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语境和心态下讨论，人们的关注点往往不同，得到的结论也可能大相径庭。因此，在讨论“品牌的民族性”这个争议颇多的话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此时此地人们面对这个话题时的复杂语境和矛盾心态。
　　一个错综复杂的敏感话题
　　在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品牌的民族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它可以因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关注而成为严肃的政治问题，可以因为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诉求而成为重要的经济问题，可以因为对民族特色和中外交流的兴趣而成为深刻的文化问题，还可以因为对中国人历史记忆的唤醒而成为复杂的民族感情问题。可以说，这个话题背景复杂，内容复杂，讨论者的心情更复杂!
　　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在复杂的中外关系格局中展开。其一，中华民族在全面开放中和平崛起，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尊重的同时也引发不少的猜疑甚至敌意，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塑造良好的国家品牌和国家形象?其二，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快速成长，力图争取更多话语权，同时也面对来自跨国企业的巨大竞争压力，如何“与狼共舞”，实现双赢?其三，中国百姓对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外国文化接触越来越多，接纳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认同程度也在显著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对中外品牌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这种格局下，人们在讨论“品牌的民族性”这个话题时，难免将商业逻辑、民族感情与国家利益交织在一起。而且，中国传统中的义利之争、面子情结，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都可能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到这个议题之中。在这样的语境下，有关品牌民族性的讨论，不仅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而且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是一个很难让人们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的话题。
　　“品牌的民族性”之所以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最直接的导火索是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兼并收购逐渐频繁，最直接的背景是后起的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应对来自“超级品牌(megabrand)”的强大攻势。“超级品牌”是跨国企业经过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历练而培育出来的全球性强势品牌，如可口可乐，IBM等。它们拥有世界范围的经营战略，拥有资金、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的优势，与中小品牌的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但是与超级品牌的差距仍然很大，在这样的品牌格局下，中国企业要建立自主品牌并进而把民族品牌推向世界，其难度可想而知。中国虽然是世界工厂，制造大国，但远远不是品牌强国，有影响力的品牌并不多。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主品牌，却要卖给跨国公司，由此引发失望、伤心甚至愤怒的情绪，不难理解。
　　这种情绪，在汇源并购案的讨论中表现得非常强烈。在网络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
　　“不少人认为，汇源并购案产生这么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汇源’是一个在中国消费者眼中颇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民族品牌，或者说是一个能够在未来若干年与外国知名饮料企业相抗衡的民族品牌。汇源被可口可乐并购以后，中国失去的不只是一个企业、一个品牌，而是中国企业在饮料行业的竞争力和地位。”
　　“一位资深的企业观察家以‘非常丢人、非常可惜’来形容他对此事的看法……所谓“丢人”，应是指汇源果汁没有坚持自己走下去，而是选择了一种出售给外资的方式，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企业家的耻辱;所谓‘可惜’，则是指汇源已经拥有了较为强势的品牌价值，企业在走上坡路的时候却突然易主，实在遗憾。”
　　从这些很动感情的文字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人们的面子情结与救亡心态。很显然，人们已经不是在企业经营战略的层面上来讨论并购问题，一个民族品牌的起落已经被当作关系到国家形象和民族复兴的大事。从商业逻辑来说，跨国并购是很平常的事情，鸡蛋(产品)可以买卖，下蛋的母鸡(企业)也可以买卖;既然中国企业可以去收购IBM的PC业务，还有阿尔卡特和汤姆逊等等，那么，外国企业也同样可以收购中国企业，只要合理合法合算就可以了。但是，“卖企业”却碰到了中国人的情感痛处，不小心就激发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历史记忆，此时，合理合法合算都不行，首要的标准是合情!救亡图存、重义轻利之类的“集体无意识”一旦被激发，人们就不算经济帐，而是要算政治帐，情感帐。只要是收购外国品牌，即使亏本，也可能被当作民族英雄，反之，只要是出售中国企业，不管赚多少，都可能被骂作“卖国贼”。在这样的情绪下，“超级品牌”被当作发达国家侵占中国经济的核武器，被它们收购就等于是缴械投降了，而自主品牌发展被解读为发奋图强的爱国行为，靠小米加步枪也要坚持到底。有这样的情绪基础，众多中国企业在广告宣传中真心或假意地高举民族大旗就不难理解。
　　凭心而论，这样的情绪有着血泪铸就的历史基础，每一个了解近代史的中国人都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民族复兴绝对不是民族复仇，牢记历史是要牢记历史的教训，而不是牢记历史的仇恨，纠缠在历史的阴影里。“贵和尚中”的中华民族追求的是和平崛起，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企业发展包括自主品牌建设方面，我们都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行动。新思维的第一步，应该是改变简单的敌友之分的思维习惯，适应“竞合关系”的新格局。
从敌友之分到竞合关系
　　在思考中外关系的问题时，我们往往习惯于区分敌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分清敌友之后，我们的对策似乎也很简单：爱憎分明，与敌人势不两立，对朋友亲如一家。当然，还有更高明的对策，诸如分化瓦解敌人，甚至化敌为友等等，但是，其前提仍然是敌友之分。这种分清敌友的思维习惯是人之常情，对从小接受“革命教育”的当代中国人更是根深蒂固。
　　可惜的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家间关系和企业间关系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再是简单的敌人或朋友，相互之间既不可避免竞争，又必须在很多方面合作，这就是所谓的“竞合关系”，一种建立在相互竞争基础上的新型合作关系。处理“竞合关系”需要新的心智模式和行动策略，如果仍然遵循敌友之分的思维习惯，可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竞合关系”中，如果以敌对的方式竞争，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如果以亲友的方式真心相待，不分彼此，甚至“只求奉献，不求索取”，又难免利益受损，感情受伤。正是因为这种复杂微妙的“竞合关系”在国际政治、企业经营和社会事务等领域越来越普遍，博弈论才大行其道，“机制设计理论”也才成为显学。
　　“竞合关系”在中国早已不是新概念，在理性上，人们也不难接受这种新思维。但是，在情感上，在行为习惯上，能够落实新思维的人不多。在有关企业并购和民族品牌的讨论中，很多观点和情绪反应的背后，还有着敌友之分的明显痕迹。在全球化时代，只有改变心智模式，放弃简单的敌友之分，处理好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才能培育适应时代需要的民族性品牌。心智模式的改变，可能让人们在思想上跳出山穷水复的困境，进入柳暗花明的新天地。对“机制设计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可能是帮助我们改变心智模式的一个途径。
　　两种不同的品牌民族性
　　用“竞合关系”的思维来看待品牌民族性，我们首先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民族品牌”。其一是产权意义上的民族性，即品牌在所有权上为某个民族的企业所拥有，至少是控股，我们不妨称之为自主品牌。例如，中外合资时经常强调中方要占51%的股份，以此来保证品牌的自主性。其二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性，即品牌具有某个民族的鲜明特色，成为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不妨称之为民族品牌。例如，全聚德和同仁堂分别代表着中国的饮食文化和医药文化，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开分店，它们都是中国的民族品牌，而可口可乐和麦当劳是美国文化的标志物之一，即使将来某一天被其他国家的企业收购了，它们还是美国品牌。产权意义上的民族归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硬实力”，有钱就可以买来很多品牌。文化意义上的民族特色，则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软实力”，是文化精神的历史积淀，不是用钱可以换来的。
　　基于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区分四类品牌，如上图所示。A类品牌是中国企业控股，同时富有中国文化特色;B类品牌是中国企业不控股，但是富有中国文化特色;C类品牌是中国企业控股，却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D类品牌是中国企业不控股，也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由于股份的大小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强弱都可以是连续变量，我们可以将任何一个企业品牌放在上图的对应位置上。
　　区分四类品牌之后，我们可以比较具体地来讨论品牌民族性或自主品牌建设问题。总的来说，这四类品牌并没有简单的优劣之分，不同性质的品牌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目标。但是，作为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必须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中有自己的控股品牌(A类或C类)，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也应该有一系列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民族品牌(A类或B类)。那么，面对“超级品牌”一统天下的格局，中国企业能够保持核心品牌的控股权吗?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中国企业能够发展出兼具中国文化精神和时代特色的民族品牌吗?
　　答案应该是乐观的。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积累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国家能够确保在关键领域中的经济安全，而且，中国市场巨大，开放时间不长，不少“超级品牌”在中国还没有取得控制地位，中国自主品牌还有很大的生长空间。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价值观蕴涵着可以贡献给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中国文化中的精华一定可以在与世界其它优秀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更加充实发展。
　　但是，经济实力的增强并不能够完全保证中国企业品牌的自主性，文化底蕴的存在也不能够自动促成中国企业品牌的民族性。在产权方面，跨国公司的“超级品牌”战略其实早已布局，中国企业在不少领域已经处于被动局面;在文化方面，跨国公司也在推行“本土化”策略，淡化异国色彩，增加与中国消费者的亲密感。在品牌发展战略上，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差距仍然很大，建设自主品牌 / 民族品牌任重道远。
　　自主 / 民族品牌战略的三个层面
　　品牌战略不只是企业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它首先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同时，消费者的品牌偏好也需要加以考虑。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把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相混淆的现象。表现之一是国家有关管理部门缺位，把品牌战略都压到企业的头上，一些行业的自主品牌发育不良本来是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失误造成的，却归罪于企业的不作为。表现之二是把民族品牌成长的任务寄希望于消费者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绪，鼓动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我们认为，要发展自主品牌与民族品牌，国家要做好国家的事，企业要做好企业的事，消费者要做好消费者的事。
　　国家层面的品牌战略 强大的自主品牌和优秀的民族品牌，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成分，而强大的国力和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企业品牌成长的基础。国家层面的品牌战略首先要考虑国家经济安全，在关键领域保持足够的自主品牌。其次，国家需要为中国企业的品牌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政策环境和各种配套支持。第三，国家可以运用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努力营造国际经济的新秩序，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世界品牌格局，为中国企业的品牌建设争取更好的国际空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家对民族品牌的扶持需要系统的战略部署，不能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温室培养”。
　　企业层面的品牌战略 在国家品牌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框架下，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阶段，比较灵活地选择自己的品牌成长道路。如上所述，A、B、C、D四类品牌并没有简单的优劣之分，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并不需要所有企业都成为A类品牌，多元化的品牌格局可能更加健康。对单个企业来说，品牌的自主性和民族性只是品牌建设的一个方面，它们只有在对品牌成长具有促进作用时才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自觉承担自主品牌和民族品牌建设责任的企业，我们由衷地表示敬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所有中国企业都要去控股或体现民族特色。经验表明，企业如果不顾实际情况，刻意去打民族牌，很难真正塑造优秀品牌。
　　消费者层面的品牌偏好 对消费者而言，品牌的最基本价值在于稳定的质量和愉快的体验，买得放心，用得开心。消费者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是企业发展自主品牌和民族品牌的社会基础，但是，这种情感不能滥用，更不能鼓励或要求消费者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支持所谓的民族品牌，排斥外国品牌。在全球化时代，吸收多元文化的营养是消费者的权益，而且，只有能够与其它优秀文化和谐共存的民族特色才有长久的生命力，因此，优秀的品牌会引导消费者平衡全球化视野、多元文化能力和民族感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激发民族之间的歧视、对立与仇恨。
　　从文化“基因”来说，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崇尚和谐，向往天下大同。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中华文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自古代儒家的仁爱，到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与和平崛起，“贵和”的观念一脉相承。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在世人面前演绎了中国文化中和谐思想的现代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主题歌中天下一家亲的期盼，都表明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因此，中华文化的民族性本身就蕴涵着天下一家的世界性，如果我们要体现中国企业品牌的民族特色，这种和谐包容的精神，应该是最核心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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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两岸经济合作是互利双赢的 不存在谁吃掉谁
　　中国台湾网5月14日消息　国务院台办5月1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有记者问到，台湾有人认为，台湾方面设置自由经济示范区是为大陆的资金、劳工和服务业以及货品进入台湾“大开后门”，大陆的资金因此会买下台湾。
　　对此，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很显然，这种言论毫无事实依据，只是从一种特定的政治立场出发，企图通过制造和散布一种恐吓破坏两岸经济合作。事实证明，两岸经济合作是互利双赢的合作，给两岸同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不存在谁摆布谁，谁吃掉谁的问题，当然也没有谁买下谁的问题。（中国台湾网 朱炼）
[ 责任编辑：朱炼 ]泰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评析--《当代亚太》2007年09期
泰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评析
【摘要】：冷战结束后,中南半岛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中南半岛的核心国家,泰国认为必须在新形势下强化其与邻国间的经济联系,以调和国内的区域发展。通过偏远地区工业区和边境经济特区的设置,再结合众多的区域经济合作计划的推动,泰国正逐步发挥其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中介角色。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F133.6【正文快照】：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间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崛起,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相对式微,日本、欧盟等经济强权兴起,区域性的经济整合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在东南亚地区,因地理环境相似且经济结构深具互补性,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模式日渐兴起。泰国总理差猜于1988年提出“将印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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