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汇率制(Floating Exchange Rates)是指一国货币的并非固定，而是由自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制度。
浮动汇率制浮动汇率制的正式采用和普遍实行，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元危机进一步激化后开始的。 浮动汇率制按照国家是否干预外汇市场，可分为自由浮动汇率制（又称“”）和管理浮动汇率制（又称“”）。实际上，今天没有哪个国际实行完全的自由浮动，而主要发达国家都对外汇市场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当前管理浮动汇率制的形式多种多样，可分为单独浮动和联合浮动，也有的实行的浮动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 -
一种货币的强弱，乃基于其经济实力及与伙伴的关系。汇价太强会使出口商品对外国消费者来说过于昂贵，可能会因而损及出口业。汇价较弱则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但进口商品会变得较为昂贵。货币突然贬值可能意味着经济不稳。
浮动汇率制的主要长处是防止国际游资冲击，避免爆发货币危机；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和生产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本流动等等。缺点是经常导致外汇市场波动，不利于长期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进行；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基金组织对汇率的监督难以奏效，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依然得不到解决；对发展中国家更为不利。
在浮动汇率制下，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有：本身代表的价值、一国、、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政治、心理、投机等因素。
浮动汇率制 -
（1）从汇率的浮动方式或程度来看，有三种形式：　 第一，钉住型或无弹性型；
第二，或；
第三，更为灵活型或较高弹性型。
（2）从汇率受到政府干预的程度来看，有两种形式：
第一，自由浮动；
第二，管理浮动，也称可调节的浮动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 -
（1）汇率浮动形式多样化，可包括自由浮动、管理浮动、、以及等。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宜的汇率浮动形式。中国从1994年开始正式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汇率不是纯粹的自由浮动，而是有管理的浮动。
（3）汇率波动频繁且幅度大。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考察，这个特点更加明显。
（4）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多元化。其中一国国际收支的变化所引起的外汇供求关系的变化，则成为影响汇率变化的主要因素，汇率随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上下浮动。
（5）特别提款权等“一篮子”汇价成为汇率制度的组成部分。
浮动汇率制 -
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1)防止某些国家外汇储备的流失。
(2)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
(3)促使国际资本流动剧增。
(4)加强国际间的。
(5)造成国际财富的转移与再分配。
(6)增强了往来中的不确定性。
(7)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剧国际的动荡不安。
浮动汇率制 -
决定汇率波动的原因很多，但是汇率制度的影响最大。不同的汇率制度，规定了汇率制定、波动的准则，并为全世界普遍接受和履行，由此产生不同的变动规律，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制下的汇率波动比较规范，也能事先进行预测并加以利用，但波动范围很小，因此外汇风险很小，常被人们忽略。
自1973年浮动汇率制确立以来，汇率变动反复无常，主要货币如、、之间的汇率大起大落。由于世界各国执行不同的汇率制度，一般情况下，发达实行自由浮动或联合浮动，新兴工业国家实行弹性浮动，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实行钉住浮动。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又由于存在不同的决定汇率的原则，各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加强，货币政策间的合作也日趋密切，特别是电讯网络的飞速发展，使汇率波动在国际间相互快速传递，更增加了汇率波动的复杂性。从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看，在浮动汇率制下要重点把握、、的走向，这三种货币构成90％以上的国际储备和国际支付手段，其他国家的货币基本上钉住这三种货币，因此，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汇率的波动成为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波动的主旋律。这三种货币基本上实行的是自由浮动，也就是按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汇率，只要认真分析影响美元、欧元、日元供求的国内外因素，特别是与之相应的国家和地区的股市的关系，就可以对它们的走向进行预测。
对于实行钉住汇率制的货币，其波动主要取决于被钉住的货币，因而应该首先把握被钉住货币的波动情况，并了解两种货币间的钉住原则，才能较准确地预测实行钉住汇率制的货币的运行轨迹。实行弹性汇率制的货币，其波动介于自由浮动和钉住浮动之间，在预测其走向时，既要考虑这种货币本身的供求关系，又要考虑被钉住货币的变动以及其它一些引起该货币弹性浮动的指标。
特别要指出的是，浮动汇率制赋予了各国自主决定汇率的权利，因此各国都能按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来干预外汇市场，使汇率确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因此，各国央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成为外汇市场居领导地位的参与者。特别是主要货币国加强货币合作，共同干预外汇市场，对汇率波动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浮动汇率制 -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智利实行的是。与此相应，那时智利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汇率目标制(exchange rate targeting)。这种制度的特征就是，的一切操作都以保持本币与所确定的目标货币(智利选择的是美元)保持钉住关系为出发点和归宿。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全球掀起了一场对现行汇率制度的巨大冲击，智利也未能幸免。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因此便有了和以往任何一次危机都不相同的特征。如果说过去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主要导因于国内经济的基本面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财政赤字过大、通货膨胀率过高等)或者存在严重的外部不平衡(经常项目长期逆差、对外过度负债、出口结构不合理并导致贸易条件恶化等)，那么，1997 年爆发的那场金融危机则主要起因于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冲击，其攻击的主要对象正是那些实行各种形式固定汇率制的经济体。经历过这场危机的洗礼，所有的非关键货币都意识到必须对其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制进行变革，但对于究竟转向何方则颇费踌躇。虽然国际社会曾就此提出过林林总总的改革方案，但从本质上说，可以选择的改革方向事实上只有两个：一是实行更为彻底的浮动汇率制；二是放弃本国货币主权，实行某种程度的“美元化”。从发展过程来看，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都选择了后者，但智利经过认真分析决定转向更为彻底的浮动汇率制。
智利的选择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智利当局认识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该国的几乎所有危机都与实行固定汇率制有关。例如，面对 1999年的国际金融动荡下，为了应付国际投机资本对智利比索的冲击，当局被迫放宽了汇率波动的幅度。但由于现行汇率制度约束下比索汇率调整的幅度受到限制，智利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极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尽管当时国内经济的发展急需货币当局给予支持。所以出此下策，一是为了减少政府支出，二是为了应付高达GDP5%的巨额经常项目，三是为了克服外资抽逃所带来的国内资金短缺，四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反弹，五是为了弱化上述所有不利因素给国内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所造成的潜在冲击。然而事与愿违，紧缩措施反而使智利再次陷入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之中。
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克服金融危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使智利货币当局认识到，原有的汇率制度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以致在危机面前缺少有效的应对手段。反复权衡之后，智利货币当局决定从1999年9月开始，实行更为彻底的浮动汇率制。
从管理浮动汇率制转向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对智利货币当局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挑战就是：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当局是否需要干预汇率的走势，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当局应当如何去干预市场，在干预过程中，如何避免回归度，对于上述问题，智利货币当局都给予了明确且具启发性的回答。
浮动汇率制 -
[1] 中国证券报 [2]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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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问题本质与汇率制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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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作诗 &张原浩
（原文发表于2015年第2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摘 & 要]固定汇率固定的只是名义汇率，实际汇率会通过工资和物价变动间接得到调整；浮动汇率无非是通过调整名义汇率直接调整实际汇率。人为能够控制的是名义汇率，控制不了的是实际汇率，实际汇率总是要调整。汇率问题本质乃是选择调整名义汇率来调整实际汇率调整成本更低，还是选择调整工资和物价来调整实际汇率调整成本更低的问题。既不是弗里德曼主张的浮动汇率对，也不是蒙代尔主张的固定汇率对，不同国家应该选择不同的汇率制度。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固定汇率，发达国家则可选择浮动汇率。中国的劳动市场自由度高，况且汇率间接调整的方向是工资和物价上升，这没有障碍，因此长期中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严重低估的问题。这可以解释，2013年人们还在谈论人民币汇率低估了，但是转眼到了2014年，又说人民币汇率高估了。人民币汇率不只是决定于经济情况，同时也决定于政治博弈。由于谈判地位不对称，这些年人民币缓慢升值就是必然。
[关 键 词]固定汇率 &浮动汇率 &调整成本 &政治博弈
1. & & & &引言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有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的争论(弗里德曼,1991)。到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浮动汇率成为经济学主流共识而被广泛接受。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主张固定汇率的声音(Mundell,2000)。主张浮动汇率的人认为，固定汇率制度下会有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所谓“稳住了汇率，引入了通胀”（薛兆丰，2003）；汇率固定，那么货币政策就没有独立性，就不能保证国内物价稳定（Krugma,1999）。然而中国的经验恰恰是，汇率稳定的时候物价反而稳定。
还有学者根据生产率相对变化，利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论证人民币汇率存在低估(卢峰，2006；周其仁，2012)。可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论恰恰是说：当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相对于另一国家的物价水平发生变动，在一定条件下只代表这个国家实际汇率的变动，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名义汇率偏离均衡(Balassa,1964; Samuelson,1964; 林毅夫,2007)。换言之，实际汇率会通过工资和物价的变化自动得到调整。
所以，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的区别，不在于汇率真的是固定还是浮动，而在于实际汇率调整的方式——前者通过调整名义汇率直接调整实际汇率，后者通过调整工资和物价间接调整实际汇率。于是，汇率制度选择的标准就需要依据调整成本来确定。
当然，通过调整工资和物价间接调整实际汇率有条件。概言之，这个条件就是经济具有古典特征。不否认当今世界工资弹性在丧失，但是物价是自由调整的，产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则在加强。因此，实际汇率的间接调整机制不可能一点也不存在。
不同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与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不一样，同样的汇率制度，经济社会的调整成本会大不一样。直观上，当一个国家央行不具有独立性、经济呈现软预算约束的时候，本币盯住一个央行具有独立性、预算约束硬化的国家的货币，那么不但可以确保汇率稳定，而且也能最好地保证国内价格稳定。因此，或许并不是如弗里德曼简单主张的浮动汇率好，也不是如蒙代尔简单主张的固定汇率好，而是要把汇率制度选择的一般原理与国别的具体约束相结合来；汇率制度选择应该依据发展阶段和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来确定。
且不说中国的劳动市场富有弹性，若说工资缺乏弹性，那也是向下缺乏，向上全世界都不缺乏。人民币处在升值压力之中的时候，工资恰恰应该向上调整，此时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间接调整机制完全没有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确切含义是什么？2013年的时候，还在说人民币汇率存在严重低估，转眼到了2004年，又说人民币高估了，怎么会有变化这么快的汇率决定呢？依据国际收支判断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主流分析是否需要反思？而且如果实际汇率或多或少总会得到调整，那么名义汇率还是不是决定贸易收支的主要变量？人民币名义汇率应否依据贸易收支做调整？这些绝不只是满足好奇心的理论问题。
美国曾提出要把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限制在GDP的4%以内。大选期间，罗姆尼明确宣称当选后要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2012年巴西也指责中国存在汇率操纵。尽管大量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严重低估，中美贸易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无关(李稻葵、李丹宁;2006;林毅夫,2007)，但是也有大量研究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有关系，人民币汇率存在低估，应该升值(施建淮、余海丰,2005; 余永定,2010; 周其仁,2012)。有关研究分歧实在巨大，因此从基本的价格理论出发，来探讨汇率决定及相关问题，或许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用这样的理论来应对国际上的各种压力，也可能更具有说服力。
接下来第一部分运用价格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揭示汇率问题的本质，对弗里德曼和蒙代尔的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之争，给出一个基于政治经济制度的新的答案；第二部分分析汇率制度与通胀、通缩国家间传导之间的关系，说明通胀、通缩国家间传导的根本原因不是固定汇率，而是缺乏货币纪律，货币超发得不到控制——如果货币超发得不到控制，那么即使实行浮动汇率，也不能避免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第三部分分析中美汇率博弈的内在机理，以及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最后是主要结论的一个概括性总结。
2. & & & &汇率问题本质与汇率制度选择
一切价格变量，都具有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的双重规定性。名义价格是用货币标识的价格，实际价格是包含了非货币价格在内的真实代价。供求关系决定的是实际价格而不是名义价格。供求关系不变，真实代价不会变。如果人为把货币价格压低，那么非货币价格就会上升；反之，如果人为把货币价格拉高，那么非货币价格就会下降。最终，实际价格会回复其本来面目，实际代价没有变化。[①]
汇率也是价格，名义汇率被高估或低估，实际汇率相应地会做调整回归其本来面目。不过汇率是货币之价，实际汇率不一定通过非货币价格变化来得到调整。名义汇率被低估，国内工资和物价就会上升，最终实际汇率会得到调整；反过来，名义汇率被高估，国内工资和物价就会下降，最终实际汇率也会得到调整。只有工资和物价被管制，才会出现非货币价格的调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工资和物价被管制不能灵活调整，中国外汇市场上出现的排队、托关系购买，就是名义汇率被高估后的非货币价格调整。
逻辑上，名义汇率可能高估或低估，但实际汇率不可能长期高估或低估。经济的一个变量被固定下来，其它变量一定会围绕它做自动调整。其结果，实际变量就会趋于回复其本来面目。即便随机选定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水平，把它固定下来，只要工资和物价能够灵活调整，那么通过工资和物价的传导，经济仍然可以达到均衡。当今世界，工资虽然不能完全灵活调整，但是：第一，人们也不会随机选择汇率水平然后把它固定下来，让经济围绕它去做调整；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工资弹性在丧失，但是物价是自由调整的，而产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则在加强，因此经济也不可能一点也不具有自我调整的功能。即是说，就算人们选择并固定下来的名义汇率偏离了均衡，问题也不会太大。
总得让一些变量固定下来，然后其它变量围绕其做调整。不可能把所有变量都固定下来，但也不能让所有变量都自由变化，那样就没有了参照和基准，经济的交易费用就降不下来。可以选择价格（水平）稳定，然后让汇率和利率围绕稳定的价格（水平）做调整；也可以选择汇率稳定，然后让价格（水平）和利率围绕稳定的汇率做调整；还可以选择利率稳定，然后让价格（水平）和汇率围绕稳定的利率做调整。全部问题变为到底选择什么做支点经济的调整成本才最小。这就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实质。当然原理简单，具体的调节机制可以是错综复杂的。尤其是，人们可以不是固定一个变量，还可能让经济的其它变量稳定不变，或是同时还对经济的某些部分作一些限制，比如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
所以，并非如教科书和一些经济学家所言，因为国家间在生产率诸多方面发生了相对变化，所以汇率需要调整(卢峰,2006; 周其仁,2012)。汇率当然要调整，实际汇率总是要调整，趋于它本来的面目。问题是，可以选择调整名义汇率来直接调整实际汇率，还可以选择调整工资和物价来间接调整实际汇率。在文献和教科书上，前者被称为固定汇率制度，后者被称为浮动汇率制度。文献和教科书固定、浮动这么一叫，给人印象似乎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真的固定了，而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才是可以变动调节的。殊不知，无论是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实际汇率其实都会调整，只是调整的方式不一样罢了。所谓固定汇率，并不是汇率真的固定了，固定的只是名义汇率，实际汇率会通过工资和物价变动间接得到调整；所谓浮动汇率，无非是通过调整名义汇率直接调整实际汇率。
因此，汇率问题实质是选择调整名义汇率来调整实际汇率（浮动汇率制度）调整成本更低，还是选择调整工资和物价来调整实际汇率（固定汇率制度）调整成本更低的问题。
汇率是以一种货币标示的另一种货币的价格。汇率就其本质来说是资产价格，主要受预期、不确定性、随机冲击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调节速度大不一样；货币市场最快，资本市场次之，商品市场最慢。汇率还两头联系着具有外生性质的货币发行，这使得汇率多了货币扰动的源头。因此，汇率天然具有频繁波动、过度波动和“随机行走”的特性。任由市场调节，名义汇率无可避免会频繁、过度波动。
选择汇率稳定，当然就得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问题是：是汇率波动更经常发生，还是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更经常发生？是经常发生的汇率波动危害更大，还是不经常发生的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危害更大？如果承认汇率天然具有频繁波动、过度波动和“随机行走”的特性，那么就有理由认为，通过调整名义汇率直接调整实际汇率调整成本相对高，而通过调整工资和物价间接调整实际汇率调整成本相对低。当然，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无法给出一致同意的答案，最终只能通过经验研究来做出回答。
不过可以肯定，特定条件下汇率稳定（固定汇率）可能恰恰是价格稳定的最好保障。
以人民币为例。不否认人民币盯住美元，就会有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人民币盯住美元，美国滥发货币，会引发国内通货膨胀；美国通货紧缩，又会引发国内通货紧缩。
不否认，美国在超发货币，各国都在超发货币。但到底中国更容易超发，还是美国更容易超发？从M2/GDP来看，事实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更容易超发货币。
理论上，可能人民币之所以超发，恰恰是因为人民币盯住美元，并且汇率低估，造成外汇占款增加；人民币超发完全是被动超发。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看到的是，每年新增基础货币与新增外汇储备（以月均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
既然和美国相比中国更容易超发货币，那么人民币盯住美元，就不能说从美国引入了通货膨胀。相反，人民币盯住美元不仅保证了汇率稳定，也有效保证了国内物价稳定。
事实上，年，中国经历高达14.7%、24.1%的通货膨胀。朱镕基正是用两招来治理国内通货膨胀的：一是让中国人民银行不再给企业贷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二是让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盯住美元。就两招，治好了通货膨胀。而2005年后，通货膨胀再次起来。这并非是巧合，因为那一年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开始了升值之路。
汇率制度和货币制度本质上是一回事。而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本位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这才是不超发货币的最终保障。无论如何，美联储的独立性较中国人民银行要高得多，美国的权力监督与制衡较中国要有效些。2008年9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日布什签署7千亿美元救市计划，而日中国就通过4万亿人民币刺激计划，就是美国央行独立性高、权力监督与制衡强的直接证明。
谁说不能引进制度？一个没有独立央行制度的国家，让货币盯住一个拥有独立央行制度的国家的货币，就引进了独立央行制度；一个没有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的国家，让货币盯住一个拥有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的国家的货币，就引进了权力监督和舆论制衡。
所以，既不能简单接受弗里德曼的浮动汇率主张，也不能简单接受蒙代尔的固定汇率主张。国家发展阶段和政治经济制度不同，汇率制度选择也应该有别。理想的状态是，发展中国家选择盯住发达国家的货币，发达国家则可以选择浮动汇率，即选择通过调整名义汇率来直接调整实际汇率。总不能让发达国家盯住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况且，在信用货币时代，不可能所有国家的货币都去盯住其他国家的货币。像美元，可能只能盯住物价，选择浮动汇率。无论如何要清楚，物价稳定不是靠愿望就能实现，必须有制度作保障。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少有选择浮动汇率的。不是因为他们不选择浮动汇率，所以经济才不发达，而是因为他们制度不完善，所以经济不发达，同时必须选择固定汇率。
选择固定汇率，就需要对资本项目实施适当的管制。如果货币制度健康，那么管制资本项目就是破坏经济自由。但如果货币制度不健康，那么资本项目管制，就不是破坏经济自由，而恰恰是维护经济自由。为什么美国、欧洲资本账户开放没有问题，俄罗斯、泰国这样的国家就发生危机？正是因为前者货币制度相对健康，后者则相对脆弱。当今世界，流动性泛滥，虚拟经济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自我循环、自我膨胀，充满投机性，在这种情况下，对短期资金的跨国流动适当进行限制，反而是恰当的，并且也是必要的。
3. & & & &汇率安排与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
选择汇率稳定，就得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汇率固定，那么货币政策就不能独立，就不能保证物价稳定和其它经济目标的实现。这是教科书的标准说法，是反对固定汇率、支持浮动汇率的一个理由。教科书的这个标准说法，其实暗含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国内制度健全，物价稳定，然而外国制度不健全，滥发货币，所以固定汇率制度“稳住了汇率，引进了通胀”。但是这个前提条件并不总成立。上文我们用具体事例说明了，如果一个国家不具有保证不滥发货币的制度基础，那么选择盯住拥有保证不滥发货币的制度基础的国家的货币，那么不仅保证了汇率稳定，也最有效地保证了物价稳定。
这里，我们进一步分析，假如国家之间真的出现了严重的通胀、通缩传递，这是否就是固定汇率的错，浮动汇率是否真的就能避免国家之间的通胀、通缩传递。
固定汇率制度下通胀、通缩的确会在国家间传导，而浮动汇率制度则具有避免通胀、通缩在国家间传导的功能。然而我们要问：固定汇率制度下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会成为严重问题吗？到底是固定汇率本身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得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成为严重问题的？金本位制下各国实行的是最严格的固定汇率，那时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怎么样？如果那时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并不是严重问题，那么为什么信用货币制度下固定汇率带来的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就成为严重问题了？
在金本位制下，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不会成为严重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不会经常成为严重问题。原因在于，金本位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休谟现金机制。这个机制是：国际收支顺差→货币量增加→价格上升→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国际收支顺差减少；国际收支逆差→货币量减少→价格下降→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国际收支逆差减少。该机制也是国家间物价水平的自动调节机制——既是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机制，又是通胀、通缩的自动消除机制。而更为重要的是，金本位制下货币量取决于本位物品的数量，不容易滥发货币。事实上，货币稳定正是至今还有不少人仍然留恋金本位的重要原因。
这表明，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之所以成为严重问题，原因其实不在于固定汇率本身，而在于：其一，国内工资和物价不具有弹性，特别是工资不具有弹性，经济偏离了古典环境——当经济不具有古典特征的时候，通胀、通缩就会带来严重问题；其二，不恰当地过多发行货币。的确，如果没有通胀、通缩发生，又怎么会有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如果没有严重的滥发货币，没有严重的通胀、通缩发生，固定汇率下的通胀、通缩传导又怎么会成为严重问题呢？弗里德曼讲得好：通货膨胀永远是货币量过多所致的。
所以，不是固定汇率制度本身的错，而是没有节制的滥发货币，以及凯恩斯主义和福利主义盛行使得市场失去弹性的错。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假如货币制度存在缺陷，市场又不具有基本的弹性，就算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就不会发生严重问题了吗？同样会发生。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放任汇率，让其随行就市自由波动。
2013年初，日本宣布实施不限量宽松政策，欧元应声大涨。谴责之声四起，货币战之说甚嚣。既然浮动汇率可以抵御外部冲击，怎么又有货币战之说呢？为什么要谴责别人的不限量宽松政策？
中国自1995年起通胀大跌，至1997年近于零，年有通缩。考虑到产品和劳务的质量在同期有很大的改进，当时中国的通缩程度应该远高于那些数字。有上述严重的通缩，然而失业率保持在4%左右的水平，GDP保持平均8%的高增长水平。在严重的通货紧缩之下，之所以失业率不高，经济反而高速增长，正如张五常（2010）所指出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劳工合约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有的要不是件工，就是低底薪加分红，此外工人要走就走，雇主也可以挥之使去，既没有工会，也没有过高的最低工资的政府规限。”一句话，通缩之所以对中国经济没有大影响，这得益于中国合约选择的高度自由，得益于中国劳动市场的高度弹性。相反的例子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弗里德曼认为主要原因是美联储货币政策错误，货币量应加不加，应减不减。张五常则认为主要原因是当时美国工会林立，福利主义大行其道，最低工资不低，重要的件工合约被判为非法，所有这些限制了劳动合约的选择。他的意思是，假如当时美国的劳动市场富有弹性，那么就算萧条发生，也不会那样大。就算美联储货币政策错误，也不会造成那样严重的后果。
早在2002年，市场上就存在较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然而之前之后好几年，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一点也不高。要到2007年，才有明显的上涨迹象：07年上半年3.2%，下半年6.4%。当然，从2005年开始，主要是从该年下半年开始，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上升尤其快；粮食、原油、煤炭、铁矿石等原材料和大宗物品价格也大幅攀升。但我们能够把这次的价格上涨归因于固定汇率和人民币币值低估吗？不能。恰恰相反，是人民币持续的单边升值预期导致的热钱大规模流入，造成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高通货膨胀。此一时，彼一时，如果说在流动性不曾泛滥、虚拟经济没有过度膨胀的时代，本币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那么在流动性泛滥，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当今世界，本币升值反而会引来热钱流入，加剧通货膨胀。
对于年的高通胀，有人从国际大宗物品价格上升导致国内价格上升的角度，强调所谓的成本推动。可是假如货币量不增加，那么一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了，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必然降下来。货币量不增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了，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一定下降，一般价格水平不会发生变化。难道国际大宗物品价格上升就不是通货膨胀的结果了吗？一路追溯，归根结底还是滥发货币之过，还是货币制度出了问题。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出了问题，我们不能错误地把这一切归咎于是固定汇率制度的错。
要知道，汇率是价格，汇率不是一般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而是货币的价格。货币是交易媒介、价值尺度。货币的这一属性决定了任何国家都不能承受汇率大幅波动。因此就算选择浮动汇率制，如果货币发行得不到控制，那么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就不可避免。
在信用货币时代，怎样约束各国不滥发货币是大困难。固定汇率恰恰提供了约束货币发行的货币纪律。商品市场、资产市场、货币市场三个市场的调节速度大不一样，货币市场最快，资产市场次之，商品市场最慢。一旦超发货币，货币市场就会立即显现出来，就会冲击固定汇率。因此固定汇率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约束货币当局不能随意超发货币。
总有人讲什么浮动汇率让一国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能给一国带来价格稳定。但事实是独立的货币政策带来的不是价格稳定，而是货币不稳、通货膨胀。对此，蒙代尔（Mundell,2000）早就用事实指明：“从防止通货膨胀的角度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历史上最不稳定的体系。”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假如由于某种原因我们不得不尽可能地维持汇率稳定的话，那么就不能不让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特别是让劳动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我们也不能不尽可能地恪守货币政策是要保持货币稳定的本分。货币政策经常地用于实现别的经济目标，而不是专注于货币稳定，这才是经济波动，通胀、通缩国家间传导并成为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浮动汇率提供了这种可能。
4. & & & &汇率博弈及人民币汇率走势
早在年，美国、日本政客就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美国甚至有议员说：“人民币升值15%，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就消失了。”可是名义汇率可以低估，由于没有工资和物价管制，实际汇率不可能长期低估的。中国的劳动市场自由度很高，更何况，就算中国劳动市场自由度不高，人民币处在升值压力中，汇率间接调整的方向是工资和物价上升（说工资有刚性，那也是向下有刚性，向上是没有的），因此人民币汇率间接调整的机制不存在被破坏这回事，人民币汇率长期中不存在严重低估的问题。
这些年来，中国的工资和物价上升幅度很大。实际上，工资和物价大幅上升本身就是人民币汇率的间接调整。果真人民币实际汇率严重低估的话，那么排队、托关系买卖外汇等非价格调整方式就会出现。但是除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工资和物价被管制不能灵活调整，外汇市场上出现过排队、托关系买卖外，至今再没有出现过。
况且，就算人民币汇率低估了，人民币升值后，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不会因此而改善，就业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美国根本就不可能生产。人民币升值不多，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会不减反增；升值多了，无非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变成对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的贸易逆差。事实上，从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开始，至今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超过30%，但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由2005年的1142亿美元一路上升，到2011年已经超过每年2000亿美元，达到2023亿美元。
人民币处在升值压力中，美元就处在贬值压力中。这要求美国的工资做向下调整，但恰恰美国工资向下调整有困难。不仅如此，美国还把法定最低工资一再提高。所以，果真中美汇率真有失衡的话，问题也不应该在中国，而应该在美国，至少不全在中国。
柏林墙倒塌，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世界市场，按理说西方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是不能维持了。然而过去二十年，由于来自新兴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即使名义工资不变，实际工资也不降反升了；何况由于物价被抑制住，西方国家有条件长期超发货币，搞赤字财政，实际上名义工资大幅上升了。西方国家不去除其不可维持的高工资、高福利，是不可能面对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的。这就是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结构困难。但由于其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约束，调整并不容易。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原因都在于其政治经济体制。假如我们愿意平心静气客观分析，那么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财政和稳定货币相协调，此一大难题，才是西方国家今日面临的真正政策困境，当然也是世界经济的难题。
中国的问题则在于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经济活动深、产权保护弱、法律执行差、软预算约束严重，因此经济呈现投资冲动、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这才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之真正所在，跟人民币汇率没有关系。
既然真实变量不可人为调控，是否人民币升值就没有危害了？不是：其一，汇率变动本质上是货币变动，交易费用增加无可估量。其二，在流动性泛滥、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当今世界，处理不当易造成热钱流入和汇率过度调整，而世界并非由中国和美国（西方）构成的封闭体，还有其它低劳动成本发展中国家。名义汇率升值，然而实际汇率有效调整需要时日，那么企业就可能向其它低劳动成本发展中国家转移。如果国内工资和物价灵活调整被干扰，那么产业转移就会加剧。集聚深化分工和专业化，这会强化产业竞争优势。因此产业转出中国会弱化中国制造的竞争了，相应地强化转入过的产业竞争力。
表面上，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压迫人民币升值是要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但实际上，靠量化宽松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是不可能增加美国的就业的。金融危机后，美国失业率高达10%，2008年底以来，美国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是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2012年11月美国的失业率仍然高达7.7%，就是证明。至于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本上是由于美国国内储蓄率低，以及由于高工资、高福利经济缺乏竞争力所致。当然，也与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不无关系。政客们明明知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可能增加美国的就业，却偏偏要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明明知道压迫人民币升值不可能纠正世界经济失衡，却偏偏要纠缠于人民币汇率，这岂不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西方国家调整结构有困难，但政客们不会说自己无能，而是要转移矛盾说中国人抢了饭碗。不过问题又不限于此。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使得遏制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的利益取向。美国不希望中国穷，因为从穷人那里是赚不到钱的，但也不愿退居第二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在经济上中国的竞争对手不是美国，而是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巴西等新兴国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虽然不能起到增加美国产出和就业的作用，但是可以起到迫使中国向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让赛的作用，可以起到让产业从中国向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转移的作用。这才是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背后的真正原因。
中美人民币汇率博弈中，中国无疑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毕竟美国有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作为替代选择，无非产品质量差一点，价格高一些。然而中国没有替代选择，毕竟别的市场已经饱和，不能不向美国出口。美国要你升，如果你不升，那他今天说你倾销，明天说你补贴，后天说你环保不达标。你打官司吧，但打赢了这个，他可以给你制造下一个。怎么办？所以只能升。但又不能一步到位大升。且不说企业的承受能力，关键是中国没有制约美国的有效筹码，当大幅升值以后，美国还说升值不够，要压人民币继续升值怎么办？不要忘记，名义汇率什么是均衡水平没有标准，那么你说升到位了，他说还没有，怎么办？所以，只能慢升。人民币走过一个漫长的缓慢升值通道，其中道理便可以理解。
人民币汇率并非全由经济的基本面决定。2011年中国通货膨胀曾十分严重，资产泡沫达到了破裂边缘，资金外流也有所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应该贬值才对。2011年10月香港非交割远期人民币汇率（NDF）本来预期人民币贬值，但日美国《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在参议院立项一经通过，市场预期立刻由贬值转为升值。这再次证明，汇率作为资产价格主要是受预期、不确定性、投机冲击等因素的影响。
由于升值主要来自于升值预期及政治压力，而不是人民币汇率真的存在严重低估，因此在升值的喧嚣声中日人民币兑美元在6.3738元连续12个交易日跌停，日人民币兑美元创下近9个月来的新低，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2014年初，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预期加强，热钱流出新兴国家，美元兑主要国家货币升值，但是人民币兑美元仍然升值。这可能与中央银行的干预有关系。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曾连续高于前一天收盘价，显示央行干预迹象明显。既然名义汇率什么是均衡水平没有标准，在国内房地产泡沫严重，经济增长放缓，热钱回流美国之际，央行干预人民币汇率维持弱强势，用时间换空间，避免刺破泡沫经济硬着陆应该说是正确的选择。
2015年以来，已经有12个国家下调了利率，欧洲央行还启动了购债计划。投资者对一些国家通过本币贬值来刺激成长的揣测进一步升温。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显著下滑，人民币兑其他货币虽然仍然升值，但是兑美元出现大幅度贬值。虽然逻辑上讲，名义汇率无所谓均衡不均衡，只要能被人为干预让其固定，通过其他变量的调整，实际汇率最终会达到均衡，名义汇率也会稳定下来。但是毕竟干预需资源，要付出代价，这决定了如果中国经济急剧恶化，那么人民币大贬也是可能的。对此，我们的建议是：对于资本项目一开始就要适当管制。当人民币面临巨大贬值压力的时候，初期不要去做过多的干预，当下跌的能量有所释放的时候，再出手干预，以维护汇率稳定。坚持汇率稳定的原则不要变。考汇率贬值或者升值都是不能刺激经济成长的，汇率不稳定反而只会阻碍经济成长。在央行独立性没有根本确立之前，未来人民币还是应该选择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5. &主要结论
名义汇率可能高估或者低估，但实际汇率不可能长期高估或低估。经济的一个变量被固定下来，其它变量一定会围绕它做自动调整。名义汇率固定，只要工资和物价能够灵活调整，那么通过工资和物价的传导，实际汇率会调整，经济仍然可以达到均衡。无论是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实际汇率其实都会调整，只是调整的方式不一样罢了。所谓固定汇率，并不是汇率真的固定了，固定的只是名义汇率，实际汇率会通过工资和物价变动间接得到调整；所谓浮动汇率，无非是通过调整名义汇率直接调整实际汇率。
汇率问题的实质，是选择调整名义汇率来调整实际汇率（浮动汇率制度）调整成本更低，还是选择调整工资和物价来调整实际汇率（固定汇率制度）调整成本更低的问题。既不是弗里德曼主张的浮动汇率对，也不是蒙代尔主张的固定汇率对，不同国家应该选择不同的汇率制度。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固定汇率，发达国家则可选择浮动汇率。
中国的劳动市场自由度很高，更何况，就算中国劳动市场自由度不高，由于人民币处在升值压力中，汇率间接调整的方向是工资和物价上升（工资刚性是向下有刚性，向上没有），因此人民币汇率间接调整的机制不存在被破坏这回事，人民币汇率长期中不存在严重低估的问题。人民币处在升值压力中，美元就处在贬值压力中。这要求美国的工资做向下调整，但恰恰美国工资向下调整有困难。不仅如此，美国还把法定最低工资一再提高。所以，果真中美汇率真有失衡，问题也不应该在中国，而应该在美国，至少不全在中国。
长期中，人民币汇率没有、也不可能被严重低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2013年的时候人们还在谈论人民币汇率低估了，但是转眼到了2014年又说人民币汇率高估了。
选择汇率稳定，当然就得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但是，如果一国货币盯住的是一个更加稳定的他国货币，那么汇率稳定与物价稳定的矛盾就不再存在，固定汇率反而成为物价稳定的保障。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本位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一个没有独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让货币盯住一个拥有独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的货币，就引进了独立中央银行制度。固定汇率其实是一种货币纪律。由于货币是交易媒介、价值尺度，汇率是货币之价，任何国家都不能承受汇率过度波动，因此如果货币超发得不到控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也不能避免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
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显著下滑，而多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人民币兑其他货币虽然仍然升值，但是兑美元出现大幅度贬值。虽然逻辑上讲，名义汇率无所谓均衡不均衡，只要能被人为干预让其固定，通过其他变量的调整，实际汇率最终会达到均衡，名义汇率也会稳定下来。但是毕竟干预需资源，要付出代价。因此一方面，对于资本项目一开始就要适当管制，另一方面，人民币面临巨大贬值压力时，初期不要做过多的干预，当下跌的能量有所释放的时候，再出手干预，以维护汇率稳定。坚持汇率稳定的原则不要变。在央行独立性没有根本确立之前，未来人民币还是应该选择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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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典型如火车票价和最低工资。如果人为把火车票价压低，那么排队购买就会发生，拥挤会出现，服务质量会下降，这些也是乘火车的代价，叫非货币价格。供求关系不变，货币价格和非货币价格加总在一起的乘火车的真实代价最终不会改变。如果人为把工资水平提高，那么排队找工作就会发生，托人情找关系会发生，工作生活环境也会随之变差，真实的工作收入要从货币工资中扣掉这些代价。供求关系不变，从货币工资扣掉这些非货币代价之后的实际工资最终同样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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