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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南]海南古代商贸寻迹 千年海上驿站
　　 编者按：海南古代的经济贸易，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般萧条。琼岛偏居海外，人口不多，但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成为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一站。自宋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和人员流动的频繁，海南岛逐渐告别荒凉。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古代中国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为海南岛带来瓷器、丝绸，带来商人、移民，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风气和生产方式。
　　本版今起分两期推出“海南古代商贸寻迹”。循着史料中的点滴记录，以及历史留下的模糊痕迹，我们也许可以看出海南古代经济贸易的一个简单轮廓。
　　 扼守南海航道咽喉的海南岛，上千年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巨大驿站，过往船只在这里寄泊、避风或是补给后，继续驶向更广阔的大海。对于大部分商人而言，这里其实并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但他们带来的大量移民和商品流通，却推动着这个曾经“孤悬海外”的海岛的开发和发展。
　　主要国内航线
　　输出主要以土产沉香、槟榔、椰子、小马、翠羽、吉贝为主，输入以米、耕牛、绢、纱、漆器、瓷器为主
　　主要国际航线
　　主要是中国大陆与南海诸国间的转口贸易
　　①东南亚―海南―广州或泉州（经琼岛向海外诸国输出较多的是粤、闽、浙等地出产的瓷器、铜钱等，从东南亚输入的主要是珍珠、香药等）
　　②海南（输出本地产沉香、黑糖、玳瑁等）―厦门―福州―宁波（载当地产瓷器、丝、布等）―日本长琦（从日本输入棉纱和棉制品等）
万宁大洲岛为古代商船停泊避风之处。图为清初一艘搁浅沉没的越南铁船。李幸璜 摄
　　在万宁市大洲岛前港的清澈水面下，一艘铁船静静地躺在水中。若遇上水浅时，铁船的轮廓清晰可见。据说，这是一艘清初搁浅在这里的越南贡船，其后人为了纪念先人，还特意在不远处修建了一座小庙……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附近的一片海滩上，随海水冲上岸的不仅有漂亮的贝壳，还有宋代的瓷器碎片。住在附近的人却并不觉得奇怪，因为这里过去就靠近繁忙的海上通道，上千年来数不清的商船都曾经过这里，这些碎瓷片或许就是其中一艘沉船留在海底的……
　　海上丝绸之路
　　我国最早记载海上丝绸之路是从西汉开始的，几乎与陆上丝绸之路同时开始。但一直到宋代，处于这一海上贸易通道的海南岛，才真正进入开发轨道。
　　当我们再回望那段历史时，时间已经划过了数百年甚至近千年！现在，仅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研究中心登记在册的数据，南海古沉船已经超过2000艘，从这些五代、宋、元、明、清的古沉船里，不仅发现了依然完好的瓷器，还有大量的银锭、钱币等重要文物。
　　这些多少年来一直躺在海底的沉船，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向我们讲述当时那条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
　　我国最早记载海上丝绸之路是从西汉开始的，几乎与陆上丝绸之路同时开始。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乡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蒙乐生认为，其实一直到宋代，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加之北方战乱使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才使以南方沿海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处于这一海上贸易通道的海南岛，也正是从这个时期才真正进入开发轨道。
　　时间转回宋代，广州和泉州的港口商船林立，操着各种口音的商人们正忙着指挥码头工搬运货品，这里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那些满载着中国瓷器和中国丝绸的商船，从广州或是泉州放洋后，几乎都要经过南海海域，才能把这些精美的中国商品运送到菲律宾、占城、波斯湾等地，再由精明的波斯商人把这些远道运来的中国商品销往西亚各地甚至欧洲。
　　南海上的驿站
　　在驶向更广阔的南海之前，海南岛是国内最后一个可以提供补给和寄泊的地方了。到宋时，海南岛四周港口商船林立，成为来往南洋各商船的寄泊港。
　　商船从泉州一路循岸航行，在驶向更广阔的大海之前，海南岛是国内最后一个可以提供补给和寄泊的地方了。如果不巧遇海上大风，商船甚至要在这里避上数天甚至更长时间。有的商船为了等待适合回航的季风，也要在这里等上不短的时间。
　　所以宋人楼钥曾这样形容：“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往集番禺东。不然舶政不可为，两地虽远休戚同。” 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也说，琼州有神应港，琼州所属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等都有市舶抽税的地方，万安军、吉阳军等地也是海商集散之处。
　　一时间，海南岛四周港口商船林立，成为来往南洋各商船的寄泊港。南宋乾道年间，广州市舶司为此专门奏请在琼州设市舶机构，负责从南洋返回船舶的检查，防止商船偷漏税。对当时的泉州、广州两大贸易中心港而言，海南岛四周的港口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门户。
　　明代甚至规定南海各地来的贡船，要进入广州必须迂回海南岛。日本学者小叶田淳记载，当时崖州的望楼港标有“番国贡船泊此”，毕潭港有“占城贡船泊此”，陵水的桐栖港（今新村港）有“蕃舶泊于此”，都是南海朝贡船曾在此寄泊的意思。
　　清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英、法等四国也要求将琼州开埠成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海南师范学院教授张兴吉认为，这些国家之所以要求将当时并不发达的琼州开埠，正是看中了海南岛重要的地理位置，这里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有了这样一个基地，对中国内地市场的渗透就更方便了。
　　槟榔香药贸易
　　宋《诸蕃志》中记载，闽浙商人根据季风规律，定期往来于泉州和海南之间，输入海南岛所缺的米、纱等商品，再把岛上土产槟榔、吉贝等贩运出去。
　　在近千年往来如织的商船中，海南岛或许并不是商人们最终的目的地，但随商船而来的大量移民和商品流通，却不断推动着这个曾经“孤悬海外”海岛的开发和发展。
　　在当时的农耕社会里，海南却是 “四州军征商以为岁计，商贾多贩牛以易香”，不仅民间倚重商业，就连岛上统治的维系也要倚重商业，因为“官司吏文书，商贾往来，皆取道于海”。
　　“可以说，海南岛的商业从一开始就是由海外贸易带动，并围绕海外贸易展开。”蒙乐生说，所以要谈海南的商贸就不能脱离了海。
　　《诸蕃志》中这样描写当时的贸易：泉州商船向海南载运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正月间由泉州启航，五、六月间向回航，并输入槟榔、吉贝。闽浙商人根据季风规律，定期往来于泉州和海南之间，输入海南岛所缺的米、纱等商品，再把岛上土产槟榔、吉贝等贩运出去。
　　同样活跃的还有对岸的雷州商人。雷州到海南顺风半日可达，海南所缺的米和耕牛成为输入最多的商品，民间不少小商贩也频繁往来于这条距离最短的航线上。而广州到海南的航路因为是商船出入广州的必经之地，自然也就格外繁忙，广州成为当时“外国香货及海南客旅所聚”之地。
　　往来的商船除了在这里寄泊，也希望在这里找到可以贸易的土产。这时，由东南亚进口的香药已经成为皇宫内廷和封建权贵阶层的一种时尚，价格十分高昂。商人们欣喜地发现，与东南亚各国资源相似的海南，同样盛产香药，而且质量更佳，从海南易香可以获利更丰。
　　当时，在海南原始价仅每两一百三十文的沉香，运到大陆可获得十倍的厚利。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说，海南香价本不贵，本省人用一头牛就可以向黎人换一担香，但因为统治者升抬，一度致使香价与白金（银）等，故客不贩，而宦游者亦不能多买。在厚利的驱使下，就连不少本地官吏也不惜铤而走险，抗旨加入到贩香的行列中，不少官员也因此被革职查办。
　　海南香料舶卖的盛行，从不少过去的记载中都可以看到。如《皇明实录》记载，洪武初年，琼州海商带香货赴南京途中溺死，当时要检验他的货物并征税。但太祖命令免其税，并让同行的海商代卖死者之货，将货款交还其家人。日本内阁文库也有记载说，浙江船主朱仲扬曾载沉香等土产由海南来日本。
　　转口贸易盛极一时
　　在对外贸易中，海南参与的主要是中国大陆与南海诸国间的转口贸易。一方面过往商船要在这里补充淡水和食物；另一方面，当时民间贸易商船载重不大，不少商人须在此中转货物。
　　日本学者小叶田淳认为，尽管海南岛亚热带的土产物沉香、攀枝、黑糖、药种、玳瑁等，都很受日本欢迎，但仅靠这些物资是不充分的，中国输出的货品大宗仍以生丝和各种绢织物为美。因此除本岛产物之外，商船在驶往日本的途中，在寄泊闽浙港口时，还要装载丝和布匹，如果回航台湾，则添载砂糖、鹿皮等。
　　小叶田淳在《海南岛史》中记载：清康熙三十一年（1696年），一艘商船从宁波将当地的丝制品带到海南，又装上海南物产，返航至浙江普陀山停泊，将购买好的丝、零货装好后，再开往日本贸易。
　　当时这样的往返交易应该是非常频繁。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芮锡森认为，这条往来于海南―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日本长崎之间的航线，是从康熙二十三年“禁海令”解除后开始的，是海南对外贸易的主要航线。现在海南收藏界持有的日本明治十年一钱铜元，明治十八年、三十七年和大正三年的银元，估计就是在近代海南与日本贸易过程中流落到海南的。
　　在与南洋的贸易方面，1826年出版的《亚细亚杂志》称：十九世纪初，每年由海南开赴暹罗的民船，不下四十只；开赴交趾南部的有二十五只；开赴东京（越南北部）和交趾北部的，通常有五十只。船的载重量有百吨至一百五十九吨，这种从事国外贸易的船，虽然是小型的，但为数甚多。
　　据说海南本地物产中最受海外欢迎的是小马。据记载，宋乾道年中占城（越南中部）曾到吉阳军买马，“得数十匹”，但第二年再来却没能买到小马。后来在淳熙二年占城又派六百人，驾海船三十艘到海南买马。由此可见占城对海南小马的求购心切。
　　“但在整个中国海外贸易中，最具优势且对海外最有吸引力的仍然是瓷器和丝绸等手工业商品。”张兴吉教授认为，海南产的沉香、槟榔、黑糖、南药等原材料物产，主要还是向国内输入。而在对外贸易中，海南参与的主要是中国大陆与南海诸国间的转口贸易。一方面因其地理位置特别，过往商船往往要在这里补充淡水和食物；一方面当时的贸易多以民间为主，载重几十吨的商船就已经是大船，所以不少商人通过海南岛中转货物进行转口贸易。
　　近年来在海南岛的考古发现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当时海商集散地像陵水、三亚等地，陆续发现了粤、闽、浙、赣等地出产的瓷器和北宋的铜钱等物品，这些物品都不是本岛生产，而是从泉、广等地贩来，从海南岛转口海外的。
　　直到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这条忙碌了上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被迫走到了尽头。1858年《天津条约》后，琼州被强行开放为通商口岸，海南被强行纳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中。
　　相关链接
　　曲折波动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
　　西汉：海外贸易起点，以后逐渐上升；
　　魏晋南北朝：南方六朝政权均注重发展海外贸易；
　　隋唐：海外贸易持续发展；
　　五代：南方的南汉、闽、越等政权都把海外贸易作为立国的重要依靠；
　　宋代：积极支持和鼓励海外贸易，使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进入高峰时期；
　　元代：总体上鼓励海外贸易，但实行过四次海禁和长达三十余年的官本船贸易；
　　明代：前期的二百年间朝贡贸易成为惟一合法的贸易，实行严厉海禁。隆庆元年部分开禁，但仍只在漳州月港一地通商，而且实行严格控制；
　　清代：初期贸易有过短暂自由发展。顺治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三年，实行了二十多年海禁和残酷的迁海政策，民间贸易被禁止。开禁后，贸易有所发展，但对商人船只的大小、贸易规模、人员数量等都有限制。特别1757年以后，外商只限于广州一口通商，贸易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杨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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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不是具体的一条路，而是通道，是当时对中国与西亚、中亚、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最重要的两条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中期前，对外主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之后由于战乱及经济重心转移等原因，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主通道，在宋元时期是范围覆盖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
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是由当时东西洋间一系列港口网点组成的国际贸易网，在唐宋元的繁盛期，中国境内主要有泉州、广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喂给港等组成。其中，泉州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所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形成主因是中国南方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内部往来不易，因此自古许多人便积极向海上发展，东南沿海可以借助夏冬季风助航，更增加了海路的方便性，因此古代中国沿海很多地方都有此项交流，最早可追溯至汉代。　　唐中后期，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受阻加之同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已转到南方，而海路又远比陆路运量大成本低安全度高，海路便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主通道。特别是宋朝商业科技高度发展，指南针和水密封舱等航海技术的发明和之前牵星术、地文潮流等航海知识的积累，加上阿拉伯世界对海洋贸易热忱，使海上丝绸之路达到空前繁盛。　　明朝海禁，海上丝绸之路衰落。郑和下西洋实质是朝贡性质的航海行为，难以为继无法持久。海禁导致民间海外贸易被迫转型为走 私性质的贸易。民间海外贸易的需求张力和朝廷政策的矛盾冲突始终贯穿明清两朝[1] 。明清仅有几次有限度的开禁都是被迫的权宜之策。无政治武装支持的中国海商无力挑战大航海后政治军事商业合一的西方扩张势力。海禁导致中国退出海洋竞争，是近代中国积弱落后的关键。从贸易对象、内涵、性质上，明清时期中西方的贸易和以往的海上丝绸之路已属不同范畴。　　不是具体的一条路，而是通道，是当时对中国与西亚、中亚、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最重要的两条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中期前，对外主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之后由于战乱及经济重心转移等原因，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主通道，在宋元时期是范围覆盖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　　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仍是丝绸，所以后世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出口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又称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由于输入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可称作“海上香料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约定俗成的统称。　　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在汉代开始便已存在，目前已知有关中外海路交流的最早史载来自《汉书·地理志》，当时中国就与南海诸国就已有接触，而有遗迹实物出土表明中外交流或更早于汉代。 “丝绸之路”一名是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原指中西陆上通道，因为主要贸易是丝绸，故名。此名出现后，学术界又延伸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法国汉学家沙畹。中外很多学者都对海上丝绸之路做了很多研究。海丝概念虽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但还没对之进行权威性断代界定，范畴容易被宽泛化。　　泉州　　泉州，西方称之外号“刺桐”(zaitun)，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10-14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峰期，也是古代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居主导地位的时期，泉州作为东西方交流贸易网的东方支撑点，占有重要独特的历史地位。在马可波罗游记里，泉州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是当时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中心。 深受马克波罗游记影响的哥伦布致志寻找东方新航路，在意外发现美洲时还认为终于到了泉州。他在日的日记上写道：“这里就是大陆，刺桐和杭州就在吾前面一百里格的地方”。　　泉州的海上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在唐朝，泉州港已经是中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唐宋之交，中国经济重心已开始转到南方，东南地区经济快速的发展。宋朝有三大对外贸易主港，分别为广州，宁波，泉州。港口的地理便利因素对海外客商很重要，北边日本和朝鲜半岛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尽量靠北，而贸易量更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南海诸国则希望港口尽量靠南，两股方向的合力点便平衡在当时地处在南北海岸中点的泉州，正是这一南北两面辐射的地理优势使得泉州在设立市舶司(1087年宋哲宗元祐二年)正式开港后，迅速先超越明州港(宁波)，后追平广州并在南宋中晚期反超，成为第一大港。　　宋元之交，主掌泉州港的蒲寿庚及其所代表的地方投降政治势力叛宋降元，献城献海船交于元军进攻残余宋军，加速灭宋于广东崖山。蒲寿庚的主动变节 叛宋降元众所不齿，却在客观上使泉州港免于战火，保持繁荣。之后蒲氏又促使元廷加封妈祖为天妃，成为新的泉州海神，之后成为全国性的海神。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虽仍是泉州，但元朝民族等级残酷，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第二等，汉人为最低等，这便使泉州港的实际权益落入色目人阿拉伯人手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在元后期，中央朝廷的权力斗争波及到这利益攸关的第一大港口，导致长达十年的亦思法杭兵乱，外商不敢入城贸易，泉州港受到重创。　　明朝海禁，加之明太祖为清算蒲寿庚一系当年导元倾宋之罪，大批色目外商受到波及，民族报复仇杀，泉州港继续衰落。整个明朝，泉州港的作用仅只体现在郑和下西洋朝贡性质的航海过程中提供专业人员和海船补给上，以及维系与琉球的朝贡。这时期，海禁使民间海外贸易被逼成走私，远离官方管制的漳州月港以走私商港身份开始兴起。　　明成化十年(1474年)泉州市舶司移设福州，标志着泉州港四百年的外贸港地位的终结。　　清代，在因郑成功反清复明战争和海禁迁界的影响下，泉州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港口的繁华已烟消云散。大批民众为了生计开始背井离乡，下南洋，过台湾，造就泉州今日中国第一侨乡和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　　泉州港繁华落尽，衰落到默默无名不为人知，以致西方学者在整个19世纪都在争论那个曾经在12-14世纪无比繁荣，为西方所津津乐道的zaitun(刺桐)究竟在哪里。直到1918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问世后，zaitun即泉州才成定论。桑氏总结了这场国际性争论：“zaitun为中国中古时第一商港，而征之汉籍，宋末及有元一代，沿海商港，无一能及泉州‘。1926年中国历史考古学家陈万里、张星良和德国学者艾克联袂来泉州考古调查，文物遗迹琳琅满目，外来宗教石刻随处可见，实证了zaitun即泉州。几百年的衰落使得当年泉州港的历史遗迹得到较好封存，而其他城市当年的遗存基已消亡。 因此在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来泉州后为众多遗迹尚存感叹认可，遂定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定址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于泉州。　　2007轰动一时整体打捞，始发泉州沉没于广东阳江的“南海一号”南宋沉船再次验证了当年泉州港的繁荣。　　古代泉州府的管辖范围包括如今的泉州、厦门、金门、钓鱼岛、澎湖及台湾。古泉州港有“四湾十六港”之称。“四湾”是：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湄洲湾，每个港湾中各有四个支港，从而组成了这个著名的海丝名港。　　广州　　广州古称番禺，位于珠江口三江交汇处，自秦汉起，广州作为岭南的地缘政治中心一直是两广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和中国的“南大门”。凭借自身拥有的海陆相交通中心的优越条件，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港口。 秦始皇统一岭南时的番禺(今广州)已经成为了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奇珍异宝的集散地，在广州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里，有一捆来自非洲的象牙和一件来自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银盒。　　从3世纪30年代起到宋朝中期，广州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第一大港。　　除了官方积极经营对外贸易外，又允许私人出海贸易。同时还大力鼓励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并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专管外贸事务。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广州通海夷道”，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州，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为珠江的“大舶参天”和“万舶争先”壮观贸易景象而赋诗曰：“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　　宋元时期，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　　明清海禁，广州经常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明清时期，以广州为起点的3条通商航线一直延续和保持到鸦片战争前夕。之后，从广州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迅速增加到7条，抵达7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开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这段特殊的时期，计划经济和封闭的国际环境，广州很难发挥出大港口的历史优势，改革开放后，广州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历史优势和渊源，广交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招商的大舞台。　　广州申遗情况：广州市内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共有20多处，包括南海神庙、怀圣寺(光塔寺)、光孝寺、清真先贤古墓、莲花塔、沙面西式建筑等，光孝寺是中国古代四大佛教翻译基地之一。位于下九路的西来初地是印度名僧达摩首登广州的地方，建有西来庵，是今华林寺的前身。南海神庙，是古代扬帆出海前要祭拜的海神庙，历代皇帝都派人前来祭海，留有许多御碑。建于唐代的怀圣寺与光塔是古代阿拉伯人来广州经商的重要遗址，怀圣寺就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较早的清真寺。在唐宋时期这里曾居住过12万阿拉伯人，是盛极一时的“蕃坊”所在地。相关的文化古迹还有六榕寺与花塔、琶洲塔、赤岗塔、莲花塔、海幢寺、荔枝湾、长洲岛竹岗外国人公墓、琐罗亚斯德教徒墓地等。　　南京　　公元3—6世纪，六朝政权为了建立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国家的友好往来，形成了以建康为起点的东海航线，这为拓展和加强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六朝政权与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外国交往主要通过海路进行，建康都城成为各国文化交流方面的主要城市。佛教经义乃至佛寺建筑就是在此时从建康传入百济(韩国)和倭国(日本)。　　15世纪，明朝郑和下西洋使南京成为郑和下西洋造船基地和始发港，见证了海上丝路最后的辉煌。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策源地、起终点和物资人员汇集地。永乐皇帝为表彰其出使西洋修建的天妃宫、静海寺以及为下西洋兴建的大型官办造船基地龙江宝船厂等历史遗存见证这一航海壮举，也印证了南京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　　福州　　八闽省会福州，是我国首批14个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自古以来闽越人就“习于水斗、善于用舟”，凭借着濒海而居的独特区域优势发展海上经济贸易。汉元封元年设东冶县(县治福州)置东冶港，将福州开辟为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港口并与中南半岛、夷洲(今台湾)、日本、澶洲(今菲律宾)开辟定期航线。　　唐五代，福州怀安窑所产的外销陶瓷器直接贩运至日本及东南亚各国，阿拉伯商船满载各国货物航抵福州，国人与之交易后，携舶来品溯闽江而上将货物贩卖至全国各地。唐末五代王审知及其后裔治闽期间重视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并设立市舶司作为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　　宋元时期是整个福建海外交通最发达时期，福州亦是重要贸易港口，成为当时第一大港泉州港的重要支线港和重要支撑，同时是全国重要造船基地之一，造船工艺先进装备精良，在全国居领先地位。　　明朝，福州太平港为郑和七下西洋候风扬帆出发地。并在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至福州后成为与琉球的经贸文往来的窗口。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福州正式辟为五口通商口岸。　　湛江　　广东湛江市徐闻县是汉代中西方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发祥地，汉代以后，海丝始发港尽管逐渐北移广州泉州等地，但地处雷州半岛的湛江地区一直是海丝之路的重要节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曾派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港出海，经过日南(今越南)沿海岸线西行，到达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随船带去的主要有丝绸和黄金等物。这些丝绸再通过印度转销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这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记载，表明徐闻是汉代中西方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同时也说明“海上丝绸之路”最迟兴起于南越国时期。 徐闻这一带挖掘出大量汉代遗址包括汉砖瓦片、万岁瓦当、汉代私印等;唐《元和郡县图志》中记：“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以交易有利’。”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从中国高州合浦郡徐闻县乘船去缅甸的海路交通也早在西汉时期已开辟”，“那时海路交通的重要都会是番禺(今广州)，船舶的出发点则是合浦郡的徐闻县。”在徐闻发现“万岁瓦当”，非皇家建筑不能擅用可知汉时派驻徐闻官员级别之高。　　北海　　北海对外开放历史源远流长。北海的合浦自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合浦郡，是汉朝南海对外海上贸易的发祥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北海在两千多年前，成为了中国与外部通商往来的重要。现北海所辖的合浦，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注：申遗城市中的湛江徐闻和北海合浦，西汉时，徐闻和合浦是一个地区，徐闻属于合浦郡，而当时郡治一度在徐闻。后世由于政策区划一直变迁，分属广东湛江和广西北海管辖)　　漳州　　明朝海禁，泉州港作为宋元两朝官方大港，受到严格管控压制。民间海外贸易被迫转为走私性质的私商贸易，在泉州以外福建沿海各种走私小港口悄悄兴起，官府虽明言海禁,不许通番，但在地方官府利益驱使之下但控制不力,往往采取纵容政策，最后导致私商贸易逐渐集中到漳州月港。　　月港,在漳州城东南20公里,距泉州城80公里，月港是属于内河港,港道不深，它的港道从海澄港口起,沿南港顺流而东,要经海门岛才到九龙江口的圭屿，再经今天的厦门岛方可出海。正因为月港港道水浅,大型舶船不能靠岸等等自然条件不优越却非常便于将“开放”控制在能够由官府掌控，管理，盘查甚至盘剥的情况下，月港很快一举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私商港口。在西方商业扩张势力东进于浯屿时,内地私商可以通过月港到近海的西方商业据点去交易[4] 。　　1567年隆庆元年，明朝廷迫于内外压力，解除海禁开放月港，“准贩东西洋”，月港终于得到正名，迎来中国海外贸易的‘月港时代。’月港从兴起到繁荣昌盛近200年。月港时代正逢西欧大航海后的扩张时期，它与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以及朝鲜、琉球、日本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并以吕宋(菲律宾)为中转，与西班牙荷兰等西欧扩张势力相互贸易，在我国外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月港开洋不久便遇到朝代更替，郑成功与清军在闽南沿海对峙拉锯争战几十年，不仅战火殃及月港。同时清廷为扼制郑氏，在沿海实行迁界，繁华的月港航运商贸一时萧条。禁海、迁界，使月港完全衰落而一蹶不振。而郑成功占据厦门时，厉行“以商养军”大力发展海运，厦门港遂兴起，地处其后方本来就以厦门为出海必经地的月港，其作用渐被厦门所取代。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厦门设海关，正式取代了月港的海外贸易地位，内河、近海的水运中心也向漳州府靠拢而移至石码港。　　扬州　　扬州当江、河、海运交汇之地。“吴城邗”后，扬州兼得江、河、海运之便，隋代扬州就确立了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唐朝全国经济中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随之崛起，大运河因为其在中国水陆交通网络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成为吞吐四海，沟通宇内主要窗口，正因为成为海路和运河的交汇点使扬州成为唐朝第三大城市和东南第一都会。宋元时期，扬州仍然起着纽带作用。扬州是漕运和南北物资集散中心。　　3历史发展编辑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几个历史阶段。一是唐代中期以前为形成时期，隋唐以前，海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二是唐中晚期是转型时期;三是宋元两代为极盛时期。四是明朝时期为衰落期。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其中，泉州是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为徐闻，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南宋中后期，泉州超越广州并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元代后期，泉州出现亦思法杭兵乱，泉州港受到重创。明初海禁，海上丝绸之路开始衰落。　　秦代　　海路西探，到达东南亚诸国，并且到达印度。　　秦灭六国后，开始着手平定岭南地区的百越之地。于前214年由秦将任嚣和赵佗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秦在岭　　南设三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并以南海郡为中心逐步发展起繁荣的岭南经济圈。秦末北方征战不休，岭南地区由赵佗统治史称南粤国，是当时少有的和平地区。　　前202年汉立国，汉高祖为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与南粤国议和，两国得以发展经贸。前195年高祖驾崩，吕后摄政与南粤国发生冲突，双方在南岭发生激战，战局僵持。当时岭南地区主要出产丝绸类纺织品，赵佗为寻找重要的军需物资铁资源开始谋求海上路线通往西方国家开展贸易。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希腊风格银器皿以及南粤国宫殿遗迹发掘出来的石制希腊式梁柱就是相当好的证明，证实了秦末汉初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诞生，岭南地区向西方输出丝绸以换取各种物资，并且有希腊工匠来到中国参与了南粤王宫殿的建造。　　两汉　　最早、最详细记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是著名的《汉书?地理志》。西汉初年，汉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远航南海和印度洋，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后返航。汉武帝时期开辟的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因此早在公元前，便已有东海与南海两条起航线。海路西达印度、波斯，南及东南亚诸国，北通朝 鲜、日本。　　东汉时期，“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年-180年)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2])这是历史记载的中国与罗马帝国第一次海路往来。　　中国商人运送丝绸、瓷器经海路由马六甲经苏门答腊来到印度，并且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再把丝绸、瓷器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再由希腊、罗马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经地中海海运运往希腊、罗马两大帝国的大小城邦。　　三国　　三国时代，东吴雄踞江东，竭力发展经济，开创造船业，训练水师，以水军立国，并派遣航海使者开发疆土，与外通好。东吴时期因为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的进步。孙权设置典船都尉，专门管理造船工场。孙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最大战舰可载三千士兵，有上下五层，雕镂彩画，非常壮丽，续航能力强。载马八十匹的海船称小船。　　孙吴武装船队出海百余艘，随行将士万余人，北上辽东、高句丽(今朝鲜)，南下夷州(今台湾)和东南亚今越南、柬甫寨等国，吴国灭亡时，有战船、商船等5000多艘。据有学者考证，当时孙吴造船业已发明了原始水密隔舱。孙吴发达的造船业对后世出海远航造成了更为有利便捷的条件，由于航海术的提高，三国孙吴多次派使者出海远航，成为开拓性的壮举。东吴黄武四年(225年)扶南国王范旃遣使来吴国，历时四年，在229年到达东吴，献琉璃。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国。黄武5年(226年)大秦商人到交趾、吴国首都建业(今南京)。法显陆上西行，海上归国，由印度多摩利底经狮子国、耶婆提、到山 东牢山。　　魏.晋.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广州已成为计算海程的起点。通过广州来中国经商的国家和地区大为增加.有15个之多。　　隋.唐.五代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赤土、丹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盘盘、真腊、婆利等。　　中唐之后，西北丝绸之路阻塞，华北地区经济衰弱，华南地区经济日益发展，海上交通开始兴盛[3]。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拂菻、大食、波斯、天竺、狮子国、丹丹、盘盘、三佛齐。　　航路：由泉州或广州启航，经过海南岛、环王国(今越南境内)、门毒国、古笪国、龙牙门、罗越国、室利佛逝、诃陵国、固罗国、哥谷罗国、胜邓国、婆露国、狮子国、南天竺、婆罗门国、新度河、提罗卢和国、乌拉国、大食国、末罗国、三兰国。同时，唐代即有唐人移民海外。其中，2001年韩国林氏到泉州惠安彭城寻根谒祖更传为佳话，唐林氏始祖渡海韩国繁衍至今120万人。　　唐人杜佑对历代南海交通作了个总结：“元鼎(前116-前111年)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奉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逾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　　宋代　　据中国古典文献记载，在宋元符年间(1098年-1100年)，中国海船已经用罗针导航，到了明代海船普遍用罗针导航;当时掌管船只航行方向的舟师都备有秘密的海道针经，详细列出从广州或泉州往返西洋各地的针路。　　宋朝先後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今胶州营海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中后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之一、东方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理、蒲哩鲁、遏根陀国、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总计五十八个国。　出现了《岭外代答》、《诸蕃志》，记载与中国通商国家情况的专著。　　元代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由于连年对外征战和失败，因而先后进行了四次海禁。第一次“海禁”发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年初。第一次海禁从公元1292年(世宗至元二十九年)到公元1294(世宗至元三十一年)止。第二次海禁公元1303年(成宗大德七年)到公元1308年(武宗至大元年)止。第三次海禁从公元1311年(武宗至大四年)到公元1314年(仁宗延枯元年)止。第四次海禁从公元1320年(仁宗延佑七年)到公元1322年(英宗至治二年)结束。1322年复置泉州、庆元(宁波)、广州市舶提举司，之後不再禁海。　　与蒙元通商的国家：三岛、民多郎、真腊、无枝拔、丹马令、日丽、麻里鲁、彭亨、吉兰丹、丁家卢、八都马、尖山、苏禄、班卒儿、文老古、灵山、花面国、下里、麻那里、沙里八丹、土塔、忽厮离、假里马打、古里佛、放拜、万年港、天堂、忽鲁模斯等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商人汪大渊，由泉州港出海航海远至埃及，著有《岛夷志略》一书。元代后期，泉州出现亦思法杭兵乱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　　明代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为了抵制蕃货，“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泉州、明州、广州三个市舶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为由，禁濒海民私通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再次“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下令一律禁止民间买卖及使用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下海通番。　　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违反禁海令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大明律》)。　　永乐二年永乐帝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第一个禁海令，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止海禁时止，期间接近两百年之久，这段时代，正值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大航海的时候。1557年葡萄牙人已经来到大明国门口，建立了澳门殖民地。　　郑和下西洋， 到过：占城、爪哇、旧港、满拉加、哑鲁、苏门答腊、那孤儿、勃泥、小葛兰、彭亨、锡兰山、三岛、苏禄、吕宋、溜山、打歪、八都马、柯枝、南巫里、古里、坎八叶、木克郎、甘巴里、阿拨巴丹、阿丁、天方、米息、麻林地、忽鲁模斯、祖法儿、木鲁旰、木骨都束、抹儿干别、不剌哇、慢八撒、木兰皮等国。　　《明会典》记录了130个朝贡国，其中海上东南夷有62国。　　清代　　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郑成功郑经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禁海令;并於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後，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　　到了乾隆以後，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後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国为首的东方世界。　　4主要航线和贸易主导编辑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东海航线主要是前往日本和朝鲜半岛，南海航线主要是往阿拉伯世界和南海诸国。宋朝之前东海航线主要由宁波出港，南海航线则主要由广州 进出。　　南海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过程中，阿拉伯人是最关键的缔造者。　　丝绸之路的西端，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或西欧。罗马帝国和汉朝之间也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之间的往来，全通过阿拉伯穆斯林等中间商进行交易。在15世纪之前，阿拉伯世界拥有高度灿烂的文明，和中国同处第一世界，而西欧当时是荒蛮落后的第三世界。西欧人想要获得中国丝绸瓷器都要通过阿拉伯和威尼斯热那亚商人。阿拉伯帝国是阿拉伯人于中世纪创建的一系列长达600年的伊斯兰穆斯林王朝。唐代以来的中国史书，称之为大食国，而西欧则称其作萨拉森帝国。强盛期横跨亚欧非三大陆，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与最庞大的世界贸易网，在古老的七海航路上所有港口城市，基本上都有阿拉伯商人。从地中海到中国南海，整个旧世界已知的海域内都可以见到他们的大船，大唐称这些远来海船为“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狮子舶”或“婆罗舶”，最常见的统称为“波斯舶”。宋朝中期之前，中国商人或僧侣出洋，乘的都是“番舶”，直到宋中后期中国航海业超过阿拉伯世界才改变。中国开始向海洋发展，有多少受阿拉伯季风番客的影响，如今已难以判定。生活在特殊历史阶级有特殊民族心理背景的中国人，更热衷于讲我们如何影响世界而不是世界如何影响我们。　　阿拉伯商人跨越辽阔的内陆和海洋，在亚非欧三大洲之间运送货物。阿拉伯的航海技术全面领先于世界也领先宋之前的中国。即使是后来大航海的欧洲人，他们的航海技术以及船只上配备的六分仪、罗盘，大多也是出自阿拉伯人。在大洋上航行需要知道的航行的方向与船只的位置。这就需要中国的指南针和阿拉伯人的&纬度航行&技术。中国靠指南针和地貌、水深等航海，属于地文航行;阿拉伯人靠观测星星进行航行属于天文航行，在海丝之路与阿拉伯人长期接触后，取长补短， 中国的航海就是观测天象与看指南针结合了。　　宋朝中期前，朝廷对华商出洋并不鼓励，甚至一度禁华商下海，属被动型国际贸易，此时在广阔的海洋世界，仍是穆斯林商人们掌控着优势。之后宋朝廷出于贸易营收等原因开始支持鼓励，国家和商业力量的合力，使得中国海商成功地参与到以往几代穆斯林商人垄断的海洋贸易中，并超过他们，在此后几百多年的时间里，开创出一个中国主导国际贸易的时代，并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印度的航运。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对于中国宋元时期的世界图景是这样描述的：“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的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宋元时期，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港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表明这一时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　　宋元时代的欧亚大陆展开了前未所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海洋四通八达，技术与市场、原料与商品、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思想与艺术彼此交流、相互影响，从东北亚的日本、高丽，到东南亚各地和印度沿海，乃至波斯湾和东非各港口，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全球化”的活跃海丝贸易网络，商船扬帆万里，回首中国内陆，是庞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基地，这些深受国外客商欢迎的产品，经过车马、舟船、手挑、肩扛，汇聚到海岸线上的各个港口，然后再装上大船运往海外……与此同时，发生在宋朝庞大经济体内部的商业革命则十分有力支撑宋朝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阶段最富有的朝代――南宋城市化率，科技商业都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峰。　　到蒙元兴起，元朝辽阔的版图第一次与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接壤，第一次使欧洲人穿过阿拉伯人的帷幕与中国人直接交往贸易。海路全畅通，马可·波罗从陆路来海路回，并不是偶然的。中世纪西方历史学家庄维尔在《圣路易传》中的话。这话在中国人，伊斯兰世界听来，显得那么冷血，不近人情。对欧洲人来讲，蒙古征服是一场虚惊打开了一扇门，突然展现的机会与希望，让他们激动得忘乎所以。他们可以去东方发财致富，也可以去东方传播基督精神，大汗的金牌将保护他们的安全。元朝的兴起使得欧洲人可以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马可波罗游记便深刻激起了欧洲人对黄金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元朝的崩溃，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崛起再次在欧洲人的东面形成了穆斯林帷幕。这一切阻隔迫使欧洲人热切寻找通往东方新航路、从而引发地理大发现和西欧大航海。在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中，都可以发现中国的影响。　　15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国家开始企图绕过被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地中海航线与旧有的丝绸之路，要经由海路接通南亚和东亚，并希望能从中获得比丝路贸易更大的利润。等到西欧航海先驱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依靠武装船队打败了往日与东方进行贸易的自由无武装的阿拉伯商人后终于来到南中国海时，郑和下西洋刚停航不久，此时明朝正在海禁，郑和船队消失后在亚洲海域留下的权力真空，使远道而来的葡萄牙扩张势力所向无敌的控制海洋主导权发展贸易，葡萄牙船队的到来是近代西方扩张的开始。一个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将开始成型，东西方的强弱格局也将由此开始逆转。　　东海航线　　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水路交往十分方便。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已成中日佳话。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时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唐天宝年间鉴真和尚也经海路东渡日本。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目前最早宋代贸易凭证存于日本大宰府的公凭，这份宋代的官方证明文内容是泉州客商李充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到日本贸易的记录。　　中日航线上主要是中国商人占主导。唐宋时，中日往来紧密，元朝忽必烈两度海征日本因台风惨败，日本称之神风。明朝时日本是倭寇之乱的本营，也是中国海商海盗的聚集地。　　朝鲜方向最早记载是自周武王灭纣，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通过东海航线，不仅中国的商品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及朝鲜半岛，中国文化随之大规模地传播到这些国家，包括儒家思想、律令制度、汉字、服饰、建筑，饮茶习俗等。中国文化对日本及朝鲜半岛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海上丝绸之路衰落与明清海禁编辑海禁 1368年明朝建国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即对本国商人的出海与从商采取了严厉的打击禁止政策，于是宋元以来发展起来的中国官商结合的航海贸易遭到致命打击。　　古代中国不论政治还是经济，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帝国广亵的土地与丰富的物产造成一种完全自足的农业经济，加上自古以来儒家思想重农抑商，因此，海外贸易对统治者并没有实际需要和吸引力。宋元时代之所以主动发展海洋，很大程度是因为宋朝武弱，岁贡以及后期偏安对海外营收的依赖，而元是外来民族建立的政权。　　因此，在宋元一段非常文化多元主义大航海贸易时代结束之后，从明代开始，以理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儒学建立霸权地位。理学的意识形态体系也使官方对商业产生极大的戒备心理，对海内外的货物的流动采取否定，直接促使明朝廷放弃立国以前十分发达的官商贸易，而为了防范民间商业对正统意识形态的冲击，也变本加厉地限制私商贸易活动。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于明代回光返照。海禁在明清两代是基本国策，仅有几次有限度的开禁只不过是无奈被动的权宜之策。　　郑和七下西洋 虽然明朝永乐年间有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船队七下西洋期间，“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仍在厉行;造船出海、市番货、用番货，一律绳之重法，官方组织的畸形的海外扩张空洞而难以为继，所有的努力和辉煌在历史中昙花一现[1] 。　　郑和下西洋，明廷意不在海外贸易，而在于恢复异邦他国对中华帝国的官方朝贡关系，以示“怀柔”。郑和之下西洋与之前海上丝绸之路性质完全不同，船队远航并不是为了通商，而为在外族面前显示中华帝国的威严，所以船队每次都“厚往薄来”，把大量财物奉送海外王公贵族，争取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尊重和承认。另外郑和远航并不是始创性探险，他的航路上已走过无数中外海舶。　　慷慨激昂的车驾郎中刘大夏，愤然将航海资料全部烧毁。他有许多正义的理由：远航劳民伤财，几十万钱粮几万人的生命，换回来的是帝王的奢侈品，奇珍异宝于国家何益?[6] 。郑和远航已不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高峰的开始，而是高峰的结束。另一条西欧人开创的新型海上贸易之路将在不久取代它，民间的贸易诉求和朝廷的禁令将使中国消极参与，然后在禁海和开禁中梦魇般轮回。　　私商贸易由于实行海禁，宋元时代的官方大港如泉州广州等港城受官府严格控制，因此大量民间海外贸易被迫转型为走私性质的私商贸易，因为官府控制不力，在泉州以外沿海走私小港口不计其数悄悄兴起，加上地方商、军、官三者为了牟利形成一定的联合势力，使私商贸易有足够空间和土壤像野草般逆势生长。　　从私商的贸易范围来看，他们的地区性贸易对象，北部以山东地区为重点，东部以江浙地区为重点，南部以广东地区为重点，对外通商对象包括日本和欧洲殖民势力。福建私商之所以能够获得大量利润，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处地理位置正好介于农、工、商业发达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东西洋海上势力之间。　　这时期，尽管宋元的市舶官商制度已经为民间私营商业所替代，但民间商业的海上开拓力量已经大大下降。在宋元时期，泉州等中国海商能够主动出击，势力波及欧亚非洲沿海，而明清时期活跃于海上的商盗没有国家政治和军事支持只能被动地应战，利用来自东西洋的日本和欧洲海上势力与中国朝廷之间的空间缺环来展开贸易活动。　　面对沿海商民依托地理优势进行频繁的走私活动，明朝政府也曾试图通过掌握某些港口来化解其他走私港口的非法贸易，其中的漳州月港便在官府有限度的几次开禁张弛中兴起，成为东南第一大私商大港。　　倭寇之乱 明朝时期的日本1477年至1583年处于“战国时代”，封建主之间连年战争不断，为了支持战争的开支或弥补战争中的财力不足，另一方面，一些破产的农民为了求生纷纷到海外掠夺财富，而中国成为他们掠夺的主要目标。从日本来的倭寇自十五世纪即已相当强悍，到十六世纪更因为明朝的抵抗不力而长驱直入，威胁中国沿海。但掩盖在倭寇之乱中的真相是，倭寇有两种，一种是真的日本倭寇，但更大的一种倭寇是东南沿海商民。在海禁及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力下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在无法开展合法的商业贸易情况下，只能依靠走私和“海盗”行为来组织货源和交易。有时，两股势力会合流一起对抗明朝政府，嘉靖年间冲击泉州沿海城乡地区的“倭寇之乱”的一部分便是当地沿海商民。 后来明朝政府发现：开放私商贸易时，海盗的数量即下降，大量人口转入私商;当海禁严厉时，海盗数量就大幅度上升。所谓“私商”与“海盗”的界线并不明显，其差别只不过是名义上的，他们可以随朝廷政策的变化而改头换面，因此，这也成了后来明朝隆庆开海，开放月港的重要原由。　　月港时代 1567年明政府被动开海，自漳州月港发舶东西洋，月港的海上走私贸易在严格的限制中合法化。每年约150艘中国帆船从这里领“引票”放洋。“引票”注明海商姓名籍贯、贩洋去处(禁往日本)、往返时间。朝廷用意除了税收管理外，开海实际上是有限度的，一是限定发舶地;二是限定每年发舶数量;三是限定过番时间;四是限定海船式样与军器装备：严禁打造远洋双桅大船，严禁在商船上装置火炮。从开海政策上看，明朝政府对海上贸易和扩张的态度始终是否定消极的。　　南洋华商网络形成 月港开港这一时代也是东南亚近现代华商网络和华侨形成的阶段。虽然唐宋时期就有很多商人船员等中国人移民南洋，包括不远前的郑和航海时带来的移民，但经过明朝不停禁海剿海 开海，早期那些移民不是凋零殆尽便已彻底本土化。月港时代，大帆船不停往来于中国与菲律宾之间，贸易不断。西班牙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白银经由中国海商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而中国商品、移民则流向菲律宾。华商网络和华商社会开始形成。　　官方禁航日本无效，日本实行“朱印船”制度后，月港时代的中国海商全盘代理了日本的海上贸易并很快掌控菲律宾与中国、日本间的大帆船贸易。西洋航线沿印度支那、马来半岛南下到达苏门答腊、爪哇。印支马来半岛的航运贸易也掌握在华商手里，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挑战华商网络失败之后也与华商谋求贸易与航运上的合作。但很快，在西方人发现华商和背后母国大陆是矛盾冲突的关系后，华商将很快付出血的代价。　　这些华商都是无政治军事组织的经济性移民，原本就是冲禁出洋的商人，已被明朝政府视为弃民，在朝廷眼里，他们和那些西方人是夷贼一家，面对大航海后军事商业高度合一的西方殖民势力，没有政治军事武装政治组织与理念的中国海商是没有竞争力的，他们每次做大就会遭到西方殖民政府的清洗屠杀。海外每隔十几年一轮的屠杀骇人听闻，家乡政府不闻不问视为罪有应得。但华商一旦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又无法见容于中国内陆政权，面临的将是双面剿杀。只有后来一个时期是例外：郑氏时代。　　郑氏时代 著名的海盗李旦于16世纪末本于菲律宾经商，因与西班牙统治者不合转至日本九州岛定居，后借由日本海盗集团帮助，筹组武装船队专事中日走私贸易并成为当地华侨领袖，成为东亚海域重要的海上势力。　　郑芝龙原是李旦手下，在李旦死后兼并继承其大部分产业，一跃成为东亚海域举足轻重的人物。自立门户后，郑芝龙离开了急速滑向“锁国时代”的日本，来到台湾建立新的根据地，不仅建立了一支实力强大的私人海军，而且效仿明朝在台湾设官建置，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割据政权。郑芝龙海上势力的快速扩张，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但是多次派兵追剿均告失败。明政府无力剿灭郑芝龙便转而招安，企图利用他与荷兰人在台湾和海上贸易的矛盾与之抗衡，同时镇压其他海盗 。　　郑芝龙受招抚，明朝内陆政治军事力量被迫与民间海商海盗势力结合，中国海商第一次摆脱大陆朝廷的追剿，完成集团化集权化过程以一个具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的重商主义力量，重出外洋挑战西方的势力。　　1633年的料罗湾海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郑芝龙在郑和船队退出南中国海200年后，重建了中国的海上霸权，并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海氛平靖，商舶出入都悬挂着郑氏的令旗，荷兰人也开始向他纳税。　　海外华商及移民第一次得到民族政治军事实体的支持，可以与西方人在东南亚海上展开对等的竞争。　　但好景不长，不多久改朝换代，大明王朝轰然倒地。1646年，一度扛起反清复明大旗的郑芝龙降清，只有其子郑成功以水军之利据金门厦门两岛苦守抗清。　　围海迁界 自1647年1月在小金门起兵抗清后，郑成功转战浙闽粤等东南沿海，在北伐南京失败后，郑军元气大伤且面临军粮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大军的后勤给养问题，郑成功决定收复由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岛，以台湾为基地开拓生存空间。　　为切断郑军与内地的联系和物资供应，早至1654年，清廷便厉行 海禁迁界 令，俗称“辛丑播迁”，早在1647年，广东已先行海禁。郑清争夺沿海地区，海禁实际上无法全面执行，直到南京之役郑军败走，1660年才进行正式的迁界，勒令闽浙粤等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里到50里，尽烧沿海民居、船只片板不得下海，村社田宅被毁无数，沿界筑墙戍卒，百姓颠沛流离。禁海使桅杆林立的港湾空空荡荡，迁界使千里海岸无复人烟。　　1661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鼓励军民垦荒，大力招徕失地贫困的闽粤沿海百姓移民垦殖台湾。在中国近千年的东南海外移民历史上，拓殖台湾是唯一一次在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实体支持下的民间海外扩张活动，其直接成果是，台湾与东南亚其他华人移民区不同，它彻底并入华夏文明的政治文化体系内，后来成为中国领有主权的地区。　　台湾成为郑氏海上中国参与东南亚海上竞逐的基地，但他们将重新面对双重压力：大陆的征讨与西方的扩张。 郑成功的设想是以台湾为基地，以领海统治领土，建立一个覆盖整个东南亚各华人移民区的中华海上王国。收复台湾只是第一步，下一个征讨目标是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地，可惜英年早逝。其子郑经利用清廷三藩之乱空隙出兵福建，占领厦门又再次失去，这次西征使郑氏海上势力受损巨大，以后只能求自保。　　1683年，清康熙帝在前郑成功部将后投清的施琅再三请求下，乘台湾郑成功之子郑经病卒、郑经其子郑克爽年幼初立和台湾本土出现内讧之际，成功收复台湾，帮满清政府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清廷并不想要台湾这块地方。康熙说：“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清廷对台湾弃留犹豫不决，施琅上书力争，最后从守土的角度说服康熙皇帝设一府三县。 台湾是大陆江浙闽粤四省门户，“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　　一口通商 清廷收复台湾后，迁界复还了，海禁复开了，但后者是被动的应对之策，是赏赐给那些纠缠不休请求通商贸易的西方人，而且只允许一种方式：走广州道，这是为了保证能让那些外夷能尽量远离中国经济腹地和中国的海岸。此时，实际上东南沿海与海外有贸易的口岸很多，和明朝海禁时期的情况差不多，走私一直在各港口存在着。乾隆年间，正式确认只留下广州海关，允许西方人通过广州进行贸易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一口通商后，民间商舶则又可以借机开始在严格的限令下出海了，但船大在双桅500石以下，火炮不得超过两位，民间私自出海贩洋，仍属非法。出洋的中国海商又成为“背叛帝国的移民”。　　&&& 后海上丝绸之路时代，从明朝伊始的海禁政策导致了民间贸易外拓诉求力量和中央朝廷政策的冲突矛盾，海禁导致中国退出海洋竞争，直到鸦片战争后国门被外夷强行打开。“坚船利炮才能称霸海上、称霸海上才能称霸世界”这番道理，中国皇帝或许要到几百年后，从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可悲教训中获得[1] 。　　海禁是个历史错误，但绝非偶然，它根植于“中华帝国”的政治理念与体制本身。面对世界海洋的竞争，中国的内陆皇朝与民间海商力量相互抵消，是中国的灾难，西方的机会。自15世纪葡萄牙船队到来起，一拨又一拨西方列强的船队沿着海上航线东来，一步步靠近中国海岸，从试探到有实力发动战争，不过300年，而这300年间，西方不断发展壮大，而中国消极对待海洋以致不断积弱落后。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做大了的西方红毛夷、佛朗机们凶焰甚炽，清廷只能被迫割地让权。又过了100年，大规模的“倭寇”终于进犯，中国再次濒临灭亡的边缘。　　至于宋元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另一端，阿拉伯世界，他们在蒙古浩劫之后迅速复兴，建立了三大穆斯林帝国(莫卧儿帝国、萨菲帝国、奥斯曼帝国)，再次覆盖了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的广袤大陆。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灭亡东罗马帝国，将东方扩张推向最后的高峰，也更进一步促使葡西两国加速探寻通往东方的新航道。15世纪下半叶，郑和远航停止的同一世纪，葡萄牙舰队绕过好望角来到印度洋，轻松击溃了无武装的阿拉伯穆斯林船队，取代穆斯林们控制了西亚南亚贸易网。接着来到亚洲海域，中国正在海禁，南海一片权力真空，葡萄牙人迅速以海权优势制定规则建立新的海上秩序。　　阿拉伯的统治者们在这之前一样不重视海洋，从未想过对它加以利用。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是东西航海与贸易的枢纽，莫卧尔帝国被征服后同样不予理会，面对葡萄牙人的挑战，巴哈杜尔的苏丹说：“海战是商人之事，无关国王尊严。” 此后，三大穆斯林帝国先后出现停滞与腐败，退出了海洋竞争。　　东西消长，大国兴衰，一切都决定于那200年，年，一方退守内陆，一方向海洋扩张 。　　6申遗进展编辑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项持续时间2000多年、范围覆盖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其历史遗产自然纳入“世遗”委员会的视野。 但由于申报“世遗”对区域性的限制，加之海上丝绸之路又是多起点、多航线、具有不同历史年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以“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为名申报的理由变得格外敏感和引人注目。　　因此虽然泉州早在1992年开始筹划“海丝”申遗，2001年作为唯一的城市申报海上丝绸之路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上报国家文物局，但在2003年，国家文物局在收到广州等城市的诉求后，开始希望泉州和广州等其他沿海城市能捆绑申报。于是，2006年12月，泉州、宁波、广州三城“海丝”并入丝绸之路(中国段)，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11月，联合申报城市再次扩增，包括泉州在内增加至9个，并再次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截止2014年，共9座申遗城市50个申报点，其中泉州占18个。　　2014年10月初，9个城市联合申报“海丝”城际联席会议将举行。根据国家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日程，2015年我国将完成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准备工作，2016年开始申报。　　由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要求相当严格，原真度，保护度，关联度要求很高，考察点得经得起考验，而且与“申奥”不同的是，一次申报不成，下次就很难有机会了。9座城市50个申报点中，泉州的考察点由于保存下来的宋元海交文物点多面广多、保存度、原真度最好，在长达十几年的申遗准备工作中做得充足，基本完成工作。接下来是等其他城市的报备考察。　　九个被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计划的城市：泉州、广州、宁波、扬州、蓬莱、北海、漳州、福州、南京。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以“原汁原味”申遗　　广州2014年明确将6处史迹列入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经过专家严格论证，广州选定南越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光孝寺、怀圣寺与光塔、清真先贤古墓、南海神庙及明清古码头遗址等6处史迹点申报。预计在2015年5月前完成各项准备、接受评估。　　扬州有4个项目进“海丝”遗产点，分别仙鹤寺、普哈丁墓，后续列入项目的大明寺、扬州城遗址　　北海现存的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遗产点主要包括：合浦汉墓群、大浪汉城址、草鞋村汉城址等　　南京现存相关遗迹共有12处，分别是六朝都城遗址、道场寺遗址、明代都城遗址、静海寺、天妃 宫、龙江宝船厂遗址、郑和墓地、浡泥国王墓、净觉寺、郑和府邸旧址、洪保墓和大报恩寺遗址　　漳州龙海月港 遗址豆巷临江古街平和南胜窑，华安东溪窑遗址　　蓬莱蓬莱水城，蓬莱阁、戚继光牌坊等　　泉州 泉州天后宫、万寿塔、六胜塔、石湖码头、美山码头、文兴码头、九日山祈风石刻、真武庙、磁灶窑系金交 椅山窑址、开元寺、伊斯兰教三贤四贤墓、清净寺、草庵摩尼光佛造像、德济门遗址、洛阳桥等　　针对一些城市发现一个遗址或瓷窑，就迫不及待要申遗，申遗专家提醒说:海上丝绸之路是个特定学术概念，但被严重宽泛化了。海丝作为严肃的科学命题，不是有货物被转运海外或者舟船出海的地方都称海丝，否则远古沿岸居民就可以舟楫海上，比谁都早，提出的申遗点要经得起专家组考察。同时，申报“世遗”的过程也是一个保护历史文化环境的过程，是让更多人认识保护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过程，这是一个形成长期保护文化遗产社会氛围的过程。　　社会评价编辑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陆上丝绸之路而言的，作为古代中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早在中国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到宋元时期达到鼎盛，宋元时期东西方世界格局的变化，航海技术的突破和空前经济贸易诉求使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中国的丝绸、陶瓷、香料、茶叶等物由东南沿海港口出发，经中国南海、波斯湾、红海，运往阿拉伯世界及亚非其他国家，而香料、毛织品、象牙等等物产则从海外带到中国。　　人类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所进行的活动内容也非常广博，包括航线的拓展，航海技术的交流演进，外来侨民的流动，官方使节的往来，宗教、音乐艺术的传播，异域物种的扩散等等。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促进沿线国家文明交流，也极大影响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导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着历史也改变着历史。元朝时马可波罗由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又由海上丝绸之路的泉州港返回意大利，他的游记深刻影响了中世纪还在蒙昧时代欧洲对东方的向往。海上丝绸之路对西欧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产生了直接促进影响。　　由于时代的变迁，海上丝绸之路自明朝海禁后就走到了尽头，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个又一个谜团。　　一些研究型大学者普遍认为，15世纪是世界史的一个分水岭，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吸引着西欧想绕过穆斯林世界寻找前往东方的新航路，引发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此时中国还拥有绝对的海上优势，郑和下西洋以近乎疯狂的形式将这种优势推向瞬间的高峰，然后就突然停止了，自动退出了海洋。在西方扩张势力进入南中国海时一片权力真空。明朝帝国海军正变成绥靖海疆的警察，追剿犯禁出海的商民。　　在外夷游弋海上，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中国却在厉行海禁。世界近代历史证明，谁控制海洋，谁称霸世界。东西方的强弱格局也由此开始逆转，之前是东方化的世界，之 后到现 在的将是西方化的世界。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上，我们可以以史明鉴，看出海洋及海洋航海贸易对大国和文明兴衰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出商业力量是如何推动国家政策的变化，以及国家和民间商业力量如何合力应对国际间的竞争，后一点对当前国家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启发上尤其有当代意义。&&(更多资讯详情请访问中国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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