（后附数据统计表）。
由数据统计表可以看出，教育改革问题，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关注。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有19人（其中农村9人，城市10人，占总人数的31.7%）提到对教育改革问题的现状思考以及未来期望。尤其在教育经费、教育质量以及教育平等方面，许多采访对象都认为现行的教育制度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义务教育虽然推广开来，但是在农村学校里面，变相收费的现象相当普遍，导致不少家庭都感到供子女上学有困难。由城市进城务工的家庭在面临来自城市的教育歧视的时候还是显得相当无助。怎么样改变目前这些不规范的现象，使得教育不再成为人们心中的老大难，应该成为国家的一个关注点。
第二个受到相当程度关注的问题是关于政府公信力以及公务员选拔制度的，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有18人提到了这个问题，其中农村10人，城市8人，占总人数的30%。由目前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政府工作人员办事不力，严重影响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很多县乡一级的政府工作人员不能本着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公仆的态度，再加上那些闲官冗官，根本把人民的利益弃之一旁。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精简政府工作人员，最重要的是选拔真真正正能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好官清官，成为广大老百姓的期望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三是养老和社会保障问题。接近28.3%的被采访人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希望政府能够加大社保低保的投入，使那些无所依靠又不能自理生活的老年人能够生活得好一些。这些生活在基本生活保障线以下的老年群体，由于子女都忙于挣钱养家没有时间顾及对他们的基本生活照顾，加之自身又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之困难可想而知。更有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不仅没法顾及老人的生活保障，连小孩的生活和教育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加大政府对这一部分群体的照顾和帮助是现实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有15个人提到了关于政府权力监督以及惩治腐败的问题，其中农村7人，城市8人，占总人数的25%。显然，与政府公信以及公务员选拔制度这个问题一样，政府工作人员在办事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违纪现象，或者办事不力不为人民谋福利的行为，成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很多被采访者都反映说当地政府官员“好摆官架子”，人民有事找他们也不好好接待，或者当时接待了过好久都不着手解决问题。官员的作风问题虽然老百姓说不清楚但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确实有问题存在。依此，老百姓就希望有好官清官来上任，同时期盼有完善的权力监督机制，实行政务公开。透明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公正。
下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是医疗改革问题，有12位被采访者谈到了在这个问题，其中农村和城市各6人，占总人数的20%。医疗体制问题一直以来都未能得到有效的改善，新近出台的新医改方案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努力，但是实施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药价虚高、医疗资源布局不合理等诸多原因导致的看病难看病贵，严重制约普通大众的看病能力。坚持政府主导，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大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成为广大百姓的迫切愿望。
三农问题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有10人提到了这个问题，全部都是农村人口，占总人数的16.7%。农民在这一方面的期望主要是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遏制农药化肥种子以及部分农用机械的价格偏高的趋势，保护耕地使农民有地可种等等。
此外，就业问题（有8人提及，农村4人，城市4人，占总人数的13.3%）、贫富差距问题（有7人提及，农村1人，城市6人，占总人数的11.7%）、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问题（有6人提及，农村1人，城市5人，占总人数的10%）、户籍制度问题（有4人提及，全部为农村人口，占总人数的6.7%）、以及物价上涨过快问题（有4人提及，农村3人，城市1人，占总人数的6.7%）都受到的一定的关注。国家在这些方面可以做的还有很多。总的来说就是要减缓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并发症”，使它们的影响降低到最小，从而收获最大的利益。
在进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部分问题在农村和城市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差别比较大，例如，三农政策问题、户籍制度问题、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以及养老和社会保障问题。形成差异的原因与农村和城市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以及国家对农村和城市的区别政策有很大关系。
差异性分析
通过采访调查研究，我们得出了表格中的数据，列举了医疗、社保、教育、三农、户籍、治安、政府公信、权力监督、就业、贫富差距和物价共11个反映的问题，百姓提出了这些改革方向。观察表格数据，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百姓对改革方向的关注度有差异，关注度最高的是教育改革，其次是政府公信和社会保障，关注度最低的是物价上涨、户籍制度。而且，城乡差异是巨大的，在各项反应的问题之中，城乡比例差距甚大，如户籍（农村达100%，占反映该问题的人数比例）。这种差异究其原因是与被采访者的个人情况密切相关的，我们将其归为两类：第一，是个体的当前处境，其中包括是否在岗，收入情况，所从事的职业，政治面貌等；第二，是从被采访者的城乡差异入手，通过城乡不同生活环境对人们的思维及心态构成的影响来分别分析城乡居民对我国民主和法治的态度。
从个体处境分析：个体关注改革方向，往往与当前的处境密切相关，与经济状况、政治社会地位紧密相连。个体的当前处境往往影响他们的回答，这一点最直观地反映在“一切都好无需改革”。如此回答者共8人（13%，占总人数比例，下同），这些人生活富裕安康，基本未遭遇不公正待遇，对社会和国家很满意，比如张新华（农3，采访农民对象编号，下同），在外打拼十余年，如今清洁器材生意做得不错，感觉政策完善、保障都有；又如，彭奶奶（城3）刚建国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员，现在是工会干部，生活美满幸福，感恩国家感恩党，对于改革自然没什么迫切需要。
其他52人都反映了问题，并且提出了改革的希望，其中在关系百姓最迫切利益方面，有些人提出了深刻的担忧，最为突出地表现在教育（31.7%）、政府公信（30%）、社保（28.3%）、权力监督（25%）、医疗（20%）。
首先说我们的教育，尽管这些年国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学费，但是依然有12人（20%）反映上学贵，具体表现在变相收费上面，如ZHS（农11）反映学校巧立名目收费严重，每学期220元牛奶费，孩子却未喝上一瓶奶，另外收取550元不知干什么；刘婆婆（城6）反映孙子在晚自习还收费。除了上学贵之外，反映最多的是道德教育缺失问题，共有7人（11.7%），社会教育不到位，群众素质有待提高，青少年犯罪率逐年上升，百姓反映教育未能培育出有德有法的下一代，如YXS（农9）反映群众素质不高、基层文化设施遭到破坏；FYC（城12）反映教育过分学习西方，中华民族传统教育相对削弱，导致道德流逝，社会风气变坏，社会上不良青年增加。此外，还有一些百姓反映了教育需要改革的方面，如LLH（农14）反映孩子课业过重，LHT（城2）反映教育体制扼杀孩子天性等等。总之，父母或是长者都从这个社会上看到了教育存在的不好方面，希望改正这些，为了下一代能更加健康成长。
其次说我们的政府，主要包括政府公信（30%）和权力监督（25%）。政府公信方面，有30%的被采访者反映政府在为人民服务上面存在问题，这不能不令人担忧。良好的政府公信是处理官民关系的必要前提，是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然而如此多的百姓反映政府（主要指基层）不作为、基层选举不民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暴露了当今地方发展的一大难题。一部分百姓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实现、切身利益也得不到保障，如张大妈（农23）反映村干部对前来反映情况的百姓大吼大骂，还声称“我也不是为你而当干部的”，中央下达的农业政策到了地方好多都实现不了，如退耕还林补助金不发，张大妈前去索要，村干部说抵账农业税（未免除前拖欠的）。张大妈对于张家湾村干部深恶痛绝，希望大学生担当村官，和张大妈想法相同的还有不少村民。权力监督方面，有25%的被采访者反映基层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问题，在农村村务从不公开，村干部私吞农业补贴等，还额外收取费用，百姓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如徐XX（农16）反映七里坪镇土管所拿钱不给办事，干什么事都要交钱。由此观之，提高广大基层干部思想道德素质和办事能力迫在眉睫，惩治基层腐败也要大手笔开展，发现一例查处一例；当然最关键的是，要给百姓反映基层问题的一个平台，这就要求监督机关设立方便群众上访的渠道，倾听百姓疾苦。综合实际，这些改革任重而道远。
再次，说我们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改革（20%）和社会保障（28.3%）。百姓的幸福指数一大半取决于社会保障的情况，包括经济运行在内的各种社会现象都和百姓的安全感紧密相关，百姓觉得手头钱不够，就是因为社会保障不健全，害怕遭遇变故。关于医疗改革，反映问题的有12人（20%）,问题主要集中在医疗保障的人群范围、疾病报销的范围、报销比例过小等，如王X（农1）反映看病贵，医药费付不起，医院大病才报销，小病累加费用也负担不起，希望扩大疾病报销的范围，把小病和慢性病也纳入报销范围；市民王XX（城5）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关于社会保障，反映问题的有17人（28.3%），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保贵、低保户申请困难、养老的条件限制的过死板等等，如潘阿姨反映低保户申请必须要是60岁以上、丧失劳动力的困难家庭，范围限制得太死板，好多占其中一条的困难家庭申请不到低保；王XX（城5）反映社保贵；周X（农12）反映农村鳏寡、残疾老人无人照管，需要健全养老保障等。健全的社会保障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国家要深入改革，深化医疗改革，扩大百姓的医疗惠及面，真正减轻百姓负担，给人民健康、实惠、幸福；社会保障要继续推进改革，降低低保户申请门槛，健全养老制度，落实人文关怀，切实解决困难老人养老问题。
关注度较低的三农（16.7%）、就业（13.3%）、贫富差距（11.7%）、治安（10%）、户籍（6.7%）、物价（6.7%），由于个体在各方面的利益实现度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比例。
关于三农问题，反映问题的是10位农民，占所有被采访农民人数的33.3%，问题主要集中在农业补贴过少、基本耕地流失、农资价格太高、机械化程度不高、产量不高等，如王德英（农1）反映农业补贴太少，补贴抵不上农药、化肥、种子上涨的价格；王XX（农6）反映耕地被道路用地占去大半，剩下远一点的田有野猪侵害；石XX（农18，村支书）反映国家支持力度不够，土地整改无资金，农业机械化步履维艰。关于就业问题，主要存在就业难（6.6%）和打工者待遇不公平（6.6%）等问题，各占一半，如张XX（农7）反映城里人瞧不起打工者；王阿姨（城11）反映下岗后无法就业，生活很困难。关于贫富差距，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社会财富差距拉大，百姓看到别人买房买车感觉到“穷”，犯罪率逐年攀升也凸显了财富不均带来的矛盾，如冯岳昌（城12）反映自己买不起房和车感到贫穷，穷人犯罪的几率不小等，这都是贫富差距引发的。关于社会治安，主要表现在偷窃、抢劫、贩毒、嫖娼等方面，百姓对于这些脏乱的社会想象避之不及。关于户籍问题，主要是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子女就地就学等问题，城乡户籍给进城务工人员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没有城市户口得不到社会保障，子女也进不了公立学校就学，如陈一鸣反映进城没有城市户口，子女就学不方面，要额外交费，还活在城里人白眼里。关于物价问题，主要是物价上涨过快，居民生活成本上升过快，赶不上收入增长速度，王XX（城5）反映生活负担太重，一涨价就没法过日子了，勉强能够活口。以上反映的问题，差不多都是从个体生命出发的，要落实人文关怀，就要极力解决百姓遇到的问题，不管是不是群体性的问题，当然有些时候政府没有能力解决所有人的困难，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如三农、治安、贫富差距、户籍上，是可以宏观调控的，这些方面的改革也应该贴近民生，照顾到更多数的人。
从城乡差异分析：60位被采访者中，有30位城市居民，30位村民，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经历、生活环境不同，其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有别，因此对此问题的评价看法、倾向都存在差异。从表格之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一些问题上，城乡的数据是有巨大差异的。
城市数据占绝大多数比例的问题有“一切都好无需改革”（75%，占反映该问题总人数的比例，下同）、社会治安（83.3%）、贫富差距（85.7%）这三方面；农村数据占绝大多数比例的问题有三农政策（100%）、户籍制度（100%）、物价上涨过快（75%）、社会保障（64.7%）这四方面；城市数据和农村数据基本持平的有教育（农村47.4%）、政府公信（农村55.6%）、权力监督（各46.7%）、医疗改革（各50%）、就业（各50%）。这些差距大多由城乡差异造成的。
城市数据比例大的三个问题，与城市居民总体生活质量、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反映“一切都无需改革”的8人中有6人（75%）来自城市，这些人都有固定工作、有住房、有社会保障，不少还是老板或者领导干部，生活条件优越，富裕而安康，得力于城市给他们提供的工作、交通、住房等保障；而在农村，交通不便，种地不可能富裕，从事经营致富者也是少数，少数打工者富裕了，也不返乡，因此反映“一切都好无需改革”的相对要少。反映社会治安问题，6人中有5人来自城市（占到83.3%），主要是因为城市外来人口杂居，无业人数比例相比农村要大，充斥着财富和欲望的诱惑，而且交通便利、犯罪分子流窜作案的可能性大，人口巨大、查处困难等；而在农村，淳朴的民风还没有被严重侵蚀，无业起码还可以种地，农户财富也没有那么多，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外来的罪案分子很少来，治安相对城市明显要好。反映贫富差距问题，7人中有6人（85.7%）来自城市，这些人几乎都是社会底层人，收入微薄，相对于城市的繁华和平均生活水平而言，他们连农村人甚至都比不上，在农村至少有房子、有田地、有粮食、有蔬菜、有柴火，农村人生活成本低，而城市穷人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感觉很穷，感觉贫富差距太大，根本不敢和周围人相比较。
农村数据比例大的四个问题，与农村居民总体生活质量、社会待遇、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反映三农问题，毫无疑问只有农民关心这个问题（100%），关心补贴、田地产量等等，国家最年来的惠农政策很多，但是1/3的农村人反映补贴过少、粮价太低等问题，不得不追究政策的落实情况。反映户籍问题，4人（100%）全是农村居民，城乡户籍差异就不言而喻了，农村人进城打工，遭到城里人歧视，连社会保障都享受不了，更莫谈子女就地上学，进城的农民工几乎“游离于惠农政策之外”，虽然只有13.3%的农村居民反映该问题，但是相对进城务工人口在农村人口的比例而言，这个比例绝对是很高的，对于进城打工者而言户籍改革迫在眉睫。反映物价上涨过快，4人中有3人（75%）来自农村，这三人都统一口径地反映农资价格过高，农药、种子、化肥、农具价格一直在涨，这种集中性反映同一个问题，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在国家农业补贴还刚起步、粮价一直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平抑农资物价是缓解种田贵的必要手段。反映社会保障问题，17人中有11人（64.7%）来自农村，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低保制度不健全，社会养老制度刚刚起步，孤寡老人生活没有着落，各种福利机构照顾不到，必要的社会设施苦于无资金而无法运转（如，福利院、残疾人救助中心等等）。
城市和农村数据基本持平的是剩下五个问题，教育（农村47.4%）、政府公信（农村55.6%）、权力监督（各46.7%）、医疗改革（各50%）、就业（各50%），其原因是这些问题对城市和农村的影响是差不多同等的，也和城乡居民生活的大环境密切相关。值得一提的是，这五个问题在总人数中所占比例很大的（大于等于20%）就有四个（教育、政府公信、权力监督、医疗），并且都挤进了整体问题关注度的前五名，这足以说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而且，城市和农村各方面反映的问题也大抵相似，例如说到教育，上学贵、德育缺失所占比例相差不多；政府公信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作为、选举不民主也是共同的问题；权力监督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各有表现；医疗改革上报销疾病范围、报销比例太小都希望有所改善。当然，也有细微的差别，具体表现在就业问题上。反映就业问题的8人中，城乡各4人（50%），城市反映的问题都是就业困难，找不到工作；而农村反映的问题都是打工者待遇不公平，究其原因，大致如下：城市就业困难主要是下岗者，一来他们年纪大了，二来没有什么技术或者专业素质（比如现代技术，计算机等操作），再就业就比较困难；农村反映就业问题主要是进城打工者，他们大部分是中青年，孩子都不大，遭遇的社会压力很大，父母和孩子都受到的城里人歧视，而且人微言轻，苛扣民工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城乡的差异，社会环境不同、经济需求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等等，关注的问题也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各异，对问题的看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别。
按照预定的计划，这一次实践活动于日结束了。对于每一位队员而言，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社会实践，也是最难忘的一次人生经历。此次实践工作，历时八天，深入三地，经历的是的烈日酷暑，探访的是鄙所僻地，可以说，工作的强度和带来的疲劳是超过我们初时的想象的。很多队员在实践过程中相继病倒，也坚持轻伤不下火线；队员们风餐露宿、舟车劳顿，也未因此而耽误工作；很多队员在走访人家时被无情辱骂，也任劳任怨毫无悔色。那么，在其他同学都享受着假期轻松的时候，我们这么劳累到底值得吗？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实践，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在结束的时候，当我们回想起实践工作的每一天进展，回想起我们所经过的点点滴滴，发现可以这样回答自己：值得。因为我们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尽力把它做到了最好。今年是建国60周年，将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作为新一代的青年大学生，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为国家，为社会，也为我们自己。因为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我们自然将活动的主题定在了60周年上，那么面对这样宏大的一个题目，我们应该做怎样的功课呢？关注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这是我们经过自我思考和老师指导后的答案。因为从宏观上总论评述历史，一概而论的东西已经太多了，我们渴望去了解更多普通的老百姓，了解他们的生命历程，从中知道他们对建国这60年的认识，以及多年来国家和人民的相互影响。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们坚持按照计划，走访了许许多多普通的群众，这也的确让我们获得了更多知识，增长了更多阅历，进行了更多思考。我们也为自己选择了访谈这样正确的工作方式而感到幸运，不但极大地锻炼了我们与人交际的能力，也为实践工作积累了很多有用材料。
一路走来，我们在武钢，汉正街，红安县等三个地方碰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们各不相同的生活和见识，让我们受益匪浅，也为自己能走出校门，初次尝试融入社会而高兴。武钢博物馆的王馆长，在热情接见我们后的一番侃侃而谈，不仅给了我们教诲，更让我们有了最初的信心。汉正街上，无论是居委会里的管理者，还是街上的普通商贩；无论是本地住户，还是外来居民，这些市民都支持我们的工作，向我们不厌其烦地讲述人生经历，更是让我们倍感亲切。在红安县，我们看到的是农村社会的真实情状，那些最普通的农民，他们背后原来也有那么动人的故事；他们讲述的是自己的命运，60年来和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而每一次听到群众们关于现在的看法，关于未来的展望，更让我们感到任重而道远。
那么经历过后，思索过后，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建国六十周年以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领导者的卓越领导才能，也离不开普通民众的辛勤汗水。我们的采访对象遍及社会各阶层，工人、农民、个体工商户等等，每一个被采访者所代表的不同社会人群在最后应该看作一个整体来分析。
纵观这六十年，时代的进步反映在不同社会人群的人生阅历之中，我们从纵向时间中看到变化之大；横向来看，不同人群的不同处境和心态决定了不同的回答，显示了中国已经进入个体化差异时代；从民众对于国家的信心和希望来看，政府职能转变和国家未来发展都充满了可能性和变革空间。
从时间变化中看变化之大。工人从最初的铁饭碗、大锅饭到后来的下岗、转业，无不彰显了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重铸与再生；农民从最初的人民公社、集体劳作到后来的分田到户、各司其职，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也为几亿农民致富奔小康奠定了基础；个体工商户建国后历经取缔、开放到大力支持的过程，成为先富带动后富的巨大发动机，解决了大量民众的就业难题，私营经济由此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补充。各层人群普遍反映物质与精神文化走向繁荣，从物质的贫乏到充裕，从对外封闭到开放，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逐步走向了现代化、国际化、个体化，这是六十年来最为直观的变化。
从个体回答差异性来看时代的变化。农民关注的焦点不仅仅在农业方面，也涉及到城乡结合、贫富差距、政府职能、社会公平等等，这都表明农民突破了小农思想，更多地关注时事、关注未来；不少农民还对大学生村官充满了期待，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城镇居民更多地关注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还对社会治安和风气尤为关注，不少居民隐现了对于如今教育的担忧，虽然他们并没有子弟上学。对于现状的不满和未来的期待，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大部分都真诚而毫无城府地展现出来了，彰显了民主的进步和言论的自由，更表明了普通民众积极参与时事讨论，而他们多关注的焦点也因人而异，充分展示了个体差异性。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已经进入个体化差异时代。
从民众对于国家的信心与希望来看国家的发展变革。中国进入个体化差异时代，普通民众对于国家未来的期望则因人而异，各层百姓都期待政策能够向本层次人群倾斜，此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渐渐地转变为关注弱势群体、体现人文关怀。农村居民在农业政策上的期待终究会影响接下来的农业政策，而城乡关注度最高的教育、政府公信、社会保障、权力监督和医疗改革，也会因为民主的关注度而影响政府决策。从民众的希望来看，政府亲民惠民，必然会在关注度高的方面积极谋求变革，使社会更加和谐地发展下去。由此观之，我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可能性和变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