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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马德研究员为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师生做学术讲座
作者：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 18:14:12
&&& 中国佛学网讯 日，应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的邀请，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马德研究员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一层会议室做了一场题为“与佛教社会化漫议”的学术讲座，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李利安教授、李海波教授、白冰老师、王早娟老师以及部分博硕士研究生，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周玉茹副研究员和社会学所的杨航博士，中国佛学院学院的能凯法师、文馨法师和惟慈法师以及许多对佛教感兴趣的校外人士共40多人聆听了此次讲座。
马德研究员精彩讲演
&&& 讲座开始前，李海波教授向各位听众介绍了马德研究员。马老师在敦煌研究院工作36年，长期致力于敦煌文献以及石窟的研究，成果颇丰。马先生一开讲，首先给大家明晰了敦煌、敦煌学、敦煌佛教等一组概念。敦煌与佛教社会化是马先生近两年来比较关注的课题，他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敦煌地区的佛教社会化：首先，大乘佛教吹响了佛教社会化的号角，而菩萨竺法护则是中国大乘佛教的重要奠基人，没有竺法护，中国佛教肯定是另一番面貌。马老师说，自己此次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寻访由李老师十几年前考证过的敦煌寺，而且终于达成了愿望。第二，“疑伪经”让佛教直接进入社会。马老师认为“疑伪经”的提法并不合理，换一个角度来看，用“华经”概括中国人撰写的经典更加合适。第三，末法思想的理论根据与三阶教的实践尝试。第四，密教使佛教产生历史性的变革并全面社会化。第五，藏传佛教与敦煌佛教社会化的发展。由于时间关系，马先生并没有对这几个方面一一详细展开，而是通过大量珍贵的图片对敦煌艺术特别是文献做了非常专业的阐释。
&&& 马先生认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所有佛教类文献（仅限汉文部分），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佛教的经、律、论三藏与经疏、经释等，这部分不是敦煌独有的，基本上不反映敦煌佛教的地域特点。第二类是敦煌特有的佛教文献，即真正意义上的敦煌文献。马先生强调，从内容上看，这两类敦煌佛教文献，性质完全不同，前者为理论著作，后者为实践记录，然而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将这两类文献加以区别。接着，马先生用大量极其珍贵的照片资料讲解了敦煌佛教文献的价值并概括出敦煌佛教文献的特点，包括地域性、普及性、实践性、多元性和社会性等。最后，他在向听众展示了许多颇具震撼性的藏经洞佛教图像的照片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 李利安教授对此次讲座进行了总结，李老师非常感谢马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师生奉献一场极其精彩的学术讲座，他自己从中受到许多启发，另外，马老师展示的许多文献资料表明对于的研究仍有大量空白，非常值得关注。在提问环节，现场听众又就丝绸之路、云南阿吒力教等许多问题与马老师进行了积极互动。许多对宗教文化感兴趣的校外人士纷纷表示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举办此类的公益讲座让他们非常受益，希望以后还能多参加此类的。
文章录入：雪梅&&&&责任编辑：心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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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天：佛学智慧是中国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学界的客观研究成果有助于提升佛教文化品位，增加其理性成分，减少盲目性、极端性、狂热性，真正把握智慧、道德和利他精神。学者与信众互动也有助于整个佛教健康良性地发展，促进宗教学术的研究，增强学界研究的责任感、使命感，丰富宗教学的内涵，在相互理解中促进彼此和谐，推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
方立天，1933年生于浙江永康，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助教、讲师，1984年经教育部特批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主要从事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在中国佛教哲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主要著述有10卷12册《方立天文集》，分别为《中国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法藏与〈金师子章〉》、《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等。
在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中，印度佛教自东传以来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学者的哲学思考。佛教对于中国文化有什么意义？中国佛学形成了哪些特有的品格？近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著名佛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方立天教授。
毕生与佛教佛学结缘
记&&&者：相对其他领域而言，佛学研究比较冷僻，您是怎样走上这条研究之路的？
方立天：我选择佛学研究有感性和理性的原因；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是众多因缘条件的结果。在北大的学习提高了我对佛教的理性认识。通过冯友兰、任继愈先生的课，以及阅读典籍，我了解到佛教是思想广博、深奥的体系，既是宗教，又是内涵丰富的哲学，从而萌生兴趣，也改变了思维方式。
研究佛教还与我个人的幼年生活经历有关。我母亲崇信佛教，又因很多子女夭折，所以格外保护我的生命。我出生时，母亲专门住在一个名叫“观音塘下”的小山村里待产，还把我的小名“观生”写在纸上，贴在村里关帝庙中的神像背后。由于这些缘故，我内心并不排斥佛教，反而有亲近的感觉。浙江是佛教大省，受禅宗和天台宗的影响很大，在集市上替人看病、买药的村医常是和尚。佛教治病救人、解除痛苦的行为令我印象深刻。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有了研究佛教的平台。人大的教研室规定老师不仅应在教学上通讲中国哲学史，还应分时间段对其进行研究。开会的时候，因为我发言较晚，先秦、两汉、宋明到近代都已有人报名研究，所以我准备从无人研究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入手。这个时期儒释道并行，起初本想在研究中兼顾三者，但精力有限，最终决定主攻最难的佛教。从此，我毕生便与佛教结缘。
记&&&者：汤用彤、任继愈等前辈均对中国佛学史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您认为自己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方立天：首先我无论是治学方向还是目标，都师承了北大学脉的传统。胡适、汤用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和石峻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大背景下探讨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和演变，我深受他们的影响，也从这个角度展开研究。在这个学术系统中，我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重视佛教的中国化研究，即自从印度传入后，如何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实际相结合并发生变化。二是思考佛学研究和讲授如何才能通俗易懂，如何用现代语言表述，如何采用现代方法研究现代问题。三是我多年来总感觉中国哲学史课程中佛教的内容讲得不充分，所以研究佛教时有一个心愿，即深入探讨中国的而非印度佛教哲学的内容。我认为，应对历史上中国佛教思想家的成果加以整理，使其系统化。我的努力也集中在这些方面，形成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这三部书，做了些为学术添砖加瓦的工作。
典籍整理是佛学研究的基础
记者：佛学文献可谓浩如烟海，您多年来致力于相关文献的整理工作，对现代学术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能谈谈您所主持的相关工作细节和新进展吗？
方立天：典籍是佛教传承的载体，它的整理工作非常重要，也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我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一些同行合编了一套《中国佛教思想史资料选编》，对中国僧人与佛教徒的著作择其要者加以标点。这套书具有比较大的思想史资料意义。二是我自己校点了华严宗法藏的《金师子章》，作为他向武则天说法的内容，虽然篇幅不大，却具有重要意义。我从版本、标点、对勘、注释、经义和评述等六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整理，编撰成《华严金狮子章校释》一书，得到当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的欣赏，并亲自为之撰写书评加以介绍。此后就很少介入具体的典籍整理工作，更多的是帮助和扶持年轻人做相关工作。
记&&&者：《大正藏》和《中华大藏经》是以往较为全面的汉语佛学文献总集中的代表。随着敦煌遗书的发现和近年来文献整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要在文献方面拾遗补缺，您认为未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方立天：首先，目前古籍数量还在减少，应对其进行保护。如北宋“开宝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木刻的《大藏经》，本有数千卷，印量也较大，且曾分赠给周边的佛教国家，但目前全世界仅剩十余卷，目前古籍的保存环境还不太理想，因此保护古籍非常重要。其次，仍然缺少完整的中国佛教典籍著作目录。对汉文写本和刻本佛典的整理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另外，从海外搜集佛典也很重要，如日本保存了大量典籍，但也还没有相关的总目，应对这部分资源加以利用。南传佛教典籍也值得重视，东南亚佛教与我国云南等地流行的上座部佛教属于同一系统，也能提供重要的资料。整理是为了使用，因此对佛教典籍，特别是重点典籍加以现代整理是努力的方向。此外，还要加强对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
记&&&者：除了佛学原典，您也高度关注历史上重要的研究性文献，这些成果对今天学者研究佛学思想有哪些意义？
方立天：历史上的研究性著作，如《三论玄义》和近现代一些学者型佛教徒的著作对当下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些资料反映了中国佛学思想发展的脉络、过程，在事实考辨、思想观点和方法层面都有参照作用。相关研究可分为教内人士和教外学者著作。近现代佛学研究中，汤用彤影响巨大，他考证修改了许多佛教史上的重要观点，提出的“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的方法仍很重要。我也曾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绪论”中阐述了该思想。
佛教思想广度和深度可能超越儒道
记&&&者：佛学虽然来自印度，但经过漫长的本土化过程，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部分。从整体上看，研究佛学史对思考中国思想史有什么价值？从更大的文化接触史范围来说，对思考不同文化相互接触、融通的历史又有什么意义和可资借鉴之处？
方立天：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中国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和成功范例。现在中国人很少有把佛教视为外来的，印度佛教思想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思想史方面，我认为佛教的思想广度和深度可能超过儒、道家学说。因为佛教是中印两大文明中佛教精英创造的结果，体系庞大，对问题的思考也很深入。比如，佛教讲三千大千世界，就很接近现代所谓的世界无限性。从微观上讲，佛教还认为事物无限可分。在人生的思考方面，佛教也与儒、道不同，儒家关注现实人生，而道家关注人生的无限延续，得道成仙，佛教则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之说。佛教在理论上更有深度。人有现实生命，但其未来的走向，是人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在认识论上，佛教强调直觉思维，如禅宗这方面的思维就比其他的中国哲学更充分和丰富。另外，如唯识学，将人的意识分为多个层次，提出末那识、阿赖耶识，甚至还有更微妙的第九识，这种细腻与深入值得我们思考。此外，佛教还有自己的心性学、因明学，从整体上讲，佛教的思想体系更为广博和深入。
如果没有佛教，中国的思想可能会单调很多。从文化接触的角度看，佛教入华后，与儒、道教交涉磨合，三大文化形态都出现了深刻变化。例如，佛学的很多理念对儒学构成一种启示，特别是华严禅，如宗密等人结合了禅法与华严思想，探讨理和事、理和心的关系，其理论结果在根本概念和思维方式上影响了儒家宋明理学的思考，并形成了如王阳明心学这样的结果。不同文化的接触，依然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渠道。目前我们面临着文化转型与调整，通过中西比较而综合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编辑：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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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证130013号 Copyright & 佛教在线版权中華佛學研究所廿週年專輯--中文版内蒙古首家佛学文化研究院成立
07:12:01来源： 正北方网综合作者：乌瑶 边建平 祁昕责任编辑：萨其
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合作共建的&内蒙古师范大学佛学文化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专门研究佛学的机构。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佛教研究基地也举行挂牌仪式。
作为一个国家级协同创新研究平台，研究院将最广泛地组织和吸纳校内外宗教学研究方面的优秀人才，全方位和系统地开展对整个亚洲北部的佛学文化的研究。
据悉，佛学文化研究院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开展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宗教学基础理论研究，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宗教重大现实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努力培养宗教学方面复合型人才；发挥学校学术优势，针对宗教方面热点问题，积极释疑解惑，引导社会舆论；积极开展人文交流，推动公共外交。
据内蒙古师范大学提供资料显示，成立内蒙古师范大学佛学文化研究院，旨在充分发挥学校在宗教学研究领域的优势，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资源，满足中国和内蒙古对宗教学专门人才和理论研究的迫切需要。研究院成立后，将推进宗教学、民族学等领域学术研究，把研究院建设成为国际蒙古佛教乃至蒙古宗教研究的重要基地。
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表示，佛学文化博大精深，对中华文化有着实质性参与，共构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元素。蒙古佛教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有着悠久的研究历史，是非常前沿、深厚、有发展的学科。把调研基地选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强强联合，促进我们对蒙古佛教的研究。
&蒙古佛教应该说既对于我们的佛学研究有重要意义，又对佛教文化走出去、开展佛学合作有重大的帮助。&卓新平如是说道。
蒙文版《大藏经》总编，佛教文献、佛教史方面专家金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研究院将在各方面专家的努力下，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支持下，辐射俄罗斯布里亚特、蒙古国、东亚地区、保加利亚，联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国际文化研究中心。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合作搭建平台，探索一种可行的协同创新模式，并运用到民族学、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方面。&内蒙古师范大学校长云国宏说。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民族宗教处副处长朝鲁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课题和重点内容，目前国际、国内宗教问题错综复杂，就目前的自治区宗教问题来说进行这方面基础性工作亟待加强。
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表示，内蒙古佛学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将改变内蒙古佛教以及宗教研究比较薄弱且力量分散的现状。
图为蒙古国学者向研究院赠送礼品。　
&图为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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