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视角下的中越陆地边界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中国视角下的中越陆地边界问题研究（）
【摘要】：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文化相通、理想相同、利益相关”(胡锦涛语)的邻国。两国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比较友好。但是,在中越交往的过程中,两国的陆地边界问题却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没有得到妥善、合理的解决,直接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并成为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问题是中越两国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历史问题。从968年越南脱离中国独立建国开始,中越之间就开始因为边界争端屡屡发生冲突。但是,由于在此期间越南一直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存在,边界没有受到双方太多的重视。因此,中越双方的陆地边界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弹性状态或模糊状态。1886年至1897年,清政府与统治越南的法国政府通过条约的形式在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划定了中越之间的陆地边界,中越边界从弹性边界变为条约边界。但是,由于这一边界线是由清朝政府与越南的宗主国法国签订,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越南的领土主权。因此,越南国内对这一次中法划定中越边界的结果非常不满。这也为日后中越两国陆地边界争端埋下了伏笔。
新中国成立后,中越两国在1969年以前的时间里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同志加兄弟”式的友好关系,中国在实际上担负起了对越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指导和帮助的责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越两国对两国的陆地边界问题均不愿谈及,采取了一种避讳的态度,将两国的陆地边界问题予以搁置。
1969年以后,中越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在这一时期,越南政府开始将两国的陆地边界问题公诸于众,并采用了一种极不理性的方式(在中越陆地边境地带的争议区进行骚扰、挑衅)表达其对两国边境地区争议地区的诉求。面对越南的不断骚扰和挑衅,中国政府提出与越南进行陆地边界谈判的要求,并得到了越南方面的同意。1977年至1979年,中越两国先后在北京和河内进行了两次多轮副外长级谈判,对两国之间包括陆地边界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协商、谈判。由于中越两国所关注的焦点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其关注点根本无法相交,中越之间的这两次副外长级谈判均以失败而告终。
此次谈判后,中越两国关系持续恶化,两国已经不存在继续进行谈判协商的任何可能。因此,当越南政府于1981年向中国提出恢复两国副外长级谈判时,中国外交部于该年9月7日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拒绝了这一提议。此后,针对越南重开谈判的提议和国际上有关中越进行秘密接触的传言,中国有关人士多次重申,在越南没有承诺和宣布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之前,中越之间不可能对话。此后直到1990年,中越两国再也没有就中越边界及其它问题进行任何谈判协商。
198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风云变幻,先是东欧巨变,后有苏联解体。中国与越南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均深刻地感受到了形势的严峻。特别是越南,在失去了苏联这一靠山后,已经切实感受了威胁的存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越南开始转变外交策略,频频向中国示好,并做出决定,表示愿意从柬埔寨撤出所有越南军队。在此之后,横亘在中越两国及两党之间的对峙坚冰开始消融,中越两国正常化之门也即将打开。
1990年,中越两国领导人举行“成都会谈”,使中越两国实现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转变,并进一步推动了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1991年11月,中越双方举行了高级会晤,两国及两党关系实现正常。此后,中越陆地边界谈判正式开始。此后,为真正合理妥善地解决两国之间的陆地边界问题,中越两国先后举行了2轮专家级谈判、6轮政府级边界谈判、16轮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会谈和3轮陆地边界条约起草工作组会谈,以推进谈判进程。同时,中越两国还适时的通过政府外交、党际外交、民间外交和议会外交等多种形式促进两国政府及民间的互信合作,从各个方面推动两国陆地边界谈判的积极发展。日,《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在河内得以签署。中越两国最终通过和平方式,合理、妥善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国政府和人民的陆地边界问题。2000年11月,中越联合勘界委员会开始组织中越陆地边界的勘界立碑工作。在勘界立碑工作进行之初,无论是两国政府还是负责具体勘界的技术人员,都对3年完成勘界工作的计划比较乐观。但由于边界地区自然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双重限制,中越两国陆地边界谈判据举步维艰。在经过六年艰苦地实地勘测之后,至日,尚有15%的勘测、划定和立碑工作没有完成。对于勘界立碑中的上述困难,中越两国政府正在积极努力,并力争能够在2008年上半年全部完成陆地边界的划定和竖立界碑工作。
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后,两国在经历了九年的陆地边界谈判和近八年的边界勘界立碑工作之后,已经基本解决了两国之间的陆地边界问题。中越陆地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中越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它对于增进两国友好关系和政治互信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它对于稳定中国南部边疆的局势,解除中国南部边疆的国土安全威胁,意义重大。(3)中越陆地边界问题通过和平方式合理、妥善地解决,也有利于中国回击“中国威胁论”的无耻谰言,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正面形象。(4)中越陆地边界问题的合理、妥善解决,对中国处理与印度、不丹的陆地边界问题,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都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中越陆地边界问题的合理、妥善解决也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1)两国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必须以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为基本前提。(2)互谅互让原则是新中国自中缅边界谈判以来形成的边界谈判的一项重要原则,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与周边国家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一切事务之中,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在处理与邻国的边界问题,特别是处理与社会主义邻国的边界问题时,正确处理党际外交与政府外交的关系,充分利用政府外交、政党外交、议会外交和民间外交等多种外交形式促进两国政府及民间互信与合作的发展,以加速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是中越陆地边界谈判过程中的又一重要经验。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新中国处理与陆地邻国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不惟有经验和意义可资总结,亦有教训或是不足可供我们反思。主要问题或不足在于:(1)在外交实践中,新中国对包括与邻国的边界条约在内的一些不平等条约大都采取了承认和部分修改的原则,将之一律作为国际惯例、国家义务加以继承,这使新中国在处理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时长期陷于被动,并对新中国的领土主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2)历史实践证明,边界问题一般不是单纯由当事国的边界争端引发,而是国家关系正常与否的折射,是地缘邻国关系的晴雨表和试金石。因此,在与地缘邻国处理领土边界问题时,我们不应将更多的精力置于边界线的合理划分和划界时的互谅互让上,不应过分期待让步后的边界会给国家安全所带来的积极意义,而应将着力点置于中国与当事国之间在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之间互信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推进上,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与这些国家的更加深入和持久的友好关系。(3)二战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使各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关系均处于不正常的上下级状态下,国家之间极易因为国家利益与国际主义原则的冲突而发生矛盾。这一制度性缺陷给二战后世界各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无法排解的矛盾,并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恶化了中国周边的国土安全环境。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08【分类号】：D823【目录】：
Abstract8-17
第1章 导论17-32
1.1 选题的研究意旨17-19
1.2 选题的研究基础19-27
1.3 选题的研究难点27-29
1.4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29-32
第2章 从“模糊边界”到“法定边界” ——1949 年以前的中越陆地边界情况32-43
第3章 “冰火两重天” ——“非正常关系”下的中越陆地边界问题（1949——1990）43-58
3.1 两国关系友好时期的中越陆地边界问题43-47
3.2 两国关系恶化时期的中越陆地边界问题47-58
第4章 “渡尽劫波兄弟在”——中越关系正常化与边界问题外交谈判的重开（1990——1999）58-70
4.1 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实现58-60
4.2 《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的签署60-61
4.3 两国陆地边界问题外交谈判的重开61-70
第5章 “把一条和平、友好、合作、稳定的陆地边界带入新世纪” ——边界条约的签订与勘界工作的开展（2000——2007）70-82
5.1 《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签订与生效70-72
5.2 划界后勘界立碑工作的开展72-75
5.3 中越陆地边界勘界立碑工作缓慢的原因75-82
第6章 中越陆地边界问题解决的历史意义与主要经验82-99
6.1 中越陆地边界问题解决的历史意义82-91
6.2 中越陆地边界问题解决的主要经验91-99
第7章 结束语——中越陆地边界问题的反思99-106
7.1 如何对待“不平等条约”——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中的弹性标准99-102
7.2 边界问题——地缘邻国关系的晴雨表和试金石102-103
7.3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友好与恶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范式的结构性缺陷103-106
主要参考书目1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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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及其影响
&&&&&&本期共收录文章10篇
　　摘要：近年来。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在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的背景下剧烈震荡。2010年春发生的天安号事件，更使亚太地缘政治环境发生重要变动，一系列复杂变化接踵而来，给中国外交带来不利影响，中国的战略应该是争取维持并延长战略机遇期，服务国内建设。因此谋求建设和谐亚太，服务国内建设乃是中国外交的主要动机。维护我国周边、稳定大局，应当关注三方面要素，即要运筹好大国关系、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维护海外合法权益。 中国论文网 /1/view-179864.htm　　关键词：地缘政治　中国外交　和谐亚太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18 　　 　　引言 　　 　　2008年南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致使美国及西方世界整体力量受到冲击，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同家总体实力上升，国际格局和亚太地区秩序酝酿着重大变化。本文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周边局势的变化及其对中同的影响。地缘政治形势同国际格局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国际格局主要指当前国际各种力量的互动状态。这种互动状态表现为世界上各国或国家集团为维护和平、发展而展开的合作与竞争，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所拥有的实力，以及为实现各自利益而“达到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或均衡”。这种力量对比中的要素是动态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动，使相关力量形成差异，成为战略家分析和评估地缘政治态势必定使用的基本要素。地缘政治分析是对国际政治行为体、地区和地区间行为体互动方式和模式及其特征所进行的分析和判断，是形成自身行为体未来行动的基本路径图。有些学者则称其为全球或地区政治地图，这种政治地图实际上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全球和地区秩序的状况，这既可能显现出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也可能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因此，尽管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地缘政治方法不受重视，但是，对国际格局的总体认识，需要从空间地理、地缘视角加以分析，因此地缘政治分析法再次复兴，成为分析地缘政治环境现状和未来前景的一种手段。本文拟从这一视角分析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及其影响。全文首先从分析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人手，然后分析亚太特别是东亚地缘战略态势，以及东亚地缘政治环境新因素，最后就中国的应对方式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一、冷战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及其特征 　　 　　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基本特征是美苏两极竞争。从地缘政治环境上看，地理空间上的竞争主要发生在欧亚边缘的断裂地带，这里分布着许多紧随超级大国的中小国家，相互成为潜在的冲突根源和对抗目标；这里也是人国利益和权力争夺的地区。冷战结束后，前苏联分裂和苏东集团解体，使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转变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体系，甚至被称为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然而，1997年和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动荡，学界因此对国际格局是否会发生重大演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第一，“无极世界”的理念正在取代单极体系理念。俄罗斯政治学家尼古拉?兹洛宾在新著《第二个世界新秩序》中认为，美国无法像过去几年那样继续充当世界领袖，而中国又尚未成熟到足以承担这一角色。结果，单极世界向无极世界转变。美国学者杰维斯认为，单级世界格局还没有全部消退，但是内部已经出现了破裂的种子。当前的国际格局具有“无极时代”的特征，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曾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撰文，强调“无极时代”中多边进程的重要性，指出为打破现状。需要提出“无极协调”的概念。 　　其次，“集极”时代的概念。这是一种来自日本的观点。《日本经济新闻》国际部编辑委员春原刚撰文指出，当今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历史上很少见的时期。作为一个大“极”。美国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力量。而另一方面。俄罗斯、中国以及印度等新兴大国却成为潜在的“极”，其间还有欧洲、日本等旧有大国。这一体制既非单极支配，亦非多极结构或无极状态，而是以美国为中心、汇聚各中小“极”力量的“集极时代”。按照日本学者的观点，现在外交精英对现实的共同认识是：美国不可能再回到“单极支配”状态。国际社会应以这种新的现实为前提，建立以美国为中心，集结多个中小规模“极”，汇聚各“极”力量的新世界体制。这个世界，既非“单极”又非“多极”亦非“无极”，即将到来的是“集极”的时代。 　　第三，“中美两国集团论”，简称G2。这是2008年夏季以来不断升温的一个全球治理的新概念。其实，这是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2007年首次提出的中美国概念，即“Chimerica”。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是G2的积极支持者，他在2008年夏天发表于《外交》杂志上的文章中提出了有关“G2”的构想。虽然当时距离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还有一段时间，但文章已经指出了美中首脑围绕世界经济举行定期对话的必要性。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表示：“应当召开由美中两国参与的G2峰会”，他呼吁两国首脑举行定期的会谈。2009年4月伦敦G20峰会使G2治理模式成为了人们辩论的话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亲临的美中战略对话开幕式上，发出了让“美中关系塑造21世纪”的非：凡声音。弗格森教授说，金融危机往往会加快地缘政治板块的移动。然而，从目前的状况看，美中两国的合作至多是经济领域的双边合作，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是美国希望强化双边合作的重要因素，而且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很清楚，只有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加强合作，美国经济才能快速恢复。但是，给美中整体关系贴上G2标签，美国和其在亚洲的同盟国未必都能接受。 　　第四，G20领导人峰会。G20领导人峰会既是在已有的部长会议基础上由美国发起构建的，更可以说是G8峰会在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被逼让位于G20峰会的，G20峰会成为了全球治理中一个新的经济合作论坛。G20成员国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GDP总量的90％以及贸易总额的85％，比之G8更具有代表性。不仅如此，其成员国中西方国家与新兴国家在数量上相近，比G8完全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更具合法性。最近，G20第五次峰会在韩国首尔结束。从目前的进展看。G20能否担当全球治理的重任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一般认为，G20代表性不足。G20的成员虽然在数量上多于G8，但是，还远远低于联合国的成员数，没有进入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和最贫困的人口。其次，G20的性质还只是一个论坛(将从2011年起正式建立年度会议制度)，因此，要实现机制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另外，G20还要防止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翻脸。因为一旦金融危机过去。美国等国家认为不需要新兴市场国家的时候，可能随时会抛弃G20，重返G8峰会机制。 　　笔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格局震荡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以苏联解体为契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进入了重大演变时期。苏联解体直接导致苏东集团分崩离析，进而使美苏两极结构全面瓦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也可以说，世界真
正进入了“一超多强”时代。美国在重新描绘世界地缘政治地图的同时。直接策划并发动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使其一超威权赫然凌驾于世界之梦终于实现，美国获得了主导地缘战略优势的绝对权力，其战略野心空前膨胀。美国智库鼓吹“世界单极论”“历史终结论”等，这都是“无地缘政治”时代已经到来的理论主张。 　　其次，“9?11”恐怖袭击使国际格局再次发生震荡，尽管既有的一超多强态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动，但是非国家行为体令人惊愕地成为了国际格局和地缘战略变动的新推手。再次，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给美国和东亚地区带来冲击和影响。美国依然占据一超独霸的高地，但是，地缘战略决策中长期忽视的非国家行为体，如恐怖主义力量以及近期出现的“维基解密”等组织。仅仅利用手提电脑就能够借助网络挑战霸权国家，似乎预示着国际政治重要的新动向。这无疑将成为美国和其他主要强国在制订安全战略时必须要考虑的战略因素。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力量的同时，利用反恐掩饰其地缘战略扩张、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美国利用反恐战争，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层相继取得了军事基地和驻兵权，并且借机把军队部署至巴基斯坦。中国同俄罗斯和其他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稳定了的中国西部陆地边界的局势，却在美国军事力量的重新布局下变得相当脆弱。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以来的三次格局震荡，对全球和地区性地缘战略态势产生了影响。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完全结束，国际社会也没有全面走出困局，人们还很难断言国际格局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冲击和变动。美国奥巴马政府希望构筑能“战胜21世纪各种挑战的国际秩序”，表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已经使美国这一超强国家认识到重构国际秩序的必要性，原有的秩序已经不足以应对新的挑战。因此，毫无疑问的是，“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将面临重大、深刻的演变，尽管目前暂且看不出会有何种冲击和变动。 　　其实，根据局势的变动，人们不能把当前国际格局简单地界定为无极、单极或是多极世界，冷战时期的两极现象已经消遁，因此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依然是“一超多强”的格局。这一格局的继续存在，既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国际格局现状的延伸，也体现了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出现的可能推动格局变动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中主要包括： 　　首先，尽管美国“一超”作用及影响力有所下降，但是，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实力地位暂时不会动摇。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旷日持久的“反恐”压力下，美国国力耗损巨大，其在国际上的道德影响力开始下降，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美国再要独霸国际事务的主导权似乎力不从心，其作为超级大国的风光已经暗淡。美国影响力的下降有诸多因素。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遥遥无期的国际反恐行动、国内经济发展迟滞与金融监管不力。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持续多年，美国国民已经没有耐心等待战争的结束。阿、伊战争大大损耗了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政治、道德感召力。源起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既冲击了美国自身的实体经济，也殃及美国的盟国和全球经济，在短期内美国经济不可能彻底摆脱衰退的阴影。奥巴马在上台以来的近两年内，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上，经济外交成为其协调与大国关系、改善美国在伊斯兰世界形象的出发点。有人认为美国实力下降、持续衰退的总趋势不会改变。但是，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种感觉上的变化。美国GDP约占全球GDP总量的22％，自1975年触及战后最低点以来，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几乎没什么变化。这种变化也没有体现为美国军力的不断下滑―一恰恰相反：五角大楼的预算仍超过位于美国之后的7个大国的总和，“奥巴马的胜利，几乎消除了所有布什时期对美国的负面看法”。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中的主导，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并没有改变。美国的一超实力可能会因一定的“量变”受到影响，但短期内发生“质变”的可能性不大，美国不会从“一超”的高位立即降格为区域性大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说，全球力量对比的态势一定会改变，但还不能断言“美国已经衰落?，全球金融危机会对美国国内产生令人糟糕的影响，但是，它对美国对手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将会更大。 　　其次，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实力上升。“金砖四国”的崛起导致国际格局中“非西方色彩”增加，但是尚未撼动西方大国的主导地位。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了短暂影响，根据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指数，美国股市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年下跌约18％，而中国同期的数字则下跌48％，俄罗斯下跌了55％。但是中国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使中国经济及时回升，2009年中国GDP总量已达约4.9万亿美元，同日本不相上下，中国紧随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理论上而言，国家硬实力的变化是考量国际格局变动的主要因素，因此，考虑到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经济实力迅速加强的事实，可以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总体实力上升这一事实将是推动全球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在分析国际格局的时候，必须考量软实力、全球范围的影响力等因素。根据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观点，所谓软实力，实际上是同军事等硬实力相关的一种能力，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的方式达到一国所追求的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之外的组成部分。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正在提高，但是其吸引力还有待加强。 　　第三，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在国际政治进程和国际格局变动中处于弱势，其冷战期间成为两大集团争取的“战略价值”降低，作用受到制约。以区域一体化为例，新世纪以来，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步伐加快，有些区域组织如欧盟对国家间力量消长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在东亚地区，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2010年4月东盟外长会议一致同意邀请美国和俄罗斯加入东亚峰会，使现有的东盟10+6(即，东盟+中日韩澳新印)对话机制进一步扩大为10+8机制。国务卿克林顿已经在2010年10月底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东亚峰会部长会议，为次年奥巴马总统正式参加东亚峰会奠定基础。东盟10+6机制是在原有10+3机制上形成。时隔五年，东盟邀请美俄加入，意义何在?对东盟既有的主导地位是增强还是削弱?这次东亚峰会扩容，其结果未必使东盟能如愿以偿地主导东亚地区，东盟的主导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其实，东盟领导地位并不是东盟领导人通过会议声明就能实现的。一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领导作用是建立在经济实力和政治治理能力之上的。由中小国家构成的东盟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冷战结束以来它也一直在思考自己领导地位的问题，为此也提出不少新的合作方案来激励并巩固现有的领导地位，包括内部的一系列整合措施以及新的《东盟宪章》等等，这些也都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支持。但东盟试图通过不断地引入域外力量。甚至是美国的力量，通过实施口头上的大国平衡但实质上有倾向的外交，其结果未必能如愿以偿，所期待的主导权也会因此而拱手让人。美国现在加入东亚峰会或东亚合作机制，是迫于其国内经济和政治的压力。根本不是为了促进东南亚繁荣这一冠冕堂皇的目
标，在地缘政治上也不是要真正保卫东盟国家。有鉴于此，在东亚合作进程中，由东南亚中小国家多年来形成的东盟核心作用面临挑战，中小国家的协调作用将受到制约。 　　概而言之。美国依然是军事超级大国，也是一超多强格局中的单极，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掌握着行使权力的核心资源。美国继续增兵阿富汗并驻军中亚，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而言，美国准备在阿富汗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在政治地理学意义上是一场亚太战争”。这样的战争可能使中国西北部陆疆在冷战后获得短暂的安全喘息后，再次面临十分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目前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及其地缘政治构造进入了活跃期，中亚地区正在成为国际争夺的焦点。除了美国在中国西部加强了地缘战略活动外，欧洲主要大国、俄罗斯、日本等也竞相介入，试图加大在这一地域的地缘政治影响。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新因素 　　 　　在新世纪全球地缘战略急剧动荡的背景下，最近一年来，特别是2010年3月“天安号事件”以及11月23日朝鲜和韩国在延平岛发生炮击事件后，中国周边地缘环境严重恶化，给相对平稳的中国周边关系带来新的变数。2010年东亚地区出现的动荡局势，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而且干扰了中国在东亚地区倡导并推进的和谐外交。日，美国正式宣布结束美军在伊拉克的战斗任务，同时开始寻求从阿富汗脱身的办法，让阿富汗现政府同塔利班谈判。美国希望从全球收缩力量，却在关岛强化兵力部署，保持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以关岛为中心的前沿军力部署。 　　美国主要在海上安全领域内增强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2010年以来，美国同其亚洲盟国和伙伴国展开了一系列海上军事演习，美国主导了“环太平洋2010”军演、美韩“不屈的意志”、“乙支自由卫士”联合军演、美越南海军演、美国同东南亚一些国家举行“卡拉特”联合军演、关岛“勇敢之盾”演习。11月底到12月上旬，美国派遣航母“华盛顿号”参加美韩黄海军演、美日夺岛演习。这些联合军演咄咄逼人，矛头直指中国，使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 　　美国在高调回归东南亚的同时，利用中国同部分东盟国家在南沙岛屿争端问题，竭尽挑拨离间之所能，设法介入南海岛屿争端。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美国海军在南海同中国渔船发生对峙事件，这是自2001年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之后，中美之间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海上军事对峙事件。不久，美国国防部于日发布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南中国海已经成为东北亚和东南亚各个国家重要的安全考虑因素。日，国务卿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上，就南海问题对中国发难，大谈南海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关、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这种貌似公允的讲话实际上是在攻击中国，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南海局势十分堪忧的迷象。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和合法权益。推动南海问题通过双边谈判妥善解决，维护南海的稳定，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阐述了中方的立场和主张，揭露了美国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图谋。 　　正在中国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严重争执之际，日，中国渔船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捕鱼作业，受到日本船只的冲撞，船员全部被日方拘押，日本方面甚至扬言要以日本国内法处置中国船长和船员。中日撞船事件以及日本扣押中国船长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与冲突，激发了人们对东海海上安全和冲突的强烈关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的容安澜指出，美国希望中日在目前的问题上寻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法。但是，在2010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50周年之际，美国政府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明显偏袒日本。奥巴马政府决定继续维持布什政府时期的政策，主张对钓鱼岛实施军事保护。美国认为，1972年将冲绳施政权归还给日本政府后，钓鱼岛就应一直处于日本的施政权之下；其次，美国继续维护《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所作的规定，认为该条约适用于日本施政权之下的领域。也就是说，如果钓鱼岛海域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会在军事上向日本提供支持。美国国防部于日证实，美日两国政府计划于12月进行“夺岛”军事演习。这是二战以来，日美首次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的实兵军事演习。 　　虽然这一系列事件都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但是从中可以发现，海上安全已经成为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变动和战略思考的重要取向。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安全的威胁既来自海上，也来自陆上，但主要是陆上。维护国家安全主要就是保卫陆地领土的完整和安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近些年，美国保持着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和投入，强化军事同盟，调整军事部署，增强军事能力，从海洋地缘战略上试图控制两洋、围堵中国。 　　毫无疑问，美国因素是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变动的主要动因。美国奥巴马政府在从伊拉克战场撤军的同时就采取行动，向西太平洋地区集结军事力量，以便有效地推进美国的利益，重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四个原则：增强国力、恢复接触、重建联盟与推动人权，这实际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从本质上来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的是现实主义取向，要求对全球战略进行调整。其战略力量东移已经践行多年，武装力量和新型装备在亚太地区进一步更新，甚至实验了新型航天器，实现了一小时飞抵世界任何地方的目标。美国为应对国际格局变动而对地缘战略做出的调整，牵动着全球特别是亚太地缘战略态势的激烈变动。不可否认的是，变动中的地缘战略态势更加复杂，对全球地缘战略和中国周边地缘安全形成威胁。 　　海上安全问题将是影响我国安全考量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有18000多公里海岸线，6500多个沿海岛屿，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200多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和大陆架制度，中国可管辖的海域范围约有300万平方公里。近年以来，美国从海洋地缘上加强了围堵中国的态势。美国学者认为，为了阻止中国海上力量突破第二岛链，美国已经制定了“海峡阻滞战略”。一旦发生突发性海上安全冲突事件，美国将立即封锁东亚海域重要海峡，阻止中国和其他敌对国家海军进出具有战略意义的东亚各大海峡，包括南海边缘的马六甲海峡、龙目海峡、望加锡海峡、翁拜海峡等，东北亚地区则主要是台湾海峡和朝鲜海峡。美国扼制海峡的举措旨在围堵中国，控制两洋。 　　 　　三、对中国构筑和谐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对策思考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地缘形势动荡，中国周边地缘战略环境起伏不定。中国谋求建设和谐亚太与和谐世界，维护中国周边的稳定大局。这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即运筹好大国关系、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与维护海外合法权益。这三方面与中国推行稳定周边战略、建设睦邻关系、推进和谐世界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首先，要运筹好大国关系。根本上而言，主要是同美国“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正确处理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建设中美安全合作和安全竞争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现在，美国对中国既有借重，更有防范之心。它认识到了中国崛起的态势不可阻挡，希望借
重中国力量同中国在经济和一些具体的国际政治问题上合作，将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崛起也有强烈的防范之心，疑虑重重，担心中国对其构成挑战。现在，人们热议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是否东移的问题。从奥巴马政府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到，美国的新亚太战略部署，主要有“加强安全和稳定、扩大经济机会、促进民主和人权”三大任务。奥巴马及其团队反复强调要发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要求加强以关岛为中心的多军事基地建设。美国积极构建亚太共同体，不仅主动要求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而且已经进入具体协商阶段。可以认为，奥巴马新亚太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应对本地区新兴大国的崛起，主要是中国的崛起。因此。斯坦伯格提出的“战略再保证政策”也是不足为奇的。“战略保证”概念的原意是要稳定两国战略关系，方法上希望确认两国间存在的问题、两国间存在的摩擦和潜在冲突。而不是强调合作。因为两国已经存在广泛的合作，合作机制几乎涉及政府的各个层面，双方再强调，合作也还只是合作。但是，我们必须要求这种合作是安全的，竞争也是安全的。为了确保美国在亚太地缘政治版图上的主导地位，美国要“重新构建同盟关系”(rebuilding alliances)。刮就亚太地区而言，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要在进一步坚固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亚太同盟关系的基础上，与这些国家发展更加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甚至还须考虑同越南进一步发展军事合作关系。据越南媒体报道，越美政治、国防和安全的对话于日在河内举行。越美双方的外交部、国防部及公安部均派出代表出席了此次对话。双方就国防、安全、区域状况、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反恐、打击跨国罪犯、海上救难、克服战争后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美国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国务卿助理夏皮罗强调此次对话对增强越美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并在讲话中透露双方探讨了多项合作方案和措施，以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美越已经在南海地区进行了联合军演。这些新发展表明，中美关系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总体特征似乎依旧未变，但是两国的政治互信特别是军事互信严重缺乏，两军关系的发展存在障碍。主要原因是美国坚持对中国台湾实施军售。美国军舰、飞机在中国南海、东海对中国进行高强度监视、侦察。毫无疑问，中美关系已经变得如此的紧密与复杂，但是中美间存在着的地缘战略竞争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其中隐含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压力尚未根本缓解。 　　其次，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中国历来有“四邻安，国乃兴”的维护周边稳定的区域主义思想。冷战结束后，中国致力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旨在确保国家主权完整、确保国家安全不受侵害、保障国家利益发展、实现国泰民安的目标。中国是一个大陆海洋复合型国家，在整个世界处于相对封闭和科技尚不发达时期，中国安全维系于陆地。即使在冷战时期，中国还是认为自己的安全威胁来自陆上。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与陆上北方和西部邻国之间边界问题的解决，似乎中国已经不再存在陆上威胁了。大多数学术著作认为，中国的西部与北部边境已经成为一条相互信任、友好的边界地带，因此中国追求海权的时期来到了。毫无疑问，边界和领土是地缘战略考量中的关键要素。中国陆上边界还有少量没有界定，同印度等国存有陆地领土争议和纠纷，海上岛屿主权争端和海上边界划分基本还没有解决。邓小平同志早就认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地质、民族、宗教甚至是国际法等因素，中国同有些国家在领土疆界方面包括海界没有划分。或者也不可能立即清楚地界定，留下了争执和纠纷也是很现实的。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对于这些一时无法妥善解决的领土争端问题，如钓鱼岛、南沙群岛等，“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不要动不动就以兵戎相见，也不是非使用军事力量不能解决”，可以“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从历史角度看，陆上领土和边界尚不稳定的国家似乎难以立即成为海上强国，当前，中国西部边界附近又面临美国军事力量的介入，着实一大隐患。在处理南海争端问题上，邓小平1984年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想，为解决中国同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海上邻国处理海域争端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中国把它看作是南海争议完全解决之前可以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2010年初以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领导人谈到南海问题时，多次指出，《南海各方行动宣言》应得到切实遵守。双方要加强对话与合作，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是中国当前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的战略思考和务实行动。 　　第三，维护海外合法权益。维护和拓展中国的海外利益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突破传统的地理界限，地缘战略发展的新趋向。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在加深、加速。这种变动赋予中国巨大的战略塑造空间，既为中国海外利益的开拓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也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合法权益是一个历史课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命题。如何界定海外合法权益牵涉到纷繁复杂的方方面面，没有一个简单而又公认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凡是国民所到之处，就是一国利益之所在。有的则认为，中国以往实现国家利益主要立足于自主发展。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只有通过封闭和关门才能实现国家利益。而现在，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在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国家利益必然随之向外延伸，突破传统的疆界。于是，维护海外利益可以利用政治外交和经济交往手段，但是必须考虑使用军事方式，因为，“军事力量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作用”，“因为军事能力是维护国家利益方式的战略支撑，国家利益发展到哪里，就应当具有能够延伸到哪里的军事能力”。还有的学者主张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认为“中国不仅要建立蓝海军队，而且也应当建立海外基地”。似乎一谈到维护海外权益，就要考虑动用军事力量。这是否反映了某种战略思索的迷茫，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陆海复合型特征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是不是要慎重考虑海外派兵?有的学者主张要避免进入“海权的误区”，尤其要避免重演历史上德国挑战英国海洋霸权而遭失败的历史悲剧。海外有学者通过对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的研究发现。现代史上大陆国家要真正转型为海权国家，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只有2000多年前的古代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完成过这种转型，除此之外，历史并没有青睐过陆地国家，让其成功实现海权转型。国内有学者认为。在世界海权兴衰交替5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控制和利用海洋一直是世界大国追求的目标，然而其追求海权的历史命运则截然不同。同样的海权追求导致了国运盛衰久暂的天壤之别，其根源无疑值得进行深刻的反思。在现实中，由于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陆海复合国家的海权战略仍然深受其地缘政治缺陷的影响和制约，往往在战略选择上出现偏差与错误，进而影响国家的安全乃至国际地位。历史上欧洲陆海复合国家与近代中国的衰落均与未能有效处理海权与陆权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俄罗斯在沿西、南、东三个方向上全面追求海权的道路。在数百年的争夺中，海权的扩张固然构成了苏俄崛起的一个因素，但长远来看，对海权的过度追求又构成了苏俄走向衰落的根源之一。这些是否是对现实状况的一种警示? 　　纵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地缘战略态势，显而易见的是，力量对比正发生着重大变化，格局动荡预示着某种变革的到来。一些数据预示着未来10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非常时期，因此，也是中国发展与外部世界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关键时期。在此过程中，地缘战略筹划至关重要。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区域性和全球性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机制，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的地缘战略对抗，巩固周边地缘战略依托。中国应当随着自身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为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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