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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赚钱效应发酵 万亿资金疯狂入市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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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在线编者按】大盘猛升，昨日盘中创下5年来新高，自从央行11月22日宣布降息至今，沪指迎来一波上涨高潮飙升25％，业内人士表示，本次A股牛市形成了明显的赚钱效应，在赚钱效应的影响下，多路资金流入A股市场。
　　=本文导读==
　　中央多项政策合力助推 QFII和RQFII加速入市
　　=全文阅读==
　　中央多项政策合力助推 QFII和RQFII加速入市
　　2014年以来，国务院以及证监会为QFII和RQFII“搭桥铺路”，不断出台相应政策支持长期资金入市。
　　今年3月26日，中法联合声明宣布“分配给法国8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为落实上述成果，中国证监会宣布法国金融机构可参照RQFII试点相关法规，申请RQFII资格并开展相关业务。
　　7月18日，中韩联合声明宣布，给予韩国8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华访问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给予德国8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为落实上述成果，中国证监会宣布韩国、德国金融机构可参照RQFII试点相关法规，申请RQFII资格并开展相关业务。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8月1日表示，加快推动长期资金入市。多渠道引导境内外资金投资我国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
　　为更好的吸引资金入市，11月1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联合下发《关于QFII和RQFII取得中国境内的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自日起，对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11月28日，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公布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审批情况表》显示，截至日，外汇局累计审批了总计2984亿元人民币额度，RQFII机构总数达到93家。
　　相关分析师表示，今年部分RQFII基金产品需求旺盛，公募基金RQFII额度使用达到99.7%，近两个月至少有110亿元人民币的境外资金借道投入A股市场。
　　数据显示，11月份，国家外汇管理局新批共计4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额度，并新增韩国地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分地区来看，香港地区合计达到2700亿元人民币，新加坡合计达到98亿元人民币，英国合计达到96亿元人民币，法国共计60亿元人民币，韩国共计30亿元人民币。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表示，保值增值是长期资金的内在需求，资本市场可以为长期资金提供一个重要的投资渠道，提高其收益水平。下一步，证监会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继续加快推动各类长期资金入市，努力推动各类长期资金与资本市场良性互动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从长远看，QFII、RQFII所持A股市值的占比将越来越大，监管层需要加快推动制度建设，简化审批并逐步取消额度审批，为境外投资者投资A股创造更为便利的环境，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证券时报)
责任编辑：谈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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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国际战略环境对我国的影响》怎么写？
09-03-07 & 发布
你最好还是自己写吧，要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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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界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其所涉略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举凡有关自然、社会、思维和人生领域的重大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归属哲学的研究范围。但这些问题之间又不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和“抽象同一”，在哲学的“问题域”中有一类问题是哲学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基本矛盾，一切哲学派别在本质上回避不了、必须给予直接或间接的回答，因而是各种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他的解决规约和影响着其他哲学问题的原则、方向的解决。这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在考察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时候，存在和物质、精神和思维都是作为哲学的最一般、最基本的范畴而出现的。但严格说来，存在和物质并不完全是同一个范畴。从哲学范畴的逻辑序列来看，存在才是具有最高普遍性的范畴。从逻辑上说，首先要肯定世界的存在，才谈得上探究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存在是概括世界的最大普遍性的最抽象的范畴，又是潜在的包含一切的最具体的范畴，只是其具体性尚未确定的显露出来，因而又常被看做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范畴。但是，当我们提出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问题的时候，存在同物质范畴一样，已具有在同思维或精神的对立中被规定的规定性，它也就是被当作和物质是同一层次或同等程度的范畴来使用了。 此外，思维、精神本来是在人类产生以后出现的现象，思维精神只是适用于人类的范畴，为什么在哲学中它们也成了同存在、物质对偶的最一般的基本范畴呢？这是因为，人们是从自己的主体地位出发来考察世界的，人既是这个世界的存在物，又是一种有意识能思维的存在物。人的存在和活动，本身就包含着自己的意识思维同外部存在的世界的关系。同时，人们在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时候，一方面面对着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又往往按照自己存在和活动的特点来看待世界的存在及其本质，不仅把自己特定的思维、精神这种属性赋予物质世界，而且把它无限的普遍化甚至实体化，使之成了超物质的创造本原，于是就产生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的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由恩格斯最先明确提出的，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著作中，他提出了如下著名论断，“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k 恩格斯的论断是对人类几千年的认识史、哲学史的概括和总结。他在阐释这一问题时回顾了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演变史，说明它贯穿于人类几千年的认识史、哲学史的始终，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具体展开，首先显示的是哲学的时代性内涵。远古时代是它的“萌芽形式”，表现为梦与肉体、“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灵魂不死的观念”、“万物有灵的观念”反映的就是原始人处理思维与存在关系所达到的水准。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它的“朴素形式”，表现为对世界的本原、基质是“原初物质”还是理念的思考。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即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与实在论之间关于个别与一般关系的争论是在神学外衣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到近代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解决获得了它的“完全形式”，即主要探究“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恩格斯集中论述了近代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 一般认为，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两次大的“转向”，第一次是从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是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这两次“转向”，就其理论内涵而言，都是转换了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理解。 古代哲学，它离开对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 的认识论反省，单纯的从世界对象世界本身去寻求世界的统一性，并直接的断言世界本身，而没有自觉到在这种断言中所蕴含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因此，哲学的“古代”含义，是指尚未自觉的提出哲学基本问题而直接地寻求和断言世界本身的哲学理论形态。 近代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认识论转向”，是因为它以反省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寻求二者的同一性。在这种认识论反省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被“清楚的提了出来”，并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具体的说，近代哲学主要是提出和研究了客观世界与意识内容、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等一系列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问题”。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又把这种“认识论转向”发展为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逻辑学反思，即以概念辩证运动的形式去描述思维和存在的规律层面的统一。因此，哲学的“近代”含义，是指自觉的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并从而寻求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统一的哲学理论形态。 现代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是因为它超越了近代认识论转向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从思维与存在统一的现实基础（实践）或文化中介（语言）出发，去回答和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实践转向”，以人的现实的存在方式——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为基础去解决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则是以人类历史文化的“水库”——语言——为出发点去反省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的说，现代哲学主要是在“语言转向”中探索了语言的社会性与个体性、语言的逻辑性与人文性、语言的历史性与共时性、语言的人类性与民族性、语言的确定性与模糊性等矛盾，从而在语言文化的层面上凸现了传统与现实、共性与个性、事实与价值、多样与统一、自由与必然等哲学所关注的理论问题。因此，哲学的现代含义，是指以人的历史性存在为中介去回答和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哲学理论形态。它与传统哲学（包括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哲学总是以“超历史” 的方式去解决哲学问题，而现代哲学则是以“历史的”方式去提出和回答哲学问题。 在哲学的“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理论形态的历史转换中，实现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理论内涵的历史性发展。古代哲学提出“万物的同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试图以某种最深层的统一性的存在来确定人类生活意义的最高支撑点，又意味着人类尚未达到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去反省人类生活的意义。因此，这种哲学实质是表征着人类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近代哲学提出“意识的同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以反省的认识去寻求人类生活的意义，又意味着人类是以超历史的即抽象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受“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现代哲学提出“实践的统一性”以及科学、语言、文化等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从历史的即现实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也意味着人类在多元文化中的意义的冲突与危机。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融合的意识。 总之，哲学要从总体上研究人和世界的关系，要给人以智慧，教导人们善于处理自己和驾奴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首先就必须考察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哲学的其它问题的展开哲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都是以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和回答为起点、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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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战略控制 &  ——科索沃战争的负面影响及其警示全球化是个确定的趋势、模糊的概念。在没有给全球化以科学的准确的界定之前，必须首先明确这样一个观念，即全球化不应是西方化，不应是美国化，更不应是超级大国在东西方推行“新战略”为所欲为的合法依据。连西方有识之士都认为“科索沃模式是个失败的例证”。人类社会需要有各国平等参与并自觉遵循的国际战略控制，否则，不仅科索沃战争的悲剧会在世界各地重演，而且还可能酿成更大的灾难。作为上世纪的最后一场战争，它不仅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而且对新世纪的国际战略走向都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在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战争演变”取代“和平演变”，以强权压主权，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世纪末的狂躁、浅薄、狭隘与短视。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千年之交，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他们表现得不是更成熟、更睿智，而是更浮躁、更轻率了。这场战争还表明，作为霸权主义新形态的新干涉主义是更富于进攻性和冒险性的国家对外政策，是新战争的原罪。其特点是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标榜，以军事威胁与军事打击为手段，强调使用武力的必要性、合法性与有效性。在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中，强化了单极独霸的国际结构，美国可以任意给别国下定义，可以为别国立法，可以操纵西方八国集团主导世界事务。当时联合国在科索活问题上被边缘化了。科索沃战争提醒人们，当人权成为强权的一种借口时，人权就失去它本来的意义。海湾战争后，伊拉克被“制裁”10年中，已有150万人死于医药缺乏和营养不良，还有更多的人在受着上百万枚贫铀弹爆炸遗留的放射性污染的折磨。而且正是来自外部的高压，才帮助伊拉克领导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如果西方大国真的关心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它为何对卢旺达的部族大屠杀导致60万人死亡的悲剧无动于衷?说穿了是卢旺达对它们没有直接的地缘战略利益，而波斯湾和科索沃则是兵家必争之地。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制造人道主义灾难，是20世纪末期最大的怪现象。人道主义就是这样被亵渎的。科索沃战争，虽然展示了前所未有的高技术战争图景，但也破坏了人类对进入21世纪的和平期盼。在科索沃战争中，西方大国军事集团对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国狂轰滥炸了78天，用极不人道的方式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北约是打赢了，但并不光彩。南联盟抵抗侵略，虽败犹荣。从战争指导来说，对南联盟进行的残酷空中打击，不仅有悖于战争道德，就是从军事艺术的角度讲，也是平庸之作，在军事艺术史上没有什么地位。北约始终不敢用地面部队进行较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作的《科索沃战争的教训》的报告中承认：“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并未赢得明确的胜利。尽管军事力量一边倒，但战争的最终结果并不明显。”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在这场战争中，军事实力强大，但指挥艺术一般；军事胜利，政治失败；战术胜利，战略失败。如果说科索沃战争能在战争史上留下一笔的话，那就是这场战争开了若干危险的先例：1．置联合国和国际法原则于不顾，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实行军事入侵；2．公然用武力支持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活动；3．战争不择手段，袭击目标不受限制，包括医院、学校、居民住宅、热电厂、总统府，甚至中国使馆都成为轰炸目标；4．操纵国际法庭进行跨国司法干预，宣布被侵略国家的领导人为“战争罪犯”，并提出起诉和通缉。如果这场师出无名的战争理由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无疑是对侵略一词的最新版本的注释了。科索沃问题是南斯拉夫国内民族矛盾长期积聚造成的。冷战后在外国的怂恿和支持下，科索沃分裂主义势力恶性发展。从1998年10月以来，科索沃阿族恐怖分子共发动1062次武装袭击，杀害159人，绑架101人。美国专家坦言：“由于从阿尔巴尼亚获得了武器，科索沃解放军的暴力行为愈加肆无忌惮。他们占领警察局，抢夺武器，公然袭击巡警和边境检察站。……南联盟军警忍无可忍，于是开始清剿科索沃解放军。”南联盟为解决科索沃问题做了很大努力，但在作战中，未能有效控制塞族极端势力的过激行为，导致大批阿族居民逃离家园。美国和北约以此为借口，实行军事干涉，但根本没有达成他们所标榜的政治目的，反而留下许多后患。如此轻率地把一个主权国家内局部的种族冲突变成国际政治和军事冲突，势必埋下日后巴尔干乃至整个欧洲冲突的种子。从战争性质讲，这次战争是世界最强大的军事集团联合对一个弱小的、孤立无援的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美国和北约的经济实力是南联盟的700倍，军事实力是南联盟的400倍。使用航空兵和导弹进行空中袭击成为达成战争目的的惟一手段。它在组织计划和技术操作上是出色的，但在军事艺术上是平庸的，在道德水准上更是低下的。美国和北约使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的当时世界上最新的高技术兵器，包括国际上禁用的集束炸弹、贫铀弹和石墨炸弹等，进行一场“非接触性战争”。在78天的狂轰滥炸中，美国和北约是0伤亡。南联盟损失惨重，仅和平居民就死亡2500人(其中有81名儿童)。这表明，这场战争是在人道主义名义下进行的不人道的战争。美国和北约依仗其空中的绝对优势，实际上把南联盟的所有人民当作人质，对方如果不屈服，就不断杀伤其人民，破坏其生存条件。这和暴徒、恐怖主义的行径实在没有什么区别。霸权主义就是放大了的恐怖主义。美国受到科索沃战争的鼓励，强化了以武力图霸业的观念。科索沃战争模式可能成为21世纪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主要军事行动样式。从这个意义说，科索沃战争拉开了21世纪战争的序幕。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成功地运用了联盟战略，共有19个国家参加，如果没有欧洲空军基地的使用权、飞越领空权和后勤支援，美国无法完成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利用俄罗斯1998年8月金融危机后国内出现的复杂而脆弱的政治经济局势，以及无法对南联盟进行直接支援的地缘障碍等软弱地位，使俄罗斯放弃实际援助，而参与外交斡旋，逼迫南联盟就范。但“联盟力量”内部从始至终存在分歧。对是否需要打这一仗、是否投入地面交战、是分阶段逐步升级进行空袭还是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空袭等，各国看法不一。美国提出的打击目标常被盟国否决。科索沃战争是二战后欧洲(北约)追随美国最紧密和最不光彩的一次行动，但经过历史反思，也可能是欧洲与美国拉开距离甚至分道扬镳的开端。南联盟为捍卫自己国家主权，进行了英勇斗争，虽败犹荣。但是也暴露出在民族政策上有失误；在战略指导上存在某些消极保守倾向和战前对建立战略反击力量认识的不足。特别是对俄罗斯的支援抱有过高的期望，战略形势判断失误。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且孤立无援无法扭转战局，最后不得不接受美国和北约的条件，从科索沃撤军。假如南联盟拥有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假如俄罗斯向南联盟提供军事援助如萨姆—10地空导弹，那么就可能是另一种结局。科索沃战争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从长远看，科索沃战争不仅给发展中国家也给侵略国家自身带来无穷后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从科索沃战争中得到警示，不得不认真思考下次轮到自己头上该怎么对付的问题。而超级大国和一些西方的政治家、战略家，则需要对自己的战略理念进行控制和改变：第一、对战略观念的控制与转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上总要出现一个国家或民族想成为全世界的主宰或领导者，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获得成功。它们最终都在这种疯狂的追求中削弱了自己，以给别的民族带来灾难开始，以自己的民族灾难告终。如今美国似乎正在做这种努力。冷战后，美国的一些政治家、战略家患了“敌人缺乏症”，总想寻找和制造一个敌人，夸大本国所受到的威胁，以便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这种出于政治需要、商业利益，以及为争取国防经费而玩弄的把戏，是冷战思维的继续。伴随制造一个敌人，在心理上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交战准备与交战期望，于是所谓“中国威胁论”、“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便应运而生了。从历史上看，美国和日本除了它们之间相互争斗外，从来没有遇到来自太平洋沿岸其他国家对其本土的威胁，更实在谈不上受到中国的威胁。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受到日本的严重挑战。最后是与中国结盟打败日本的，而战后美国在亚洲的两次重大失利，即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所遭到的挫折，则是与中国为敌造成的。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记取的。肢解中国是列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梦想，至今阴魂不散。一些国冢的反华势力仍在处心积虑地支持“台独”、“藏独”、“疆独”。他们认为，只有肢解中国，才能使中国永远不能崛起，永远丧失东临太平洋，西接中亚能源基地的地缘战略优势，最后使中国成为向西方世界的求乞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对李登辉、达赖之流情有独钟。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七块论”，正是适应国际反华势力肢解中国的需严，闹走上分裂的不归路。中国一旦发生局部地区的分裂动乱，霸权主义国家就可能把“和平演变”转为“战争演变”，采取科索沃模式干涉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中国不得不认真准备对付东西两面受到的这种威胁。第二、对战略利益与战略边界的控制。超级大国的所谓“前沿部署”、“前沿存在”、“防区外干预”，都是超越自己边界的军事行动。历史上的侵略战争都是无限扩大自己国家的战略利益和超越战略边界开始的，诸如普鲁士威廉二世——施利芬——小毛奇的战争计划；日本“田中奏折”战略方案、“太平洋战争计划”；德国侵波“白色计划”、侵法“黄色计划”；侵苏“巴巴罗萨计划”等，皆无一例外。可以说，从1888年以来导致世界性或地区性陷入战乱的30多个著名战争计划，都有这个特点。冷战后，北约东扩和日美军事同盟干涉范围西扩，无疑是超越自己应有战略边界的行为。这种东、西对进的全球战略部署，是企图遏制俄罗斯和中国，挟制欧盟和日本，控制中东、中亚石油产地，最终夺取欧亚大陆的控制权。按照西方地缘政治的逻辑，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科索沃战争时期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宣称，北约不受地域的限制。德国国防部要人也宣称，德军将来需要更多的走出国门，执行“国际任务”。这就是说，北约新战略二北约东扩(包括武力东扩)：北约任务全球化。如果北约的战略边界无限制地扩展，就会走上当年威廉二世企图“统一欧洲征服世界”的老路，那么欧洲注定要再次被拖人万劫不复的境地。第三、对军事革命和军备竞赛进行控制。当今，在世界范围的军事领域，正由美国带头进行一场适应信息时代的、以高技术战争为内容的军事革命和军备竞赛。单纯从军事角度看，新军事革命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它对和平与发展终究是个不祥之物。如同核军备竞赛那样，新军事革命不会使最发达的国家更安全，但会使世界更不安全。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新的军事革命中投入军备竞赛，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失去理性，人类创造文明的力量也可以变成毁灭文明力量，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多大，破坏世界的能力也有多大。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一个领域像军备竞赛那样，它的存在本身构成巨：大的浪费，军事技术的创新更孕育着巨大的危险。怎样使科技术的力量向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关键在于战略思维的导向。近代史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都带动了人类的进步；而普鲁士的军事革命和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军事革命，则对20 世纪大规模战争起到了先导作用。不论是工业时代的军事革命，还是当今迈入信息时代的新军事革命，如果它能给人们以启示的话，那么第一条就是必须对军事革命进行控制。掌握高技术能力的国家，必须从全球安全出发，避免科学技术力量无限制地向战争力量异化，否则必将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历史上的军事革命，其结局往往与发动者的愿望相反。它能够使战争升级，而对胜负没有产生根本影响，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就是例证。核武器和核战略的出现也是一场军事革命，但现在核讹诈已经走进死胡同，始作俑者同样成为被威慑的对象。如今又出现了信息战，在军事领域创造了新的优势，但同时也为别人提供了不用飞机、军舰、导弹就可以进行越洋攻击的一种思路和手段。战争运动往往不按军事革命设计者的愿望发展，闪击战如此，核战略如此，信息战也必将如此。对高技术战争的反制理论与实践，是这场军事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第四、对核扩散与核战争进行控制。霸权主义也许是在真诚地反对核扩散，但它的新干涉主义又是实实在在地制造和促使核扩散。一些国家为了自身安全和追赶新的军事革命，而不得不加入军备竞赛，并把发展核武器当作获得国防安全的一种经济而现实的选择。越是常规力量弱，越是在高技术军备竞赛中不占优势，就越依赖核武器的等效威慑的作用，这从俄罗斯国防政策的变化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科索次战争后，俄国军方一位高级领导人发表讲话说，“如果受到武力威胁，俄罗斯可能首先动用核武器。”美国企图修改1972年与原苏联签订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目的是掌握弹道导弹防御的垄断权，以确保核进攻能力的优势地位。换句话说，核防御垄断权的实质，是核进攻的垄断权。这种破坏核均衡的做法，势必引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和增大核战争的危险。人类掌握了极端武器之后，就很难取消它，特别是在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也很难保证不使用它。有干涉就有反干涉，在大规模杀伤武器、精确制导武器、生化武器不再成为秘密时，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也毫无例外地会成为被威慑的对象。今年年初美国两位前政府官员发出呼吁说，“美国该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了”，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所以霸权主义政策不仅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这是一种短视的政策，是与本国人民的长远利益相矛盾的。尊重别国主权才是自己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也只有停止无端的干涉别国内政，才能使国际社会共同制止核扩散，降低军备水平，一致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和邪教极端集团的危害。第五、对战争手段和战争规模进行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在决定对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的座机进行截击时，还曾考虑是否符合战争道德原则，而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联盟的总统府和民用设施进行狂轰滥炸竟然无所顾忌。国际社会之所以限制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就是因为它的破坏力巨大，会造成许多无辜居民的伤亡。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像科索沃战争这样，使用“常规的”贫铀炸弹、集束炸弹、石墨炸弹进行狂轰滥炸，造成巨大灾难效果就不受谴责吗?使用常规武器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用其极吗?难道就不怕别人反其道而用之吗?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科索沃战争前的局部战争，没有再向所谓“绝对战争”发展，而是向限制战争的规模和手段的方向发展。即出于对现代武器具有巨大的毁伤性、消耗性的顾虑，出于政治上的深远考虑，而将战争局限在一定时间、范围、手段和强度上。降低战争对抗而又能达到政治目的，这是一种明智之举。然而这种模式都被科索沃战争所彻底否定了。这表明，在世纪末，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战略智慧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第六、对战略联盟和战争策源地进行控制。科索沃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出现的大国军事集团(北约)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霸权主义扩张政策的消极后果之一，就是会逼使一些国家组成或投入另一个军事集团以与之对抗。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结盟，以及以不结盟运动发起国著称的南斯拉夫申请加入俄——白联盟（虽然没有实现，但表明一种趋向）就是证明。这只能增大战争的危险。北约和日美军事同盟是产生于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冷战后美国确立北约全球化的新战略，完成从区域防御战略向全球性进攻战略的过渡，成为最富于扩张性的军事集团。重新修订的美日军事同盟与之遥相呼应。这两个以超级大国为主导、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战争策源地国家为骨干的军事政治集团，是当代超级大国推行全球战略、实行新干涉主义的工具，特别是日本正积极向军事大国发展。这样下去，是否最终会孕育出新战争的策源地，这种顾虑或者说这种警告决不是多余的。肢解中国是列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梦想，至今阴魂不散。一些国冢的反华势力仍在处心积虑地支持“台独”、“藏独”、“疆独”。他们认为，只有肢解中国，才能使中国永远不能崛起，永远丧失东临太平洋，西接中亚能源基地的地缘战略优势，最后使中国成为向西方世界的求乞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对李登辉、达赖之流情有独钟。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七块论”，正是适应国际反华势力肢解中国的需严，闹走上分裂的不归路。中国一旦发生局部地区的分裂动乱，霸权主义国家就可能把“和平演变”转为“战争演变”，采取科索沃模式干涉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中国不得不认真准备对付东西两面受到的这种威胁。第二、对战略利益与战略边界的控制。超级大国的所谓“前沿部署”、“前沿存在”、“防区外干预”，都是超越自己边界的军事行动。历史上的侵略战争都是无限扩大自己国家的战略利益和超越战略边界开始的，诸如普鲁士威廉二世——施利芬——小毛奇的战争计划；日本“田中奏折”战略方案、“太平洋战争计划”；德国侵波“白色计划”、侵法“黄色计划”；侵苏“巴巴罗萨计划”等，皆无一例外。可以说，从1888年以来导致世界性或地区性陷入战乱的30多个著名战争计划，都有这个特点。冷战后，北约东扩和日美军事同盟干涉范围西扩，无疑是超越自己应有战略边界的行为。这种东、西对进的全球战略部署，是企图遏制俄罗斯和中国，挟制欧盟和日本，控制中东、中亚石油产地，最终夺取欧亚大陆的控制权。按照西方地缘政治的逻辑，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科索沃战争时期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宣称，北约不受地域的限制。德国国防部要人也宣称，德军将来需要更多的走出国门，执行“国际任务”。这就是说，北约新战略二北约东扩(包括武力东扩)：北约任务全球化。如果北约的战略边界无限制地扩展，就会走上当年威廉二世企图“统一欧洲征服世界”的老路，那么欧洲注定要再次被拖人万劫不复的境地。第三、对军事革命和军备竞赛进行控制。当今，在世界范围的军事领域，正由美国带头进行一场适应信息时代的、以高技术战争为内容的军事革命和军备竞赛。单纯从军事角度看，新军事革命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它对和平与发展终究是个不祥之物。如同核军备竞赛那样，新军事革命不会使最发达的国家更安全，但会使世界更不安全。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新的军事革命中投入军备竞赛，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失去理性，人类创造文明的力量也可以变成毁灭文明力量，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多大，破坏世界的能力也有多大。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一个领域像军备竞赛那样，它的存在本身构成巨：大的浪费，军事技术的创新更孕育着巨大的危险。怎样使科技术的力量向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关键在于战略思维的导向。近代史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都带动了人类的进步；而普鲁士的军事革命和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军事革命，则对20世纪大规模战争起到了先导作用。不论是工业时代的军事革命，还是当今迈入信息时代的新军事革命，如果它能给人们以启示的话，那么第一条就是必须对军事革命进行控制。掌握高技术能力的国家，必须从全球安全出发，避免科学技术力量无限制地向战争力量异化，否则必将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历史上的军事革命，其结局往往与发动者的愿望相反。它能够使战争升级，而对胜负没有产生根本影响，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就是例证。核武器和核战略的出现也是一场军事革命，但现在核讹诈已经走进死胡同，始作俑者同样成为被威慑的对象。如今又出现了信息战，在军事领域创造了新的优势，但同时也为别人提供了不用飞机、军舰、导弹就可以进行越洋攻击的一种思路和手段。战争运动往往不按军事革命设计者的愿望发展，闪击战如此，核战略如此，信息战也必将如此。对高技术战争的反制理论与实践，是这场军事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第四、对核扩散与核战争进行控制。霸权主义也许是在真诚地反对核扩散，但它的新干涉主义又是实实在在地制造和促使核扩散。一些国家为了自身安全和追赶新的军事革命，而不得不加入军备竞赛，并把发展核武器当作获得国防安全的一种经济而现实的选择。越是常规力量弱，越是在高技术军备竞赛中不占优势，就越依赖核武器的等效威慑的作用，这从俄罗斯国防政策的变化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科索次战争后，俄国军方一位高级领导人发表讲话说，“如果受到武力威胁，俄罗斯可能首先动用核武器。” 美国企图修改1972年与原苏联签订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目的是掌握弹道导弹防御的垄断权，以确保核进攻能力的优势地位。换句话说，核防御垄断权的实质，是核进攻的垄断权。这种破坏核均衡的做法，势必引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和增大核战争的危险。人类掌握了极端武器之后，就很难取消它，特别是在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也很难保证不使用它。有干涉就有反干涉，在大规模杀伤武器、精确制导武器、生化武器不再成为秘密时，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也毫无例外地会成为被威慑的对象。今年年初美国两位前政府官员发出呼吁说，“美国该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了”，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所以霸权主义政策不仅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这是一种短视的政策，是与本国人民的长远利益相矛盾的。尊重别国主权才是自己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也只有停止无端的干涉别国内政，才能使国际社会共同制止核扩散，降低军备水平，一致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和邪教极端集团的危害。第五、对战争手段和战争规模进行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在决定对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的座机进行截击时，还曾考虑是否符合战争道德原则，而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联盟的总统府和民用设施进行狂轰滥炸竟然无所顾忌。国际社会之所以限制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就是因为它的破坏力巨大，会造成许多无辜居民的伤亡。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像科索沃战争这样，使用“常规的”贫铀炸弹、集束炸弹、石墨炸弹进行狂轰滥炸，造成巨大灾难效果就不受谴责吗? 使用常规武器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用其极吗?难道就不怕别人反其道而用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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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营销观要求企业家要有全局、长远的发展意识。企业家在制定企业发展规划和进行生产、营销决策和管理时，都必须时时注意绿色意识的渗透，从“末端治理”这种被动的、高代价的对付环境问题的途径转向积极的、主动的、精细的环境管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调整自身行为，从单纯追求短期最优化目标转向追求长期持续最优化目标。将可持续性目标作为企业行为的基本目标，并不是反对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提倡将保护生态环境、杜绝资源浪费，以保证长远的永续经营作为企业发展的宗旨，以实现一种环境可以持久支持的利润最大化。通过绿色营销，可以使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的营销活动中。绿色营销的兴起还源于消费者对环境的关心，消费者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就是对企业提出环保的要求。要求企业在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环境的代价，不能以环境的损失来达到企业赢利的目的。绿色营销属于社会营销的范畴，要求企业将注意力从单纯追求利润，转而为：在营销中要注重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为实现企业自身利益、消费者和社会利益及生态环境利益的统一而对其产品、定价、分削和促销的策划与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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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战略管理理论共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对战略管理理论发展历程的梳理，来把握企业战略思想演进的脉络和规律，并对企业战略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战略管理，演进，规律　　　　在变革的时代，企业面临着种种挑战，这势必会导致管理思想的变迁。目前，管理学对这一变化比较一致的看法体现在四个方面：由过程管理向战略管理转变；由内向管理向外向管理转变；由产品市场管理向价值管理转变；由行为管理向文化管理转变。毫无疑问，企业战略管理将会是这场变革的中心，它将出现许多新动向，对这一趋势能前瞻性地把握的企业将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更好地把握战略管理的发展趋势，必须首先对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以便把握其演进的脉络和规律。　　　　一、战略管理理论的演变　　　　企业战略理论研究时间并不长，自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仅有半个世纪。从时间跨度来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60、70年代的战略管理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管理学家钱德勒《战略与结构：工业企业史的考证》一书的出版，首开企业战略问题研究之先河。钱德勒在这本著作中，分析了环境、战略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结构追随战略”的论点。他认为，企业经营战略应当适应环境--满足市场需求，而组织结构又必须适应企业战略，随着战略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他被公认为，环境-战略-组织理论的第一位企业战略专家。　　　　在此基础上，关于战略构造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两个相近的学派：“设计学派”和“计划学派”。设计学派认为，首先，在制订战略的过程中要分析企业的优势与劣势、环境所带来的机会与造成的威胁。其次，高层经理人应是战略制订的设计师，并且还必须督导战略的实施。再者，战略构造模式应是简单而又非正式的，关键在于指导原则，优良的战略应该具有创造性和灵活性。“设计学派”以哈佛商学院的安德鲁斯教授为代表。　　　　几乎与“设计学派”同时产生的另一个学派是“计划学派”。计划学派主张，战略构造应是一个有控制、有意识的正式计划过程；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负责计划的全过程，而具体制订和实施计划的人员必须对高层负责；通过目标、项目和预算的分解来实施所制订的战略计划等等。计划学派以安索夫为杰出代表。安索夫在1965出版的《公司战略》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企业战略”这一概念，并将战略定义为“一个组织打算如何去实现其目标和使命，包括各种方案的拟定和评价，以及最终将要实施的方案”。“战略”一词随后成为管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不难看出，尽管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方法和具体主张不尽相同，但从根本上说，其核心思想是一致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企业战略的出发点是适应环境。环境是企业无法控制的，只有适应环境变化，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2)企业的战略目标是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企业战略要适应环境变化，旨在满足市场需求，获得足够的市场占有率，这样才有利于企业生存与发展。(3)企业战略的实施要求组织结构变化及与之相适应。经典的企业战略实质是一个组织对其环境的适应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组织内部结构变化的过程。因而，在战略实施上，势必要求企业组织结构要与企业战略相适应。　　　　 (二)80年代的战略管理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初，以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竞争战略理论取得了战略管理理论的主流地位。波特认为，企业战略的核心是获取竞争优势，而影响竞争优势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企业所处产业的盈利能力，即产业的吸引力；二是企业在产业中的相对竞争地位。因此，竞争战略的选择应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1)选择有吸引力的、高潜在利润的产业。不同产业所具有的吸引力以及带来的持续盈利机会是不同的，企业选择一个朝阳产业，要比选择夕阳产业更有利于提高自己的获利能力。(2)在已选择的产业中确定自己的优势竞争地位。在一个产业中，不管它的吸引力以及提供的盈利机会如何，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企业要比劣势企业具有较大的盈利可能性。而要正确选择有吸引力的产业以及给自己的竞争优势定位，必须对将要进入的一个或几个产业结构状况和竞争环境进行分析。　　　　概括起来，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的基本逻辑是：(1)产业结构是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关键因素；(2)企业可以通过选择和执行一种基本战略影响产业中的五种作用力量(即产业结构)，以改善和加强企业的相对竞争地位，获取市场竞争优势(低成本或差异化)；(3)价值链活动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可以通过价值链活动和价值链关系(包括一条价值链内的活动之间及两条或多条价值链之间的关系)的调整来实施其基本战略。　　　　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行业竞争结构分析理论在过去20年里受到企业战略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同，并且成为进行外部环境分析和激发战略选择最为重要和广泛使用的模型。　　　　 (三)90年代早期的战略管理理论　　　　近些年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导致竞争环境日趋复杂，企业不得不把眼光从外部市场环境转向内部环境，注重对自身独特的资源和知识(技术)的积累，以形成企业独特的竞争力(核心竞争力)。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又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企业核心能力》。从此，关于核心能力的研究热潮开始兴起，并且形成了战略理论中的“核心能力学派”。　　　　 该理论的理论假设是：假定企业具有不同的资源(包括知识、技术等)，形成了独特的能力，资源不能在企业间自由流动，对于某企业独有的资源，其它企业无法得到或复制，企业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是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基础。　　　　该理论强调的是企业内部条件对于保持竞争优势以及获取超额利润的决定性作用。这表现在战略管理实践上，要求企业从自身资源和能力出发，在自己拥有一定优势的产业及其相关产业进行经营活动，从而避免受产业吸引力诱导而盲目进入不相关产业进行多元化经营。　　　　但是，核心能力理论在弥补了注重企业外部分析的波特结构理论的缺陷之同时，本身也存在其固有的缺陷。由于过分关注企业的内部，致使企业内外部分析失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1995年，David J.Collins和Cynthia A. Motgomery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资源竞争：90年代的战略》一文。该论文对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的认识更深了一层，提出了企业的资源观 (Resourses-based view of the firm)。他们认为，价值的评估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而且要将企业置身于其所在的产业环境，通过与其竞争对手的资源比较，从而发现企业拥有的有价值的资源。所谓的企业资源是公司在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能够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各种要素组合。公司可以看作是各种资源的不同组合，由于每个企业的资源组合不同，因此不存在完全一模一样的公司。只有公司拥有了预期业务和战略最相匹配的资源，该资源才最具价值。公司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其拥有的有价值的资源。　　　　 (四)90年代后期战略管理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大多建立在对抗竞争的基础上，都比较侧重于讨论竞争和竞争优势。时至90年代，战略联盟理论的出现，使人们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企业间各种形式的联合。这一理论强调竞争合作，认为竞争优势是构建在自身优势与他人竞争优势结合的基础上的。但是，联盟本身固有的缺陷，以及基于竞争基础上的合作，使得这种理论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之处，企业还在寻求一种更能体现众多优越之处的合理安排形式。进入 90年代中期，随着产业环境的日益动态化，技术创新的加快，竞争的全球化和顾客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企业逐渐认识到，如果想要发展，无论是增强自己的能力，还是拓展新的市场，都得与其它公司共同创造消费者感兴趣的新价值。企业必须培养以发展为导向的协作性经济群体。在此背景下，通过创新和创造来超越竞争开始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新焦点。　　　　美国学者James F. Moorel996年出版的《竞争的衰亡》标志着战略理论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突破。作者以生物学中的生态系统这一独特的视角来描述当今市场中的企业活动，但又不同于将生物学的原理运用于商业研究的狭隘观念。后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似乎仅仅表现为最合适的公司或产品才能生存，经济运行的过程就是驱逐弱者。而穆尔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这一全新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以行业划分为前提的战略理论的限制，力求“共同进化”。穆尔站在企业生态系统均衡演化的层面上，把商业活动分为开拓、扩展、领导和更新四个阶段。商业生态系统在作者理论中的组成部分是非常丰富的，他建议高层经理人员经常从顾客、市场、产品、过程、组织、风险承担者、政府与社会等七个方面来考虑商业生态系统和自身所处的位置；系统内的公司通过竞争可以将毫不相关的贡献者联系起来，创造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在这种全新的模式下，作者认为制定战略应着眼于创造新的微观经济和财富，即以发展新的循环以代替狭隘的以行业为基础的战略设计。　　二、新旧战略管理理论的区别　　　　如果我们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后期以来的战略管理理论称为新战略管理理论，而将此前的理论称为传统战略管理理论的话，那么对比新旧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1．传统的战略理论认为，在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个理想的竞争位置。也就是说，企业一旦抢得这一位置，其在行业中的优势将是一劳永逸的。与之相对的新观念则认为，一个公司有一个独特的竞争位置。企业无须为了一个与对手高度重叠的位置而展开两败俱伤的竞争，应该在变化中寻求自身最为适合的环节来构建竞争优势。　　　　 2．传统战略理论试图寻找并确立所有活动的基准，以此获得最好的经营绩效。这里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假设前提，即认为一个企业拥有在每个方面都能做得最好的资源和条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行的。相对来说，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将企业的各种活动围绕当前的战略来“度身定制”。　　　　 3．通过业务外包和联盟的形式获取效益，是一种比较盛行的做法。但由于形式本身的缺陷，导致成功率不高。而新的观点则认为，一定要将企业定位于一个相对于竞争对手此消彼长的位置。这个位置具有不相容的特征。　　　　 4．传统观点认为，竞争优势根植于少数几个关键因素、重要资源和核心竞争能力。与之相对的新观点，则是竞争优势产生于行动体系，而不是各个部分，这一行动体系是为一个特定竞争位置而构建的。后者比前者更具系统性、全面性，因而更加有助于企业优势地位的建立和维持。　　　　 5．企业通常认为，竞争优势来自于灵活适应极度竞争和行业变化，但这一认识正在发生变化。竞争优势取决于一个较长时期坚持不懈地追求的明确战略，以及不断提高的日常运行效率，这一结论可能对企业更具有指导性。　　　　三、战略理论演变的基本规律　　　　从早期的战略思想发展到当今的企业生态系统理论，企业战略理论演进的背后隐含着如下的规律：　　　　 1．从战略理论的内容上看，存在这样一个发展轨迹，即关注企业内部(强调战略是一个计划、分析的过程)--关注企业外部(强调产业结构的分析)--关注企业内部(强调核心能力的构建、维护与产业环境分析相结合)--关注企业外部(强调企业间的合作，创建优势互补的企业有机群体)。　　　　 2．从竞争的性质看，竞争的程度遵循着由弱到强，直至对抗，然后再到合作乃至共生的发展脉络。“计划学派”源于较弱的竞争性，“设计学派”则建立在竞争性趋强的基础之上；到了“结构学派”、“能力学派”和“资源学派”时代，尽管他们对于竞争优势来源的认识各不相同，但更多地强调对抗性竞争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商业生态系统”的理论完全不同于以上各种理论，主张企业间通过合作建立共生系统以求得共同发展。　　　　 3．从竞争优势的持续性来看，从追求有形(产品)、外在、短期的竞争优势逐渐朝着对无形 (未来)、内在、持久的竞争优势的追求。如“结构学派”的战略始于对产业结构的分析，形成于对三种基本战略的选择，而这三种战略主要是基于产品的差异性所作出的。“能力学派”则将战略的核心转向了企业内部的经验和知识的共享与形成，这些都是内在、无形的东西，对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长远的影响。　　　　 4．从战略管理的范式来看，战略管理的均衡与可预测范式开始被非均衡与不确定性所取代。无论是“计划学派”、“设计学派”，还是“结构学派”，都有一个假设前提，即外部环境是可预测或基本可预测的。因此，制定战略的重点是分析和推理，通过分析、经验和洞察力的结合，就可基本把握战略的方向。“能力学派”的假设前提则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不确定、不均衡的。所以，战略制定的主旨就是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掌握和利用某些核心资源与能力，并且能够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把这些能力与在行业中取胜所需要的能力结合起来。即便如此，战略的成功可能性也是有限的，需要我们承担巨大的风险。　　　　四、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战略理论演进内在规律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把握在企业面临新的经营环境的条件下，战略管理理论将会呈现如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1．制定企业战略的竞争空间在扩展。行业的界限、企业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竞争战略的谋划将不再只限于既定的行业内市场份额的竞争、产品或服务的竞争，而更多的是在无边界的范围内对商业机会的竞争。这一竞争必然导致竞争参与者之间，在塑造未来产业结构方面展开争夺。竞争的概念基本上是界定于不同的联盟之间、不同的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竞争的物理空间也由区域性范围扩大到全球。由于竞争已不在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或行业界限内进行，企业必须从全球的角度、从跨行业的角度来考虑配置自身的资源，在资金、人力资源、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方面进行有机的组合，以获得最佳的管理整合效果。　　　　 2．企业的战略具有高度的弹性。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快速变化，无法预知和确定。在不确定的风险之下，在要求企业的竞争战略与外部变化节奏保持同步的条件下，企业要具备快速的反应能力，必须依赖于战略的弹性而伸缩自如。战略弹性是基于企业自身的知识系统对不断变化的不确定情况的应变能力。它应该包括：组织结构的弹性、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的弹性、市场营销的弹性、管理的弹性和人员构成的弹性。由于它是来自于企业内部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员工的知识构成及其组合的方式和机制是战略弹性的核心部分。战略弹性一旦建立起来，企业内部的协调系统也就确定下来，从而导致对整个系统的模仿或复制的可能性极其微小，由此就形成了企业的战略优势。　　　　 3．不过多考虑战略目标是否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相匹配，而是较多地追求建立扩展性的目标。因为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制胜的手段正逐渐发生变化，由单纯地寻找稀缺资源过渡到与寻找稀缺智力和由此而产生的稀缺知识的结合，寻找的范围不仅局限于企业边界内部，而是着眼于对离散的创造价值的活动的识别与整合，通过这种方式来为价值增值或扩大稀缺价值的产出。这种战略要求企业不能平均分配资源，而是要创造性地通过各种途径来整合资源，通过与知识的组合来克服资源的限制，从而为顾客创造价值。　　　　 4．由企业或企业联盟组成的商业生态系统成为参与竞争的主要形式。竞争力的研究对象不再仅局限于单独的企业个体，而是以企业作为基本研究单元发展到企业与其所处的商业生态系统并举的阶段。在未来变幻莫测的环境中，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也没有实力单独参与竞争，因为整个商业活动的主体是以一个或多个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族群，即未来的竞争是不同商业群落之间的竞争。对于一个单独的企业个体来讲，竞争更体现在加入或营造有影响力的、能为自己带来实际价值的企业生态系统，并且在一个系统中寻求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当然也包括争取作为整个群体的领导。在竞争与合作的和谐环境中，使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降低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　　　　 5．制定战略的主体趋于多元化。制定战略可能不光只是企业高层决策人员的特权，普通员工也不再仅仅是战略的接受者与执行者。战略制定这一工作将变得更为普遍化，由于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和应用，使得组织结构向扁平化方向演化，信息的传播手段和渠道也变得大众化和多样化，这就导致了在整个企业内部拥有信息的权力趋于平等。信息传播方式的网络化决定了每一个个体在整个网络系统中都是信息传播的一个节点，高层主管不再居于信息传播的中心，普通员工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参加企业的战略制定，他们具有既是决策参与者又是决策执行者双重身份的特征。　　　　 6．战略的制定从基于产品或服务的竞争，演变为在此基础之上的标准与规则的竞争。企业在产品或服务时期，对外部环境采取的是一种规避风险、抓住机遇的作法。通过内部积极主动的行动--扩大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加强营销，利用高效的组织机构等取得规模效益。在对外和对内的行为方式上，被动应对色彩更为浓厚一些。而当企业跨人以标准为核心的竞争阶段后，对外部环境的认识则完全变了，企业除了对外界变化会积极主动地做出反应外，可能还会有意识地制造变革、与行业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对手或企业联盟共同合作，创造和制定指导整个行业的技术标准或者是竞争规则。通过对标准或规则的掌握来获取高额的利润，确定企业的优势地位。总之，企业要在塑造未来产业结构方面的竞争给与更多的注意力，并力求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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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 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基本要求。它之所以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以人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古已有之。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迷信、崇尚科学，反对专制、崇尚自由，反对神性、张扬人性，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推进人的解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人本主义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人的社会性，  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说明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取得和维护统治地位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在科学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指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第一次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成为指导无产阶级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项重要思想原则。 　   第二，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 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与我们党提出的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带领广大人民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无论是战争年代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无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的人，指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当代中国，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就是根本，就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就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切实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具体地、深入地落实到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的工作中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 　   第三，以人为本全面回答了科学发展观 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这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必须回答和解决的基本问题。以人为本之所以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因为科学发展观在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上始终贯穿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和理念。首先，在为谁发展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决策和工作的标准，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其次，在靠谁发展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始终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其三，在发展成果如何分配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走共同富裕道路，把改革发展取得的各方面成果，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上，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上，体现在充分保障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益上，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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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两对相互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两者回答的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后两者回答的是世界的发展状况怎么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要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必须高举辩证唯物主义的大旗，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本文拟就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脉络作一简介，望同仁赐教。一、辩证法的历史演变辩证法，源出希腊文，含义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这一术语在哲学史上曾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其历史发展经历了古代的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等三个阶段。在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法一词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著作《理念论》中，但是“辩证法”作为一种谈话或辩论时揭露和克服对方议论中的矛盾以取得胜利的艺术，还有更早的历史，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爱利亚派的芝诺称之为“辩证法的创立者”。在苏格拉底看来，辩证法是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而发现真理的艺术，而智者派则将辩证法作为一种据理论证的艺术而广泛运用，至于亚里士多德本人除了在“研究实体的属性”、“揭露对象自身中的矛盾”等含义上使用辩证法之外，还把它视作概念思维的逻辑方法，这使得“辩证法”其后常在逻辑学的意义上被使用。在漫长的中世纪，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一些经院哲学家把荒唐无稽的提问，空洞烦琐的考证，千篇一律的公式证明等也称之为“辩证法”，辩证法被糟蹋得声名狼藉。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历史所显示的辩证性质为德国古典哲学家对辩证法的探讨提供了条件，康德之后，唯心主义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赋予了辩证法以新的含义，即辩证法不只是一种方法，同时也是适用于一切现象的普遍原则，是一种宇宙观。他说：“无论知性如何常常竭力去反对辩证法，我们却不可以为只限于在哲学意识内才有辩证法或矛盾进展原则。相反，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其他各级意识和普遍经验里的法则。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切特殊领域和特殊形态，也莫不受辩证法的支配。”（《小逻辑》，第１７９页）黑格尔是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在宇宙观意义上使用“辩证法”概念的人，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又是头脚倒置的，他讲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实的客观的辩证法，最终，其辩证法的生机被过分茂密的唯心主义体系窒息了。１９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概括革命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新成果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创立了崭新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使辩证法在历史发展中第一次取得了真正科学的形态，成为“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成为由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基本规律以及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等诸项范畴按其内在联系而组成的开放性的科学体系，为人们不断探索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规律性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中华民族是崇尚辩证思维的智慧民族，虽没能像西方那样使辩证法最终走上成熟和科学的形态，但中国历代贤哲们那充满朴素辩证法的光辉思想，在世界辩证思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激荡起醉人的浪花：“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对事物矛盾转化现象的深刻认识，已暗暗触及到“辩证法的精华”；《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两点论，更是闪烁着对立统一思想的光辉……辩证法，一作“辨证法”，二者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出了中西方在文化、心理上的不同情趣：前者很容易让人回想起辩论、清谈、找对方毛并对立斗争的辩证法原意，更西方化一些；后者来自中医辩证论治，有分辨、认识事实、反馈回去、协调平衡之意，似乎更符合辩证法的精神，更中国化一些。二、形而上学的来龙去脉形而上学原为亚里士多德论“第一哲学”的书名，亚氏生前没有刊行。公元前一世纪，吕克昂学院的继承人安德罗尼柯整理亚里士多德著作时，把讲述自然现象的著作定名为《物理学》，把讲述哲学原理的十四卷著作放在《物理学》之后，无以名之，姑叫《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即“在物理学之后”，此书在被译成中文时，译者借助孔子师徒“究天卜之际”的著名哲理论文《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话——意思是：无形或未成形质的抽象道理谓“形而上之道”，有形或已成形质的具体器物谓“形而下之器”——便将亚里士多德自称“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借助自己的本性而具有的那些属性的科学”即“第一哲学”取了一个中国名，意译为“形而上学”。从此，欧洲哲学史上凡是讲到纯哲学的这部分思想，主要是亚氏所说的讨论实体或有本身的本体论思想，都叫做“形而上学”，简单地说，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特别是指本体论思想。当然，这里应该指出：不能将西方的本体论思想简单地等同于中国的“形而上之道”，否则便抹杀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相对独立性。撇开宋代以后中国哲学界对形上与形下，道与器的具体争论，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古代的“形而上之道”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本体论的范畴。“道”是一个古老而深奥的概念，其出现甚至在《系辞》之前，比如老子，他既将“道”看作原始的混沌、万物的本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将其看成规律、万物的本质联系（“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还视“道”是万物发展的原因、运动的源泉（“道者万物之奥”）……由此可见，早在老子的眼里，那形而上之“道”亦绝不仅仅是个实体而已。后来，黑格尔从西方形而上学所包含的“抽象和不变化”的含义中引伸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即：反辩证法的思维方法，称之为“知性的形而上学”，从此形而上学一词就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纯哲学，其二则指反辩证法的思维方法。现代西方学术界经常在第一种含义上指称形而上学，黑格尔本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第二种含义上使用这一概念，高二《思想政治》教材在论述“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等内容时，也正是在这一含义上来彻底揭露形而上学反科学的本来面目的：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唯物辩证法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科学宇宙观相反，它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来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静止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否认事物的矛盾，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这种观点不仅不能解释事物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相反，还会导致把事物发展的根源归于上帝或“绝对观念”，而走向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静止的、僵化的见解，既可存在于唯物主义体系之中，也可存在于唯心主义体系之中，但不论在哪一体系，它对客观世界的反映都是错误的、歪曲的、反科学的，都必须给予坚决的批判。比如：产生于１７、１８世纪近代欧洲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不仅使其抵挡不住唯心主义的猛烈进攻，而且还在社会历史观上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唯心主义。实践表明：唯物主义离不开辩证法，辩证法也离不开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是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必须坚决反对唯心主义，反对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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