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政策上支持我国养老产业扶持政策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5年第41期(总第1557期) 日(星期五)
经济热点分析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产业如何发展
[导读:3月30日第24期《经济走势跟踪》编发了“中国‘人’的问题”一文,将中国老龄化问题提出并引用《人民日报》文章的观点:面对“未富先老”的巨大考验和压力,如果不加快健全“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制度和服务体系,人口结构迅速老化将使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窒息”。因此,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养老产业在中国正在迅速发展,但养老产业的发展要适应中国的老龄化特点,也需要借鉴他国的经验。]
新加坡的老龄化研究和经验
《联合早报》最近刊发了几篇文章,介绍新加坡面对人口老龄化所开展的的研究和探讨。
新加坡社会正在老龄化,新加坡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65年的65岁延长至现在的83岁,这个数据是全球第四高的。新加坡的“经健康调整的预期寿命”(health-adjusted life expectancy,简称HALE),即预估一个人在出生后能以“身体健康”所度过的年数,男性的HALE从2004年的70.4年,延长至2010年的73.3年;女性同期则从73.7年增至77.7年。洪雅琳在一篇探讨老龄化问题的文章中说,在当前人口迅速老化的国际趋势下,新加坡已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速的国家之一,目前年逾65者已达43万(毎九人中有一位),预计到了2030年将增加到90万(毎五人中有一位)。面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严峻挑战,这已不仅是国家发展的重大课题,更是成了新加坡人必须深层思索与多方开拓的人生重要命题。
新加坡卫生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说:“只要‘健康寿命’的延长速度相等,甚至超越整体寿命的延长速度,年长者没理由不能和年轻人一样,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与其担忧‘银色海啸’(silver tsunami),我们倒不如关注这当中的一线希望(silver lining)。”
洪雅琳认为,首先,就国家政策而言,新加坡主要将老龄化的策略设定在七大方面:即就业、退休保障、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医疗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及老龄化相关研究。至于个体方面,身心健康是基本原则,而财务规划也须乘早安排,开源节流,未雨绸谬乃上策。否则,未富先老,到了晚年仍无法达到“财务自由”(即指不必担心财务情况而能随心所欲地过生活。),而在一切以经济为前提的大环境下,经济拮据的年长者,一旦面对生活费、医药费等沉重的财务负担,自然倍加困挠,还何以安度晩年?
其次,就养老方式而言,可谓因时因地而异,各有特点,无一相同。以新加坡情况而言,它包括了一般人心目中理想的“居家养老”、让社区提供护理服务的原地养老。此外,《联合早报》评论员张从兴还别具创意地提出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社区自助养老。
另一方面,随着与时并进非传统的生活方式的产生,尤以婴儿潮后期诞生的年长者为例,由于教育程度高,经济能力强,更重视自身的独立和隐私,不一定和已婚儿女同住。有鉴于此,另类的养老方式自然应运而生。“银发海啸”的危机也可能因此而成了契机。正因如此而产生了不同类型层次的退休村。如2016年上海首个开发商持有型养老社区,推出了基础标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服务,其服务费则根据所选择的服务项目而定。另外,早在2008年,杭州便有一个名为“金色年华”的收费高昂的高档养老机构,它吸引了不少中高收入的年长者入住,当中容纳了几百名平均年龄为72岁的退休住户,该退休村内还设有超市、餐厅,还有医疗门诊等。此外,还有住户义务教导各类健身娱乐活动,成立老年大学等。
再者,就人文观点而言。其实年长者更重视心理需要,就如建屋局可为独居年长者安置智慧系统,但他们的心理需要则非资讯科技能力所及。尤其是欠缺家庭温暖的鳏寡孤独的寂寞心态,更使得他们倍觉自己成了社会的累赘、家人的包袱。因此,如何以“心件”为本,通过人文关怀,人际关系、情感因素等,提高这一羣属于边缘族群的年长者的生活素质,从而达到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温情“人瑞社会”,则是老龄化社会有待解决的问题。就以重人文关怀的原地养老策略为例,虽然利用资讯科技有助年长者在原地养老,但我们还是须要通过人文关怀的接触以辅助资讯科技的不足与局限。
新加坡的学术界认为,有关老龄化的研究不应只侧重在医疗和老年人的病症上,也应加入社会环境的因素。新加坡杜克—国大医学研究生院(Duke-NUS)2015年新成立的老龄化研究与教育中心(Centre for Ageing Research and Education,简称CARE)着重进行的研究就将包含多个元素,更全面地了解老化对个人、家庭和新加坡整体社会的影响。CARE也计划开发教材,让科研人员、临床医生和社会大众更了解人口可以如何健康地老化。
CARE初期的研究将着重在四个环节:社会融合度与健康、韧性、看护与家庭,以及工作、终身学习和社交上,这类研究有助于改变政策制定人以及城市规划人员,打造生活环境的方式。
德国的养老经验
据《中国建设报》报道,在德国工作生活多年、长期关注并研究养老问题的洲联集团董事、副总经理,德国注册建筑师卢求在介绍德国养老经验时,分析了德国目前的老龄化情况及老年人的养老模式。
根据德国联邦政府统计局2013年最新养老统计数字,2011年底德国总人口为8184万。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2178万,占总人口比例26.6%。根据德国第12次人口预测,德国未来老年人口比例将明显增加。预计到2030年,德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850万,80岁以上老年人增长比例更大。
德国老年人生活模式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居家养老,即居住在家中,生活能够自理,不需要护理;一种是社区养老,即居住在家中,生活部分自理,但需接受移动护理服务或由家人护理;另一种是机构养老,即入住在养老院/护理院,接受护理或康复治疗。但整体而言,绝大部分德国人愿意在年老时继续居住在原有社区环境中。
随着年龄增长、疾病因素,逐步出现护理需求,德国大部分老年人会选择继续居住在家中,由家人或专业护理机构提供流动性护理服务。只有在健康状况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入住养老机构。另有一部分经济情况优越的健康老年人,较早入住高级养老公寓,享受舒适的居住环境和优质服务。
卢求介绍说,针对上述三种养老方式,德国养老设施的建设也主要包括三方面,分别是:住宅适老化建设、社区护理系统建设、养老机构(养老院/护理院)建设。
在住宅适老化建设方面,德国执行的是新建住宅强制性无障碍设计要求,鼓励设计、建造多代居住社区,还包括社区公共部分无障碍设计,适合老人体力和精神需求的环境设施建设,既有住宅的无障碍、适老化改造等。德国相关法律规定,对满足居家护理条件的老人住所,护理保险机构给予每户住宅改造资助金2557欧元(2015年提高到4000欧元)。
在社区护理系统建设方面,德国的社区护理服务系统主要由专业机构提供,大型医疗保险机构提供监督和质量保障,患者共享服务网点和急救站。
而养老院设施建设和运营则由慈善机构、民间组织和政府共同承担,均衡合理规划布局,且根据提供服务的范围不同,细分为养老院、养老公寓和护理院。在收益形式上,德国养老院以出租型物业、长期回报为主,几乎没有大规模销售型养老地产项目。
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德国养老设施需求增长突出,预计到2030年德国需要新增护理设施床位339万张。虽然德国拥有完整的养老体系、一流的护理和医疗服务,但这一切都非常昂贵,如何支付这些巨大开销自然也是很现实的问题。
不过,德国养老制度从社会整体来说主要依靠三大保险支撑: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这三种保险都是法定保险,原则上所有就业人员都需缴纳。缴纳保费的额度根据工资收入提取一定比例,虽然每个人缴纳保费的绝对数额可以相差很大,但获得的医疗服务和护理服务水平是一样的。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又在世界上最早建立了护理保险制度,成为各国研究、借鉴的样板。德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起草护理保险相关法律。1994年,联邦议会通过了“护理保险法”并从1995年开始生效实施。该法规定了“护理保险跟从医疗保险的原则”,即所有医疗保险的投保人都要参加护理保险,是一种不完全的保险形式。保险费率则按照投保人的收入计算,目前为2.05%。
德国在实施护理法之后,护理行业就业人数和培训水平有较大提升。2010年德国养老院护理工作人员有62.1万人,相当于45.3万全职护理工作岗位,在流动护理服务机构就业的人数为27万人,二者合计72.3万人,接近德国汽车工业就业人口总数。
德国养老院平均入住100位老人,就配备有护理人员83人,老人护理状况也得到明显改善。中国护理行业急需研究学习德国等发达国家护理行业先进理念、质量管理措施、人员培训系统等经验,提高行业整体水平。
另外,德国60岁以上人口中接受养老护理服务目前接近10%。对比中国的情况,中国实际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口比例可能明显高于德国。中国面临巨大的老龄人口数量和巨大的护理需求,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经济措施,包括利用保险金融等工具,鼓励民间企业、资本进入护理服务行业。这里蕴含巨大商机。
德国养老院运营基本是以出租物业加购买服务的形式为主,几乎没有大规模养老地产投资项目的开发。主要原因是德国人口总数基本稳定,住房市场没有大量新增需求。健康老年人更倾向于居住在熟悉的城市与社区之中,新开发的养老住宅产品多以多代居的形式,使老人轻度护理需求能够通过社区和流动护理服务得到满足。
卢求认为,中国的经济水平与德国相差很大,养老设施建设滞后严重。不能简单照搬德国经验。特别是在养老院设施水平上目前还有差距,德国养老院以单间为主,且单床建筑面积较大,中国需要根据项目定位特点确定相应的面积指标。
德国整体经济发展趋于放缓,但养老产业方面投资却很活跃、收益也良好。中国未来中高收入老龄人群在居住和护理需求方面有较大市场空间,如果能够准确把握客户需求,深入细致研究、开发相应产品和服务,一定会有长期稳定回报。
居家养老还是集中养老?日本的理念
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达到9.5%,2040年将达到22.1%。而日本的老年人口占比则已超过了25%。
对于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来说,居家养老无疑是最为主流的养老模式。然而,对于这一模式,中日却有着些许不同的理解。近日,日本中京大学现代社会学部教授野口典子在接受《中国建设报》记者专访时介绍了日本居家养老的现状和探索。
“在日本,‘老老介护’已经成为居家养老中的普遍现象。”野口典子介绍,所谓“老老介护”,是指老年人照料护理老年人,两者的关系通常是配偶或子女。据日本政府主管社会养老服务的机构统计,2014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家庭中,65岁以上老人互相护理的比例超过了54%。有的是65岁以上的老人照料护理自己的老伴,也有的是65岁以上的老人照料护理自己的八九十岁的高龄父母或岳父母。
“老老介护”的优点和缺点是同样显著的。对被照料的老年人来说,看护者与被看护者长年生活在一起,熟悉彼此的生活习惯,便于照顾对方。对社会来说,“老老介护”可以减少养老院及护理人员的数量,减少政府对养老设施的资金投入。然而,看护者因常年照顾老人,承受着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加之日本少子化、超老龄化以及独居等现象的加剧,单纯的“家庭护理时代”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缓解这个问题,除了必要的社会福利和国家政策外,社区援助应该得到加强。”她表示,相比起医疗、年金、住宅等生活基础条件,老年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满足与充实也同样需要被重视。
具体来说,社区对老人而言是一个寄托情感的地方,这里有他们熟悉的街坊邻居,能给他们带来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其中老人更容易找到生活的乐趣。在社区中,老人并非是完全的被照料者,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老人还可以自我照顾,甚至还能为社区作出自己的贡献、发挥余热。由此,不仅可以减轻社会养老负担,还能提高老人晚年生活质量,减轻他们的依赖感和被社会排斥感“现在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大家觉得所有的老年人都需要照顾和帮助。其实有一部分能够自理的老人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积极的作用。加强社区援助,不仅老年人生活得更加安心,年轻一代也看到他们积极回馈社会的姿态,也会对自己将来的老年生活有一些憧憬,有助于全社会养老体制和氛围的构建。”
在中国,一方面,少子老龄化、未备先老、未富先老等问题困扰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另一方面,各种养老机构、养老地产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国内的养老院喜欢建成几千个床位甚至上万个床位的,这就变成老人集中营了。实际上大部分老人都愿意在自己熟悉的社区生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曾表示。而野口典子也认为,所谓的“老年住宅”很容易走入误区。“为什么老年人会喜欢专门的老年住宅?为什么老了以后就要去适应新的环境呢?”她反问到,如果是你,会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家去入住一个全新的、看似完全针对老年人而设计的房子吗?
在她看来,全新的、现代化的设备和环境等都不是老年人真正想要的东西。在日本,老年人更倾向于怎么把每天的日子过好,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光鲜亮丽。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就喜欢自己做饭、喜欢自己用了多年的某个炊具,如果把这些换成现代化的自动化的电子产品,他们不仅不觉得方便反而还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
然而,随着老年人身体机能的退化,以往年轻时的居住环境必然存在一定的不适应性。对此,野口典子表示,日本在建造住宅时,比较注重房屋空间的可变性,当老年人腿脚不方便时,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定需求调整房间的结构。这种建造房屋的理念也正在中国落地。
在民政部北京职业管理学院教授成海军看来,在中国,目前居家养老服务领域也存在很大的欠缺与困境,无法满足社会需求。除了老人居住的住宅,建立和完善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老年活动中心、家庭服务中心、老人饭桌等服务设施,是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基本物质条件。具体的措施包括同步规划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整合社区养老资源、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等。
美国养老的电商化尝试
在移动通讯时代,最热门的商业趋势是将供求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市场平台。《福布斯》最近介绍了一家为美国老年人服务的电商公司的经营模式,令人耳目一新。
美国新近出现了一家养老护理公司Honor,这家公司由桑迪o简、卡梅伦o林、莫妮卡o罗和赛斯o斯滕伯格共同创办。公司还得到了马克o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的投资,以及苹果零售店之父罗恩o约翰森(Ron Johnson)和参议员鲍勃o克瑞(Bob Kerrey)、点评网站Yelp首席执行官杰里米o普勒曼(Jeremy Stoppleman)、Facebook技术总监迈克o斯科洛普夫(Mike Schroepfer)、PayPal联合创始人马克斯o列夫琴(Max Levchin)以及一大批硅谷精英、企业家和投资者的青睐,演艺界名流杰西卡o阿尔芭(Jessica Alba)和卡什o沃伦(Cash Warren)也赞同公司的理念,这些人都向Honor投了资。
公司首席执行官赛斯o斯滕伯格(Seth Sternberg)说,“我们正努力将老年人家庭护理全面现代化。我们的目标是令自己的父母能尽可能长时间地生活在自己家中。”
由于婴儿潮一代人集体步入老龄,老年人口数量呈爆炸性增长。大多数老人都希望能尽量住在自己家中,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护理方案都无法令人满意,而且价格相对较高。
美国的家庭护理业现有150万名护工,他们的工作包括协助老人起床、淋浴、吃饭并提醒他们按时服药。大多数护理员是独立的合同工,剩下的则受雇于全美约5万所家庭护理机构。在下一个10年内,预计还会有60万人加入该行业。这些护工平均时薪为9.5美元,远低于家政服务员和临时保姆。他们主要是兼职,工作时间不稳定。超过一半的护工要依靠政府援助生活。所以也就难怪从业人员流动频繁,护理质量低。这种情况给数百万美国家庭带来了巨大压力,也令很多老年人最终只能过早地住进医疗护理机构或者养老院。
从现在起到2050年之前,65岁以上的美国人口预期将接近翻一番,增加到8400万人,给美国带来的挑战有增无减。
Honor公司的新投资人安德森,他的公司向Honor公司注资1500万美元,他本人加入了该公司的董事会。他认为,“我们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挑战,那就是如何为大幅增加的老年人口提供尽可能尊重、人性化和积极的服务。另一方面则是护工,目前这份工作并不让他们觉得受到尊重,即使表现突出,他们也得不到应有的奖励。而且这是一份辛苦的工作。但是,我们有机会让这份工作成为一份更专业、待遇更好,并且能够为护工们赢得更多尊重的职业。
而Honor公司有办法一次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Honor本质上是一个在线市场。护工们可以在上面注明他们的资质、技能、能够提供服务的时间以及能接受的工作地点。老人们可以注明他们所需的服务类型、希望接受服务的时间以及重要的个人信息,例如他们只懂汉语,或者家中养猫,又或他们住在高层单元等。Honor相应地将护工和老人进行匹配,并将匹配结果提交给老人及其家人作最后的审核。
Honor将为老人们提供一个易于使用的触屏式定制设备,方便他们将自己最新的需求或状况告知护工,这样护工可以在到来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该设备还可以用来记录所接受服务的种类以及服务时长,也可以让老人们在上面对护理质量进行评分。获得授权的亲属可以查看相关信息以监控护理情况。
Honor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如何打造护工社群,以兑现该公司的承诺,这就是苹果商店的经验发挥作用的地方。
咋一看,招聘换洗便盆的护工和招聘一个懂得修电脑的科技高手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但是约翰逊认为,这其中其实有很多共通之处。“你必须创造对员工有意义的工作岗位,”他说,“这远远不止工资和时间安排那么简单。而是有关如何给员工布置任务,员工如何提高其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等,而我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提到苹果商店,约翰逊说,“我们努力开发了一个雇员档案,对员工进行完善的培训,并就如何与客户交流创设一个目标模式。”离开苹果后,约翰逊曾出任百货零售商彭尼百货(JC Penney)的CEO,但发展相当不顺,现在他创立了自己的企业Enjoy。虽然仍然在“秘密”进行,但Enjoy距离Honor在旧金山的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而约翰逊一直在就如何实现Honor的种种服务体验向斯腾伯格提供建议。
虽然薪酬不是一切,但却是非常关键的要素,Honor计划向护工支付每小时15美元的薪资,比目前的平均时薪高出50%。在公司计划推出业务的旧金山湾区,由于生活成本极高,所以会支付更高的17美元。(接受护理的老人们支付的薪酬接近每小时30美元,差价就是Honor的收入。)为了聘请和管理作为独立合同工的医护专业人士,Honor请来了淮德拉?埃利斯?兰姆金(Phaedra Ellis-Lamkins ),她曾是南湾地区一位有声望的劳工组织者,目前担任扶贫环保组织Green For All的CEO。淮德拉负责为Honor在旧金山东部康特拉科斯塔县的试运营业务(4月份开始营业)招聘员工。此外,她还负责设计培训计划、服务标准和背景审查流程。
Honor可能面临的挑战与优步和Lyft等其他市场平台类似,例如司机宣称他们应当是雇员而非合同工并起诉公司。“我一直倾向于把他们当作员工而非合同工,”埃利斯?兰姆金表示,“但人们选择离开的第一大原因是缺乏尊重。他们希望具有灵活性,控制自己的日程安排,能够有拒绝任务的灵活度,赚尽可能多的钱。”“我们在康特拉科斯塔县宣传的是每小时17美元,很多人都打电话来询问这是否是真的。”在康特拉科斯塔县试点后,Honor公司计划首先在旧金山湾区试运行,之后再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斯腾伯格显然已经赢得了多位重量级赞助者的支持。这些支持者包括:谷歌高层人员阿德里安o奥恩(Adrian Aoun)、拉兹洛o伯克(Laszlo Bock)、安迪o康拉德(Andy Conrad)、布莱德利o霍洛维茨(Bradley Horowitz)以及杰夫o胡贝尔(Jeff Huber)、NextDoor的CEO尼拉夫o托利亚(Nirav Tolia)、Path公司的CEO戴夫o莫林(Dave Morin)、AltSchool 的CEO马克斯o文蒂拉(Max Ventilla)、投资人米切尔o卡普尔(Mitch Kapor)以及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 )前CEO本o吉勒斯(Ben Jealous)。
斯腾伯格希望,有朝一日Honor将会成为一个消费者品牌,一家不辜负它名字“尊重”的公司。“在当今世界,我们对专业护理人员的尊重不足。但我们应该尊重他们,也尊重我们的父母。”
中国老年护养市场“跟互联网一样热”?
松域资本公司(Pine Field Capital)驻香港的投资人汪国兴最近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说,中国老年护养市场“是中国一个非常热的市场,跟移动互联网一样热。”不过,Rubicon战略咨询公司创始人本杰明o萧伯特(Benjamin Shobert)认为,尽管中国市场的潜在规模是巨大的,但让这些机遇变现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遥不可及。
萧伯特说,这个问题的最佳例证是在中国的老年公寓市场,大量机构资本、房地产开发项目以及外资老年护养服务运营商的投资兴趣和经营活动汇聚在一起,创造了大量的新建和改建老年公寓社区。然而,设施利用率仍然低于预期,即便一些外资运营的设施已经进入开业的第二年。一般说来,中国消费者至今仍然搞不清老年护养项目提供了什么服务,它们是否值得付出额外的成本(相对于居家养老),也意识不到当他们搬入老年公寓之后可能享受到怎样的健康和社会效益。
这一切并不是说,中国的老年护养市场永远发展不起来,但却表明,纸面上的市场机遇尚未达到外国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和运营商的期望值。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采访了中国老年公寓市场的多位高管和团队成员。这个群体的情绪明显不同于两年之前——那时候,人们普遍有一种繁荣和无限可能的感觉。现在,他们的注意力更加集中,而运营商更关心如何让自己最初的开发项目招徕客户并实现盈利。一家在中国老年公寓市场进行一系列战略投资的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告诉我,他们已经“按下了暂停键”,未来5年不会在这个市场追加任何投资。
这是为什么呢?即便对这样一家公司,一家拥有丰富经验并成功开发过众多项目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来说,市场也没有像他们原先憧憬的那样做出快速响应。这家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一直奉行多样化的策略,提供从基本生活照料到高端视力保健的一系列服务。尽管他们看到市场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响应,但市场营销、员工培训和队伍建设所耗费的时间和资金都超出了他们原先的预期。
当前盛行的逻辑一直是,中国的人口发展问题让老年护养市场的机遇势不可挡。不过,中国医疗保健领域的一位专家,最近把中国老年护养市场称为投资界的“独角兽”——某种人们可以描述其可能性但却从未真正见过的事物。这就是中国老年护养市场如今的处境:一种大家都能讨论的理念,但却还没有谁能成功践行。
而这个市场对投资者来说“跟互联网一样热”,这有多令人担忧呢?如果说中国的老年护养市场没有经历过这样一段“非理性繁荣”,可能这反而才会让人更感到意外吧。换句话说,在当时那种局面下,纯粹是因为有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在这些领域发挥影响,就促使投资者和运营商不可避免地一窝蜂涌进来,在员工队伍的培训尚不充分、商业模式还无法实现可持续的情况下,未经深思熟虑就进行资本投资。而那些明智和耐心的投资者将会迎来独一无二的机遇,接手那些因开发不当而被其现有所有者和运营商过早地放弃的资产。
中国老年护养市场最明智的投资者和运营商一直明白,在中国获得成功,取决于耐心、迅速调整商业和临床保健模式的意愿以及一套严谨的方案来把握以多快的速度建设出多大的容量。
那些对中国市场机会持有谨慎态度的人认为,将可能成为全新老年护养机构目标受众的中国老年一代,可能会以与经历过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那一代人同样的心态看待这种服务。也就是说,只有在完全没办法生活自理的情况下才考虑到养老院生活,因为这样做就相当于迅速消耗你所能留给子女的财产。
眼下这一代中国老年人,一生经历了诸多苦难:二战后满目疮痍的中国经济、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此外,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家庭对待医疗保健支出是非常谨慎的。汤姆o巴内特(Tom Barnett)写道:“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如此迅速地致富,又如此迅速地衰老。”我还要补充一点:中国迈向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变得富裕却并不一定。正因为如此,在看待人口统计数字时——这当然非常引人注目——必须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因为中国目前的老年一代恰巧经历过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
目前中国老年人对养老产品的喜好还有待发现,而且这种喜好需要达到足够的规模来证明经营此类养老服务的可行性,并验证近年来对这个产业的关注和兴趣存在其合理性。不过,对专注于老年人护养发展动态的任何严肃研究——无论资金来自于国外还是国内——都必须承认,投资者对中国老年人护养服务的兴趣空前高涨。
而萧伯特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年面临着一系列特有的挑战,这些可能会使得这个市场的成熟步伐要比有些人所希望的慢得多。
具体而言,中国消费者对生活方式型老年护养服务的持续支付能力或许会是一个重大障碍,尤其是如果中国经济(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最终会迎来一次迟来的大幅回落的话。目前仅专注于生活方式型老年护养服务的开发商(大多是国内企业,甚至可能全部是国内企业)可能将面临困境,而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这个特殊的模式在中国最终可能不可行。此外,高端服务也很担心,因为不知道这个市场真正有多大。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情景:少数几家高度定制化的高端服务运营商很成功,但由于市场接受度或者富有的中国人可以获得其他形式的老年护养服务(比如居家护养),高端市场永远不会真正腾飞。萧伯特推测,以向中产阶层消费者提供原地养老服务的社区为目标,并围绕这一原则设计一系列服务的老年护养运营商将会拥有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即使目前许多其他运营商都在苦苦挣扎。
还有,在中国社会里,孝顺这个道德原则依然很重要。投资者和运营商还必须考虑很可能会推动市场向前发展的诸多因素,比如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巨大影响,以及中国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
萧伯特认为,中国的老年护养市场可能正在从一段人人只会看到上升空间的繁荣期,过渡到一段投资者认为自己可能从根本上对市场需求判断错误的失望期。中国需要运营商和投资者具有耐心,而这个市场尤其会回报那些愿意迅速但悄悄开展工作,留心市场需求以及消费者愿意为什么掏钱,然后相应调整服务的投资者。每一家老年护养运营商或者房地产开发商是否能够承受这些反复调整是一个问题,而中国是否存在市场机遇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应该把今天面临的问题与市场整体缺乏机遇相混淆。
(整理、编译、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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