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前金融形势经济形势和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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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08:00:00
来源:《求是》2015/14  作者:马建堂
核心要点:
■ 与过去多年的两位数增长速度相比,尽管我国经济增速在“换挡”,但无论从国际横向比较还是从历史纵向上看,7.4%或7%的增速都不算低,既有继续处于合理区间的“面子”,也有各项民生指标稳定增长的“里子”。
■ 经济发展的“面子”,是稳增长取得预期目标,主要体现为国民经济仍保持着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的“里子”,使各项民生指标继续明显改善,主要体现为老百姓“有活干、有钱挣”。“有活干”,是指就业情况总体稳定。“有钱挣”,是指居民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稳增长面临较大的短期压力,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尽管增速有所回落,但在近年来主动调结构、转方式的努力下,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节能降耗等方面都有积极变化,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出现稳步增长。
■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们不必太纠结于一两个百分点的回落,更不能存在过分焦躁心态,而是要从新常态视角认清发展大局,正视困难、保持定力、主动作为,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三者之间的平衡点,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切实推动经济量增质更高。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思路,以全面深化改革促发展、调结构、惠民生,保持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和持续健康发展,成绩来之不易。上半年,尽管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在增大,但经济继续在合理区间内运行,涌现出来的积极因素不断积累巩固。
一、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合理区间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与发达经济体增速变化轨迹相比,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2014年我国GDP增长7.4%,今年一季度增长7%。与过去多年的两位数增长速度相比,尽管我国经济增速在“换挡”,但无论从国际横向比较还是从历史纵向上看,7.4%或7%的增速都不算低,既有继续处于合理区间的“面子”,也有各项民生指标稳定增长的“里子”。
经济发展的“面子”,是稳增长取得预期目标,主要体现为国民经济仍保持着中高速增长。放眼全球,我国经济连续保持33年高速增长已属世界罕见,7%左右的增速仍然是全球比较高的增速,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明显高于主要发展中国家。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2.4%,欧元区增长0.9%。并且,由于基数巨大,7%的增速所对应的增量已经达到约8000亿美元,相当于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其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经济发展的“里子”,是各项民生指标继续明显改善,主要体现为老百姓“有活干、有钱挣”。“有活干”,是指就业情况总体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将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把创业和就业结合起来,以创业创新带动就业,惠民生成效显著。2014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超额完成了全年目标。全国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增长1.9%。今年一季度就业继续稳定增长,城镇新增就业324万人,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左右。稳定的就业形势为民生改善、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有钱挣”,是指居民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比去年全年加快0.1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5216元,同比名义增长11.1%。居民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进一步证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在不断提高。
近期,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经济运行仍处在合理区间,就业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经济发展的韧性不断得到增强。从长远看,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和空间从容应对各种挑战,顶住各种压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二、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新动力正在积聚
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刀阔斧地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创业创新热情。目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日趋浓厚,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加快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正在催生出许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新产品,推动经济成长的新动力正在加快孕育。
新主体加速涌现。自2014年3月份实施商事制度改革以来,到当年底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146.7万户,增长16.8%,注册资本(金)增长85.8%。今年一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4.3%。与此同时,民间投资热情高涨。1—4月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7%,增速比全部投资快0.7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的65.3%,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4月份,非公有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7.5%,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随着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在铁路、电信、教育、医疗等行业以及公用事业领域的推广应用,民间投资在稳增长中将发挥更为积极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激发创业创新的不竭热情是今后及“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真正动力所在。
新业态迅猛发展。当前,互联网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互联网+”得到市场的积极响应。在信息技术的催化融合下,传统行业加快转型升级,新兴产业不断涌现,蕴含着巨大的发展动能。电子商务、电子医务、电子旅游、网络教育等新业态正在快速发展,移动能源、移动打车、移动家装等新模式层出不穷,对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日益增强。1—4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0.9%,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出30.5个百分点。其中,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43.9%,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40.3%,后者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9.3%。“互联网+”相关投资也快速增长,1—4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35.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9.1%,增速明显快于全部投资。
新动力孕育成长。近年来,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通过技术创新点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产业创新升级步伐加快。4月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6个百分点。1—4月份,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1.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1.5%,医药制造业增长11%。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1%,比上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
三、稳增长面临短期压力,但经济转型升级势头良好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进入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稳增长面临较大的短期压力,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尽管增速有所回落,但在近年来主动调结构、转方式的努力下,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节能降耗等方面都有积极变化,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出现稳步提升。
服务业主导趋势更明显。近年来,服务业跑出了“加速度”。去年服务业增长8.1%,快于整个经济增速0.7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文化产业相关行业等重点领域发展继续向好。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增速比工业快1.5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由2013年的46.9%提高到2014年的48.2%,今年一季度继续提高到51.6%,服务业主导的趋势更加明显。
消费增长较为稳健。今年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实际增长10.4%,保持稳健增长态势。消费结构升级效应显现,符合消费升级方向的产品生产和销售增长较快,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4月份,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生产同比增长47.8%,通讯器材类销售同比增长34.9%。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断增强。2014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达到50.2%,比2013年提高2个百分点。
收入分配结构持续改善。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9%,城镇居民增长7%,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的收入倍差在下降,一季度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2.61,比去年同期缩小0.05。
经济增长质量效益继续提升。2014年,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72313元/人,比上年提高7%。今年一季度,单位GDP的能耗比去年同期下降5.6%,降幅比去年扩大0.8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和能耗下降显示我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在不断提升,意味着我国经济正在告别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高技术、低消耗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
四、发展环境错综复杂,但经济发展前景依然光明
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依然步履艰难,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更是增大了世界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也增大了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尽管我国经济近期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特别是我们有世界最高的居民储蓄率,宏观调控力最强,回旋余地较大,制度优越性明显。我们既要正视眼下的困难,又要看到光明的发展前景,始终保持战略定力。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孕育着巨大市场需求。我国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还很大,差距就是潜力,差异就是空间。一方面,投资潜力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基础设施水平仍有着较大差距,中西部地区差距更大,尤其是环境保护、民生改善需要巨额投资。另一方面,消费潜力更大。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在加快,由原来吃穿为主的生存型消费向住行、教育、旅游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过渡,消费升级刚刚开始,空间刚刚打开。互联网与传统行业加快融合,优化了市场资源配置和生产流程,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供给效率,更是催生出新的业态,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沛动力。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具有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不断焕发活力的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全面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为经济持续增长增添了巨大的动力和活力。简政放权激发形成的强大市场力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调动亿万人民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力量,将是我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稳定增长的保障。同时,“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齐头并进,将大大拓展和优化我国经济空间布局,形成内外统筹、相互衔接、互为支撑的良性发展格局。中国经济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科学的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平稳运行的关键。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思路,在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加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适时适度地预调微调。这是我国经济顶住下行压力、保持平稳增长的关键。有多年累积起来的应对复杂局面的经验,再加上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与回旋余地,我国有足够的自信应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逻辑告诉我们,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同时,经济运行中一些积极变化正在不断累积,经济结构调整稳步推进,转型升级势头良好,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因此,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们不必太纠结于一两个百分点的起落,更不能存在过分焦躁心态,而是要从新常态视角认清发展大局,正视困难、保持定力、主动作为,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三者之间的平衡点,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切实推动经济发展量增质更高。放眼未来,我们坚信,中国经济必将迎来一片光明的新天地。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
责任编辑:王兆斌
( 网站编辑:乔雪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_百度知道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尽管当前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结构调整稳中有进,但国内外环境依然错综复杂,短期困难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尚不牢固,经济仍存在下行压力。主要表现在:世界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出口压力不断增大;国内市场需求动力依然偏弱,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连续多月同比下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房地产市场降温明显,相关领域投资和消费增速回落,进一步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和财政金融风险。  事实上,当前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以及存在的问题既有短期因素的影响,更是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国内经济承受“三期”叠加影响的客观结果。  第一,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拓展出口空间的难度加大。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正在深度调整,主要经济体复苏态势不平衡,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十分复杂,出口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一方面,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行“再工业化”,加剧我国出口产品在高端市场的竞争压力,限制我国出口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持续弱化,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订单转移到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别的国家的同类产品替代。此外,随着我国外贸总量规模的扩大,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愈演愈烈,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第二,国内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经济减速换挡符合规律。经过30多年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我国人口和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绝对数出现下降,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2013年末,我国1659岁人口为91954万,占总人口比重为67.6%,人数比2012年末减少244万,是198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总数连续第二年减少。企业用工成本每年以10%15%的速度上升。其次,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也在增强。我国资源消耗巨大,不少资源性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对外依存度超过50%;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环境保护压力增大。这些变化使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从国际经验看,这符合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一般规律,一般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一段时期高速发展后,经济增速均会出现回落。  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一些长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如产能过剩等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和风险隐患,从深层次看都是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发展方式落后造成的。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强调,我国经济已经到了只有调结构促转型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结构调整必然表现为有保有压、有促有控,一些行业难免要经受结构调整的阵痛。当前,企业行业分化明显,一部分企业积极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在调整升级中稳步发展,但更多企业正在经历去产能化、去库存化和结构调整的阵痛,特别是一些传统重化行业在市场压力下艰难调整,短期内有可能对市场需求、就业等产生不利影响,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这些都是结构调整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也是为了持续健康发展值得付出的代价。  第三,经济转型发展进入实质推进期,主动调整也会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速。今年上半年,针对日益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各地区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速度观,进一步加大了淘汰落后产能、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力度。如河北省统一部署,集中拆除15家钢铁企业高炉16座、转炉3座,压减炼铁产能671万吨、炼钢产能149万吨。通过这次集中行动,每年可减少煤炭消耗406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9700吨、烟粉尘排放7000吨。但这些措施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部分地区、相关行业和产品增速回落明显。宁愿忍受短期阵痛,也要为绿色发展、生态发展、长远发展打下健康基础,这充分体现了各地区、各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调结构、促转型的决心和勇气。  由此可见,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的时期,这种大时代背景与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共同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四、下半年经济运行仍将保持在合理区间  今年下半年,虽然经济下行压力依然不小,但在近期组合型微刺激政策逐步见效、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的有利条件支持下,我国宏观经济将呈现稳中缓降的增长态势。预计2014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继续处于合理区间,可以实现全年预期调控目标。  第一,固定资产投资有望企稳。一方面,国家加大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推动棚户区改造以及定向降准等措施,将对投资起到一定支撑作用;下放和取消部分投资项目审批事项等改革举措,将有助于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但随着财政收入增速减慢和今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支出加快,下半年财政预算支出速度将有所放缓。房地产市场降温,新开工面积大幅下降以及房地产企业资金回笼减少等因素也将制约投资增长高度,预计下半年投资增长与上半年基本持平。  第二,消费需求将保持平稳增长。就业稳定、居民收入增速回升,夯实了消费基础。社保体制日益完善,降低居民谨慎消费动机,支持消费稳定增长。信息消费、休闲娱乐、养老服务、社区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拉动消费增长。但是,房地产市场分化以及投资放缓将会影响到家电、家具及装修建材等商品消费。此外,严格公务消费、反对奢侈浪费政策将继续抑制餐饮娱乐等领域消费。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2.5%左右。  第三,外贸出口将温和回升。今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增长逐步改善,温和复苏有望延续。美国下半年在就业和房地产回暖驱动下有望加速复苏。欧洲货币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欧元区将延续复苏势头。日本将在国内消费和投资推动下继续温和复苏。新兴经济体在经历年初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金融动荡后,经济形势趋于稳定。我国出口环境有所改善,国家出台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也将减轻贸易企业负担,外贸出口有望保持回升走势。  总体来看,下半年经济运行仍将保持在合理区间。综合分析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预计2014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将增长7.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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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学习时报:怎样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日08:58&&&来源:
原标题:怎样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一些人因此对经济前景产生某种不乐观情绪。也有人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下行不过是经济的周期性反应,待下行周期结束会继续高增长。对这个问题怎样看?我们的观点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而非高速增长,是我国经济新常态;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达到极限,而且潜力还非常大。
从稳增长到经济新常态
我国经济下行始于2011年。2011年初中央提出“稳增长”,当年GDP增长即从上年的10.45%降至9.2%,2012年以来又分别降至7.8%、7.7%、7.4%。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这次经济下行是政府调控的结果。事实确也如此。2011年政府为了“稳增长”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同时又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严厉调控,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20%。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当然会把经济增长稳下来。
也许人们会问:如果不是政府主动调控,我国经济今天是否仍会高增长?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到2020年保持8%的增速应该不成问题。不妨回顾一下前两次金融危机的情形。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曾有权威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不能保持8%,甚至会破5%,结果我国经济增长却达到7.8%。有人怀疑中国GDP有水分、不真实。当年朱F基同志说,增长率是当年GDP与上年GDP的比值,不排除我们的GDP有水分,但水分年年有,只要今年不比往年多,分子分母一约就没水分了,所以我们的增长率是可靠的。无独有偶,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初我国提出要保8%,当时又有人认为保不住,结果却增长了9.2%。
两次金融危机我国都能保持高增长,设想一下,如果最近3年中央仍然希望高增长,我国经济会下行么?应该不会。于是就带出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能够高增长,为何中央要提出稳增长?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央2011年提出稳增长,正是居安思危、深谋远虑作出的决策。这可从国际国内两个角度作一深入分析。
从国际方面看,我们面对对外出口和碳排放两大挑战。中国经济30年高增长,得益于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在前30年达到40%,我国也由此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出口明显受到欧美国家排挤。美国这些年一直逼人民币升值,美其名曰实行中美“贸易再平衡”。其实,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平衡美国的逆差,因为我国出口美国的商品美国自己不生产,不从中国进口就得从别的国家进口。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让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涨价,打击我们的出口。2010年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奥巴马政府又加速启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这两个协定的根本用意,就是要全面围堵中国的出口与对外投资。
关于碳排放,去年10月联合国在华盛顿召开气候峰会,张高丽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承诺,2020年中国的碳排强度将比2005年下降45%。之所以作这样的承诺,不仅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有大国担当,同时也是大势所趋。早在2009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峰会上,美国就试图推动建立全球碳排权交易市场,只是由于当时国家间利益摆不平才无果而终。长远看,限制碳排放符合世界各国利益,建立全球碳排权市场是早晚的事。这个市场一旦建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若不将经济稳下来,及早调结构以兑现减排承诺,将来就会成为碳排权的最大买家,而主要卖家则是工业化已经完成的欧美国家。由于碳排权供不应求,定价权在人家手里,到时我们只有挨宰的份。我们消耗大量资源生产商品出口,换回的外汇很可能不够买碳排指标。
从国内方面看,以下三个因素也要求我们稳增长。一是自然资源约束。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可能源消费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却非常高。2012年我国能源消费量为36.2亿吨标煤,占全球的20%;而单位GDP能耗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这不仅加大了国内供应短缺,而且给国际供应也造成压力。有个现象尤应注意:近些年我们从国际市场进口资源,结果买啥啥涨。这是危险的警示信号,这种状况如不扭转,高能耗的生产方式总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二是人口红利消失。我国人口红利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作用,据估计对人均产出贡献在20%以上;第二阶段是年,人口红利开始减弱;第三阶段是年,人口红利消失并转为负数。从统计数据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连续3年下降。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954万人,比上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上年又减少371万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预测,在202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155万人;而2020年―2030年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年―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意味着未来我国的人口扶养负担将不断加重。
三是经济基数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连续30多年高增长,2010年GDP已近40万亿,人均GDP也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基数如此之大,即便每年再增长1%,所创造的GDP相当于10年前4个百分点的增长。2014年我国GDP是63.65万亿,增长7%,一年净增GDP就有4.46万亿,接近1994年一年的GDP,还超过了全球第十七大经济体土耳其全年的经济总量。经济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增速都会放缓,这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也不例外。
正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把过高的速度稳下来。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提出“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并指出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结构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增长动力由投资、出口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新常态。既然已进入经济新常态,我们就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并引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何在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这次经济下行是趋势性的,增长已达极限,没有多少潜力了。果真如此吗?众所周知,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消费、出口拉动。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具有增长潜力,要看这个国家的投资、消费、出口是否还有提升空间。正是从投资、消费、出口看,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不仅没到达极限,而且潜力还非常大。
先看投资潜力。最近10年,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稳定在40%以上。投资前景如何对经济增长影响重大,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投资更是政府对冲经济下行的重要手段。我国近10年投资率达20%以上,高居世界前列,今后也许我国很难保持20%以上的投资率,但绝非没有扩大投资的空间。从人均投资规模看,目前我国的水平并不高。2013年我国人均资本形成只有1739美元,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905美元。而同期美国是8961美元,韩国、日本、德国等大体在美元左右。要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我们的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经济学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告诉我们:随着投资规模扩大,新增投资所创造的收益将随之减少。反过来看这个规律,就是如果投资回报率上升,则投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目前国际上通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量/GDP增量)来衡量一国的投资回报率,增量资本产出率越高,代表实现一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越多,投资回报率则越低。2008年以来,我国投资规模迅速扩张,但增量资本产出率却有所下降,2013年为5.68,而同期美国是7.31,日本13.69,印度7.41,巴西7.94,说明我国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大国比,投资仍是一项有价值的行为。
再看消费潜力。未来10年,我国消费潜力巨大。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13年我国消费总额4.75万亿美元,人均消费3496美元,而同期美国消费总额高达14万亿美元,人均消费43329美元,我国人均消费仅为美国的8%。假设美国消费按照2%的速度增长,10年后美国的人均消费将达到52818美元,假设10年后我国人均消费达到美国的30%,就是15845美元,将会是目前消费水平的4.58倍,年均可增长16%左右。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我们有三个支撑点可将其变为现实:第一个是城镇化提速。我国目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大,2013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为15471元,随着未来10年1.3亿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将带来2万亿新增消费。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中还包括没有户籍的2.7亿常住人口,随着常住人口转为完全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其消费也将扩大。第二个是消费升级。过去30多年,我国实现了多次消费升级,每一次升级都推动消费快速增长。当前正在经历新一轮消费升级,逐渐从产品消费转到服务消费、从物质消费转到文化消费,各种新的消费形式和消费业态不断涌现,保持强势增长。以电商为例,2014年我国网上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28637.2亿元,增速为45%,远超传统商业。信息消费也保持了20%以上的高速增长。第三个是巨额储蓄。我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2012年世界银行计算的我国储蓄率为51.4%,而世界平均储蓄率为25.3%。储蓄是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额,储蓄多意味着消费少。如果我国储蓄率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每年可增加消费13.5万亿。
最后看出口潜力。过去30多年我们一直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实出口本身并不直接贡献GDP。短期内虽然加大出口可以缓解国内过剩压力,但若只出口不进口或少进口,换回来的仅仅是外汇,外汇是人家进口我们商品后开具的借条,不用来进口就是一堆纸。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国家开展对外贸易是要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出口是为了进口,只有进出口平衡才是双赢。对我们这样的非储备国来讲,外汇过多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对国际分工收益的分享。今后随着人民币逐步国际化,积累外汇的需要将进一步降低,因此我国未来开展对外贸易目标应是贸易平衡。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货物进出口比美国还多2500亿美元,出口占到全球11.7%,进口占全球10.3%,比例已经不低,那种希望长期保持出口高增长的想法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必要。当然,出口不追求高增长但也不是不增长,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与“自贸区”战略的实施,今后出口每年保持6%的增长是可以做到的。特别是服务贸易,我们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仅占世界的4.6%,而且多年来一直是逆差(去年逆差是1980亿美元),如果能补齐服务贸易这块短板,未来整个出口还会有可观的增长。
怎样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高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今天欧美国家GDP增长3%就是高速度,而在中国绝对是低速度。我们目前所讲的“中高速”,是指GDP年均增长7%左右。为什么是7%呢?基本考虑是,在以往10%高速度的基础上,减去现有的过剩产能、淘汰部分高能耗与高污染产能后,适宜的速度大概就是7%。
现在的问题是,未来10年我们将怎样保持7%左右的增长?可作一简单测算,按2014年可比价格,若今后10年经济年均增长7%,2025年我国GDP将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140万亿。如果我们将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拉动的权重确定为43%、55%和2%左右,那么未来10年我国的投资、消费、出口则每年需分别增长9%、11%、6%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第一,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前面说过,我国前30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0%,但今天国际环境变了,我们的发展战略也得变。回顾二战后的经济史有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几乎所有在战后迅速致富的国家都是世界市场的受益者。1945年后的欧洲重建,马歇尔计划只是个开端,大量后续资金靠的是欧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日本的崛起,成功之处也是把握住了世界市场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倾泻产品。其他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都是靠出口导向战略起家的。
可自“9?11”事件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一蹶不振,欧洲也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我们要想继续依靠出口支撑经济快速增长显然不现实了。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要说欧美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是想给也未必有这个能力。当年日本经济总量不大的时候,美国曾轻而易举把它从战败的泥潭中扶起来,推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然而现在全世界都进口日本的产品,却还是不能把它从经济衰退中解脱出来。究其原因,是经济总量太大了,没有人能拉得动它。
日本是前车之鉴。我们在处理内需与外需关系上要有清醒的认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在积极利用外需扩大出口的同时立足扩大内需,把扩大内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战略和长期方针。
第二,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和消费都能拉动经济,但作用是不同的。据测算,中国前3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而消费的贡献率仅10%。今天我们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与以往过于强调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不无关系。有鉴于此,今后我们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转向扩大消费。
消费与投资不同,投资只能拉动中间需求,消费拉动的是最终需求。十七大前中央讲扩大内需时提“投资、消费、出口”;而十七大之后则提“消费、投资、出口”。消费与投资的排序之所以要变,是因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为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而生产,这样的生产除了增加GDP与产能过剩毫无实际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比如投资与民生有关的交通运输、城镇化、环境治理、医疗卫生等,就不仅能带动消费,而且也能带动增长。
扩大消费的办法很多。培育消费热点、创新消费业态、维护消费安全,如此等等都能拉动消费。不过,归根到底是收入决定消费。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十八大提出2020年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实现翻番,这对于稳定收入预期、拉动消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下一步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抓好落实、抓出成效。二是完善社会保障,让居民“敢消费”。2014年我国启动城乡养老保险并轨改革,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更加公平的社保体系,居民就可以从防范未来风险中腾出部分储蓄用于消费,我国未来消费保持11%的增长就不足为虑。
第三,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关系。扩大内需虽然要以扩大消费为重点,但同时也要扩大投资。问题是扩大投资钱从何来?有三个选择:一是加税;二是发债;三是减税。加税与发债可扩大政府投资;减税可扩大企业投资。显然,讨论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实质就是要在加税、发债与减税之间作出合理选择。
就扩大政府投资而言,是加税还是发债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美国次贷危机后奥巴马提出1.5万亿美元的加税计划;而中国则主要是发债。实践证明,加税效果明显不如发债。对此美国众议院预算委主席保罗?莱恩说得明白:“政府收税越多,最终获取的就越少。对创造就业者收税越多,你获得的就业机会就越少;对投资征税更多,你获得的投资就越少。”不错,经济下行时加税确实是杀鸡取卵,不仅会抑制企业投资,还会打击公众消费。发债吸纳的是闲置资金,短期看对民间投资与消费无碍,而对政府投资却有助。
但从长远看,发债过多日后会挤出企业投资。著名的“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说:政府今天的债等于明天企业的税。因为政府发债自己还不了,最终得靠企业缴税来还。这样政府发债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而企业缴税多了,利润减少投资也会减少。这就是财政的“挤出效应”,即政府今天的投资可能挤出企业明天的投资。
事实上,除了发债扩大投资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减税。积极财政政策本来就包括发债与减税两方面:发债支持的是政府投资;减税支持的是企业投资,这也是近年来政府为何在发债的同时实行结构性减税的原因。我们的观点,政府投资仍可扩大,但重点是扩大企业投资。落实到政策层面,今后国债规模应逐步缩小;减税力度应不断加大。今年安排国债1.62万亿,结构性减税4000亿。到2020年,可考虑将国债压缩到1万亿;减税扩大到1万亿。不必担心这样会影响就业,减税后企业投资增加一样可创造就业,而且会创造更多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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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朱书缘、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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