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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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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与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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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All rights reserved.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资本监管条件下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优化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实施凸现了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管理的重要性。在资本约束的条件下如何优化资本结构，提高资本是否充足，实现银行价值的最大化，是增强银行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客观要求。本文从银行资本结构理论出发，在分析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优化资本结构的有效途径。 中国论文网 /3/view-1440558.htm　　 　　一、银行资本结构分析的理论回顾 　　 　　根据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的MM定理，在不存在破产成本和税收的完美资本市场里，企业的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如果放宽MM定理的假定条件，就可以推导出最优资本结构。当引入税收和破产成本时，最优资本结构是增加负债的税收规避效应正好等于破产成本的上升；在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下，最优资本结构是股东和经理人与债权人和股东之间代理成本的均衡。综合起来，负债经营企业(杠杆企业)的价值PV可以用代理成本／税收规避模型表示为： 　　PV=[PV无杠杆企业价值]+[PV税收规避]- [PV破产成本]+[PV外部股权代理成本]-[PV外部债权代理成本] 　　对银行来说，不仅存在代理问题、税收、流动性危机成本、交易成本和不对称信息，而且有政府担保和监管约束等因素，资本结构的决定更为复杂。 　　1. 免费保险与银行价值。按照Buser，Chen和Kane(1981)提出的论点，假定存款保险涵盖所有的存款，并且这种政府担保的保险是可信的。如果存款保险是免费的，即银行不支付任何形式的存款保险费，包括公开收取的保险费和隐含的由于监管干预而产生的资本管制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担保的存款保险公司会在银行破产时向存款人全额支付存款，而银行不需负担任何成本。由此可以推出的结论是：存款保险降低了银行的破产成本，从而导致银行股权资本比率的下降；免费保险相当于增加了银行的价值[1]。 　　2. 收费保险与银行价值。默顿(1977)，夏普(1978)等人主张政府存款保险公司应对银行征收公开而明确的保险费，费用幅度应足以抵消增加的价值。由于免费保险带来的价值将完全被附加的收费所抵消，曲线Vf将与曲线V重合。在此情况下，无论有无存款保险，要最大化银行价值，管理者必需将债务与资产比率（D/A）定在（D/A）*，这时银行的价值为Ｖ*。 　　在上述方案中，如果政府担保的存款保险公司仅从事保险一项业务，那么在一个竞争性的存款保险市场里，会存在一个对银行价值没有影响的中性保险合同。但政府监管当局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对银行业实施监管而不是存款保险，为了顺利履行监管职能，政府存款保险公司必须通过对保险合同的定价和管理，为投保银行提供机会，以使其价值能够超过没有投保时由市场所决定的价值V*。另一方面，由于存款保险往往采用统一的费用比率，对采取过度风险行为的银行并没有收取较高的保险费，从而鼓励了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为限制这种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政府的监管当局往往采用资本管制的方式对所有银行，尤其是高风险或存在问题的银行收取隐含的保险费，其目的是要银行改善股权资本资产比率或债务资产比率。资本管制迫使银行将资源耗费在应付监管干预上，这种资源转移的机会成本代表了存款保险的隐含成本的一种形式。 　　 　　图1描述了收费保险和监管干预(公开的或隐含的存款保险定价)对投保银行价值的影响。曲线VI＋R(I+R表示保险加管制)位于代表免费保险的曲线Vf和代表不保险且处于存款负债的安全范围之内(资本充足)的曲线V之间。当存款负债过多(资本不足)时，曲线VI＋R下降到曲线V之下。这两条曲线之间的垂直距离代表固定隐含费用和可变隐含费用之和。作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投保银行同意支付公开而明确的保险费，但要接受日后可能的监管干预。曲线VI＋R和曲线V之间的垂直距离表示保险合同，即政府担保给投保银行带来的净利益。当监管者认为银行资本充足时，这个净利益为正；反之，则这个净利益为负。这个净利益体现了银行在未投保时可能发生的破产成本与监管干预之间的权衡结果。如图1所示，在同时存在公开和隐含费用的条件下，资本结构在(Ｄ/Ａ)**达到最优。相应的银行价值为Ｖ**，它大于Ｖ*。由于Ｖ**大于Ｖ*，以最大化价值为目的的银行愿意参加存款保险。 　　3.缓冲资本与银行价值。Berger，Herring和Szego(1995)[2]研究表明：考虑到破产和代理成本、与存款相联系的流动性服务和交易成本，以及存款保险，银行的市场价值与融资结构是相关的，并且在监管资本的约束下存在最优资本结构。Victor E. Barrios和Juan M. Blanco(2003)[3]进一步研究证实，不存在资本监管时，银行最优资本比率的选择依赖于银行规模、流动性溢价、经营成本、资产收益的方差以及信贷的非流动性风险；在资本监管约束下，最优资本比率的确定是最低监管资本比率加一定的缓冲资本率。缓冲资本的数量取决于处罚成本和现有资本比率的波动性，其作用是减少由于资本比率降低到监管比率以下可能产生的冲击。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 　　 　　从银行资本结构理论来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状况，可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1. 资本充足率普遍偏低。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张，要求资本保持同步增长，使资本规模与资产规模相匹配。国际上许多大银行在资产规模扩张的同时，资本充足率稳定在8%以上。根据《银行家》杂志的统计资料，全球前10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2002年平均为11.36%，2003年为11.8%。而我国在2002年公布的1000家银行排名中，已公布资本充足率的银行该指标的平均值为7.62%；2003年底注资后的中行和建行的资本充足率是6.98%和6.91%，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是6.18%和5.78%。与银行业发达的国家及地区相比差距更大，如2003年底美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为13%，一级资本充足率达10.47%。虽然2004年以来，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较大幅度提高，但由于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不高，在资产规模大幅扩张的情况下，资产的风险权重很高，不良资产比重较大，资本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 　　2. 资本结构单一。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中，绝大多数是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即核心资本；附属资本的比重很低。而西方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大银行发行了长期次级债券，提高次级债务在银行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巴塞尔委员会对10个成员国年间发行次级债券的情况进行研究发现，10个国家的银行共发行了5600笔金额高达4380亿美元的次级债券，发行银行的总资产占所有国家银行资产的50%以上。美林证券公司的分析显示，在国际大银行的资本结构中，普通股股本所占比重平均为60%，次级债券所占比重达到了25%。相比较而言，我国商业银行较少运用次级债券、可转换债券等混合资本工具补充资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偏低，附属资本的比重过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3. 资本来源渠道过窄。在我国，政府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重要股东大部分也都是地方财政部门。在这种产权模式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注资补充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已成为一种主要方式。就国有商业银行而言，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资本金；2003年底政府又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入450亿美元的资本；此外，还采取了剥离不良资产、降低营业税等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但是，由于政府的控制和干预等体制上的原因，我国商业银行未能建立起动态的、以市场化为基础的资本补充机制。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偏高、盈利能力低以及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行政注资补充资本金的方式远跟不上资产规模发展的需求，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银行资本来源不足的现状。
　　4. 资本结构管理的技术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基本没有资本和资本约束的概念。在体制转轨之初，“存款立行”的口号随处可见。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银行工作的重点是贷款质量和不良债权。银行业内外基本上是以规模的增长为标准来评价一家银行和银行的经营管理者，甚至还有部分银行的管理者认为中国的银行没有资本照样可以发展。高息揽存、通过循环开具承兑汇票虚增存款、不计风险和成本放贷等经营行为在国内银行界司空见惯。但是，在运用现代金融技术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计量并据此配置资本方面几乎还没有起步，也就不能在技术上主动运用资本结构的调节、优化来引导银行各业务线的合理扩张与收缩并覆盖银行总风险。 　　 　　三、优化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建议 　　 　　在一个成熟市场体制中，银行的资本数量和构成是由监管约束和市场力量共同决定的(Rose，1996)[4]。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看，市场力量对决定银行的资本结构起着主导作用。在资本监管约束下，对资本结构决策最有意义的是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的安排。从银行经营的实践看，充足的资本是商业银行吸收风险、稳定公众信心和适应监管要求的基本条件，但过多的资本不仅会加大银行的经营成本，还意味着向社会传递了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的信号。因此，对银行来说，要从安全、盈利和资本管制的多个角度来考虑最优资本比率，通过银行价值的最大化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在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的约束下，最优资本比率决策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最优资本比率R*≥8%，这时银行的资本结构管理不会受到监管当局的干预，可以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实现价值最大化。 　　(2)最优资本比率R*＜8%，这时银行必须以监管要求为基点，采取资本调整措施，使最优资本比率上升到8%以上。主要的调整方法包括：①按照综合资本成本最低原则增加资本量；②调整风险资产的总量和结构；③增加资本量和调整风险资产同时进行。通过调整，银行可以在新的资本结构下实现价值最大化。 　　面对经济转轨的制度环境和入世后的全面挑战，我国商业银行如果只是为了应对监管要求而进行资本金补充，没有建立基于市场力量驱动的资本结构管理机制，就可能出现一种“注资－消耗－再注资”的恶性循环。所以，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优化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融合。 　　1. 发展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工具。长期次级债券及可转换债券等混合工具作为附属资本的核心品种在国际先进银行中得到广泛的运用。2003年底，银监会准许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并允许符合条件的次级债计入资本。在规定出台后，兴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招商银行通过私募方式发行了次级债，接着是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在银行间以招标的方式发行次级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明确地将长期次级债券和可转换债券列入附属资本的范围。从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状况来看，发行次级债券具有独特的功效：一是可以高效、快捷、灵活地提高商业银行附属资本的比重，解决其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问题；二是改变银行资本来源的单一渠道，有利于降低资本成本；三是次级债券的无担保、固定收益、期限长、后偿还等特点决定了持有人对银行具有较强的监督激励，有助于改进银行的治理结构。 　　但必须注意的是，次级债券只是在一定期限内具有资本的属性，并非银行的自有资本，最终是要偿还的。因此，次级债券对银行资本结构的优化功能是有限的，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它只不过给银行提供了一个改善经营状况、调整风险资产结构的缓冲期。如果过度依赖次级债券，可能出现次级债券对资本不足的暂时掩盖，形成新的风险积累，最终损害银行业的健康发展。从国外实践看，发达国家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券，已不完全局限于满足监管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应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好次级债券的适度规模，适应国际银行业创新的要求，开发和运用更具资本性质的混合资本工具。 　　2. 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向国内民营资本和外资银行出售一定数量的股权是优化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可选路径。从制度演进的视角看，外资要明显优于国内民营资本，这是因为： 　　(1)银行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其技术特点决定了易于产生三大风险：经营风险、道德风险和社会危害风险(王一江、田国强，2004)[5]。因而，银行业的发展对外部制度环境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只有相对完善的外部制度环境才能保证银行业的健康、高效运行。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国内法制不健全，规章制度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经济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银行业已经积累的风险相当严重。如果将一定数量的股权转让给来自制度成熟国家或地区的外资银行，则这些银行的经营行为会受到母国的制度约束，将以全球利益和自身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很小。而国内民营资本脱胎于现有制度环境，并且受政府行为的控制较少，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利用现有制度的不完善从事短期高风险行为的可能性非常大。 　　(2)我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缺陷一直是制约银行效率的重要因素。将适当比例的股权转让给外资银行，不仅直接补充资本金，优化银行的资本结构，更重要的是改进银行的治理结构，加快商业银行的制度创新。“通过促进与本国体制相异的体制交流，摆脱体制的帕累托劣势状态，使之向更优制度进化成为可能”(青木昌彦，1999)[6]。如此，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 　　(3)技术模仿是我国银行业改革的重要特征，但一般性的考察很难学到深入、细致的内容，尤其是核心的资本管理技术。在外资参股或者合资的银行中，中方可以学习到全面、系统的先进金融技术，可以培养一批掌握先进技术的高级金融管理人才。 　　3. 建立以经济资本为基础的资本结构管理体系。在操作层面，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优化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是以最低成本取得实际资本；二是根据银行的风险敞口，实现资本与风险的匹配。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基于经济资本概念的资本结构管理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1)风险度量。在全面衡量银行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基础上，确立各种风险达到概率分布、估计风险敞口的额度，并根据各家银行的具体情况确定对风险的容忍度。(2)计算经济资本量。经济资本是银行覆盖非预期损失的资本，其数量由银行业务面对的实际风险量所决定。在RORAC模型中，经济资本=风险盈利／无风险利率。(3)按照实际资本的构成和比重，计算综合资本成本，筹集最优实际资本量。(4)以监管资本为基点，调整实际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量。当银行风险超出容忍度时，就补充实际资本或降低风险资产数量。(5)确定恰当的缓冲资本区间值。缓冲资本(Capital Cushion)是银行在最优资本量的基础上增加的资本储备。由于最优资本比率的波动性和风险度量的精确性问题，建立恰当的缓冲资本区间可以增强银行应对意外损失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约瑟夫?F?辛基(潘功胜等译)：商业银行财务管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p401-408 　　2. Berger, A.N., Herring, R.J., Szego, G.P.. The role of capital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4), 393-430. 　　3. Victor E. Barrios, Juan M. Blanco. The effectiveness of bank capital adequacy regulation: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5?1958. 　　4. Rose, Peter. S. Commercial Bank Management,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6, p527. 　　5. 王一江、田国强：中国银行业：改革两难与外资作用[M]，《比较》(第10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p157-176 　　6. 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p273 　　作者简介：邓学衷，男，1966年生，长沙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长沙市赤岭路45号，邮编：410076） 　　摘自《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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