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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照金革命资料回忆录：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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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金革命资料回忆录：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
() 陕西神木人。早年就读于榆林中学，带头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曾任佳县同乡会领导人。
　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被中1932年参与领导甘肃靖远兵变，成立陕甘红军游击大队，任大队长。同年秋去上海，入党中央训练班受训。随后返回被派到红二十六军工作，先后任连长、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中共第四十二师党委书记等职。1933年10月担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参加创建巩固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扩大红军的艰苦斗争。1935年2月调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5月改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同年秋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部长，参与领导发展扩大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斗争。因受“左”倾领导者错误处理，同刘志丹等被拘禁。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获释，调任红军学校政治教员。1936年3月任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部长、红军神府独立师政治委员。不久担任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兼神府军分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被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委员，领导加强神府地区各项建设。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兼第三期九队队长。结业后历任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兼神府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绥德特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等职。参加巩固建设陕甘宁边区抗日后方基地的组织工作。1943年1月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与高岗保持高度一致，赞同高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和西北革命史的观点，积极参加对阎红彦和吴岱峰等人的批判，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重视，是因此受到表扬奖励的22名领导干部之一，毛泽东亲笔为其题词以示褒奖。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出席了大会。
编辑本段抗日战争胜利经历
　　被派到东北，历任东北支队政治委员兼干部团政治委员，中共松江省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治委员，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兼辽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秘书长，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参与解放东北的组织领导工作和恢复发展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后因“高饶事件”降职为辽宁省盘山农场副场长，辽宁省农垦局副局长，沈阳农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中共第十二大、十三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我的家乡在陕西省神木县乔岔滩乡桃柳沟村。乔岔滩乡建国前属于佳县，佳县也叫葭县。解放后，划归神木县。
　　神木县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东北端，黄河河套之南的长城脚下，北与内蒙接壤，东濒黄河与山西相望，是晋、陕、内蒙三省交界之要塞。
　　据记载：“县东北杨家城，即古麟州城，相传城外东南约四十步，有松树三棵，大可两三人合抱，为唐代旧物，人称神松。金以名寨，元以名县，明代尚有遗迹。”家乡人说，神木就是由神松的传说而来。
　　自古以来，神木地区就是塞上重镇，为兵家必争之地。相传，秦王过此点军；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路过神木，北宋范仲淹到这里巡边；杨家将镇守边关，在神木一带抗击契丹；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从神木打出陕北……黄河、黄土养育出陕北人的粗犷和豪情，高亢悠扬的陕北民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家乡情。
神木家事(1)
我的祖籍原是在临近黄河边的葭县贝干村，那是一个很贫瘠的地方，生活很困难。先祖张念功十几岁时，只身来到人烟稀少，山大沟深的桃柳沟村。他在这里开荒种地，娶妻生子，张氏子孙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张氏家谱按：“念进应汝守天继振仁有世步如鸿贤良访正开元龙品阁高……”排列，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14代了。
　　我是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是父亲的长子。在我之前，母亲生了四个孩子，皆因生活困苦从小夭折。这年阴历六月二十四日（阳历7月18日），正是天气炎热的季节，母亲在地里干活时生下我，我全身沾满了泥土。村上老辈人说，这孩子沾了“地气”，命硬，长大必是个硬汉子。为了好养活，父母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地落”，学名按家谱排序叫张鸿毓。
　　&b&　　我的父亲 &/b&
　　我的家原本贫穷。父亲张如德，12岁时就给富人家揽工、放羊。那时，童工放羊，东家只管一顿中午饭，不给工钱。虽然自己家连糠窝窝也不够吃，常常是糠菜糊口，但为了挣几个工钱补贴家里，他不吃雇主家的饭。父亲常对我说：“我放羊时带着雇主家的狗，从雇主家带一个给狗吃的窝窝，从自己家带几块小山芋蛋（土豆）。到了中午就把小山芋和窝窝分成两份，与狗分着吃。”父亲###岁时曾念了两年的冬学，时间很短，一期冬学也就三个月。但因他好学，加上人也聪明，以后又自学，所以粗通文字，能记账、打算盘、写信，在村里也算得上一个有“文化”的人。
　　我的祖父兄弟两人，祖父是老二。大爷爷没有儿子，一年夏季，他赶着毛驴从几十里外的高家堡往家里驮煤，途中遇到大雨，山洪暴发，连人带驴都被洪水冲走，连尸首都未找到。大爷爷死后，我伯父过继给他家当儿子，两家就把土地合到一起种了。由于父亲和伯父都是强劳力，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逐渐好了起来。他们在桃柳沟的村西头，选择了一块有泉水的向阳避风的坡地，自己挖土运石，建起了一排三孔石窑，但是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
　　光绪末年，陕北遭大旱，饿死了许多人，乡下很多人卖地外出逃荒。在离桃柳沟村五里远的杨家崖，有一姓杨的农户，家里人少地多种不过来，又遇旱灾，无人租买。清朝末年，每块地春天要交银子，秋天要纳粮，官府田赋重。在靠桃柳沟村边，杨家有一块河滩地，因交不起田赋，地又荒着，提出谁能承担这块地的田赋，就把这块地转让给谁。我的祖父和杨家订立了承担田赋转让土地的契约。
　　这块地，山上是沙荒地，河沟是乱石滩，父亲和伯父哥俩在山上种苜蓿，把石滩地改成水浇地，硬是把这块地经营好了。到了民国初年，陕西省政府放种鸦片，张家就在这块地上种了鸦片，卖了不少钱，从此家境逐渐地富裕起来，开始买地典地。
　　有了钱后，家里在原来的三孔石窑旁边又建起了三孔石窑。张家一字排开的六孔石窑，在这个小山村里显得格外气派。接着，他们在窑洞东西两面用土石围成墙院，南面筑起大门和棚圈，门外还依靠山体用方石和黄泥垂直砌起石壁墙体，在墙体里填土平地，门前出现了一块宽敞的场院。
　　民国初年，陕西省政府放种鸦片时，每亩地要收二三十元钱的地亩税（烟税）。土豪劣绅勾结贪官污吏趁机敲诈勒索，在还没有收割鸦片时，豪绅就去丈量土地，只要花点钱贿赂，就能少量几分地，不给钱的就会多记几分地。
　　父亲是一个性情很耿直的人。这些豪绅丈量到我家时，父亲没给他们钱。豪绅借故不量地，还向官府告我父亲，说他不交地亩税。佳县县长柯国藩派亲信石温山来收税款，听了当地劣绅牛起永的诬告，把我父亲抓到县里又打又罚款，几乎倾家荡产。父亲不服，请来高家堡远房亲戚张振铭一起去榆林，向榆林镇守使井岳秀告佳县县长，呈文是“为违法苛法暴虐黎民事”。井岳秀派人核查案情。当得知他任用的收税官下乡收税，背着他竟敢克扣税款，还从农民那里捞取那么多好处费，大为恼火，一怒之下撤了佳县县长柯国藩。父亲侥幸打赢了这场官司，真是很不容易，几乎破产。在旧社会，一个农民告倒一个县长，在那一带算是有了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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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家事(1)
我的祖籍原是在临近黄河边的葭县贝干村，那是一个很贫瘠的地方，生活很困难。先祖张念功十几岁时，只身来到人烟稀少，山大沟深的桃柳沟村。他在这里开荒种地，娶妻生子，张氏子孙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张氏家谱按：“念进应汝守天继振仁有世步如鸿贤良访正开元龙品阁高……”排列，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14代了。
　　我是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是父亲的长子。在我之前，母亲生了四个孩子，皆因生活困苦从小夭折。这年阴历六月二十四日（阳历7月18日），正是天气炎热的季节，母亲在地里干活时生下我，我全身沾满了泥土。村上老辈人说，这孩子沾了“地气”，命硬，长大必是个硬汉子。为了好养活，父母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地落”，学名按家谱排序叫张鸿毓。
　　&b&　　我的父亲 &/b&
　　我的家原本贫穷。父亲张如德，12岁时就给富人家揽工、放羊。那时，童工放羊，东家只管一顿中午饭，不给工钱。虽然自己家连糠窝窝也不够吃，常常是糠菜糊口，但为了挣几个工钱补贴家里，他不吃雇主家的饭。父亲常对我说：“我放羊时带着雇主家的狗，从雇主家带一个给狗吃的窝窝，从自己家带几块小山芋蛋（土豆）。到了中午就把小山芋和窝窝分成两份，与狗分着吃。”父亲###岁时曾念了两年的冬学，时间很短，一期冬学也就三个月。但因他好学，加上人也聪明，以后又自学，所以粗通文字，能记账、打算盘、写信，在村里也算得上一个有“文化”的人。
　　我的祖父兄弟两人，祖父是老二。大爷爷没有儿子，一年夏季，他赶着毛驴从几十里外的高家堡往家里驮煤，途中遇到大雨，山洪暴发，连人带驴都被洪水冲走，连尸首都未找到。大爷爷死后，我伯父过继给他家当儿子，两家就把土地合到一起种了。由于父亲和伯父都是强劳力，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逐渐好了起来。他们在桃柳沟的村西头，选择了一块有泉水的向阳避风的坡地，自己挖土运石，建起了一排三孔石窑，但是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
　　光绪末年，陕北遭大旱，饿死了许多人，乡下很多人卖地外出逃荒。在离桃柳沟村五里远的杨家崖，有一姓杨的农户，家里人少地多种不过来，又遇旱灾，无人租买。清朝末年，每块地春天要交银子，秋天要纳粮，官府田赋重。在靠桃柳沟村边，杨家有一块河滩地，因交不起田赋，地又荒着，提出谁能承担这块地的田赋，就把这块地转让给谁。我的祖父和杨家订立了承担田赋转让土地的契约。
　　这块地，山上是沙荒地，河沟是乱石滩，父亲和伯父哥俩在山上种苜蓿，把石滩地改成水浇地，硬是把这块地经营好了。到了民国初年，陕西省政府放种鸦片，张家就在这块地上种了鸦片，卖了不少钱，从此家境逐渐地富裕起来，开始买地典地。
　　有了钱后，家里在原来的三孔石窑旁边又建起了三孔石窑。张家一字排开的六孔石窑，在这个小山村里显得格外气派。接着，他们在窑洞东西两面用土石围成墙院，南面筑起大门和棚圈，门外还依靠山体用方石和黄泥垂直砌起石壁墙体，在墙体里填土平地，门前出现了一块宽敞的场院。
　　民国初年，陕西省政府放种鸦片时，每亩地要收二三十元钱的地亩税（烟税）。土豪劣绅勾结贪官污吏趁机敲诈勒索，在还没有收割鸦片时，豪绅就去丈量土地，只要花点钱贿赂，就能少量几分地，不给钱的就会多记几分地。
　　父亲是一个性情很耿直的人。这些豪绅丈量到我家时，父亲没给他们钱。豪绅借故不量地，还向官府告我父亲，说他不交地亩税。佳县县长柯国藩派亲信石温山来收税款，听了当地劣绅牛起永的诬告，把我父亲抓到县里又打又罚款，几乎倾家荡产。父亲不服，请来高家堡远房亲戚张振铭一起去榆林，向榆林镇守使井岳秀告佳县县长，呈文是“为违法苛法暴虐黎民事”。井岳秀派人核查案情。当得知他任用的收税官下乡收税，背着他竟敢克扣税款，还从农民那里捞取那么多好处费，大为恼火，一怒之下撤了佳县县长柯国藩。父亲侥幸打赢了这场官司，真是很不容易，几乎破产。在旧社会，一个农民告倒一个县长，在那一带算是有了名气。
神木家事(2)
1926年冬，父亲和大伯分了家，土地财产分成两份。大伯家有四个儿子和媳妇都能劳动，土地全由自家耕种。父亲分得几百亩地（当时值几百块钱），就他一个劳力，地种不过来，只好雇工。家里雇了一两个长工，夏天锄地时还雇短工，以后又出租了一部分土地，这样就成了小地主。父亲有了钱就买地，那时买地，一亩好地也就一块银圆，不好的地只值几毛钱。
　　父亲持家非常节俭，省吃俭用，用积累的钱买地或放债吃利息。他常常对我说：“千两容易百两难。”意思是说积累一点是不容易的。父亲去高家堡卖粮，总是从家里带上窝窝头，离城约五里路时，边走边吃，在水井边喝口凉水，就算午饭了。卖完粮赶快买上煤炭返回家，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了，他在城里连用一个铜板买个烧饼都舍不得。那时，农民到城里卖粮很遭罪，零卖一斗、二斗，还要给人家送到家，如果遇到当兵的或小官吏还被抓去当差。
　　父亲又是一位淳朴、忠厚，深明大义的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父亲对我说：民国十六年杀了那么多的学生，你可不敢参加革命。那时我还是一个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学生，我向父亲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将来“平均地权”的道理。父亲小时的贫困生活和以后艰苦经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很矛盾。他既不满贫富不均，又有封建的发家致富思想。他既对社会不满，又害怕儿子闹革命被杀。父亲对我说：“你只管念书，世上的事铁刮子也刮不平。闹革命是孙中山他们干的事，咱们不图大事。”我加入共产党后，当然没有告诉他，只是向他讲一些苏联革命后工人、农民不受压迫的情况，和南方朱、毛红军的事。他知道了一些革命的事情，逐渐产生了同情革命的思想。
　　1930年初，我因参加革命受反动当局通缉和逮捕，父亲冒死相救。我离开家后，家乡开展游击战争，他拥护支援红军。
　　&b&　　我的母亲 &/b&
　　我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生了13个孩子，只活了五个。母亲勤劳善良，在别人有难处时，总是热心帮助。乡亲们都很亲近和敬重她。1936年，我回神府工作时，回家看望母亲，她拉着我的手左看右看。当说到父亲时，她哭成了泪人。乡亲们讲述了父亲被“左”倾肃反杀害的情况，有的说，把那几个人抓来偿命，有的说杀了报仇。母亲停止了哭泣，对我说：你在外面，可不能像他们那样乱杀人啊！我对父亲的被杀很悲伤，但听了母亲的这番话，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我对她说：我不会那样做的。这时，我发现母亲瘦了，脸上的皱纹也深了，可是她那和善的面孔一点没有改变。1939年，我在绥德特委工作，后来到延安中央党校。生活安定后，我将母亲接到身边。她总是惦念着家乡的亲戚们，常常和我说：“你出来了，要想着那些受苦的孩子。你大伯家的老二被错杀了，他媳妇改嫁，带上了老二的女子，孩子在人家受苦，快接回来吧。”我和程帆结婚有了家庭后，先后将我的弟弟、大伯家堂兄的四个孩子都接到延安上学。母亲看着一个个孩子念书有出息，满心欢喜。因为人多，分了两处住，母亲住在西北局招待所，常常为战士们洗洗补补。以后母亲随我到东北，生活好了，程帆常给她做几件衣服。她舍不得穿，都给了老家来的亲戚。母亲一辈子省吃俭用，却总是为别人的事情操心。
　　他们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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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革命(1)
父亲很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出息有本事的人，决意让我上学念书。1919年，我八岁时，在村里私塾念了两年的冬学。1922年2月，父亲让我和堂兄张鸿恩一起到离家三十多里的高家堡小学读书。
　　高家堡是一座古城，城里住着很多有钱人。学校学生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只有我和鸿恩是乡下人。由于路远，我们在学校住宿，从家里带来粮食和咸菜，自己做饭。每到寒暑假，我们都回家，和大人一起下地干活。我们在高家堡小学读了三年书。
　　1925年春，我转到佳县高级小学上学。校长叫张镜川，他很喜欢我这个农村孩子，给我起了个字“秀山”，取自“秀甲天下，光耀山川”中的两个字。1930年以后我就改名叫张秀山了。
　　1926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影响波及到佳县高级小学。这时，榆林中学和绥德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到我们学校宣传革命，我就是在这时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我参加了许多群众大会，如：纪念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同志纪念会等，并开始阅读一些宣传革命的书报，课余时间还读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初步懂得了一些民主革命的道理。
　　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县党部里多是由共产党员在做组织工作。我当时还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1927年春天，我和同学们集体加入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4月，同学们组织了几个宣传队，到乡下去做宣传工作。我们走了300多里路，每到一个地方，就召集农民开会，宣传革命。
　　1927年下半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时局发生逆转，县党部里的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工会、农会、学生会全被解散了，国民党特务在社会上到处抓人，一片恐怖气氛。
　　我年少气盛，和一些胆子大的同学跑到街上，愤怒声讨蒋介石反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后来在学校无法呆了，就回到家中。这时我感到非常压抑和苦闷。
　　&b&　　榆林中学 &/b&
　　1928年春，我考入榆林中学。这是陕北23个县中唯一的一所中学，是经济、文化落后的陕北高原的最高学府。
　　榆林中学相承于明代的榆阳书院，已有几百年历史。1918年，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杜斌丞先生接任榆林中学校长。他倡导科学民主，提倡教育救国，在学校推行以新思想、新文化为主的新式教育，反对旧文化和封建传统教育。在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杜斌丞先后聘请了新文化运动干将、共产党西北党组织的创建人李子洲（陕西省委代理书记）、魏野畴等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给学校带来了新的气氛。榆林中学由此一改旧貌，成了传播新文化和革命思想的新式学校。在之后的岁月里，她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革命战士，成为陕北革命进步文化的摇篮。
　　在榆林中学，我感受到了这种新的气息，也产生出一种新的激情和力量。榆林中学的学生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政治热情很高。蒋介石“四一二”在上海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罪行，长时间激荡着社会各界，我们在县里多次开大会声讨蒋介石。后来，反动当局进行镇压，党组织因白色恐怖加剧转入地下活动。即使这样，1928年到1929年，榆林中学的党团组织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还在不断发展，党在学生中仍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我在这个时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我入校不久，学校几位党员教师向我推荐了一些革命书籍。我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社会问题》等。这些书籍对我有着重大的启蒙作用，使我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当时，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对工人、市民、农民的剥削更加沉重，城市里大批失业人员涌满街头，农民破产逃荒逃难。尤其令人憎恨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逮捕屠杀进步青年学生，更加激起我们的极大愤怒。
求学革命(2)
1928年暑假，我没有回家，和几名同学一起去了太原，想报考北方军官学校，学习军事，用枪杆子铲除黑暗。到了太原，北方军校的考试日期已过，没有办法，我们就报考了美术专科学校，等待时机再报考军校。
　　我们在太原学习了半年，看到很多陕北来的进步学生被反动当局抓了起来，太原城里失业的人更多，连许多知识分子也找不到工作，工人、城市贫民家里吃不上饭，大人叫孩子哭的悲惨情景。而军阀、官僚，有钱人，却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社会如此黑暗，不打倒这个社会，穷苦人民就没有出头的日子。
　　冬天，我回到家，父亲知道我去太原的事，但他没有责怪我。
　　&b&　　加入共产党 &/b&
　　1929年春节过后，我又回到榆林中学，插班继续学习。由于我向往革命，追求进步，积极靠近党团组织，因此学校的党团员也主动地接近我。一到星期天，我常和党团员到城外，向农民宣传革命。这年的3月底，黄培中、李彦希两人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仪式是在榆林城南门外金刚寺里举行的，和我一起入团的还有曹华山。党组织对我们考查得很严，主要是考查我们革命到底的决心。入团仪式上，我向团组织表示献身革命，不怕吃苦，不怕任何艰难，不怕流血牺牲，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奋斗终身的决心。
　　入团以后，我的革命热情更高了，革命决心更坚定了。不久我就担任了团支部的宣传干事。1929年下半年，党组织开始组织学习党的六大决议文件。通过学习，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前途等等一些重大问题。1929年的秋天，经过党组织批准，我由共青团转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榆林中学，是党领导学生会的工作。学生会的负责人大半是由党员担任。我们在同学中组织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马列主义。并带动许多同学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问题》等革命书籍。针对各县来的学生，我们在学校还分别组织了“同乡会”，党员利用“同乡会”宣传马列主义。我们组织的“佳县同乡会”还出了会刊。我在会刊上写文章，揭露贪官污吏和佳县的北霸天、大土豪贺德广。我把他的名字写成“货都光”，其意是说他压迫农民得来的钱财将来都要光。
　　我们党在榆林的宣传工作搞得很活跃，晚上，我常常和一些同学到街上贴传单，白天也把传单折成小方块，巧妙地放入米店仓子内的小米里，以此来宣传革命，扩大党的影响。同学们都很关心南方红军和苏区的消息，在学校图书馆的阅报室里，我们把《大公报》或其他报刊上刊登的有关红军的消息，都用红笔框起来，以引起同学们阅读时注意。在学校里，党团员积极给校内的工友做宣传工作；星期天，组织学生去城里的工厂、作坊，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运动；到城外农村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农民起来反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此同时，党组织还在社会上开办平民学校，组织党团员给贫苦人家的孩子讲课，利用讲课传播革命道理。
　　党组织还要求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井岳秀的部队里发展党员，扩大党的力量。我就在井岳秀的炮兵营里介绍了两个人入党，其中一位叫张怀树的，1932年被敌人发现，杀害了；另一个是佳县籍的士兵屈子荣，后来参加了红军。
　　党团员对组织分配的工作都很积极，每天或隔一天就要向小组长汇报工作。到了傍晚，在学校的操场上能经常看到两个人边走边谈，那实际上是党团员在向组织汇报工作。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实际上已经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是，他们总是假惺惺地要人们在大会小会上必须诵读《总理遗嘱》，这引起了学校师生的反感。我们党组织就根据群众情绪，把国民党党歌中所写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尊，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冠冕堂皇的话，改写成：“杀民主义，狗党所尊，以卖国民，以坏大同，军阀官僚，残害人民，矢勤矢勇，屠杀工农。工农联合，狗命送终……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恭读遗嘱，阿弥陀佛”，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和他们的罪恶行径。传单散发出去后，教师和同学们都争相传阅，引起大家的共鸣，产生很大影响。榆林中学一位数学教员叫谢子恒，平时从不关心国事，看到传单后，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说：“恭读遗嘱、阿弥陀佛”这句，我实在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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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革命(3)
这时，榆林的整个###形势对我党很有利，在社会上已初步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就连党外的一些开明人士也开始同情我们党。1929年春，杜斌丞先生从外地返回榆林。他不住在井岳秀的公馆里，而住在榆林中学事务处办公室的小炕上。办公室的人在办公，他也不厌烦，他对榆林中学充满了感情。他给同学们作讲演，讲到对中国政治形势的看法时，批判了国民党所宣传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荒谬说法。他说：“党外无党，实际上是党外有党。比如共产党就是一个。党内无派，实际上是派系很多。蒋、冯、阎、李各成派系，而且蒋系内还有很多派系。”杜斌丞先生的讲演，对教育青年学生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他的讲演也说明共产党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b&　　遭反动当局通缉 &/b&
　　日，榆林中学的党组织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活动中，组织了五个飞行队，每队四人。我们这个队最果敢，趁着夜色，我们把革命标语贴满榆林城的大街小巷。第二天震动了整个榆林城，并很快传到了乡村，鼓舞了劳苦民众，使反动派坐立不安。
　　反动派认定我是共产分子，以我在学校“佳县同学会”的会刊上，写出揭露佳县大地主、大土豪贺德广和其他贪官污吏罪行的文章为借口，佳县县长陈琯
　　下令通缉我，堂兄张鸿恩、佳县同学崔继浩也受到反动当局的通缉。
　　1930年2月的一天下午，学校正放寒假，我在家中帮助父母碾米。突然，三个衙役（警察）闯到院子里。他们什么也不说，先用铁链把我捆绑起来。然后，他们拿出县长陈琯通缉我的“红谕”，上面写到：“共产分子、张如德之子张鸿毓（我的原名）……”
　　我怒斥衙役说：“走！现在就进城，去见你们县长，我犯了什么法！”
　　衙役们都是些大烟鬼，走了两天路，来了当然要吃要喝，还要鞋脚钱。其中一个叫高喜的衙役说：“你们家请个人来，先把你保起来，我们明天再走。”我父亲就去请来村长张鸿元做保人。衙役把我身上的铁链解开，进屋吃喝去了。
　　晚上，父亲对我说：“你犯的是共产党的案子，是大案子，可不得了，就是不死，一辈子也出不来。就是死，也得先死老子，哪有先死儿子的道理。你赶快逃跑吧，明天由我替你顶官司。”我不同意，说：“哪能让父亲受牵连，我自己顶着。”但是拗不过父亲。到了鸡叫头遍，父亲把我叫醒，硬是推着我从窑洞间的梯子爬到窑上，顺着后山的小路匆匆逃离了敌人魔爪。
　　天亮后，衙役抓不到我，就把父亲和保人张鸿元抓往县里。父亲对衙役说，保人什么都不知道，他又给了衙役一些钱，保人便被放了。县长把我父亲关押了很长时间，老人受尽折磨，后经村人担保，花了很多银子，才放了回来。我一想起这些心里就很难过，这也是父亲对革命做出的贡献。否则我早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我更没想到，这竟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别。
　　我逃出来后，又回到榆林中学。陈?GAC67?得知后，派人来榆林中学抓我。但是，他们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不敢公开随便到榆林中学抓人，就找了军阀井岳秀部炮兵营佳县籍的士兵屈子荣，让他到学校骗我出去。屈子荣是我介绍入党的。他来到学校，把消息告诉了我。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我被暂时安排在党员黄丕文的亲属家里隐蔽起来，躲过了敌人的抓捕。但是，我在榆林已不能立足了。这时，陕北特委正在动员一批党团骨干到宁夏军阀部队里去做兵运工作。正巧，宁夏骑兵4师师长苏雨生派来一个代表，和井岳秀联络招兵的事。这个代表是我党党员张东皎。他来后秘密与陕北特委取得联系，要求多派一些党员去宁夏做兵运工作。
　　党组织派杜鸿章找我谈话说：“你在榆林是不能再呆下去了。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按你们家的意见，到北平去继续读书；二是按党的决定，到宁夏军阀部队里去做兵运工作。”我当即表示，我是一个党员，就要执行党的指示，去搞兵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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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革命(4)
经过几天准备，党组织安排我和同学曹华山（党员）一起动身。这时佳县反动当局还派人守候在榆林城南门外，准备抓捕我。在几个同学的掩护下，我化了装，从西门出城，沿着榆溪河到南关外。曹华山已雇了两头骡子驮着两人的行李。我们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离开了熟悉的故土，奔赴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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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入军阀部队?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前夕，冯玉祥把他在甘肃、宁夏的大部分部队调到河南准备开战。为了稳住自己的后方，1929年冯玉祥委任原包头土匪头子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4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一带。
　　苏雨生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派代表到陕北榆林与陕北军阀井岳秀联系，乘此机会大肆扩军。他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愿意投靠他，他就收编。苏雨生的骑兵4师共编了三个旅，把他原来的老部队编为第7旅，旅长是包头土匪马大牛。这个旅全都是骑兵，大约有一千人马。另收编陕北谷连舫部为第8旅，石子俊部为第9旅。这两个旅都是步兵，每个旅有两个团，每个团有四个连，每个连实际只有几十个人。
　　谢子长在平罗去见苏雨生时，苏雨生委任谢子长为他的第11旅旅长。谢子长曾想把“后湫天”、杨根伍、周维奇部策动到宁夏来，未成功，因此第11旅没有编成。
　　1930年2月，我和曹华山来到宁夏平罗县的姚伏堡，开始在军阀部队中做兵运工作。
　　我们来到后，和部队中的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是一个刚成立的部队，他们派我到8旅15团军需处当军需官。这时，党内正讨论党员应该做什么工作？党组织认为一定要当兵，同士兵结合，才能把党的工作做好。我想：当兵那么苦，怎么能行呢？此时是当兵，还是当官？我的思想在斗争。当官是为了个人，当兵是为革命和为党工作，所以我脱下军官装，换了一套衣服就当兵了。
　　一连没有党员，组织上派我和高昆山同志去一连，当了二等兵。开始苦得我灰溜溜的。来部队前，我一直在念书，没有经过锻炼。刚参加革命时很胆小，晚上散发传单提心吊胆，害怕如果暴露了，被国民党通缉怎么办。
　　第一次夜里在路口放哨时，有只老鼠一跳，我心里就跳，怕是敌人和土匪来了，我才知道当兵不容易。参加战斗以后，不仅看见一个排长有本事，就是一个班长或者一个老兵，也都有本事，我在思想上起了变化。在军阀部队干了两年多，虽然没有上马列主义课，但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学会做兵运工作。我懂得了一个人入党后，没有经过锻炼就是布尔什维克，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这时，15团已有了一些党员，像二连排长吕振华、三连排长汪兴民、司务长贺志平、四连排长牛化东、姜耀。8、9两个旅都有我党的秘密支部，支部上面的领导机构是军委。第一任军委书记是15团四连的排长姜耀。姜耀在兰州生病，离开部队后，第二任军委书记是黄培中。黄培中在定西李家堡打仗中牺牲后，由石子健接任军委书记。部队开到兰州以后，军委改成了团党委，直接受陕西省委领导。刘志丹曾在16团当副团长，他把带来的党员安排好之后，又回陕北去了。
　　我在一连当兵时，又陆续来了一批榆林中学的同学。其中有黄培中、李树林等同志。谢子长也把在陕北准备编11旅的同志送来了，有贺晋年、李仲英、史法直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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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兵队?(1)
苏雨生派去榆林与井岳秀联络的代表张东皎回到部队，我才知道他原来是我们的同志，在8旅15团担任副团长。张东皎根据党组织的意见，在15团组织了学兵队。张东皎兼任大队长，高岗任分队长，李树林任司务长，卢子元、常紫良是军事教官。
　　学兵队是我们党策划组织起来的，由我们党控制，党员在里面占着多数，从陕北来的两批同志都被编进去当学员，共计40多人。我被调到学兵队当班长，党内任学兵队支部书记。后来又由石子健任支部书记，我任军委委员。学兵队的队部成了军委的办公室，晚上，我们常在那里开会研究工作。党组织在学兵队还发展了一批###员，像高鹏飞、曹胜荣、杨林、李仲英、李培清等。
　　学兵队主要是讲典、范、令等，也讲一点骑兵战术、测绘等军事科目，同时进行一些军事训练，和别的连队一样行军、打仗。我们这批学生党员，既学习了一些军事知识，也锻炼了我们的实际工作能力。
　　我们党在军队里是利用军阀，但我们的屁股不是坐在军阀怀里，军阀扩大势力，我们共产党也要组织部队，扩大自己的实力。
　　1930年6月，苏雨生下属的8、9两个旅，看到苏的势力日益衰弱，没有什么前途，就在宁夏宁安堡发生哗变，脱离苏部，并把苏雨生的军械处抢了。我们党组织研究，军阀混战，你打我，我打你，狗咬狗。我们党的力量不能为军阀无谓牺牲，决定脱离苏雨生部，因此也参加了哗变。学兵队趁势抢了一批马提尼、后登七响、毛瑟枪等武器，装备了学兵队，加强了学兵队的实力。
　　在军阀部队里，士兵的生活非常苦。但是在学兵队，由于政治文化生活搞得很活跃，经常开学习会、讨论会，上政治课，讨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讲马列主义的原理，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队歌，大家都有远大的革命抱负和理想，精神上很愉快。学兵队里青年知识分子多，大家编了许多秧歌剧，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揭露反动军阀搜刮老百姓，反动军官欺压士兵的丑恶行径。例如部队开到甘肃的靖远，学兵队操练时，看到黄河岸边的人民因军阀混战，苦不堪言，有几个同志作歌和写戏词：
　　有写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
　　“甘肃封建割据，寡头统治人民，搜刮剥削，苛捐杂税。官兵变土匪，土匪变国兵，民不聊生，十室九空。”
　　有写军阀狗咬狗，士兵遭殃的：
　　“宁夏出发打固原，固原退回打宁安，石子俊要上罗山。上了罗山回头看，看见八旅没法管，起阴谋解决三团。（石子俊打8旅收编3团）固原死了姚团副，宁安死了韩参谋，士兵们死得真苦。队伍到了下马关，穿衣吃饭真困难，派出代表四处躜。”（陕北土话找主的意思）
　　也有控诉军阀腐败的：
　　“天天起来抽大烟，扣军饷不要球脸。旅部住在定西县，扣了军饷成千万，内官营队伍捣蛋。”（官兵闹饷）
　　有讽刺“三多”司令石大眼（石子俊）的：
　　“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戏词）
　　还有抒发壮志的：
　　“从军今半载，遍足陇东行，历尽千般苦，挥刃未甘休，誓愿杀敌尽，旋里伴耕牛。”
　　部队到了新的驻地，学兵队党支部联系部队实际，编写排练一些内容进步的秧歌剧和文明戏，给士兵和当地的老百姓演出，开展宣传教育，在行军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因为这时许多党员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受军阀部队的影响和腐蚀，有些人也产生了升官发财的思想。党组织针对这一倾向，在学兵队，一方面是要党员去争取当军官，争取带兵权；另一方面又对党员进行反对升官发财的思想教育，教育党员要牢记去当官是“为发展党的事业而服务”。
　　1930年秋天，部队在甘肃靖远、定西驻防，针对部队顽固势力的增强和一部分党员由于在部队中职务升迁，带来的一些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党支部在党内进行了反对个人升官发财的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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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兵队?(2)
在学兵队，我们还对党员进行党课教育。在固原战斗中，不慎把党内文件丢失了。没有教材，我就和黄培中等几个人，靠记忆凑六大文件的基本内容，编写党的教材。六大文件中的各条款，大家说不完全，“党员须知”也写得比较简单，党的六大提出的“十大纲领”只写出了九条。但是大家对六大作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前途等基本内容，还是记得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时期，学兵队通过党课教育、思想教育，党的政治工作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从整个部队情况看，由于党员的人数太少，党的工作还是很薄弱的。加上从宁夏出发以后，就和陕北特委失去了联系，得不到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学兵队的学员毕业后，党团员又都分散了。这支队伍从整体上，我党没能掌握住。
　　1931年2月，学兵队的学员在定西毕业，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在9旅和8旅的15团去当连长、排长、司务长或文书。我被分配到15团二连，先当司务长，在通渭县马营战斗后当了排长。
　　我们党在学兵队培养和训练出一批军事、政治干部，以他们为骨干，在部队里发展了我们党的组织，扩大了我们党的力量。有的同志以后在建立陕甘、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个人主义膨胀，只顾个人升官发财，不革命了；有的蜕化变质，投靠军阀，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利用矛盾保存自己?
8旅15团团长王子元，是陕北定边人，是个怀有野心的小军阀和政客。1930年6月，8、9两个旅在宁安堡发动脱离苏雨生的哗变。哗变是9旅旅长石子俊和王子元联手，强逼8旅旅长谷连舫干的。谷在部队从下马关向靖远开拔时，不愿干走了。8旅16团团长张廷芝带着他的部队开回陕北。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也发生了分歧，有些人因为乡土观念，想回陕北去，而有些同志主张部队向兰州方向开。这时，部队到底应该怎么办？是对部队党组织的一个考验。军委让各支部开会讨论。我当时是军委委员。各支部讨论之后，军委根据各支部的意见决定不能回陕北。原因是：陕北是军阀井岳秀一个人统治，他不容许陕北有其他部队存在，我们去了，他必然用最大的力量来消灭我们，我们是站不住脚的。而甘肃是多个军阀统治，不统一，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不统一，在甘肃立足，所以决定走兰州。
　　学兵队在一间大房子里开了动员会，讲了不能回陕北的原因，把要回陕北的路线克服了，巩固了部队。后来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
　　石子俊和王子元为了发展个人势力，害怕回到陕北被井岳秀吃掉，也不想回去，要在甘肃发展。王子元的15团归8旅管辖，不隶属9旅石子俊管。但石子俊总想控制15团，所以9旅与8旅15团的矛盾愈演愈烈。但他们既是谁也控制不了谁，又因双方各自的势力都弱，谁又离不开谁，走到哪里还都驻防在一起。我们党就利用这一矛盾，继续在王子元部队活动。王子元还要利用我们，暂时可以容忍我们在他的部队中存在。而石子俊就公开打压共产党，因此我们党采取的策略是支持王子元，反对石子俊。
　　1931年春天，王子元部驻在定西宁远镇。石子俊暗中勾结王子元的一营营长陈国宾密谋搞掉王子元，企图把15团弄到自己手下。3月的一个晚上，陈国宾召集二连连长柴明堂和一连连长沈毅民（党员）到营部开会，策划缴王子元的枪。搞掉王子元后，陈国宾自己当15团团长，投靠石子俊。
　　会后，沈毅民回到连部。这时我是支部书记，正和支委高昆山、王明贤在开会。沈毅民向我们汇报了陈国宾开会的情况。我们几个人分析后认为：如果陈国宾与石子俊相互勾结成功，就会把我们一些带兵的党员军官撤换掉。为了保存我党在部队中的实力，必须反对石、陈的这个阴谋。经支部会研究后，决定让我立刻给王子元报告这一消息。
　　我到王子元的住处（二连连部），向他报告了这一事件。王子元立即带着护兵从后门跑到一连的驻地躲避。柴明堂带着二连的排长和陈国宾的护兵去抓王子元，扑了空。一、三连在宁远镇的前后街与二连形成了对峙，双方虽没有交火，但是僵持着。石子俊派他的参谋长杜立亭出面调解。结果是陈国宾带着他的手下投靠了石子俊，开到了定西城内。后来石子俊部开到静宁，投靠了孙尉如。
　　我在王子元团分裂时，没有暴露身份，混在二连的队伍中，随陈国宾的部队开到了定西城。我们担心陈国宾可能会追查给王子元通风报信的事。军委负责人石子健与我们几个同志研究后，决定我尽快离开石子俊部队，与高岗一起到平凉，和刘志丹同志一起工作。我党在王子元部的力量，因此也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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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刘志丹
1931年4月，我和高岗从定西到了平凉，住在新编13师特务2团团部，刘志丹也刚从陕西彬县出狱来到平凉。经高岗介绍，我与刘志丹接上了组织关系，高岗即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在此之前，对他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刘志丹是西北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1924年入团，第二年春入党，进过黄埔军校，受到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的直接影响和教育，参加过北伐战争。“八七”会议后，领导了著名的“渭华起义”。1928年后，陕西省委派他回陕北特委任军委书记，直接领导了陕北的革命斗争。他除开展学生运动、农###动和党的工作外，特别注重军事工作。刘志丹参加兵运工作时间很长，在陕北他派了一批党员到井岳秀、高志清等军阀部队搞兵运，还派人到“后九殿”旧式部队中活动。后来，刘志丹辞去陕北军委书记工作，亲自到军阀部队中活动，利用社会关系在宁夏骑兵第4师8旅16团（团长张廷芝）当副团长，安插我党的力量。来平凉前，他在彬县、旬邑、职田镇一带活动，遭到挫折，被抓进彬县监狱，经杜斌丞和南汉宸营救，得以出狱。
　　刘志丹和我们都住在刘宝堂的特务2团团部，刘宝堂是团长，旧军人，是志丹的同乡，还有点亲戚关系。这个人讲义气，志丹与他交往很深。刘宝堂受到军阀、甘肃新编13师师长陈国璋的信任，当上了特务2团的团长。刘志丹对我说：根据省委指示，我们要借机在陈的新编13师发展我们的力量。
　　经刘宝堂引见，陈国璋的副官处长李勤甫鼎力推荐（刘志丹在彬县狱中与李勤甫相识，结识为朋友，两人一起出狱），陈国璋委任刘志丹为11旅旅长，条件是要他自己招兵买马。
　　陈国璋为什么要委任刘志丹当旅长呢？这是因为当时甘肃各地小军阀割据，统治陇东14县的陈国璋正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彬县驻有苏雨生的骑兵旅；张廷芝在庆阳以东也想乘机抢占陈国璋的一部分地盘；正宁一带有李培霄的部队活动；还有张应坤、杨万清、毕梅轩三个旅开始在镇原一带进攻，想夺取陇东地盘。陈国璋处在这种腹背受敌的形势下，委任给刘志丹一个空名旅长，想利用刘志丹收编李培霄来牵制张廷芝、苏雨生，以便他集中兵力，在北线解决张、杨、毕三个旅的进攻，同时又达到他扩大势力的企图。
　　陈国璋想利用刘志丹，我们党也正想利用他给刘志丹的委任和驻地，组建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陈确定11旅旅部驻地在宁县，于是，志丹便开始在宁县进行11旅的组建工作。
　　李培霄是一支土匪武装，有1000多人。志丹前去同他谈判，答应给他编一个团。随后陈国璋部的蒋云台、谢牛旋两个旅也都去收编李培霄，他们收编不成，就把李的部队打散了。
　　志丹还派人到南梁一带联络那里的农民武装赵二娃、贾生财、杨丕盛等，收留了从青海来的曹华民、傅剑寒（湖北麻城县人，大革命失败后跑到青海、甘肃等地活动）等人，还有经组织介绍，来自陕西、甘肃的一批同志。
　　旅部成立后，我当了11旅手枪队队长，曹华民当书记官，陈鸿宾任参谋长。陈鸿宾被派回陕北后，朱力凯当参谋长。朱是平凉东关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党，后脱离党，这时表示愿意革命（后来，又投靠了国民党）。高岗担任陕西省委与11旅的联系人。
早胜镇事变?
1931年7月，刘志丹因突然发生的早胜镇事变，被迫离开陈国璋部，组建11旅的计划因此而流产。
　　“事变”的情况是这样的：这天，志丹同我们一些人在平凉办完事，和刘宝堂一同去宁县早胜镇。刘宝堂是奉陈国璋之命，带一个营去收编高广仁部。
　　高广仁原是陕北井岳秀部驻定边县任和亭团的一名军官，在定边他活动任和亭哗变，带领该团来到陇东投靠陈国璋，陈国璋委任他为13旅旅长。但高广仁匪性不改，在早胜镇叛变陈国璋又当起了土匪。在宁县，他的队伍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刘宝堂和所带去的一个营，以及刘志丹和我们一些人一到早胜镇，就被高广仁缴械扣押起来，后又裹胁押解我们，随他的部队开往陕北。当我们被高广仁手下的一个姓马的团长押解到合水县东时，高广仁部的这个团又被陈国璋的蒋云台旅（第5旅）打散。刘宝堂、刘志丹所带的部队，又回到陈国璋部。
　　我们到了合水县城后，刘宝堂和他所带的部队住在县城里，我们住在合水东关一家客店。这天晚上下着大雨，刚吃过饭，刘宝堂匆匆来到客店，告诉志丹，说蒋云台要抓他。蒋云台曾参加过刘志丹领导的渭华暴动，暴动失败后投靠了敌人，成了叛徒。刘志丹深知叛徒比公开的敌人还要凶恶。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得出走。我和刘景范等人提出和他一起走，志丹没有同意，他说，走的人太多目标大，容易暴露；而且这里留下的十几名同志，还需要有人组织。
　　志丹曾经几次和我们谈到党中央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意义，并一再告诫我们，一定要争取带兵，千万不要做“细腿子”（旧军队对文职人员的称呼），还讲了他在大革命时的沉痛教训。他本来可以在北伐军中带一个营或一个团，但上级没有同意，让他在马鸿奎
　　的部队中当了政治处长。结果，“武汉政变”一发生，他就被从军队中赶了出来，如果带兵就可以起义了。刘志丹要我转告留下的全体党员，要在陈国璋部积极创造条件，寻找机会搞兵变，为革命拉出武装来，并要我带着留下的同志到刘宝堂团工作。他只带了副官王壁成连夜冒雨去了南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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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到平凉
志丹走后，留下来的18名党员分别被分到刘宝堂团的一连和三连。我们组成了一个支部，我任支部书记，王世泰任组织委员，曹华民任宣传委员。我先是在一连当班长，不久当了排长。
　　留下的同志在刘宝堂团安顿下后，我们很快把我们的情况，现有党员人数，和下一步工作打算向陕西省委作了报告，省委很快来信，对我们的工作作了指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李光明两同志来到平凉，了解我们在刘宝堂部的兵运工作。谢、李二人住在东关一个小旅店里，我和王世泰、曹华民向他们汇报了在刘部的活动情况。他们向我们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求我们下一步注意加强抗日宣传工作，教育启发士兵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这是我和谢子长第一次见面，此前只听说过他的名字。谢子长是陕北早期的共产党员，1925年入党，参与领导了陕北清涧县起义，渭华起义时担任工农革命军大队长。1929年回到陕北，任陕北特委军委会委员，之后多次打入军阀部队搞兵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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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蹂躏我们的同胞，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反日浪潮波及全国。国内许多报纸都在宣传马占山抵抗日军侵略的事迹。刘宝堂部队中许多官兵也都在议论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不满意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但也有些反动军官，按着国民党的反动调子谩骂诬蔑共产党。
　　我们支部的同志开会，决定在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根据军阀部队士兵中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但却有爱国情绪的情况，要求党员在和士兵，以及下级军官个别议论问题时，多宣传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引导和激发他们的不满，使其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二是鉴于我们党员人数少，力量薄弱的情形，党员在一般情况下，不与反动军官发生直接对抗，要通过各种形式，如结拜弟兄等方式，团结联络广大士兵群众，发展壮大我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选择适当机会，组织革命兵变。
　　这时，陕西省委却给我们下达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要我们发动士兵，要求发饷，发日用品，改善生活；在这种日常斗争的基础上，组织士兵罢岗罢操，公开上街游行示威、搞飞行###，扩大政治影响等。支部同志研究后，没有照这些指示去做。
　　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这是“左”倾错误，只是觉得我们这里党员少，力量不大，如果这样做，必然会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就会被敌人一网打尽。另外很多教训也教育了我们，兵运工作不能采取盲动主义，公开对抗达不到在敌军中发展我党力量，培养骨干的作用。而且在几个月前，还发生了陈国璋等人杀害刘耀西同志的事件。
　　刘耀西同志是陕北佳县人，我的同乡，在陈部搞兵运工作期间，与我来往很多，刘志丹在陕北特委工作时，也和他很熟悉，是个很好的同志。这年初夏，刘耀西在平凉教导团当政治教官，给士兵讲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道理，陈国璋知道后，抓去就给杀了。刘志丹和我们这些同志很紧张。因为我们初到平凉时，刘耀西常到特务2团来同我们联系，如果他暴露出什么情况，对党的秘密组织将会造成严重破坏。后来得知刘耀西同志牺牲得很英勇，敌人什么口供也没有问出。
　　还有一件事，我在连里当班长时，听信了上面“要组织士兵罢岗罢操”的指示，有一次饭不够吃，我就利用这个机会鼓动士兵要吃饭，不吃饱就不站队。结果排长就让吃饱的站队上操，没有吃饱的让司务长给做面吃。我们吃饱了，排长马上下令，集合跑步，跑得大家肚子痛得很。这算是什么斗争啊！由此我们得出了一个教训，就是在敌军中进行兵运工作，不能蛮干，更不能不讲策略。
　　不与反动军官进行公开对抗，并不是任凭他们摆布，我们采取了另外的对策。当时，反动军队中，连长以上那些人往往都有小老婆，整天沉溺于吃喝玩乐，酒色之中，对部队的管理和训练不大管，一般是交给排长。排长上行下效，又交给班长管。
　　党组织看准了这一情况，要求党员在各项活动中做出突出表现，成为连队的“注目”人物。如部队搞运动比赛，由于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出身，无论是跳高、跳远、打球、赛跑，样样都行，3000米赛跑，我得了第二名。这使我们所在的一营露了脸，长官们洋洋得意，因此也对我们高看一眼，一般不敢轻意找我们的麻烦。
　　很多党员当了班长、副班长，我也当了排长。我们借着教士兵学唱歌、学文化、记口令、唠家常的机会，联络和加强与士兵的感情，还帮助他们写家信。因此，士兵和一些班长、排长都喜欢和我们接近，把我们当成了兄弟、朋友，有什么事也愿意和我们说。部队里，打架骂人的少了，当官的看后，觉得部队比以前好了，还挺高兴。
　　由于我们党员大力鼓动和宣传抗日爱国思想，部队中的气氛也活跃了，有些下级军官在我们的带领和影响下，操练喊口号时，把“一、二、三、四”改成：“打倒日本！打倒倭奴！”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形势对我们大为有利。这期间我们发展了一批###员，加上原有的党员已有几十人。一连基本为我党控制，三连也以几个党员为核心抱成了团，这个营的大部分士兵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党支部开会决定，一旦军阀内部发生火并（支部已了解到他们要相互吞并的消息），我们即趁机把一、三两个连拉出去，经宁县、正宁到南梁去找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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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不测风云。1931年11月下旬，杨虎城派其孙蔚如17师，联合陈国璋的新编13师攻打兰州的雷中田部。打开兰州后，1932年正月十五的晚上，孙蔚如借请陈国璋在兰州城里吃饭之机，把陈杀掉了。杨虎城随即令孙蔚如连夜出兵，对兰州——平凉——泾川一线的陈国璋部队发起猛攻。
　　这天夜里，我所带的排突然被调往平凉东城门楼，一营的其他部队住在南城城隍庙处。我带队伍离开时，与王世泰约定随时保持联系，到时两部分人员一起拉走。攻打平凉的孙蔚如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我带的这个排每人只有10发子弹，刚到东城门楼，孙的部队就冲了上来。战斗打得很激烈，一点喘息的机会也没有。子弹打完了，人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全散了。我被迫从城墙的弯角处跳下脱险。王世泰等人在城内团部也被孙部团团围住，混乱中被拖入战斗，无法脱身，结果子弹打完了，被缴了械。这一仗打得非常残酷。我很气恼，眼看着就要起事的兵变计划一夜间破产了。
　　天亮以后，我在城外找到朱力凯（地下党员）家，朱力凯不敢留我，给我换了一套便衣，让我去二十里铺他的亲戚家里住。省委通过地下党组织很快了解到我们受挫的情况，要地下党组织寻找并通知我，让我到王子元部继续搞兵运工作。
　　过了几天，我到了平凉城，找到王世泰，两人见了面很高兴，都还活着，但不免发生了责怪。王世泰问我为什么不和他们联系？我说，东门楼是孙部攻打的重点和突破口，开火打了不一会，我们就被对方猛烈的火力打垮了，撤都没法撤，根本就回不来。说着说着，两人都笑了。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还得干！
　　我们又把能找到的党员找到一起，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我说省委要我去靖远王子元部继续搞兵运，动员他们一起去。王世泰等同志没有同意。这次受挫使大家对兵运工作产生了失望情绪，都想到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去，我又何尝不想去呢！但是，我必须执行省委的新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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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远兵变?(1)
我离开平凉来到西安，找到省委，向汪锋汇报了平凉兵变受挫的情况。我说在军阀部队搞兵运工作，我们下的力量很大，工作做了不少，但是由于部队的控制权是在上层军官手里，存在着很多我们无法预料的情况，兵变成功的机会很少。山区有那么多穷苦无着的农民，不如把党的力量放在山里，发展我们自己的队伍。我提出到刘志丹刚刚建立的游击队去工作，不想再去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的意见。但省委知道我过去在王子元的部队工作过，对该部比较熟悉，仍然决定我再打入王子元的警备第3旅，组织策动该部兵变。
　　1932年旧历二月中旬，我带着陕西省委的指示，搭乘杜斌丞的汽车由西安到了会宁，然后沿着祖历河川又走了两三天才到达靖远。我先找到地下党的负责人张东皎、石子健，向他们传达陕西省委决定进行“组织革命兵变”的指示，要他们做好兵变准备。我打算先做一段准备工作，争取能够带上兵。
　　王子元是个政客，这时他几经钻营当上了甘肃警备3旅的旅长。这个旅名义上下辖三个团，实际就有五个营和一个特务连，总人数不过一千来人。部队的成分，除少数是哥老会的土匪和从民团中投靠过来的士兵外，其他百分之八十是穷苦农民出身，这些人当兵就是为混口饭吃。然而，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好到哪里。士兵怨声载道，大骂长官。长官装聋作哑，部队懒散松懈。士兵对活动在陕甘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常有议论，有些士兵甚至希望哗变出去投奔陕甘游击队。
　　我到王子元部后，先在司令部和机要秘书崔继浩（中###员）住在一起。这时，王子元的司令部是由我党的势力所控制，张东皎任副旅长，牛化东任团长，孙作宾为旅部参谋主任，执法队队长是石子健。王子元住在他的公馆里，几乎不来司令部。王公馆的对面是特务连，由王子元的侄儿王治邦任2团二营营长兼特务连连长，这是王子元的势力。
　　为了争取能带兵，我找王子元谈过几次。这时王已经开始排挤共产党了。他不愿意让我去带兵，要我去当连级军需官。我没有答应。我牢记志丹的话，在敌军中搞兵运工作，一定要争取带兵，千万不要做“细腿子”。我坚持要带兵。由于在定西宁远镇事变中，我救过王子元的命，他欠我的人情，不得已让我到一营一连当排长。
　　一连只有连长徐子猷一人是党员。但是，徐子猷自从娶了老婆后就很消极，也不做党的工作。连里连操也不上。连长、排长每天都呆着不干事。我当了排长后，即着手抓带兵权。我带着连队训练，他们也不管。每天早上起来，我带着全连到驻地旁边的古剑道上操。我带部队训练时，把喊“一、二、三、四！”改成“打倒日本！打倒倭奴！”士兵们不懂“倭奴”是什么意思？我就向士兵们列数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解释“倭奴”的含义，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贱称，教育士兵要誓死不当亡国奴。
　　除了带连队进行军事训练外，我还抓紧机会向士兵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主要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政策的卖国罪行，激发士兵的爱国热忱，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各项主张，和为了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
　　在举行兵变之前，我带着队伍到靖远西关外，进行野外演习。演习完毕后，我把队伍集合到黄河边汲水轮旁坐下，清风吹拂，黄河水哗哗地推动着巨大的汲水轮，把一斗一斗的水提上水渠，浇灌着刚刚返青的麦田。这一情景激起了这些穷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对家乡父母妻儿的思念之情。
　　我站在士兵中间，向他们讲述陕甘红军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给穷苦人谋利益，讲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官兵平等。我说：“咱们为王子元来当兵卖命有什么出路。王子元天天在他的公馆里抽大烟、吸兵血。而咱们当兵的生活却是这样艰苦，到现在连件单衣都换不上……”四月末的天气很暖和了，士兵们还穿着烂棉衣，戴个破皮帽子，脚上的鞋几乎烂成一堆，每天喝得是稀粥，连三分钱的菜金也领不到。士兵大都出身贫苦农民，家里都有老小需要接济，当兵连一个钱也捎不回家，个个心里自然都很恼火。我这一讲，就像在干柴堆里点上了一把火，大家议论纷纷，有的士兵当场站起来说：“给王子元卖命，还不如去当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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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远兵变?(2)
我看到革命道理在士兵中反响很大，感到举行兵变是有群众基础的。我遂即将部队的情况用密信向省委作了汇报。
　　日，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和焦唯炽来到靖远，向张东皎等团委同志传达省委要求立即发动王子元部队兵变的指示。焦唯炽是省委特派员，是领导这次兵变的主要负责人，谢子长协助工作。
　　团委是我党在该旅中秘密的最高领导机构。1931年冬王子元部开到兰州后，部队中地下党组织由军委改为团委，成员有5人组成，书记是该旅副旅长张东皎。
　　焦唯炽和谢子长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焦唯炽、谢子长、张东皎、石子健、苏醒民和我。会上，焦唯炽严厉批评了原团委工作。张东皎检讨了自己的右倾思想，没有立即发动兵变的思想准备，没有估计到现在发动兵变的重要性，总以为条件不成熟，想等到将来力量大了再打红旗。谢子长说：张东皎这些同志做了不少工作，不能说是右倾错误，是省委过去没有指示。这时焦唯炽表现得很急躁，当即批评说：不是省委没有指示，而是几次下指示，张秀山来时给你们说了没有？根本的问题就是思想右倾。党员必须服从上级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兵变的决定。子长又讲了这次组织兵变的重要性，说现在在靖远、海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不仅能在甘肃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影响，而且对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也是重大支持。
　　在这次会议上，改组了团委，由5人组成，书记是焦唯炽，其他成员有石子健和我，教导队高尊德和一名士兵。会议决定新团委是这次兵变的最高领导机关，所有党员必须服从领导，执行新团委的决定。会上还详细讨论了目前士兵斗争形势与发动士兵斗争的问题。认为士兵迫切的要求不是要饷，而是发夹衣、鞋袜和三分菜洋，于是决定将这一要求作为鼓动士兵斗争的口号。
　　5月3日晚，我们发动了一场士兵向王子元的斗争，提出上述要求，限立刻答复。王子元非常恐慌，马上答复说：衣服已由兰州领取，不日可归；现在先给每个士兵缝单便衣一套，三分菜洋立刻就发，过去积欠的，酌量递补。这一斗争得到了完全胜利，士兵受到很大鼓舞。
　　但是，这次行动也使王子元加强了防范。他扩充了特务连的人员、枪支、子弹，在骑兵营暗中收买党员，对我党同志分别采取拉拢、排挤的手段。
　　在对情况进行了分析后，新团委制定的第一次计划是：决定在礼拜四开会，或礼拜六教导队举行毕业典礼时，派人将王子元当场逮捕，叫他下令收缴特务连枪械。同时，我们组织所有力量迅速解决第三营。
　　这一计划，除新团委的几个负责同志知道外，必须通知执行这一任务的有关同志。焦唯炽和我一起找张东皎与教导队队长苏醒民谈话。苏醒民首先表示反对。他说王子元方面的力量太强，兵变难以成功。张东皎也持相同意见。而执行这一任务的同志，看到张、苏反对，也表现含糊动摇。由于出现了以上情况，新团委决定研究新的行动计划，而对于实施“兵变的总原则是不能有丝毫变更”。
　　第二次兵变计划是：乘王子元在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时，参加军事会议者皆为全体长官及护兵马弁，司令部距二营很近，只要这些人一到，立即命二营包围之，拘捕所有反动军官，部队即可为我们所掌握。
　　但是没有想到，第二次兵变计划决定后，王子元方面已先于我们动手了。
　　5月5日晚12时，他们突然密令，将副旅长张东皎扣押，并缴了执法队的枪。接着又扣留了王汝林等。6日早晨，我带一连上过早操，饭后转到张东皎的住处，看见门口换成了王子元的护兵，不让我进去。我马上转到司令部书记室，找到机要秘书崔继浩，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崔继浩说：“你还不知道？昨天晚上闹了一夜，把执法队的枪都收了，王子元的人在司令部里到处搜查。”我又向他打听二营的情况，幸好还未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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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远兵变?(3)
我立即跑到焦唯炽、谢子长的住处，向他们报告了这一异常事变，提议今晚必须发动兵变，如果再推迟两天，把我和五连连长曹炳奎等同志再给扣押起来，那就连一个兵也带不出来了。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随即召集石子健、苏醒民来开会。
　　这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由焦唯炽召开的一次紧急团委会议，团委的士兵成员没有参加，谢子长、苏醒民列席会议。会上研究决定：天黑立即行动，组织兵变，把能带出去的部队全部拉走。我们估计有把握能带出来的有一连、五连及教导队，骑兵营里争取也能带出来一部分。并决定起义部队先开到东湾子，缴掉住在东湾子一个连的枪后，再向海原方向行动。
　　黄昏时，石子健先领着谢子长、焦唯炽出东门，住在一个小店里等候。
　　曹炳奎的五连驻守在东门。傍晚，二营营长吕振华也到了东门城楼上。天黑后，我到东门城楼上，见五连都已准备就绪了，就对曹、吕二人说：“我马上回去带一连。等我来了，咱们一起走。”
　　我回到一连的驻地，连排长们都已躺下睡觉了。我把他们的枪拿出去交给士兵。连长徐子猷的一支“三八”式枪也被我背走了。然后，我按照晚点名的习惯，吹哨子集合部队。士兵们全副武装站好队后，我站在队伍前向他们宣布：“今晚咱们就去当红军。红军的领导人已经到了靖远城，还有许多队伍也都要去当红军，大家愿意不愿意去？”士兵们齐声回答：“愿意！”随后，我即下达口令：“向右转，持枪，开步走！”队伍向东门走去。在出院门时，站岗的卫兵问我：“排长，我走不走？”我说：“你跟上走。”
　　我带着一连来到东门时，城门大开，二营五连已先走了。我即带着队伍出东门，到小店里去找焦唯炽和谢子长。在店里喊了几声，无人答应。到屋里看，一个人也没有。我以为他们是跟着五连一起走了。从店里出来，我就带上部队沿着大路猛追。从路上看到士兵们掉的皮帽子等情况，五连及教导队的一部分，出城后走得很慌张，士兵们跑得快，有的把皮帽子都丢在了路上。
　　按原定计划，我们先到东湾子，缴了那里驻守一个连的枪，补充我们队伍，再向海原方向行动。但在路上我发现五连并没有去东湾子，而是直接向海原方向走了。我也就带着一连向海原方向追去。追到半夜，在打拉池川里才追上五连。我问曹炳奎、吕振华：“焦唯炽、谢子长来了没有？”他们回答：“我们没有见到。”这时才知道部队和谢、焦二人失去了联系。曹、吕说在东门等了我一会儿，还不见我来，以为我被扣留了，就带队伍先走了。算起来，五连最多比我提前走了二三十分钟。后来得知，也就在这时间，石子健带着谢子长、焦唯炽，走岔了路，没有和五连接应上。
　　到了打拉池，天已经大亮了。吃过早饭，队伍集合好，我代表党委讲话。讲了陕甘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情况，说在那里刘志丹正领着红军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并按预先计划好的，宣布我们的队伍改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4支队。因谢、焦二人不在，总指挥暂时由吕振华代理。又向大家说明吕振华是我们党的同志。部队中党的组织现在由我负责。接下来，我宣布改编后第4支队的编制和任命：五连改编为第一大队，大队长由曹炳奎担任；一连改编为第二大队，大队长由我兼任；教导队改编为指挥部的直属队。之后，我又讲了红军的任务，宣布了红军的纪律。就这样，一支新的红军队伍在打拉池诞生了。我讲完话，吕振华按照我预先向他讲的行动计划，命令队伍向海原出发。
　　从打拉池出发之前，我给驻在海原炮兵营的党员连长高昆山、王明贤写了封信，叫他们立即把队伍拉出来，配合我们行动。信件是派一个党员骑着吕振华的马送去的。后来听说，送信的同志到了海原的城门就被扣留了，搜出了信。炮兵营的党员因此也被抓到靖远去了。后来又得知，王子元提前动手，是叛徒沈毅民出卖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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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远兵变?(4)
队伍由打拉池出发，走到郎山村，准备做午饭。我刚刚喝了几口凉水，站在房顶上的哨兵就报告，大路上追来了四个骑马的。我赶紧吹哨子集合部队，命令向山脚下撤退。部队刚撤到山脚，王子元的骑兵就追到了跟前，跑得慢的人，被骑兵俘走了。
　　部队边打边向郎山上退。退到山坡，我见到吕振华，对他说：“你集合队伍快上山，不要叫队伍跑散了，我在后边掩护。”这时五连排长常焕章（党员）脚上受了伤，由人扶着走。我安慰了他两句，回头对曹炳奎说：“咱们就在山坡上打吧。”我带着十来个人在右边，曹炳奎带着二十来人在左边散开。我的一袋子弹打了一多半，枪筒子都打热了。当敌人进攻到阵地前沿时，曹炳奎一声令下，一排手榴弹打下去，炸得黄土飞扬，敌人溃败下去。
　　我和曹炳奎带着队伍迅速向山上退。上了山，我看见申固生（原名申世鑫，后叫申健如，脱党）躺在地上走不动了，就赶紧跑到高坡处，抓起积雪，先吃了几口，然后捧了一捧跑下来，往他的头上抹了一些，又解开衣裳，在他胸口上抹了一些。他醒过来，吃了几口雪才站了起来。我扶着他一起上山，走到崛吴山最高处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在落日的余晖里，我依稀能看到远处我们的队伍沿着前山撤退的情况。走到山顶时，遇到一连的一个文书，他说队伍分成两路，一路顺山沟走，另一路沿山梁走。我们在山沟里走了一个晚上，也没有追上队伍。
　　第二天早上，走出沟口，看到有一个小村庄，我们三人跑到老乡家里，吃了老乡做好的早饭，刚要准备走时，王子元的骑兵就把我们包围了。打了一阵，我们向村后山坡跑去。但敌人的骑兵马快，冲了上来，我们都被俘了。王治邦特务连的一个士兵端起枪，对着我的头说：“打死你这个红军头子。”一个外号叫狼嘴的班长说：“还是等营长来了再说吧。”这时，王治邦来了，让把我们捆起来带走。
　　敌人把我们押在一个地主大院里，吃饭休息时，听王治邦对周维邦说：“张秀山可是王司令的功臣，还是押回靖远，让司令自己去处理吧。”周维邦说：“共产党真难办，到处都有。”
　　他们派了一个班押着我和申固生。我们被绑着，拖在马后面跑。我的一只鞋也跑掉了，脚底上满是血。晚上，他们把我们放在老百姓存放粮食的木仓里，上面盖着木板。看押我们的士兵就睡在上面。这样走了两天，到了靖远。
　　王治邦又带着一部分人，继续去追赶吕振华带的队伍，这次没有追上。吕振华、曹炳奎带着剩下的一部分人，到定西一带打游击（因战士多是定西人），坚持了一个多月，后来在敌人的围剿下，也失败了。
　　我被押回靖远，关押在特务连。申固生和我两个人带一副脚链。大约押了半个来月，一天晚上，王治邦带着几个人来，解开我的脚镣，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叫文书拿出一套便服给我换上。我说：“就要被杀的人了，不用穿新衣服。”王治邦说：“王司令让我把你放了。明天我就说你是自己偷跑了，这样对外人好说些。”随后，就带我出了西门。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是在耍花招，我对王说：“用不着来这一套，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出了城门，王治邦就把城门锁上，回城里去了。这时，我才相信是真的把我放了。
　　王子元为什么要偷偷放我呢？事后才知道，我党在王部尚未暴露的党员同志在下面放风说：张秀山可是救过王司令命的人，把他杀了，太不讲“义气”了，以后谁还再给他卖命啊！王子元对处理我这个“恩人”感到非常棘手。杀了我吧，怕下面的人骂他忘恩负义，以后再也没有人给他卖命了。不杀吧，又怕别人来仿效我搞兵变。于是采取了把我暗地里放跑，然后，说是我自己逃走了。
　　当晚，我出了西门，跑到善后局（收大烟税的地方），在一个熟人那里住下。第二天找来牛化东等几位同志，从他们那里得知，王子元之所以扣押张东皎，并准备对我们的同志下手，是他知道了谢子长已秘密来到靖远。王子元的原参谋长杜香亭对王说：“谢子长这次到靖远，见张东皎不见你，你要小心，防止被张东皎把你吃掉。”谢子长与王子元是同学，又是“拜把兄弟”，原先他们有言在先，两人兄弟相待。经杜香亭这么一挑，王子元大为恼火，一怒之下翻了脸，随之扣押了张东皎，紧接着又扣押了军法处主任王儒林和缴了执法队的枪。再加上又有姚绍芳这个诡计多端的帮凶，和党内存在的不坚定分子叛变，为其通风报信，这就促使他们提前动手了。谈话之后，我就和曹华山连夜离开了靖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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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远兵变?(5)
1932年5月，我和曹华山到了平凉。我让他先去找陕甘红军游击队，我去西安，向省委汇报靖远兵变失败的经过。
　　到西安，我找到了汪锋，报告了靖远兵变的情况。不久，谢子长也回到了西安。我与谢子长见面后，问起那天晚上他和焦唯炽的情况，谢子长说：“那天晚上，因为石子健带错了路，和你们失去了联络。我和焦唯炽、石子健出了东关，走不远看到南山方向有火光，以为是手电，就往那里追，到跟前才知道是老乡抽烟点火，又返回大路。因为原计划是先去收缴东湾子那个连的枪，所以我们就向那个方向追。到了东湾子附近，发觉毫无动静，这才估计你们是朝打拉池方向走了，又转向打拉池。当时，怕打拉池川里有追兵来，我们走的是山路。你们在崛〖HT9.,4.〗山吴山打仗时，我们还听到枪响，但已经追不上了。寻了几天找不到你们，我们就回兰州了。”他又讲了在兰州策动兵变的情况。我们对这次兵变没有成功，非常痛心。
　　日，仪三（焦唯炽的化名）写了一份给陕西省委并转报中央《关于组织甘肃警备三旅兵变的报告》《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143页。，详细报告了兵变的过程。
教训与启示(1)
我们党在王子元部队组织的三次兵变都失败了，一想起来，既痛心又惋惜。1945年，在延安西北党的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我曾对兵变失败的原因，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我说：“主要是那时我们缺乏组织兵变的经验，党的战斗力不强，党员分化和未掌握好时机。”
　　王子元部队中，团长、营长、连长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虽然党组织反对升官发财的思想观念，但是一些人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肃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一当了“官”就消极了。当时党员中积极工作的不多，比如有个姓王的党员，当了连长，讨了老婆后，就消极了，就不执行党的决议了。兵变时，我通知他，他说“今晚我不走，你们先走吧，我以后再来！”过去一部分主张兵变的，这时也消极了。
　　失败的更重要原因是当时党组织思想上存在着右倾，一味地只想利用王子元，过分迁就他反动的一面，没有采取更积极的斗争方式。王子元早就知道我们是共产党，我们党组织的负责人在他那里担任重要职务。在王子元队伍比较弱小时，王子元问我们这位负责同志：“我们应站在哪一方面？”这位负责人回答说：“谁给我们饭吃，我们就给谁干。”王子元说：“我不是说在哪里吃饭的问题，我是说红白这两方面，我们站在哪一方面？”那位负责人竟说：“你是司令，你看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正面回答他，争取他，告诉他应该站在红的方面来，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结果是该正面做工作时，不敢做，表现得很软弱。
　　1932年4月，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唯炽来靖远组织王子元旅兵变，我们开过几次会，准备在半个月内把部队拉走。司令部的主要人员很多是党员，受我们领导。但在开会决定暴动时，部队中地下党组织原负责人动摇了。由于他在王子元部队处于高层地位，有些带兵的营长、连长也动摇了。而王子元这时已经很反动了，有了戒备，扣押了我们的人，我们还有什么力量暴动呢？这是失败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从党的工作方面看，党的领导不坚强。部队离开宁夏后，与陕北特委失掉联系，对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缺乏了解，心中无数。1931年春，高岗从西安回到定西时，才传达反立三路线的问题。至于第三次“左”倾路线，连文件也没有传达过。由于长期得不到上级指示，工作处于涣散状态。
　　从我们具体组织兵变同志的情况看，我们缺乏组织兵变的经验，如在没有条件暴动时，就在连队士兵中进行兵变的动员，动员之后又不及时把队伍拉到红军游击队去，因而引起士兵的不满，说：“你们天天讲兵变，生活这样苦还等到什么时候？”产生了士兵党员不信任长官党员的矛盾。有一个营出去打土匪，士兵自己拉着队伍走了，他们把营长、连长等军官送了回来。再就是兵变部队拉出去后，不懂得打游击，还是用白军军官的战术。另外，兵运工作没有同农###动结合，没有建立自己的依靠基础。这一系列情况导致了几次兵变的失败。
　　但是，总的说来，宁夏、甘肃兵运工作是按照党的六大路线进行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行军作战，走了许多地方，发展了一批党员，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武装革命培养了党的干部，宣传了抗日和我党的主张，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影响。靖远兵变失败后，不少党员回到地方，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在地方是有很大影响的。从学兵队出去的同志，后来在敌军中发动兵变和举行起义，这与当时党在学兵队的工作打下的基础有直接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党的主张深得人心。
　　兵变时，我们在郎山战斗中把党内文件丢失了，追击我们的敌营长王治邦把文件捡回去送给王子元、杜香亭。杜香亭原先是个旧官僚，在王子元那里当过参谋长。他看了我们的文件，感到共产党的主张好，对我党组织的兵变也产生了新的认识，思想开始转变。他回到西安后，向陕北的同乡讲我们党的主张。1936年杜香亭回陕北参加了红军。红军西征时，打安边城，这时王子元是国民党安边城防司令，晚上杜要进城去做王子元投向中央红军的工作，结果中敌人的奸计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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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央局受训?
1932年6月，陕西省韩城的农民准备举行暴动。省委即派我和一位河南籍姓张的同志一起去韩城，领导这次农民起义。
　　我们一路步行，赶了六七天到了韩城。等我们赶到后，韩城农民举行的暴动已经失败了，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也已撤走了。我们向当地的老乡询问红军游击队和暴动农民的去向，有人说：红军游击队已进了黄龙山，暴动的农民也去了。我们随即追去。在黄龙山里，我们找了两天，到处都打听不到暴动农民的音讯，只得返回西安向省委汇报。这时韩城县委的同志也到了西安，向省委汇报这次韩城农民起义失败的经过。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召开河南、河北、山东、陕西，以及满洲五省委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又称“北方会议”。会议提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和“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决定各省委要派出骨干到上海中央局接受训练，要求受训人的条件是：必须忠诚勇敢，领导过革命兵变，受训回来后，能够领导当地革命游击战争。
　　7月下旬，陕西省委决定派我去上海中央局受训。这次主要是接受开展北方游击战争的训练，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术。和我一起去上海受训的还有一位姓孟的同志（名字忘记）。省委发给了路费，由陕西省与中央联络的交通员马子敬送我们去上海。在上海，我住在公共租界的一个旅馆里。
　　受训中，主要是自己阅读一些文件，此外还和中央局派来与我谈话的同志进行交谈，或由他们介绍中央苏区进行武装革命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的情况。领导上海党工作的柯庆施与我谈过两次话。
　　这次到中央受训，虽然只有一个多月，但对我后来革命道路的选择，有着重大的启示和影响。在军阀部队组织的几次兵变失败后，使我对兵运工作产生了疑虑，按照兵运的路子搞下去，革命何时能成功？这次受训，当我了解到毛泽东、朱德在南方湘赣地区建立我党自己的工农红军，开展武装革命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思想、策略、战术，和我以前不曾知道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时，我豁然开朗，心中的疑惑释开了。我想，陕甘有那么多穷困无着的农民，我们为什么不能下大力量，单独拉起一支革命的队伍，建立割据的军事根据地！
　　这次受训使我认识到：西北革命只有走毛泽东、朱德的井冈山之路，革命才能胜利。这是我后来向陕西省委提出要去陕甘游击队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在创建红26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能够坚持、毫不动摇的根本原因。
　　8月底，由交通员朱明领我们从上海返回西安。在省委和汪锋接头后，我向省委提出在陕甘边区下大力量建立红军的建议和去刘志丹游击队的要求。但是组织上安排我在西安做兵运工作，任市兵委委员，主要负责杨虎城部队中地下党支部的工作。
　　9月，省委又派我去商州，领导驻在商州骑兵团二连的兵变。二连连长魏志坚是共产党员，连队里也成立了党支部，并进行了一些活动。因被特务发现，所以这个连的党组织向省委请示，准备举行兵变起义。当我带着省委的指示到了商州时，这个骑兵连在前几天已哗变出走了。
　　在商州的一个旅馆里，我房间的隔壁住着三个人，有一个是陕西军队的军官。从他们的谈论中得知，徐向前领导的红军已进入陕境。听到其中一个糊涂家伙问：“徐向前的队伍与河南崔二蛋（土匪）的队伍一样吧？”那个军官说：“徐向前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哪能和崔二蛋这个土匪相提并论呢！”我在商州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返回了西安。在省委见到了该连的党支部书记高天觉，他已向省委汇报了骑兵连兵变失败的经过。我把在商州听到徐向前领导的红军进入陕西的消息报告给省委。
　　这年10月底，红四方面军开到了陕南。陕西省政府很紧张，西安的局势吃紧，国民党到处戒严搜查，有不少党员被捕牺牲了。我党在西安的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我再次向省委提出：要求到陕甘红军游击队工作。11月初，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贾拓夫找我谈话，对我的工作安排提出两条意见：一是任省委与上海中央的联络交通；一是去陕甘红军游击队工作。我当即表示去陕甘游击队工作。省委批准了我的意见。从此我结束了在白军和白区的地下工作。
陕甘红军游击队?(1)
南梁，位于陕甘边界的桥山山脉的北部。这里的农民群众备受官府和地主的剥削压迫，苦难深重，但是他们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1929年，在党的领导下，刘志丹等同志曾在这一带进行过革命活动。
　　1931年7月，刘志丹得知蒋云台要加害他的消息后，连夜冒雨脱险，离开合水县城到了南梁。
　　刘志丹回来后，经过多方活动，到这年10月，又组织发展起了一支400多人的革命队伍。不久，以白锡林为队长的晋西游击队（阎红彦也在这里），和以师储杰为首的陕北商贩队“保运武装”，合并后组成师储杰大队，共二百几十人，来到南梁附近的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师储杰大队编为一支队，师储杰为支队长；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编为二支队，刘志丹为支队长，下编三个大队。这时部队还没有什么公开的名义。11月中旬，在甘肃平凉做兵运工作的谢子长也来了。
　　12月下旬，陕西省委派荣子青来部队，传达省委关于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决定。日，在宁县柴桥子，队伍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
　　两支游击队合编不久，部队发生了一起本不该发生的“三甲塬缴枪事件”。有人以贯彻省委反右倾机会主义，清洗部队内部不纯分子为由，缴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整个二支队三个大队的枪，解散了二支队，逮捕了刘志丹，开除了刘景范，开枪打死了二支队一大队队长和三大队副队长。吓得师储杰带着100多名游击队战士，投奔了杨虎城部。这个事件使刚刚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受到严重损失。
　　对于这一事件，1986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03号文件中明确指出：“三甲塬事件”，“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三甲塬事件”后不久的2月，陕西省委决定把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先后担任总指挥。
　　1932年11月初，我经陕西省委批准离开西安来到照金，在街上向老百姓打听红军游击队的情况。有个老乡说：“兔梁上就住有红军游击队，是王队长带的队伍。”这个老乡又反问我：“你找王队长干啥？”我回答说：“王队长是我哥哥，我要去看看他。”
　　我立即离开照金街，直奔兔梁山。在山上的一个院子里，看见一个女人，我向她打听：“王队长住在你这里吗？”王队长的名字叫王子祥。听到我的问话，王子祥手下的几个人拿着枪跑了出来，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来找王队长的。这时王子祥走了出来，让我跟他进到屋里，我对他说：“我是来找红军游击队的。是陕西省委派我来找刘志丹、谢子长的。”王子祥听完对我说：“我是从刘志丹部队里跑出来的。现在脱离不干了。你来了也好，就在我这里暂时住下，等老刘、老谢来的时候，你再去找他们吧。”
　　王子祥是山西人，原先参加了陕甘红军游击队，这时我才知道他叛变出来当了土匪，占了龙家寨。他手下共有40多人。
　　我是来找红军游击队，没想到找到土匪的寨子里来了。我怕他们对我下黑手，就说了一些客气话，恭维了他一番。我说：“去年我还在平凉刘宝堂的部队里当过排长。我不找老刘、老谢也可以，就跟你老哥干吧。”他说：“那好呀！我在刘宝堂那里还当过连长呢！”我说：“那好嘛！我们还是老同事呢，都是刘宝堂的部下。我就跟你干吧。”王子祥说：“黑夜这里不安全，你还是下寨子里去。”他让我吃了饭，又怕我跑了，说：“你不要出去，若让周围的民团抓住，可不得了。”随即派人把我带到龙家寨里去，我只得先在寨子里住下。
　　住了十几天，一天王子祥带着他手下的陈克敏等人，到淳化一带去抢人。陈克敏是他手下的一班长，河南人。寨子里只留下五六个人看守。这时，红军游击队从黑田峪川里开了过来。我在寨子里看见红军的骑兵队从秀房沟口走过来，上了兔梁山，朝龙家寨走来，非常高兴，认为马上就可以找到部队了。可是不一会儿，他们又往回转。我心里很着急，这怎么办？又过了一会儿，看见骑兵们下了马，徒步走了过来。守寨子的几个人都慌了，其中有一个河南人，害怕红军打进来，他对我说：“老张，你去和他们说说，只要他们不杀我们，我们都缴枪。”我说：“那好，我去给他们说说。”
都会说了，我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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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红军游击队?(2)
我从寨子里走出来。看见谢子长、阎红彦等好多人都走了过来。我说：“不要打了，里面没有几个人，他们都害怕了。”贺耀华、谢子长等人我们原来都认识。贺耀华说：“这不是秀山吗！你怎么到这来了？”我说：“省委派我来找游击队，没有想到找到土匪这里来了。你们不用打了，里面只有五六个人。”随后，我向寨子里喊话：“红军不杀你们，你们快出来吧！”有个青年叫雷天昌，先将枪交了出来，其他几个人跟着出来，也交了枪械。
　　红军游击队开进寨子，雷天昌也参加了红军。在他们之中，有个叫宋怀兴的，这个人很坏，第二天游击队就把他枪毙了，其他几个人都放回家去了。龙家寨就成了我们的地方。
　　龙家寨是在半山上的一个石洞，很险要，寨子里没有住老百姓。我们的队伍走了以后，这个寨子也就没有人了。
　　我和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从龙家寨到了兔梁上，见到了刘志丹。这时，红军游击队就在照金、香山寺一带驻了下来，以地势最险要的龙家寨、薛家寨、党家山为中心，修筑了一些防御工事，并着手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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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26军红2团?(1)
我在上海党中央受训时，对于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