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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和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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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在封建社会末期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而其原本辉煌灿烂的科学文化也早已陷入故步自封的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传教士的到来给原本沉闷的中国科学界带来了一丝生气。他们向中国人介绍的西方现代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中国科学的发展,并对之后中国科学的艰难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论文网 /2/view-395933.htm　　关键词:传教士;西方科学;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33-0243-02 　　 　　明清时期,中国实行非常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其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断绝,这都要归功于西方传教士。传教士来到中国最初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然而这种初衷却对当时的中欧文化交流、尤其是科技交流产生了重大影响。传教士向中国人展示了西方现代科学成果而同时又把中国古老的科学文明带进西方世界。尽管中国在古代曾有过辉煌的科学成就,但到了近代其传统科学由于种种原因已停滞不前,传教士的出现及他们向中国传播的西方现代文明则给这个古老国家的科学发展带来了一线生机。 　　正当欧洲从文艺复兴的洗礼中走出来,经历科技的巨大飞跃之时,中国由于处于封建主义末期而丧失了发展科技的机会,而其科技曾经是处于世界前列的,只是到了明清时期才逐渐落后于人。西方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天主教徒,但是他们到了之后发现中国人对他们的宗教不是很热忱,反而对他们的先进科技很感兴趣,那么用先进科技来引起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兴趣,特别是对西方宗教的兴趣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传教士一般都是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问家,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某方面的专家,这就使他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传授给中国人,例如,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生物学、农学、西方医学等。在天文学方面,明代末期崇祯历书的顺利编订就离不开传教士作出的巨大贡献,其中贡献最大的要数利玛窦了,他把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6 卷及格里历翻译成中文,从西方请来了基督教天文学家,又收了不少中国人做学生,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其次,必须提到的是邓玉函,汤若望和Giacomo Rho,他们在利玛窦死后编撰了一篇概述从而进一步为纠正中国古历法中的错误进行历法改革打下了基础。清朝时期,朝廷建立了钦天监,从事编纂历法等工作并因此招纳了许多基督教天文学家,其中有南怀仁,戴进贤等。南怀仁为皇家天文台制造先进的天文工具;戴进贤对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很感兴趣,修订了《灵台仪象志》星表部分,这是第一部没有掺入任何数学的天文学著作。此外,在这期间,传教士们在钦天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引进了许多西方天文学理论,如地心学说等,这些理论对中国的天文学发展来说意义非凡。 　　事实上,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天文学的落后根源于当时中国数学的落后,因此,要在中国进行历法改革,首先就要发展中国的数学。于是,传教士们向中国引进了欧洲的先进数学,这对当时中国数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传统数学和西方数学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中国传统数学注重实践,而西方数学则注重概念和推理。对西方数学的吸收使中国传统数学改变了其数学结构及数学思维方式。在这方面,有几部数学著作是不得不提的:在利玛窦和李之藻共同翻译的《同文算指》中,李之藻引入了笔算,这就强化了算术和数学的实践性;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被翻译为中文后,对中国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继徐光启之后的所有中国学者,只要是想学数学,就会以此书为教材;而之后的数学方面的书籍也或多或少受此书的影响;清朝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被看成是教学基本教材。 此外,在这时期,一个新概念被引入中国,即三角学。《三角算法》和《测量全义》是中国最早的两部三角学著作,在这两本书中介绍了大部分重要的三角公式。从而,中国人了解了八个三角函数: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反正弦、反余弦。所有这些对中国历法学和测量学的发展意义重大。另外西方传教士还向中国引入了代数和概率论并在清末翻译了一些有关这两方面的巨著,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也为中国其他现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古代的中国曾在物理学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发明了指南针。但是到了近代,中国的物理学也已落后于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并非源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而是通过传教士来源于欧洲。首先,第一批来华的传教士如利玛窦,张诚及白晋等向中国人介绍了力学。在动力学方面,南怀仁则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杰出的学者。另外,西方光学也在明清时期传入中国。1582年,利玛窦带来一个三棱镜作为礼物送给当时的皇帝;之后,毕方济和汤若望把望远镜带到中国;南怀仁向中国人介绍了折射和散射的规律。当然,传教士们还翻译了不少物理学方面的书。如此,中国了解了西方现代物理学,从而为其自身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传教士的到来影响到的另一个领域便是医学。传教士中有一部分人就是医生,他们在中国建立医院和医学院,这些都推动了当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西医使中国人认识了脑神经,人体的结构,解剖学及血液循环原理。康熙皇帝就对西方科学很感兴趣,尤其是对西医感兴趣。他命张诚和白晋在宫里设立药剂实验室以试制药品。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相信西医,但中医在当时仍然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 　　传教士在中国充当的角色是有双重性的:一方面,传教士们向中国人传播欧洲科学;另一方面,他们研究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璀璨文明,并介绍给自己的国人。他们非常关注这个国家的风光及地形,1585年出版的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是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地理和历史的著作。利玛窦所著的《中国札记》花了整整一卷的篇幅来介绍中国的地理。契尔赫尔神父编集的《支那风物志》及阿尔德神父出版《支那志》是两部最早描写西藏地区及其居民的书。 　　此外,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这个遥远国家的动植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蚕是一种对欧洲人来说十分神秘而又神奇的昆虫,自然也会受到传教士们的特别关注。汤执中是第一位研究中国蚕的西方人。他写了《蚕的饲养》一书,专门详细地介绍了蚕这种昆虫的生长历程及中国的柞蚕技术。之后,陆续有各种各样的书籍开始介绍中国的蚕:如《中国人放养野蚕的树木》,《论中国蚕的品种》等。在这一时期,传教士们还向他们的欧洲国人介绍了许多其他的中国动物,如:扬子鳄,麋鹿,猪尾鼠等等。此外,他们把一些新的植物品种引入了欧洲,如:柑、竹、亚麻、苜蓿、大麻、大豆、高粱等等。当然,在向欧洲引入中国的动植物的同时,传教士们也把欧洲的动植物带入中国。这些都促进了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了双方的动植物资源,推动了双方养殖技术的发展。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传教士们在中西农学和医学领域的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中国发达的农业及欧洲18世纪的重农主义促使传教士们关注中国的农学。他们研究了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农业资源、气候条件、种植步骤、种植方法、农业工具、水利设施及农业政策等等;他们翻译了中国的农业著作,如: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他们把中国特有的植物引入欧洲,其中有作为中国特色的茶叶,茶叶的引进使欧洲人从此开始研究中国的茶文化。传教士们在十七八世纪中介绍给欧洲的所有中国文化中,还有一项不能不提,那就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大部分的传教士都对中医推崇备至,需要丰富经验及技巧的“望、闻、问、切”的诊断方式及针灸,草药等神奇的治疗方式令他们着迷,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潜心研究脉诊、针灸和气功。
　　应该说传教士们带入中国的现代科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然而这并没有拯救衰亡中的中国封建王朝:与当时的欧洲国家相比,中国在科技方面是远远落后于人的,这归咎于其极端的闭关锁国政策,更归咎于其腐朽的社会制度;而传教士们向欧洲人所做的对中国的详尽介绍则便利了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完全抹杀传教士们的功绩,毕竟他们曾经所付出的努力对于当时的中西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传教士们传入的这些欧洲先进科技,也许19世纪末的中国就更容易被欧洲列强占领瓜分了,当然,这种假设是无法考证的。 　　 　　参考文献: 　　[1]魏若望.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G]//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余三乐.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3][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等,译.[意]利玛窦(Mattew Ricci).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远征中国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G].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5]尚智丛.传教士与西学东渐[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Moder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JIA Qiong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210029,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almost cut off all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end of feudal society,while her brilliant science and culture have long been stagnant.It is in this case,the arrival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had brought a little energy to the dismal Chinese scientific community.They introduced the modern science,including astronomy,mathematics,physics,medicine,etc.,which promote,to some extent,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t that time.Although it does not change the fate of China to be reduced to a semi-colonial society in the 19th century,this spread of culture has indeed made an indelible contribution to the after difficul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ience. 　　Key words:scientific development[责任编辑 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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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西方文化的艰难步伐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实质性交流应始于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入华，荷兰当代汉学家许理和认为这是中西文化之间最纯粹的一次文化交流。胡适则认为“17世纪耶稣会在中国的巨大成功，就是文化间一见钟情的好例子”。胡适说得不错，徐光启第一次见到圣母的西洋油画时，久久凝视而不离去；晚明大儒冯应京读到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时，爱不释手，马上翻刻；李卓吾曾几次和利玛窦见面，帮其修改奏书，赠其诗文，称他为“极标致之人”。三棱镜的神奇，红衣大袍的威力，《几何原本》的实用，天文观测的准确，如胡适所说“科学上的胜利，大大地推动了基督教的传播，为它赢得了不少当时最富才华、思想严谨的学者。” 近日拜读吴伯娅的《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一书，对西方文化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这本书有两个特点使你读起来爱不释手。 第一，她把研究的对象聚焦在清代前期的三个皇帝身上，追溯他们对西学认识的历程，考察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内心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内心的感受对其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这样使读者对当时西学东渐的大局有了一种宏观的了解与把握。康熙对西学的兴趣源于清初杨光先和汤若望的“历法之争”；而雍正对传教士和西学的恶感和疏远，则是由于传教士穆敬远参与了皇子间的储位之争和雍正本人佛教信仰的背景；乾隆虽然文武兼备，但已再无康熙那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自己也写诗自嘲“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习值髫年。而今老固难为学，自画追思每愧旃。”西学只成了一种玩赏的对象。应该说，康雍乾三帝对西学的态度和他们自己的性格、兴趣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作者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因素的分析上，因为一个帝王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与认可或者是拒绝与排斥是和其整个统治政策连在一起的，这和一个个人对一种信仰的接受有着很大的不同。 例如，在谈到康熙对待天主教的态度时，作者认为康熙之所以对天主教较为好感是因为“耶稣会士的科学知识、对清廷的高效服务、合儒补儒的传教策略，使康熙对天主教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和好感，并认定天主教不是邪教异端”。这种态度和他所确定的“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是一致的。“礼仪之争”发生以后，康熙的天主教政策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为此时和罗马教廷的冲突和分歧已经“不仅仅是文化传统与宗教教义的矛盾，而且是中国封建皇权与西方宗教神权的冲突。教皇的禁令既是对中国的内政和文化传统的干涉，也是对封建皇权的挑战”。康熙的禁教政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做出的，罗马教廷的蛮横无理和错误决策，是重要的原因。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便可理解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本书不打算面面俱到地叙述康雍乾三朝的西学东渐，而是以康雍乾三帝为主体，细致地分析他们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及认识，系统地考察他们的西方文化政策的制定、执行、变化、影响的全过程，认真地比较他们祖孙三代的异同与得失，把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放到时代发展的大潮中进行审视与评估，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对明清史的研究已经有不少好的著作，而以康雍乾三帝对待西学的态度和他们的西方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本。中国近代文化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民间的态度，知识分子的态度有着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封建当权者的态度。实际上，他们的态度决定着整个民族的文化走向。胡适当年在总结中日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历程时，他举出的第一条原因就是，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阶层”，而“中国则完全没有这样一个得力的领导阶层”，由此形成中日两国完全不同的近代化历史。近年来，在中国明清史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其研究的目光转向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而研究清帝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著作，研究清帝西方文化政策的制定与演变的著作尚不多见，吴伯娅的著作向这个方向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这本书另一个重点是对入华传教士的研究，作者以康雍乾三帝为中心，将凡和康雍乾三帝有过关系的传教士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在一定意义上这本书是对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明清之际入华传教士研究的一个总汇，使学术界对服务于清廷的传教士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中西初识，其中介就是入华的传教士。人类各类文化间的交流在历史上很少采取纯粹的文化形式。战争、宗教、贸易这是人类各种文化间交流的基本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对传教士的宗教热情和宗教活动给予客观和历史的理解。在书中我们看到，在清宫中的传教士为了赢得清帝的好感，真是竭尽所能。数学家、天文学家、兵器专家、音乐家、外交家、机械师、画师、工程师、绘图师、医药师，他们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会。正是经过他们的手，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才传入中国。以往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入华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文化对当时中国文化和思想没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个结论现在正在被研究者所质疑。当年胡适和梁启超早就认为，清初学风之变，朴学兴起和西学的传入有着直接的联系，而胡适则把乾嘉学派，作为中国文艺复兴的第一缕曙光。 由于中国内地对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才重新恢复起来的，在这个恢复性研究阶段，对前辈学者的学习，资料的重新整理，思想的重新调整都是必然的。在这个过程中，内地学者的研究相对于台湾学者和国外学者来说有着一定的距离。但经过近20年的努力，随着学术界对明清史料的整理、对西文文献的翻译和出版，更多的学者开始涉足这一研究领域，研究范围和研究视角急剧扩大，从而使这一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近期以来，金国平，吴志良，万明的澳门史研究，李天纲的礼仪之争研究，沈定平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曹增友的明清科技史研究，徐海松的清初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关系研究，戚印平的日本耶稣会研究，计翔翔的传教士汉学研究，顾卫民的中国天主教编年史研究等等，这些成果令人目不暇接。内地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其研究的视角，研究的深度，其文献的开拓都已是前十年所不可比，许多研究有着自己明显的特点。吴伯娅这本书就是一个典型，作者在史料的开拓上十分明显，她完全依靠第一手的档案文献，从而使其研究十分扎实可靠。吴伯娅的著作说明，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中国内地学者的著作丝毫不弱于台湾和国外的研究者，其研究人员也再不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圈之中。学术乃天下公器。我相信在今后将有更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个领域，将会有更广阔的研究视野，从而突破仅仅局限于入华耶稣会的研究，使我们看到在400年前，中西双方文化交流的全景。 &（资料来源：《中华读书报》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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