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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隆力奇生物科技怎么样？新人好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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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质 回归本质 本人两年讲师与你探讨直销 交流后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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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力奇：你可能不知道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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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力奇：你可能不知道的秘密
今日话题隆力奇的多重伪装盖不住传销本质 伪装一：公司实力雄厚，前途远大实情：正因为惨淡经营，企业才会铤而走险搞传销隆力奇本是一家普通的日化企业，中国人对这个品牌并不陌生。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家企业在2009年拿到了直销牌照，进行了销售模式的转型。翻看隆力奇的宣传资料，你会觉得这是一家长久以来都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企业。然而问题马上来了，如果这家企业经营真的这么好，为何要转型做直销呢？ 正如《直销：你可能不知道的秘密》和《安利：你可能不知道的秘密》所言，那种传统的人员（单层）直销，早就是日薄西山的落后模式。所以企业转型做直销，其实意在多层直销——也就是传销。但传销是我国明令禁止的，虽然还有很多企业在“直销”的幌子下搞传销也没被查处，但终归风险很大。企业不惜铤而走险，很可能是其经营出现问题，难以为继或惨淡度日，只好蹚入传销的浑水赌一把。隆力奇转型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近年来，洋品牌已经基本上把中高端化妆品市场占领干净，洋品牌化妆品的销售量和销售额分别占国内化妆品销售量和销售总额的６０％和９０％左右，利润份额更是超过九成五；本土品牌受到极度挤压。在这种情势下，隆力奇这样的本土品牌出路何在？一篇《解析隆力奇》的产业研究文章指出：在2008年（隆力奇取得直销牌照的前一年），隆力奇的境况是“在现代零售渠道隆力奇产品的陈列沉没在商超卖场的二三线产品行列之中；在日化传统农村市场隆力奇产品被众多三四线品牌挤压的不亦乐乎”。居于如此险峻的生存环境下，隆力奇谋求转型就不奇怪了。伪装二：产品阵容强大，质优物美实情：传销的核心是金字塔骗术，与卖的产品好不好、卖什么产品、甚至卖不卖产品无关传销的本质是让下线缴纳费用给上线，上线靠下线的付出赚钱。下线缴纳费用后，是得到一个烂苹果，还是得到一根金条；是得到实物，还是得到借条；是得到A品牌的产品，还是得到B品牌的产品，都不重要。反正只要下线得到的东西，价值低于他付出的钱，上线就有得赚。安利在美国的公司——捷星，什么都卖，并不限于安利产品，但仍然涉嫌传销，被起诉后支付了巨额赔款。传销企业越是宣扬其产品如何成系列成规模、如何广受欢迎，人们越是要警惕，因为这种宣传会让你误以为自己缴纳的费用已经得到了等值的回报（得到优质产品），因而不觉得自己会吃亏。打开隆力奇的宣传网页，对其产品、办公环境、公益事业、文化投资、全球化等等极力宣扬，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一条铁律：即便传销企业的产品是上帝造出的金蛋，它的价值也远抵不上你购买产品的支出。 伪装三：打着“电子商务”等新概念招牌实情：发展下线和售出产品重要，靠什么手段发展下线和售出产品不重要传销企业希望传销员能拉来更多的下线。至于传销员是拉亲戚朋友，还是拉陌生人；是登门拜访拉，还是用QQ拉，不重要。传销企业希望传销员售出更多产品，以便继续购买产品。至于传销员是卖给亲戚朋友，还是到大街上叫卖；是摆在柜台里卖，还是放到网店里卖，不重要。传销企业希望传销员接受“洗脑”培训。至于这种培训是在会议室里进行，还是在网上视频学习；是坐在一起小组讨论，还是在聊天群里用网线沟通，不重要。传销企业希望传销员能便利的运转那一套制度。至于这种运转是靠打电话填表格，还是用“电子办公系统”，不重要。所以隆力奇标榜的“互联网时代的直销”、“首家电子商务直销”，不过是个噱头。伪装四：取得直销牌照，合法安全实情：直销牌照“罩不住”多层直销（传销）中国的所谓直销，就是指单层直销，多层直销被称为传销。获得直销牌照只可以从事单层直销。隆力奇这种多层直销是法规严厉禁止的，何况它获得的直销牌照，还只被限定于江苏境内有效。中国现在对传销的打击，“抓小放大”，只打草台班子，不打大企业。但法规在那明摆着，依法论处的话，这些大企业的法律责任只会更大。隆力奇的传销制度解析 成为直销员就要缴费买产品 发财全靠拉人头在隆力奇的直销网站——飞鹰网商国际系统页面上，可以找到注册为直销员的页面，把自己的信息和推荐人（上线）的账号输入后，可以完成第一步注册。然后选择要购买的产品，付费，最后就成为会员（直销员）了。会员分为4个等级，一次消费2500元可获普通会员卡；如果希望优惠多发展快，可选择元的钻石卡。注册成为会员的人，大概没几个是奔着卖产品去的，实际上“团队”的“老师”说得也清楚：“产品的事不用管，就负责‘拉人’就行”。拉来越多的人、发展越多的层级，你的收入就越高。“高级上线”带领自己的一支团队，不同团队各自发展隆力奇的直销部门，会扶植一批“高级上线”。这些高级上线有的注册了公司，有的开办了培训班，来发展运营自己的团队。这些团队有的靠传统办法——比如办培训班：今年4月初，董林(化名)在学长的多次邀约下，来到延吉市，加入了一个隆力奇直销培训班，他白天听课，晚上和十几个人男女混住在两室一厅里，想离开，却被拖住。 有些团队依靠新潮方法——比如网上拉人：给你一套发帖工具，你像网络水军那样把宣传贴发得到处都是，吸引看到的人“上钩”。虽然这些高级上线和隆力奇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万一出事，隆力奇公司可以借口自己不知情，把责任推给经销商——即这些高级上线。这种免责招数其实也是从国外学来的，安利（捷星）在美国就用了这一套——“虽然这些传销行为只是由那些安利高级营销人员运作，并在安利公司允许与之保持一定距离的前提下进行欺诈运作，但安利公司却是最大获利方”。当然，这种招数其实没用，那个“飞鹰网商国际系统”里，已经记录了谁是谁的上线、谁发展了多少层级、谁晋升到了什么级别、谁每月可以领多少奖金……隆力奇的手法不新，但太过“高调”其实没必要对隆力奇的传销制度介绍过多，因为各种传销公司的制度大同小异。要说不同，那就是隆力奇太“进取”、太“高调”了，“不知死活”的在媒体的曝光报道里都要贴上很多“狗皮膏”，招摇的告诉别人“我就是传销”。法律不能再对大公司传销坐视不理 条例、解释、甚至刑法都不缺，就差执行《禁止传销条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条，是目前我国打击传销依据的法律条款。对照这些条款，像隆力奇这样的传销行为不但应该严禁，而且隆力奇公司的负责人还涉嫌犯罪。工商和公安部门不能再坐视不理了，这些大公司拿着直销牌照干传销，几乎是天知地也知、你知我也知的事情，不会独“有关部门”不知吧？结语：不能让那些失去竞争力的大企业靠转型传销获得新生，不能让中国成为传销的乐土。
本帖于日09时01分被亦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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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芾：史上政府财政增收的情色秘笈
梁发芾：史上政府财政增收的情色秘笈梁发芾 财税史学者中国历史上的政府，一般给人以道德捍卫者的形象示人。不过非常有趣的是，当政府的收入与道德的维护发生矛盾的时候，政府宁可将增收放到第一位而牺牲道德。据说卖淫是最古老的职业，但是卖淫行为总是与道德不甚相容。但是，为了取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就率先设立官办妓院，“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国家设立妓院，让妇女操皮肉生涯，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这显然是与社会道德风尚不相符的。到了宋朝，政府“设法卖酒”，更是用情色为诱饵，刺激酒的消费以增加政府的卖酒收入。距宋朝一千年前汉朝的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的时候，没有忘记将酒类也一并实行国家垄断经营。显然，酒和食盐、铁器一样，都是人们生活中普遍需要，不可或缺的东西。因为重要，因为普遍，所以，它们不但缺少弹性，而且税基巨大。只要由政府控制了这些东西的生产或经营，高价售卖，不愁卖不出好价钱。但桑弘羊的专卖政策引起人们的强烈批评，作为让步，汉朝政府取消了对酒的专卖，允许民间自行生产和销售，政府只收取一定的税收。到了宋朝，自由酿酒的政策改变了。宋朝在对食盐、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继续实行专卖的同时，将酒类也纳入专卖（当时叫榷酤）体系。宋朝的榷酤法是：在各州的城内设置机关，专门从事酿酒业务，而在人口少，消费量少，利润稀薄、管理复杂的乡下，则允许百姓自行酿制，每年收取一定的酒税。除了垄断经营外，政府还创设新的方法，就是垄断酒曲的生产与销售，高价出售酒曲。在公元1077年以前，宋朝在全国的260多个城市的辖区内，设有榷酒务1800多个，这一年，宋朝政府的全部酒课高达1360万贯以上，比当年其他所有商税的税额还要多，而且这还不包括卖曲的收入。大宋王朝其实已经深深地陷入对酒的依赖之中，酒精中毒了。既然卖酒收入如此可观，为了多卖酒，多创收，政府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甚至也和管仲一样，打起了色情牌。政府动用妓女，以色相诱惑、刺激和拉动酒类消费。北宋置酒肆谯门，令妓女坐肆作乐。因为酒肆是公家经营，藉此多多招徕顾客，以期营业发达。这种做法，在当时有专门的名称，叫做“设法卖酒”。吴自牧《梦粱录》说：“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到了南宋，“设法卖酒”的办法花样翻新，变本加厉。“天府诸酒库，遇寒食前后开酤煮酒，中秋前后开酤新酒，各用妓女乘骑作三等装束：一等特髻大衣者，二等冠子裙背者，三等冠子衫子裆者；前有小女童等及诸社会动大乐迎酒样，赴府治呈，作乐，呈技艺杂剧。诸妓退出于大街诸处，迎引归库。”“官库则东酒库……每库皆有酒楼。若欲美妓往官库中点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隐庇推托。须是认识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还有记载说：“户部检点十三酒库，例于四月初开者，一九月开清……库妓之铮铮者，皆珠翠盛绣，绣金红背，乘绣鞲，鞯宝勒骏马，少年狎客，往往拥簇持杯，争劝马首。所经之地，高楼邃阁，绣阁如云。累足骈肩，盖真所谓万人海也。”不管什么花招，根本目的是促进酒类的消费，给国库增加收入。王安石变法，实行青苗法，向农民提供贷款。但是，“设法卖酒”也把黑手伸进刚刚领到现款的农民口袋。宋汪拯《燕翼谋贻录》记载说：“新法即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庭，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倡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竟斗欧，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此‘设法’之名所由始也……新法惟剥下奉上，而且诱民为恶，陷民于罪，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今（指南宋）官卖酒用妓乐如故，无复弹压之制，而‘设法’之名不改。州县间无一肯厘正之者，何耶？”这段质问义正词严，其实答案并不复杂：为了财政增收，即使诱民为恶，陷民于罪，政府也顾不得了！大家知道，宋朝是理学发端的时期，是官方意识形态极其强调道德操守的时期。可是，一面是政府和道学家在鼓吹仁义道德，一面，为了财政增收，政府不惜采用伤风败俗，甚至引诱人们走向堕落和犯罪的办法。这是多么的矛盾和虚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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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轶群：某些知青说“青春无悔”纯属自我安慰
谢轶群：某些知青说“青春无悔”纯属自我安慰&[导读]“青春无悔”由部分知青提出。当时我父亲看到后说：“青春无悔？这些人有病！”张贤亮也表示不可理解：离开了家庭，荒废了学业，到农村滚一身泥，再一无所有地回城，竟然宣称“青春无悔”？知青：自我安慰的“青春无悔”知青离我很远，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浩荡展开之际，我还未出生；而当知青掀起大返城浪潮、这特殊的一页被历史翻过，我也还是学语孩童。知青又离我很近，在童年的记忆里，家乡的县城街头还有不少“知青商店”，小学老师里有定居在县城未返回的知青，工作后同事里多人有知青经历。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就是一位老三届知青，务农十年，终于等到恢复高考，于1978年考入大学。之所以想起知青这个话题，是因为手边这本邓贤著《中国知青梦》。这本出版于1993年、重印于2003年的长篇纪实文学以丰富详尽的资料、细致深入的描写展现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始末。曾在云南当过7年知青的作者为写这本书行程3000公里，亲至25个知青农场，查阅大量文书档案，采访了从各地各类知青到省市领导的许多当事人，以饱含感情的笔触为这场历时十余年、涉及千家万户、改变共和国社会历史轨迹的运动留下了一份珍贵文献。读罢该书，一股一言难尽的复杂况味久久充溢心头。一不管是知青自己，还是旁观者，都把知青称为受苦受难的一群人、一代人，他们高中或者初中毕业，正是学习知识的黄金阶段，却被抛出校门和城市，到农村“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远离日夜思念的亲人，也远离本应属于他们的知识文化。当西方国家的年轻人正投身计算机引发的科技革命之际，2000万中国知青却在用最原始的生产工具从事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凡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及其家庭都有一段辛酸的记忆乃至终身遗憾。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参与或卷入这场明显伤害他们权益的运动的？我想肯定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主动者有三种：一是充满理想和激情，真诚地响应上面号召，准备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的；二是家庭出身不好，希望以积极下乡的“觉悟高”表现换回政治地位和其他应有利益的；三是家里太穷，离家下乡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这三种人有主动性、目的性，但后两种其实也是被迫，到农村落户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那我们来看看出于“革命理想”的那批人。许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理想”和“激情”还被新一代人崇敬和向往。可是，他们的那种高昂状态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知青梦》里写到了第一批主动要求支援边疆的北京知青，因人数是55人，故以“北京五十五”的名号闻名云南全省。这批人在西双版纳安家以后，一个女知青在日记里写道：“一想到今天我们开荒种地住草房是为了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我就感到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个男知青在家信中这样说：“队长告诉我们，帝修反卡我们的脖子，一两橡胶籽的价格相当于一两黄金。我们要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我决心为种好反帝胶贡献我的全部热血和青春。”看着这些庄严铿锵的字句，今天我们只会哑然失笑：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帝修反”什么时候以“一两橡胶籽一两黄金”的价格向中国出售过？他们的所谓“理想”、所谓“激情”、所谓“沸腾的热血”，不过是少不更事者上当受骗的产物！在全国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约2000万知青中，主动参与的肯定是少数，大多数人是被动的。试问：谁不愿意读书，而要去种田呢？谁不愿呆在城市，而要去农村呢？《中国知青梦》没有多写这项政策是如何执行下去的，但另一位也有知青经历的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其一篇散文里留下了历史的真实。史铁生对后生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们知青下乡是自愿的，“您可一个字也别信”，他描绘了一位作动员知青下乡工作颇有“心得”的干部来他们学校动员时的情景：学生对上山下乡抵触畏惧、议论纷纷，该干部上主席台后第一句话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中央的路线方针，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顿时会场鸦雀无声；第二句话是：“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这就是“动员”，这就是“工作方法”，纯粹是地痞无赖式的恐吓加逼迫！强权高压下，列车汽笛一响，泪雨滂沱，2000万知青弃学离家，散落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山野田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政策到底是何目的，今天已可看得很清楚。知青下放大规模展开于1968年，文革已历两年，发动者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作为“文革急先锋”的“红卫兵小将”已失去利用价值，而他们被煽动起来的高昂“革命热情”又使他们成为一股不好控制的力量，必须使他们转向，把他们的劲头用“战天斗地”、“大有作为”、“支援边疆”等堂皇口号引向农村成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已尝到了“无法无天”的甜头，还得抑制其太盛的气焰，便又提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降低他们的地位，便于管控。另外，文革开始后经济急遽衰退，城市已无法容纳那么多的人口，上山下乡的另一目的就是把大批城市青年赶出去，减轻城市经济压力。当时的一个口号是“不在城里吃闲饭”，已经泄露天机。也许当时浑然不觉，若干年后知青明白过来后不知是何心情：狂热地参与了一场运动，又立即被这场运动抛弃，一腔热血只是做了工具，用完即抛，人生苦难从此开始。二在《中国知青梦》一书中，对知青艰苦劳动的描述倒不一定格外醒目，因为让城市学生去从事农业体力劳动，其不适应可想而知。最叫人触目惊心的，是以落户在生产建设兵团为主的知青所受到的管制和欺凌。这些以前在社会上也有所流传，比如我的家乡就传说有一个公社干部借批准知青回城的权力逼迫两个女知青和他一起洗澡，然而更多事情毕竟不为人所知。在书中，邓贤整页整页地大量引用最可靠的官方文书档案，让那血腥、肮脏、恐怖的一幕幕重见天日。“（第十八团）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几种刑罚，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未死）……”“辽宁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河北省，仅一九七二年奸污案一百一十九起。”“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六十九起，仅一师批斗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云南省知青办揭露：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零三名干部奸污女知青。”“第十六团五营三连连长陈忠友，有妇之夫，奸污、调戏女知青十一人，女知青上山割胶，听见树叶响都以为是连长来了……”“四川南充军分区副参谋长袁候新，在地区革委会任生产组长时，以安排知青工作为名，奸污女知青达九十余人。”“祝江就，浙江省江山县丰足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用各种手段奸污女知青八人，猥亵八人……”……在这密密麻麻的罪恶记录里，我还发现一个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称离谱的案例：“第十团司令部参谋刀世美（正连级），有妇之夫，采用欺骗、引诱和胁迫等手段，鸡奸男知青二十余人”！邓贤还采访了一个当年因犯“男女问题”而受处理的退伍军官黄万全。已53岁的黄万全竟然说：“这种事，不大说得清楚是谁的错……据我所知，干那种事，多数是女方主动，因为他们有求于你：入党，提干，上大学，病退，回城，等等。甚至有的女知青为了批探亲假就跟人睡觉……”他还感慨：“谁叫咱们那时候革命意志薄弱，经不起腐蚀呢？”为了批一个探亲假之类，就要付出肉体和廉耻的沉重代价！掌权者还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可耻的罪犯！如果这只是犯罪者强词夺理的狡辩倒也罢了，我特别不明白的是，邓贤到底出于何种考虑，用了不短的篇幅来“辨证分析”，以这些人在其他方面的“良好表现”来证明这些罪行“远非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思想作风等原因所致”，而是“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包括被李先念点名枪毙、恶贯满盈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八团独立一营教导员蒋小山等人，“如果没有那种权力绝对集中和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要是我们社会的法制建设再健全一些，对个人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再强有力一些”，他们也是“好好的同志”！读到这里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为什么不说他们原本就是坏人，只是未得势的时候其真实思想品质没有表现出来呢？！坏制度下好人会变成坏人，坏人只会变成魔鬼。“老子窝囊了二十年，X他妈！今天轮到老子舒坦舒坦了。”强奸女知青20余人、猥亵侮辱女知青上百人、捆吊毒打男知青70余人（多人致残）的蒋小山的这句心里话，不就是大明大白的自证吗？任何行为当然都有其发生的客观条件，如果据此就可以把滔天罪行都推到“时代”和“体制”上去，那人间还有正邪、善恶和黑白的界限吗？！震天响的“革命口号”之下，禁欲主义的社会氛围之中，红色潮流席卷的中华大地，人间罪恶一样不少。今天向往那个时代“理想”、“激情”、“廉洁”的年轻一代，看了以上关于知青生活的列述，该做何感想？我要说，尽管今天的社会现实中还有很多令人不满甚至愤怒的方面，但比起那个时代，我们的确进步了很多，改革开放刷新了中国面貌，推动了中国的文明进程。因对现实不满，一些人——而且多是有些年岁的人——开出的药方竟是回到过去，不知是何脑筋。《中国知青梦》中还记叙了知青生活中大量可怕的事故，有夜间失火把十位平均年龄不到十七岁的女知青烧成一堆焦碳的，有一场台风过后海面浮起数百具保护拦海大堤的知青尸体的，有一次草原失火烧死知青六十九名的，有不懂炮弹知识而去排除哑炮而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有女知青生孩子时庸医醉酒而致母子双亡的，有扛毛竹下山被弹到山涧里摔成一堆“零件”的，有开荒误触蜂窝而被蛰得通体肿胀而死的，有雨夜出门上厕所失踪至今尸骨无寻的……史实历历，不堪回首。三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年的知青不少已人到中年，已进踏入成熟人生的他们开始回望和纪念自己的青春，这时知青界的一个口号、或曰一种态度掀起了一场波澜——那就是“青春无悔”。1991年，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在成都举办了一次大型图片回顾展，引起轰动。“青春无悔”就是这次回顾展的主题。“青春无悔”由部分知青提出，又受到另一部分知青、社会名人以及年轻一代的猛烈批评。当时我父亲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说：“青春无悔？这些人有病！”年长他们一辈的著名作家张贤亮表示不可理解：离开了家庭，荒废了学业，到农村滚一身泥，再一无所有地回城，竟然宣称“青春无悔”？观看展览的一个研究生说得更为犀利：如果无悔，你们干吗回城？既然回城，为什么又要喋喋不休地说“无悔”？这次展览中，在“青春无悔”的总标题下，还有一段注释性题记：“一位俄罗斯诗人说过，一切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邓贤在《中国知青梦》里对此也予以有力质疑——“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大战，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于原子弹，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么？！”提出“青春无悔”者也许在新时期以后事业发达，因而感谢知青经历锻炼了意志，增长了才干，了解了国情和社会。可是，今天的成功跟知青生涯真的有因果关系吗？知青人数达2000万，发达者又有几人？多数本应有所作为的人还不是被下放毁去理想，成为为生计无奈奔波的底层一员吗？也许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青春有刻骨的感情，不愿承认自己的美好年华成为了特殊时代的牺牲品——无论如何我们年轻时也在祖国大地上挥洒了汗水！可是，你又能说自己的青春有何价值？西双版纳知青付出十年辛劳，以血汗在边疆开辟出大片橡胶林，要打破“北纬20度以北不能种橡胶”的“神话”，结果80年代以来，他们种下的橡胶树已死亡90%，有些农场的死亡率是100%！还有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的“壮举”，美好的青春事业献给了违背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荒唐举动，这究竟是建设者还是破坏者？如此青春，竟然无悔，你们到底是怎样的精神向度和价值取向？这些话也许太过残酷。对“青春无悔”的最佳阐解，是我在网上读到的一首诗，作者是署名张愚若、张谷若的两位知青。这首诗是作者参观崇明岛上东平森林公园里知青立下的“青春无悔”纪念碑后所作，其中有这样几句：我们说青春无悔是因为无何奈何要自我安慰这才是“青春无悔”四字的真正内涵！回首知青岁月，说青春无悔，他们哪里是欣慰充实，哪里是心满意足，而是在舔舐自己的伤痕啊！作为幸运地能够选择自己命运的一代，让我们为这些长辈献上一份真诚的理解吧！四知青是不幸的，但不是最不幸的，至少他们还拥有社会的同情悲悯，而且他们最终也都脱离了农村的体力劳动和单调困乏的环境，不管此后生活有多不如意，毕竟不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了。最底层的是农民，在很多地方，他们依然过着知青当年不顾一切要摆脱的那种生活。因为知青的人生和命运曾经在一个阶段和农民重叠，二者比较，也成为一个引起很多人思考的问题。1980年代，“知青文学”兴盛，涌现出梁晓声、王安忆、叶辛、阿城等一大批知青作家。就在人们交口称赞他们的才华，夸他们“知青的苦没白吃”之时，出身农村的贾平凹淡然、简洁而富有震撼力地指出：“知青吃了一点苦，所以写了很多东西；农民吃了很多苦，所以什么也没写出来。”的确，知青出生在城里，被赶到农村过了几年十几年农民生活，就是时代荒谬、社会不公，可以用文学作品反复诉说苦难并获得同情和尊敬；农民生在农村，过那样的生活是一辈子，是祖祖辈辈，他们的诉说有谁去听？难道农民就是活该吗？《中国知青梦》中最感人的一节是知青在70年代末为取得回城权利而做的殊死抗争，下面的情节曾被多家报刊节载：当时知青为回城的请愿活动风起云涌，国家派农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鲁田前去安抚。对话会上，鲁田坚持“不得返城”的当时政策，而知青不顾一切坚决要回城，双方僵持不下。这时一位瘦弱的成都女知青缓步走向土搭的主席台，正要开口说话，却双膝一软，扑通跪倒在鲁田面前，声泪俱下地哭求：“伯伯，好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可怜的女儿！”顿时三万知青一齐跪倒，撕心裂肺的哀鸣响彻长空大地。鲁田也为之泪流满面，此事对推动知青回城起了很大作用。读到这里我感动不已，但过后不禁又想到：知青受不了农村生活可以请愿，可农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向谁哭求去？有哪个“好伯伯”会来“救救”农民呢？答案就是那个冰冷而又雄辩的“谁叫你生在了农村”吗？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因出身不同，命运差别竟如此之大，这是一个文明国家吗？把这种差别看成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又能算现代国民吗？《中国知青梦》一书是以充满同情的笔触描写知青的，把知青放在受难者的定位上。作者是知青，是文化人，也是城里人，这三个视角下的知青都是受难者，是可怜人。而这三个视角之外，还有一个观照角度，那就是农民。从一些资料来看，农民对知青虽然首先也是同情，但他们的感触要多得多。知青下乡，一些农民敏锐地感到这是“和我们争口粮来了”，当时城市经济衰退，农村难道就好？肩膊稚嫩的城市中学生来到农村不但不能增加生产力，反而加重了农民负担。知青说起来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他们给农民带来的礼物是让农民可能又多一个新罪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部分知青在农村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农村人根本惹之不起。籍贯安徽望江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在《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一文里对此有生动描述和深刻分析。中国城乡阶层之间隔阂很多，如果几千万城市知青的下乡，增进了这两大社会板块间的沟通和理解，倒也不失为幸事，可结果如何？虽然也见到过知青回访当年插队落户地的感人场面，以及知青与农民结下的情谊，但总体上，这场历时十余年、涉及几千万人的城市“移民”运动在弥合中国城乡间的鸿沟、增进阶层交流上没有发挥作用，在社会心理上，这依然是两个界限分明的世界。著名哲学家徐友渔回忆起当年一伙四川知青偷走一个农民的卖猪钱，致使该农民上吊自杀身亡，而多少年后这伙知青居然是用津津乐道的口气笑谈这件往事！徐友渔感慨地指出：他们根本没有把农民当人，当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案例是极端的，但反映出的现象却是普遍的——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达几年十几年，也并没有让城乡两个人群的感情苦乐相通，融合一体。在知青文学中，以及知青对农村的回忆文章里，当年知青们也常赞美农村风光，回味田园生活，同情农民疾苦，但那只是重新进入了城市壁垒的“城市贵族的乡村遥望”……五作为历史的一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被永远翻过，知青这个名词在今天也已经显出历史沧桑感。但这个历史名词承载的故事叙说不完，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悟也无穷无尽。看到我们在对他们认真地论说指点，头发已开始斑白的知青们会投来一个约略含笑的目光，说：对，知青，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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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农药残留标准是欧盟30倍 农业部称安全
茶叶农药残留标准是欧盟30倍 农业部称安全中广网北京4月28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这段时间，一则“全球最大的茶叶品牌——‘立顿’牌袋装茶叶含有多种农药残留”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这家叫做绿色和平组织的机构调查显示：“立顿”的绿茶、茉莉花茶和铁观音袋泡茶，都含有被国家禁止在茶叶上使用的高毒农药——灭多威。报告特别提到，中国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竟然比欧洲宽松30倍之多。今天、国家相关部门对于这一问题做出回应。回应争议一：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外有别，中国标准过于宽松。在这家非政府组织的报告中提到，我国政府颁布的标准中规定：灭多威最大农药残留限量是3mg/kg，而欧盟最大残留限量规定仅为0.1mg/kg。针对中外标准的巨大差别，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董洪岩处长表示，国际食品法典还没有制定茶叶中灭多威的残留限量，我国3mg/kg的标准是安全的。董洪岩：卫生部、农业部 2011年发布灭多威残留限量是3mg/kg，其中一个考虑是，我国是茶叶主要生产国和出口贸易国，是经过严格评估的，能达到3mg/kg的要求，完全能保障茶叶消费安全。与此同时，欧盟0.1mg/kg的低标准，有他自身特殊考虑。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简秋研究员指出，欧盟不是茶叶生产国，每年从中国、斯里兰卡等国家进口大量茶叶，对于高毒农药灭多威执行如此严苛的标准，是从贸易保护的角度出发。简秋：欧盟制定的这项标准，在不需要的时候可以不用，但是一旦和中国在贸易上有了纠纷，那么需要用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限量标准拿出来，给你中国作为谈判的砝码来使用。他的这个0.1，和我们的3是没有可比性的。简秋进一步指出，欧盟有关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多达十几万项，0.1mg/kg的灭多威上限标准，也并非必检项目。换句话说，如此低的标准，只是欧盟贸易谈判的筹码。简秋：欧盟现在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有14万项之多，他不是说每一个农产品出口到欧盟的时候，都要对应的对每一项农药残留进行检测，这个检测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能承担这种管理成本，是承担不起的。各国气候不同，环境不同，饮食习惯不同，农药残留限量应该有所区别。简秋说，即使是同样的农药在同一个作物上的残余限量，也应该不同。简秋：农药在一个国家使用的剂量，是根据当地气候、病虫害发生的规律，以及种植的农产品结构是有关系的。第二，每个国家的膳食结构是不一致的，欧洲人在土豆、西红柿、洋葱的摄入量，比亚洲人多很多。因为这两个数据上的差距，最后导致各个国家同样的农药，在同一个作物上，最后制定出来的残余限量是有差异的。回应争议二：为何部分农药禁止使用，还要制定残留限量标准。去年，中国相关部门发布公告：硫丹、灭多威等农药不得继续在茶树上使用，而在另外的一份规定中提到，茶叶中硫丹的限量标准是每千克20毫克，灭多威的上限标准是每千克3毫克。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董洪岩处长解释说，考虑到我国农业生产实际，很多因为气流等因素造成漂移，也会导致茶叶中存在一定残留的可能，因此制定残留限量标准。董洪岩：坦率地说，因为过去长期大量使用禁用农药，在生产的环境中，主要是水和土壤，不同程度存在一些残留。加上硫丹、灭多威等虽然不得在茶树上使用，但是其他作物上依然可以使用，如果相邻种植，由于气流、风等因素，漂移是不可避免的，也导致茶叶中存在一定残留的可能。2011年6月，农业部、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公告，撤销了硫丹、灭多威等农药在茶树上的登记，这些农药不得继续在茶树上使用，但并没有撤销在其他作物上的登记。为何茶树上不能使用这些农药，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季颖研究员给出了理由。&季颖：茶叶是直接入口，它和鲜食农产品是一类的，按照相关规定，高剧毒农药是不可以在蔬菜、水果、茶叶以及中药材上使用的。硫丹、灭多威这些农药不允许在茶树上使用，但并没有禁止在粮食等农作物中使用。目前，我国仍然有12种高风险农药，因为缺乏替代产品，仍然在农业生产领域使用。农业部种植业司李文星处长指出，安全性，没有问题。李文星：粮食一般情况下，安全间隔期比较长，它使用了这个药以后，到采收中间的时间比较长，再一个，粮食也要储存，同时许多高毒农药的分解也是很快的，之所以把它在茶树上禁止，主要是因为鲜食农产品在施药后，不顾安全间隔期就采摘了，不安全。(本文来源：中国广播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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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启明谈辞职:面对体制只能匍匐前进
邱启明谈辞职:面对体制只能匍匐前进3月23日，央视主持人邱启明在微博上怒斥制片人是傀儡，一时间引起广大网友及众多媒体的关注。最近他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谈及离职，他表示央视给了自己名和利，要摸着良心回报一些正的东西。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人，但面对体制不能硬碰硬，只能匍匐前进。视尽职尽责为底线邱启明对《24小时》前制片人的要求是，“不管《24小时》被上头如何牵制，你每天必须给我一条评论，否则我就在主播台上胡说八道。”王青雷的文字加上邱启明的诠释，就是那一时期《24小时》最具影响力的评论。那时候，邱启明心里很平顺，“为了那个平台，我认为我做了应该做的选择”把八股式的导语变成自己的语言，聊天式的导语，还有，评论随时加，让观众觉得亲近。刚进《24小时》节目组的半年，他每天站在二楼拐角，一背就是一两个小时，消化，变成自己的语言。直播台前没有提示器，面前的新闻纸上也只是简单的关键词。直播时的现挂是家常便饭，临时给出评论。但邱启明不敢说太长，怕说着说着就碰到“红线”，“瞬间会照顾到方方面面，一会儿想着上面的口径在哪，又想到‘红线’在哪，我会不会踩到地雷，考虑对面女主持会不会在那自己背稿子……无数干扰的东西。”干扰的对立面，是一个强大的团队，从制片人到主编，再到评论执笔，所有人都在考虑《24小时》如何出彩。相比现在，邱启明那时不觉得压抑，就是因为每天都有一条评论，有时候还有好几条。“作为国家电视台，虽然是一个接近零点的节目，但如果连自己的声音都没有，是很可悲的事情。”每次领奖，邱启明必定首先感谢CCTV，因为这个平台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接着感谢团队，他只是沾了出镜的光，其实自己很多时候是“团队的传声筒”。4月1日，在《新周刊》“2011中国电视榜”颁奖现场，邱启明说：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把尽职尽责当成一个底线，这个社会没有不变好的理由。很多人将所有事情归咎于体制，却忘记自己也是体制的一部分。连岳曾在博客中写道：“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邱启明也推崇这种智慧，像白岩松和柴静，“他们是有智慧的人，匍匐着，迂回着做成了很多事情”，相比之下，自己则像一介莽夫，直截了当，“却比只抱怨不做好很多。”白岩松也希望媒体不要出于特别角度把邱启明推向岗位的对立面。“我希望我的电视同行，最好是通过节目成为关注点，而不是节目以外的事情。启明可以学学岩松老大哥，去年我多次被辞职被自杀，最后我都‘厚着脸皮’，既没辞职也没自杀。守土有责，我们做的事情有比恩怨情感更大的目标。”不开心，那我走邱启明的妻子李菡是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出身的正统派，两人讨论起专业话题时，两三句就戛然而止，“你觉得所有电视屏幕播出来的，都是你们学院出来的字正腔圆型的，就好吗？就认为我经常在《24小时》动不动就出错的人差吗？”“单以专业角度讲，我非常尊重赵忠祥老师、罗京老师、李瑞英老师。但在今天这个信息万变的新闻平台，真的不能再以吐字如珍珠落玉盘一样去打拼。”邱启明觉得自己不按赵忠祥、李瑞英的播音腔走，就是差异竞争。偶尔口误，也是差异竞争。“因为我也是一个观众。我喜欢什么样的主播，就会引领着我朝着谁的方向走。”刚出道时，他会因为紧张犯低级错误。在地方台主持一场大型活动的开幕式时，台上坐着市委书记、市长，他紧张：“闭幕式到此结束！”20年过后，他笑自己：“我为什么要紧张？应该让他紧张，应该让台下所有的人紧张，因为话筒在我手里。”邱启明自豪于自己现在的敢讲，诸如渤海湾漏油事件、哈尔滨强拆、同性恋话题，《24小时》都有独到的评论。讲得不开心，就选择离开。从南京台离开后，他与李菡来到东方卫视，用办公室里一张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录制了一档10分钟的新闻谈话类节目。台里领导看过后，让他们补妆重录，“请你俩开条件吧。”每天晚间10点钟开始工作，睡三四个小时，4点钟起床，准备早间节目。所有的评论，两个人的对话，完全脱稿。11个主持人之间，邱启明和李菡作为总主持，要将前后串联得严丝合缝，“那时候，幕后团队与主播是隔离的，非常不科学”，但对于两个到新平台想做好新闻的人来说，恰恰是个绝好的机会，因为没人愿意做面对黑夜多过白昼的早间节目。2008年，CCTV借调邱启明在上海主持一档欢乐过大年节目，赵普接通他连线后，对面沉着回应：“赵晋，你好！”信息接收错误没有影响到央视台长焦利对邱启明的喜爱。偷偷从东方卫视跑到北京试了3天镜，第四天被通知“就是你”，第五天飞回上海辞职，第七天，他已经坐在CCTV主播台。到央视后，邱启明的要求就是不做任何黄金时间档的节目，“我就不相信11点做不出一个好节目来。”作为喝三沟一河（洋河大曲、双沟酒、汤沟酒、高沟酒）长大的人，邱启明好酒，他的朋友首先是酒友。酒桌上的他更激烈酒精让他释放了更多在主播台上无法发泄的愤怒。不过，在主播台上，他不能爆粗口，底线早就拿捏好，在没有掌握更多信息的前提下，不可以责怪更多的单位和部门。但如果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就一定要发出这档节目的主观声音。耳机里，导播总是提醒：“启明，还有15秒，10秒。”但这往往是无用的。当他说到兴起，导播编辑们就在后台算超出时长，重新剪辑接下来的新闻，“我在这个平台上，类似的事情太多，他们会说，启明老师，我们时间紧张，导语稍微简单一点，评论尽量不要再说了。讲得精彩还好，讲不好那不是废话吗？还浪费了两条片子，有时候，这也是自己的压力。更多是给他们后期带来很大麻烦，对于团队这两年半对我的容忍，真的挺感谢。”“哈尔滨强拆，我讲了近三分钟，后面的人连删几条新闻。既然我的组织能播出这条新闻，我就借助一切机会，狠狠地骂一下，官商勾结、利益勾结、枉顾民生。”对话记者：你在微博上“发飙”，让很多人将你的愤怒归咎于央视平台。邱启明：当普通民众认为我们属于利益平台的前提下，我应该做点什么？就是要对这个平台负责，真的不能乱说话，不该丢失了肩膀上的职业担当和社会道义，让观众知道，作为国家媒体，CCTV是可以在一些事情上发出声音的。也许别人不懂，说我在给这个平台惹事，但再过几年，十几年，所有人都会知道，我是在为它争脸。记者：很多人直接将矛头指向CCTV。邱启明：我曾经有一个不合适的论断：一个人，有吃饭的地方，也有拉屎的地方。请理性看待一个平台。国内媒体确实有很多自我阉割的行为。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从维护党的声誉，维护政府名声角度来讲，就应该去为它做事。至于怎么做，是智慧问题。记者：在《24小时》，你的空间大吗？邱启明：节目组的人都知道我的性格，在一些重要评论或者活动时，他们会善意地提醒，“启明同志这方面稍微把个关”，这更多的是对我的一种爱护，但我没有接到任何说“你今天不可以这样”，不然的话，我早就反感了。记者：但你心里是有根“红线”的。邱启明：除非你真的不想在规则内混，或者说有可能会牺牲更多的东西，那（触碰红线）叫革命，我这个叫改良；那个叫翻天覆地，我这个缓步推进、循序渐进。做新闻20年，我敢说自己是一个有社会担当、有职业情操的人，但有时候去硬碰硬，真的不行。我曾经很困惑一个问题：每一个人都不去做，每一个人都把责任推给体制，我们的明天究竟在哪里？一个没有监督的社会，该是多么恐怖的一个社会。原新闻评论部负责人告诉我：不要着急，其实你的周围有许多人在匍匐前进。匍匐意味着腰不会弯，头也不会低，整个人躺在地上，一步一步地往前爬。后来我理解为“毫厘主义”。我们哪怕一毫一厘地往前走，也得走，千万不要止步不前，止步不前就是倒退。这个时候需要一些措施和智慧。记者：你的智慧体现在《24小时》里吗？邱启明：我是莽夫。当年的CCTV，尤其是孙玉胜那10年，真让人兴奋，敬一丹、白岩松、崔永元、柴静，这些人真的值得尊重，他们有更高的智慧，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去做更大的事。但我则是“别绕了，咱直接点吧”，我有一个非常单纯、幼稚的想法：每个人都不绕，这社会就好了。但不可能。我也无比崇敬这些迂回、匍匐、争取毫厘最终还能干成大事的人，但我能力不够，索性就不绕了。记者：新闻评论部是CCTV转变的中间力量吗？邱启明：换个角度，看这十几年的迂回、匍匐到底为CCTV做了什么、作用几何？看看我们的《每周质量报告》就知道了，我在微博里说了：接到举报、派出记者、长期潜伏、捕获证据、编辑成篇、顶住压力、坚定播出。白岩松把所有的官全辞了，在自己的平台上做事，他图什么？在中国的评论舞台上，尤其是在影响力巨大的CCTV这个平台上，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而且说得让你心服口服，最重要的是他还不湿鞋。我和他差太远。记者：难道是差在“湿鞋”上？&邱启明：我也没湿鞋。我的底线非常清楚：不反党、不反政府、不三俗。我如果“五毛”的话，可以跟所有人讲“我爱死这个党，六十几年无战争，我爱死这个政府，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我还敢更多地说出问题：有五千多万留守儿童、医保社保、民众的幸福感、食品安全、教育制度。你能说我提出这些问题就是不爱它吗？我恰恰是希望它越来越好。我永远不跟风，不做墙头草。我的精神领袖是陈少敏（1968年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唯一一位不举手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人），独立思想、独立作为、爱土地、爱国家，在太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她坚信自己的信念。我们现在最大的毛病就是随风倒，太严重、太可怕了。这种病祸国殃民。怎么办？邱启明敢站出来吗？NO，NO。我得先看清楚界限在哪，但我绝不会原地不动，更不可能倒退。(本文来源：南京龙虎网-金陵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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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金节：央行资产"赶欧超美"内幕
07:13:37中国经营报 4月28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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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食品比贱，民众躺着也中枪
当加工食品的企业犹如垃圾场、当烂掉生虫的果肉都卖给人吃、当苍蝇与蚊虫混迹在生产流程中、当漂白剂防腐剂打了鸡血似的添加无忌……五彩斑斓的小蜜饯，恐怕比农民喂给猪吃的食物要肮脏许多。食品行业，公司们毫无下限得纷纷耍贱，普通民众只能表示躺着也中枪。4月24日晚，央视曝光山东和浙江的蜜饯加工厂家随意往蜜饯原料里添加漂白剂防腐剂。加工厂将桃肉等原料直接在露天晾晒，常年暴露在苍蝇与灰尘中。这些蜜饯原料随后流入杭州、广东等食品公司。记者将来伊份、家乐福等店的蜜饯送检，发现各种添加剂都超国标最大使用量。(中国广播网4月25日)“食”者，仁者良心。当加工食品的企业犹如垃圾场、当烂掉生虫的果肉都卖给人吃、当苍蝇与蚊虫混迹在生产流程中、当漂白剂防腐剂打了鸡血似的添加无忌……五彩斑斓的小蜜饯，恐怕比农民喂给猪吃的食物要肮脏许多。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又一场良心沦丧、信仰缺失的表演，而利润永远是唯一的导演。检测结果显示，这些蜜饯中的许多添加剂都超过了国家标准要求的最大使用量，有的甚至超过国家标准要求的三倍多。专家称，如果超量、超范围地长期食用，可能会加重肝脏、肾脏负担，对敏感人群也许存在危害。小蜜饯里的悬疑不过是此前食品领域诸多乱象的翻版：譬如即便是如此令人发指的生产环境，但几乎每家蜜饯食品生产企业的产品外包装上，都赫然印着QS的食品安全标志——那么，所谓“QS”难道只是个“收钱发货”的标贴而已？若纯洁的QS是被山寨了，那这些小蜜饯竟然都畅销于来伊份、家乐福等大零售商，QS为何如此“不知不觉”？譬如在本以为相当严苛的检测环节，竟然一直是厂家“主动送检”，而且“仅仅是检查有没有细菌超标，别的什么项目不做检查，交2000块钱就可以”，结果就是诸多小蜜饯厂家只要脑子没坏掉就轻飘飘“玩通关”——如此牛栏关猫，与草菅人命何异？以上追问，实在算不得新鲜，真正有意思的是以下现象：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发现，大小超市的“蜜饯很不好卖”，超市工作人员直言“本地人反而不吃的”。一是可见蜜饯在当地已经“臭名远扬”，成为当地人禁食的潜规则，估计只有地方职能部门恰巧“失聪失明”着；二是大家都习惯了与邻为壑，反正蜜饯是做给“外地人”吃的——这与当年染色馒头事件中参与制作的小伙子一声“打死也不吃”何其相似？这与“敌敌畏泡菜”事件中泡菜厂的老板的那句“我们根本不吃自己做的泡菜、只给外地人吃”何其相似？骂监管，确实监管该骂；骂厂家，确实厂家无良——问题是骂完之后，又能怎样？关停了这一两家蜜饯厂，还有更多的蜜饯企业在孜孜不倦；漂白了这个堕落的产业，还有更多光天化日下的不堪被媒体手到擒来。我们的一些食品，正在竞相进入“比贱时代”，比的是假恶丑的底气和胆量，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一砖拍下去就是一张元素周期表”的时候，还会把丑闻当做冷幽默看？事已至此，还是别急着让企业先流淌“道德血液”吧——财政供养的监管部门如果不能“道德”起来，有限的公共监督迟早会审丑疲劳、进而见怪不怪。从明胶惊魂到毒胶囊事件，从地沟油到小蜜饯，也许不是我们的生存环境恶劣了，也不是我们的权利沦陷了，而是责任清晰之后，阴影与丑陋终于晒上了太阳。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蜜饯”等蛛丝马迹中，还能看到些许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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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芒:年轻时不左没良心，成年后还左没脑子
左的思想源泉与受众&&
08:31:48|我原公司合伙人安德烈曾经是荷兰中学生左翼联盟的主要头目之一，这个特殊经验使得他把我们合伙建立的公司的名字叫“斯塔哈诺夫”（斯塔哈诺夫是斯大林年代的乌克兰矿工，劳动模范，苏联的王进喜）。后来变成了思想很右，比我还右的人。他的一句话说的非常简练：“年轻时不左没长心，成年后还左没长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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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旭峰：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宝总理为何都很无奈？
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宝总理为何都很无奈？ 20033首先，我们需要给他们的从政背景一个基本的描述——总的来说，197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逐渐展开，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开启。所以这两位共和国总理的作为都是在固有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的。1949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政权集中和专政就是必然的——人们各自在自己的生产单元求生存，生产单元与行业之间没有实际的物质联系，社会整体其实就是一个散体，国家权力必然被集中使用。中国从大秦大清的经济与政权状态一直如此。这种社会结构，其能够形成整体混一的综合国力，全取决于一个高度权威的统治者，全民范围的物力与人力明确地向其集中，然后由其确定指向。而在中国的大多数时间，这个高度权威的情况是极少的。一般只有开国的时候，才会如此——一个人要形成高度权威，需要的不仅仅是经天纬地之才，更需要时代——在极度混乱的时代，凝聚和指挥大家廓清混乱·····中国的经济模式改变一直到了1978年之后，所以政权性质的实际改变之基础也是从那之后才具备的。这些年，中国的民主呼声越来越高，并向理性转化，基本的原因就是经济生活模式变了——市场经济虽然不均匀、欠发达，但却实实在在地在全民的范围铺开。当然，到现在为止，老百姓参与到市场经济生活之中的状态还不是很好，自身能力素养与国家经济整体都在限制这一点——老百姓表现的茫然无措，新的生活技能与观念还没有完全形成，传统的生活观念还在残存——基本表现就是“自给自足”的生活观念完全脱去了理解的外衣，并斩断了关爱的情愫，人直接自私地活着。既便如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民主政权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经济越发达与开放，则政权的民主程度越高。中国未来的政权也不能逃脱这一基本规律。关于这一规律的基本论述，请留意我即将出版的几本书。朱镕基总理与温家宝总理的执政都是在经济基础与基本模式已经改变，而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开启的时代背景之上作为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越来越不相配套。而同时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阻力（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复杂性与顽固性）也越来越强大和复杂——到底有多强和复杂大多人是想不来的。从这点来说，执政时间靠后的温家宝总理要比之前的朱镕基总理更加“无奈”。其次，他们在如此整体背景之内的不同作为。我在三篇关于朱镕基总理（“为什么朱镕基总理在任时不是很得人心”&
&、“朱镕基总理的主旨与尴尬” &、“插曲过后，历史放弃了朱镕基”& ）的文章中谈了，在朱镕基总理上台之后，开始就已经膨胀的经济与政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精简——让经济在比较实际的基础上发展、与之相配套的政权也是如此；同时就腐败展开比较严厉的反击。当然，如此作为伤害了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和感情。但是总体来讲，朱镕基的在如上整体背景之内这样做，是对的。我们不能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就否定主体的正确。然而，由于官僚系统的反对与阻挠，加上很多不明真相、并心怀怨恨的老百姓的呼声（那个时代的网络信息沟通尚不发达，很多问题没有在信息交流中明确。全民的认识水平也比较低），朱镕基总理的措施没有得到延伸性贯彻。温家宝总理上台之后，其实朱镕基总理的精简与反腐已经初露成效，所以，很多措施就比较容易执行，比如减免农业税等。温家宝总理本人非常亲民——这主要是由于他的少年、青年、中年生活接近老百姓所致。于是，温家宝总理在第一个五年就得到了空前的拥护。关于温家宝总理亲民形象的顶峰在2008年“汶川地震”，他在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上来回奔波，伤心流泪，那年他已经66岁···并在尚有余震、部队还没有进入之际，乘坐直升机勇敢前往北川，当时电视前自认为心肠还硬的我，感动的热泪纵横——那时候我大学毕业正在乡村教书······然而随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断暴露，人们逐渐开始质疑政府，而对温家宝总理的热情也在悄悄降温。在温家宝执政的第二个五年，我想他主要的工作除过想办法发展经济之外，最为主要的就是克服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这几年，中国的经济一再膨胀——各个行业都脱离基本而追求看似的高速发展的速度与状态——资金被一再注入，泡沫在经济各个行业与单元都有——房产、高铁·····连带效应就是物价上涨。钱很多，东西还是那些；某些看得见的领域由于投资的过热而“发展”，于是经济各个行业、生产各个单元不能在价值的平等交换、流通基础之上自然发展，而在部分领域与环节滞胀。这就是泡沫——就像一根自行车轮胎，空气在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滞胀，那么其他地方就必然干缩。现在中国的“泡沫”不仅在经济层面，政权结构层面也是相应的——政权机构、人员再次空前增多。有一个局设置二十几个副局长的现象发生，并不是一两例······经济问题从来都直接与政权问题相关。经济与政权本来就不相配套，加上各自剧烈膨胀，所以，经济与政权运行不畅而结成的毒瘤——“权钱联盟”就更加复杂而庞大了。用吴敬琏先生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极限。然而，这些我们能完全责怪温家宝总理吗？你不看他那操劳过度而苍老、疲惫的神情······最后，朱镕基总理与温家宝总理为什么无奈？在温家宝上台之后，就业压力比朱镕基时代更加棘手——当年超生的人已经长大、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 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要吃饭！不仅如此，温家宝总理还要解决当年精简之后这些数以千万计的人的生计问题。温家宝总理只要出来讲话，总是不无沉痛地讲“民生···”于是政府不得不每年创造2400万左右的就业岗位——中国必须要扩大经济规模，极力发展经济，才能解决如此之多的人的吃饭问题，才不会让这些人流离失所而立刻激发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然不能开启——在如此庞大的发展经济压力之下，再和官僚系统（他们后面是财团与富商）作对，那最后会一事无成，而立刻受到伤害的还是普通老百姓。虽然老百姓和温家宝总理近年来都一再高呼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过大，于是一再流空——如果真正开始政治体制改革，阻力不仅仅在既得利益集团······还在老百姓！这些艰难可能也只有拖家带口十几亿的温家宝总理才能体悟，说到这些，我的眼泪总是止不住。于是，中央政府明知道不可为（不断注入资金刺激经济发展——部分环节一再滞胀、不断扩大政府机构队伍），但是不得不为！这是多么无奈的事情。老百姓一个个找到饭吃的同时，既得利益集团的饭吃的更好了！但是再往后，大家的饭就都不好吃了·····于是政策不出中南海的事情也就发生了。我想，这就是温家宝总理的无奈。理想不得不一再屈就于严峻与急迫的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温家宝总理“独立的人格”就必然得不到显现······这应该是人世间最大的痛苦···&所以如果说，朱镕基总理的无奈是在社会信息不畅、观念还比较落后之时的精简与反腐最终既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也在老百姓那里也不讨好的话；那么，温家宝总理的无奈的更多是在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的情况下的纠结。而他们更大的无奈是自己身处的背景——政治体制改革在自己执政时期不能开启。中国政治体制的复杂性至少有如下三点：一、修正宪法；二、削弱党政干部权力（他们一般都和“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权钱集团必然打着原有宪法的旗号阻扰改革，谁都知道这个力量有多大。三、在应对这些的同时，要保证十亿以上老百姓不饿肚子。中国问题的解决不是我们很多主观盲目和感情用事的人想的那么简单······你让任何人去一个乡、乃至于一个村去实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就会直观地体会到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既便如此，难道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着手了吗？我想要在现在的国情基础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光凭着国内的力量（主要是无钱、无权、无军的老百姓——还不团结，并各自为己着想）是不够的，必须要借助外力。内外夹击，才能压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硬壳而将政治体制改革贯彻开来···所以，眼下中国空前严峻的外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反而是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进而彻底完成第二次社会巨变的重要契机，就看能不能把握与驾驭了。还是圣人孟子那句话：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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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愚：剧场中国的情景剧
剧场中国的情景剧 B但事情皆有例外。媒体追踪到一个大家都不太想要的结果：三年前因“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被停职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两年前已恢复工作。仔细想想，这位官人说的是大实话，公众听起来不悦，但入主管人事官员之耳：党和百姓显然不是一回事，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岂容混淆？而且，谁都知道“党”是什么。这样一位能切身领会国家本质的官员焉有不复出之理？一场被无权者误以为是正剧的事件，却以讽刺剧终结。FT
> 隆力奇：你可能不知道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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