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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的演化进路：一种新的学科史解读视角陈蕾摘要本文以探索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的演化进路作为建构审度学科史的新视角，并在这种新的历史透视框架中，寻找解决学科自主性问题的出路。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自形成起，经历了内部整合与多元研究传统表层整合阶段，目前正进入深层整合阶段。discipline汉化版下载Evolution Route of Core Paradigm for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a New Perspective forAcademic HistoryCHEN LeiAbstract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by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core paradigm, then further to find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discipline’s independence through this new perspective. Since its formation,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core paradigm has generally experienced inner adjustment and superficial amalgamation, and now thedeep-seated reconstruction is on the way.Keywordsdiscipline history, paradigm, communication studiesAuthorsChen Lei is the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Email:.学科史研究作为专业共同体身份认同与学科合法性阐释的基础，是学科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立足并走向成熟的重要研究面向。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建制基础相对较深的同族学科相比，年轻的传播学在学科史研究上还显得较为薄弱，典型表现在反思性不足。&1沃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曾言，我们看待历史的视角往往取决于我们当前所陷入的问题与困境(转引自Park & Pooley，2008:1）。从反思历史研究的角度上看，倒置理解这句话恰恰是加强学科史研究的突破口，即：我们应在问题与困境的观照下看待历史，并从历史中寻找出路、展望未来。本文从学科核心范式透视传播学演化进路，正是基于对传播学作为交叉学科综合吸收多元智识传统而不断萌生内在紧张与分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构学科自主性根基这一问题的忧患与反思。所谓学科核心范式，即关于学科如何界定自身以及如何展开研究的体系化设计。它直接关涉学科知识积累的方式与方向，并对学科的可辨识度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成为学科自立与发展的根基。学科之为学科，必然包含了对学科核心范式这一本体论问题的回答。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威尔伯 ·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为回应当时社会对大众传播的普遍兴趣，以研究所为中心，以承接课题项目为契机，将传播学推向建制化之路，并确立了传播学应用型科学的性质和以功能——控制为取向的大众传播研究框架。这个研究框架后被具体化为以5W模式为基础的传播模式构型，继而成为思考、组织传播学的学科核心范式，对传播学的后期定向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施拉姆初创的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并不是稳固不变的。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不仅受限于内在的学理性要求，还受到社会实践需求的驱动，故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会被不断调适乃至重构。大体上看，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自确立起经历了三次重要调整，目前正处于第三次调整的关键时刻。一、传播学核心范式的确立及其在经验主义范畴内的整合由于早期传播研究所的运作是以课题为中心的，汇聚了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围绕具体的媒介传播问题开展研究，其理论成果往往是零散而非体系化的，只有经过必要的整合，才足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构架基础。施拉姆在1949年编撰的《大众传播学》一书中，整理收录了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并从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大众传播的结构与作用、大众传播的控制与支持、传播过程、大众传播的内容、大众传播的受众、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大众传播的责任等八个方面着手将传播学知识系统化，以此组建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施拉姆的这种学科框架体现了三方面的特点：首先，由于研究所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完善预测、控制媒介和信息现象等工具理性维度上，因此传播学科整合的理论主要源于社会科学领域，且多属于定量的、经验主义和行为科学的研究传统，对批判与文化研究等人文主义学科的知识传统吸纳较少；其次，由于研究所的服务对象多为政府、企业、社区等提供资助的机构组织，他们所普遍关注的大众传播过程与效果控制问题成为“有意义的学科问题”被予以强烈关注，因此，大众传播很快从研究的重点领域跃升成为学科研究的核心，传播学成为了实际意义上大众传播学，并逐渐获得了学科的合法性地位，通过大学层次的教育与研究，更加支持和强化了“大众传播研究”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再次，由于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的5W模式（传者、讯息、媒介、受者、效果）对传播过程的分解契合了大众传播研究的领域划分（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因此成为组织和思考大众传播理论的中心框架，可以说，后期申农（C.E.Shannon）、韦弗（W.Weaver）、德福勒（M. Defleur）、奥斯古德（C.E. Osgood）、赖利夫妇（J.W. Riley， M.W. Riley）、马莱茨克（Maletzkes）等学者提出的新传播学模式都是在拉斯韦尔模式基础上的补充和完善，5W模式的深远影响延续至今。不过，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随着社会交往的日益密切与媒介技术的突飞猛进，传播环境日益复杂，传播实践对传播研究的迫切需求突破了原有的大众传播范畴，延伸到人际、组织、群体等各个层面。同时，原有以资助者利益为导向的传播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理层面的批判与质询，被认为“只是为外在资助者产生一个报告，而不是一篇付诸于传播理论的学术整体的杂志文章”(罗杰斯，)，故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构性。这些对施拉姆开创的以应用为导向、以大众传播过程模式为思考框架的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为了解决上述危机，上世纪80年代，经查尔斯 ·伯格（CharlesBerg）和史蒂文 ·查菲（Steven. H.Chaffee）等学者的领导和推动，在学术界兴起了一场旨将所有定量的、经验主义的、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综合起来的传播科学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传播科学被重新界定为：“传播科学通过发展可以验证的理论，来理解象征与信号系统的生产、处理和效果，这些理论包含合乎自然规律的概括，能解释与生产、处理和效果相关的现象。 ”（巴兰,戴维斯，）这个定义涵盖广泛，它包括了人际的、组织的、大众的、政治的、教育的或其他语境下的象征与信号系统的生产、处理和效果，并有效地将原有大众传播范式传统所忽略的积极的受众理论、人际传播研究以及对中长期综合性传播效果的关注吸纳整合进来，使自身获得了更精细的发展。但是，它同时也以一种僵硬的方法论标准，将大多数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等不符合其标准的研究排除出去，而并非真正像它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兼容并包的，事实上它还是忠于最初由保罗 ·拉扎斯菲尔德(P. F.Lazarsfeld)及其同时代学者提出的定义和研究框架。因此，传播科学运动只能被视为知识在经验主义范畴内的重新整合。虽然这种整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播学过度囿于大众传播领域及学理性建构不足的问题，但经验主义传统作为诸多知识类型中的一种，无法为所有类型的传播实践诉求提供充分的理论与智力支持，亦无法在学理层面囊括一切方法论逻辑，这又从根本上限定了其解决问题的效度。当经验主义学科核心范式与新的传播实践及学理性要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时，突破经验主义的藩篱将成为必然的革命选择。二、多元研究传统的表层整合传播实践对理论需求的调整和变化是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综合结果，它促进了新思维的产生，并使人们在与其自身进行的一种反对支配性专业思维的斗争中，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新的实践呼唤和研究情境下，传播学逐渐获得了更丰富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面向：除了传统预设的商业和政治立场外，随着信息社会和泛媒介时代的到临，还加入了文化精英、普通大众等多元视角；除了原有解释和控制的实践需求外，伴随着媒介娱乐麻醉等负面效果的凸显和政治解放运动的兴起，还新出现了理解和批判的实践需求，研究问题也从狭隘的传播效果考察转向更广泛的审视，如传播如何导致文化层面、社会共识和社会规范的改变；传播如何影响个人或民族对文化的创造、共享、学习和应用；媒介如何影响人类的心理结构和文明变迁；传播如何建构和影响公共领域和民主生活；以及传播与人的尊严、自由和主体价值之间的关系等等。同时，受到与文化、思想、权力意识有关的欧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社会结构研究中与语言（和意义的产生）联系日益增强的支持，大众传播研究亦逐渐摆脱狭隘的媒介观念的束缚，朝着包容各种类别文化的方向，迅速地转变着传播研究的风貌（哈特，2002）。与新实践吁求及新思潮相应的是新研究派别的引入，它们主要包括主张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危机及文明危机的法兰克福批判学派；以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之间关系为宗旨的伯明翰学派；阐释传播技术偏向及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类心理结构之影响的媒介环境学派等。这些新锐的学派论说往往代表着经验主义传统之外的 “另类”传播主体的 “另类”传播实践诉求，从而构成传播研究的多元传统。按照范式的逻辑，主导范式的形成必然导致另类竞争性范式的边缘化。传播学建制早期，经验主义框架内的学科核心范式因契合了最迫切的大众传播实践需要和社会最强势主体的传播利益诉求而取得了主导地位，压制了传播学多元研究传统的发展空间。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传播实践的日益丰富与经验主义研究传统在回应实践上局限的逐渐显露——表现为研究结论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对传播领域某些问题的无能为力或者回避等，源于另类研究传统的批判学派在传播学领域内的声音越来越大，其强烈的颠覆性影响开始逐步显现，且从那时起这种影响力便开始有增无减。1983年，美国主流学术刊物《传播学期刊》以“领域的骚动”为主题发行了一期特刊。这期特刊主要围绕六名美国学者撰写的传播学论文进行探讨，在期刊的前52页，只有两则评论涉及批判理论，但令人震惊的是该刊物在接下来310页的评论性内容中有86%以上的篇幅是关于批判理论研究的论战（Miller，2007：75）。对于传播学领域内批判力量的增势，学科传统范式的奠基人施拉姆都不由感慨，“批判学派人数虽少，却很有权威”（施拉姆，波特，）。后来，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女权主义、技术主义等其它学派思想的相继介入，使原本处于经验——批判二元对峙的传播学陷入了更加复杂的多元割据之中。如果按照库恩的提示，从教科书变化中观察和回溯范式的演进和变革，我们便会发现，与早期将传播理论完全置于经验主义研究传统框架内的传播学教科书不同，80年代后的传播学教科书逐渐开始体现出多视野的特色&2，整合吸纳了包括批判主义、诠释主义在内的多种研究传统，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学界对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的认识已不再被单一的经验主义研究传统所垄断，而是整合了多元研究传统。不过，通过进一步观察我们同时可以发现，这种整合确切而言仅仅属于串联性合并，即不同的研究传统杂烩式地拼贴于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的版图中，以各自的理论话语逻辑从不同的维度分别阐释对传播问题某个断面的见解，而不是围绕学科一致的核心框架有机地融为一体，因此笔者将这种缺乏深层互动的整合称为“表层整合”。应该说，多元研究传统的整合为日益僵化和窄化的传播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的外延，丰富了学科知识的启发来源的和想象空间，对缓解传播学与实践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整合的表层性也限制了范式调适的功能性效果，并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方面，在多元整合的过程中，传播学的方法和领域不断扩张，吸纳百川，与其他学科之间纠缠不清，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从而不得不面临着深刻的学科认同危机（陶鹤山，2002）；另一方面，不同的研究传统在不同的目的取向下各自为阵，甚至互相抗衡，致力于在维护自己立场的同时瓦解对立理论，最终不仅导致两败俱伤，也给学科带来了分崩离析的危险，使传播图景分裂为互不连贯的许多碎块，既阻碍了人们对传播视界的完整认识，也阻碍了传播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三、多元研究传统的深层整合多元研究传统的深层整合是对前阶段表层整合的延续和推进，也是对传播学“泛化”与“分裂”问题的反思和克服。与表层整合相比，深层整合致力于在不同研究传统和学派中寻找关联，加强彼此间具有创造性的对话与合作，进而融合为能体现本学科特性的有机整体，而不仅只是多元研究传统的简单“并列共存”。如果把传播学对多元研究传统的吸纳和表层整合比作接受外界“输血”的过程，那么传播学对多元研究传统的深层整合即自身“造血”机制的生发。“输血”的初衷在于拯救传播学经验主义核心范式对复杂实践的解释局限，而“造血”功能的培养是为了克服过分依赖外界而失去自主性的“输血”后遗症。传播学核心范式深层整合的动力主要源于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在实践方面，随着媒介科技的发展与传播现象的日益复杂化，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中的多元研究传统囿于各自的视角与方法论局限，仅靠自己的力量越来越难以解释和应对现实难题，因此，打破不同研究传统之间长期对垒的坚冰，相互借鉴与合作，便成为新实践挑战对传播学科核心范式提出的新要求。在理论方面，按照“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知识演化规律，传播学经历了多元知识传统介入共存的分化阶段后，深化整合领域内已有的互不连贯与互相对立的观点并对学科总体进行结构性反思便成为下一阶段学界成员所必然导向的理论兴趣，这也成为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演进的一种必然的趋势。1993年，美国《传播学季刊》在其特刊“领域的未来——在分裂与结合之间”中对传播学内部不同研究传统之间的相互孤立和分裂表示了深刻的忧虑，继而提出了许多致力于消解无序纷争，建立互动对话，实现不同研究传统之间的有机整合的“重建”思路：克雷格(Craig,1993)认为应将传播学理解为一种整合性的“实践学科”，让现有这些多样性的、明显矛盾的或不相关的传播理论模式进行更多创造性的对话，使批判研究、阐释研究、经验研究的功能紧密结合；查菲(Chaffee,1993)期望传播学不要只局限在学科内部自娱自乐，还应关注外面的世界，同时他还指出研究视野的一致性是建立传播学统一理论的前提条件，应该让进入这一专业的学生看到一个广泛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学科分支；罗森加兰特（Rosengren,1993）认为要实现实体理论、形式模型和经验数据三者之间更强烈的“结合、比较与对质”，一方面有赖于人文主义导向的传播学研究者克服对形式模型的厌恶，另一方面有赖于社会科学导向的传播学研究者对人文主义导向学者建设性洞见的吸收。除了这次著名的专题讨论外，在对传播学学科建设进行持续反思的过程中，还陆续闪现出许多整合多元研究传统的新思想，譬如：丹麦学者卡劳斯 ·布鲁森 ·詹森（C.B.Janssen）提出社会符号学理论，试图以此调解批判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矛盾，并将这两派的研究与传播科学结合起来（转引自巴兰，戴维斯，9）；英国学者雷蒙 ·威廉斯（R.Williams）试图在其文化理论中调和批判理论与经验理论关于媒介效果问题的争端，并以媒介效果为共同聚焦点对各大理论体系做出整合（转引自卡茨，彼得斯，利比斯，奥尔洛夫，）；我国台湾学者刘骏洲(1994)提出应突破传播学对其它领域理论的单纯借用，以讯息的产制、意义的产生、讯息的结构、传播者的动态互动以及传播机构与社会的动态发展作为生成发展本领域理论的传播学核心问题；另一位台湾学者赵雅丽（2011）则提出将传播学建构为探索意义创造和分享机制的“意义科学”的构想；我国大陆学者王怡红（2010）提出以关系价值为中心焦点问题的传播学研究视角，并以此作为提升传播学学科质量的有效途径；胡翼青（）提出以“信息人”假设为轴心纲领整合多元研究传统的新人本主义范式；李舒（）则主张以“问题为中心”代替以“学派为中心”组织学科理论架构，以利于调和内部纷争、促进学派交流，提高学科应用水平。从传播学的以上理论整合情况来看，新一轮学科核心范式调整聚焦传播学的身份与自主性危机，将建构学科独特的核心逻辑、凝聚共同体力量、消除学科内在分裂、创造有意义的对话争鸣、提高学科地位与影响力作为潜在的理论目标，以实现对多元研究传统的深层整合与内化。然而，从实际进程上看，虽然学科核心范式反思与重建的相关文献日益增多，但论文成果多、专著成果少、初步设想多、体系化建构少。21世纪以来新出版或再版的传播学教科书也反映了学界当前主要还停留于多元研究传统的表层整合阶段，只不过和最初“以经验主义传统为主体，其它研究传统相补充”的整合路径相比，经验主义以外的非主流研究传统在全书构成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多元研究传统有了更均衡化的分配趋势，且对“如何实现不同研究传统之间的理性对话和良性互动”及“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多元理论传统中体现传播学的本质特征”产生了越来越强的问题意识和回答意向（李特约翰，福斯，）。总体而言，传播学领域内已达成普遍共识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科核心范式深层整合模式依然尚未产生，对于学科的反思和重建仍在继续探索中。四、余论：期待在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问题上开辟具有积极建构意义的对话21世纪是信息传播主导的时代，人类社会对传播实践的普遍兴趣与共同关怀预示着传播学是一门前景可佳的学科。然而，传播学缺乏内在凝聚力、身份认同度低、研究规范度不足、学科版图模糊不清、学科合法性备受质询等学科建设的现实状况又意味着学科正处于危机之境。一边是光明的前景，另一边是黑暗的深渊，传播学最终将归于何处？这个问题正取决于学科核心范式深层整合是否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越来越多的学者竞相抛出自己的独创之思，但解题之进展似乎还远不及我们的期待。造成这种阻滞的一项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学者之间对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问题缺乏具有积极建构意义的争鸣与对话。虽然有着共同的理论旨趣，但竞争的规则和评判的标准并未得到充分的澄明，于是，学者间往往停留于自说自话，发表断言式的感想，而不能在对话争鸣中使自己的观点得以逐步深化和完善，更不能就某种具有更高整合效力的学科核心范式达成共识，若不改变这种境况，学科赖以立足的自主性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彻底的解决。本文以学科核心范式观照学科史，实际上预设了对学科本体论层面进行反思探讨的话语逻辑与竞争规则，即：以“不断整合与明晰本学科的中心理论”为公共谜题，以“满足社会传播实践的理论需求并维持学科理论内在的自足性”为解题标准，吸引不同的竞争性范式进行自我澄明与优先性论证，以决出的主导性学科核心范式作为启动学科深化发展的共识基础，并在主导范式面临困境与危机时探索论证新的优先性范式取而代之。事实上，在传播学研究史中，学科本体论问题并非以学科核心范式的名义，按照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逻辑加以思考和探讨的。传播学演进史不见得就是围绕学科核心范式进行有意识建构的历史。学界对学科性质定位、理论框架这些学科核心范式要素的反思和探索常常是分别进行，而不是将它们系统纳入学科核心范式的框架中进行整体把握和论证，因此往往失之于零散，难以达成体系化的建构。这或许也是当前学科核心范式在深度整合上难以获得实质性突破的瓶颈所在。故本文的立足点更多地在于通过引入范式逻辑实现对未来学术对话的引导和参与，而非单纯基于对历史的描述和解释。期待通过范式的方法论平台，传播学的学科本体论问题能得到更具建构性的探讨和论证，最终达成合理共识。正可谓前路漫漫，有待来者。注释 [Notes]1&詹姆斯·凯瑞认为，严格意义上，大众传播研究根本无史可论，Jefferson Pooley和 David W. Park亦认为，相较于其它社会科学，传播学科史研究展开的还很不充分且明显缺乏反思性。这些言论在学界取得较强的共识性，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J. Carey, 1997）正是针对凯瑞对学科史研究状况的悲叹感慨而编选的相关论文集。2早期的传播学经典教科书以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为代表。后期的传播学经典教科书以斯蒂芬?李特约翰的《人类传播理论》及凯瑟琳米勒的《传播学理论：视角、过程与语境》为代表。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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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器？什么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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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1-6集和& 总集编 ～Special Edition～(这个好像是特别版) 以及DISCIPLINE零 前、后编有的大神麻烦发一份给我吧 万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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