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一片树叶的故事 2013
茶叶连接世界
上映时间: (中国内地)
更新: 12:13
频道：纪录片（国语)
类型：纪录片/自然
产地：大陆
导演：王冲霄
片长：50分钟
别名：Tea: Story of the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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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一片树叶的故事豆瓣：
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将呈现制茶工艺的神秘、 古老茶艺的复活、茶叶之路的历险， 以及生活在不同国家近六十位茶人的 故事。
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１２日在 京介绍，纪录片《茶》穿梭于遍布地 球的茶叶国度：中国、日本、英国、 印度、美国、格鲁吉亚、泰国、肯尼 亚……通过中国的一片小小茶叶，将 整个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
“在片中，观众将看到，不论是云 南景迈山上四年一次的茶祖节大祭， 还是从浙江径山寺寻得宋茶精髓的日 本茶道，或是可以拼出多种完全不同 口味的配茶文化，茶在世界各地均形 成了以当地文化为根基的‘茶文化’。 ”他说。
导演王冲霄说，该片集中讲述“茶 人茶事”，通过展示他们的汗水、旅 程、喜悦、哀愁、爱情、死亡、觉 醒、蜕变，感悟茶文化对每个人的影 响。“一道茶，就是一种人生，每一个 茶人其实都在修行属于自己的茶道， 而所谓茶道，就是在我们都明知不完 美的生命中，对完美的温柔试探，哪 怕，只有一杯茶的时间。”
据介绍，该片六集的主题词分别 为“土地与手掌的温度”“路的尽头”“烧 水煮茶的事”“时间为茶而停下”“故乡， 他乡”以及“一碗茶汤见人情”。茶叶市场营销计划书完整版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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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上茶叶之路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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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上茶叶之路起点&&&&
&&& 厦门是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这里的“海上茶叶之路”指的是，17世纪初开始的通过海上运输进行的全球性茶叶贸易活动，以外国商人持续、大量订购中国茶叶，中国茶叶经常、大宗从海港出口，中国茶成为世界性饮品为标志，“起点”指启航港，以区别于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 外国神父、茶商、官员、学者的见证及论述&&& 1575年6月，西班牙奥斯定会修道士马丁?德?拉达神父从菲律宾出发，到中国福建访问、考察了两个多月，分别到了厦门（当时称“中左所”）、泉州和福州。返回菲律宾后，写了《中国札记》一书，其中，有一则《1575年的厦门港》，他写道：“厦门港的入口处视野很好，因为港湾宽阔，可容纳大量船只，而且安全、整洁、吃水深。厦门港从入口处就被分为三条航道，每条航道都挤满了数量众多的海船，实在是美不胜收……”[1]&&& 1660年，英国著名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出版的《茶叶和种植、质量和品德》一书中说：“英国的茶叶，起初是东印度公司从厦门引进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引者注）“1721年，苏格兰诗人林萨的《茶歌》写道：‘信嘉乡之殊珍兮，而百草之尤；称绿茶兮，武夷之名最优。’”[2]&&& 可见，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厦门引进武夷茶。福建民间盛传：当年英国商人也曾直接到武夷山购茶，成交之后，询问中国茶商，要从什么地方装船运回英国？茶商是一位福州人，用福州话回答说：“厦门。”从此，厦门的英文名字便被译为福州音“Amoy”。可见，“Amoy”与当年茶叶出口有关。&&& 先后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署税务司、山海关（今营口市）税务司，并于1905——1908年担任过厦门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塞舌尔?包罗，在他所著《厦门》一书的“贸易”中记述：“厦门原是昔日中国第一个出口茶叶的口岸，（英语）tea这个字就是起源于厦门方言的te字……这是因为荷兰人最早从厦门这个地方得到茶叶，并把它介绍到欧洲的缘故。”[3]欧洲各国除葡萄牙以外，其他各国均模拟厦门音翻译“茶”这个词，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皆用te，芬兰语用tee，法语用the，荷兰语、德语、犹太语皆用thee。来自福建各地转运到厦门出口的茶叶，统称“厦门乌龙茶”，所以“乌龙茶”的英语译名也依据厦门方言读音译为“oolong tea”;“工夫茶“被译为“congou& tea”。这是明末清初厦门——英国之间进行茶叶贸易的最好见证。&&& 美国著名亚洲史、东南亚史、华侨史专家利?埃弗德拉?威廉斯教授（1924——），曾在美国驻中国机构工作多年。他在《中国商务指南》一书中指出：“17世纪初，厦门商人在明朝廷禁令森严之下，仍然把茶叶运往西洋各地和印度。1610年，荷兰商人在爪哇万丹首次购到了由厦门商人运去的茶叶。”[4]这是西方人从东方殖民地转运茶叶的开始，也是我国向西欧输出茶叶的开始。&&& 荷兰商人成为最早将茶叶运往欧洲的人。17世纪初荷兰著名医师克拉斯?迪鲁库恩则是第一个热情推广饮茶的西方人。他在《医学论》一书中，着力描写了茶的药用效果，甚至说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比不上茶，茶可以疗病，更可以使人长寿。这对茶叶向西方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18世纪，荷兰曾演过一出叫做《茶迷贵妇人》的戏，就反映了当时荷兰的饮茶风尚，推动了欧洲的饮茶之风。[5]&&& 西方人为了寻求强健体魄的妙方，经过谨慎选择，最终选定了中国茶叶，于是，茶叶被欧洲人誉为“茶中的香槟酒”、“茶中的鲜咖啡”。&&& 日，德国将军爱德华?诺尔写道：“‘不凋花号’停靠的第一个港口，就是香港北面的大港口厦门，后来成了德国在东亚的非官方贸易中心。（巡洋舰中队指挥官）迪德里希斯和他的船员尽力把船上的货物——德国的工业品，换成了中国的丝绸和厦门的名茶。”[6]&&& 1885年到厦门传教的基督教美国归正教会传教士毕腓力（？——1913），在《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一书中写道：“作为商业中心，厦门的地位始终很高，至少到了1900年其茶叶出口还占很重要的第四位——大部分的茶叶是从台湾运到厦门，并在厦门转口。……厦门港最兴盛时期，商船一次运出1000吨的茶叶到旧金山、温哥华或纽约，并非罕见。迟至1905年，太平洋邮轮（Pacific&& Mail steamer）一次还载过七八百吨的茶叶。”文中“厦门港最兴盛时期”，大约指1858——1864年间。毕腓力还在本书的序言中说，厦门献给英文的两个词，就足以使这个地方流芳百世。其中一个词就是“茶”，他说：“英语的‘tea’起源于厦门。”[7]&&& 看来，不管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德国人、荷兰人，不管是茶商、官员、传教士，还是将军、学者、诗人，都以事实为依据，异口同声地说：厦门是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开始于17世纪初。此时，泉州刺桐港已经衰落100多年，漳州月港也已开始衰落，均已无法承担海上贸易启航港的重任，有货物也必须转运到厦门港出口。17世纪之前，在丝绸、瓷器出口中，也可能夹杂些许茶叶，但那时的中国茶还远未被欧美人士所认识和器重，还不是世界性饮品，没有规模化的茶叶贸易，因而尚未形成全球性的“海上茶叶之路”。我十分赞同学者们的共识，即关键是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中国学者的论证&&& 清代思想家、史学家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等书记载，福建茶叶开始外销始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即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当时，厦门港正好取代衰落闭港的泉州港和漳州月港。&&& 明末清初，郑成功储贤馆谋士阮旻锡（1627——1705，出家后法号释超全），曾写一首《安溪茶歌》，其中写道：&&& 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8]&&& 诗中记述郑氏驻厦期间（1650——1680），西洋人每年都派船来厦门购买茶叶，而茶叶的价格，全由郑氏设立的牙行决定，即官方定价，不容讨价还价。“官牙”指官营的贸易商行，当时，郑成功在厦门设立仁、义、礼、智、信五大通洋商行。这说明，西洋人在厦门购买武夷茶、安溪茶并从厦门港运出。其间，茶叶也可能在其侵占的殖民地集散。&&& 张水存著《中国乌龙茶》记述：“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办事处，1676年设立商馆，二者皆为公司购买茶叶，而后运往印度马德拉斯集中，再转运到英国。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厦门设立海关。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托厦门商馆购买箱装茶叶9吨（150担）直接运回英国，首创茶叶由中国直接运往英国的先河。1701年（康熙四十年），抵达厦门的英国运茶船多达14艘。”[9]&&& 台湾茶文化专家池宗宪也有同样的论述：“1650年以前，欧洲茶叶贸易可以说完全被荷兰人所垄断，但英国东印度公司看好中国茶叶的市场，于1644年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在茶叶生意上开始与荷兰人竞争。……1669年，英国政府规定：茶叶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从此英国政府由厦门收购武夷红茶，红茶也成为欧洲茶的主要种类。……英国社会刚开始是以cha来称呼茶，自从由厦门出口茶叶后，即依厦门语音称茶为tea……”[10]&&& 陈文华著《长江流域茶文化》一书中记述：“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将从中国及日本买来的茶叶集中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然后运回荷兰，正式开始为欧洲引进大批茶叶（当时主要是绿茶）及陶瓷茶具。1650年又将中国红茶输送到欧洲。这个时期，荷兰人垄断了整个茶叶市场。”“1669年英国政府正式规定茶叶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从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在中国福建厦门收购武夷山茶叶，当时称为‘武夷茶’。由于厦门话称茶为‘dei’,故英语称茶为‘tea’,称武夷山所产的红茶为‘bohea& tea’（即‘武夷茶’）。因武夷山所产的乌龙茶汤色黑浓，称为‘black& tea’（即‘黑茶’），后来随着英国人将茶叶贩卖到世界各地，故许多国家‘茶’的发音都与‘tea’大体相似。”[11]李加林在《“贡眉白茶”的传奇身世》一文中记载：“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从岭南、厦门、闽北收购半发酵绿茶，经爪哇输往欧洲试销，不久中国茶叶便名噪英伦三岛，很快成为欧洲人的日常饮料。……18世纪前半期，英国茶商将茶叶引入北美洲等殖民地，使得北美人民对中国茶叶格外垂青，成为首选饮料之一。”[12]&&& 顾海著《厦门港》一书，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重地》一节中写道：“从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十三年（1684——1735）的51年中，来厦门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达35艘，居全国各商埠首位。……生丝和茶叶常常是东印度公司指令其商船必须采购的商品，如1697年，东印度公司商船‘纳索’号和‘特林鲍尔’号先后到达厦门，按照公司指令，在厦门共采购了茶叶1100桶、生丝30吨、丝织品149000匹、优质丝绒750匹。1698年，‘舰队’号商船从伦敦来到厦门，采购了茶叶300桶、生丝200吨、丝织品65000匹、丝绒1300匹及麝香3000盎司。英国商人认为‘厦门是通往产茶省份福建十分重要的口岸’。英国人本来不知茶叶是何物，自从英国商人在厦门采购到大量茶叶后，也学厦门人按闽南语音称茶为‘Tay’或‘Tea’，并将它介绍回国，从而英语中出现了‘Tea’一词，沿用至今。”[13]&&& 王俞现著《中国商帮600年》一书，在一条注释中说明：“1795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破产，1813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停止运作，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垄断权也被取消，其在中国的贸易垄断权，除茶叶贸易外，其他的都被取消。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丧失商业功能。”[14]请注意“除茶叶贸易外”。&&& 徐晓望主编的《福建通史》第四卷，在谈及清初厦门兴盛的两个原因时指出：一个是英国商人前来采购茶叶，一个是厦门是闽南商人去东南亚贸易的主要口岸。作者写道：“英国人在清初与台湾的郑氏建立了贸易关系，并在台湾和厦门建立商馆，清朝统一台湾后，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快乐号’前来厦门，要求恢复贸易。经过五个月的谈判和等待，他们终于得到了满意的回答。林仁川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记载统计：从1684年到1735年（雍正十三年），共有35艘次欧洲船只到厦门贸易。其载重量从200吨-500吨不等，采购了茶叶、生丝、樟脑等商品。除了英国之外，暹罗等国家的贡船也常到厦门。”[15]&&& 中国学者包括大陆和台湾学者的论证，与国际舆论基本一致，两者还互为补充。&&& “海上茶叶之路”形成的原因和条件&&& 1.历史机遇：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初期，欧洲和日本势力风起云涌，大航海时代开启，全球经济网络雏形初现。中国南方一些省份（如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广东、福建），因土特产丰富而成为富庶地区。福建北挈浙江，南揽广东，西邻江西，东连台湾，以闽南为基地的海上活动，因时间意义与空间位置的巧合，而成为一次历史机遇。&&& 闽南商人一马当先，冲破海禁进行远洋贸易而崛起，这些大海商、大船东的代表人物就是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郑芝龙更是称雄闽海，周旋在明朝官员和荷兰人之间、东洋和西洋海洋势力之间，具有政治、经济和国际影响。由于中西文化碰撞，使得闽南商人异域视野迅速扩大，敢于在海上并通过海路到异国他乡进行贸易，因而被称为“海商”。&&& 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对中国进行贸易时，厦门是最主要的据点；他们还在巴达维亚与闽南商人进行茶叶贸易，确立了茶叶贸易的霸主地位，并用自己的船只将茶叶运回欧洲口岸，每年创造了极其可观的利润，这使他们乐此不疲。郑成功进行海上贸易，茶叶是输往日本和东南亚的重要货物之一。茶叶饮品在欧洲兴盛的转折点始于1661年，在这之前，茶叶只是作为中国丝绸、瓷器出口的附属品，并未形成规模。1661年，英国的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国王的女儿凯瑟琳公主结婚。凯瑟琳公主是茶的嗜好者，嫁妆中就有一套精美的中国茶具和221磅茶叶。举行婚礼之际，茶叶亮相，被正式而隆重地引入英国皇室。具有“饮茶皇后”美誉的凯瑟琳，又在英国大力倡导饮茶，使茶成为全国性的新型饮料，英国因而对茶叶的需求量迅猛增长。当时，英国诗人埃德蒙?沃尔特为皇后祝寿而写了《饮茶皇后》一诗，献给查理二世，这大概是外国第一首茶诗：&&& 花神宠秋色，嫦娥矜月桂。月桂与秋色，美难与茶比。&&& 一为后中英，一为群芳最。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 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烦累。欣逢后诞辰，祝寿介以此。[16]&&& 精心翻译的诗，充满着中国元素，将茶与最美好的事物相提并论。&&& 英国东印度公司因经营茶叶而著称于世，他们的商船到厦门的主要任务是采购茶叶。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指令在万丹的代理商采购100磅上等茶叶；1687年，该公司还规定：每艘从孟买到厦门的商船都要运载150担茶叶。至18世纪，英国成为欧洲茶叶消费量最大的国家。这种形势，对中国、特别是对闽商，是一个利好信息。&& 这是“天时”使然。
&& 2.自然环境：闽南濒临大海，海岸线曲折绵长，有众多良港、海澳，宋元至明清，先后有泉州（后渚）港、漳州月港和厦门港兴起，但泉州港和月港均为江港，由于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泥沙淤积，丧失作为优良港口的自然条件。泉州港于明成化八年（1472）开始衰落，1474年完全衰落，一蹶不振。月港、海沧，事实上是九龙江口——厦门湾民间贸易区，厦门港是月港的外港。到明万历年间（1573——1619），江港月港便渐渐被天然海洋良港厦门所代替。那时，明朝政府在厦门设置“饷馆”，月港商船必须到厦门港盘验；到天启年间（1621——1627），厦门港已经直接进行海外贸易了，闽南中心港口已经转移。郑成功驻厦时，为了“通洋裕国”，更是以厦门港为中心，开展大规模的东西洋贸易。厦门港海阔水深，终年不冻不淤，全年都是运营时间，巨轮进出方便，又适于避风泊碇，是我国东南天然良港。在木帆船时代，必须借助季风航行，国内外商船，均利用自然风力出行。厦门港的自然环境为他们的航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自然登上中国海上交通的大舞台，成为“唐山过台湾”和“唐山下南洋”的渡口和节点。&&& 清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曰：“（厦门）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人等借此为活者，以万计。”[17]&&& 我们这里的“厦门”，在外国人看来，是闽南、闽西南甚至是福建的代名词。1896年英国人朱利恩?休斯?爱德华写的《厦门地理通述》一文，曾介绍“厦门茶区”，作者这么写道：“茶区最近端离厦门60英里，最远端185英里。这是一个由广袤起伏的大山和小溪谷构成的地域，正好位于内陆主要山脉的外侧。”[18]距离厦门近100公里或300公里，这不仅指安溪茶区，简直把闽西北茶区甚至整个福建茶区都包括在内了。确实，安溪茶、武夷茶都是通过厦门港运往海外的。“厦门茶区”不仅产茶、制茶、品茶、销茶，还生产瓷器茶具、竹编茶篮、糖饼茶配，形成产业链带和系列茶文化现象，这有利于成龙配套地出口。海上茶叶之路又与海上丝绸之路、海上瓷器之路密切联系起来了。&&& 这是“地利”使然。&&& &&& 3.人文特征：荷兰人有“欧洲海上马车夫”之称，闽南人有“中国海上马车夫”之称，闽南商人是最具有冒险天性的中国商人。这主要是闽南人具有吃苦耐劳、敢于冒险、浪迹天涯、崇商善贾、拼搏进取、兼容并蓄的性格特征。连一些儒者书生都是如此。厦门著名学者阮旻锡就参与了郑氏集团的“东西洋饷”海上贸易，由儒生成为抗清复明的斗士。后来，他曾以“忆昔壮年泛巨洋，轻舟一叶波中委。天边黑点小于拳，霎忽弥空狂飓至。叠浪排山百怪号，飘入鬼国等儿戏。”等诗句来回忆往事。“鬼国”指外国。[19]&&& 同安籍著名理学家林希元（1481——1565），明嘉靖九年（1530）升任南京大理寺丞（大理寺专管案件的复核驳正，大理寺丞是大理寺长官大理卿的属官），他坚决反对外敌入侵及官方的绥靖政策，十分关注国计民生，是一个积极的通商主义者。他从小生活在同安海滨，对百姓泛海为生的艰辛体会颇深，因而对求食海上的走私贸易有着深切的理解与同情。他认为，老百姓在海上与番人做生意，虽然不合明朝海禁制度，但并非伤天害理之事，得让人处且让人。这些见解，在其著作中时有表述。[20]&&& 出身于海商世家的郑成功（1624——1662），主张“通洋裕国”、“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他纵横于蓝色海洋之上，大力开展“东洋贸易”和“西洋贸易”，以商裕国富民，以茶利养兵，为驱荷复台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以闽南人爱拼敢赢的气魄，与荷兰人进行了贸易竞争直至复台战争，并取得了胜利。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在海峡两岸，特别在他的家乡。&&& 闽南特别是厦门，是中西文化交汇地，内外联系枢纽点，闽南文化就包含了海洋文化、华侨文化的因素。这里的人们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闽南海商就是以这种性格、这种精神进行他们的贸易战，把家乡的特产茶叶带到全世界！&&& 清康熙以后，为了适应外销茶的需要，红茶成为武夷茶的大宗产品，甚至于成为中国外销茶的代称。闽南的一批僧人，在红茶的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厦门籍的释超全（即著名学者阮旻锡），漳浦籍的僧衍操、释超位、铁华上人，龙溪籍的僧如疾、释超煌、道桓、明智，晋江籍的兴觉、真炽，泉州籍的净清，漳州籍的性坦等，他们移居武夷山时，多数成为种茶能手，还能制茶、品茶、售茶。释超全在《武夷茶歌》中写道：“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终朝采采不盈掬，漳人好事自珍秘”；在《安溪茶歌》中写道：“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21]有些学者据此认为，漳州是乌龙茶的创始地，后来，其制法传到武夷山，再由武夷山传入安溪。&&& 这是“人和”使然。&&& &&& 4.政府措施：尽管明廷对开放港口举棋不定，但漳州月港还是于1567年开放了，它与厦门港、澳门港（时由葡萄牙人租居）等，一同承载了明朝最后近百年的贸易繁盛。月港是明廷允许海商出海的口岸，厦门、广州是明廷允许外商前来贸易的口岸。明廷还规定，非泉州、漳州两府的商民，不得参与海上贸易。因而，这一时期的月港，成全了闽南商人；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商人，最早接触的海商，就是这些“福佬人”。1576年，明廷特准西班牙人在厦门通商的权利。1617年，漳州地方官员礼聘学者张燮主编一部具有海外交通贸易指南性质的专著——《东西洋考》，由漳州地方官员主持刻印出版。可见，地方官员在鼓励和扶植海商进行对外交通贸易。[22]&&& 清康熙十五年（1676）海防同知进驻厦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5月，清廷在厦门设立闽海关，厦门成为通洋正口，并管理福州南台、泉州、涵江、铜山、闽安镇、宁德、云霄、诏安等19个税口，在馆头、江南桥、东岱、罗源、蓁屿等20处设役巡查。其主要职责是对国内沿海及渡台商船征税。这一年，福建水师提督驻扎厦门，并于第二年在厦门城内建衙署。这些措施，对于我国东南海防、政务，对于海上交通贸易都具有重大作用。&&& 雍正五年（1727），厦门港才正式开放对南洋、东洋通商。这一年，兴泉道改驻厦门，管辖兴化府、泉州府；雍正十二年（1734），兼辖永春州，成为兴泉永道。这一建制，一直维持到宣统年间，前后近200年。事实上，当时厦门已成为“副省级”都会了。[23]&&&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又实行闭关政策，下令封闭江、浙、闽三关，只准广州通商，厦门只准吕宋商人前来贸易。茶叶只好走陆道（武夷山——江西——广东）到广州出口。好在，广州进行对外贸易的“十三行”，闽南商人占据中枢之位。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清廷又准许各国商船按照粤海关则例征税前来贸易，厦门港的茶叶贸易复苏了。[24]&&&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历来如此。历史上，闽南地区走私猖獗，即使严禁，厦门、闽南与外商贸易也在悄悄地进行着。一部分是大权在握的官员、水师将领，用公船进行交易；一部分是熟悉海道、海情及外国、外商情况的海商，开船到南洋诸国或在海上进行贸易。19世纪中后期，茶叶占厦门出口总值的40%，1877年，厦门茶叶一年出口达到5.5万担。&&& 清政府将台湾收归版图之后，即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起，厦门港被划为大陆唯一对台通航的口岸，厦门港玉沙坡对渡台南港鹿耳门。一直到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又开蚶江与鹿仔港对渡，乾隆五十三年（1788）再开淡水厅管辖的八里坌口对渡五虎门、斜渡蚶江。从1741年起，清廷实施“台运”制度，即每艘赴台贸易的商船，必须按照大小，配运台湾产的米谷，到福建供各厅县兵粮、眷粮之需，给予少量费用补贴。台运米粮由厦门海防同知处理，并负责转运。这事实上给了福建各个口岸、特别是厦门港以极大的方便，推动其海运和贸易的发展。[25]&&& 请看当年诗人们怎样歌颂厦门。清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张对墀《鹭门观海》咏道：&&& 天池何浩浩，近接鹭门岛。帆影蔽津梁，桅尖拂苍昊。&&& 龙户耳目奇，马人须眉老。&&& 凿齿雕题重译声，南金大贝诸夷宝。&&& 家涂翠碧与丹青，人饰珊瑚及玛瑙。&&& 试问此物所从来，尽说梯航由海道。&&& 当时的厦门，各国、各地来船很多，外国人、异族人服饰奇异，带来异国他乡珍宝，语言非翻译不可。而本地人家，不管是住宅还是穿戴，也“洋味”十足。这些物品，皆由海道运来。可见交通多么发达、都市多么繁盛，被誉为“天南都会”、“盛世梯航”。“龙户”、“马人”指外国人或异族人；“凿齿”也称“折齿”、“拔齿”、“打牙”，是某些民族的习俗，流行于欧洲以外的一些地区。“雕题”即雕饰题额、雕青文身，“重译声”，翻译语言。[26]清代大臣、文学家梁章钜（1775——1849）在其著作《退庵随笔》中记载：乾隆年间，厦门“洋船丛集，商贾起阗，仙山楼阁，甲于天下。”可与诗歌相互参照。政治形势的变化，直接导致对外交通贸易的兴衰，而交通经贸政策，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是“政策”使然。&&& 5.思想基础：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明清时期，闽南一批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写了不少有关海洋交通、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著作。略举几例。吴朴（约1500——1570）诏安县人，明代闽南海洋文化代表人物，著有《渡海方程》及《龙飞纪略》等书，目的是提倡解除海禁，发展交通，敞开外贸，使海疆平静，沿海人民安宁，国家充裕。成书于嘉靖十六年（1537）的《渡海方程》，汇集明代航海家郑和15世纪上半叶多次下西洋的航路及之前的各种民间水路簿，加以整理综合，编纂成书，是我国首部刻印的既有国内海运又有东西洋海运的水路簿。此书被辗转传抄，据说衍化成《顺风相送》一书，对当时和后来海上交通贸易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27]&&& 张燮（1574——1640）龙海石码人，他的成书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专著《东西洋考》，是中国古代中外交通史名著。此书适应时代需要，记载了16世纪以来，与中国贸易往来的东西洋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沿革、物产、轶事，并证实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所以，此书对于研究中外关系史、航海史、华侨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28]&&& 沈有容（1557——1627）安徽宣城人，在闽任武官15年，战功卓著。1629年他撰辑《闽海赠言》一书，收录了160多篇（首）诗文，闽海史料丰富，是研究中荷交涉史、中日关系史、中国海权史、通商史、渔业史、闽台史的重要文献。[29]&&& 蓝鼎元（1680——1733）漳浦县人，清初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鹿州全集》10种45卷。他在著作中大呼“大开海禁，听民贸易”，分析开通南洋是“通济有无”的“利国利民之事”。他呼吁了10年，南洋之禁终于解除。[30]&&& 陈伦炯（约1684——1747）同安人，其著作《海国闻见录》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是清代一部重要的综合性海洋地理著作，航海通商指南。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有文字8篇，包括《天下沿海形势录》、《东洋记》、《东南洋记》、《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昆仑》、《南澳气》；下卷有地图6幅，包括《四海总图》（即东半球图）、《沿海全图》（即我国沿海图）、《台湾图》（即台湾西岸图）、《台湾后山图》（即台湾东岸图）、《澎湖图》、《琼州图》。著作中记述了东亚、南亚、西亚、非洲、欧洲的一些国家及大洋、大海的概况，以厦门港为启航点的航路更时。特别可贵的是，明确记载了南海诸岛是我国固有的领土。[31]陈伦炯在《海国闻见录自序》中说，写此书为“使任海疆者知防御搜捕之扼塞，经商者知备风潮、警寇掠，亦所以广我皇上保民恤商之德意也。”可见，陈伦炯写《海国闻见录》，针对性、目的性、实用性极强。……&&& 这些著作，图文并茂，航路有里程、更时，有有关国家的国情概况、民情风俗、物产资源、交通条件、气候潮汐，乃至提出注意事项，便于海商前往贸易，便于海船因需载物（提前考虑品种、数量、等级、价码），利于交易成功，利润可观。作者们大都生长于海滨，深知“开海之利”和“禁海之弊”，为民请命，不遗余力。这使这些著作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用性，成为指导对外交通贸易的指南。&&& 中国传统有闭关锁国、重陆轻海的观念，对经济、对国防、对文化都是如此。闽南学者和官员坚持改变这种思维模式，提出独特见解和具体建议，即开放国门、既要重陆、也要重海的理念，为海防建设、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作出贡献。施琅提出保住台湾、设置海关的主张，具有高度的战略眼光。这是“理论”使然。&&& 上述5大因素，促使海上茶叶之路形成并发发展。&& &&& “海上茶叶之路”的时代特色&&& 1.从江港到海港：福建口岸原来在三江口，即闽江口的五虎门，晋江口的后渚港，九龙江口的月港。但当年内河江港有天然的地理缺陷，水浅易塞，航道较窄，船舶得视潮水进出，不利于大吨位船舶随时转运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货量的扩大，船舶吨位的增加，口岸中心自然转移，也必然转移。三江口的物资，便大部分运到厦门港出洋，海港显示了它的面阔水深、不淤不塞的优越性，可以停泊大吨位商船。海上丝绸之路大都从内河江港如泉州、广州、扬州启航；到了明末清初，海上茶叶之路就移到海港厦门启航了，江港成为海港的转运港口。浙江的宁波、山东的青岛和烟台、辽宁的大连诸海港，虽然也运输过茶叶，但主要面对日本、韩国和俄罗斯，规模较小，海域较窄。&&& 厦门港是海港，但分为内港、外港，内港可避大风，外港还有大小金门、大担二担作屏障，到三江口也非常便捷。厦门港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距离当年西方人在中国的贸易据点如金门、澎湖、台湾、香港、澳门较近，距离东南亚也不算太远，这对民间交通贸易给力不少。从事贸易者，有官商，有民商，官民结合，以民为主。&&& 2.中外船舶互有往来：茶叶，是中国的特产，在一定时期内，又是出口之大宗。但闽南茶叶的主要出口市场在南洋群岛华侨群，如当时的吕宋、新加坡、马来亚、印尼、越南等国的侨胞，他们甚至经常汇款回国购买茶叶。加上外商不断到闽南购茶，这就给中外船舶往来创造了黄金机遇，或独来独往，或成群结队；闽商既在自家门口做生意，也把生意做到南洋各国，甚至在海上、在船上直接做生意。当然，这也促进了闽南地区船舶制造技术、船舶操纵技术和天文航海技术、地文航海技术的迅速发展。&&& 1842年，厦门辟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后，茶叶更是出口的重要商品之一。这时，外国洋行垄断厦门茶叶的出口，通过轮船装载厦门茶叶运往欧洲、美洲。&&& 3.从经商到移民：大航海时代新航路形成，全球贸易体系初露锋芒，厦门的茶叶出口乘势而上。而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海上瓷器之路、海上茶叶之路的相继开启，越来越多的闽南人移民国外，为了便于经商，甚至在国外建立家庭，可见，当时海外经商是侨居外国的基础。大量定居海外的闽南籍华侨、华人，为同乡、同族提供帮助，这就为拓展海外贸易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推动了移民浪潮的经久不衰，也对福建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马六甲，1641年马六甲又被荷兰人占领，二三百年间，华人甲必丹（首领）几乎都是闽南人。&&& 荷兰人于1599年开辟印尼爪哇万丹为东方贸易据点，1602年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东南亚贸易。1619年更占领雅加达，易名为巴达维亚，竭力招致华人移居。雅加达能从废墟中建设成为印尼首都，华人首居其功。举一个例子。&&& 苏鸣岗（1580——1644）同安人，年方弱冠就赴印尼爪哇万丹和巴达维亚经商，通晓马来语和葡萄牙语。1619年，他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特命为首任华侨甲必丹，先后任期达16年，还被任命为评政院议员。在任期间，为了华商利益，注意调和万丹苏丹与巴达维亚殖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凡有关华侨利害事宜，无不据理力争，颇得华侨支持和拥护，被誉为“开巴元勋”。1640年，巴城政府设立华侨遗产局，他被任命为局长，专门处理华侨遗产问题。[32]&&& 闽南海商移民异国，并担任一定职务，有利于保护华侨利益。特别是，荷兰人最早于爪哇万丹买到厦门茶叶，介绍到欧洲后，就到厦门大量采购茶叶，恐怕与此有密切关系。&&& 日，第一艘中国帆船由厦门航抵新加坡，这显然是一艘商船。从此，闽南不断有移民抵达新加坡及南洋各地。[33]他们带去小吃“肉骨茶”，即吃用中药煲制的肉骨，配白米饭，饮料是乌龙茶。这种“肉骨茶”风靡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并传回中国。这也促进了茶叶的消费。1853年，清政府在厦门设立全国第一个侨务机构——出洋问讯处；1899年，厦门设置保商局，名为保护回国华侨。这些措施，起了鼓励华侨进行海外贸易的作用。&&& 综上所述，当年厦门的港口优势、海商优势、华侨优势、茶区优势、思想优势、政策优势、措施优势，加上大航海时代的贸易兴盛、西方人引入中国茶叶并&&& 作为重要消费品，茶叶成为世界性饮品，促成厦门成为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达到鼎盛阶段，并具有鲜明的特色。&&&&&&&&& &&& 将厦门建成国际性茶都&&& 茶文化包括茶叶贸易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厦门是海上茶叶之路起点，那么，厦门就是海上茶路的明珠，展现了中国茶文化的巨大魅力、产业传奇和400年茶叶贸易文化的辉煌历史。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抓住厦门建设东南航运中心的良机，走出去，引进来，把厦门建成国际性的“茶都”，成为中国茶叶集散地和启运港，提升产品价值，创造群聚效应，走出一条通向世界品牌之路。&&& 厦门应当植根福建茶乡沃土，深度挖掘茶文化内涵。建议厦门市建造一座茶文化博物馆——成为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出新意的地方，寓教于乐，兼具传统化、时尚化、多元化、生活化特征，并有参与性、互动性、体验性、趣味性特色；设立茶文化创意产业园，创作茶文化艺术作品，包括音乐、美术、戏剧、舞蹈、文学、电视、电影作品，出版专著、专辑、专集，提升茶艺表演的文化层次，发掘茶文化遗址、茶商贸易遗址，搜集与茶叶有关的民俗、故事、传说、轶事、歌谣、舞蹈，撰写文史理论著作，举办各种形式研讨会，体现浓郁的文化特色、地域特色、产业特色和创意特色。这一方面，还可以与台湾同行紧密合作。最近，国家旅游局将2013年旅游主题确定为“中国海洋旅游年”，福建省则以“欢乐海峡?相约福建”为主题，厦门举行海洋嘉年华活动。厦门是海峡西岸重要的文化旅游目的地，有条件借力“海上茶叶之路”，开展茶文化旅游，让游人领略茶的故事和史诗，见证生活，见证历史。陆上可参观闽南、闽西、闽北、闽东乃至江西、浙江、广东的茶园。为了增强厦门海洋旅游的国际性和特色性，发挥厦门东南航运中心和邮轮母港的优势，可开辟“海上茶叶之路”邮轮航线，让游客乘最现代化的大型邮轮，从厦门港启航，到高雄、香港、马尼拉、爪哇岛、新加坡、科伦坡、孟买、亚丁、亚历山大港、尼斯、巴塞罗那各港口，环游地中海，经红海、印度洋、南中国海返回厦门港；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开到英国加的夫和荷兰海牙港。通过对“海上茶叶之路”海洋旅游资源的精心开发，打造海峡西岸旅游的拳头产品，丰富我国旅游产品种类，提升我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 这样，茶文化的传扬，将更具广度、深度、高度和力度！&&&&&&&&&&&&&&&&&&&&&& &&&& 2013年 1月20日于鹭江天风阁
参考文献[1]（美国）潘威廉著《商业老厦门》第4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2]转引自张水存著《中国乌龙茶》第128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3]（英国）塞舌尔?包罗著《厦门》，见何丙仲辑译《近代西人眼中的鼓浪屿》第143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4]同[2]第72页。[5]王玲著《中国茶文化》第229页，九州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6]同[1]第53页。[7]（美国）毕腓力著、何丙仲译《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第139页、第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8]（明）阮旻锡撰、何丙仲校注《夕阳寮诗稿》第297第30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9]同[2]第73页。[10]（台湾）池宗宪著《武夷茶》第72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6月出版。[11]陈文华著《长江流域茶文化》第40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12]李加林撰《“贡眉白茶”的传奇身世》，载《炎黄纵横》2012年第10期第53页。[13]顾海著《厦门港》第7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14]王俞现著《中国商帮600年》第129页，中信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 [15]徐晓望著《福建通史》第四卷（明清）第5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16]同[5]第227页。[17]清道光《厦门志》第512页，鹭江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18]（英国）朱利恩?休斯?爱德华著《厦门地理通述》，见何丙仲辑译《近代西人眼中的鼓浪屿》第122页。[19]同[8]第10页《大风行》。&&& [20]同[14]第62页。&&& [21]同[8]。[22]参阅漳州市政协编《漳州历史名人》第39页，海风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23]参阅《重修兴泉永道署碑记》（载何丙仲编纂《厦门碑志汇编》第18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及民国《厦门市志》第242页“职官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24]参阅[14]第128页。[25]参阅[17]第146页《台运略》。[26]同[17]第282页及第52页。[27]同[22]第27页。[28]同[22]第39页。[29]参阅（台湾）许雪姬总策划《台湾历史辞典》第402页，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出版。[30]同[22]第64页。[31]《同安县志》下册第1438页，中华书局2000年10月出版。[32]同[31]1433页。[33]（新加坡）崔强贵著《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第10页，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4年联合出版。
&& 本文发表于《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45期，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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