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人物志】清日两国重臣的对决
傀儡皇帝与革新天皇
清日决策者的眼界与心志近代中国的变迁不堪回首，却仍需时时细看。言及甲午风云，纵然已过去一百二十年，可我们对日本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如果设置一个坐标系，将当年清日两国的最高决策者：跋扈的慈禧“老佛爷”、傀儡光绪帝，与维新变革的明治天皇放到一处比对，通过他们各自的眼界与心志，就能明晰地发现：那场战争在未宣战之前，其实已然早有定论。“这是一位非常面善的女士，容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脸上永远带着胜利者自得的微笑。”一百多年前，人称柯姑娘的美国画师凯瑟琳·卡尔在中国谋得了一份好差事——为大清帝国的皇太后画像。人们不能相信，她画作里的那位微笑的老妇人，就是令人生畏的慈禧老佛爷。其时，那场战败的甲午海战已经过去快十年了，八国联军刚把帝都砸了个稀巴烂，不晓得慈禧“胜利的微笑”从何而来。或许，这是特指她始终牢牢掌握着权力，把那位郁郁寡欢的光绪皇帝囚禁在了中南海瀛台。没有史料证明柯姑娘是否见到过大清国的这位皇帝，也没听说她是否去过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战胜了“老大帝国”的日本，已然成为一个新兴的强国。柯姑娘在紫禁城里足足待了九个月时间，她只是画画，博取老佛爷的欢心。而历史，往往是在斑驳的油彩剥落之后，才能透露出一些令人唏嘘的真相。扮观音菩萨的“老佛爷”和穿西装的青年天皇2014年6月，北京故宫。距西华门不远有座幽静的寿安宫。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向斯先生临窗而坐，审校一本厚厚的《垂帘听政》书稿。这是他写著的第44本书。作为研究宫廷历史的专家，他已经“进宫”工作了31年，每天泡在故纸堆里梳理历史旧迹，被称为最“熟悉”慈禧的人。按说，自1861年开始，同治皇帝当政，推行了不少学习西方的举措，与其后的光绪帝时期并称所谓的“同光中兴”。可慈禧的亲生儿子同治自小不爱念书，“见书即怕”，在课堂上“无精神则倦，有精神则嬉笑”。甚至只活到19岁，留下个寡母慈禧违背祖制，立自己4岁的外甥，也就是醇亲王之子当了皇帝，这就是傀儡光绪。也就在此时，东邻的日本风云乍起。新即位的睦仁天皇跟幕府将军德川狠狠干了一仗，终于使得幕府“奉还大政”，真正掌握了实权。1868年，16岁的睦仁改年号明治，旋即以西方为师，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税法，使得闭关锁国数百年的日本短短几十年崛起为强国。单从年龄而论，清日两国的当政者都是年轻的皇帝，但年轻不一定“有为”，更何况清廷的实际操控者是个老太婆。两国的气象是一个暮气沉沉、一个雄心勃发。世界态势早已是西风东渐的当口了，慈禧也熏着西风，搞得还挺时尚。她和太监宫女们拍照时也玩Cosplay，“老佛爷”扮作观音菩萨，端坐莲台，手持净瓶，不亦乐乎。日本历史上受到中华文化熏染，过去的衣着也是峨冠博带，可而今，从皇室到平民，人人以穿西装为时尚，皇族晚会上，女人们低胸晚礼，男人们则是燕尾西装。 清廷也很舍得在军备上花钱，只可惜眼界与心志决定了一切明治维新迅速开启了初期工业化，富国强兵有了支撑。而此时，“老大帝国”的前门楼子上却出现了小字报，指责创办了解世界的同文馆是“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有官员愤而上书，指斥“西学乃西洋数千年魑魅魍魉横恣中原，忠义之气自此消，廉耻之道自此丧”。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与英军交战的林则徐就深感海军的威力，最早提出了建立近代海军的构想。他给皇帝写了建议造船的奏折，道光老儿用红笔批了四个字：“一派胡言”。中国是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外国是蛮夷之邦——这种思想，朝野皆备，由来已久。可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那边已然开化，这边首鼠两端、趑趄不前。好些个原先定好了的事情也不做了，比如轮船制造，说停工就停工了。急得洋务派大臣斗胆上书，李鸿章在一份不可裁撤轮船制造的奏折中说，国家什么钱都能省，唯独养兵、边防、造枪炮兵舰的钱，万万不能省。其实清廷也很舍得在军备上花钱。清史研究者张社生先生统计，以甲午海战主力北洋水师为例，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清廷在海军建设一项上花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当年财政的4%-10%。而日本从1868年到1894年，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只有中国60%的投入。两相比较，似乎天平在大清这一边。可惜，眼界和心志决定了一切。当年的《纽约时报》说，慈禧与国民的接触少之又少，就像她和她领土之外的世界接触一样少。找到了全新制度的日本，需要以一场战争，“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慈禧修的是“小花园”，练的是“大海军”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一书中摘选了1894年9月该报的报道《清帝下达宣战诏》。光绪指出，“朝鲜国王屡请我大清国派兵平叛，朕特命李鸿章遣军进入朝鲜”，清军刚刚抵达牙山，叛军即作鸟兽散。然而，日本在无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出兵进入汉城，兵力已超过万人。23岁的皇帝对此颇为愤怒，却依然一派“天朝上国”的姿态。他强调说，朕希望让世人了解到，大清始终将仁爱放在首位，坚守正义，而日本卑劣无耻完全超出我大清的忍耐极限。始终被姨妈垂帘听政压制的皇帝发出了宣战令，“如果倭寇舰只胆敢进入我大清水域，即全力以赴予以猛烈还击。宣战诏书，如雷贯顶，吾国子民，务必周知。”此时慈禧“老佛爷”也顾不上打仗的事，正忙着给自己60大寿办庆典呢。眼看着早前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太费银子，一时不能重建，“修个小花园”总是可以的吧。慈禧的小叔子醇亲王奕譞看出了大嫂的心思。奕譞是光绪的亲爹，其时正肩负着总理海军衙门事务的重担，可他考虑的不是海军，而是儿子的安危。把花园修好了，早点让太后老佛爷住进去颐养天年，好让实权早一天回到儿子手中。早年乾隆皇帝在京城西北的瓮山泊挖建昆明湖进行水上操练，后来废弛。于是奕譞上了个《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练水操，太后自然要来临幸，各种设施不能简陋，因此以筹建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名义冠冕堂皇地修园。这份报告很快批下来了。慈禧懿旨批了俩字“依议”，掩饰不住纸面背后的心花怒放。“老佛爷”放话了，谁还敢怠慢。即便是中堂大人李鸿章为海军催要款项，也得先报告给颐和园买设备的情况，电灯、锅炉都是德国的，“实属美备异常，是西洋最新样式，前此中国所未有”。2014年6月，北京。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先生向华商报记者言及这段旧事时，颇觉啼笑皆非。造枪船、修铁路，这些个于国计民生有重大干系的近代化事业，当时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是“用夷变夏”，而慈禧对直接供自己享受的洋器要求用最先进的，并无顾忌。至于修建颐和园给慈禧祝寿究竟动用了多少银两，难以考证。海军衙门早就奏请朝廷，各项杂支用款不用造册报户部核销。雷颐先生考据各种资料推算，大约有两三千万两白银之多。甲午海战开战5年前的1889年，北洋水师的官兵们在修葺一新的颐和园昆明湖上搞了一次实操演练。北洋水师的水兵们乘坐着小火轮在湖面上驶来驶去，陆军在岸上摇旗呐喊，慈禧太后坐在高高的阅兵台上，一时感觉国威大振，开心极了。只是，此等心思，打仗不败才怪！战战兢兢者赢了，大大咧咧者输得很难看日本自己也没想到真能把“老大帝国”打赢了。他们出兵前做了两种不测准备。其一小输，大军退回日本，等待清国东渡后的老拳。其二大输，天皇带着全体军民退到北海道，甚至西伯利亚荒芜之地。清史研究者张社生先生评价说，可是战战兢兢者赢了，大大咧咧者输得很难看。除了发出貌似威严的宣战诏书，以及诸如“如果倭寇舰只胆敢进入我大清水域，即全力以赴予以猛烈还击”之类的号令外，慈禧与光绪再无其他作为。而海战期间，明治天皇多次在广岛大本营主持御前会议，常常半夜听取军情。他拿出自己的“内库”私房钱用作军费，到甲午战争期间，粮库也撑不下去了，据说明治天皇带头减餐，一天只吃一碗米。雷颐先生说，两相对照，夫复何言！胜负当时已定。战败了，颜面尽失的大清帝国忙着议和。1895年2月的《纽约时报》报道《清国总理大臣恭亲王谈日清战争》，这位堂堂的大清国王爷对记者诉起了苦：“难道日本人能侵占我们所有的省份吗？他们这样做苍天会答应吗？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会坐视不管吗？”难怪这位王爷想不通。在西方列强打开大门之前，中日两国都长期闭关锁国，为何甲午一战，一个愈弱，一个愈强呢？1853年7月，美国的黑船进入江户湾的海面，撞开了日本封闭数百年的大门。仅仅一年前，幕府将军德川家庆还认为“反正上托祖宗神灵的威福保佑，区区洋人到时又能怎样”。而今，德川刚死了十多天，黑船打上门来，比奔丧的还快。只是，从天皇到民众，日本人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并不视此为仇敌，反而充满感恩的心。带队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从“美夷”成了“打开文明之门的将军”，至今，日本每年7月还要举行佩里节。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评价说：“日本有着向伟大的中国文化借用某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19世纪在同样地借用西方的东西时，冲突较少、痛苦较小。这同中国帝国铁板一块的特点相比，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清史研究者张社生先生认为，纵观世界，越是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国家越是难转型。说到底，我们还是被中华文化优越感害了。慈禧也支持洋务运动，认为无非是造些坚船利炮，自可抵御蛮夷，而“天朝上国”的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并不认为自己也需“变脸”。可惜他遇到一个跋扈的姨妈其实，当时的中国并非缺乏有自知之明的智者。在甲午海战半个多世纪前的1843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魏源出版了《海国图志》，问世后却少人问津。几年后，此书被日本海关“查获”，如获至宝，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读此书，不禁拍案感慨，呜呼，我和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甲午战败后，光绪帝一度阅读此书，但其时其境，已然晚矣。光绪皇帝读书很用功，他甚至在20岁那年学起了英语，平心而论，他是想着大清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可惜他遇到一个跋扈的姨妈西太后。他每隔一天就须亲自向姨妈奏报政务，听候训示。连圣旨都是姨妈画了圈，替他签发的。可是，事事亲为的姨妈，该让皇帝负责时毫不“推诿”。甲午战败，慈禧将所有的怒气全都撒到皇帝身上，是他不经自己同意便擅自向日本宣战。如果没有与日本开战，慈禧十月初十的六十大寿的盛大庆典必将如期举行。可惜战争来临，大典被迫取消，这让太后老佛爷着实窝火。1894年10月，黄海海战刚刚失利，辽东半岛的战斗仍在持续。一天，光绪去向慈禧太后请安。只见老人家坐在榻上，闭目不视，不说话。光绪跪在地上，也不敢多言。终于，老佛爷发话了，你那两个妃子珍妃、瑾妃，不能让她们由着性子。光绪莫名其妙，只有唯唯称是。回到养心殿才知道，就在那个时刻，大太监李莲英手持太后懿旨，对瑾妃、珍妃施行杖责。几年后，当光绪励志维新，与慈禧矛盾加剧，慈禧终于发动了戊戌政变。老佛爷在庭前召集了重新训政的会议。皇帝跪于案下。慈禧厉声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汝何昏愦，不肖乃尔！光绪战战兢兢辩解了几句，“竟不知所对”。雷颐先生研究这一幕时评价说，战败了，是别人的责任，祖宗之法是她手中的玩物，当其权力受到威胁，又成了所谓祖宗之法的坚决捍卫者，光绪无言以对，真是可怜。那一时期欧美报刊上明治天皇的形象，大多戎装战马，虽说有美化之嫌，倒也符合实情。《纽约时报》1908年11月新闻专稿《光绪皇帝驾崩》中，以一个曾经出席宫廷礼仪活动时见过光绪的外国人的眼光，记叙了这位皇帝的印象。“克制、冷漠、无趣，整个人就像是半死不活的样子，这样的人必定在走下坡路。”不仅是一个帝王“在走下坡路”——光绪死时38岁，74岁的慈禧死于一天后。过了不到四年，大清帝国也灭亡了。清国“裱糊匠”与“明治元老”
清日两国重臣的对决
同样怀着富国强兵的梦想，清政府的中堂大人李鸿章与日本的首任首相伊藤博文，在中日近代化的赛道上，一路奔忙。那时，中日两国一前一后被西方敲开锁国的大门，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几乎一同开启。甚至，日本起步更要晚些。
李鸿章自喻“裱糊匠”，可谓甲午一战毁其名节；伊藤被誉“明治元老”，果然加速日本强大。在这场关系国运及未来的战争中，二人的频繁交手与人生际遇，或许能给后世一些启发。
面额1000元的日本纸币上，有个白胡子老头的画像，目光坚定，相貌颇具威仪。他的西装衣襟上印着四个字：“伊藤博文”。这正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元老、清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首相。与他同时期的大清帝国重臣，当然是无人不知的李鸿章。这位中堂大人的头像也上过钞票——大清银行10元兑换券，以及天津北洋银行的一些纸币上，都有他戴着瓜皮帽、留着白胡须的样子。只是，钞票上的李鸿章一脸苦相，由于右边的牙齿脱落了，面颊看起来左满右陷，左颊眼睛下方隐隐有一处疤痕，那是“毁其一生名节”的甲午战争的败绩与“以血报国”的荣光。“小弟”早已不把“大哥”放在眼里了根据流传的照片目测，李鸿章身高大约1米83，这倒对应了他的绰号“李大架子”。而他的对手伊藤博文大约1米7上下，俩人站在一起，一个像是另一个的小兄弟。李鸿章比伊藤大18岁，被唤作大哥也是称得起的。只是“小弟”早已不把“大哥”放在眼里了。李鸿章内心并非不清楚。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30年的同治三年（1864年），李鸿章在给恭亲王奕訢的一封信中，第一次谈到他对大清帝国的颓势以及近邻日本的忧虑。“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有事则惊为变怪神奇，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而“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对这段话评价极高，认为这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文字，“应再三诵读”。彼时，李鸿章已看清中国和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得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先生，常年研究清史及李鸿章，他向华商报记者列举了李鸿章一系列涉及日本对中国威胁的奏折言辞。1871年，《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日本“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日本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这些如今看来令人唏嘘的言辞，透露出李鸿章对日本的警觉。但雷颐先生认为，其实他对日本又不甚了解，“李给同僚的信中曾说，‘如果日本动兵挑衅，中国又何畏此小国’。”不仅是一派“天朝上国”的心态，说到底，对日本的实力之强、发展之快估计不足，也对其野心之大认识不够，更是对世界大势、中国将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格局缺乏深刻的洞察。李鸿章也出过国，视野要比其他官僚开阔得多。可惜脚虽然跨进了新的环境，而脑袋却还留在旧时代。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先生评价说，只可惜李鸿章不能像日本的启蒙前辈从制度结构的层面深入思索，加之在官僚社会久浸，思想自然是笼子里的东西。此论与梁启超对李鸿章、伊藤博文的评价相近。梁启超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相较而言，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见识观念，要比李鸿章开阔新颖得多。就在李鸿章纸上谈兵，认为日本即明之倭寇的那一年，23岁的伊藤已经在英国学习现代海军技术了。不是冤家不聚头早在1871年，李鸿章就接触了对日交涉。老头子可能没有想到，他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最终系于日本。甲午开战前9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就在天津见过面。这是这对冤家的第一次会面，均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函中评论伊藤：“该使久历欧美各洲，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而伊藤博文后来曾与清廷官员伍廷芳悄悄说：“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那次见面签订的条约约定，如果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想要派兵前往，必须互相照会。没想到后来两国交战，还真的是源起朝鲜。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攻克全州，引发中日两国出兵。日本建议协助干预朝鲜事务，中国不答应。中国建议同时撤兵，日本也不答应。《纽约时报》在这一年的一篇特稿中引述了光绪帝颁布的宣战诏书：“朕着令李鸿章部全速行动，立即捣毁倭寇在朝鲜构筑的一切巢穴。大清的勇士将前往朝鲜，把朝鲜人民从奴役中解救出来。” 李鸿章盼着俄国、英国能出面调停。这几个国家暗地里却希望渔翁得利。拖延时日，日军有万人开赴朝鲜，且占据险要位置。等到真正混战，进行海上较量，就像梁启超写得那样令人扼腕叹息：“俄而敌舰渐近，列阵作一字营，向华军猛扑，其巡洋船之速率，过于华军……华舰先开巨炮以示威，然距日船者九里，不中宜也。”在当时的清廷，军事力量的废弛，不是秘密，唯独李鸿章的淮军赫赫威名，可偏偏甲午一战是李鸿章打仗失败的开始，淮军的声誉由此丢光。这或许是李鸿章的战术使然。面对强敌进攻，李鸿章下达的命令，中心思想是防守，而且自认为可以抵御敌军，这是最大失误。整个清日甲午战争都是被这种思想误导。仗打输了，所有人都是需要找到一个替罪羊的，“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这个人就是李鸿章。此前，清廷派出两名官员到日本议和，日方不见，说，让李鸿章来。他又一次与冤家伊藤博文碰面。只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不一定干得比你好”雷颐先生对华商报记者说，不只是对日本人，本来就自大的李鸿章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态度傲慢轻侮，心底“没拿正眼对蕞尔小国瞥一下”，显露出“翘然自负”的气质。但大清帝国成了战败国，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或许会在心底恨恨地说：你也有今天。他把谈判地点安排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一个吃河豚宴的地方。伊藤考虑得很周到，叫人在李鸿章的座位旁特别摆放了花瓷痰盂。只是，春帆楼的窗外山丘下就是军港，军舰冒着黑烟往来于海面。如果李中堂谈判久了，想朝窗外看看透透气，说不定心中会更堵。《马关条约》签订前，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伊藤想了想，说：“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这么说来，二人还颇有些惺惺相惜的调调。可是胜负已定，谈判各为其主。一连谈了几天，没个结果。李鸿章每天往返春帆楼与附近的下榻地净土宗引接寺之间，这条路至今被称作“李鸿章道”。一天，在回去的路上，李鸿章遭到一名无业浪人的枪击，子弹深入左眼下方，血染李鸿章穿的清廷所赐黄马褂。73岁的李中堂迷迷糊糊中，不忘叮嘱随员，换下来的黄马褂不要洗掉血迹，“此血可以报国矣！”在清史研究者张社生先生写作的《绝版李鸿章》中记述，而今合肥大兴集李鸿章享堂正殿里，有个紫檀木制成的玻璃橱，陈列着一件染满暗黑血迹的黄马褂，“应该就是这件”。一颗子弹换来日本人无条件停火的协定。伊藤也把赔款三万万两白银减为二万万两。李鸿章再三要求减少，“五千万不能让，二千万可乎？”伊藤大怒。除了赔款，还有割地。李鸿章推说台湾割让头绪纷繁，需两月时间，说：“贵国何必着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说；“尚未下咽，饥甚！”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伊藤博文成为日本的英雄。李鸿章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日，伊藤博文在清国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人安重根刺杀身亡。伊藤博文死去三十年后，他的生前遗著《机密日清战争》在度过了漫长的密效期后，悄然在内部印刷发行。这部著作使人们终于明白日本人是如何运筹帷幄赢得甲午战争的。著作中公开了一个历史秘密，就是日本从开战前就已经秘密破解了清国驻日公使馆与清国总理衙门之间的往来密电。早在甲午战前的1886年8月，北洋舰队寄港日本长崎，清军水兵与当地日本人冲突，清政府电报译电本被日本人偶然拾到。及至甲午战争爆发，日方设圈套，故意给清国公使汪凤藻递交了一份用汉语书写的政府文书作为“诱饵”，随后电信课截获汪凤藻向总理衙门发送的电报，清政府的电报密码被破译。让日本人庆幸的是，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一直没有更换密电码，来往军情被日方悉数尽知。伊藤博文当然也知道光绪帝给李鸿章的割地赔款底线。一个裱糊匠的哀鸣虽说被誉为“晚清第一重臣”，其实李鸿章官并不大，连个军机处都没进。李鸿章最初不过是曾国藩帐下一名抄抄写写的幕僚，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一个部级领导的机要秘书，还不是正式编制的公务员，好比曾国藩私请的临时工，每个月薪水才6两银子。他用了近十年时间，做到大清正一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他39岁时的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到78岁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这近40年里，李鸿章几乎每天都在重要岗位上。他的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其实，此人是个劳碌命。清史研究者张社生先生说，《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在贤良寺赋闲了几个月，“你看他就浑身不自在，写的诗不是秋风就是孤臣泪，看什么都是个灰色调”。甲午战败，割地赔款，李鸿章备受指责。梁启超一口气给李列出了十二条罪责，却也觉得在50步与100步之间比较，海军的表现要比陆军强，李鸿章部下的陆军要比其他的陆军强到不知哪里去了。梁启超在李鸿章死后两个月写出6万余字的《李鸿章传》。这位时年29岁的维新派流亡者，为78岁的洋务派领袖作传，秉笔直书，褒贬分明。梁启超以为，李鸿章有很多错，即使他不犯错，清国也绝对没有可以侥幸取胜的道理。当年，敲开日本锁国大门的美国将军佩里，送给日本人的礼单中，有美国四卷国会编年史、纽约州法律和官方文件集，以及其他法律和政府管理方面的书籍。佩里的意思是：你得学我的文明制度。日本人心领神会。而此时，李鸿章还在奏折里说要学“一二西器小技”。伊藤博文们已经不声不响地多次去西方学习了。梁启超问道：“李鸿章真的懂洋务吗？为何他国办洋务富强，而清国办了洋务却衰落了？”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又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他以为中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不如人的无非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只需学会这些，就万事大吉了。李鸿章曾自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难怪梁启超叹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既悲逝者，也是自悲——致力于政治改革的维新运动，以及经济改革的洋务运动，两者失败皆有必然。梁启超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这对冤家做了对比。若以成败论英雄，自然是伊藤博文强于李鸿章，不过，伊藤却绝对比不上李。日本人常说，伊藤是命运最好的人，比起李鸿章栉风沐雨的阅历，已经输了一筹。但伊藤有一样比李强，就是他在欧洲学到了政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他能够为日本制定一部宪法的原因，李鸿章只知道对残破不堪的局势缝缝补补，跟着别人的样子学，最终无所成就。老年的伊藤博文跑了很多国家，在甲午战争后的1898年前后曾经到过中国，光绪皇帝曾想聘请他作顾问，未果。1901年，李鸿章在签下《辛丑条约》后死去。1909年，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杀。一个时代结束了。▲李鸿章▲伊藤博文访丁汝昌后人：
他曾带给家族伤痛
“老太太（方言，指曾祖父）是英雄，没念过书但是官做得气派，打日本鬼子后来敌人都钦佩他。”丁小龙说。现年63岁的他大字不认识几个，家族代代相传的故事，让他对丁汝昌有着难以言表的尊敬。“但是后人没沾过丁汝昌什么光，倒是吃了不少苦头。”6月24日晌午，刘公岛上晴空万里。丁小龙坐在离高祖父就义处不远的提督衙门门洞里，一笔一画地在作家鸿鸣所著的《甲午海战》的扉页写下自己的名字，递给前来参观的购书者。丁小龙面前，桌子上有一块立牌，镶嵌的是他的照片和丁家的家谱。当年的衙门现在是甲午战争博物馆，他和弟弟丁小明在这里接受了华商报记者的采访。甲午战争时就受争议日的刘公岛，丁汝昌在现在丁小龙视野所及的地方，势与刘公岛共存亡。获悉陆路援军彻底无望，当晚丁汝昌服鸦片自杀，12日晨7时辞世。“他这一死不得了，清政府把战败的罪名全归了他，最后很惨的。”丁小龙说，“有些人说丁汝昌不会打海战，那当时换谁能赢？”对于丁汝昌是“先降复死”还是被冒名投降的问题，史学界有不同声音，丁小龙讲述从长辈那里听到的说法，“那时许多将士都认为一输就全死完了，还不如投降，把刀架在了老太太的脖子上，让他投降。结果老太太说：‘我棺材都带来了，躺进去试了下刚好合适’，宁死不从！”说到这里，丁小龙有些激动，“老太太吞鸦片后，底下的将领就以他的名义伪造了投降书。”丁小龙说：“老太太的棺材被送上岸，清政府下令给遗体穿上黑色囚衣，棺材用漆涂成黑色，还钉了三道铜箍捆锁，意为腰斩三截，以示戴罪。还下令十八年禁止下葬。没有任何抚恤。后来与老太太有故交的袁世凯上奏，带头呼吁朝廷给他平反。”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才以“力竭捐躯，情节可怜”恢复已故前北洋海军提督丁妆昌官衔，并给了抚恤，正式下葬。殉国60多年后被掘墓丁汝昌本是安徽省庐江县石头镇人，发达之后找风水先生，看好了巢县汪郎中村，搬迁至此，是方圆几十里首屈一指的大户。丁小龙少年时去过丁汝昌的墓地祭拜。让丁家人没想到的是，丁汝昌殉国60多年后，坟墓被掘、尸骨遭焚。丁小龙说，1960年前后，大跃进时期，大队干部看上了丁汝昌的墓，说里面有钢铁还有宝贝，深更半夜带领十多名青壮年去挖坟。坟墓是用糯米搅拌石灰砌成，非常坚固，用炸药才炸开，露出一红一黑两口棺材，黑色的是丁汝昌的棺材，为一截圆木劈开两半制成。红色的是丁汝昌妻子魏夫人的棺材。“打开棺木后，魏夫人的遗体已经腐烂，但丁汝昌的遗骸完好，眉毛胡子清晰可见。”丁小龙说。丁汝昌第五代孙女丁萍说，丁汝昌棺材中并没有太多宝物，魏夫人有些戒指等随葬品，别无他物。挖坟的人焚烧了丁汝昌的遗骸。两具棺材用雄黄烟熏后，送到木业社改成8条大板凳，所拾文物换了一辆自行车。参与挖墓的村民还一人得了一斤大米。孙子“文革”中自杀据丁氏族谱，丁汝昌生有二子，长子丁代龄，次子丁代禧，均在朝廷有功名。丁代龄生子一，发聪，字弼臣。发聪生子三：荣沐、荣澍、荣涛。其中丁荣涛健在，现为安徽省巢湖市医药公司离休干部，其子丁杰为居巢区医药公司经理。丁小龙的父亲丁荣澍在民国时期是县议员，也是一名老师。丁家的房产和土地在土改运动中被没收。“文革”期间，丁荣澍天天被批斗，后来在家中自杀，当夜，母亲也投塘自尽。那一年，丁小龙19岁。丁小龙回忆说，童年时期的丁家兄弟没有因出身丁汝昌家族感到荣耀，反而感受到的是刻骨铭心的伤痛。华商报记者采访时，丁小龙慢慢述说，丁小明表现内向，几乎一言不发。1980年前后，威海市政协文史委派人去安徽了解丁汝昌后代的情况时，丁家才摘掉了“黑五类”的帽子。但丁家还是一贫如洗，丁小龙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场院内的泥房里。“现在境况好多了，我们兄弟俩帮忙卖书，每个月能拿到固定工资，大概3000元左右。”丁小龙说，目前大哥在合肥定居，二哥在村里当农民。从2008年开始，四弟定居上海，他和五弟丁小明就来到刘公岛帮助售书，一年在刘公岛待7个月，日子过得还可以。丁氏后辈多巾帼豪杰丁家被平反后，丁汝昌的第四代外孙女非常感动，把一块慈禧太后过寿时御赐给丁汝昌的桌围捐给了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这块桌围是她的嫁妆。据丁小龙讲，丁家的传家宝是光绪皇帝御赐的七星雌雄剑，“文革”期间上交给了村大队，如今已不知去向。丁汝昌的后人不忘丁公之志。丁汝昌次子丁代禧的儿子丁智仁早年在冯玉祥部供职，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牺牲。丁智仁之女丁亚华是开国少将张铚秀的夫人，8个儿女也都是军人，其中3人参加了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丁亚华的二妹丁亚芳17岁的时候就成为中共地下党，前些年在巢湖病逝，她的儿子赵怀民曾在南京军区当兵。三妹丁亚苏已82岁高龄，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是名军医，曾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并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今年3月，丁小龙去北京探访了堂姑妈丁亚华，用300元买的手机为她拍了一张照。现在，丁小龙时常想起，粉碎“四人帮”后，村里有一次请来电影队放《甲午风云》，开演前村民们放了几稻箩鞭炮。
访邓世昌后人：
最开心抗战接受日军投降
“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这是光绪皇帝在邓世昌壮烈殉国后，垂泪撰写的挽联。“一个世纪过去了，国家没有忘记邓世昌这个民族英雄。我国海军中就有一艘舰以‘世昌’名字命名。”邓世昌的曾孙女邓立英说，现在国家海军强大了，要是曾祖父在天有灵，也是会非常高兴的！“邓世昌殉国后，朝廷派出钦差到广东安抚家属，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由于邓世昌牺牲在大海中，没有找到尸骨，当时住在广东的邓世昌的母亲，就把他从军前遗留在祖居的衣冠收集起来，装棺入葬，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6月28日上午，邓立英对华商报记者说起这段历史，依然不胜唏嘘。后人“文革”时被当“残渣余孽”今年83岁的邓立英是邓世昌在中国大陆仅有的两个嫡系后裔之一，现居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一座普通居民楼里。妹妹邓立庄也已年近八旬，现居上海。邓立英是邓世昌长子邓浩鸿的孙女。长孙邓小鹏，也就是邓立英的父亲，于邓世昌牺牲4年后出生。“朝廷赐封邓家三代一品官，但祖父邓浩鸿看到朝廷昏庸，不可救药，便与弟弟一起坚决不受赐封，毕生不做官，自营茶庄。”邓立英说，后人一直恪守邓世昌留下的“做人要正直、爱国、为民”的遗训，不辱门庭。幼年时，邓立英一家生活在上海。即使上小学时，课本上讲到甲午海战这段历史，邓立英也从未对同学们说起自己的身份。1954年，邓立英大学毕业，主动要求到当时急需人才的包头钢铁公司，一干就是17年。1971年她和丈夫朱宏道一起调入河北宣化冶金环保设备制造厂。后来，邓立英成为该厂高级经济师，还曾任过河北省政协委员、张家口市宣化区政协副主席。上世纪70年代初，她在同事家中无意间看到一本杂志上介绍甲午海战中的“致远”舰，不经意间才说出了自己是邓氏后人，丈夫和其他人才知道甲午英雄的后裔就在张家口。在“文革”中，邓立英因是邓世昌的后代被当做清朝政府的“残渣余孽”受批判。邓立英的家中有一张邓世昌身穿朝服的老照片，虽然已经泛黄，但因邓立英精心保存，四角平整、干净清晰。闲暇时，邓立英总会拿出这张照片来看看。甲午海战前已存必死之心电影《甲午风云》，邓立英在电影院看过两次，“实际情况就是演的那样。每看一次，都感到非常压抑、悲愤。”据邓立英讲述：邓世昌从18岁从军到45岁殉国，27年间，仅回过三次家，每次只住三五天，最多不过七天。其父病故，他虽接到丧报，但军务在身，忠孝难两全，也未回家奔丧。五年后，他回到家中，哭昏在父亲灵前。日，“致远”舰沉入海中，邓世昌同全舰25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邓立英的讲述和大众所知的一致，“致远舰被击沉时，曾祖父并没有死。他落水后，仆人刘忠紧随他跳入海中，迅速将救生圈递了过去，但他拒不接受，铿锵有力地说：‘事已至此，义不独生’。”邓世昌壮烈殉国后，举国震动。“我曾祖父牺牲时才45岁，家里上有老母，下有妻儿。他本来有生还的可能，可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邓立英说。而据邓立英介绍，邓世昌其实早存有必死之心，在甲午海战前，他已经意识到了时局艰难，回家探亲时“话特别多，叮咛了家庭的所有事务，像是在交代后事”。邓氏侄孙参军抗战如今，甲午风云已经消散，但邓氏宗祠却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广州。邓立英说，“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回老家两三次，为曾祖父扫墓。”1994年，在邓世昌殉国100周年，广州市经过全面修葺，邓世昌纪念馆正式落址邓氏宗祠内，以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在广州，现年96岁的邓权民老人是邓世昌的侄孙，他也是健在的邓氏后人中辈分最高的。提起邓世昌，老人显得十分自豪，“幼时我是祖母最疼爱的孙子，祖母经常提起邓世昌的英雄事迹，我们几兄妹都非常仰慕，听得十分仔细。”邓世昌殉国后，邓氏家人将邓世昌曾用过的两个单筒望远镜、朝服和扳指送给邓权民的祖母，以资纪念。祖母常拿出这些遗物教育邓权民兄弟，要他们继承叔公的遗志，精忠报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邓世昌直系后人举家搬迁。广州的邓氏后人为救国而参军的不在少数。邓权民说：“我毕业于中央陆军步兵学校教导总队1期；哥哥邓尧民毕业于黄埔军校11期和重庆陆军大学20期；另一哥哥邓渭民毕业于黄埔军校14期；妹妹邓婉华毕业于黄埔军校三分校16期，是广东为数不多的黄埔军校女学生之一；弟弟邓光民毕业于黄埔军校二分校18期。后来，我们兄妹五人都投入抗日战争。堂弟邓焱民也在1943年参加了抗日谍报工作。”1938年，邓权民被派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第23补充兵训练处，训练新兵。 “我们邓氏祖辈真是侵华日寇的世代死对头啊！”邓权民感慨地说：“抗战期间，最开心的时刻是在广东博罗县接受当地一支日军联队的投降。”在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军队也没有进驻邓氏祠堂，反而有一些军官偷偷前来拜祭邓世昌。抗战胜利后，当国民党掉转枪头打共产党时，邓权民毅然辞职回乡。后又拒绝国民党2万银元券的“迁家费”，坚决不到台湾去。“我们一家都追随邓世昌的精神，大部分长辈死后都把骨灰撒向大海，不希望后人做流于形式的拜祭。”1998年，中山医科大学接受了邓权民捐赠遗体的申请。华商报记者
刘斌访刘步蟾后人：他不是卖国贼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是北洋舰队军中的一位重要将领，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知道的人并不多。他后来之所以家喻户晓，是因为电影《甲午风云》将他刻画成一个“吸大烟、贪生怕死”的反面人物。“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一个英雄要遭受历史不公正的审判？”刘步蟾外曾孙林通说。6月27日下午，华商报记者前往福州鼓楼区开元新村，探望刘步蟾外孙女黄以雍，试图从刘氏后人口中获悉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黄以雍今年已经107岁高龄，耳朵失聪，在老人的儿子林通的帮助下，借助小黑板交流，他们向华商报记者讲述了自己所了解的这段历史。影视剧中的懦夫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知道黄以雍是刘步蟾的外孙女。林通告诉华商报记者：“还是1972年的时候，福州市政府宣传部门的同志要找甲午后人，找到了我们家，我才知道我们家和刘步蟾的关系。”电影《甲午风云》《走向共和》等影视作品将刘步蟾刻画成反面人物，多年来，林通积极和福建省船政机构联系，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及人物口述资料，冀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刘步蟾。刘步蟾，字子香，福建侯官（今闽侯）人，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清政府命丁汝昌为提督，刘步蟾为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当北洋水师被困威海卫后，下令炸沉“定远号”，与船同归于尽。其实在刘步蟾战败自裁后，当时国人对他的评价还是十分正面的。如池仲祐撰写的《刘军门子香事略》称，1891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3年，户部奏准停购船械两年，刘步蟾认为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恳陈李鸿章转奏朝廷，请按年添购铁甲舰2艘，以防不虞。李鸿章考虑到朝廷经费问题，不答应。刘步蟾愤而力争道：“平时不备，一旦偾事，咎将谁属？”当时在座者无不大惊失色，因为李鸿章权倾朝野，还没有人敢当面顶撞他。刘步蟾自裁殉职后，李鸿章“为之太息，并叹当日面争之语不虚也”。谁在抹黑刘步蟾？那么，为什么一些影视作品把刘步蟾描写成卖国贼呢？林通通过多年研究发现，这大概和当时定远舰上的一个洋教习写过的回忆录有关。英国人泰莱于甲午战争时曾任“定远”舰副管驾，晚年著有回忆录《在中国牵线》，1929年在伦敦出版。书中称刘步蟾为临危丧胆的懦夫，如在甲午战争黄海海战中擅变阵形，将舰艇编队由纵队改为横队，把自己的座舰“定远”居中以求自保等。泰莱回忆录被国内史学研究者当做第一手史料而格外重视，1938年出版的蒋廷黻著作《中国近代史大纲》、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著作《中国近代史》，都指刘步蟾怯懦，擅自改阵为图自全。“关于甲午海战中大东沟战役的排兵布阵，我是不懂，但是刘步蟾督战北洋水师，发炮连伤日本数舰，特别是重创敌旗舰‘松岛’号，使其丧失战斗力而驶逃，并且李鸿章将刘步蟾定为主要功臣，并给予了奖赏。难道这些对刘步蟾的评价都不对？”林通说。随后，林通他在船政研究学者的帮助下，发现了泰莱与刘步蟾的过节，清人李锡亭撰写的《清末海军见闻录》手稿，书中称泰莱尝倡议购置巡洋快船，交其本人指挥。刘步蟾闻之阻挠。此后泰莱每每寻机诋毁。“另外，对刘步蟾的评价中，一个重要的负面因素是，刘步蟾将同乡、水师学堂同学方伯谦置于死地。”林通说，“至今，方家还有后人想不通，但是历史就是历史，方伯谦逃跑是事实，不能说刘步蟾没有上表求情就说害死了他。”黄海海战，方伯谦因为“临阵脱逃”被收押后，“镇远”号管带林泰曾想联合刘步蟾联名为同窗方伯谦求情，但是，刘步蟾回答：“此吾不与也，且大东沟之役，彼固知全军将覆，而欲脱身事外，袖手旁观我辈之沦亡，彼已于大局何？”最后方伯谦被斩，时年41岁。后人建百所学校对于刘步蟾的个人生活和性格，107岁的黄以雍老人借助小黑板，向华商报记者说起了自己外婆家的故事。原来，女儿静瑜是刘步蟾在福州城区小巷中收养的弃婴。后来，他还为静瑜找到亲生父母，主动让其随生父姓“林”，但对静瑜仍呵护有加。静瑜长大后，他又将女儿许配给生于官宦世家的秀才黄展云，为她置下丰厚嫁妆。“我没见过外公，但听母亲说，他为人和蔼，处事公正，是忧国忧民的好官。”黄以雍慢慢回忆说。当年，母亲住在福州三坊七巷的外公家，而黄以雍结婚后就离开了那里，也不常回家了。至于影视作品中表现的吸食鸦片，林通说：“他是服用鸦片自杀的，当时很多将领都采用这种方式自裁。他日常生活中有没有抽过大烟还有待考证。”刘步蟾殉国后，时年20岁的女婿黄展云痛心疾首，发奋求进。3年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1899年夏天，黄展云和堂兄黄翼云、表兄林白水等人创办了福州蒙学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包括林觉民等多人是他的学生。福建都督府成立时，他任教育部长。黄以雍说：“我父亲不仅自己全力兴校，还动员家人创办学校。黄家三代人一共办了100多所学校，是福州办校最多的家庭。”黄以雍的这一说法得到了福州教育部门的认可。退休后的黄以雍义务辅导学生英语，直至过了百岁。去年，黄以雍以106岁高龄当选2013“感动福建”年度十大人物。而林通子承母业，至今还在中学任教。黄以雍说：“甲午海战，是中国人的痛，也是我家永远的痛。要雪甲午耻，就一定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祖国，这就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黄以雍遗憾在自己有生之年不能去刘公岛看看了。她的儿子林通却说，一定要去看看当时祖辈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墓碑面朝家的方向
清军战俘客死日本
中日甲午战争，国势危如累卵，生还者尚且落实不了抚恤，战死者也未获享祭之所，战俘的命运，尤其是在日本羁押未能回国的将士，他们的命运，则更是成了谜中之谜。甲午战争中，1700余名清军俘虏被押送到日本及中国辽宁海城。然而这些为祖国抛洒热血的士兵在饱受磨难之后，却被视为“不祥之人”，在清政府的档案中消失了。死既不能，生更犹死
两手背缚，发用绳联首批登陆日本佐世保港的清军战俘是北洋水师“操江”号上的82名海军官兵。据一同被俘的丹麦籍船员弥伦斯回忆，“船近码头即放汽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将战俘列队游街示众后收监。1894年9月，他们被押运到广岛，又押运到松山长建寺。平壤战役后，日军陆续将收容在平壤附近的清军战俘也押运回日本国内。平壤战役被俘士兵栾述善回忆押送经历：“被拘者甚众，均系道署中，饮食俱无，并有火焚刀裂之说……死既不能，生更犹死，两手背缚，发用绳联。十八日申刻，始发给饭团一握，舌为匕箸，膝作杯盘，俯首就餐，忽尘埃上坠，泥沙兼半，口难下咽，渴极频呼，仅给臭水一滴。如是者二十余日，忽称送往伊国。足无整履，身少完衣，由中和至黄州，奔波百余里之遥，不容喘息。九月初八日在江口上船，如入陷阱。坐卧不出寸步，便溺均在一舱，秽气薰蒸，时欲呕吐。十六日至日本广岛下船，狂奔十余里，立毙数人，始登火车。十七日到大阪府，往南御堂厂舍。鸟正飞而入笼，蛙欲怒而在井。一日三餐，入口者无非霉烂萝卜。数月间遍身尽是腌脏衣服。似僧而有发，如道而无冠。月暗风凄，频洒思家之泪。”“人道关怀”与“虐杀”并存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在东京、名古屋、大阪、仙台市等地都设置了战俘营，羁押战俘约有1000余名。此外辽宁海城附近也设置战俘营，收容的清军战俘约600余名。日本政府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获得西方世界对自己“文明国家”的认同。从现有资料看，对运送到日本的战俘按照军阶供给生活用品，也没有让战俘服苦役。但在战场上，西方国家的记者极少出现，日军对战俘的虐杀非常严重。日军第5师团大岛混成旅团联队军旗护卫手广岛人原田鹤次，平壤战役结束后被派去负责看守清军战俘。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前日看守战俘，午后十时左右有战俘试图抢夺巡查佩刀逃跑，余用刺刀将其刺倒，其他（清军）战俘有三十八名被枭首。”而整个战争期间被虐杀的战俘数量则无法计数。日本至今留有清军战俘坟墓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经过多次谈判，最终在当年的夏季完成战俘交接。据日方统计资料显示，清军俘虏有1790人，日方交还了押送到日本的1539人，1人宣誓“归化”日本外，其余250名客死日本。日，关押在辽宁海城的清军俘虏568人也被移交给中方，同时被中国俘虏的11名日军士兵交还给日方。饱经折磨重归故土的战俘，一经移交就地解散，军官则革除官职后遣散。从近些年发现的明治时代日本档案中获悉，当初交还战俘时，日军还一并移交过记录有人名、籍贯、年龄的完整俘虏名册，以及客死日本的中国战俘的单独名册、诊断书、埋葬记录等重要资料。然而在清政府的档案中，无论是具体办理接收的官员还是相关的总督巡抚级大员，在奏报文件中均未提及这些档案。2003年，在日本大阪学习的中国青岛留学生杨海嘉，在大阪真田山日本陆军公墓中偶然发现6座甲午战争清军战俘墓。类似混凝土的材料制成的墓碑风化严重，名字依稀可见，分别是杨永宽、吕文凤、刘起得、刘汉中、西方诊、李金福。6座墓散落在3处，令人唏嘘的是，其中5座墓碑都面朝西方，朝着他们永远回不去的家的方向。唯有战俘杨永宽的墓背向而立，仿佛表示自己对临死时身份的羞耻，无颜见江东父老。
《看历史》《华夏地理》等 I⑦清军■自尽丁汝昌（）：北洋海军提督，服鸦片自尽刘步蟾（）：右翼总兵、“定远”管带（舰长），下令炸散“定远”，服毒随舰沉没林泰曾（）：左翼总兵、“镇远”管带，服毒自尽杨用霖（）：护理左翼总兵、“镇远”管带，拒绝投降，拔枪自杀邓世昌（）：“致远”管带，舰沉后落水，自沉殉国黄建勋（）：“超勇”管带，落水后拒绝救援沉没林履中（）：“扬威”管带，舰沉时跳海自尽■阵亡左宝贵（）：高州镇总兵，平壤之战中炮弹牺牲林永升（）：“经远”管带，“突中炮弹，脑裂阵亡”■革职叶祖珪（）：“靖远”管带，甲午战败被革职，1899年重被起用，加提督衔，授北洋水军统领、浙江温州镇总兵、广东水师提督。1904年奉旨总理南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首次统一清朝南北海军邱宝仁（生卒年不详）：“来远”管带，落水后被救起，后遭革职李和（生卒年不详）：“平远”管带，甲午战败后被革职，后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程璧光（）：“广丙”管带，给日军递交投降书后被革职■升职萨镇冰（）：保卫威海，守卫日岛炮台。甲午战争后担任过清末海军统制、民国海军总长，还曾代理过国务总理聂士成（）：援朝防御，以少胜多，补授直隶提督。庚子之变天津保卫战中中炮阵亡■溃逃方伯谦（）：“济远”管带，两次逃跑被处斩吴敬荣（1864-？）：“广甲”管带，率部逃跑，战后被革职日军■生还伊东佑亨（）：联合舰队司令官，甲午战后封子爵，升海军军令部长河原要一（）：“吉野”舰长野村贞 （）：“高千穗”舰长上村彦之丞（）：“秋津洲”舰长东乡平八郎（）：“浪速”舰长尾本知道（生卒年不详）：“松岛”舰长内田正敏（）：“千代田”舰长鹿野勇之进 （生卒年不详）：“西京丸”舰长新井有贡 （生卒年不详）：“扶桑”舰长樱井规矩之左右（生卒年不详）：“比睿”舰长日高壮之丞（）：“桥立”舰长横尾道昱 （生卒年不详）：“严岛”舰长■阵亡大寺安纯（）：陆军少将，旅顺大屠杀罪魁之一，在入侵威海一战中被“来远”舰炮弹击中毙命坂元八郎太 （？-1894）：“赤城”舰长黄海海战中被“定远”舰炮弹击中头部毙命
华商报记者 孙强 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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