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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管理学理论与思想史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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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通过对西方管理理论与思想史演变的初步研究，提出西方的管理学理论的百年发展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和现代管理时代；认为管理思想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是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得到提升，符合当时大环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需求。运用掌握的管理学理论和管理思想家的观点，阐述了管理学理论的真理性认知、理论贡献与创新和在回顾中思考其演变的借鉴价值。 中国论文网 /2/view-4910998.htm　　关键词：管理思想演变 真理性探讨 理论创新 价值观 　　管理实践古已有之，但系统理论的形成并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却不长。一般认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的古典管理理论标志着管理学的诞生。此后，管理学经过百年发展，已成为学派纷呈、主张林立的学科了。从其发展的历史及内容来看，本人认为，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和现代管理时代。管理学科的发展，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是在科学理性、制度理性和道德理性三者之间寻求一种“最优解”。 　　一、西方管理理论百年发展轨迹 　　西方管理思想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完善于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 　　（一）早期管理思想的形成 　　在早期管理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反商业、反成就和很大程度上反人性的文化价值观。管理思想大多散落在古代的史籍和各种著作中，没有相应的专著或出版物。如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提供了关于管理和组织的远见卓识：劳动力的专门化，部门职能，集权、分权和授权，配合与领导力等；我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关于战争原则的论述至今仍吸引着大量的读者，其中关于战争中的节制和谨慎、速度、灵活性和适应性、战略的运用等思想是与现代企业的战略管理思想息息相通的。然而，文艺复兴为工业化革命以及后来对于理性的、正式的、系统的管理知识体系的需要创造了前提条件。亚当·斯密（Adan Smith，）在他的《国富论》中创立了古典学派，并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他提出：只有市场和竞争，才是经济行为的调节因素。市场上“看不见的手”将确保资源获得最好的配置和得到最有效率的回报，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自身利益将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繁荣。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第一个明确将管理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同土地、劳动、资本相并列。由此，人们开始考虑个人得失，但它必须适应某种理性的管理框架。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随着文化的改变人们的管理思想也随之改变而逐渐演变。 　　（二）科学管理时代 　　经过英国工业革命的洗礼，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产生了以美国的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法国的朱尔斯·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德国的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等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古典管理理论较系统地探讨了经济管理问题。泰勒等人倡导的科学管理，主要探讨了在工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他们认为：当时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是很大的。于是他们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所谓标准的操作方法。用这种标准的操作方法对全体工人进行训练，并据以制定较高的定额。这就是所谓工作定额原理。为了使工人完成较高的工作定额，除了使工人掌握标准操作方法以外，还必须把工人使用的工具、机器、材料以及作业环境加以标准化。这就是所谓标准化原理。为了鼓励工人完成工作定额，他们提倡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刺激性的计件工资制度。泰勒等人认为，通过科学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两者都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提出了“一等工人”的说法和“人岗匹配”的管理术语。泰勒对设置合理的绩效标准和计件工资率激励机制以及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的评论是：产量提高的真正潜力并不是“更辛苦地工作”，而是“更聪明地工作”，“科学管理的本质就是伟大的心理革命”，体现了他主张劳资双方互利关系的哲学思想。此外，泰勒等人还对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的划分、职能管理制的采用和组织结构上的管理控制原理等进行了探讨。泰勒的代表作是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1912年泰勒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对泰勒制和其他工场管理制听证会上的证词，也是研究科学管理的重要文献。 　　法约尔的管理理论是以大企业的整体为研究对象的，而且他认为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宗教组织等。他的管理理论主要包含在1916年发表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他认为，管理不同于经营，只是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之一。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是：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这六种职能活动，是企业组织中成员分担，只不过由于职务高低和企业大小的不同而各有侧重。至于管理活动，则又包含五种因素，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法约尔对管理的五种因素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十四条管理原则，即：分工、权限与责任、纪律、命令的统一性、指挥的统一性、个别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系列、秩序、公平、保持人员稳定、首创精神、集体精神。法约尔还特别强调管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们学会管理并提高管理水平。 　　韦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理论方面，他的贡献是提出了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这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代表作《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韦伯主张，为了实现一个组织的目标，要建立计划、分工、职权等级、权利、义务、指挥管理体系或阶层体系。组织中，任务分配、教育训练、薪金、升迁制度等要通过明文规定形成一种“职业的”管理，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规定的规则和纪律。这些规则和纪律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而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不仅适用于组织内部，而且适用于组织与外界的关系。韦伯认为财富是评分机制，而非目标；他认为有钱的个人、国家是新教特点的代表，懒惰是坏的；勤奋工作才是要旨；专业化劳动分工是神圣的；过度消费是一种罪；应重视储蓄。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体系。
　　（三）社会人时代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单纯地强调管理的科学性、理性化不能保证管理的持续成功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20世纪30年代，霍桑试验证明生产率不仅仅是取决于管理的科学化，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积极性和态度，而员工的积极性和态度又取决于员工家庭和社会生活以及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霍桑研究将人际关系运动推向前台，并提出了社会人的主题。这也是泰勒和科学管理的后继者们在组织中，以及管理者在如何应对新时代精神的工作中，发现了新的维度，由此也有了管理理论的一次重要转变：一是对人而不是对生产的更多关注；二是告诫人们降低组织结构的僵化程度，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三是只是将经济激励视为动机结构的一部分；四是更多地关注情感的非逻辑性，而不是效率的逻辑性。揭示了人际关系运动以及作为文化环境产物的几个基本观点：提倡社会的、人文的技能，而不是技术方面的技能；强调通过集体和社会团结来重建人们的归属感，以便克服精神的混乱；注重通过工会、参与式领导，将工厂中的正式组织和社会系统结合起来，使权力均等化；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为社会、组织、企业和全体社会人应对经济萧条（1929年经济大萧条）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理念支撑。从此，人际关系学派提出了“社会人”的概念。与此相适应，产生了“以人为导向”的管理思想，这是管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人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在以后形成的行为科学中，则始终把人放在管理工作的重要乃至中心位置上，管理也因注入了人的感情而充满了感性。 　　（四）现代管理时代 　　二战后，随着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外部竞争愈加激烈，对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经营决策要求也随之提高，这时行为科学理论对此已力不从心。于是“理性主义”从沉睡中醒来，迎来了综合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的现代管理科学，强调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的有效结合、组织结构的创新与发展、管理问题解决范式；积极寻求对管理及其目的、职能和范围的更好理解，改善组织绩效和增强对人的理解，平衡个体和组织在寻求各自目标时的需要，把组合与经济、技术、社会和政治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管理学理论研究更具专业化：一是源于教学、研究和实践所需对管理理论进行了综合探索；二是对组织中的正式要求与组织人的非正式维度之间的和谐展开了探索；三是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研究、管理决策量变分析；四是跨文化与全球化管理问题探索；五是商业伦理、公司社会责任感和管理思想发展新思路研究；六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更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更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实现了知识经济时代以能力特别是实践、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本资本的价值，“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贯穿于理论创新和实践过程之中。纵观管理学的演变，现代管理思想的脉络可简单概括为：系统管理—科学管理—生产管理—运筹学研究—生产与运筹管理—计算机系统理论和管理信息系统；早期“人文主义”—社会福音派和工业心理学及社会学—人际关系和“社会人”—对霍桑试验的再考察—自我实践双循环学习—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及组织理论；对法约尔的重新发现—戈登和豪厄尔报告、皮尔森报告—管理者的角色及对管理者工作的研究—商业政策—公司理论、战略管理—一般管理理论；韦伯和正式组织理论—作为社会及技术系统的组织—企业的行为理论—组织理论的大量出现—组织与环境及跨文化管理。 　　二、管理学理论的真理性问题 　　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社会科学家大量涌入商学院，这对管理思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工具以及研究理念，由此也引发了关于组织和管理理论的激烈争议和评判。“已有的管理学理论并不是绝对的真理”的争论成为新的理论研究热点。本人认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涉及到管理学的科学性，也关系到管理学的真理性或真理标准，对管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有关管理学理论研究忽略了管理学范式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是认为“弱科学性”是由管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的。由此回避了管理学真理性的本质讨论，回答管理学的科学性问题，就应当承认管理学理论是客观的相对真理。 　　首先，应当承认管理学真理性问题的提出，是与托马斯·S.·库恩的范式学说中的 “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概念直接相关的。所谓“范式”库恩（1974年）作出的明确描述是：指特定的学科共同从事科学研究必须要遵循的公认的“模型”，研究者应遵从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标准等科学研究相关的所有东西。“不可通约性”是库恩考察科学史后得出的想法：即使在最严格、客观的物理学中仍然有相互冲突的物理世界。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概念，对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表示两个范式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来理性地作出评判。不可通约性在管理学研究中可以包含三重意思：一是有关组织及其管理的科学标准不同，如什么是组织及其管理的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导致了管理学真理性问题；二是组织及其管理概念的变迁问题，也就是具有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问题；三是管理学研究者的世界观的差异问题。这里，我将重点讨论管理学真理性的本质问题，而这一问题涉及到管理学家们对组织及其管理中的多元化范式能否通约的看法。 　　第二，不同范式的不可通约，其实意是“不可共量性”的意思，并不是说范式不可比较。因为过分地强调不同范式的不可通约，可能导致人们在认识管理理论的思想方法上走极端的情况。范式的不可通约，可能导致范式的绝对不同，可能导致一种范式把另一种范式视为假想之敌的情况。这就可能否认不同的范式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特性，导致主观臆断和相对联想。应当承认不同的管理学范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这是因为管理学发展是常规性与革命性、连续性和间断性、继承性和批判性的统一；管理学发展过程中各种范式虽有质的差别，但绝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替代，也绝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简单否定，而是辩证的扬弃，既新范式是对旧范式的批判和继承，新范式中包含着旧范式的客观的、合理的、正确的内容。本人认为，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存在着合理发展的链条，它既可以对前后发展的不同的管理学范式进行比较，也可以对同一时期在同一领域内对立的管理学范式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出管理科学不断演化的事实。
　　第三，应当从新视角认识管理学的真理性。作为历史科学的管理学范式中没有“不可违背的”东西，也没有“不可通约的”东西，一切都是可变的、可修正的、可抛弃的。鉴于管理学发展存在一时期同一领域内对立的管理学范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合理演化的客观事实，本人认为，不能用“弱科学性”来说明管理学真理的性质，而是应当承认管理学理论是客观的相对真理。而不能用一套超历史的理性标准来规定管理学，用简单的理性图式和理性标准来描述管理学发展史，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第四，在科学理论不断出现的过程中，同一个事物会同时出现不止一个的学说，这些学说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为自然界中的每一个事物进程，都是由多种因素所控制和制约的，而因素是在不停的变化和转移当中。我们找到了事物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并且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向发展，这就是我们要得到的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能够通过实践认识它，利用它。至于得到的规律是不是真理，就要看这个规律对事物整个过程的分析是否全面，是否完整，在自然界中同类事务中是否有普遍的适用性。真理揭示的是对事物全面完整的、系统的、抽象的、符合事物发展过程的逻辑关系。理论系统都像一座金字塔，真理就是金字塔的顶点。形成这座金字塔所有的基石都是真理的各种观点和看法。所以真理本身对人们的重要性，比不上人们追求真理过程的重要。管理学理论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的促进和发展，已诠释和验证了人们追求真理的过程，而探求真理的过程，使人类的历史放射出绚丽多彩的光芒。 　　三、管理学理论的贡献与创新 　　管理思想史就是一部人类如何提高效率的历史。从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系统研究开始，泰勒、卡尔·巴斯、甘特、哈林顿·埃莫森、亨利·法约尔、马克斯·韦伯以及后来的行为科学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管理效率进行了研究，但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数量”中心，即如何增加产品的产量。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顾客的需求特征从量化、规模化转变为质化和个性化，他们对产品的质量、样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使得过去卖方市场的那种“以量取胜”的企业战略失去了实际意义，从而转向寻求“以质取胜”的道路，“质优者胜”成为了市场经济竞争中一条铁律。各个企业开始实行全面质量管理，质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也往更高层次发展，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界，许多知名学者都提出了有关质量管理的观念和理论，如戴明的“领导职责14条”和“PDCA循环”、朱兰的“重要的少数”与“有用的多数”及“三步曲”（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改进）、费根鲍姆的“9M因素理论”、石川馨的“全公司性质量管理”、克劳斯比的《质量不花钱》和《完美无缺—不流泪的质量管理》等等。“质量管理是企业经营的生命线”的观点逐渐成为企业和其他组织的核心理念。 　　从回顾中不难看出，虽然每种理论都有所不同，但所有的理论都是针对当时的具体环境，都是围绕提高效率这一管理的核心问题而展开的。提高效率经历了从以“量”为中心到以“质”为中心的转变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思想的转变。但无论是“量”还是“质”最终归宿都是管理效率的提高，使企业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效率是管理永恒的研究中心。正如雷恩所说：“人们并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因而通过理解这些本性，就可以揭开迄今未探索过的心灵的秘密。”人性观是管理理论的依据，也是构建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西方近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清晰地展示了人性假设与管理模式之间的必然联系。没有“经济人”假设，泰勒就不会提出科学管理理论，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强调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是管理学与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趋于一致；之后，梅奥从“霍桑实验”中认识到除了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外，人们对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求也很重要，因而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没有“社会人”假设，梅奥就不会提出人际关系理论；当代管理学派中对人性的假设纷繁复杂，马斯洛基于社会中人的自尊与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提出了“自我实现人”，他认为人都是需要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接着，麦格雷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Y理论；在当今社会，人们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陶冶和洗礼，人性变得非常复杂，沙因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强调了社会中人的需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因各种情况采取适当的多样性模式管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们除了利己等特征外，在做出经济行为时，会有道德的自我约束，越来越考虑到或顾及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即“道德人”。通过对上述西方管理思想中人性设定的演变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由“经济人”、“社会人”到“自我实现人”、“复杂人”再到“道德人”，这条主线也反映了中国的古代哲理：以人为本，本理则固，本乱则国危。它将沿着人性假设的深入思考而不断深化和完善。然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管理学发展的趋势也向着新方向快速迈进。一是研究对象不断外延，不只是组织内部的事务，更加关注组织与全球的关系；二是使命不断提升，不再是提高效率，首要任务将是精心培植核心竞争力；三是研究重点不断聚焦，直接对准组织间的竞合关系、文化融合、竞合双赢；四是管理内容不断深化，由对人、事、物的管理转变为对知识的管理；五是研究方法更加科学，突破定性分析，注重数学模型、经济学和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应用。 　　四、管理思想的演变与文化价值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加之中国从官督商办到全民下海，从国家垄断到自由竞争，从中央计划到市场主导，中国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跑者，使得人们的眼光重新从西方转向东方，开始研究中国管理模式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中国管理模式及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是西方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管理科学与文化的融合带来了管理学革命性的变化。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威廉·大卫认为，对于这种源于中国式的管理，“我们一旦理解了它就能够将它与我们自己的组织形式进行对比并了解我们的环境内还缺什么东西”。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洽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法治。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点主要是：重视发挥人在管理中的能动作用，注意各种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善于从整体的、长远的管理目标出发来决定各种管理措施，努力在管理的过程中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倡导群体凝聚的精神，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产生了诸如系统工程思想、运筹学思想、信息思想、综合管理思想等实际应用的光辉范例。管理学理论植根于行为科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最早探索东方管理思想的学者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认为，管理思想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从中方到西方、再从西方到中方的回归：其一是大家所公认的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作用，其二是文化对管理发展的作用，其三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他认为，其具体表现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 权益制衡的“三为”管理思想的回归。 　　然而，当代西方管理兴起的“人本主义”思潮、现代管理思想中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出现路线分歧以及中国及东亚国家新经济所引起的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讨论都不意味着传统式的人文管理已可取代西方科学的管理，科学管理理论与新的时代发展现实相结合赋予了新的生命力，科学管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会变得更合理。事实上，正是由于管理的成功，管理正迅速地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资源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需要。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言：“从作为人们的专门的研究对象，社会的经济机构，管理与管理者正成为发达社会中普遍的、独特的、本质的器官”。科学与人文的界限并非绝对的，人类的进程与一切事物的进程一样，合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合理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从外部看，管理思想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以及环境挑战和国际挑战影响下，不断实践和发展。同时，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汇合和互补，也将会形成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管理体系，并成为当今管理科学发展中的一个“热点”，为管理学的不断创新插上腾飞的翅膀。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A·雷恩、阿瑟·G·贝德安著，孙健敏、黄小勇、李原译.《管理思想史》（第6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 　　[2]罗珉.《论管理学的真理性》[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4） 　　[3]韩学亮，初冰，王宵.《基于观念范式的管理学与经济学同源性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1） 　　[4]王超，卢珂.《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协同研究》[J].科技创业月刊，2013（8） 　　（王宏，高级工程师，宁夏回族自治区农垦事业管理局副巡视员，宁夏农垦西夏王实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宁夏农垦西夏王葡萄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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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摇篮。古代希腊人都生活在不大的城邦之内，除了城邦这种政治体制之外，他们别无所知，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虽然在他的时代城邦已经走向毁灭），也认为“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在大部分城邦之中，公民的政治权利一律平等，在战争中俘获的外族战俘，则成为城邦公民的奴隶。虽然古希腊城邦实行的大都是民主制，但各城邦中公民的自由程度却大不相同。在斯巴达，全体公民都生活在军营之中，对于个人谈不上有多少自由；在雅典，公民则主要以经商为生，除了某些时候由于宗教和政治狂热而对少数人进行了迫害之外，公民在最好的时代里曾享有过不受国家所限制的极大的自由。斯巴达的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产生出发达的文化，而雅典的自由生活则大大促进了希腊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思考。古希腊的哲学，从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开端（约公元前六零零年），中经苏格拉底、柏拉图而到达亚里士多德的时期，其学术思想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这段历史发展过程中，雅典的公民参政程度不断扩大，克里斯梯尼时期以后，雅典步入了“全民政治”的时代。这时，每个公民都要担任一段时间的政府官吏；主要的政府官吏则由抽签而不是由原来的选举产生。这种制度固然扩大了普通民众的参政权，但许多时候却是由一帮鸡鸣狗盗之徒在管理着国家；这样，社会便自然走向衰败了。&&&&针对古希腊民主制的这种流弊，思想家们提出了一些相应的解决办法。苏格拉底认为，只有具有知识的“最优秀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柏拉图继承乃师的思想，认为只有具有渊博学识的哲学家才有资格去管理政治、担当国王。柏拉图还说，为了维持人们对国家的向心力，还必须实行“共产”、“公妻”。&&&&柏拉图的观点颇显偏激，就连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也不同意他的“哲学王”的主张和“共产”、“公妻”的方案。亚里士多德说，在当时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即富人、穷人和介于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会发号施令，不能审慎地考虑问题；穷人则往往由于卑贱而自暴自弃，只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同时，贫富两阶级互不信任，不管它们中的哪一个阶级执政，都会引起党争而发生动乱。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形成最好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较为稳定，他们既不象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象富人那样引起别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受人谋害；所以最适于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仲裁者”。在这种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还要实行以下几条原则：&&&&第一，财产应私有公用，这样可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第二，公民（这里主要指中产阶级）应轮流执政，不得搞终身制；&&&&第三，必须实行法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然而，不管亚里士多德们化了多大的力气去企图解救城邦，但城邦制度毕竟还是悲壮地衰落了。就在亚里士多德还在世的时候，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便于公元前三三八年征服了希腊，希腊的各自由城邦都成了马其顿帝国统治下的行省。到公元前一四六年，罗马并吞马其顿，希腊人又成了罗马治下的臣民；这样，希腊人的自由时代便成为过去了。&&&&与这种社会巨变相适应，希腊人的思想观念也开始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城邦制的解体和社会政治越来越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那种“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观念就消失了，而思考如何免除痛苦、获得幸福的个人主义思想却相应地逐渐抬头。伊壁鸠鲁认为，快乐就是至善，人生的目的就在于追求快乐。但伊壁鸠鲁的这种快乐，并不是放荡者的那种无度的物质享受或肉体享受，而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斯多葛派认为，我们应当抑制个人的欲望，服从命运的安排，这样就能过上一种有德的生活；这种有德的生活乃是上帝对灵魂的要求，而不是国家对公民的要求；这种有德的生活才是人生的真正幸福的生活。这样，他们便为基督教铺平了道路；其实基督教和斯多葛主义一样，起初也是非政治性的；在它最初的三个多世纪里，它的信徒们都是对政府毫无影响的。然而随着教会组织的出现，基督教就又从个人主义走回到了一种固定的秩序之中。&&&&随着希腊人的不自愿的引退，罗马人接着登上了欧洲社会的历史舞台。古代罗马国家经历了城邦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在此过程中，其民主化程度不断减退，后来罗马帝国又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如果说古代希腊城邦的存在是由希腊人对城邦的爱国热忱和宗教热忱所保证的，那么古代罗马国家的存在则是靠强力所保证的；这种强力首先指的是军队的强力，尔后指的则是行政机构的强力。罗马军队、罗马道路、罗马法和罗马官吏相继创立了，随后又维系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什么是可以归功于罗马思想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罗马思想。&&&&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从自由的时代所继承下来的希腊观念经历了一番逐渐转化的过程。某些古老的观念，尤其是那些最富宗教色彩的观念，日益显现出其重要性；而另外那些更富理性主义色彩的观念则因为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就被人们抛弃了。到了公元三、四世纪，基督教已经基本统治了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基督教把一个早已为斯多葛派学说所包含了的、然而在古代却并无多大影响的观点给普及到了一般民众。这里所指的就是认为一个人对上帝的责任要比他对国家的责任更为重要的那种见解。象苏格拉底和基督的使徒们所说的“我们应该服从神更甚于服从人”的那种见解，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前一直存在着；但当皇帝变成了正统的教徒以后，情况就有所变化了。在拜占庭帝国它却仍然潜存着，正如后来在俄罗斯帝国一样，俄罗斯帝国的基督教本是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但是在西方，天主教的皇帝们几乎是刚登上舞台（除了高卢的某几个部分而外）便被异教徒的蛮人征服者（日尔曼人）所取而代之，于是宗教忠贞应优越于政治忠贞的思想仍然保存了下来，而且迄今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保存着。&&&&日尔曼野蛮人消灭了西罗马帝国，他们的入侵中断了西欧文明达六个世纪之久。在拜占庭帝国，希腊文明以一种枯朽的形式继续存在着，就好像在一所博物馆里面一样，一直到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为止。然而除了一种艺术上的传统以及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典而外，世界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是出自君士坦丁堡的。&&&&自五世纪末叶至十一世纪中叶，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解体和西欧封建国家的形成，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变化。基督教所带来的对上帝的责任与对国家的责任两者之间的冲突，采取了教会与国王之间的冲突的形式。教皇的教权伸展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和波兰。起初，除了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以外，教皇对于主教们和修道院长们的控制力量本是很微弱的，但自从格雷高里七世（十一世纪末）的时代以来，教皇对他们就有了实际而有效的控制力量。从那时候起，教士在整个西欧就形成了受罗马教廷所指挥的单一组织，巧妙地而又无情地追逐着权势；一直到十四、十五世纪，他们在与世俗统治者的斗争之中通常总是胜利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仅是一场教士与俗人的冲突，同时也是古罗马世界与北方蛮族之间的冲突的重演，而教会的统一就是罗马帝国统一的回音。在中世纪，教会既代表着对过去的继续，又代表着当时最文明的东西。&&&&反之，世俗权力则掌握在条顿血统的王侯们的手中，他们企图尽力保持他们从日耳曼森林里所带出来的种种制度。绝对的权力与这些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对于这些生气勃勃的征服者们说来显得是既沉闷而又毫无生气的那些法律制度，情形也是如此。虽然国王和封建贵族都忌讳对方的力量而不敢任意胡为，但是双方却也都希望不时地能够采取战争、谋杀、掠夺和奸淫的形式以发泄激情。君主们也可以忏悔，因为他们衷心里是虔敬的，而且忏悔本身毕竟也是激情的一种形式。&&&&但教会却永远也不可能使他们具有一种循规蹈矩的良好品行了。对于这些王侯们来说，当精神激动的时候，如果不能喝酒、杀人、恋爱，那么征服这个世界又有什么用呢？而且他们有勇敢的骑士队伍，为什么要听命于发誓独身而又没有兵权的书呆子呢？所以，尽管教会不同意，他们仍然以决斗和比武作为他们的裁判方法，后来他们还发展出了马上比武的方法和大献殷勤的恋爱。有时候，他们甚至一阵狂暴发作还会杀死显赫的教士。&&&&所有的武装力量都在国王这方面，然而教会还是胜利的。教会获得胜利，部分地是因为它几乎享有教育的独占权，部分地是因为国王们彼此经常互相作战；但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主要地却是因为统治者和人民都深深地相信教会掌握着天堂之门的钥匙。教会可以决定一个国王是否应该永恒地升天堂还是下地狱；教会可以解除臣民们效忠的责任，从而就可以鼓动反叛。此外，教会还代表着足以代替无政府状态的秩序，因而就获得了新兴的商人阶级的支持。尤其在意大利，这最后的一点是有决定意义的。&&&&条顿人希望能保持对于教会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企图，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艺术、传奇、骑士道和战争上。但这一点却很少表现在知识界，因为教育差不多是完全限于教士阶级的。中古时代的学术并不就是一面精确的时代镜子，而仅仅是教士阶级的思想镜子。&&&&然而就在教士里面──尤其是弗兰西斯教团的修道士们──却有着相当数目的人，由于各种原因，是和教皇有分歧的。此外，在意大利，文化传播到俗人方面来要比在阿尔卑斯以北早上好几个世纪。弗里德里希二世曾试图建立一种新宗教，这把反教廷文化推向了极端；而在同时，托玛斯·阿奎那则对经院哲学进行了一番综合，完成了一个十分博大精深的基督教哲学体系，它成为直到今天的罗马教廷的正统神学理论。&&&&不久以后，随着基督教会的分裂以及教士生活的腐败，罗马教廷和基督教的威信便大大下降了。再加上西欧工商业的发展，市民世俗思想与宗教异端运动日趋结合，这样便于十四、十五世纪在意大利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这个运动随后又扩展到了其他西欧国家。古代希腊自由思想在这时候的复活促使人们用怀疑的眼光去批判一切现存的理论教条，同时对新的知识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不过这些新的知识，无论是关于古代的还是关于地球表面的，都不再具有什么理论体系了，人们觉得理论体系是座心灵的监狱。在知识分子中间，对新事物的乐趣代替了对于推理、分析和体系化的乐趣，虽然在艺术方面文艺复兴仍然崇尚整齐有序，但是在思想方面这个运动却显得十分杂乱无章。&&&&在这方面，蒙田是这一时代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在政治理论方面，正象除了艺术而外的任何其他的事物一样，也发生了秩序的崩溃。中世纪，尽管事实上是动荡不宁的，但在思想上却被一种非常严谨的政治理论所支配着：一切权力都出自上帝，上帝把处理神圣事情的权力交给了教皇，把处理俗世事情的权力交给了皇帝。但是在十五世纪，教皇和皇帝都同样地丧失了自己的重要性。教皇变成了仅仅是意大利诸侯的一员，他在意大利的强权政治里面从事于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卑鄙而又无耻的勾当。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新的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所享有的权力，是无论教皇或者皇帝都无力加以干涉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对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影响，并且渐次地摧毁了罗马所遗留下来的对于西欧的文明统一的信念。&&&&这种政治上的混乱情形在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一书中得到了表现。政治已没有任何指导的原则，而变成为赤裸裸的争权夺利了；至于怎样才能把这种赌博玩得很成功，《君主论》一书也提出了很精明的意见。在希腊的伟大时代里出现过的事，再一次出现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传统的道德束缚消失了，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与迷信结合在一起的；从羁绊中获得的解放，使得个人精力旺盛而富有创造力；但是由于否定和无视一切传统伦理而产生的道德败坏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和阴谋诡诈，却使得意大利人在集体方面成为无能的了；于是他们也象希腊人一样，倒在了别的远不如他们文明的，但不象他们那样缺乏社会团结力的民族的统治之下了。&&&&然而结局并不象在希腊那么惨重，因为这种状况主要还局限于亚平宁半岛。从十六世纪以后，欧洲思想史便以宗教改革占主导地位。&&&&宗教改革是一场复杂的多方面的运动，它的成功也要归功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大体上，它是北方民族对于罗马的东山再起的统治的一种反抗。宗教曾经是征服了欧洲北部的力量，但是宗教在意大利已经衰颓了；教廷作为一种体制还存在着，并且从德国和英国吸取大量的贡赋。&&&&但是这些仍然虔诚的民族对于教廷统治者鲍吉亚家族和梅狄奇家族却无法再怀有什么敬意了，这些家族借口要从炼狱里拯救人类的灵魂而收敛钱财大肆挥霍在奢侈和不道德上；他们甚至竟无耻地把他们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和为数众多的私生子都说成是上帝的“赠礼”。此外，国王们不久也看出来，如果他们自己领土上的教会完全变成为本民族的，他们就可以控制教会；这样，他们在本土上的地位就要比以往和教皇分享统治权的时候显得更加强而有力。由于这一系列的原因，路德们的宗教改革（即新教运动）在北欧的大部分地区，既受统治者欢迎，也受人民欢迎。&&&&新教运动而特别是其中的清教运动在形式上是对道德败坏的罗马教廷的一种反动，但其实质却又是对已经衰败了的基督教的另一种形式的复兴。另外，当时西欧工商业的发展又给这种宗教复兴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如尊重劳动和财富）。针对教士们的放纵奢侈，清教徒们重申，基督教徒的永恒安息在于来世，因此任何贪图享乐的思想都是一种罪过。但是，清教徒的禁欲主义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完全不同。&&&&清教徒认为，修道院中的生活逃避了人们现世的义务，它并不能使人得救。而只有进行持续不断的艰苦的劳动，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为。这样，世俗的劳动便有了宗教的意义。对清教徒来说，世俗劳动是一种“典型”的禁欲活动，上帝本身对其选民的赐福表现为他们的劳动取得了成就（即他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而天主教的传统学说却认为金钱和财富是一种卑贱的东西。对于娱乐，清教禁欲主义认为，如果娱乐是为了一个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强身体机能所必要的娱乐，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为一种纯粹享乐的手段，或者成为唤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恶的赌博本能的一种手段，则应受到严厉谴责。因此，清教徒对任何没有直接宗教价值的物品都持怀疑的甚至反对的态度。然而认为清教对文化含有一种正经而且狭隘的蔑视又是不正确的，至少就科学而言，情况恰恰相反，但这不包括对经院哲学的憎恨。不过对于非科学的文学、艺术等，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清教徒反对圣事庆祝活动，厌恶戏剧，而且绝对不能容忍谈情说爱和赤身裸体，所以带有激进观点的文学艺术就根本不存在；然而这并不全是坏事，因为清教的这种思想倾向促使它的信徒们都转向工商业和科学技术领域，从而造就了第一批数量众多而且异常勤奋俭朴的近代企业家和科学家；这样，清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人才条件。&&&&不过，清教虽然鼓吹禁欲主义，攻击生活享受，清教徒们还是赞同合理地、从实用角度出发去使用财富。对他们来说，金钱并不必然地带有臭气；只有当财富诱使人们游手好闲、贪图享受时，它才是一种不良之物；只有当取得财富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生活惬意、无忧无虑时，它才是一件坏事。但是，就其作为履行自己的天职义务而言，只要金钱的获取途径是正当的而且并未用于个人的享受，那么获得财富不仅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必要的。贫穷并不能为善行增添光彩，而是对上帝荣耀的贬损。尤其是一个能够工作的人去行乞，那就不仅犯了懒惰之罪，而且是对上帝的背叛。当然，对豪门的放纵挥霍和暴发户的奢华炫耀，清教徒都表示深恶痛绝；但在另一方面，它对中产阶级有节制的白手起家者却怀有最崇高的敬意。&&&&一旦限制消费与谋利行为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可避免的结果显然是：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而勤奋的工作和谋利的意图则加快了这种积累。在财富消费方面的限制，自然增多了生产性资本的投资，这样就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上述的过程之中，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已经形成。由于意识到处于上帝的全面恩宠之中而且受到上帝的明显保佑，只要道德品质白璧无瑕而且在财富的使用上无可指摘，实业家们就可以尽其所能地追求金钱利益，同时感到这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义务。这样，清教便在伦理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此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为实业家们准备了一批有节制的、尽职的、勤奋异常的、把劳动视为上帝的召唤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劳动者。&&&&随后，清教徒的禁欲主义与经济合理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便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事实。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清教的理想又为财富的诱惑所取而代之。其实，和其他的宗教复兴一样，清教徒对基督教的这种复兴也不能长久持续，因为宗教必然同时产生勤奋与节俭（某些狂热的教派除外），而这两者只能产生财富。随着财富的增加，骄傲、享乐、懒惰以及各种世俗之爱也将增加，而这种结果是清教徒们所不希望的。不过，随后理性的复兴又对这种伦理的衰落起了一种制约作用，这样就保证了社会的比较稳定的发展。从此，在西方，寻找天国的热忱开始逐渐地变成审慎的经济追求；宗教的根系慢慢枯萎，最终为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所取代。&&&&这时，西方已经步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对教廷的憎恨相联系，新教徒们大力贬低圣事，根本否定教士的神圣作用。在天主教的传统学说里，上帝的启示并不因为有圣经而结束，而是通过教会的媒介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因此，个人的意见之服从于教会，就成为每个人的责任。反之，新教徒则否认教会是传达启示的媒介；真理只能求之于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解释圣经；如果人们的解释有了分歧，那么也并没有任何一个由神明所指定的权威可以解决这种分歧。在新教的理论里，灵魂和上帝之间是不应当有任何尘世的居间人的。&&&&这一理论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真理不再需要请权威来肯定了，真理只需要内心的思想来肯定。于是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一种趋势，即在政治方面趋向于无政府主义，而在宗教方面则趋向于神秘主义。&&&&这与天主教的正统体系始终是存在矛盾的。这时出现的并不只是一种新教而是许多的教派；并不只是一种与经院派相对立的哲学，而是有多少位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哲学；并不只是象十三世纪那样有一个皇帝与教皇相对立，而是有许许多多的异端的国王。结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学上，就都有着一种不断加深的主观主义；起初这是一种从精神奴役下要求全盘解放的活动，随之它就借着惯性向着一个不利于社会健康的个人主义和个人孤立的方向而不断前进了。&&&&宗教改革之后，西欧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城市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已经大量出现；而西欧的封建制度对它是无法适应的。宗教改革主要是减刹了罗马教廷对社会的影响，但封建国王们却乘机攫取了对社会的几乎全部控制权。有些新教教派（如路德教）承认了国王们的这种控制权，但其他的教派则否定国王的这种权力。对于这些首尾一贯的主观主义者们说来，教廷的权威是有害的，国王的权威同样也是有害的。国王企图强迫人民成为国教的信徒，非国教派则起而反抗这种强权；双方的冲突后来发展成为遍及西欧的宗教战争。在这场冲突中，国教派与王权相结合，非国教派则与工商业者和广大市民联为一[1]&[2]&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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