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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号 京公网安备14号.沈泽玮:淘宝.林毅夫.新公民运动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日
台湾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的幕僚近日到访大陆，继“习马会”被炒起来之后，又引发蔡是否“登陆”的猜想。国共化恩仇，民共促了解，台湾不管蓝绿为了选票都积极望向大陆，马年未到，两岸关系看似已进入暖春。
政治人物见不见面，各有各的政治算盘要打，所谓“历史性会面”往往也就形式大于实质。倒是有三件事令人玩味：淘宝“统一”中国、林毅夫回不了家、大陆“新公民运动”受挫。与之对应的正好是三个不同领域：经济、军事、政治与社会。
大陆的淘宝网据说为两岸统战添利器。使用淘宝的台湾网友称，一些商家标榜“全国包邮”也包括台湾，由于选择台湾省可以省运费，且送货速度比较快，因此“填地址不争气地选了台湾省”。大陆网友称，没想到把台湾纳入包邮范围威力如此大，终于找到和平统一的门路了。还有的称，“应该更狠，不选台湾省就不发货”。一则题为“有没有淘宝会先一步统一台湾的卦”的帖子就这样引发两岸网友热议。
中国媒体引用的数据更进一步印证两岸经济确实已逐步走到一起，跨境电子商务有望成为两岸经贸的下一个看点。2006年阿里巴巴开始在淘宝网上开设台湾馆。2009年，淘宝网正式宣布进入台湾市场。目前，淘宝每天越过台湾领空的货件数约1万件。淘宝推估，三年后淘宝会有300万台湾会员。
先经济后政治，经贸血脉虽然打通了，但台湾军队和法律中认定的敌人还是敌人。
台湾最近修订“军事审判法”，外界关注是否能为林毅夫投敌罪案解套，但金门检方和台湾军方都认为，林毅夫属于“继续犯”，没有所谓通缉时效过期的问题。
林毅夫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1979年，他在金门任马山连连长时，从金门游泳投向厦门。有台湾舆论认为，35年前的“投敌罪”早已逾20年的追诉期，即应撤销通缉，更何况台湾在日就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条款”，在法律上而言，大陆已不再是敌对地区。但台湾军方的一贯立场是，两岸军事还未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共的党政军机关为陆海空军刑法所订的“敌人”。
若是敌人，那两岸经济框架协议是否是与“敌人”签署的？在大陆的几百万台商和台干是否在“敌区”工作？台湾是否每天迎接几千个到访的大陆“敌客”？
与其讨论“习马”怎么样才能见面，不如研究林毅夫怎么样才能回家。厘清林毅夫案将有助于厘清两岸的政治关系、弄清两岸敌友关系、明确两岸一中的法理关系，可为日后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谈判和平协议铺路，否则将一再陷入经济与政治分裂的自我矛盾政治怪圈中。
两岸的分歧不仅存在于政治关系中，也存在于社会体制的差异以及对公民权利的认知。
包括大陆法学博士律师许志永在内的七名新公民运动倡导者，以及与新公民运动关系密切的企业家王功权本周开始陆续受审。新公民运动不只提出政府官员公示财产及加强法治等诉求，甚至诉诸于上街举牌、演讲等方式传播诉求，一般相信这些在大陆国情中被视为较激进的争取公民权利的倒逼手法，已踩到执政当局的底线。
台湾朋友不解：“在台湾，这不是基本权利吗？”确实，有组织性或松散性的上街举牌等抗议活动，无论矛头指向政府或企业，在台湾早就见怪不怪了。但放置在以可控和维稳为底线的中共执政思维中，势必难逃压制和管束。
在大陆微博上，有人将新公民运动与台湾的美丽岛事件画上等号，并表示在民主法治的前进道路上必须有人要付出。有者甚至认为，中共当局对改良派的网越收越紧的节奏，很像台湾美丽岛事件后开放党禁报禁前黎明前的黑暗，并称“自此拉开大陆美丽岛事件的帷幕”。网民是对中共执政者的改革意志做出乐观评估，还是对现实做苍白无力的嘲讽，唯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淘宝可以不淘，但公民不能不做，淘宝再厉害也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统一中国。两岸可以一起为林毅夫找寻回家的路，更可以为打造共同的公民社会而努力。
大陆不急着两岸统一，解决台湾问题目前不在中共工作议程的优先排序中。外界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既是自信的表现，也是自知的表现？大陆有的是时间，因为台湾跑不掉了；但大陆更需要时间去改革，尤其是改进自身体制的不足，以为两岸社会和政治的融合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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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林毅夫，从自生能力到新农村运动
林毅夫，从自生能力到新农村运动
为《董事会》杂志撰稿 羽良
七月初从全国人大传出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首次审议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这份帮助农民组织突破目前法人主体资格瓶颈的法案，被各界给予了广泛的期望。然而，目前审议的草案出于金融监管部门防范金融风险的顾虑，而对农合组织的低层次融资功能不主张做相关规定，错过了籍农合组织立法一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经济许久的融资难问题的机会。
不过，这样一个遗憾却可能再一次成就一位经济学家高明的政策预见。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林毅夫在今年三月“两会”期间提出了一份针对解决农村金融融资问题的议案，建议通过“公司加基地加担保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以银行和乡镇企业为主体，绕开农民组织在法律上的限制，并以这种“四位一体”
的模式解决农民日常农业生产的融资问题。
其实，海内外观察家们早就注意到，2006年伊始中国高调推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并没有改变其政府牵头、以行政命令自上而下推行的国家主义本色。虽然2004年时候，浙江省就通过了第一部地方农民合作社组织条例，明确规定了合作社法人性质，鼓励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但中央政府对于农民组织在政治和金融上的“溢出效应”始终有所忌惮。尤其是近几年因非法强制征地导致日渐频繁的农民群体性事件，以及去年世贸组织香港会议场外韩国农民有组织的反抗全球化那震撼人心的场面，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政府重新认识到农民组织所蕴含的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有鉴于此，中央政府对农民组织立法的谨慎可想而知。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长期从事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且兼具敏锐政治观察能力的林毅夫，其所主张的“四位一体”模式解决农业问题方案，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工商企业界的热烈讨论。现在看来，短期内放开对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融资功能限制的可能性不大，农合组织立法后，林毅夫为新农村运动量身订做的“四位一体”模式仍是解决农民融资问题的几乎唯一可行方案。
从运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重新解释中国经济奇迹并使其个人获得国际声誉开始，作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所构建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一直与作为政府经济政策专家的林毅夫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政策紧密切合。1996年提出“企业自生能力”替代“产权至上论”，1999年提出“新农村运动”以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扭曲，2002年提出“后发优势”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理论基础……这些理论背后无一不闪现着林毅夫对中国问题惊人的阅读能力。换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从对林毅夫最近十年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中，解读出“后改革时代”中国经济走向的些许脉络。
企业自生能力：国有企业的经济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了第一个高潮时期。市场中乡镇企业、“红帽子”集体企业和个体户等准私营部门的空前活跃，带动了理论界对经济改革，尤其是所有制改革的研究热情。随着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数次大陆之行，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产权理论）逐渐成为大陆学界的显学话题。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访华并会见了当时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其在写给中国政府的建议备忘录和会谈中，反复强调中央政府下放经济权利和实行彻底的私有产权的重要性。差不多是同一时期，当时在国内已经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也提出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他认为，企业家是明确的财产关系的产物，财产关系不明确，就不会有真正的企业家。因此，造就企业家的关键是改革财产关系。张维迎的文章从企业家的角度倒推回私有产权的必要性。这些便是后来被称为“产权至上”论的彻底私有化改革主张的主要历史渊源。
产权理论的核心是所谓的“科斯定律”。而“科斯定律”的核心之一是强调“必先有私有产权，而后才有市场交易”。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所推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模式，恰恰是在产权上是非私有的，无论是在法权上还是实际经济占有权上，公有制产权都极为模糊。按照产权理论的看法，有私产不一定有市场，但无私产一定无市场。公有制经济下必定不存在一个由价格信号引导的有效市场，资源配置也必定被扭曲。产权理论的强大说服力在于，这种静态均衡逻辑，对于任何个案而言几乎都是有效的。这对于急于摆脱计划经济束缚，处于“增量改革”阶段的中国而言，不谛是一方看似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时下对产权理论最流行的批评莫过于“追求效率，无视公平”。在“郎咸平风暴”之后，人们现在喜欢用“非法的黑箱程序”和“原罪”来描述那些收益于“国退民进”大潮的私营企业家们。国有企业在法律上的“全民所有制”定性，突然给了很多人无限的联想。整个九十年代进行的企业产权改革，甚至被极端的视为“程序模糊，卖了再说”的内部人控制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考虑到阳春白雪的增量改革过后，存量改革阶段社会再分配过程显著的缺乏公平，这样极端的看法和抱怨倒也情有可原。但持此观点的很多人都陷入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之中：如果认为应该先完善法律，再行产权改革，从而保证程序正义的话，那么等于预设法律这种最重要的正式制度已经先于经济制度完成了改革——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在有了一个优秀的法律制度之后，还会存在一个如此滞后的市场体制需要进行改革。
今天看来，无论是推崇产权至上的人，还是认为公平优先于效率的人，其分歧的根源在于，双方都脱离了中国进行改革时的初始状态和改革过程这些重要的分析前提。第一个意识到改革的特定初始状态和改革过程重要性，并将之完美的建构成理论者，非林毅夫莫属。日，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了当年“世界发展报告”初稿讨论会。会上，林毅夫和张维迎在推进产权改革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根据后来的会议简报内容，张维迎在当时坚持认为“所有权安排的实质功能在于保证决策者必须对决策后果负责，即决策者必须是风险承担者。不应比较纯粹理论上的所有权，因为任何经济制度下都存在代理问题。所有制的具体形态仍是重要的。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所有制改革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需要私有化，而在于怎样私有化。”而林毅夫则提出“所有权目标模式的表达应包含制度安排的灵活性，以适应不同国家丰富多样的改革探索实践……理解不同国家改革过渡经验，应当考虑到各国初始状态的差异及其对政策选择的影响。”在二人针锋相对的辩论背后，林毅夫后来提出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其实已经酝酿成型，并在随后一年他和蔡昉、李周两位学者合著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一书中，得以首次系统的表述出来。（虽然该书并没有提出“自生能力”这一概念名称）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辩论的另一个后果
——张维迎出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与厉以宁等人创建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这为后来张被指为“私营企业主利益代言人”埋下了伏笔。
那么到底什么是“企业自生能力”？按照林毅夫的定义，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这是一个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量身订做的企业定义。甚至可以说，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国有企业经济学”奠定了核心理论基础。
在林毅夫看来，国有企业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现代公司治理所强调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多层次委托－代理结构带来的公司治理难题，存在于市场中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之中。因此，产权是否私有与企业自生能力并无充分必要的关系，“市场先于产权”是“企业自生能力”这一理论成立的前提。更进一步的，林毅夫将“企业自生能力”同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概念结合起来，认为“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
比较而言，“企业自生能力”这一主张同“私有产权下的自由竞争市场有效论”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上。被冠以“市场自由主义”的后者一般强调政府彻底退出各类经济领域，通过自由竞争市场中的价格体系传递生产和消费的必要信息，其理想模式便是所谓的“小政府、大市场”。事实上，纯粹的“市场自由主义”是没有给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国有企业留下什么空间的。而“企业自生能力”由于不强调私有产权，从而为政府主导经济和产业政策，乃至为国有企业强势参与市场竞争预留了充分的接口。
从1994年撰写《中国的奇迹》开始，到2001年参加芝加哥大学“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首讲系统完整的表述“企业自生能力”理论，林毅夫的主张逐渐从理论走向政策。在2003年之前，人们普遍谈论的还是国有企业进一步的改制，尤其是产权改革会进行到何种程度。等到了2003年的时候，国资委的成立和发改委的升级给出了答案。国有企业不仅不会彻底私有化，而且将通过行政权力的大幅度整合，国务院前总理朱鎔基提出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战略，最终落实到行政部门的调整上。一度成为“低效、官僚主义”代名词的国有企业，仿佛一夜之间焕发青春，高调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200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强势地位已经无可置疑。在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中，国有企业把持着能源、原材料、金融、交通、电信等几乎所有上游资源。“新国企”格局产生了强大的资源吸附效应，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几乎所有生产要素迅速的向国企靠拢，反过来，经历了第一阶段指令性的大规模重组整合的国企，表现出了强烈的主动扩张欲望，通过并购等手段向相关行业的下游民企浸入。
功能上看，国资委被设定的“监督国有资产经营状况，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部门目标，可以视为“企业自生能力”这一理论转化为政策后的实施目标。而企业自生能力理论所强调的要符合经济的比较优势，并最终由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这一逻辑叙述，为发改委统筹全国经济资源调配，有限配合政府经济和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在实践中，也完成了林氏理论从“自生能力到发展战略”的延伸。
在论及中国经济改革与东欧国家转型的区别时，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认为，东欧的私有化目的在于长期的转轨（制度私有化），而中国的私有化改革目的在于“以成本－利润－分析为基础进而实习人员精简，同时以达成短期政治或经济目的为目标”。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私有化进程完全受到政府的控制，在达到政府所期望的私有化目标之后，中国经济中原有的国有经济仍将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主导性作用。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在这种可以被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为国有企业的再造并重获经济领域主导地位，提供了最实际的理论和政策支援。
新农村运动：打开内需第二战场？
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全文。这份2006年中央的“一号文件”立刻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主流媒体将焦点大多对准了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手段。但实际上，去年政府宣布免除“农业税”，这本身就为“一号文件”的出台做足了铺垫。在一些观察家和分析人士眼中，“一号文件”的出台，最引人注目的其实是从文件名称到具体的政策内容，几乎大多脱胎于1999年林毅夫在理论界提出的“新农村运动”中的建议。相隔七年，林毅夫又一次号到了中国经济的脉象。
当初，林毅夫之所以提出要搞一场全国性的“新农村运动”，其做出这一政策性建议的前提是他认定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通货紧缩。林毅夫在分析了可能导致通货紧缩的需求面和供给面之后，认为导致1997年后通货紧缩局面的原因不在于货币政策对内需的影响，而在于供给面严重的相对过剩。通过对当时固定资产投资超前系数、固定资产净值形成超前系数和部分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数据研究，林毅夫得出的建议是，“我国的经济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当前的困境，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存在有因为结构原因而未能实现的大的社会需求的存在，以及我国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给这种蓄势待发的需求创造实现需求的条件。”
紧接着，林毅夫在其研究中展现了其将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问题时高超的判断和运用能力：在否定了货币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之后，林毅夫又迅速否定了简单建议政府加大财政支出的“廉价凯恩斯主义”。在1999年7月林毅夫撰写的一篇工作论文中，他认为，“象我国当前全社会的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普遍出现30％甚至更多的过剩时，一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出口刺激政策和收入增长政策都会失去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作用。”既然已有的内部城镇市场和外部国际市场都不大可能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么开辟几乎落后于城镇市场20年，规模却远较城镇市场为大的农村市场以带动疲软的内需，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随着2001年末，林毅夫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政府官员作了“当前农民收入问题和未来农村发展思路”的报告，“新农村运动”的完整论述也终告成形。
并不是没有人对林氏“新农村运动”提出过置疑，就在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开披露前半个月，同济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景北撰文万余字，痛批“新农村运动”所倡导的“运动缺乏清楚的含义”，且回避了户口歧视、土地产权等“制度变革”。同时，胡景北讲林毅夫的主张解读为“让农民消费来化解通货紧缩危机”，运动的主体本末倒置。这一看法得到了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的赞同。看上去，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在理论上显得漏洞百出。
但从后来的政策走势上看，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并没有打算忽略对农村的“制度变革”，其“刺激农村消费是化解通货紧缩的手段”也可以换个角度，将之视为内生化解决农村“制度变革”的方法。按照林毅夫的思路，通过以中央财政为主大搞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拉动农村消费，一方面可以消化国内结构性因素导致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其实是从人居和生活质量上缩小城乡差距，以求先在经济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为从法律和政治制度上彻底消除对农民身份的歧视做好准备。换句话说，胡景北等学者对于农村“制度变革”的看法，与林毅夫“新农村运动”构想真正的差别在于，前者主张先行名义上去除“身份歧视”，后者强调先在经济状况上摸平城乡之间的鸿沟。联想到今年初，公安部相关人士放出消息，有望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然而此事不足一月便不了了之。这也或多或少说明了，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身份歧视”若不先从最实际的经济方面着手解决，其“制度变革”之路可能会更加坎坷难行。
大时代的经济奇才
26年前，当时还是台湾当局驻金门部队连长的林毅夫，靠着两个篮球渡过海峡投奔祖国大陆。从那时到现在，没人能说得清被国民党当局极力看好的“优秀青年”会突然不辞而别游向对岸。当年林毅夫在部队的直属上司侯金生后来曾表示，若是有机会再见林毅夫，最想问的就是他当时出于什么想法做出的行动。这也许是林毅夫带给世人的第一个意想不到。
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林毅夫在投奔祖国大陆之后，不仅“弃武从文”的如此彻底，而且如此成功。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的林毅夫，回国之后没有倚仗师长威名的萌荫，更没有食洋不化。林毅夫以提前政策颁布平均三到五年的速度，为中国改革孜孜不倦的做着预测和建议，并将理论学者和政策专家之间的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依此遍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回国投身改革的海龟派经济学者，林毅夫至今堪称第一人。此处，我们无暇更无意过多探究林毅夫个人，但几乎完整经历了28年改革开放的林毅夫，确实同当年帮助蒋经国治下台湾“经济起飞”的蒋硕杰等人一样，是一位“大时代的经济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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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与新农村运动
　　通观上世纪90年代回国投身中国经济改革的海归派经济学者,能成功推动中国政府高层决策者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场政治经济运动的,林毅夫至今可以堪称是第一人
　　文/羽良
　　7月初,从全国人大传出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首次审议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这份帮助农民组织突破目前法人主体资格瓶颈的法案,被各界寄予了广泛的期望。然而,目前审议的草案出于金融监管部门防范金融风险的顾虑,对农合组织的低层次融资功能不主张做相关规定,从而错过了借农合组织立法一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经济许久的农民融资问题的机会。
　　这样的立法结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这样的遗憾却让我们将目光更加集中到了另一条农业融资出路。早在今年3月“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提出了一份针对解决农村金融融资问题的议案,建议通过“公司加基地加担保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以银行和乡镇企业为主体,绕开农民组织在法律上的限制,并以这种“四位一体”的模式解决农民日常农业生产的融资问题。现在看来,在短期内放开对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融资功能限制的可能性不大,农合组织立法之后,林毅夫为新农村运动量身订做的“四位一体”模式可能仍是解决农民融资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
　　其实,海内外观察家们早就注意到,2006年伊始中国高调推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并没有改变政府牵头、以行政命令自上而下推行的国家主义本色。虽然2004年时,浙江省就通过了第一部地方农民合作社组织条例,明确规定了合作社法人性质,鼓励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但中央政府对于农民组织在政治和金融上的“溢出效应”始终有所忌惮。尤其是近几年因非法强制征地导致日渐频繁的农民群体性事件,以及去年世贸组织香港会议场外韩国农民有组织的反抗全球化那震撼人心的场面,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政府重新认识到农民组织所蕴含的强大集体行动能力。有鉴于此,中央政府对农民组织立法的谨慎可想而知。
　　为新农村运动铺路
　　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全文。这份2006年中央的“一号文件”立刻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主流媒体将焦点大多对准了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手段。但实际上,去年政府宣布免除“农业税”,这本身就为“一号文件”的出台做足了铺垫。在一些观察家和分析人士眼中,“一号文件”的出台,最引人注目的其实是从文件名称到具体的政策内容,几乎大多脱胎于1999年林毅夫在理论界提出的“新农村运动”中的建议。
　　当初,林毅夫之所以提出要搞一场全国性的“新农村运动”,其政策性建议的前提是他认定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通货紧缩。林毅夫在分析了可能导致通货紧缩的需求面和供给面之后,认为导致1997年后通货紧缩局面的原因不在于货币政策对内需的影响,而在于供给面严重的相对过剩。通过对当时固定资产投资超前系数、固定资产净值形成超前系数和部分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数据研究,林毅夫提出的建议是,“我国的经济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当前的困境,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存在有因为结构原因而未能实现的大的社会需求的存在,以及我国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给这种蓄势待发的需求创造实现需求的条件。”
　　紧接着,林毅夫在其研究中将主流经济学理论熟练地运用到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上。林毅夫在否定了货币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之后,又迅速否定了简单建议政府加大财政支出的“廉价凯恩斯主义”。在1999年7月林毅夫撰写的一篇工作论文中,他认为,“像我国当前全社会的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普遍出现30%甚至更多的过剩时,一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出口刺激政策和收入增长政策都会失去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作用。”
　　既然已有的内部城镇市场和外部国际市场都不大可能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么开辟几乎落后于城镇市场20年,规模却远较城镇市场为大的农村市场以带动疲软的内需,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随着2001年末,林毅夫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政府官员作了“当前农民收入问题和未来农村发展思路”的报告,“新农村运动”的完整论述也终告成形。
　　农村――内需的第场？
　　其实,并不是没有人对林氏的“新农村运动”提出过质疑。就在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开披露前半个月,同济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景北撰文万余字,痛批“新农村运动缺乏清楚的含义”,且回避了户口歧视、土地产权等“制度变革”。同时,胡景北将林毅夫的主张解读为“让农民消费来化解通货紧缩危机”,运动的主体本末倒置。这一看法得到了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的赞同。看上去,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在理论上漏洞百出。
　　但从后来的政策走势上看,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并没有打算忽略农村的“制度变革”,其“刺激农村消费是化解通货紧缩的手段”也可以换个角度,将之视为内生化解决农村“制度变革”的方法。按照林毅夫的思路,通过以中央财政为主大搞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拉动农村消费,一方面可以消化国内结构性因素导致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其实是从人居和生活质量上缩小城乡差距,以求先在经济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为从法律和政治制度上彻底消除对农民身份的歧视做好准备。
　　换句话说,胡景北等学者对于农村“制度变革”的看法,与林毅夫“新农村运动”构想的真正差别在于,前者主张先行名义上去除“身份歧视”,后者强调先在经济状况上抹平城乡之间的鸿沟。联想到今年年初,公安部相关人士放出消息,有望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然而此事不足一月便不了了之。这也或多或少说明了,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身份歧视”若不先从最实际的经济方面着手解决,其“制度变革”之路可能会更加坎坷难行。
　　作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他的研究哲学是实用的,更是现实的。26年前,当时还是台湾当局驻金门部队连长的他,靠着两个篮球渡过海峡投奔祖国大陆。从那时到现在,没人能说得清被当局极为看好的“优秀青年”为什么会突然不辞而别游向对岸。当年林毅夫在部队的直属上司侯金生后来曾表示,若是有机会再见林毅夫,最想问的就是他当时出于什么想法做出的行动。这也许是林毅夫带给世人的第一个意想不到。
　　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林毅夫在投奔祖国大陆之后,不仅“弃武从文”得如此彻底,而且是如此成功。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的林毅夫,回国之后没有食洋不化,而是为中国改革孜孜不倦地做着预测和建议,并将理论学者和政策专家之间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依此通观上世纪90年代回国投身改革的海归派经济学者,能成功推动中国政府高层决策者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场政治经济运动的,林毅夫至今可以堪称是第一人。
　　至于之后,林毅夫还将创造什么中国政策奇迹,可能没有人能够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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