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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难得的名师荟萃——1983年张舜徽先生主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班忆旧浏览量:3446
作者:刘 重 来
&&&&&&&&&&&& &&本文作者刘重来，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教授
&&&&&一个人一生，如果能有一次机遇，即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得到若干名师的教诲，应该是毕生难得的幸运。而我竟得到两次这样的幸运，它使我受益无穷，也使我回味无穷。
&&&&&第一次机遇，是年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书的5年（当时全国重点大学本科学制为5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是全校师资力量十公雄厚的老系，名家名师特别多。而南开大学又有一个好传统，那就是特别重视本科基础课教学，全系的名师、教授都要为本科生上基础课。因此，在大学5年中，我有幸聆听历史系所有名师郑天挺、雷海宗、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杨生茂、魏宏运、杨翼骧、黎国彬、巩绍英、来新夏、梁卓生、陈兰及外系滕维藻、解惠全等先生上的课。其中有些老师在当时就已大名鼎鼎了
&&&&&南开大学离北京很近，因此也常请北京历史学界的名家名师给我们上课或讲学。如曾请北京大学历史系齐思和教授给我们上&世界古代史&课，请著名明史专家吴晗给我作历史人物武则天、曹操评价问题的讲座，请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北京猿人发现者裴文中讲古人类学，请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生讲印度的种姓制度等。还请过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尹达、周一良、吴于廑、荣孟源等来校讲过学。这些名家名师的渊博知识，不凡风采，对我这个当时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本文要说的，则是1983年至1984年由著名文献学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张舜徽先生主持的华中师大（当时称华中师院）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班期间的一次名师大荟萃。也许是年龄又增长了20多岁，又经过十年动乱，更感此次机遇的来之不易，格外珍贵，所以，这一次名师荟萃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更加深刻。
一、诚心相邀&群贤毕至
1983年夏，华中师大历史文献研究所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了为期一年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班，学员是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中青年教师，共29名[1]，我也忝列其中。
& 这个研究班的最大特色，也是办得最成功之处，就是主持人张舜徽先生不仅自己担任《中国文献学》的主讲人，而且还以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威望和人格魅力，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从全国各地、校内校外邀请了30多位专家学者为我们上课和作学术讲座。这些专家学者感于张先生的诚恳邀请，在百忙中欣然而至。他们尽心尽力，发挥所长，使整个研究班的教学丰富多采，有声有色。
这30多位专家学者是哪些人呢？我保存了一份《华中师范学院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班讲授教师名单》，现照录如下：
&& [1] 张舜徽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华中师院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
&& [2] 刘乃和副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大历史系。
&& [3] 李国祥副教授，华中师范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 [4] 来新夏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历史系。
&& [5] 童恩翼副教授，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
&& [6] 王昌茂讲师，华中师院历史文献研究所。
&& [7] 李格非教授，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 [8] 周大璞教授，武汉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所长。
&& [9] 汪耀楠副教授，武汉师院语言研究室。
&& [10] 夏渌教授，武汉大学中文系。
&& [11] 仓修良副教授，杭州大学历史系。
&& [12] 施丁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 [13] 崔曙庭副教授，华中师院历史文献研究所。
&& [14] 高振铎副教授，东北师大古籍研究所所长。
&& [15] 邹俊贤副教授，华中师院历史系。
&& [16] 熊铁基副教授，华中师院历史系。
&& [17] 王瑞明教授，华中师院历史系。
&& [18] 吴量恺副教授，华中师院历史系主任。
&& [19] 章开沅教授，华中师院院长。
&& [20] 肖箑夫教授，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
&& [21] 朱祖延教授，武汉师院中文系主任。
&& [22] 冯天瑜副教授，武汉师院历史系主任。
&& [23] 阴法鲁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 [24] 胡国瑞教授，武汉大学中文系。
&& [25] 周学根副教授，华中师院历史文献研究所。
&& [26] 赵俪生教授，兰州大学历史系。
&& [27] 陈乐素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
&& [28] 刘志盛，湖南省图书馆典藏部。
&& [29] 张世泰，中山图书馆典藏部主任。
&& [30] 林榇宗，中山图书馆保管部主任。
&& [31] 伍锡强，中山图书馆善本库负责人。
&& [32] 徐孝宓，湖北省图书馆馆长。
&& [33] 李瑞良，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
从这份名单中看，最北的来自东北师大，最南的来自广州中山大学，最西的来自兰州大学，最东的来自杭州大学，真可谓荟萃了全国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名家名师了。更可喜的是，张先生还指示把这些名家名师的讲稿编印成《文献学研究班讲演集》（李国祥、庞子朝编）。并亲自为这部讲演集题辞，其文如下：
1983年秋，至1984年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受教育部委托，开办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班，由全国各大专院校选派中、青年教师成绩优异者入学。除由各学员努力自学、互相研讨外，还安排了讲课时间，首先由指导教师讲授，复聘请各大学文、史、哲等系教授来校讲课，也有少数专家路过武汉的，便临时请其作学术报告，当时都作了记录，积久成册，今特整理付刊，留供参考。日张舜徽记。[2]
仅从张先生请来这么多专家学者，并亲自为他们的讲演集写题辞，就可以看出张先生为办好这个研究班付出了多少辛劳。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不少专家学者如刘乃和、来新夏、仓修良、施丁、高振铎等先生都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副会长、常务理事，他们在百忙中从北京、天津、杭州、长春等地赶来上课，不仅表明他们对张先生主持这个研究班的大力支持，也体现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对培养人才的极大重视。应该说，这个研究班也渗透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心血。
二、主讲人语重心长
张先生既是我们这个研究班的主持人，又是研究班主课中国文献学的主讲人和指导教师。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社会上知道张舜徽先生的人并不多，而深知他的学问、学品的人则更不多了。早在70年代初，当他头上还戴着一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全家被驱赶至两间澡堂居住时，远在澳门的著名学者曹聚仁却在推崇着他。曹说：&有人问我，在新中国，研究国故学的，还有没有如钱宾四（钱穆）这样博通的人？我听了不觉大笑&&张舜徽先生的经史研究，也在钱宾四之上[3]。&必须说明，曹聚仁讲这一番话的时候，张舜徽的大部分著作还没有出版，因而这样的评价，就颇有远见，颇具慧眼。很巧的是，就在研究班开班之时，他的《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出版了，我们每个学员人手一册，作为主要教材。《中国文献学》是张先生&应时代的需要，集一生学术功力，建构历史文献学的学科理论体系&[4]的一部著作，被誉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之作&[5]。然而张先生上课，并不手持这部教材，也不按这部教材的系统来讲授。正如不少学者对张先生的教学特点点评时所说那样：&张先生的著作就是他上课时很好的教材，但他在课堂上并不照本宣科，教材与他的讲课内容若即若离，融为一体，生动活泼，既不重复又不刻板，既源于教材又不囿于教材，其教学方法是一种很高的艺术&[6]。这种教学特点，我们也领教了。
张先生每次上课，不带讲稿，只在口袋里放几张字条，有时掏出来看一下，有时根本不看。但讲起课来，声音宏亮，滔滔不绝。可以说，博大学问积于胸，随口而出，皆成文章，而辨析精详，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则更令人倾倒。更让人吃惊的是他超人的记忆力，他时时吟章撷句，随手写在黑板上，一笔不苟，一字不差，而工整、隽拔的板书，更令人叹为观止。不少同学说，听张先生的课，真是一种精神享受。
张先生上课 ，有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在课堂上与其说是在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在传授治学之道。这在他几十节课中，几乎每节课都将治学之道贯穿其中，语重心长，令人难忘。他认为&学社会科学的，最怕的是三个弊病：迂腐、狭隘、迂阔&[7]。他强调&听课也好，读书也好，都要做到举一反三。老师讲的，书上写的，只是发凡，但不可能面面俱到，主要靠大家自己钻研推广&[8]。他强调学好文献学，一要&练基本功&，二要&读常见书&，三要&能为畅达之文&，四要&多读长篇文章&（这里主要是指古代长文）。他说：&要写好文章，就要多读一些长篇文章。《史记》、《汉书》把很多长文章都收集进去了，要有耐心地读&[9]。张先生特别强调要学好文献学，不仅要坚定信念，知识面要广，而且要胸襟开阔。为此，他第一讲的题目就是《发越志趣，开拓胸襟》。他说：
学习首先要发越志趣，开拓胸襟，要靠大家自己刻苦钻研。我早说过，讲稿上没有学问，黑板上没有学问。&&我们常看的一是有字书，就是指书本；还有更丰富、更广博的，是天地万物之理、社会生活。学社会科学的不能只死读书本，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无字之书。学好这种无字之书，才真正是有学问，通过实际实践，才有真收获。[10]
张先生认为学好文献学，不仅要多读书，而且要有识见。他说：
对于一个人，重要的是&才、学、识&，而三者中最重要的是&识&。为什么有些人读了不少书而无造诣呢？古今中外的大学问家主要是由于其&识&与众不同。学社会科学的人很多，能受到人们的尊重、佩服，主要是其&识&。大的&识&可以开宗立派，小的&识&可以著书立说，有新的创见，即所谓&卓识&。有这种认识，就能开阔视野。司马迁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在每一篇文章中都有他的见解，不仅影响于当时，而且影响于未来。学问家和一般读书人不同，就是由于他能发凡起例，能识别学术高下。读书要有识别力。章学诚说：&善取不如善弃&。有些老先生能背很多书，固然可贵，但无&识&，所以总不见成效。[11]
除了讲治学之道外，张先生还非常注意讲治学的品德。他要我们&不要羡慕那些钻一个狭窄问题，发表几篇论文，参加几次学会，就称其为&专家&的人，那实际上不是正道&[12]。他提醒大家&不要看到有些人写了几本书，印了十几万册、二十几万册，就觉得了不起了，实际上也可能是废品，也可能是毒品&[13]。他要我们安心作学问，不要受社会上的其他诱惑。
有时候，张先生在课堂上也讲个趣闻趣事，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如一次他讲了个笑话：
&& 前几天在省里开会，领导举了个例子，有人抽烟，别人对他说，你一天要抽一包四角多钱的烟（上个世纪80年代初，四角多一包是较好的烟&&笔者），为什么不花二角伍买一本政治性小册子呢？那人说，我情愿花四角五买包烟，不愿花二角伍买个&爹&（指小册子作出一付死板板的教训人的口气&&笔者）。说明我们有些书，空无内容，仅仅是教条式的空洞无物说教，当然人们不喜欢看。[14]
一次他讲到有位老师在课堂上讲《淝水之战》，讲解谢安&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句时，讲成谢安因为太高兴，以致笑掉了大牙[15]。他那略带幽默的笑容，使大家也不觉笑起来。但仔细一想，他讲的笑话都对我们有教育和启示意义。
尽管当今学术界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但能称得上大师级的人物仍然是寥若晨星，而能被誉为&国学大师&的，则更是屈指可数了。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国学大师呢？按著名学者蔡尚思的说法，国学大师&是指旧时所谓经、史、子、集等部图书读得多，也研究得深，而且有自己见解的人，这同时也可以叫做&通人&&。他认为解放后能称得上国学大师和&通人&的，&似乎也只有柳诒徵、钱穆和张先生等少数人&[16]蔡尚思所指&张先生&，就是指张舜徽先生。当时，张先生年事已高，据说对他的研究生，也不大系统地上课了，而独独对我们这个研究班，他却要亲自讲几十节课，这确实是太难得了。因此，我从听他第一节课时，就决心将他讲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幸而张先生讲课声音洪亮、吐字清晰、抑扬顿挫、不快不慢，他那浓重的湖南话也并未妨碍我记录。因此，我基本上把他讲的内容全部记了下来。这本珍贵的课堂笔记我一直保存着。1997年，华中师大举行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接到会议邀请后，我想，何不把这本课堂笔记打印几十份献给大会呢？这对研究张先生的学术思想、学人风范也许很有裨益，也表达了学生对张先生的敬意和哀思。想不到参会的同仁对这份课堂笔记十分感兴趣，我带去的几十份很快告罄，有的参会者还来索要，不得不回校后再邮寄。后来，《历史文献研究》将这份课堂笔记以《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讲演录》为标题，选登在1999年第18辑中。
三、真诚感召&各显其能
在张先生的盛情邀请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欣然来到武汉华中师大为我们上课。当时我们的教室，隔三岔五，总会有一个新面孔老师出现在讲台上。记得每当一位专家学者第一次来上课时，总是由张先生亲自导引进教室，然后站在讲台一侧笑眯眯地向大家介绍这位专家。这些专家都比张先生年轻，但张先生都以尊重、赞赏的语调介绍这位专家的学术成就，常常使这位专家很不安地连说&不敢当&。张先生介绍后，带头鼓掌表示欢迎，然后以恭敬的手式请专家上课，自己则慢慢走出教室。
刘乃和先生给我们系统讲授了《地理沿革》、《科举》、《避讳》、《中国历史上的纪年问题》。这些内容，即使我们在历史专业本科学习时，也没有系统学过，而班上一些非历史专业的学员，更是闻所未闻，因此受益特别大。刘乃和先生上课总是笑容满面，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人感到很亲切。她讲课有条有理，层次分明，不枝不蔓，又乐于与学员交流，没有一点架子。
肖箑夫先生给我们讲《古史析疑》和《关于佛学哲学的一般思辨结构》。肖先生强调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他思辨能力强，口才又好，常常一语中的，发人深省。他在《启蒙思潮溯源》一讲中，分析了明清之际批判思潮的性质和十七世纪启蒙运动走过的曲折经历，使我们很受启发。他讲到近代的革命是处于难产阶段，不少人要冲破罗网，而最后自己陷入罗网。不少思想家是左边上台右边下台，成为时代的悲剧，如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等等，讲得我们心服口服。他在讲佛学哲学课时，他把佛教哲学中思维模式和思辨方法归纳为缘起说、中道观、二谛义、证悟论4个方面，并细说其奥妙之所在[14]。说实在的，肖先生学识太渊博了，对佛学哲学理解很深刻，尽管在我们这些对佛学一无所知的学员面前，他尽量深入浅出讲解，可惜我们仍不能全部理解。
夏渌先生讲《文献通读和古文字》及《说文部首及古文字初文》。他在黑板上一笔一划，书写了大量古文字，写得十分熟练逼真，让大家赞叹不已。夏先生十分活跃，讲起话来生动幽默，又时时结合古文字的字形字义讲个笑话，课堂里充满了欢快气氛，使本来刻板枯燥的古文字课上得有声有色。
仓修良先生给我们讲《明清时期&六经皆史&说的社会意义》，当时他刚满50岁，已对中国史学史，特别是对章学诚与《文史通义》已有精深的研究。他认为不能用历史编纂学代替史学史，认为方志和谱学都是史学发展中所分出的两个支流。正好他编写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刚刚出版，我们在武汉的书店到处寻觅，当我们买到那厚厚的一部书，再听仓先生讲课，感到格外高兴。仓先生在强调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社会意义时，引用著名史家范文澜的评价：&把经从神圣的地位上拉下来与史平列&[18]，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冯天渝先生是给我们上课最年轻的老师，比我们一些学员还要小，但已有不少学术成果问世，且在学术界已颇有声望。他致力于思想文化研究，对我们这些对文化所知不多的学员，他给我们讲《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讲的都是关于文化、文化史的基本问题。如他讲&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讲&中国文化史大要&，讲&明清文化的特点&等，弥补了我们过去有关文化、文化史知识的缺失。在讲《明代理学流变考》中，他细说&明以前理学发展大势&，&初明&&理学的&述朱期&&，&中明&&王学的形成和兴盛期&，&晚明&&王学变态期&及&明代理学走着圆圈式轨迹的历史必然性&[19]等等。冯先生讲课思想明晰，逻辑性强，说理透彻，对我们来说，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受。
童恩翼先生给我们讲目录学、版本学与治学的关系，也许是因为这个内容与今后我们治学关系密切，因此，很受大家重视。童先生特别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书目答问》二部书，认为&治学由目录学入手，而治目录学又由《四库提要》或更浅的《书目答问》入门，循序渐进，广泛地、系统地、有计划地攻读古代的文献典籍，在博闻约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自己的专长。&[20]他说：&不懂目录学，好比盲人骑瞎马。&他读书时，老师要他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目的就是要他熟悉古代目录的体系。他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可说是传统目录学的核心思想，是它要求人们努力达到的上乘境界，它具有揭示书籍的内容、价值、地位与指引治学途径的双重目的、双重功能&[21]。他还提到自己读书时，老师要他背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的情景，认为对自己是终身受益。因此也建议我们要认真研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在讲版本学时，他特别讲了批校本和题识本的学术意义。对前人在读书时将自己的心得体会随便写在书页的天头地角，或在在字里行间进行圈点校勘，这些经过点评、校勘之书，如金（圣叹）评《水浒》，脂（砚斋）批《石头记》，都非常珍贵，具有帮助我们理解原书与了解批校者学术思想的双重价值。他说：&我们读名家的批校本，好像他就在身旁耐心地、仔细地指导着自己读书，又如听一位高明的朋友在谈自己对该书的体会和见解，收获之余还能给人&以文会友&的精神快慰&[22]。
胡国瑞先生给我们讲《关于中国文学史方面的若干问题》（包括唐诗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的编写问题），特别令人难忘。这位老先生对唐诗可以说是烂熟于胸，在讲堂上信手拈来，随口背出。更令人钦佩的是，他还能吟咏唐诗。每当他以高亢、谐婉、抑扬顿挫之声吟咏时，脸上就现出一种陶醉的表情，教室里便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对于我们大多数历史专业的学员，既感到十分新鲜，又为胡先生对唐诗的深刻理解而叹服。
另外，还有周大璞先生讲《论语音与语义的关系》、《说文解字略例》，李格非先生讲《学点小学知识》，朱祖延先生讲《辞书编纂与古籍整理》，汪耀南先生讲《通假问题》，李瑞良先生讲《编辑学》等等，都让我们受益匪浅。
四、短暂讲学　悠悠难忘
武汉位于中国枢扭之地，南来北往的专家学者都要途经武汉。当时飞机少，而高校教授有资格坐飞机的更罕见，乘火车则常常在武汉中转。张先生则趁这些专家学者途径武汉的机会，邀请他们来校为我们作学术讲座。诚如张先生自己所言：&有少数专家路过武汉的，便临时请其作学术报告。&[23]当然，也有专程来为我们作学术报告的。如南开大学历史系来新夏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阴法鲁先生，兰州大学历史系赵俪生先生，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施丁先生，东北师大古籍研究所高振铎先生等。
来新夏先生是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老师，是著名史学家范文澜的研究生，曾教过我&史学名著选读&课。来先生30多岁就出版了《北洋军阀史略》，不仅博学多识，且很有口才，上课时总能吸引全教室学生的目光。我同级同学，如今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荣芳1999年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来新夏先生的课，以他宏亮的声音、幽默的语言，由于对古籍的谙熟而口若悬河、纵横捭阖的辩风吸引着学生。&[24]二十多年过去了，来先生风采依旧，一点也没变，声音仍是那么宏亮，语言仍是那么幽默。他在讲《版本、目录学及其展望》时，提到&对目录学这一领域有一定贡献，但其政治立场上是反动&的人，如罗振玉、叶德辉，&应该如何既不讳其失德，又不以人废言地加以评述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25]。要知道，他讲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了，但在80年代初，就显得很有胆识了。
北京大学阴法鲁先生我不仅是久闻其名，且之前曾见过一面。他和我父亲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虽然不在一个系，但因为都是山东老乡，又都是闻一多、朱自清的学生，彼此十分要好。过去我从父亲嘴里，常常听到阴先生的一些逸闻趣事。1960年，父亲借调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阴先生特地从北大来看望父亲，当时我正在南开大学读书，也来北京看望父亲，所以不期而遇，见过一面。此次受张先生之邀，给我们作中国古代文化专题讲座。他讲中国古代音乐、舞蹈、马球等等，都是过去闻所未闻的，听起来感到特别新鲜。
兰州大学赵俪生先生的到来，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心。因为当时正好有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问世。其中《赵俪生自传》让人看了觉得他实在是个传奇人物。他17岁时来北京，同时考上北大、清华外语系，但&在北大上了一个星期，又艳羡清华的洋楼和优美的校园，从北大退学，重到清华报到&[26]。在清华时他特别喜欢文学，闻一多的《诗经》、《楚辞》、《唐诗》、《古代神话》课他全都听了，而且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还当过清华大学文学会主席。在&一二&九&运动中，五次大游行他全参加了，且还是掌旗人物。更为离奇的是，抗战爆发后，他中途辍学，毅然投笔从戎，到山西离石一带山上打游击。在史学界，像他这样有过&能文能武&经历的人太罕见了。他抗战后才开始钻研历史，而第一个研究对象就是顾炎武。以后又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和中国土地制度史等，领域越来越宽，成就越来越大。此次给我们讲的恰恰就是顾炎武（题目是《顾炎武的生平和学术成就》）。也许是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研究多年，太熟悉了，心得体会很多，因此讲起来滔滔不绝，妙语连珠。他对早已在1957年就出版《顾亭林学记》的张先生十分敬重。1992年张先生去世时，他从兰州打来唁电：&舜老精研经学，宇内泰斗，山崩木坏，后学失从&[27]，令人感动不已。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施丁先生讲乾嘉史学。他十分谦虚，一再说是&应张老之命&而来，并声称&是班门弄斧，非常惶恐，就算是应试吧&[28]。但看得出来，他为这次讲座下了很大功夫，讲得非常认真而有条理。他从&乾嘉皇朝的史学专制&讲到&私人治史的博古倾向&，特别详细地讲述了钱大昕、赵翼、王鸣盛治史的博古倾向，并对章学诚的史学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乾嘉史学是中国封建史学黄昏时刻放出的一点余晖。&乾嘉皇朝的史学专制，充分表现出封建史学的恶性发展，发生了&死的拖住活的&之严重影响&，而&私人治史的博古倾向，是史家对皇朝专制主义的消极对抗，是经历磨难时的一种精神寄托和才华迸发&[29]等等。言间意赅，使人豁然开朗。
除从校外和外地聘请老师为我们上课外，张先生还发动校内，特别是历史系和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的老师给我们上课。如校长章开沅，历史系主任吴量恺以及熊铁基、邹贤俊、李国祥、崔曙庭、王瑞明、王昌茂、周学根等先生都给我们讲过课。
这些讲座，虽然有的二三讲，有的只有一讲，但他们各有专攻，各有所长，它们汇聚在一起，对我们来说，就是最丰美的学术文化大餐。我想起我在南开大学时的老师魏宏运先生说的一段话：
一个高等学府，经常举办名人讲座，是极为重要的。人类文化的血脉是由一代人一代人传播下来的。如若让更多的人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知识、智慧，变得更聪明一些，那么开展学术讲座将会是一条捷径。&&名家是先行者，是过来人，其讲话常常给人以启示，或点出要害，甚至将你点滴心得，条理起来，系统起来，使你感到所听到的讲话是自己正在想还未想通，正想说尚未说出来的。他们的讲话往往给人更多的思考，有时一句话对某一个人，也许会产生一生的影响。&&对青年人来说，听听名人的讲座，看看其风采，也是一种文化的享受，会受到鼓舞和教育。[30]
在张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班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有那么多从四面八方来的名师为我们上课或作讲座，对我们来说，真正是难得的一次&文化享受&。
五、&期于淹贯博通，而不限于一曲&
张先生为什么会煞费苦心，不惜功本，请来这么多名师呢？而且这些名师的专长涉及面那么广，包括史学、文学、哲学、宗教、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等等。张先生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他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必须广博、通达，要避免狭隘和迂腐。二是他认为&文献学的范围很广，不是搞一门学问就足够的，&&而文献学概括了一切社会科学领域，起码可以包括文史哲&[⑤]。一次他在给我们上课时就提到，当中山大学陈乐素先生问他如何办好文献学研究班时，他的回答是：&我首先提出要让青年学得广博一些，文史哲都要学，学文科的一要忌狭隘，二要忌迂腐，所以我们研究班也请各方面的教师来讲课。&[31]。
要广博、通达，是张先生的一贯主张，他认为&读书宜大做基础，由博返约，然后无褊陋之失&[32]。早在1978年，即在主办我们这期研究班的前五年，他在山东大学文史两系大会上演讲，就强调&学文科的要将范围推广，不可囿于一隅&。他说：
社会科学的领域本广，各专业之间，彼此联系，不可分割，所谓&牵一发而全身动&，涉及的东西太多，不是一开始便单科独进所能取得成功的。必须基本知识具备以后，才能进行专门研究。否则知识面太窄，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举凡有关文学、史学、哲学的常见书籍，都要涉猎，然后由博返约，对进行专门研究，可收相互证发之效。[33]
张先生在总结自己治学经验时也说：&平生自勖及所以教人者，期于淹贯博通，而不限于一曲&[34]。正因为如此，他才不遗余力，多方奔走，请来那么多名师给我们上课。
&&& 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们这期研究班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了所在高校的骨干，有的已在学术上卓有建树。此时此刻，更不能忘记张先生、华中师大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诸位前辈为培养人才的拳拳之心及付出的心血。
&& 我写的毕竟是二十四五年前的往事，所记肯定有不准确的地方，希望曾为研究班上过课的老师及原研究班的同学给予指正补充。
参考文献：
[1] 我保存了一份《华中师范学院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班同学录》，现按所列名单照录如下：唐有勤、杨绪敏、车承瑞、王溯仁、张玉勤、石俊华、庞天佑、高宇、王澧华、何林夏、刘章保、刘聪泉、俞忠鑫、刘重来、赵世超、辛战军、韩雪风、陈泉娣、关淑惠、梁坤荣、许志远、王克奇、蔡宇、王亦军、白新良、何国清、李成良、张林川、王勋敏。
[2] 见李国祥、庞子朝编：《文献学研究班讲演集》，华中师大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1985年7月印。
[3]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87页。
[4] 周国林：《张舜徽先生治学的求实精神与博大气象》，华中师大学报（哲社版），1997年纪念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专辑。
[5] 王瑞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张舜徽先生&中国文献学&读后》，华中师大学报（哲社版），1997年纪念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专辑。
[6]《一代宗师&风范永存&&纪念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华中师大张舜徽先生学术思想研究中心编《张舜徽先生学术思想研究》第1期。
[7]《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讲演录》，《历史文献研究》第18辑，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8]《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讲演录》，《历史文献研究》第18辑，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9]《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讲演录》，《历史文献研究》第18辑，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10]《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讲演录》，《历史文献研究》第18辑，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1]《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讲演录》，《历史文献研究》第18辑，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
[12]《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讲演录》，《历史文献研究》第18辑，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3]《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讲演录》，《历史文献研究》第18辑，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14]《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讲演录》，《历史文献研究》第18辑，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15]《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讲演录》，《历史文献研究》第18辑，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6]《通人张舜徽先生》，香港《大公报》日
[17]肖箑夫：《关于佛学哲学的一般思辨结构》，载李国祥、庞子朝编《文献学研究班讲演集》，华中师大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1985年7月印，第16~24页。
[18]仓修良：《谈谈明清时期&六经皆史&说的社会意义》，载李国祥、庞子朝编《文献学研究班讲演集》，华中师大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1985年7月印，第180页。
[19]冯天渝：《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载李国祥、庞子朝编《文献学研究班讲演集》，华中师大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1985年7月印，第228~235页。
[20]童恩翼：《浅谈目录学版本学与治学的关系》，载李国祥、庞子朝编《文献学研究班讲演集》，华中师大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1985年7月印，第240页。
[21] 童恩翼：《浅谈目录学版本学与治学的关系》，载李国祥、庞子朝编《文献学研究班讲演集》，华中师大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1985年7月印，第240页。
[22]童恩翼：《浅谈目录学版本学与治学的关系》，载李国祥、庞子朝编《文献学研究班讲演集》，华中师大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1985年7月印，第247页。
[23]张舜徽：《文献学研究班讲演集&题辞》，载李国祥、庞子朝编《文献学研究班讲演集》，华中师大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1985年7月印，扉页。
[24]张荣芳：《治学方法从众师中来&&忆南开历史系老师对我的教诲》，载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回眸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25] 来新夏：《版本、目录学及其展望》，载李国祥、庞子朝编《文献学研究班讲演集》，华中师大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1985年7月印，第169页。
[26]《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277页。
[27]《张舜徽先生纪念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28]施丁：《乾嘉史学的几个问题》，载李国祥、庞子朝编《文献学研究班演讲集》，华中师大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1985年7月印，第191页。
[29]施丁：《乾嘉史学的几个问题》，载李国祥、庞子朝编《文献学研究班演讲集》，华中师大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1985年7月印，第216页。
[30]魏宏运：《名人风采忆当年》，载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回眸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4页。
[31]《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讲演录》，《历史文献研究》第18辑，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32]《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讲演录》，《历史文献研究》第18辑，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33] 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页。
[34] 张舜徽：《学文科的要将范围推广，不可囿于一隅》，载《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607~608页。
[35] 张舜徽：《&旧学辑存&叙目》，载《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5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