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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现代中国_6
级将领及文职部属下达撤退令。每个部属都说，总司令不走，他们也不走。蒋回答说：“不，你们先走，我立刻就走。”
晚上十点，他和蒋夫人在武汉机场会合。灯火通明下的机场，雪花穿过烟雾飘落，炮弹落下亦撼动着大地。由美国机师里昂纳德（RoyalLeonard）——原本是张学良的机师——驾驶的专机因无线电讯号出错已经延误抵达。受命载蒋氏夫妇飞往衡阳的一名德国机师，因为承认夜间起飞不是问题，但他可没把握降落，也被排除出任务。后来，民营的“中国全国航空公司”（ChinaNationalAirCorporation）一架飞机降落，蒋氏夫妇赶紧登机，机师穿透浓烟迅速起飞。里昂纳德的飞机几分钟后降落。听说蒋氏夫妇已经走了，他让团团围住飞机的百来人当中的四十人挤进来，也在炮火轰隆、城市大火的火光中急忙起飞。蒋氏夫妇在衡阳稍事逗留后，没有飞到陪都重庆，反而前往古城长沙。公元前二二一年建城的长沙，位于湖南米仓湘江河畔。蒋氏夫妇住了几天，又飞往广州前线。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一）（5
在长沙湘雅医院服务的美国传教士医生葛林（PhilGreene）记载，当四万名难民、许多国民党将官、委员长陆续来到这个湖南省会，长沙是一片兵慌马乱：
十月二十六日：医院后方的弹药库轰的一声就炸了，整个地方不见了——大约一百人受伤，三十人死亡。我们在医院拼命抢救伤患。挖掘的时间，跟救治的时间一样长。
十月二十八日：据说从武汉撤退进城的伤患有两万一千人……
十月二十九日：城里人迅速疏散，医生则坚守岗位……
十一月一日：人们预期长沙在两星期内会沦陷，政府提供我们五艘渔船，可把两百吨的医院物资撤到沅陵……
几天之后：祈祷会之后，整个城靠船只、火车、巴士、黄包车、手推车展开疏散，有些朋友告诉我们，看到分发汽油和棉花油给区长，以便放火。谣言很多……
十一月十一日：城里五十万居民只剩一小部分留下不走。我是（教会里）唯一留下的医生……
十一月十二日：诡异的沉寂……全城人迹杳然……
十一月十二日当天，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接获报告，日本骑兵距省城不到三十二公里，他下令全城撤退。军医院的中国医生们说，在官方派出交通工具让他们的伤员撤走之前，他们不走。次日清晨，葛林和留下来的同僚——他是唯一的医生——被街上嘈杂喧闹声吵醒，见到全城陷入一片火海，那是中国军警放的火。传教士、护士、学生和留下来的工作人员恳求士兵别放火烧他们的建筑物。葛林回忆说：“一连两天两夜，火烧个不停，浓烟罩顶，恣意破坏。”逃到湘雅避难的传教士说，他们看到城里的军医院陷入火海，伤员爬窗、夺门逃命。
但是，鉴于补给线拉得太长，日军在七十多公里外的洞庭湖就停下，不再向湖南省推进。纵火焚城是个大错。或许是蒋下的命令，但是在此之前，他从未下令火烧即将失守的城池，在此之后也没有。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一，省主席发表道歉，声称他没下令放火。葛林的太太在卫斯理（Wellesley）学院和宋美龄是同班同学。次日，他接到宋美龄的信，宣称委员长也没有下令焚城。十一月十六日，蒋抵达长沙视察，传教士们很快就获悉守城的驻军团长和警察局长都被枪毙。黄埔毕业的省主席张治中是一九三二年淞沪之役英雄，受委员长宠信，虽遭免职，却仍留在长沙。葛林通过停泊在湘江的英国炮艇发电给太太说：“一切平安。医院全满，（院内）丝毫无损。城里人大部分都逃了。”
上海、南京、徐州和武汉相继沦陷，并没像西方国家和日本所预期，导致中国政府投降或垮台。蒋介石所领导的长期抗战反而使日本成绩有限，陷入长达七年的僵持局面。日本虽然占领中国大多数重要城市、整个东北、大部分的内蒙古、全部的华北，直抵西安的大西北之东半部，到达武汉的长江流域，往南直抵温州的沿海各省，以及更南边的若干大港口如厦门、广州，占地不可谓不广；四分之三广大的农村地区、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却仍在国民政府掌握下——这就是自由中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蒋介石在湖南衡阳召开军事会议，宣称他第一阶段的策略已完成。中国军队已经拖垮敌军。他说，第二阶段重点摆在改进部队的战技和作战能力，期望能转守为攻。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准备好一年之内发动总反攻。同时，若是条件成熟、有必胜把握，也可发动反攻。蒋在日记中写下：“倭寇民族特性急而短，而其军事学术，非德式即法式，皆以短兵白刃速战速决为性能。”中国现在的战略是：“则应以坚韧、忍耐、延缓，持久之道，致其死命也。”
接下来的七年里，蒋虽非一直是却大体上遵循此一战术。同时，他对任何反攻作战定下严格的标准。他曾说：在抗战的第一阶段，国军常用三个师甚至有时六个师的兵力和日本一个师团交战，若就全局而言，我军几以八师或十余师人数与敌军一师对战，然若不能战胜敌军者，且取守势，故敌军用锥形战术，突破我正面之一点，即可动摇我阵地，此我军不敢攻势之误也。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二）（1
古城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会合处一块巨岩之上。夏天燠热，从十月至四月则水气充足、雾锁全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蒋氏夫妇偕同撤退军民抵达时，古城墙依旧矗立。数百年前工匠从巨岩切出石阶，使居民能够从陡峭高处拾级而下到江边。码头上，旧邮轮和方帆、长桨的渔船忙着卸货，苦力再辛苦地以竹竿挑货拾级而上，送进城里；光脚市民也一样挑着水桶到江边汲水回家去。国民党进城后，到处都是穿中山装的蓝衣人。他们通常比四川人个子高，走在街上、坐着轿子或黄包车，轿夫或车夫一路叫喊，要行人让路。数十万名难民从长江下游或其他地方涌入重庆，住在稻草屋里，抢光粮食和工作机会。工程师忙着炸开山岩，辟建防空洞。还有数百万人则在四川各地及大后方立起难民营。
蒋委员长夫妇住在重庆郊外一处简朴的寓邸，共有十间房间，名为“黄山”。黄山寓邸四面皆是高墙，制服侍卫和便衣人都经斯坦纳斯特别训练，巡守四周。往后八年，蒋氏需要静思军国大计时，便爱在庭院中盘桓。他所面临的问题大得不得了。虽然已有许多厂房设备西迁，但大约九成的工业基础、八成的军火工业已经流失。他建军所恃的城市税收全没了。好在还有印钞机，因此通货膨胀开始上升，只不过令人称奇的是，竟然不是天文数字般的蹿升。
蒋介石的部队散布各地，北起蒙古边界，南抵东南亚边城，东至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海岸。在这片混乱的局面下，蒋的顽固和从上海到武汉代价不菲的抵抗，就军事意义而言是否明智，固可不论，它却已经替中国人民长期抗战、保卫国家命脉打下坚定信念。打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就长期而言或许是较好的策略，但中国初期可能会丢掉更多城市，而且必然会激生指控，责怪蒋氏抗日不力。何况，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好像势必得坚定立场。
尽管蒋本人声望崇隆，但自从上海沦陷之后，他的政治力量的基础就受到重创。一九三六年底之前他好不容易才对军阀们建立起的优势已经消失。除了粤系、桂系部队之外，其他军阀部队的伤亡远比中央军为轻。华南和西南军阀的地盘没被日本占领，他们比起中央军能更快征募兵员。这些军阀沿袭旧规，让各单位靠金钱激励、爱国主义之诉求，在自己防区征兵。抗战开始后，中央军失去大体上可以志愿从军方式添补新兵的大部分防区。中央军征兵时越来越有扰民的做法，各个村镇被定下必须征集新兵的额度，因而民怨迭生。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有一千四百万壮丁被征集当兵。以军事动员来讲，这是相当低的比例——每年只占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相形之下，日本是百分之一点三，苏联为百分之三。即令如此，战争旷日持久，大部分家庭千方百计设法逃避征兵，造成政府军的素质日益低落。由于经费有限，且军官不是久居某职，就是永久派驻在同一单位，有一部分中央军也出现军阀部队的特性——贪渎、裙带关系和高级长官滥权，不一而足。
武汉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沦陷之后，战事沉寂了四个月；此时，蒋介石的政治优先目标开始转变。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他写下：“吾人当前最迫切之危险，不是倭寇，而是共产党……在我们后院扩张势力。”共产党八路军人数大增，跨越指定防区进入华北和西北。长江以南的敌后地区，共军还有一支较小的新四军，由游击队组合而成，同样也扩张到指定界限——长江的北边。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二）（2
中共在组织占领区正规军和游击队、建立地下行政体系时，都比国民党有效率，甚至还能说服许多秘密会党加入抗日游击运动。中共在西北边区和敌后地区都能扩大地盘，党员由一九三七年的四万人，暴增至一九四○年八十万人左右。蒋命令胡宗南和阎锡山布下防线，试图把北方共军堵在指定地区之内。
一九三九年三月，希特勒占领捷克其他领土，蒋介石晓得他所预期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届时中日之战的国际动态将发生变化。全球姑息主义浪潮快速退潮。五月时，蒋就告诉伦敦应该尽快与莫斯科签署军事联合阵线，不然，苏联的缔约对象就是德国。这个分析当时并不为丘吉尔、罗斯福与多数观察家所注意。
日本依然对跟德国正式结盟持保留态度，因为如此将形同与西方、苏联为敌。蒋认为如果日本和德国缔盟，就会使日苏对敌成为定局，也会让华盛顿看清楚即将爆发的欧战和已在进行的中日战争，两者之间息息相关。三月十六日，蒋派宋美龄以医治牙病名义前往香港，去见日本的温和派人士萱野长知和小川平吉。蒋提出的和平条件是：全面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萱野和小川建议以蒋承诺攻打共产党作为交换，宋美龄表示可以此为基础达成秘密协定。但是，蒋不接受这个构想，东京方面也无意放弃它在中国经营多年所得到的成果，包括满洲。
日军1939年重庆大轰炸（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一九三九年春天，日本发动另一波震撼攻势，以压制顽强的中国人。冬天和早春的浓云密雾终于散去，数百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已经挤了上百万人的重庆上空。中国根本没什么防空高射炮，因此日机如入无人之境、恣意轰炸。燃烧弹和炸弹摧毁散布在蜿蜒街道上的许多办公大楼和商业大楼，政府官署和外国使馆疏散到重庆北郊。蒋氏夫妇和部属不时躲在寓邸后方的防空洞里。她写信给一位美国友人，描述某次空袭后的景象：“贫与富，聪明与愚笨，在轰炸中都成了用铲子不断从闷烧房子挖出的烧焦尸块。现在，亲朋好友们还在如火如荼地挖着……请竭尽所能让你的国人了解，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死亡与浩劫，用的是美国的汽油、燃料与物料。”
蒋氏夫妇在重庆经常生病，但尽管压力极大，他们露面时看来相当不错。蒋维持相当健康的体格，只有少许皱纹。他保持俭朴的习惯，做运动、沉思和祈祷。在庭院散步时，他经常自言自语，却不喜欢别人有这个习惯。他在早晨和夫人独处，然后她又回房间睡觉。夜里，他写完日记、祈祷，才就寝。白天，他和阁员、高级将领开会、研读地图、批阅外交电文和情报报告，并不断地口述命令和电报。他在开会前掌握资料，因此对议题相当深入，使外国访宾印象深刻。现在，他比往常较能授权下去，但仍紧紧抓住重大问题——当然有许多不重要的事，他也不放手。
有一天，蒋告诉外国记者：中国的策略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他说，中国古时候，“楚汉七十二战，楚无不利，最后胜利，卒归于汉。”然而，现实是蒋仍然相信基于战术、地缘政治和国内环境的考虑，他的部队仍需要从事大规模的守势作战，甚至偶尔对日军反攻——大部分是趁敌军从有限作战撤退时予以进击。保住华南大部分领土（这是自由中国主要的粮仓），使它不落入日本控制，是持久抗战极为重要的一个策略。要让美国、苏联以及中国人民看到重庆领导人坚定不移与日寇进行生死决斗，也十分重要。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二）（3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越来越认为，中国的抗战是维持国际秩序，和对法西斯国家侵略行为“防疫隔离”，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106七月间，蒋氏和中国接到开战以来，从国外来的最重要鼓励。罗斯福通知东京：美国预备废止一九一一年签署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蒋氏认为这个举动反映出，在法、英逐渐淡出亚洲之际，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意愿已日益上升。蒋在日记中写下：“只有美国对外交事务有理想。”
一九三九年八月，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份足可反映他个人全力支持与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的报告。他指出，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国共之间已出现困难和危机，但如果处置得宜，情势可以巩固团结、加强作战力。他解释说，蒋的做法就是与苏联结盟，与中共则是结盟、斗争和同化。周恩来总结他和蒋多次长谈的印象，指出蒋虽然不明白中共的阶级基础和进步性质，他“隐约承认（中共）它的组织技巧、实质斗争、克服万难的能力、坚持不懈、主动精神”。更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兼顾到双方的说法：“（国共）两党都怕被推翻，有疑虑、心胸不开阔。”甚且，两党“落后的积极分子会被其他人利用来挑衅、制造分裂”。他说：“中共应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当他遇上困难时，协助他，当他不公正时，摒弃他。”“固然不应对他期望太高，但也不表示他的态度不能改变。”他建议政治局，八路军不应进入山东省，也不要进入淮河平原。
蒋、周之间的关系一向客客气气、相互敬重，现在变得多了些关心。周恩来写完报告后不久，即从马背上摔下来，手臂断了。在毛泽东总部当医生的美国人马海德（GeorgeHatem）认为周需要到莫斯科诊治。蒋派他的专机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到新疆省会迪化，再转搭苏联飞机前往苏联首都。
八月二十二日，全球冲突之势已经相当明显之际，莫斯科和柏林却作出石破天惊的宣布，宣布他们已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蒋大感意外，日本人则大吃一惊。一下子，反共产国际公约就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反民主的同盟。日本陆军的构想——先成立傀儡政府掌控中国，再与德国结盟、瓜分苏联，转眼化为泡影。同时，日本陆军在“满洲国”和外蒙古边界诺门坎村和苏军发生冲突，折损一个师的兵力，更让皇军想在西伯利亚和以西地带建立日本帝国的野心，为之粉碎。但是，局势逆转却给日本海军及内阁中的支持者带来机会。希特勒预备舍苏联，而向英、法开战，已使这两个民主帝国主义者在远东的领土成为容易下手的目标。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军攻入波兰；九月十七日，苏联援引德苏条约一项秘密协议，占领波兰东部。全世界的共产党在此之前狂热支持统一阵线，主张誓死抵抗法西斯，这时却突然大转向，称颂起德苏条约。毛泽东也欢迎此一条约，声称它“加强全体人类赢得自由的信心”。
斯大林告诉蒋介石，德苏条约不会影响苏联对华援助。蒋在德苏条约公开后，亲笔修书给斯大林，宣称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斯大林的“真诚协助和伟大领导”。他强调，世界和平与公义“全赖苏联与中国”。可是，私底下，蒋的反应截然不同。他认为，世界事务巨变预示苏、日之间不无可能也会签定密约，终将导致世界大战，届时中国将和苏联站在不同边，会和民主国家结盟对抗极权主义。他欢迎有可能让中国目前唯一的盟友——意识形态上有敌意的苏联，换成反共、更富有、更强大（不过目前仍走孤立主义路线）的美国。蒋在日记写下：“我国对欧战政策之唯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媾和时，必使中日战争与政战问题同时连带解决也。”他晓得自己必须在外交上“唯有紧握机会，恃其在我。所谓以至不变御制变者，对德外交，与对俄外交，积极运用之所研究”。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二）（4
一九三九年初，美国医生葛林来到上海，和住在公共租界的家人短暂相聚。通过捐款，他弄到一辆新卡车、五吨医药品和六十八箱食品。他先把卡车和物品交水运，运到仍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宁波，然后展开一千六百公里旅程回长沙的医院。跟他一起挤在卡车里的还有两位天主教修女、一名上了年岁的传教士、一名美国志工医生、两名逃出德国的犹太医生。走在挤满难民的路上，有时候更在日军防线后方十六公里处，葛林竟然平安回到长沙——只打翻一罐阿司匹林！他发现长沙城已几近空城。去年秋天南昌沦陷后，长沙预期日军会再度来犯，政府炸毁残存的楼房建筑，卸走铁轨、枕木。可是，湘雅医院照常开门，挤满伤员。葛林一天要动手术二十八次！
但是一直要到九月，日本十一军长官冈村宁次才向长沙挺进。蒋介石命令长沙守将薛岳与士卒坚守阵地、共存亡，但是也说明他的计划是把日军引向长沙，然后发动“大突袭”。117第九战区（湖南包括在内）司令长官陈诚已在日军三万名部队的侧翼部署了三十六万五千名大军。九月二十七日，中方运用高明的战术动作（包括时机拿捏得宜的人海攻势）攻击日军。日军伤亡惨重，但突围成功、退回武汉。长沙大捷消息传出，中国士气大振；当然，中国人的英勇、日本人的伤亡，再次遭到夸大渲染。
战争进行到这时候，日军阵亡或重伤的士兵已逾五十万人，日本皇军参谋本部已经选定了策略：巩固控制区域，至于区域外则采取惩罚性出征。蒋介石这边的策略，基本上采守势，但又不全然如此。一九三九年冬天，他下令八个战区发动全面冬季攻势。根据日本方面的记录，这一场攻势中方四十五万名士兵在一千三百四十次交战当中，发动九百六十次进攻。基本上，这次反攻是失败的，有些中方前敌指挥官只是虚应了事。最重要的因素依然是：双方在武器装备上实力悬殊。经过两年半的鏖战，中国政府的军火工业几乎已夷然不存，这个缺点比起从前更糟。
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位研究抗战史的学者二○○四年撰文说：“国民政府加强剿共行动之际，并未降低抗日侵略的动作。国民党在敌前和敌后战场都很活跃。”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中国部队伤亡高达一百三十万人。122一九四○年一月，周恩来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提到，中国有百万以上的士兵阵亡或受伤（显然是指到一九三九年八月为止）。他说，在这个数字当中，八路军伤亡仅有三万人，新四军则为一千人。换句话说，抗战打了两年多，依照中共自己的说法，共产党在整个伤亡人数中只占百分之三。周小心地向斯大林保证，中共的基本政策是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承认“国民党在领导全国权力机关和军队的关键地位”。
周恩来在给斯大林的报告里也声称，蒋介石的政府“团结全国所有势力”，执行“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解放战争”。他说：“军官团不问其阶级出身如何，都展现出决心、勇气和无私……在战争中几乎全无阵前逃亡的情形。”周和毛想让斯大林知道，国共两党是多么努力抗日，但是他们提到的伤亡数字很可能正确无误；低报他们自己的伤亡、夸大政府的损失，对他们并没好处。如同周恩来的说法，他们可能也了解，大多数的国民党军官团事实上英勇作战、伤亡惨重。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三）（1
武汉沦陷后，汪精卫更加努力地要推翻蒋介石，重启和东京的秘密接触。他也直接促请蒋改变抗日及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蒋一再拒绝，汪遂潜往河内，后来在河内公开接受近卫首相之邀，加入日本的“亚洲新秩序”。蒋气炸了。一九三九年二月，他派员携私函到河内见汪，劝他再到欧洲度假；汪不肯，蒋遂派特务前往暗杀汪，不料却误杀汪的亲信曾仲鸣。一九四○年一月，汪精卫在日本人保护下，于南京成立傀儡政府。
汪另立中央的主要理由就是，继续打下去只会导致苏联势力大增，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蒋在演讲和日记当中都说汪精卫通敌只是实现日本的美梦，利用中国广大资源和人口，服务其亚洲帝国野心之美梦的实现。希特勒在欧洲势如破竹更加刺激此一幻觉，导致日本搁置在中国发起新攻势的计划，俾便加速实现它全新的宏大战略——向东南亚及太平洋扩张势力。日军攻占广州，又有与纳粹合作的法国维希政府接管中南半岛，进入中国唯一的通道就是从苏联的陆、空路线（但幅度达三千二百公里），以及新建的滇缅公路。蒋在一九三八年一声令下，二十万名劳工和工程师在没有太多重型机具协助下，两年之内就兴建完成这条公路，从昆明直通缅甸腊戍的缅甸铁路终点站。
一九四○年初，蒋再次注意到中共的威胁比起与日本合作者的威胁更加严重。128事实上，中共党员和兵力的大肆成长，给国民党本身带来极大的财务困难：国民党不仅需要管理上的专注和技巧，也需要极大的财力及其他资源，如武器、谷物、金元、银元或美元。周恩来一九四○年一月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长篇报告中指出，八路军现在兵力约二十六万一千人，新四军约三万人。中共党员亦激增为四十九万八千人。中共一九四○年的预算显示它每月赤字为三十五万八千美元（相当于二○○五年的三百二十万美元）。二月间，斯大林批准共产国际每个月补助中共三十万美元，约当其赤字的百分之八十四。这笔补助约占中共整个军、民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二。
挺讽刺的是，重庆政府本身仍未得到外国的财务或经济援助，却每个月继续补助中共武装部队十一万美元。虽然蒋认为毛泽东没有意愿遵守对统一战线的承诺，他显然却自认为他仍有必要继续对中共此一财务支持，以便向斯大林和中国人民展现他遵守统一战线的协议。重庆给的钱约为共产党预算的百分之十八。换句话说，中共需要通过“地方政府机关”、极可能是传统的土地税，自筹百分之四十的各种开销经费。中共得到斯大林和蒋介石提供的补助，可以在他们的地盘维持相对稳定的货币。中共一九四○年预算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项目，就是列出每月两万美元经费补助五家（表面上是独立的）日报。
一九四○年四月，德国重型坦克部队绕过马其诺防线，攻进比利时和法国，英国远征军仓皇越过英吉利海峡撤军回国。法国在一个月之内溃败投降。伦敦方面，丘吉尔取代张伯伦出任首相。美国国会通过征兵法案，罗斯福政府立场趋向中国，与日本对抗。希特勒进攻波兰之后不久，蒋介石曾写下，必使中日战争与欧战问题同时连带解决。罗斯福总统也明白其中的关联。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三）（2
周恩来臂伤痊愈，于三月离开莫斯科回到延安，这一次公开搭乘的可能是苏联飞机。周恩来留下一份档案《关于蒋介石信赖的人士之资料》，内容客观、不任意下判断，也吻合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蒋氏意图的乐观报告。周带了一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回到延安，此一决议让中共中央有更大空间自己作决定。斯大林依然相信毛泽东遵守他和共产国际目前在中国的优先政策——支持蒋委员长领导统一战线抗日。毛却把此一决议解读为，准许他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去更积极把势力扩张到国民党地区和敌后地区。一九四○年四月，毛给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名义上的军长是国民党员）一封信，强调“发展的方针”“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毛泽东下令共军自主独立地扩张和建立新基地。
结果是重庆接到更多报告，指控中共涉嫌或实际攻击政府军，且采取了其他“非法行动”。一九四○年春天，何应钦和蒋多次“严重警告”周恩来有这些事件发生。即使如此，八路军部分单位仍在六月渡河到黄河南岸。此外，项英领导的新四军跑到长江北岸活动也已有一段时候，因为江北更易征集新兵，更适合游击队活动。两项行动都已明白违反中共原先接受的对其部队布署之限制。
七月间，重庆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毫无疑问奉蒋指示，提议所有的共军部队，包含新四军和八路军都集中到一九三八年之前黄河河道的北边。在周恩来面前，蒋把它说成是避免“不同战区之间内斗”的计划，然后以命令的口吻表示，他“真诚”希望共产党会“绝对服从”。据韩素音的说法，周支持这个计划。如果此说为真——其真实性得到后续事件的支持——这乃是蒋介石和周恩来合作，力图维持统一战线的另一个例证。周恩来可能已经看到，蒋愿意放弃黄河旧河道以北广大的地区，包括北平、天津、与伪满洲国接壤的所有地区，以及与外蒙古接壤的过半地区。这个让步实质上可使中共控制地区和苏联接壤。可是，毛泽东拒绝接受，因为他不只希望在黄河以南继续活动，也希望到长江以南发展。
周恩来和毛的歧异也充分表现在一九四○年八月三日他写给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GeorgiDimitrov）的一封信当中。周写道，看不出来蒋介石有向日本投降的迹象。周又说，国军需要得到苏联更多的军事援助，尤其是飞机。此外他又说，蒋考虑派宋子文到莫斯科交涉，也要周参加这个代表团。周急迫请示斯大林，他是否应参加。周在这封信里没有批评蒋，对于中央军此时正在骚扰或攻击新四军及其他共军部队，毛泽东迭有抱怨，但周并没有附和。周反而说，政府军这种攻击的危险已经过了(www.hushui.net)。
毛泽东兵力成长快速。一九四○年秋天，他批准出动一百零四团兵力协同作战，攻打山西、河北境内日本人控制下的铁路、公路、煤矿和其他基础建设。这个攻势摧毁数百至上千公里的铁轨，炸毁桥梁，破坏其他防务薄弱的设施，但是到了九月底，八路军人员伤亡约两万两千人，而日军的损失估计只有三四千人。日军投入大量援军，展开“扫荡战”，收复全部失土。日军到处设置防御性强的碉堡、壕沟，并制定“杀光、烧光、毁光”的三光策略——意即杀光所有的中国人，小孩也杀无赦；游击队活动地区的农村，凡找到牲口家禽，通通杀光；所有的建筑物一律烧光；所有的作物、水坝、水井、运河，全部毁光。日本人又设立一套“受保护村庄”系统——肯合作的村民集中居住，他们的作物不会被没收，壮丁不会被拉夫，居民不会被滥杀。不消几个月，共产党占领区人口从四千四百万人剧降至两千五百万人。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三）（3
如蒋介石所预见，一九三九年九月法西斯的反共公约寿终正寝后，东京当局想方设法要加入包括苏联在内的反民主的极权主义国家集团。东京希望此一发展，以及它本身和苏联的修好，会促使莫斯科终止对华援助。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者惊讶地发现，不仅把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搁到一旁容易，全球新秩序概念也不难转变成：德苏瓜分欧洲、日本独霸亚洲。日本九月二十七日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签署三国公约之后，蒋告诉他的高级将领，这个所谓的“轴心公约”将推动他自一九三四年以来即预测的趋势：推动日本南进扩张——它势必使得皇军与美、英、法发生冲突。日军已经跨过北越边界，法国维希政府很快就投降。但是，果如蒋之观察，日本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结盟，甚至和苏联间接挂上钩，日本此举不啻是在太平洋树下强敌，使他们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的盟国。
为了增强中国在此一不确定的局势当中对美、英的杠杆力道，蒋又恢复非正式向东京试探和平的动作。日本因之推迟了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汪精卫政府之承认。这下子，罗斯福开始认真思考他究竟应该如何支持中国继续抗战。十月间，蒋告诉华盛顿，中国现在比较不担心日本的侵略，反倒担心中国“全国经济和社会可能崩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坐大”，“如果它成长到令人忧虑将对远东亚洲甚至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冲击”。这是蒋第一次玩弄“美国若做或不做某件事，中国恐会崩溃”的威胁把戏——这个策略以后一直玩了三十年。他警告说，除非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包括五百至一千架飞机、志愿飞行员，否则中国政府无法继续抗日。但他的结语是，“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发展”，中国将追随美国的领导。十一月三十日，东京承认汪精卫政府的同一天，华盛顿通过给予中国一亿美元的信用融资。
十月间，新四军和八路军某部在江苏北部会合。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他们攻击中央政府的八十九军，杀害、俘虏数千名官兵。接下来，国共双方为究竟怎么一回事相互攻讦、指责。十月十九日，蒋授权参谋总长何应钦通知朱德，新四军领导人必须在十一月底以前，把所有部队包括仍滞留在长江以南指定地区的单位，全部移动到黄河旧河道以北。蒋实质上是设法把他和周恩来七月间已谈妥并经军事委员会发令的计划，付诸实现——即使毛泽东已否决此一计划。
毛对于蒋要求他遵守承诺、接受军事委员会调动部队之令而撤退，答复说：他原则同意，旋即以无线电通知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率领他在安徽的部队渡江北上——不过，毛给了项英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移防。毛把蒋的要求看成对中共抗战以来的成果的威胁，也会限制中共未来在全国的扩张。他设法向莫斯科报告，要他们注意蒋的真正意图。毛向斯大林发了一封信，它和周八月间给季米特洛夫的无线电报信息完全不同。毛警告说，蒋介石计划个别与日本谈和，并且全面进击把共军部队赶到旧黄河流域，再予以歼灭。毛提议先下手为强，发动“以守为攻”的反攻，可以“粉碎”蒋的部队，“扭转政治局势”。季米特洛夫立刻以无线电答复，毛的计划“使我们很疑惑”，毛必须搁置任何行动，等待更完整的答复。不久之后，季米特洛夫在详尽的复信中强烈不同意毛的评估，表示中共“切切不可”对中央政府发动军事行动。不过，季米特洛夫也说：“如果蒋介石攻打人民军，你必须全力反击。”为表示共产国际的支持，季米特洛夫两天后拍发电报给毛，表示如果毛能在中共基地和蒙古之间找到安全的路线，“就可能经由这条路送给你相当数量的武器”。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三）（4
应周恩来要求，蒋在十二月九日把八路军移防的截止期限延到新年除夕，也同意新四军只需在当天之前进入长江以北，但仍须继续前进到黄河以北。耶诞日，蒋周共进晚餐时——蒋一向重视此一假日，两人会挑此时会餐，很有意思——毛发出有关军事策略的新密令，只字不提共军向北移防，只宣布“我们必须竭尽可能地扩张八路军和新四军”。新四军一月四日开始移防时，却往南走，不是向北走。根据中共官方版本对新四军事件的说法，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的用意是要避开北方的日军，先绕向东南，再转北上。中共后来声称，项英曾把规划路线报告国军将领顾祝同；但中共就新四军事件提交给莫斯科的报告，却根本没提这一点。蒋介石读了顾祝同的报告，可能认为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根本无意渡江，更不会要移防到黄河以北。
毛非常有可能有意利用新四军移防，来合理化他拒绝从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撤出共军。在长江南边的新四军只有师级规模，为此目的，它是可以牺牲的一颗棋子。但是，项英这个人“精力充沛，在党内有不同意见时一向直言不讳”，也不无可能自行其是。中国大陆一九八四年出版一本“半学术”的小说，描绘项英预备率领皖南部队回到江西的共产党旧根据地，打算在当地打游击抗日，脱离中共中央的管制。
新四军往南移动时，与国军部队发生小冲突。一月七日，毛以无线电通知项英“不要等太久”，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六天后，顾祝同向蒋报告，项部攻击中央军四十四师。接到顾的报告，蒋决定必须针对中共未获核准即扩张一事，严正要求他们退让。他说：“此种匪心奸谋如不以革命精神临之，整个国家几乎为其所卖矣。”
顾祝同发动优势兵力进攻共军，杀死、俘虏九千余人，项英本人也被俘。但是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共军虽然损失惨重，民心却同情他们，转而气愤国民党。毛可能预期会有此一反应，但同情声浪之大却远超过他想象。周恩来主持的公关机器也全力开动。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国民党地区若干独立报纸，以及“第三势力”知识分子，指控国民党在“新四军事件”中竟然毫无理由枪杆子掉转头，在国家抗日的紧要关头中国人打中国人。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夸耀：“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站在我们这一边。”他说中共已经“激发全国舆论”，甚至英美外交官也谴责蒋介石。
蒋要求周恩来想办法摆平，二月一日他派专机送一个方案到延安，提议以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残部组成一支军队，移防西北。毛当然拒绝，并提出一份中共的要求清单，其中要求重庆对事件全面道歉。蒋不愿认错，但是他实质上放弃原本要逼共军退到黄河以北的大计划。除了皖南和遭冈村宁次“三光”政策驱出的地区，共军依然留在年初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西北、散布在长江以北的平原，另在长江以南有许多地区的小股游击队。到头来，蒋从新四军事件毫无收获可弥补在宣传战上面的重大损失。此后，一直到抗战终止，他只试图围堵中共，防止它扩张。
虽然蒋的长期忧患是共产党的威胁，新四军事件后不久，他展现出他近期的优先目标仍是抗日。他从布防在西北、围堵共产党的中央军抽调二十万人，派到南方抵挡日军在河南的新攻势。这项大规模调遣，其实距美国驻华官员开始一再指控蒋抗战不力，只专注围堵中共、摧毁中共，只有十八个月的时间。但是，毛泽东本人向莫斯科报告中央军这项部署时，却声称“日蒋矛盾依然是（在中国）根本的矛盾”。换句话说，毛泽东承认蒋清楚地以抗日为优先，而非专注对付共产党。在这场战役的第一阶段，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折损一万六千名兵力。毛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告诉斯大林：“目前是我们取得上风的最佳时机，我们不能错失它。”但是他保证，不会排除与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可能。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三）（5
同时，情势变得很清楚，日本真正的野心已转到别的地方。日本海军南方舰队总司令的座机在中国坠毁，日本海军的机密计划留在残骸中。这份计划确定日军即将进攻中国南海和东南亚的蓝图，蒋介石把虏获的文件转交给盟国。蒋写下，现在很显然日本已放弃“先擒服中国再南进”的构想。他挖苦地认为，日本海军在中国派不上用场，“唯一能发挥的是南进”。这意谓日本现在已走向和英、美开战的路。
这个发展对蒋是个好消息。尽管过去三年迭吃败仗，损失惨重，要主持政府、经济和流亡军队也很困难，加上国际上几乎是孤立无援，蒋依然坚定不移地深信他和中国一定会战胜日本。由于苏联的因素，他一直不能确定他跟毛泽东的中共之斗争，结果会是如何；但是这个问题可以以后再处理。现在当务之急是，固然新四军事件余震犹存，非正式的中美同盟已在快速发展。最重要的是，罗斯福总统已把中国列入他新的“租借法案”对象，此一法案原本主要用意是通过供应大量作战物资以拯救英国。罗斯福也决定派他的个人代表来华，与蒋对话。这位代表居里（LauchlinCurrie）虽然正式官衔是总统个人经济顾问和行政助理，和外交事务扯不上关系，本身对中国所知也不多，却在白宫处理远东事务时扮演关键角色。可是，居里还有另一个不寻常的特点——他是莫斯科认定的华盛顿政府“有影响力的代理人”官员中之一员。这些官员绝大部分因个人理念同情苏联，痛恨法西斯，持有自由经济及社会观点。有些人（如居里）并非共产党员，可能最多只称得上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相信法西斯的威胁优于一切顾虑，也相信促进莫斯科的利益、提供给它敏感信息，其实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们可能反对被称为“有影响力的代理人”，但至少他们的判断确实很糟糕。毕竟，当时的苏联和纳粹德国缔结盟约，表示他们的意识形态终究不全是出于反法西斯的目的。
蒋二月十日在重庆接见居里时，居里告诉他：美国不久就将交运四千五百万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设备给中国。蒋表达谢意后，又要求美方财务援助以协助稳定中国的“法币”，并且资助改善滇缅公路。这还只是开端。宋子文三月三十一日代表总司令向居里提出包罗万象的要求，如：一千架军用飞机，供应三十师的军火等等。部分飞机是要用来装备一支中国空军部队，交由陈纳德（ClaireChennault）率领。陈纳德是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上尉，“荣誉”衔是上校。自从一九三七年以来，陈纳德就担任蒋的顾问，指导中国仅有的空军之训练。
陈纳德少校和他的“飞虎队”成员
ClaireLeeChennaultCollection,envelopeC,HooverInstitutionArchives.
居里也传上罗斯福的口信。罗斯福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能真正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蒋吓了一跳，答复说：他个人认为中共以效忠共产国际和苏联为首要目标。他说，共产党并不希望看到中、美、英结为同盟。这时候，蒋的说法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居里并不同意这些假设性的前提，他留给蒋很清晰的印象：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美国只有一个目标——打败德国和日本。既然中共也是抗日统一阵线的一员，它会被当做朋友看待。蒋明白他对中共截然不同的观点，恐怕会弄拧他和国民政府所能有的最重要的外国关系，不提为妙。除了这个议题之外，蒋对居里到访非常欣慰——与强大的美国结盟看来可能在一年之内达成。
居里在离开重庆之前，悄悄会晤周恩来。周很积极、可亲，把共产党描绘为爱国的改革派、注重民主，全面称颂美国支持中国抗日。然而，周也警告说，国民党领导人的政策恐怕会导致内战，使抗战崩溃。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四）（1
四月间，蒋得到情报，指称希特勒正计划在数周之内攻击苏联。蒋对“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Barbarossa）的情报可能来自他的私人安全顾问斯坦纳斯。斯坦纳斯和以《法兰克福日报》（FrankfurterZeitung）驻东京特派员身份潜伏在日本的苏联间谍佐尔格（RichardSorge）有联系。佐尔格得到德国驻日大使的全盘信任。佐尔格到重庆采访，可能把希特勒的计划告诉了跟他一样是苏联间谍的德国国民斯坦纳斯。蒋召见周恩来提出警告，是要让斯大林也知道德国即将攻击苏联。事实上，根据周恩来给莫洛托夫（VyacheslavMolotov）的报告，蒋强烈“坚持”攻击即将发生。蒋的警告固然转达了，但就像佐尔格、丘吉尔等人类似的警告一样，斯大林根本不相信。
然而就蒋所知，他转达的独家情报有可能会从此改变苏联，偏偏苏联又是他的宿敌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支持者。蒋想要德国，可能的话还有日本，去入侵苏联，但他不希望苏联被灭，让日本在西伯利亚建立帝国。此外，蒋已经明白，如果战后他要击败或真正合并共产党，还要看苏联是否愿意将两个政权的关系列为中国要务。
自从纳粹和苏联缔结条约以来，蒋就猜疑莫斯科和东京也可能修睦；因此四月十三日消息传来，苏联和日本签署中立条约，蒋一点也不觉得意外。接下来几天，他和手下高级将领开会时，犹能就事论事剖析莫斯科此一地缘政治关系大翻转，以及它的可能影响。在某次会议，他朗读他有先见之明的十页之分析。他认为，和东京签订中立条约，当然是斯大林的重大胜利，因为一则它缓和了苏联陷入两个战线战争的危险，二则它鼓励日本降低在苏联、外蒙古边境的陆面兵力。但是，它也伤害了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基础，向德国证明其日本盟友并不可靠，它又使得日本海军在南洋“有全部覆灭之危险”。蒋向将领们解释，苏、日在莫斯科签约的结果会使日本觉得够安全，进而从东北调遣六个师兵力，进入中国其他地区。但不论它如何运用这些部队，蒋认为，日本不会打赢中国，更不用说绝不可能在往后六个月之内达成。他很有信心地说：“太平洋之形势必已丕变，则各国皆乘隙以袭其后矣！”珍珠港事件果真在八个月后发生。
蒋的分析又指出，东京和莫斯科的条约会使美国更意识到日本对美之长期威胁。因此，日本和苏联此一外交动作事实上增强了中国军事和政治前景。他的结论是，日本帝国即将南进，它将是日本作为世界强权即将完结的开端。还有，如果他所知不假，希特勒计划攻打苏联，他认为日军也可能为所欲为，东京会允许日军攻打已疲弱的苏联。蒋认为，这样的结果将对中国最有利，因为美国不会坐视日本和德国征服、瓜分苏联；美、日若爆发战争，中国很快就会成为美、苏的重要盟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将会衰弱，但它最后的胜利势需美国以及中国国民政府拔刀相助。回到二月，他曾在日记记下，他希望美国不要“太早”涉入亚洲的冲突，也就是别在“日、苏开始交战之前”涉入战局。他也把德国出兵计划“巴巴罗萨行动”的情报交给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力促美国别采取任何行动，以免激恼柏林，造成希特勒取消箭在弦上的出卖斯大林的行动。他再次向华盛顿表示，最好美国暂时别被扯进对日战争。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四）（2
五月间，罗斯福发表声明宣布无限制的国家紧急状况，在各项措施当中也表示承诺对英国和中国给予道义和物资的援助。虽然依租借法案答应的军事援助还未抵达，但蒋十分高兴。从美国的立场来看，欧、亚两场战争现在不仅联结起来，而且还同等重要。蒋认为他给罗斯福的电报起了作用。至于毛泽东这边，他仍然宣称罗斯福是“战争贩子”。
当蒋介石听到希特勒的信徒赫斯（RudolphHess）驾机到英国，寻求德、英媾和，他更相信希特勒进攻苏联已迫在眉睫。六月十八日，蒋读着某西方通讯社报道德国和土耳其签署条约的译文，他立刻正确地解读，这是希特勒准备对土耳其的邻国发动疯狂大进击之前，先安顿好侧翼掩护的迹象。他在日记中写下：“德之攻俄，必不出数日矣。”根据共产国际文件的说法，蒋紧急召见周恩来，告诉他：德国将在六月二十一日发动对苏攻击，他再次力促中共向斯大林示警。六月二十二日，纳粹两百万大军疯狂猛扑苏联。蒋立刻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与柏林、罗马断交，并提醒莫斯科慎防日本进犯，也提议中、苏签订同盟条约。他还鼓励美国支持这个遭到包围的共产主义大国——长期而言，苏联是他最害怕的国家。对希特勒攻打苏联，有这样的反应，反映出蒋此时对击败日本给予最优先的考虑。
现在，不分地域的全球大战已是一触即发。一边是理性或世俗人本主义倾向的国家，由西方与中华开明文化而生的自由民主、务实威权与雅各宾式的集权主义。另一边则是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死而复活的法西斯专制主义。
果如委员长所盼望，巴巴罗萨行动使日本皇军向乌拉山挺进与德军会师的美梦又起。日本停止从伪满洲国调走部队，反而在本地区又集结十六个师的兵力。不到两年的时间，莫斯科分别与两大法西斯国家签订条约，但是现在它要求世界各国共产党再次以反法西斯作为最高优先。德军入侵当天，共产国际发紧急指令给中国共产党，告诉他们：其最迫切任务是“坚持和国民党合作”抗日，并且“如果日本加入攻打苏联”，要准备以军事行动摧毁日本人在华交通运输线。这种有条件的说法清楚表明：除非日本攻击苏联，否则针对中国境内日本侵略者的武力行为，不宜由中共发动。但是，这也暗示要尽一切可能去怂恿美国对付德、日这两个法西斯敌人。在中共的宣传里，美国一夕之间变成世界事务的正面力量。《解放军报》把原来称为“战争贩子”的罗斯福歌颂为“开明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家”。
一九四一年的重庆，和往常一样既热又黏。从防空洞和茅屋里丢到排水沟的粪便使得全城笼罩着一股恶臭。日军轰炸机曾在一九三九、一九四○年夏天蹂躏陪都，现在因为天气转晴朗又恢复滥炸，有时候一天就有一百五十架次飞来掷弹。中国方面设计一套敌机来袭警报系统，部署到离城一百六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它用手摇式发射台和简单的密码就对日机来袭起充分警告作用。但是，日军轰炸机一旦飞临目标上空，可就如入无人之境，弹如雨下，有时可一连滥炸两三个小时。重庆根本没有有效的消防设施，只能干看着火势自然熄灭。电线线大体已永远失灵。从古时候留下来的结构体只剩一堆石头——木头全被卸走了。可是，中国人坚忍不拔，巴士利用马铃薯和尿液配制的酒精照样跑；小店铺被炸毁，次日就可利用木板搭架照样开门。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四）（3
尽管许多地区人民的营养不足，一九四一年全年，在四川以及中央政府控制的省份，绝大多数没有民众闹饥荒的现象。谷物、盐和其他粮食可运输到数百或上千公里之外，甚至穿越日军防线送到政府控制地区，如重庆。事实上，尽管全国残破，不时在各地爆发作战，自由中国仍然照常运作。国民党通过银行放款给农民，分配新种子，把难民安置到休耕地，整修灌溉圳道，保护交通网，养育驮兽等等，维持住农业生产。结果是：“直到一九四一年，国民党控制地区的农业生产都足够……平均卡路里摄取量……维持战前的同样水平。”为了压制通货膨胀，政府降低公务员薪水，增加赋税。一九四一年底，抗战进行了四年半，自由中国平均物价比战前高出二十倍；数字虽高，但在当时的特殊状况下却算低，而且在勉为温饱的社会这是尚能调整的数字。史迪威将军和其他美国人（包括新闻记者）一年后陆续向国内报道，指责国民政府彻底贪腐、无能，其实果真如此的话，恐怕就不会有此一成绩。
七月中旬，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飞抵位于长江江心岛的中坝重庆机场。拉铁摩尔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边区的专家，曾任《太平洋事务》（PacificAffairs）主编，是居里将他推荐给蒋介石，聘为个人顾问，可直通白宫。拉铁摩尔将是中国政府的民间雇员，与驻重庆美国大使馆没有官方关系——这是蒋的要求，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华盛顿的国务院或驻华美国外交官员。
拉铁摩尔很了解他的雇主。原因之一是他在幼时到过中国，他的长期保姆讲的就是跟蒋一样的宁波话，因此他也通晓宁波话。后来，拉铁摩尔对国民政府强烈批判，因此他在战后回忆录中对蒋的正面观点特别有可信度。他认为蒋是个“真正的爱国者”、“非常具有国家意识”、“一个了不起的人”、“有时候……比罗斯福或丘吉尔更有远见”。例如，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初期，德军横扫苏联欧洲地区，蒋很有信心地告诉拉铁摩尔苏联会站稳阵脚，最后必会战胜德国人。他了解版图具大陆规模的国家之实力。他也说，日本被困在中国，需要有某种胜利，因此日本将会进攻南方的殖民地地区，不久也“将在太平洋另辟战线”，可是这将使日本陷入“和列强的严重冲突”。拉铁摩尔虽然敬佩蒋介石，却不喜欢他沉默寡言的个性。他和多数美国人一样，非常喜欢跟周恩来交往。
七月底，日本接管南越；美国下令冻结日本在美财产；并且虽非正式却有效地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两天前，罗斯福终于批准由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飞行员飞虎队，以五百架飞机在中国开始运作。八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纽芬兰会谈，发表《大西洋宪章》，重申威尔逊总统的国际主义，及共同致力于“纳粹暴政的最后摧毁”。蒋和多数观察家把“纳粹暴政”一词包含日本在内。
同时，蒋介石怀疑美、日双边正在进行的高级会商，意在解决两国之间歧见，说不定会“出卖中国”。能制衡这个担忧的是重庆、伦敦和莫斯科之间，都有盼望美国对日立场日益强硬的共识，当然强硬的结果会导致美、日交战，进而也和德国交战。蒋和丘吉尔保持密切联系，一九四一年秋天中、英之间出现“小小的友善”。十一月初，蒋预测美、日将在“十二月中旬”发生冲突。173斯大林为了不让日本人忧虑其西侧，向东京担保苏联会遵守日苏中立条约。第二部分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四）（4
夏末，日本海军获准规划针对珍珠港美国舰队出动航空母舰突袭。日方的如意算盘和一九三七年进犯中国一样，其目的在于先予敌人沉重打击，以利未来交涉要依日方条件谈判。在此同时，日本将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站稳帝国脚步进一步孤立中国，使它得不到外援。近卫首相觉得这个计划太轻率，但军方反对他。十月，近卫辞职，东条英机大将接任首相。
可能是得到宋美龄和宋子文的警告，指称战事即将扩大，宋庆龄离开香港，迁居重庆。不久，她就和妹妹一起露面，探访遭轰炸地区、慰问伤者。这时候，已经三十一岁的蒋经国，和父亲彼此交换日记参阅。此时蒋经国因为主持赣南行政专区，勤政爱民、平易近人，颇受美国记者和外交官好评。他父亲写说：“人民爱戴。”蒋纬国则在军职上求发展。他曾以德国士官学生身份参加德国合并奥地利的行动。他在一九三九年欧战爆发前不久毕业，跑到美国诺克斯堡陆军装甲兵中心受训一年。蒋介石对宋美龄隐瞒纬国的存在足足有十三年之久，但是他说了之后，美龄立刻喜欢上这个温文、英俊、通晓英语的继子。纬国回国后以少尉军衔派在驻防西安附近某陆军单位，沿黄河与日军对峙。
秋天，战火在湖南以及扼三峡之险的宜昌又转炽。中方部队还是没逃，损失上万人，日军伤亡亦大到足以让东京参谋本部觉得必须与西方列强开战——他们现在认为，日本唯有击败美国才能说服蒋介石的政府结束对日抗战。
蒋不仅致函罗斯福总统，也不时写信给海军部长诺克斯（FrankKnox）和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Stimson）。他获悉美方为争取时间备战，正考虑把实施不久的对日禁运条件放宽。和日方新一回合的谈判，已定于十二月在华盛顿展开。蒋非常紧张，立刻拍发急电给赫尔、居里、诺克斯和史汀生，警告说：“美国一旦放松对日禁运，将使中国抗战悲溃。”蒋也把他对华盛顿的警告转知丘吉尔；丘吉尔立刻拍发电报给罗斯福，支持中方立场。罗斯福决定对日谈判时不提出放松禁运的方案；赫尔国务卿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致函日本，重申美方早先的立场——日本应撤出中国（含满洲）。蒋觉得他的严重警告“得于千钧一发之时，旋转于瞬刻也”。中国要停止抗战这个威胁，对苏联也管用；往后多年，他一再使用同一招数。他对这次经过有这样的说法：“真正的危机会产生妙计、妙行……有时候，人生的困顿反而是最好的滋补。”
拉铁摩尔到中国还未满六个月，就得了痢疾，十二月初他决定回美国就医。可是，蒋警告他：“局势不定。你必须先飞香港，再飞越太平洋；最好还是等一等才启程。”拉铁摩尔后来获悉，蒋在东南亚的情报人员报告说，日本驻新加坡领事馆及其他东南亚城市的使领馆，烟囱和焚化炉频频冒出浓烟。中方分析，日本人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