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外向型经济到开放型经济，一词之差，既预示着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又意味着需要构建一套新的体制
　　　“要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合作的主动。”日前，有权威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伴随我国发展阶段的转换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需要为未来几十年健康持续更高水平的发展作出谋划。
　　回首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依赖出口和招商引资双轮驱动的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可谓‘功德无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谈道，作为一个GDP已跨过10万亿美元大关、年外贸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以上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如今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利好正在削弱，新常态下其不可持续性也越来越明显。
　　“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外向型经济模式基础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要求，也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采访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强调，要看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层联系。“改革进入深水期，要动很多人、部门的利益，困难在所难免。”邢厚媛认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设，可以通过全方位开放来促进改革，加快推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其实，以往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体制，但是不规范的、支离破碎的。”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认为，如今需我国通过建立起市场配置资源的新机制，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等等一系列举措，来推进对经济体制各个环节、层面的改革，最终形成一个真正完善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将为我国经济发展谋求更长远的新‘改革开放红利期’，来助力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并推动全球经济的进步。”他强调。
　　从重招商到重制度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4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73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1%。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保持稳定的同时，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高达24.8%，成为外资眼中的“香饽饽”。
　　在邢厚媛看来，全球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60%左右，发达国家在70%以上，我国与此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显然，外资投资领域的这种变迁，可以“带动国内服务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符合高水平引进来的要求。”
　　因此，邢厚媛认为，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过程中，需要“从过去更加注重制造业的开放，转向在做好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顺势而为全方位开放，尤其是要分层次、有重点地着重放开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
　　其实，此前成立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就已将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作为核心内容。近日，国务院又批准北京市这一全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最高的省级行政单位开放金融、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养老、IT六大领域的试点，这是“我国吸引外资扩大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过去外资来中国主要看重的是要素成本优势，而现在则更多的看重中国市场，并且中国市场还在转型升级。”张燕生补充道，这就注定了中国会持续对外资形成吸引力，也就解释了在诸多不利因素作用下，201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同比下降8%，而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则保持增长3%的深层原因。
　　因此，新阶段，就需要政府“脱离以往注重提供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旧思维，转变为注重健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的外资环境。”专家们普遍认为，这就需要着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需要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例如，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将规范和引导境外投资者及其投资行为的内容纳入外资基础性法律。
　　“而对于外资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活动这些一般性内容，应该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由统一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这将有利于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营造规范的制度环境和稳定的市场环境。”权威专家讲道。
　　另一方面，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外资管理体制，重在事后监管，我国需要适应外资管理体制的变迁趋势，进行相应改革。”桑百川认为，通过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既能提升外商投资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还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外资活力。
　　当然，权威专家也强调，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全方位开放也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之上的。
　　“在对外资开放的过程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行业需要进行一定的安全审查这也是国际公认的惯例。我国现在需要做的是顺应开放趋势，修订完善安全审查的机制。”
　　健全“走出去”战略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巨大产能，并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并且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邢厚媛讲道，尤其是面对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需求下降，国际竞争异常激烈，贸易摩擦加重的现实，传统的对外商品贸易面临挑战。
　　“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条件，都在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从传统的商品贸易转型为资本经营、跨国生产，这是大势所趋。”
　　“但是，‘走出去’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也是事实。例如，外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我国依然缺乏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企业缺乏国际化经营战略等等。”权威专家就认为，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走出去战略的统筹谋划和指导，着眼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境外投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区域、国别规划体系，对企业走出去进行服务指导，提供政策支持和投资促进，“并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信用体系，以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
　　另外，权威专家认为，健全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也极为重要。这就不仅需要政府保障我国境外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还要“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以推进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主体，因此需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邢厚媛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企业自身也要进行战略系统升级，制定中长期国际化发展战略，在做好市场调研、依法经营基础上，满足东道国对中国技术、产能、资本的需求。
　　“同时，中国企业要创新对外投资的合作方式，采取分工合作，集群式走出去，以市场为导向，整合产业配套，形成合力，避免单打独斗。”
　　邢厚媛特别提到，由于部分投资国，尤其是部分不发达国家，其产业配套能力比较落后，单个企业在当地立足比较困难，企业抱团会相对容易得多。“目前，我国企业在国外建立的众多合作园区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模式。”
　　此外，邢厚媛还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并且我国已经是不少沿线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来源地。
　　“目前，政府的着力点应该更多地做好中观设计，做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政策对接，为企业投资合作提供便利，营造更好环境，而企业则是更好的研究市场，确保实现盈利。”
　　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要从全球经济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桑百川告诉本刊记者，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建设，需要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主动、灵活、多途径地参与全球经济体系，通过提出更多的新主张、新倡议和新方案来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一方面，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桑百川认为，“区域主义经济日益成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重要平台的背景下，中国要通过适时启动与其他经贸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更多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使得中国主张的经贸规则得到更大范围的应用。”
　　另一方面，要巩固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在桑百川看来，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中依然是主渠道，我国要加以维护并坚持均衡、普惠、共赢原则。
　　“无论是联合国、WTO、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金砖国家、欧亚联盟，中国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主张，展现自己的影响力。”
　　此外，专家们普遍强调，“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能推动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同时也是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发挥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张燕生就认为，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可以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行动，理解中国的理念，能够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既维护我国利益，又促进共同发展的意图。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沿线国家反响强烈，一些国家正在着手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有效对接，有的合作项目已有成果。”权威专家告诉本刊记者，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宫超　　
[责任编辑:【学人访谈】在国际经济新环境下对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思考：兼谈南开大学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在国际经济新环境下对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思考：
兼谈南开大学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专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赵龙跃教授
【编者按】中国参与的国际事务越来越多，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治理方面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我们参与国际治理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在当前国际经济规则推陈出新的情况下，WTO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中美之间应该如何互动以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赵龙跃教授进行了专访。
嘉宾：赵龙跃教授
地点：范孙楼
人物介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贸关系、经济全球化管理、WTO与国际经济谈判、中美经贸关系。
曾长期在我国政府部门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和国际合作工作，多次参与国家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调研、对外经贸合作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等工作，对我国的经济贸易政策、政府组织管理、世界贸易组织和中美经贸关系等都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学习期间，师从著名的国际经济法学专家、被誉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约翰&杰克逊(John H.
Jackson)教授，集中从事WTO组织机构和法律规则、美国公共政策管理和对外经贸政策和法律的学习研究工作，获得乔治敦大学《世界贸易组织专家证书》。曾任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主讲WTO协定与中美经贸关系等课程；世界银行国际贸易问题咨询专家，从事国际贸易与发展、经济全球化管理等问题的研究工作。
现在南开大学创建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CCID）并兼任主任。
（一）国际事务与国际经济规则
《新视界》：我们目前对于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感受最深的，首先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比起以前多了很多，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相对于美、欧、俄、日等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占有一定优势的国家，我国在参与国际治理方面，比如对WTO规则的制定和利用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您怎么看待这些不足？
赵龙跃教授（以下简称“赵”）：今天
另一个不足是对国际问题的独立研究和见解，特别是前瞻性的、系统性的研究还比较少。如果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和把握不够准确，那么我们就很难提出一个可以得到世界认可的解决方法，也无法准确地判断有关方案对我国的影响。对于外国专家的研究成果，我们需要消化吸收，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尽管我们现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但是还很不够，直接引进的比较多、重复研究的比较多，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立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
如何弥补上述两个方面的不足，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南开大学创建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背景和初衷，针对经济全球化管理和国际发展方面面临的重大问题，组织比较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和交流活动，为我国政府和企业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全球化的管理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为我国全面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经济全球化管理培养专业人才。
《新视界》：您对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有什么看法？是否存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中国又可以为这些规则的改变做些什么？
赵：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大多是在美欧等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首先体现的当然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规则。WTO的法律文本一部分是承袭了原来的关贸总协定，另一部分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形成的一些新的规则。我国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成员参与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全过程，只是没有表决权，前提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协议生效后，中国必须完全接受乌拉圭回合形成的成果。参与乌拉圭回合谈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和熟悉国际经济规则的极好机会，使我们在加入WTO之前，就开始对国内的有关规章制度进行调整，所以当我们加入WTO之后，适应的就比较快，避免了一些可能的震荡。
我国独特的经济体制，在国际社会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现行的一些国际经济规则不仅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有些规则还是专门针对中国甚至是用于限制中国的。最明显的条款是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使我国出口产品遭遇了极其不公平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补救措施的调查和关税；还有专门针对中国产品的特殊保障条款，即允许其他国家在认为进口中国产品比较多的时候，可以单方面采取诸如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保护他们的国内市场。
制定国际规则的时候，如果不能客观全面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那就是最大的不公平。那么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完善这些国际规则方面能够做些什么工作呢？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完善和制定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目前多哈回合谈判虽然面临重重困难，有些国家甚至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上，企图绕开WTO，抢占新的制定国际规则的制高点。我们要加强区域贸易协定、超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系的研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多哈回合谈判，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把多哈回合的发展议程真正落到实处。
《新视界》：多哈回合谈判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关于农产品的谈判依然没有明显的成果。有人认为这一谈判会遥遥无期，您对此怎么看？
赵：多哈回合谈判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十几年，虽然步履维艰，但是我对多哈回合的成功充满了希望，因为多哈回合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供了重要的舞台。2013年WTO第九次部长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中国为会议的圆满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WTO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显现出来。只要我们坚持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坚持多哈回合的发展议程，坚持更多地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取得多哈回合的圆满成功还是大有希望的。
《新视界》：郎咸平曾经评论说，中国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屡次败诉的原因是中国官员不熟悉WTO规则所致，您是如何看待他的这种观点呢？
赵：不能把这个复杂的问题如此地简单化。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是WTO这顶皇冠上的明珠，在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95年WTO成立以来到2014年5月，在争端解决机制正式立案的有479起，涉及中国的案例有153起，其中我国作为起诉方的案例有12起，作为被诉方的案例有31起，作为第三方参与的案例有110起。决定贸易争端案例胜负的因素很多，既有规则方面的原因，也有应诉能力方面的原因。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缺乏自己的律师队伍，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但是与美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聘用一些来自于美国、欧盟等外国的律师专家，这就要求我们的指挥官必须具备更高的水平，去管理和发挥这些专家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对这些专家的工作听之任之。总的来说，我国目前在应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方面，情况越来越好了，我们国内的律师事务所也越来越多了，水平越来越高了。将来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地加大对WTO规则的研究，培养和使用更多国内的法律人才，应对各种国际贸易争端。
《新视界》：前一段时间，WTO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稀土争端中裁定中国败诉，这一事件带给中国的启示是什么？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去减少在类似贸易争端中败诉的情况？中国又如何能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实现对本国资源的保护呢？
赵：今年3月26日，世界贸易组织公布了美国、欧盟、日本诉中国稀土、钨、钼相关产品出口管理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专家组报告一方面是认可中方对稀土、钨、钼采取的综合性资源与环境保护措施，另一方面WTO
《新视界》：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美欧逐渐抛弃WTO，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WTO中占据有利地位还有意义吗？
赵：不存在这种可能性。首先，WTO不是美欧的WTO，他们只是WTO的重要成员，并不存在美欧不要WTO，世贸组织就不复存在的问题。其次，不论是对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成员，还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员，世贸组织的地位不仅不能下降，而且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世贸组织在贸易政策审议、贸易争端解决方面仍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只是在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和制定方面，确实面临一些困难，但这种困难并不说明世贸组织不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说明它很重要。
（二）中美经贸关系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新视界》：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以及新时期的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赵：对于美国是不是重返亚太，我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美国始终非常重视在亚太地区的存在，2007年底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乔治敦大学维克托·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决胜亚洲：华盛顿没有讲出来的成功故事》。维克多曾于2004年-2007年任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亚洲局局长、美国朝鲜六方会谈代表团副团长。文章认为布什政府的亚洲政策，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高。应该说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目标更加显露，政策措施更具有进攻性。
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多个发展过程，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合作领域更加广泛，摩擦问题更加复杂。过去我们在处理中美经贸关系问题时对美国的抱怨比较多，今后要逐渐改变这种状况，主动采取措施，积极引领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天平开始倾向于中国，现在这种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今后我们在研究解决中美经贸关系问题时，必须要关注这些变化，从而研究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从根本上改变原来被动应对的做法，致力于积极引领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首先是客观全面地总结中美经贸合作对两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用事实向美国和世界展示中美经贸合作给美国、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带来的好处。其次要进一步深化对美国政治制度、对外经济政策、以及社会国情的研究，准确地把握美国国会、政府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面对问题，对症下药，避免误导。第三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既不能过分夸大美国的力量，也不能低估美国的实力，坚持平等对话、互惠互利的原则，在中美经贸合作方面争取更大主动。第四，利用多边渠道，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改革完善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消除不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的内容，减少或避免中美之间的正面冲突。第五，进一步加快培养和充分发挥我国有关专业人才的作用，研究制定一个长期的、整体的、系统的和一致的对美行动方案和指导原则，并贯穿于国家有关部门的日常国际事务中。长期以来，我国对中美经贸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缺乏一个统领全局的行动方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快培养并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研究制定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长远战略与策略，更加科学地处理有关贸易摩擦问题，不断提高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鉴于以上情况，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在《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目》的课程设置中，专门有一个《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单元，重点分析介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管理体制和执行机构，美国主要的贸易保护措施和法律依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贸易统计数据库的使用，以及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新视界》：目前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有哪些重点和热点问题呢？如何化解或解决这些热点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赵：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有本质和现象两类的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本质问题我就不展开讲了，在存在的现象问题中，美方主要关注的有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中方关注的主要是美国的出口管制问题、对华在美投资的安全审议问题等。
所谓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就是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问题，实际上这不是一个重
（三）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新视界》：前面您介绍了在南开大学创建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初衷，非常重要，现在四年已经过去了，中心工作进展如何，取得了哪些主要的成就？
赵：前面我已经介绍了一些，我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我国全面有效地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与经济全球化管理的需要，组织一些系统的比较研究工作和学术交流活动，为我国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组织一些专题研修项目，为我国全面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全球化管理培养专业人才。四年来中心的工作得到了校内外、国内外专家、领导的重视、支持和合作，所以也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课题研究方面，我们中心前后承接了天津市委研究室、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外国专家局、财政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OECD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10多项研究课题；通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研究室、商务部和新华社等渠道，为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提供决策参考报告20多篇，其中有3篇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公开发表的论文20多篇，影响比较大的有：《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从制定国际规则的角度分析RCEP面临的挑战》、《美国战略东移的经济方略：内涵与应对策略》，《如何看待美国的衰退，中长期中美经贸关系展望》、《积极引领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关注美国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新动向》和《多哈回合的前景与我国的应对措施》等多篇。
在开设课程方面，中心围绕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培养专业人才的需要，借鉴美国大学有关专业的培养方案，研究开设了5门全新的课程：《国际管理与中国》、《国际经济谈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国际经贸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政策分析模型与方法（WITS）》。
在国际合作方面，第一，世界银行已经正式将我中心作为《国际贸易政策分析模型（WITS）》在亚太地区的培训基地，重点工作是为我国及其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学术机构提供WITS的培训。这项工作进展顺利，最近一期培训班将在今年7月份举办。
第二，中心与马里兰大学合作，建立了《南开大学马里兰大学国际谈判模拟中心》，将作为我国开展国际谈判教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与马里兰大学合作联合举办《国际谈判与国际经贸谈判》专题研修班，研究开发更多的模拟国际谈判案例，以及培养国际谈判/国际经贸谈判专业硕士研究生。
第三，中心与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合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高级官员提供各种专业培训：2013年为朝鲜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举办了“贸易促进与外资利用”研修班，朝鲜选派了12位高级官员参加；2014年将为朝鲜高级人民法院举办“贸易投资争端与经贸仲裁”培训班，朝方将选派15位高级法官参加。
在高端专业人才培训方面，中心与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合作，联合启动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目”，已经举办了三期专题培训班。今年即将启动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高级复合专业人才需求研究和培训项目”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
《新视界》：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联合发起的“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目”与一般的培训项目有什么不同？
赵：“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目”主要是根据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要，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培养熟悉国际政治、外交、经济和法律的综合性、复合型高端人才；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与管理，培养输送高级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培养的重点是熟悉国际管理知识、把握国际发展趋势、强化战略布局能力、树立全球领导意识四个方面：
一是要熟悉国际管理知识，了解国际管理的理论与学派、国际管理体制的探索与历史演变、国际管理中的大国关系、国家、地区组织与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管理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等。
二是要把握国际发展的趋势，不仅要了解其过去，而且要展望未来。如果我们仅仅了解过去，而不能把握未来，那么我们只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如果中国真正想要引领国际事务，那我们必须要有自己超前的研究和展望。仅仅学习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够了，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三是要强化战略布局能力。只有在全面了解过去、准确展望未来的基础上，才能具备较高的战略布局能力，否则面临突发情况，
我们举办研修班的另一个目的是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一方面我们将从参加研修班的学员中选拔部分优秀学员选送到国外进一步深造，可以是短期的研修学习，也可以是进一步攻读更高的学位。另一方面是发现选拔部分人才推荐到国际组织，参与国际组织的竞聘、工作和任职，这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学习锻炼。
最后，我们发现和选拔部分人才参与中心的研究工作，形成一支全新的研究队伍和研究网络。我们现在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重复研究比较多、合作交流比较少；直接引进的比较多、独立分析比较少，今后需要在前瞻性、综合性和独立研究方面下更大的功夫。我们非常欢迎有关方面的青年学者参与中心的研修和研究工作，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管理的能力和水平献计献策。
（四）老师寄语
《新视界》：又到毕业季，有一批南开国关学子将要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或者继续深造，还有一批未来的国关人将走进南开园，您对他们有什么寄语呢？
赵：非常高兴有机会在此给同学们说几句话，首先是祝贺你们又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毕业走出校门，还是入学进入校门，都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希望大家倍加珍惜，取得优异成绩。其次是祝2012
《新视界》：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学习，最后请您为我们的刊物提一些建议。
赵：《新视界》办的非常好，我很喜欢，每期必读。《新视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新颖，每期都有一些比较超前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些成就都是编辑部同学们自发努力创新的结果，刊物给读者和编辑的同学们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刊物发行以来，得到了全国各地兄弟院校学生和老师们的喜欢，很不简单。编辑部还形成了一个承前启后、有序竞争、平稳过渡的领导机制，这也是同学们学习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希望你们继续发挥这些优良的学习风气、踏实的工作作风，把《新视界》办得更好！
[整理：李家胜、李天翼、刘志、宁鹏举、裴瑶、赵姝婧]
[校对编辑：董柞壮]
[责任编辑：赵姝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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