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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间谍!
《隐形》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谍战故事,主人公原型是目前已知的上在内部官衔最高的卧底。不知道主人公“连城"的原型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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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将军的原型是,韩练成,蒋介石的高级侍从参谋,46军军长,陆军中将军衔,莱芜会战,李仙洲就是毁在他手里,这一仗也暴露了他的身份。郭汝瑰,陆军中将衔,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任72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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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0楼的发言:&以下是引用yyuanyan
在第17楼的发言:刘斐,中将衔,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
郭汝瑰,中将衔,曾任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二十二兵团司令。
张克侠,中将,曾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
何基沣,中将,曾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
其他少将和校级尉级就更多了,甚至连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都是共产党卧底,老蒋的底儿,老毛比他更清楚。
共军擅长小动作,也有不少高官的未成年儿女被洗脑老蒋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还有傅作义的女儿都是共产党员。不过有个问题,这些人为什么不要高官厚禄,不做大小姐,偏偏冒着杀头的危险投奔TG?一个两个可以说是TG蛊惑,但是一群群那就不是简单的一个蛊惑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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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7楼的发言:刘斐,中将衔,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
郭汝瑰,中将衔,曾任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二十二兵团司令。
张克侠,中将,曾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
何基沣,中将,曾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
其他少将和校级尉级就更多了,甚至连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都是共产党卧底,老蒋的底儿,老毛比他更清楚。共军擅长小动作,也有不少高官的未成年儿女被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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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7楼的发言:刘斐,中将衔,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
郭汝瑰,中将衔,曾任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二十二兵团司令。
张克侠,中将,曾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
何基沣,中将,曾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
其他少将和校级尉级就更多了,甚至连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都是共产党卧底,老蒋的底儿,老毛比他更清楚。呵呵,棋高一招
原型是韩练成,不过他在国民党里卧底官不是最高的,比他高的还有个地下党韩练成(一九○九—一九八四),宁夏固原人,一九二五年从军,在国共两个阵营都曾是传奇人物,在国民党蒋介石身边,他曾受到三个对立派系高层的共同信任:被冯玉祥誉为“在北伐时与我共过患难”、在抗日正面战场带领桂系主力、甚至在莱芜战败后反而贴到蒋介石身边参与最高机密,叙级中将。韩练成,又名韩圭璋(.2),出生于甘肃固原(今属宁夏)。1925年参加西北军,曾任国民联军排长、连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营长、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后任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处副处长、镇江警备司令。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师参谋长,独立第十一旅旅长,第一七○师副师长、师长,国防部研究院研究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副师长兼旅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第四十六军副军长兼师长、军长,率部参加了桂南、桂柳等抗击日军的战役。任海南岛防卫司令官。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避免与解放军作战,并与解放军秘密联系,一九四八年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后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甘肃省副省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三届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隐形将军韩练成在共产党阵营,韩练成与周恩来建立了秘密而密切的单线联系,周恩来说他是“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朱德称赞他“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毛泽东更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 以致蒋纬国在一九九六年还说他“是隐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韩练成最后官拜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历任兰州军管会副主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甘肃省副省长等职。韩练成入西北军,获刘志丹教导韩练成自幼家贫,为了长大后能出头,父母坚持受苦也要让他进私塾。15岁那年,城里来了一个给“黄埔江军校”招生的老师,韩练成借了甘肃省立二中毕业生韩圭璋的文凭,报了军校,从那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韩练成就化名成了韩圭璋。连“韩圭璋”在内,那老师一共只招了4个学生,但后来进的是西北陆军第七师军官教导队。一九二六年九月,韩圭璋所在的西北陆军第七师被编为国民联军第四军,出兵北伐,政治处长是共产党人刘志丹(黄埔第四期)。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联军是实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军队,军事政治顾问是苏联的乌斯马诺夫、总政治部部长是共产党人刘伯坚。进军途中,担任排长的韩圭璋遇到了刘志丹,初次听到刘宣讲的黄埔军校“救国、革命”精神。韩圭璋参加了一次由刘伯坚亲自授课的集训,受训的都是从各部选调出来的连长和连一级的士兵委员会主席,共有21人。刘伯坚、刘志丹曾单独找韩圭璋谈话,他们认定韩是一个好苗子,刘志丹发给韩一份“革命军人登记表”,并为他指定了加入共产党的联系人。一九二七年“412政变”后,冯玉祥开始联蒋清党,驱逐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刘志丹等人被“礼送出境”,韩还没有来得及入党就和共产党的组织中断了联系,并被扣上了“红帽子”,由于冯玉祥的保护,韩在“清党”阶段很快被解脱,豫东、鲁西鏊战,韩圭璋屡建战功,升任团长。韩练成救蒋有功,特准为黄埔三期一九二九年一月国民政府军队编遣会议中,冯、阎、桂系不满削减本系实力的编遣方案,与蒋失和。五月,冯玉祥通电讨蒋,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但不久,辖下的马鸿逵部投蒋倒冯,韩圭璋此时是马部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一九三○年初,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在停靠归德(今商丘)火车站的“总司令列车行营”亲自指挥。冯玉祥一支部队夜袭归德,蒋介石的“总司令列车行营”没挂火车头,停在站内,被冯军骑兵围住猛打。负责守备归德的韩圭璋听到火车站的枪炮声,立即率主力驰援,韩率部攻入站台,解了蒋介石之围,这也是韩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蒋当即下了一道手令:“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韩圭璋,见危受命,忠勇可嘉,特许军校三期毕业,列入学藉,内部通令知晓。” 这段史实,知之者甚少。当时黄埔学生在军队中颇为吃香,人们就戏呼黄埔学生为“穿黄马褂”。韩练成既被“赏穿黄马褂”,当然就被另眼相待了。由于蒋介石特准,韩获批列入黄埔第三期学生。一九三三年三月,韩得知好友关麟征(黄埔一期生)率第二十五师在古北口长城一带英勇迎击日军第八师团,在兴奋之中求见蒋介石,要求去关部参战,但蒋介石没有同意。不久,蒋介石手谕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学生韩练成,着以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尽先任用。”在这一纸手谕里,蒋介石按照韩的愿望:用回了韩的本名“韩练成”。从此韩练成脱离西北军,进入了黄埔系。一九三五年春,韩练成晋升少将。韩练成听命周恩来,留在蒋、桂高层工作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七月中旬,韩练成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集训后,立即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邀去作彻夜长谈,韩表示愿意去抗战前线。第二天,白推荐韩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高级参谋。八月中旬,韩练成陪同白崇禧会晤了到南京参加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白向周介绍韩:“他在北伐时是我们东路军的骑兵集团司令,跟我一直打到了山海关。”韩对周敬礼尊称:“周老师。”一九三九年,韩练成在桂系中由旅长升任师师长。一九四○年春,蒋介石到柳州召开军事会议,发现韩练成已在桂系担任了师长,非常高兴,给了他一笔5万元的特支费,要他与各方人士联络感情,站稳脚跟。一九四二年五月,韩练成进入国防研究院第一期作研究员,在这一段的培训中,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抗战力量,是民族的希望。六月,经过缜密的考虑,韩练成委托无党派人士周士观通过他的女婿、中共地下党员于伶安排了与周恩来的第一次单独会面。由于与周已不是初次见面,又有“黄埔师生”关系,谈话直入主题:韩练成向周恩来简要通报了军事、政治形势之后,明确表示要投身革命,要求加入共产党。周坦诚地希望他在国统区、在蒋、桂高层好好工作,为国家、为抗日统一战线作贡献。准备分手时,周向韩打听一个人:“有个西北军的,也是你们西北老乡,名叫韩圭璋的人,你认识吗?”韩练成惊呆了!半晌才说:“我就是韩圭璋。”周思来也吃了一惊:“你就是?”周告诉韩,他是从刘志丹处知道韩圭璋的。从此,韩确定了与党的同志关系,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韩严格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除了周或周本人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触党的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下决心追随共产党后,韩练成的人生取向就再没有改变过。这就是黄埔军校的“救国、革命”精神!韩的夫人汪萍(字啸耘)从这个时期开始,全力支持韩练成,多次从经济、物资、住宿、交通等方面帮助李克农、潘汉年和他们介绍来寻求帮助的同志、朋友,被李克农誉为“后勤部长”。一九四三年五月,韩练成从国防研究院毕业,被蒋介石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高级参谋,韩同时也担任参谋总长办公室参谋组长。由于中原大战救蒋有功、军衔较高,韩在侍从室内的地位比一般的参谋要高一些,也被人称为“组长”。蒋曾亲自介绍蒋经国、蒋纬国与韩认识,他们称韩为“师兄”,韩自然而然地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在大批黄埔将领中也建立起了牢固的关系。一九九六年五月,一位和蒋纬国私交甚好的台湾世家子弟告诉笔者:“纬国将军说令尊是隐藏在老总统(蒋介石)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一九四四年月,韩练成调回广西,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同年,第四战区对日“桂柳会战”失利,蒋介石下令撤消了第四战区、第十六(桂系)、第三十五两集团军、第三十一军(桂系)、第三十七军番号,撤换了包括夏威(桂系)在内11名将级军官的职务,而在蒋桂两方面都深受信任的韩练成被任命为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解放战争中秘密战线立奇功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韩练成率部渡过琼州海峡,以国军第四十六军军长身份兼任任海南岛防卫司令官、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集海南党政军权于一身,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告诫韩:希望韩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全局观念统御海南。去海南之前,韩练成接到周恩来的亲笔信:“现在只能运用你个人的影响和你手中的权力,在无损大计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的安全,并使游击队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注意!从实际出发,能做多少,做多少,由你酌定……”此时,国民党军广州行辕张发奎对外发表言论,不承认岛上有共产党,他密令韩练成第四十六军加紧布置:在一个月内消灭琼纵!韩练成祇知道琼纵的负责人叫冯白驹和一个从中央派来的长征干部庄田,但无法联系,只好以“行政院特派海南区接收协调委员会主席”、“海南区受降司令官”的名义,强令广东省政府海口办事处主任蔡劲军把从日军手中劫到的琼纵被俘人员和资料交海口警备司令处理。在释放这批人员时,韩从中挑选了一个可能是县一级的干部,亲自和他谈话,并亲手把写给冯白驹的一封公开信交他带去。信的主要内容是说战争已经结束,要求琼纵派人出来,商谈整编游击队的问题。不久,琼纵派出琼崖抗日公学校长史丹与韩练成谈判。韩练成在公开场合和私下接触中,向史丹交待了需琼纵领导注意的事项,要琼纵暂时停止或减少零星游击行动,隐蔽自卫,等待时机。因琼纵电台丢失,无法与中央联系,韩只得单方面采取行动掩护琼纵:—首先是限制蔡劲军指挥的海南岛保安团的扩编。—其次解决詹松年的伪军部队。郑介民原打算把这支部队改编成一个独立旅,作为对琼纵进攻的先头部队。韩练成冒了极大风险,借“整编部队”之名,把这支伪军部队全部缴了械,处死詹松年,并在当天遣散了该部1,700多人。一九四六年九月上旬,因剿共不利,整编为整四十六师师长的韩练成受到通报处分。十月上旬,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设想调整编第四十六师在上海吴淞口登陆。部队由海路转运期间,韩练成被蒋介石召去南京,列席了由蒋主持的有白崇禧、陈诚等人参加的最高级军事会议。会议中,蒋介石命令整编第四十六师改向青岛登陆,直接投入内战。韩试图向周思来作汇报,周通过秘密渠道转告韩:“速去上海找董老谈。”韩立即转赴上海,在白崇禧公馆秘密约见董必武,把全部情报交董老速转党中央。一九四六年底,整编第四十六师到山东不久,华野派遣刚出狱的新四军干部陈子谷持“洪为济”的信来找韩练成,随之又有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华中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来联络。按照蒋介石“以临沂为主战场,歼灭共军陈毅主力”作为鲁南会战的战役想定,韩率领的整四十六师加入北线兵团,由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黄埔一期)指挥,配合南线集团,在临沂会歼解放军华中主力,或迫解放军退入沂蒙山区而歼之。一九四七年二月中旬,华野放弃临沂、秘密北上求歼李兵团。韩练成一再干扰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李仙洲、韩浚等人“李兵团应立即由莱芜向吐丝口、明水突围”的决心,直到李仙洲在二月二十一日夜下令突围时仍然强调“未部署妥当”,硬是推迟行动一天。李兵团突围开始,韩练成即放弃对第四十六师的指挥,使李兵团陷于混乱;战役结果是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7个整编师,俘李仙洲以下计21名将级军官。当日下午,韩练成由华东野战军派出的联络员引导到达新华社前线分社驻地。黄昏时分,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部主任唐亮赶来,相见甚欢。临别时,韩留下诗一首:《莱芜战役后赠陈毅同志》“下民之子好心肠,解把战场作道场。前代史无今战例,后人谁说此新章。高谋一着潜渊府,决胜连年验远方。一割功成惟善用,还将胜利庆中央。”战役结束,韩练成带另一联络员日夜兼程赶往青岛,经上海回到南京。蒋介石没有怀疑韩,反而称赞他“一俟跑出,即刻返京,极其忠勇可嘉。”全军覆没的韩练成未受到处分,被任命为第八绥靖区副司令官兼整编第四十六师师长。一九四七年三月底,蒋介石亲自下令,调韩练成入国民政府参军处任参军。参军处时由上将参军长1人、陆海空三军将级参军10-15人组成。韩这次在蒋身边参与机要的程度要高很多:送蒋看的战报最后经韩过手,蒋批出的命令最先经韩过目。五月的孟良崮战役前,对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到底是走还是守,韩在关键时刻对蒋说了一句:“共军善打运动战,我们在鲁南(莱芜)就是在运动中吃的亏。”促使蒋介石下了决心:七十四师死守孟良崮、吸住共军、四面合围、歼灭陈毅主力。结果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后来,整编第四十六师有个团长逃回、华野有个团级干部叛变,都谈到韩在莱芜战役中的失常表现,杜聿明把这些迹象向蒋介石作了密报:“如果韩练成不是共产党,倒还罢了;如果是,那咱的计划、战报都在他皮包里,他又天天跟在校长左右,这个仗,咋个打法?”但蒋知韩杜不睦,并未置疑。一九四八年春节前后,韩练成两次去香港休假,与潘汉年取得了联系,结识了绍敦公司总经理、昆仑电影公司的后台老板、地下党员蔡叔厚,也结识了费彝民、何贤等党外朋友,定下了经香港脱离国统区的路线。四月上旬,蒋单独召见韩,派他去作甘肃省的保安司令,他奉命飞赴兰州,向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报到。但接到任命,居然降为“西北行营副参谋长、甘肃省保安旅旅长兼兰州保安司令”。一九四八年十月,何应钦确切掌握了韩练成在莱芜战场“通共”的情报,但碍于蒋对韩的信任,不便公开抓韩,只发一密电,要求张治中立即派人“送”韩回南京。张并未照办,只交韩一封不封口的信件,要他立即赴南京直接面呈蒋介石,韩在飞机上看“信”时,却见不过是一份当天报纸!韩悟出是张给自己提供机会,趁飞机在西安加油时,韩通知了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有要事面见校长。韩一到南京即被俞派来的总统府专车接走并直接见蒋,何应钦派来“接”韩的人无从下手。几天后,韩练成只身去了上海,拿着总统府参军处参军唐君铂在年初提供的空白护照,填上了昆仑电影公司摄影师“许冰”的名字,由周士观掩护、潘汉年接应,乘飞机潜入香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韩练成和第二批爱国民主人土一起乘挪威藉商船北上解放区,一九四九年一月到平山。此一阶段,韩练成先后受到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单独接见。朱德称赞他“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毛泽东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要“党员”不要“上将”一九四九年八月,韩练成担任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五○年一月,韩练成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主席是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此时此地见到张,韩仍然口称“张老师”,张当着彭、习等人的面说:“在何应钦向蒋介石报告:韩已到了解放区时,蒋一把打落了桌上的玻璃杯,指着何等大喊:‘都是你们逼的!如果不是你们贬他一个中将当旅长,他怎么会走?’”张还说,他问过周总理:“韩是蒋身边的红人,并非常人从表面上看到的‘杂牌’军人,也不是受排挤、没出路的人,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跟了共产党走?”周答:“这正是信仰的力量。”周恩来作为韩的证明人:“他是一个没有办理过正式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他的行动是对党的最忠诚的誓言。”由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黄埔一期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作韩的入党介绍人,韩练成在一九五○年五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五年九月,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授衔前,周恩来总理曾征求过韩练成的意见:根据他的条件和贡献,如果按起义的国军军长对待,完全可以授上将军衔。韩练成却明确表态:“和平建国,我就该功成身退了,还争什么上将、中将?何况,你是最了解我的人,我是什么起义将领?再说,我干革命本来就不是为着功名利禄。” 他坚持按入党时的职务、级别,接受中将军衔。他不仅没有接受对起义将领的授衔待遇,连发给他的、按起义将领对待的奖金都没有接受,看都没看就一次性地交了党费。
&以下是引用xenogearcustom
在第5楼的发言:&以下是引用弥撒
在第4楼的发言: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期,曾经负责过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工作,招生地点就位于环龙路44号上海执行部办公地内。
黄埔军校在华南国民党控制地区是公开招生的,但是在北洋政府控制的地区只能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地下秘密主持进行。胡宗南决心报名投考黄埔军校,先是在上海初试,合格者再去广东复试。上海初试的主考官是毛泽东。胡宗南十分容易地通过了初试,然后发给路费。胡之后被秘密送往广东。复试的时候,他身高问题被拒,还是廖仲恺帮的忙,才有了后来成为3颗金星上将的机会。
......
您扯地远了,楼主是在认真的问问题,您不要开这种玩笑4楼弥撒的意思我知道:他是说胡宗南才是最高军衔的间谍。这一说法最近也有流传,还有的能拿出最新解密的档案证实这一点。虽不知正确与否,但的确还有到最后也没有被发现的共谍。以前怀疑是陈立夫,也可能是其他什么人,当然也不排除是胡宗南,这个人的疑点相当大,在西北和毛泽东玩捉迷藏的时候就能说明一点问题。
肯定是国民党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原名郭汝桂,四川铜梁县人(现重庆铜梁人)。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春受吴玉章指派四川,在其堂兄郭汝栋军中任排、连、营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失去党的联系后赴日留学。抗战时期,参加凇沪及武汉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立有战功。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两次在重庆密见董必武,为中共中央提供重要情报。1949年任叙泸警备司令和国民党第22兵团司令,12月11日起义。[编辑本段]人物生平建国后,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1980年重新入党。主编和著有《中国军事史》、《郭汝瑰回忆录》。日,因车祸与世长辞,享年90岁。中央军委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郭汝瑰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郭汝瑰,这位常在蒋介石身边参与指挥作战的高级将领,在国共两党的大决战中,为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最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指引下,以国民党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身份,率部在四川起义,被退踞台湾的国民党称为“最大的共谍”。一个出身于黄埔军校,很受蒋介石器重,属于蒋军嫡系的高级将领,怎么会成为“最大的共谍”呢?在大革命的高潮投身黄埔郭汝瑰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曾祖郭和熙,与名噪一时的蜀中才子、清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文学家李调元是同榜举人。父亲郭朗溪,在清朝末年的科举考试中,曾名列重庆府长案榜首,秀才的功名已经在握,并有希望中举,旋因废除科举制度,好梦成空。 郭汝瑰原名汝桂,因为生于农历八月初九恰是清朝考举人入场应试的日子,仍然醉心于“蟾宫折桂”的父亲,就给长子取名“汝桂”。可能是因为壮志未酬,郭朗溪好议论时政,经常抨击北洋军阀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郭汝瑰自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1919年,郭汝瑰即随父亲前往成都,进入成都高等师范附小和成都联合中学读书。时值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郭汝瑰受到教师胡子霖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朦胧的好感。1924年,郭作为联合中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反对校长张铮推行封建教育的学潮,并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 1925年底,郭汝瑰从成都联合中学高中结业。父亲要郭汝瑰投考上海同济大学学医,而郭汝瑰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心学工。这时,已升任川军师长的堂兄郭汝栋,为投靠广东革命政府,决定选派一些青年军官去黄埔军校学习,建议刚满十八岁的郭汝瑰一道前往。郭在学工、学医、从军的三叉路口犹豫不定。到了上海,便去请教已考入同济大学的老同学陈廷栋。陈廷栋沉思良久,回答:“汝瑰兄,现在政治不上轨道,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都是空的。我看,你不如去广东干革命的好!” 陈廷栋的一番话,加上一路同行的中共秘密党员袁镜铭的劝说,郭汝瑰从此将“如桂”改成“汝瑰”,与袁镜铭、傅秉勋等六位川军的青年军官,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从此,他就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革命的气氛很浓。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黄埔军校除步科的两个大队随蒋介石迁往南京外,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三个大队,均随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被编入政治科第五学生队的郭汝瑰,听取了萧楚女、恽代英等人的讲座,阅读了李达、陈独秀等人的著作,认识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够富强起来。这时,郭汝瑰得知与自己同考入黄埔军校的好友袁镜铭是共产党员,便要求袁介绍自己入党。袁镜铭因为郭汝瑰是郭汝栋的堂弟,告诉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衔吴玉章之命返回四川并加入中共在郭汝瑰即将于黄埔军校毕业之际,时任北伐军总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南京拥兵自重,与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呈对立状态。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尚未在武汉传开。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悄悄地将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办公室,通知他们两人提前毕业,并立即返回四川。 这时,郭汝瑰的堂兄、也是傅秉勋妻兄的郭汝栋,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拥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吴玉章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可劝他待杨森出川以后,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这也办不到,就要他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郭汝瑰和傅秉勋肩负着吴玉章的使命,与同时毕业的中共党员任逖猷等人,由武汉回到四川。 郭汝瑰与傅秉勋到达郭汝栋驻地的涪陵,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郭汝栋回答说:“我和杨森感情不好,无法劝他;袭击他,我力量不够;不过如杨森出兵,我可以一兵一卒也不他。”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郭汝栋在他表示绝不支持杨森的同时,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了。郭汝瑰还欣欣然地写密信向吴玉章报告:“郭汝栋已接受了他的第三种意见”,自己也被郭汝栋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他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并赢得了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师学生方学兰的深爱,很快成为涪陵城里有名的红色人物。但是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就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反共。郭汝瑰从此便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留在尚能容共的郭汝栋部。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团副、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追求的愿望。川军“清共”,被遣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郭汝瑰在川军中滞留三年,发现堂兄郭汝栋日趋反动。此人先是受蒋介石的指使,杀害了自己的恩师、在涪陵龙潭地区组织工农武装的共产党李蔚如,代替杨森当上了二十军军长。旋又为扩大地盘,参加了倒杨(森)倒刘(湘)的两次军阀混战。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调郭汝栋部到湖北驻防,以稳定其后方。这时,郭汝瑰已升任郭部独立旅一团三营营长。一天夜晚,已经离开郭部的袁镜铭,前来联系郭汝瑰,要他率领所属的第三营,配合红军游击队,举行兵暴。但因联络差错,敌我混淆,结果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的这个营,竟被红军消灭大半,郭汝瑰也中弹负伤,被送进汉口同仁医院。待出院才知道三营因损失太大,已被撤销建制。郭汝瑰只好到军部担任参谋的闲职。蒋介石为加强对二十军的控制,命令郭汝栋彻底“清共”,并派亲蒋的黄埔生来主持其事。一向为人圆滑的郭汝栋,抢先对一些自认为是共产党员的军官以礼相送。郭汝瑰和傅秉勋虽然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但郭汝栋也不敢再留,而是劝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 郭汝瑰此时与党组织已失去联系,心想:去日本躲避一下也无妨,到日本去学点真本领,将来对革命的贡献可能更大。郭汝瑰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郭汝瑰和傅秉勋于1930年11月到达日本,经过半年的语言学习,于1931年4月考进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他既受到了严格的军事技术的教育和训练,提高了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素质;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身受了日本当局的歧视和侮辱。特别是每逢一些关键性的军事技术和新式武器,日本教官总是想尽办法阻挠中国留学生学习和使用。一些日本小孩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看到郭汝瑰这些中国留学生就嚷:支那人脏!”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种种歧视,像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郭汝瑰。他还是咬紧牙关,奋发学习,希望为振兴祖国多学一些本领。但是时隔不久,就发生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在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自发地结队去日本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日本宪兵前来驱赶,中国大使馆也派人来劝郭汝瑰等回校。中国留学生坚持不走,日本陆军省无奈,派人出来宣布:“你们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了。”郭汝瑰等众多学生齐声高喊:“亡国奴才再回来。”在抗日战争中崭露头角受到陈诚的青睐郭汝瑰等一批从日本士官学校退学的学生,于1931年底回到上海,即推选出郭汝瑰等四名代表,去南京训练总监部,要求报考中国陆军大学,继续深造。想不到竟以“不听命令,擅自退学”为由,遭到拒绝。经再三求情,这些学生才获准去中央军校(即原黄埔军校)八、九期继续学习。郭汝瑰毕业于黄埔军校五期,当然不愿意重返黄埔,也不愿意重返已经公开反共的郭汝栋部。恰在这时,郭汝栋保送到陆军大学的一名学员因学历不合格,被取消复试资格,郭汝瑰得以顶替这个学员参加复试,并被录取,进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中国陆军大学是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校时,校长为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思想比较开明的杨杰;不久,蒋介石自任陆大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郭汝瑰继黄埔军校之后,又一次成为“天子门生”。 郭汝瑰入陆军大学不久,即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的器重。他在陆大学习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不愿到军队任职成为反共的帮凶,被杨杰推荐进入陆大研究院继续深造,并担任战史学教官。日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不得不顺应民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郭汝瑰见为国效力的时机已到,经陆大同学推荐,到陈诚所属的第14师任参谋长,并到蒋介石筹划过对日作战的“庐山军官集训团”受训。 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汝瑰所在的第14师,奉命参加华北的抗战。中途因日军进攻上海,又奉命回师参加淞沪会战。 这时的蒋介石,为保卫首都南京,对淞沪会战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不仅调集和组成了左、中、右三个方面军的近百万主力部队,与侵犯上海地区的日军坚决对抗;还自任司令长官,以激励官兵的斗志。第14师的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该师所属42旅旅长心存胆怯,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让郭汝瑰与其交换职务,去代理42旅旅长。郭汝瑰在数十架敌机狂轰滥炸下,率部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叫喊“顶不住”时,就冲出掩蔽部督战。并在战局危急关头,留下遗书,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八十四团指挥作战。该旅与日军反复冲杀7天7夜,8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人,阵地仍未丢失。从此,被一些同僚视为书生的郭汝瑰,就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不久,陈诚任命郭为54军参谋长。如果说在淞沪战役中,郭汝瑰还是以战斗中的勇敢机智,受到陈诚的器重,而到武汉会战时,陈诚就以善于战役谋划的眼光看待郭汝瑰了。起初,蒋介石和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战役,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还是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当陈诚召开作战会议,宣布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斗胆直言:“此方案是步南京保卫战的后尘。这样的环形阵地,有一点被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有下河吃水的危险。”他建议尽量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进行积极防御。到会人员对郭汝瑰的意见纷纷表示赞同,陈诚也点头称是,并指定郭汝瑰等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结果,武汉战役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青睐,提升他为第20集团军的参谋长,并且由陈诚推荐蒋介石批准郭汝瑰为暂五师师长。他率部参加了长沙第三次会战,并以弱胜强,受到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嘉奖。置身上层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在抗日战争中,郭汝瑰从陆军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官,逐渐进入国民党政权的上层。 继受到陈诚的赏识,得以担任暂5师师长以后他又因在长沙会战中善于指挥,受到薛岳的器重,要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旋又被兼任副院长的陈诚,调到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员;并被自任团长的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1944年3月,又以驻英大使馆副武官的名义,被派赴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1945年2月归国后,已经升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在报请蒋介石批准后,即任命郭汝瑰为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副署长、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并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进入国民党上层的郭汝瑰,有机会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其中仅在“中央训练团”,就听了蒋介石的30多次讲话,并受到蒋介石和许多高官的宴请。目睹身受,他愈来愈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感到不满。在担任暂5师师长,直接掌管部队以前,郭汝瑰还以为对日作战的失败,主要是装备落后和指挥失误。到暂五师接任师长时,才知道这个暂编师,实际只有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这才更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是平时谎报人数吃空缺,一旦打起仗来就谎报伤亡逃亡要补给。 郭汝瑰到国防研究院研究军事学术的同时,有机会耐心地阅读孙中山的著作,尤其是孙中山晚年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述,对照蒋介石从发动四一二政变,到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历史,才清楚地认识到自称是孙中山最忠实信徒的蒋介石,从来也没有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在此国难当头时期,前方的士兵浴血奋战,英勇牺牲;而身处大后方的达官显贵,却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甚至不惜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后方的居民,缺衣少食,生活困顿,而一些军政要员和商界大亨,挥金如土,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郭汝瑰作为一位参加抗战的将官,因为坚持不贪污,所得的薪金还不能够维持家庭的最低生活,只能靠在银行工作、兼做一些转手买卖的三弟,补贴一些家用。如此世道,那有半点孙文主义的味道。 对于蒋介石本人,郭汝瑰初进黄埔军校时,就听到蒋介石“率部东征,扫平南路”的传说,又亲眼见过北伐誓师的场面和北伐军长驱直入的情景,以为蒋介石确有军事才能。经过抗日战争的多次战役,特别是到国防研究院了解了战争的全局以后,才深感此人政治手腕厉害,军事上并不高明。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很少打过主动进攻仗,这除了蒋介石心存妥协、延误战机之外,也与其落后的专守防御战略思想有关。以至于一点被突破,全线溃退。正面战场,败绩连连。在国防研究院和“中训团”,他听过蒋介石的多次讲话,翻来覆去都是“礼义廉耻”、“定静安虑”、“不成功、便成仁”之类的陈词滥调,说不出一点儿自己的军事学术见解,还闹了不少笑话。 尤其令郭汝瑰不满的是,蒋介石的抗日战争中,一直没有放弃反共、剿共的念头,经常制造国共之间的摩擦。等到1945年5月侵华日军还没有宣告投降时,蒋介石就急不可待地采取更加露骨的反共方针。这时,军令部每周举行的大战研究会,已不再研究尚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着重研究战后如何反共防共。在一次有郭汝瑰参加的大战研究会上,就专门研究了一旦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以后,如何阻八路军、新四军出关的问题。原来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还未结束,蒋介石就准备战后再打反共的内战了。就任作战厅长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郭汝瑰面对着国民党的腐败和种种倒行逆施,回想起年轻时所受的一些社会主义教育,以及耳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步景象,感到中国的希望还在共产党那边。他在寻找机会,与共产党恢复联系,但一时苦无门径。1945年4月的一天,郭汝瑰在军务署瞥见一个身穿校官军服的来客,仔细端详,正是黄埔军校五期的同班同学,以后又一同到郭汝栋部工作的任逖猷。那时任逖猷已是共产党员,自己在1928年加入共产党后,也是彼此都了解的党内同志。三十年代初,任逖猷被刘湘抓进反省院时,郭汝瑰曾鼎力相救。任逖猷出狱还找到郭汝瑰家,但此后,便杳如黄鹤。郭汝瑰一见是老友任逖猷,忙将他拉上车开到一个冷僻之地,问他如今还有“关系”没有。任逖猷战战兢兢地回答:“哪还有什么关系,莫非你还嫌我‘鸡圈’(即监狱)还没坐够。”郭汝瑰以为他是怕暴露身份,一再说明绝不会加害于他,只是自己看透国民党了。任逖猷赌咒发誓,说自己确实说的是实话。郭汝瑰满心失望。但任逖猷临别时还是丢下了一句话:“我的堂弟任廉儒,你当年是认识的,原来也是‘CP’,不知他是不是还有关系,我可以去打听一下。” 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郭汝瑰的寓所里,响起敲门声。郭汝瑰一向对前来进贡的来客不予理睬,可勤务兵前来通报说,来客是他想见的一位老乡。郭汝瑰只好下阶迎接,原来进来的正是任逖猷之弟,当年涪陵的进步学生任廉儒。他连忙将这个风度雍容的青年人请进书房,拉上窗帘,双方促膝恳谈起来。郭汝瑰敞开心扉,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表示自己早已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视如粪土,一心想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杀敌。可任廉儒却是闪烁其词,只是说:“山那边的情况,小弟从朋友处,也只略知一二。我兄之愿,定当转达,相信必当报国有门。” 原来此时已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的任逖猷,已将他和郭汝瑰那番对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任廉儒。任廉儒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并且警告任逖猷“不可多事”。事后,任廉儒即将这一重要信息,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作了汇报,并奉命同郭汝瑰进行联系。任廉儒几次来到郭家,对郭汝瑰进行考察,逐步弄清了他的立场、观点,并从这里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就不再避讳他了。一天,郭汝瑰谈起他读过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这样的文章,是当今中国所有的军事家写不出来的。两天后,任廉儒就悄悄地送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多篇毛泽东著作,供郭汝瑰阅读。又过了几天,任廉儒安排郭和董必武会面。 郭汝瑰如约前往,同仰慕已久的董必武秉烛夜谈。郭汝瑰谈了他一生的经历和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过程。不久,郭汝瑰又一次应约去任家与董必武见面。在这次谈话中,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董必武未正面作出答复,而是问:“国民党最近要你干什么?”郭汝瑰如实相告:“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员,我不想去,我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说:“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要看远些嘛!” 这次谈话后一两天,任廉儒前来告诉郭汝瑰:“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你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你留在这边能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由我和你单线联系。” 在郭汝瑰与董必武秘密会见,成为中共方面的高级情报工作人员之后,就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有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加调停的国共谈判。蒋介石在赢得了由内地向沿海运兵的时间,自以为胜券在握,便撕去了假和谈的面具,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反共内战。 蒋介石为顺应美国政府的意愿,根据美国特使魏德迈的建议,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使陆、海、空三军一元化。掌握国防部实权的参谋总长陈诚,先是不顾郭汝瑰早已获得中将军衔,任命他为总长办公厅少将副厅长;不几天,又突然任郭汝瑰为掌握军务的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不久陈诚因战绩不佳,又向蒋介石保荐郭汝瑰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并一度派赴徐州,任顾祝同为总司令的陆军总部参谋长。由于人事安排,实际就是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权力争夺,一些反对陈诚的人,就骂郭汝瑰是陈诚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官运亨通,红得发紫。由于国防部作战厅长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等于直接参与了这场反共反人民的战争,郭汝瑰对于担任此职还有顾虑。这时,为保持与郭汝瑰的经常联系,随着蒋介石还都南京,已转到上海任川盐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的任廉儒,向他传达党的意见说:“你应该去就任作战厅长,为党提供更重要的情报。”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来往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为我党我军提供了许多核心的军事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一份特殊的贡献。平生比较谦逊的郭汝瑰一直不肯多谈这些事,说再谈这些不是表功吗?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也只是以赞扬任廉儒的口气,笼统地说道:自己担任作战厅长以后,“廉儒同志往来宁沪更密,传递的情报也更多,所冒危险也更大。可当时我并不深刻了解。”可是,一些知情人仍然透露出一些细节:日下午,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今晚八时三十分,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他与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同时到达,参谋总长陈诚与参谋次长刘斐也相继到来。这时,山东军情紧急,解放军一度攻克泰安,并进入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经过讨论,蒋介石当场决定了汤恩伯兵团、欧震兵团、王敬久兵团的进攻方向和目标,“对共军实施合围”。郭汝瑰一回到家,就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廉儒,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果然,在这次重要战役中,解放军因为知己知彼,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整七十四师,击毙其师长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关国民党军队,就被郭汝瑰报达到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以后,徐州“剿总”决定坚守蚌埠,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了蒋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以致日后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这里,我心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方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郭汝瑰如此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情况,并助长蒋介石的瞎指挥,差点被个别明眼人识破,也险些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破获。这个明眼人,就是杜聿明。 早在淮海战役胜负未分,杜聿明在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时,已决心放弃徐州,坚守蚌埠。因为对郭汝瑰有些怀疑,所以在会议上没有公开说,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并获批准。想不到移师途中,蒋介石三变决心,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杜聿明已经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 郭汝瑰如此频繁地为中共提供绝密的军事情报,也差一点儿被国民党特务破获。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准备大举渡江,直捣南京。蒋介石集团一面玩弄假和平的阴谋,一面调兵遣将,制定了庞大的江防计划和江南作战计划。郭汝瑰在把这些作战方案报送蒋介石的同时,也将这份绝密文件,交给了中共的联络员任廉儒。不巧的是,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因事离开了上海。无奈之下,只好请时任上海民革主委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葆真,设法迅速转交给党。这时,适逢民革地下组织遭受破坏。王葆真在这些机密情报尚未送出去时,突然被捕。所幸这些情报在急切中已被王葆真焚毁。王葆真这个年届古稀的老人,被捕后受尽毒刑,直至被判处死刑,也没有供出任廉儒和郭汝瑰,切断了特务继续追查的线索,使郭汝瑰得以转危为安。这件事,郭汝瑰当时并不知情。率领七十二军起义破坏蒋介石大西南的计划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蒋介石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郭汝瑰担心蒋介石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决定主动引咎辞职,并要求任廉儒转告中共中央,同意他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到解放区去。刚从香港请示工作回来的任廉儒,前来传达党的批示说:“你的愿望,党非常理解。不过经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作用不大,预计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必然妄图巩固西南,那时必有一场恶战。你不如争取掌握一支部队,到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这不是比到解放区作用更大吗?” 郭汝瑰决心再冒险带兵去西南。他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经过顾祝同的保荐,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七十二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歼的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蒋介石的任命,正好与党对郭汝瑰的要求相符。他喜出望外地将此消息告知任廉儒,要求任也能去四川经常与他保持联系,并派一些军事干部来帮助掌握部队。郭汝瑰待委任状一下达,立即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小学里设立军部,开始招兵买马,并委任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任师长、团长。还利用各种关系,向国防部和联勤总部,要了足够装备一个军的枪械、车辆,然后立即奔赴四川。一面举办军官队,一面派员招兵,郭汝瑰很快就招满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七十二军就成为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七十二军的同时,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回到四川,与郭汝瑰接上关系。直到这时,蒋介石还被蒙在鼓里。当解放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会后,亲自召见了郭汝瑰,询问部队的作战情况。当得悉解放军由贵入川时,蒋介石又电令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二十一军、四十四军、七十二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并要求七十二军在长江、沱江布防,以便蒋介石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战。想不到郭汝瑰已经剪除了七十二军中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按照与任廉儒商定的计划,于解放军入川之际,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真金何惧烈火练,郭汝瑰重新入党新中国成立之初,四川分为四个行政区,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长。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南京军事学院,来电征询郭汝瑰是否愿意前去任教。他欣然辞去川南交通厅长的职务,于1950年3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在军事学院十八年,郭汝瑰先后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并当选江苏省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建制,年过花甲的郭汝瑰回到四川巴县和重庆北碚定居。粉碎“四人帮”后,又先后被推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并由中央军委定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郭汝瑰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曾经与许多党的干部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肃反运动中,因为一个教员胡乱编造假坦白交代的材料,致使郭汝瑰也被关押审查。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放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入革命阵营,反遭人诬陷为假起义的真特务。但他不管如何逼供诱供,始终不说假话。不久事情真相大白。当时任军事学院政委的钟期光上将亲自向他赔礼道歉,并且赞扬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其中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郭汝瑰对党忠诚,也就敢于直言。肃反运动后,一些准备转业的教员要求评军衔,怂恿郭汝瑰起草一份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信。郭希望党组织能接受肃反中轻信一些人作假坦白的教训,在信中写了几句尖锐的话:“一些无耻之徒,希图过关,假坦白,攀诬好人。一时满城风雨,鬼影憧憧,逼得悬梁的悬梁,投水的投水。”这封信因一些同志嫌言词过激,决定将分发征求意见的打印稿全部收回。但有个觊觎者却心怀鬼胎,把一份打印稿收藏起来。等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一来,就作为炮弹抛出来,说郭汝瑰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加上在南京市委召开的整风会上,郭汝瑰说了:“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从善如流,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了几百年,我们要厉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这些本来是正确的话,竟被说成“郭汝瑰攻击共产党连古代帝王都不如”。于是,一些原来是郭汝瑰部下的教员,都纷纷站出来批判他。军事学院曾准备将他划为右派,结果中央军委批示:“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郭汝瑰又逃过一劫。 以极左路线发展至极端的“文化大革命”中,当时军事学院军事史料研究处的一位领导,为保护自己,装出一副极左的面目,四处张扬说“我们处成分复杂”,动员一些学员在“点鬼台”上点鬼,把副处长郭汝瑰点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并让史料处所属六个级轮番批斗。郭汝瑰见过人硬顶挨打,觉得自挨一顿打不值,批斗时给他加上的罪名他都承认,于是就斗不下去了。军院的造反派闯入郭汝瑰住处抄家,得知他的女儿郭相慰与他们同属一派,不但没有抄家,还与她握手连称同志,弄得郭汝瑰啼笑皆非。由于造反派忙于内战,再无暇顾及郭汝瑰,在挨了一阵批斗之后,就被安排到军事学院所属的农场进行体力劳动,倒没有遭受被关押、殴打等痛苦。早在1945年,郭汝瑰就要求恢复自己的共产党党籍。虽一时未能如愿,但他从那时起就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除了奋不顾身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之外,在污浊的国民党官场中,也坚持廉洁自守。1946年他到南京任职,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居住。当时蒋经国住在三条巷,与他是近邻。一天,蒋经国到郭家探望,发现郭夫人自己在厨房做饭,端到饭桌上的只有两样素菜,不禁喟然叹息说:“要是我们的高级将领,都像郭汝瑰这样就好了。”有些人也因郭汝瑰生活如此俭朴,怀疑他是潜伏的共产党人。四川解放后,郭汝瑰任川南交通厅长时,以热爱劳动、生活俭朴而被人称道。但是,他多次提出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要求,都被上推下卸,长期搁置下来。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0年4月,郭汝瑰直接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申述自己的全部历史,反映多年的入党要求,不久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党委接到了中组部的通知:“准许郭汝瑰入党”,郭汝瑰才实现了自己的政治宿愿。1981年,成都军区党委又根据郭汝瑰的优异表现,将他评为全军区的优秀共产党员。高风亮节严律己,鸿篇巨著泽后人郭汝瑰离休回四川定居后,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他主动给重庆警备区的干部教授英语,不取分文报酬;重庆警备区组织民兵演习,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带民兵爬山进行教练;组织上给他一笔钱修缮住房,他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了;成都军区按副兵团级待遇,要他迁进一幢别墅楼,他仍然坚持住在北碚的一幢面积七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面对社会上追求享受的歪风日甚,他向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坦率进:,“希望从你自己做起,坚持用国产手表的好传统,不坐进口车。”他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经常告诫为政者不要忘记国民党因腐败而失败的历史教训。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国家主席杨尚昆请他和邓兆祥吃饭,他又直言不讳地进言说:“我们的部队无论如何不能经商。国民党军队,就是因为军官敛财,丧失了战斗力。” 郭汝瑰回忆录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郭汝瑰以古稀之年,无权无钱之身,不惜东奔西走,殚心竭虑组织和领导有关专家,耗时十余年,主编了一套洋洋六百余万言的《中国军事史》和厚厚两大本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空白;并在耄耋之年,完成了近四十万字的《郭汝瑰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郭汝瑰回忆录》和由王钟伦先生写成的长篇报告文学《独钓龙潭》先后出版后,台湾方面舆论哗然,一些报纸不惜以通栏大标题,发表长篇文章:《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有些人在惊愕之余,把一股怨水泼到郭汝瑰头上,似乎没有郭汝瑰“投共”,国民党就不会败走台湾。有的人甚至骂他为“叛徒”。对于这些流言蜚语,郭汝瑰得知后只是坦然一笑说:“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我早年就参加共产党,从来没有跟国民党干反共的事,说不上什么背叛。何况,背叛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也是好事。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说孙中山先生为叛徒,视郑孝胥、张勋这些保皇派为忠臣,岂不可笑?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止社会进步。这是一种糊涂之论。”郭汝瑰将军有一子一女。女儿郭相慰从南京到重庆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北碚中山路家中,祝贺父亲九十大寿,与弟弟郭相操陪伴父亲度过一段全家团聚的日子。辞别返宁时,郭汝瑰爱女心切,坚持要亲自送女儿去重庆江北机场,不幸中途发生车祸,抢救无效,于日逝世,走完了他曲折而瑰丽的人生
刘斐,中将衔,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郭汝瑰,中将衔,曾任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二十二兵团司令。张克侠,中将,曾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中将,曾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其他少将和校级尉级就更多了,甚至连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都是共产党卧底,老蒋的底儿,老毛比他更清楚。
卫立煌不知道真假,反正是上将,军衔最高,其他几个多是中将以下
&以下是引用小样真帅
在第11楼的发言:最大共匪谍匪是 伪大的蒋公公
中国历史上军阶最大的运输大队长老蒋不是共党谁是?
最大共匪谍匪是 伪大的蒋公公中国历史上军阶最大的运输大队长
熊向晖是胡宗南的秘书,中校好像,如果没有他,党中央也不会对国民党的高层决策了如指掌,很多指令还没到国军师一级单位时,延安方面就知道了。
好像是 蒋介石 侍卫室的人 是官最大的
卧底吧?有本书专门介绍这个的 姓郑的吧?
&以下是引用弥撒
在第4楼的发言: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期,曾经负责过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工作,招生地点就位于环龙路44号上海执行部办公地内。
黄埔军校在华南国民党控制地区是公开招生的,但是在北洋政府控制的地区只能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地下秘密主持进行。胡宗南决心报名投考黄埔军校,先是在上海初试,合格者再去广东复试。上海初试的主考官是毛泽东。胡宗南十分容易地通过了初试,然后发给路费。胡之后被秘密送往广东。复试的时候,他身高问题被拒,还是廖仲恺帮的忙,才有了后来成为3颗金星上将的机会。
......您扯地远了,楼主是在认真的问问题,您不要开这种玩笑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期,曾经负责过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工作,招生地点就位于环龙路44号上海执行部办公地内。黄埔军校在华南国民党控制地区是公开招生的,但是在北洋政府控制的地区只能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地下秘密主持进行。胡宗南决心报名投考黄埔军校,先是在上海初试,合格者再去广东复试。上海初试的主考官是毛泽东。胡宗南十分容易地通过了初试,然后发给路费。胡之后被秘密送往广东。复试的时候,他身高问题被拒,还是廖仲恺帮的忙,才有了后来成为3颗金星上将的机会。
军衔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贡献。试想在顾顺章叛变革命后,如果不是钱壮飞,处在萌芽时期的中共中央在上海将是何等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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