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
09-11-05 &匿名提问 发布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思想。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新实践，站在时代的新高度、用与时俱进的精神重新审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有必要将马恩晚年提出的可能在“落后国家先革命成功再建设社会主义”以及“以和平方式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概括为“两个可能”，深化认识，并将其作为“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思想的必要补充，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两个可能”的提出“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这是毫无置疑的。 “两个必然”也叫“两个不可避免”，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1]。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为纠正原来过于乐观的估计，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重要思想，他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2]这个重要思想，指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和艰巨的历史过程，是对关于资本主义灭亡进程认识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论述。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完全停留在以上两个重要结论上，而是在晚年，进一步把研究视野从西方扩大到东方，从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扩大到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从而产生了“两个可能”的思想，为后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一思想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一)第一个“可能”——落后国家先革命成功再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对19世纪中期西欧资本主义状况做出考察分析之后，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英、法、德、美等发达国家同时开始并取得胜利的论断。尽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这一设想并未得以实现，“但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的进程所阐述的一系列思想，无论是从逻辑思维的角度，还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揭示，都无疑是科学的。”[2-1]马克思恩格斯在预测欧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和特点的同时，把研究视野扩展到东方国家。他们认为，像俄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即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完备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可能跨越论”补充和完善了先前提出的发达国家“同时发生论”的思想，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又经过列宁的总结、继承和发展，进一步形成了“一国首先胜利论”，为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再建设社会主义开辟了崭新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的“可能跨越论”是针对19世纪70—80年代俄国情况得出的，当时俄国在资本主义开创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现实环境下，面临着农村公社能否依据独特的国情走一条独特的社会发展之路的现实。马克思指出，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就使俄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3]马克思这一思想为现在的后发优势和跨越式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可能跨越论”的同时，强调了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以俄国农村公社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二是俄国革命必须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必须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引发、推动和积极支持；三是必须以吸取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作为跨越的前提，如果没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即使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也不能直接建立起成熟的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和若干历史发展阶段，才能逐步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2-2]。列宁在继承“可能跨越论”和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一国首先胜利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来临之际，俄国可把历史顺序颠倒一下，即不应像西欧国家那样，先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而后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而是要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利用这个优势，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列宁的这个思想丰富和完善了“可能跨越论”。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夺取政权已经在俄国、中国等国家变成了现实，从这个含义上说，第一个可能已经实现了一半。但夺取政权以后，能否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这是第一个可能的另一半，而且是更重要的一半，特别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后，又面临着新的考验。正当各种怀疑社会主义的论调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却在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用伟大的实践回答着历史性的课题。(二)第二个“可能”——以和平方式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途径和方式上，一直强调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主要方式和最根本手段。尽管争取普选权等合法斗争是必要的，但只是为夺取政权的革命决战做准备的策略。那么，以和平方式能否进入社会主义呢?这种可能性在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中有所体现。1871年7月，马克思在同《世界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目的是通过夺取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目的是利用这一政权来实现社会任务……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 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要有条件能用和平的方式，就应该避免暴力；之所以要使用暴力，是因为存在着反动的暴力。1872年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年，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一文中又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第二个“可能”伟大思想的精辟论述。恩格斯1892年10月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必须加以反对的反动的暴力，也就谈不上革命的暴力；要知道，对那些根本无须推翻的东西是不能进行革命的。”列宁也有一个十分著名的论断：“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4]他在晚年总结俄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改变了最初建设社会主义采用的大规模社会摧毁办法，而是要“活跃”资本主义。这里不仅体现了列宁已经是一个和平的改革者，而且是一个渐进的“改良主义者”了。　　　　如何正确认识“两个可能”的科学地位长期以来，我们在学习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往往忽视“两个可能”的思想，特别是对第二个可能加以回避。近年来，在实事求是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重视起来，在一些教材中也有所阐述，但只是作为一般性的补充观点，常常一笔带过，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本文认为，现在就应该鲜明地突出“两个可能”的思想，重新认识和确立其科学地位。应该说，“两个可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论断，更不是只具有个别的意义，而是具有重大指导性和深远意义的科学论断，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两个可能”，“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就不全面，甚至会带来很多疑惑，在思想上造成混乱。比如，既然社会主义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那么，为什么现实中首先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74年社会主义制度一朝垮台，是不是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制裁?既然中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那么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得下去?既然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主要方式，那么，如何看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如何评价民主社会主义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等等，这样一些尖锐的问题是难以用“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完满回答的。当然，“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与“两个可能”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它们是一般与特殊、目的与方法的关系，但是，恰恰是在这个特殊和方法问题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众多歧义和尖锐斗争，历经150多年至今没有停止。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能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或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更有过激烈的争论，至今在理论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那么，如何正确认识“两个可能”的科学地位呢?从哲学角度看，承不承认“两个可能”，是承不承认事物发展的特殊性和实现目标形式多样性的大问题。如果我们死守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首先在欧洲发达国家同时发生的一般结论，那么，就不会有俄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原苏联把俄国的革命经验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准则。而第二国际则反对俄国的两次革命连续完成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应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上得以和平实现。这二者都具有明显的片面性。不承认事物发展的特殊性和实现目标形式的多样性，必然要犯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我们只讲暴力革命，一味地指责和批判和平改良方式的努力，那么，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在共产党和社会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下同)百年关系史上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两类党在很长的时间里基本上都不承认东西方社会的重大差别，都不承认各国国情不同，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样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都自认为自己那一套思想观点、政治主张是惟一正确的，是对东西方各国普遍适用的，甚至不承认对方属于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5-1]。这个教训必须汲取，否则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可见，只有承认“两个可能”的思想，才能更好地体现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从社会主义的实践看，承不承认“两个可能”，也是承不承认社会主义特色论和实现社会主义道路多途径的大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两个可能”也是两种途径、两种形式，是人类历史发展多样性的体现。马克思说：“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有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3]长期以来，我们把苏联模式奉为经典，教训深刻；我们把暴力革命视作实现社会主义的惟一途径，回避议会斗争，简单排斥改良道路，甚至将它完全等同于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加以反思。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不仅社会党主张和平道路，就是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也总结了十月革命和西欧各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俄国的国情存在很大差异，提出在革命的道路选择上，应该有不同特色，有可能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进行合法的斗争，通过和平民主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结构改革”，最终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5-2]实践证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普遍真理，只有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不是一种模式、一条道路，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伟大的普遍意义。从历史发展和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来看，承不承认“两个可能”，还是承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认识论的大问题。“两个必然” 是马恩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伟大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趋势。当时，对形势的判断上以为革命高潮就要到来，但“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经过11年的潜心研究，1859年马克思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强调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补充、深化和发展了“两个必然”的论断。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晚年的马恩在深入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和工人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两个可能”的新思想，后经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党在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和认识上，也有一个类似的历程。长期以来，片面强调“两个必然”，忽视“两个决不会”的思想，结果认识出现了偏差，以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多次重申“两个决不会”的重要思想，为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沿着这条认识脉络继续前进，我们不难看出，“两个可能”论断科学地位的确立，将会为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解开辟更为广阔的道路。总之，历史经验充分说明，理论的创新和飞跃是人类历史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强大动力。确立“两个可能”论断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有利于鼓励人们坚定信念，大胆探索，不断地开创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境界。　　　　确立“两个可能”科学地位的现实意义(一)有利于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胜信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明显的赶超型特点，必然要求“加速度”的进程，实现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是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具体形式。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比如，在西方，日耳曼民族通过对罗马帝国的征服越过奴隶制而直接进入封建制；在中国，建立北魏的鲜卑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以及建立清朝的满族，都是通过征服使本民族的发展跨越了奴隶制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的。到了近代，依靠“战争”与“征服”等形式已经不能实现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开辟了“世界交往”的新时代，形成了生产的国际市场和生产的国际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越出了狭隘的民族与地域界限，具有了世界性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不必一切从头开始，可以而且应该主动地利用先进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成果，从而自觉地超越某种社会形态，以跨越的方式跨入世界民族之林。正确地理解“可能跨越论”，首先要注意它的前提条件，“跨越”之中还有“不可逾越”之处，政治上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转型，特别是社会的经济水平、人们的文化素质等不可能企盼一夜之间跨越一个阶段，得以彻底改观。马克思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3]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跨越式发展是其赶超发达国家别无选择的惟一方式，实质上就是自觉选择和建构社会发展道路与模式、把握历史机遇、缩短发展过程、尽可能减轻发展代价、加快发展节奏的现代化实践。列宁对此曾提出过“补课”等设想，但总体上说，没有提供出完满而系统的答卷。邓小平在前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的基础上，面对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经济文化却相对落后的现实，系统地提出和成功地论证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新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基础上发展和超过了前人的设想，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艰深课题划上了一个较为完美的句号，成功地解决了“跨越”与“不可逾越”的矛盾。(二)有利于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学习和创新的强烈意识在当代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意味着一种非常规的发展，不可能在普遍混乱、严重滞缓、不断反复、大幅度震荡的自发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实现，而必须在连续不断的主动择优、创新和再组织的社会变化中实现。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在社会更高层次上进行调节和引导，尤其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更要求党和政府必须始终居于有效的主导地位，发挥现代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指导作用，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当代中国的发展，既面临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问题，也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问题，同时又面临着如何更好走向世界的问题。当今世界已经出现了后工业和“后现代”的征象，我们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前所未有的大汇集、大冲撞、大综合的局面。这种当代中国发展的时空压缩特性，要求我们必须确立以 “超越进化”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必须塑造以学习和创新为主导的发展机制。只有在大胆地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国才会有后发优势。学习，意味着继承和借助，要求我们学会踩在巨人肩膀上实现跨越，因此必须要有世界眼光和海纳百川的胸怀，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敢于和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学习资本主义、活跃资本主义(列宁晚年思想)。但学习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机制创新，走出一条既不脱离世界文明大道又适合国情的属于自己的道路。创新，意味着超越常规和敢于跨越，不能再缓慢进化，一定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解决上述历史性任务，因此必须要有战略思维和强力推动，必须把创新变成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机制，从而使发展长期保持活力和竞争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有计划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等等，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融学习与创新于一体的伟大创举。当然，跨越不是无条件的，更不是给唯意志论者提供场所。这种跨越，只有在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相交往的情况下，社会主体自觉地或主动地利用先进民族的先进经验和成果，从而自觉地超越某种社会形态，而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不能跳过，特别是实现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属于一个历史阶段，只能“减轻”发展所带来的痛苦，“缩短”发展的必然过程，不可逾越。这一点十分重要。(三)有利于我们正确处理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与科学社会主义同根同源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得到了很大发展，除了共产党以外，社会党是西方国家中惟一对社会主义思想表示充分肯定(尽管在理解上和我们大有不同)的有影响的政党。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只承认“俄传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社会主义运动“一点多线”发展的实际，轻易否定社会党在“民主社会主义”旗帜下发挥的进步作用，简单地把它看作统治阶级的骗术。实际上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暴力革命理论绝对化，不承认第二个可能的恶果。要看到，“今天的资本主义，是吸收了很多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是正在被社会民主党改造着的社会主义。”[6]对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与时俱进。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前，我们尤其要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第二个可能的思想，科学客观地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适时地调整有关政策和完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学与研究，更好地体现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回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过的历程，不难发现，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共产党与社会党既对立斗争又合作的历史。从百年历史经验教训得出，作为左翼进步势力，两类党的合与和，总是有利于推进社会进步事业和广大劳动大众的利益的，而对抗、对立、争斗，很容易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 [8-3]。因此，如何对待民主社会主义，既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必须看到，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在指导思想、变革现实的途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张、奋斗的目标等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在思想渊源、政治目标、代表的阶级利益和国际政策等方面又有着相似、相近甚至相通之处 [7]。正由于本质区别，要求我们坚持原则；又因为相互关联，则提供了双方对话与合作的基础。自1982年起，中国共产党就已经与世界各国社会党及社会党国际积极发展关系，进行对话和合作，这是历史性的突破。20多年来，我们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处理相互关系，总体是健康的。但在新的形势下已经显得不够了，特别是当前资本主义在全球处于统治地位，奉行科学社会主义与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应当在探讨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方法、模式、策略以及为建设社会主义争取有利环境等问题上加强对话与合作；在分清两类党的原则区别前提下，需要进一步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尊重，相互承认，相互合作。社会主义社会已进入了和平发展阶段，时代主题的转换，必然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不再沿袭“战争与革命”年代的老思维，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加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之间的联系、交流与借鉴，已是大势所趋。(四)有利于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坚定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旗帜的自觉性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两个可能”与这三大规律有着直接的联系。确立“两个可能”的科学地位，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这三大规律的认识，更好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来看，“两个可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执政党建设基本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走过80多年的风雨历程，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与以往相比，我们党所处的地位、环境和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向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其中尤为紧要的，就是如何进一步解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问题。解决这一重大历史课题，需要从各个方面作出全面、系统的努力，但深入研究“两个可能”，也可以从特定角度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最大的启示，就是要科学地判断我们党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执政党建设问题。在领导人民开展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把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带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一次大跨越，初步实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第一个“可能”。在这一大跨越中，我们党也实现了自身角色的根本变化，由领导革命的党变成了长期执政的党。既然成为执政党，就要按照执政党的思路来建设党，就要与其他国家的执政党作比较，从中寻找执政党建设的共同的东西，探求适应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共同规律。由革命时期强调党的阶级性转变为建设时期强调执政党的先进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突出特点。党的先进性是共产党保持执政资格的基本条件，也是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党的先进性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垮台，原因之一就在于陶醉和停留在革命时期和执政初期党的先进性上，忽视了党的先进性的保持和更新。所以，执政的共产党要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必须高度重视自身角色发生的重大变化，始终清醒地按照执政党的思路来建设党。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来看，“两个可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的事业。要想把这一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就必须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搞清楚。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寻和把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既取得了宝贵经验，也留下了值得汲取的教训。其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认清中国的特殊国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步骤和方法上采取了急于求成的做法。从“两个可能”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就可以看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认清中国革命是在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这一客观现实，分清“可以跨越”和“不可逾越”的辩证关系，在夺取政权后，把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发达的物质、文化基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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