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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转载]中国教会史（一）
&&&&&&&&录
一、……………………………………………………………001
二、………………………………………………………………005
三、………………………………………………………012
四、…………………………………………………………019
五、……………………………025
六、…………………………………………………………030
七、……………………………………………035
八、……………………………………………………039
九、……………………………………………042
十、…………………………………………047
十一、………………………………………………051
十二、………………………………………………054
十三、…………………………………056
十四、…………………………………………064
十五、……………………………………………………………068
十六、………………………………………………099
十七、…………………………………………071
十八、……………………………………………………080
十九、………………………………………086
二十、…………………………………………………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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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29：10、启11：15)
自唐朝景教(公元635年)传入中国，直至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了。即使从马礼逊开始(1807年)来中国时算起，也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在这两百年中实在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事和每一个中国人信徒都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必须详细分析和了解，才能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和发展，有更全面而正确的了解。研究中国教会历史，必须面对两个挑战。
一是如何避免个人的主观成见：研究世界性教会历史时，我们会较容易客观和冷静，因为事情发生在欧洲一带，离我们较远。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却都发生在中国本土上，感情上会很亲切，容易投入，也容易引发许多个人的情绪，这导致主观和冲动，以致不能够客观及冷静地去分析历史。这挑战要求我们除了要细心分析各方的资料以外，还要有一个客观和冷静的态度。无法避免的是各人的神学立场将迫使他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出现许多主观的挑选。当然，没有历史是完全客观的，因为历史是过去了的事情，在重复编写时难免会注入主观意见，我们在此只好收集各种资料，尽量提供“客观和公正”的历史观。
二是如何取得历史的意义：研究历史必须要有目的。也就是说要从研究中获得今天的意义。让历史鉴古知今，不要再犯前人的错误。盼望这样的组合可以给大家去认识一个比较客观的「中国教会历史」。我们尽量把中国教会历史好的一面和失败的一面都坦然的交待出来。
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好的一面：基督教对中国的科学、医术、教育、社会风俗习惯和文字工作等，都有过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失败的一面：一般的中国人，对基督教有成见，是有一定的历史因素。当中有宣教士失败的因素，也有教会软弱的因素，我们必须敢于承认，谦卑地接受他人的指责。事实上，信徒可从失败和软弱中，体会到神的信实及保守。人虽然有软弱，但神却仍然坐着为王。基督教在中国，经历了很多艰苦时刻，其间留下了不少令人痛心的回忆，然而基督教却没有在中国消灭。今日许多中华儿女已重生得救，享有永恒的生命。而中国信徒在圣经知识方面，亦不断成长。这些都证明神是爱中国的，神并没有抛弃中国的信徒。在谈论历史前，让我们先稍为了解中国的宗教背景。
一、中国的宗教背景
中华民族在宗教上向来没有固执的成见，信仰有绝对的自由。不独在固有的宗教上很少争端，即对于外来的宗教，也莫不宏量的容纳。这一点，在我们将述说宗教背景之前，就先郑重的提出。有人说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虽然号称有儒释道三教，其实释教是外来的，如果将之除外，儒、道教，都算不得宗教。
梁任公说过：“儒教之教乃教育家之教，非宗教之教也。”儒家所崇奉孔子，本是个教育家，他的学说，只限于现实的人生，很少讨论到天道与神明，而且他的天道观念，正是修正了古代遗传下来的神权思想。
儒教本不是宗教，诚如梁任公所说，但是后来却的确变成宗教了。不但如此，在无形中竟成国教。孔子自身有反对古代宗教的意味，他把古代的天祖崇拜，从宗教的而变为伦理的了。从前以“天”为有意志的神明，“祖”为有知觉的精灵的观念，到了孔子身上却大大地不同。孔子观念中的“天”，已不是有意志的神明，而是一种流行不息的定理。
至于所称的道教，创始人汉代的张道陵，依托老子的之名的。老子本是哲学家，而不是宗教家，从他所遗下的五千言道德经中，知道他认为宇宙的本体为道，道的性质是自然，并不是一个有意志的神明。张道陵借托老子之名用符箓来愚民，做黄冠逐食的法门。
我们无论走到那一处城市，便可以见到许多孔廟、庵院、寺观，即数十户集居的小村庄落中，也必有一混合的廟宇，供着观音、关帝、财神、阎王……等等塑像，尤其在普通家庭之中，莫不有土地神、灶神、门神及祖先等神牌，按时按节的焚香烧纸，顶礼膜拜。这一种无可否认的事实，岂不是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吗？我们不能根据少数学者的理想，就把这种事实根本抹去的，这是“睁眼人说瞎话”。
这样说来，怎能说来中国是没有宗教的呢？换一方面看，简直可以说每个人民，都有他混合式的宗教信仰：信天，信鬼，信万物都有神明。从坏的一方面说，这种信仰程度是很低的，不合时代的，应加以改正。从好的一方面说，中国人民都是承认精神生活的重要。而且对精神修养方面，更有很丰富的经验，古圣贤人对于这方面有过不少有价值的理论，这也是中国文化上最优越的一点。
二、唐朝以前基督教来华的种种存疑传说
在唐朝景教(Nestorian涅斯多流派之基督教)传入中国前，中国教会历史都无法有真实证据证明是否曾有基督教的传入。一般的资料只能以“传说”方式引证。
1.使徒多马传入说
多马(Thomas)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初早期教会历史有记录说使徒多马曾在中亚细亚和印度建立教会。更传说多马及其门徒曾把福音传到印度和中国。
在马拉巴教会迦尔底亚(Chaldean)的祈祷书中记载说∶“中国人和埃提阿伯人，因多马的劝勉，信仰真道”。又说∶“基督教藉着多马的宣扬，犹如双翼之鸟，飞往中国”。罗金声著《东方教会史》说∶“据传说，当保罗往西方传道时，多马即到东方传道。最初，多马是沿东边海岸，在靠近现在的玛德拉斯(Madras
印度东部)宣传福音，后来，又往沿西海岸马拉巴(Malaber
印度西部)宣传福音，有很大的成就。再后，他又转往东方宣传福音，旅行直至中国为止。他回到印度东部时……不信上帝的人攻击他，又因他们受了婆罗门（Brahman
印度教)教徒的煽动，便用石头打他，用枪刺他。他们将他的尸身抬到城内安葬。这是主后68年的事。”
如果这传说是真实的话，那使徒多马曾到中国传福音，应当是在汉朝明帝永平年间。
2.使徒巴多罗买传入说
巴多罗买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根据新约圣经的研究，他可能就是约翰福音中的拿但业(约1&#，21∶2)，传说他在亚美尼亚殉道。“在印度的传说中，当保罗传教至小亚细亚的时候，有多马与巴多罗买传教到东方，说多马到了印度，巴多罗买到了中国”
3.基督徒逃难传入说
传说在主后65年尼禄虐杀基督徒，七十年耶路撒冷被灭，基督徒逃难东来，正值佛教输入中国的时候。如果这记录是可靠的话，那时也应该是汉朝明帝永平年间。
4.叙利亚传教士传入说
据说在东汉时代，曾有两个叙利亚教士到过中国。他们到中国来，表面上是为了要学习养蚕治丝的方法，把蚕子带回欧洲，可是他们的本意，乃是传教。
5.三国孙吴时代传入说
一般认为，最早提及中国基督教的是罗马人阿尔诺乌斯的《驳斥异教徒》，该书写于主前300年左右，书中称当时基督教在中国已有传播。这与中国的一项出土发现相互印证：明朝洪武年间(年)，江西省庐陵一带出土一个铁制的大十字架，上铸赤乌年月。按赤乌系三国孙吴年号(238-250年)。铁十字架上铸有对联一副写着：“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王氏说下联“万民怀大泽”这一句，有人认为是指耶稣的受难救世工作。
根据种种历史遗留下来的迹象，早在唐朝以先，基督教已踏足进入中国，但实况如何，以上五种说法皆属传疑，有待考证。而正式有文献记载者还是唐朝之景教。不管怎样，古代的中国乃是强大的国家，远在汉朝时已有丝绸之路通往西方，中国人与印度人、波斯人、犹太人、罗马人的来往早有记录。基督教早在汉朝时曾与中国人接触不是奇怪的事。当然，这些脚踪和事迹都没有在历史中留下任何的影响力。
三、犹太教的遗迹
犹太教徒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挑筋教徒，因为他们不食兽类腿下筋，中国人这样称呼他们。犹太教徒的一些习俗（如不吃猪肉）与回教徒类似，时常被中国人误会认为是回民。他们所建的会堂，都面向耶路撒冷，有如中东早期的回教寺。古时的中国人也有称犹太人的会堂为“清真寺”，但是犹太教徒总喜欢称自己的教门为“一赐乐业教”，并称自己为“一赐乐业人”。按“一赐乐业”，就是“以色列”(Israel)的音译。以色列本名雅各(Jacob)，其后裔被称为以色列民、或犹太人。
1.犹太人的入华-----犹太人究竟是何时到中国来？
根据历史学家的意见，很难有一致的说法∶有主张说是在周朝、有说在汉朝、有说在宋朝有犹太人到中国来的。但根据历史资料判断，犹太人真正到中国住下来是在唐朝僖宗乾符年间已相当多。那时应该是在唐末以前。根据一亚拉伯人的游记，到公元879年（即唐朝僖宗的乾符六年），黄巢破广州时，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波斯人等等被杀戮者，几达十二万人，这可想见犹太人在当时已相当多了。根据法国著名汉学者哥地尔(H.
Cordier)的意见，以为犹太人到中国，应当在后汉明帝时代，他们是路经波斯到中国。这项推定，是假定公元70年（即汉朝明帝永平十三年）当犹太京城耶路撒冷沦陷时，流离的犹太人遂转辗到中国来。按照中国正史，提及犹太人的记载，是《元史》的《文宗纪》所记载∶“天历二年诏僧道，也里可温、术忽、合失变为商者，仍旧制纳。术忽即犹太族也”这一则为最早的记录。
近年研究在中国犹太教之学者甚多，其中传教士竟占一大半。最先着手研究的为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他首先发现在河南的开封，有犹太遗民和犹太教堂的遗存。公元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曾接见一来访的河南人艾田。艾田说他的先人为犹太人，而他本人仍信奉犹太教。利玛窦从艾田得知∶在河南开封有他们的会堂一所，并有犹太教徒十余家。根据历史，在开封有犹太会堂，存放着摩西五经，在那里有五、六百年之久。明朝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另一耶稣会教士艾儒略（Julio
Alenio），也到开封调查犹太教的遗迹。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耶稣会教士骆保禄（Gozani），和苏霖（Suarez）就有关开封犹太教的会堂构造，及其所保存的经典，提出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教士孟正气(Dominage)亦在开封从事这项研究达八个月之久。清朝高宗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教士韩国英(Petrus
Cibot)亦到开封研究犹太人的会堂。到了十九世纪，清朝宣宗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伦敦一个基督教向犹太人传福音的犹太人布道会，又派研究员到开封调查犹太教的遗迹。香港的斯密司(G.
Smith)将其研究成果，于文宗咸丰元年（1851年）在上海发表，而在开封所存犹太教的经典，也在上海影印出版。另外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伦敦的犹太商人曾用希伯来文和开封的犹太人通信。后来，在穆宗同治六年（1867年），奥大利的商人利伯曼(J.L.
Lieberman)曾亲自访问开封的犹太教堂。咸丰七年(1857年)，流寇之乱，使开封犹太人向四方逃难，犹太人多数在此变故中离散。同治六年(1867年)，著名基督教学者丁韪良(William
Martin)到开封访问犹太教遗迹时，会堂已遭破坏，所有遗物荡然无存。
2.会堂的规模
明朝末期崇祯十五年毁于黄河汜滥的犹太教会堂，曾由赵姓的族人出资重建。根据早期调查者的报告，该会堂长六十尺，宽四十尺；连附属的建筑物和土地，也不过长三、四十尺，宽十五尺。在门的东侧有牌楼，从牌楼望进去，有广场竖有三面碑记。会堂有一铁香炉、二座大铜盘、二苹大花瓶。会堂的至圣所，原陈列有十三部旧约的圣经。会堂始建于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在明英宗天顺六年（1462年），及毅宗之崇祯十五年（1472年）曾二度被水灾所毁。
四、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简略
基督教发源于巴勒斯坦，由于教会的一大使命—－往普天下传扬福音使然，许多西方传教士奉天命、舍亲人、背故乡，不远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但道路崎岖，传教事业一波四折。
在第七世纪的景教传入中国以前，估计已经有人将福音带到中国，但却因没有可靠的证据去支持这论点，故我们便从唐朝的景教开始去讲解。
从第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主年第七世纪和第十三世纪，那是中国的唐朝和元朝。基督教最早由涅斯多流派，在主后635年传入中国，始于唐朝，史称景教。最盛时的情况是“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但在“武宗灭佛”(845年)的情况下告一段落，共生存了210年；事隔500年后第十三世纪，福音二度传华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由于其植根于蒙古人，在改朝换代中随之销声匿迹。
基督教在这两个时期的发展，只是昙花一现，没有结果，但无论如何福音还是传入过中国。因为中国的政治和宗教常混在一起，及其它的原因，使基督教在这两个时期无法发展。
主后第十六世纪，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当时是中国明末清初时期，主要来华传入教的是天主教的耶稣会成员，耶稣会除绝对服从教皇外，他们还有宣教的热忱。在明末清初时，由于当时政府对外实行闭关政策，以致许多传教士无法进入内地，曾有范利温说道“磐石呀!
磐石呀!什么时候可以裂开呢？”。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耶稣会传教士是利玛窦，凡认识利玛窦的中国人，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他曾将天文、地理、历史、算学等科学知识，一并带来中国，而且利玛窦努力学习中文，研究中国人有风俗习惯，对中国人有相当的了解。直到今日即使是反对基督教的人，对利玛窦都有好的评价。在耶稣会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受到当时很多君主的礼遇，所以一度空前的发展，但由于“礼仪之争”使之高潮旋即结束；&&&&&&
四度来华在主后十九世纪，是以新教为主的来华传教，是第四个时期，是最后一个时期，同时也是最困难、最辉煌的时期。
更正教第一位宣教士英国伦敦会的马利逊来华(1807年)，他在中国14年才引领两个归主，工作了27年只发展了20多个人。但在19世纪初，中国福音之门打开，福音才得以传扬，在19世纪中叶时，戴德生建立了内地会，这样福音才深入中国内地。
所谓更正教，是改教运动以后从罗马教庭分别出来的教派，今天人们把罗马教庭称为天主教，而更正教则称为基督教。虽然基督教士的传教来华比天主教的耶稣会迟了三个世纪，但却比天主教较澈底和有影响力。事实上，福音此时才开始得以在中国萌芽，扎根生长。
从基督教来华的历史，又可以为四个阶段。1)开拓期：从1807年至1842年，是马利逊来华的时期，这时中国是禁止自由传教的，主要是做些福音预备工作。2)发展期：五十年以后福音门打开了，传教是藉“传教条约”，但日后却招来了中国人的仇视和误解。3)全盛期：1895年至1927年，中国教会发展，开始独立自传和自养，出现不少中国信徒领袖。4)滞留期：1927年至1949年。
一、唐朝景教传教史
基督教真正传入中国，当以唐朝景教为准。自从明朝天启五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被发掘、及续后在敦煌石室发现若干部景教所遗经典以后，景教入传中国的史实，才重新被世人所注目。(“大秦”就是“罗马”的意思)其历史的真实性才可确立，景教入传中国的始末，才得考据。如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存放于西安市碑林博物馆内，高十多尺，宽五尺，厚一尺多，可随时参观。
1.景教的来源
景教在唐朝时曾被称为弥施诃(Nestorius)教，而他们的教士则曾被称为波斯僧、或大秦僧；其所建立的教堂，先后被称为“波斯寺」”、及“大秦寺”等。因为他们的教士来自波斯，其教门发源于大秦(罗马)属地犹太，而有此称。景教本属基督教的涅斯多流一派；其创办者涅斯多流(Nestorius)，为叙利亚西部安提阿(Antioch)人。
当基督教在主后第四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不久，教会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争论，就是阿利乌与亚他拿修的争论，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最后在尼西亚会议上教会肯定了亚他拿修的神学思想，也就是亚他拿修所提出的耶稣基督的完全神性(详见《尼西亚信经》)。当亚他拿修所提出的基督神、人二性的问题，从此教会展开了激烈讨论。
在主后428年，安提阿教会的著名传道人、叙利亚人涅斯多流被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此人精力过人，口才出众，广受信徒的欢迎与敬重。曾与金口约翰齐名，为安提阿学派的主要学者。在任职期间，涅斯多流充分发挥其恩赐和才干，并十分热心，不遗余力去攻击异端分子，不幸地他后来与其他教区的主教发生了冲突，主要的分岐乃在神学性的问题上。
涅斯多流的基督论可以说是十分坦率且大胆，他极力反对亚波伦拿流派的理论，他是主张耶稣由道身和肉身两者合成，马利亚仅生耶稣的肉身，和的神性无关，故不能称为“圣母”。进而强调基督同时有截然互不相干的神人两性，这样将基督变为分位格的神人，称「两性两位论」；
涅斯多流不接纳耶稣基督被马利亚真正怀孕(当时他被判异端是因为不能接受马利亚是“怀了神”(theotokos)，只说神的儿子基督是藉着马利亚的肚腹“流出来”)而生出来，此论被当时的正统教会在四三一年的以弗所教会大会中判为异端。
其实他并不否认基督的神性，只是强调基督的从属的现实性与完整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把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但是却敬拜一个整体。”他从来也没把基督分割为“两个儿子”，神之子与马利亚之子。但他拒绝将基督人的行为和所受的苦难归给基督的神性。他反对把马利亚当成“神之母”，因为那样等于宣称神性可以由一位女人产生，或者说上帝非唯心只是两三月个大的婴儿。他的名言就是“上帝并非两三月个大的婴儿。”
在基督教神学史上，安提阿学派常与亚力山大学派相抗衡，倾向于理性主义，尤其是对圣经的解释。于是上述神学观点遭到以亚历山大主教西利尔(有译“狄提乾”)为首的亚历山大学派的激烈反对，这派一些主教指责涅斯多流贬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只把耶稣当成一个带有神能力的人。于是双方展开论战，罗马教会支持西利尔，而帝国政府则支持涅斯多流所代表的安提阿学派。为了维护帝国的安定和秩序，狄奥多西二世决定于431年在以弗所召开宗教会议解决争端。西利尔一派抢先到达以弗所，在以弗所教会监督梅农的支持下，不等安提阿派代表到会，便于6月22日早晨擅自开会，控告涅斯多流教导基督是两个人，定涅斯多流为异端，罢免其教职。并给涅斯多流送去罢黜书：
“与加略人犹大同出一辙的涅斯多流，我们向你宣布：你犯了用说教破坏圣经的罪，又犯了不遵守教会法的罪。现以431年6月22日公会议的名义，把你从所有圣职罢黜，并剥夺你在教会中的一切身份。特此通告。”
6月26日，以安提阿主教约翰为首的40名安提阿派代表到会后，对西利尔等所作的决议提出了抗议，同时另外召开会议，以破坏会议的罪名将西利尔的梅农撤职。随后到会的罗马代表加入西利尔一方，又把约翰撤职。双方互相指责，大吵大闹。最后，狄奥多西二世只得以骚扰罪把涅斯多流与西利尔全部撤职。但双方论战仍未结束，到433年，在帝国政府的干预下，双方达成协议，暂停论战，安提阿学派不再支持涅斯多流。而涅斯多流的追随者则形成独立的涅斯多流派继续其神学主张。435年，涅斯多流被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判为异端，放逐到阿拉伯和埃及沙漠一带，许多主教不满以弗所会议的不公平
，拒绝接受对涅斯多流的判决，也遭到流放的下场。
也许涅斯多流当时对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在观念上确有点混淆。但可惜在他没有辩白之余地，就被判为异端并放逐。在放逐期间，涅斯多流写了一本书《悲剧》，内容他一生的遭遇。他年青时奉献自己当修道士，后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曾猛烈攻击异端分子。如今他自己却被判为异端，又被放逐，心里感到十分委屈。在451年去世。
令人惊讶的是，就在涅斯多流凄惨地去世那一年召开的迦克墩会议上，基督完全的人性被肯定，会议宣告“基督只有一个位格，但兼具神、人二性。”而这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当初的胜利者西利尔反被指控主张基督只有一种性质，即独性论被判为异端(详见《迦克墩信经》)。
实际上涅斯多流受到谴责，主要教会之间不和多于教义上分歧，西利尔的敌意来自于亚历山大堡和君士坦丁堡传统上的矛盾，心脏对涅斯多流影响力的嫉妒。在马丁路德看来，涅斯多流沸反盈天民基督教正统之间并没有什么重大差异，因而在许多方面为其辩护。他在1539年著《宗教会议及教会论》中，论及涅斯多流问题，认为以弗所会议对涅斯多流基督论的攻击是不公正的，在信仰上涅斯多流没有被判为异端的理由。
涅斯多流被判为异端以后便带领其门徒十七人，逃出罗马来到波斯，受波斯国王之礼遇和保护，得以在其国境内继续建立教会，信徒自称为“亚述”的基督徒。这派基督教后来又传到印度及亚拉伯各地。公元489年，东罗马皇帝则诺(Zeno)封锁涅斯多流派的修道院，并没收其教会财产。后来涅斯多流在叙利亚一带兴旺，自称迦勒底(Chaldea)教会、或亚述(Assyria)教会。波斯国灭亡后，因涅派主教受哈利发王（Khalifa）之信任，把其总部移到八吉打(Baghdad)，又受皇帝保护，而兴旺一时。
&至第六世纪末叶，涅斯多流派的基督教，由中亚细亚进入中国，称为“景教”。至于被称为景教的由来，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记∶“宜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这一句话的意思，让我们知道“景教”二字是∶“正大光明之宗教”的意思。
涅斯多流派信徒热心传道，并把福音带到中国，无论涅斯多流派有信仰是否纯正，或有所偏差，但他们始终是第一个将福音传到中国的教派，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2.景教传入中国的背景
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宗教情况，与景教的传入是有关系的。事实上，基督教在某一地区的传播和当地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背景，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主后100-300年，罗马皇帝大力反对基督教，基督徒也因此经历了多次的逼迫。主后313年，君士坦丁皇帝信了主，基督教的情况就大大转变，基督徒享受很多优待和自由。后来东罗马帝国衰落了，东方教会也随着走下坡。但在西罗马帝国，由于日耳曼民族入侵，而他们又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因此整个社会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得以自由发展，故东西教会的情况就有正在天渊之别了。从这个事实可见，社会政治局势，和基督教的传播经常是息息相关的，也是彼此影响的。这种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亦特别明显。这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历史背景的原因，也能总结经验有助于今后的传道。
在汉代，中国与波斯之间已经开辟了交通路线----丝绸之路，使外交大臣、负贩商贾或传道人员能够自西向东来到中国。至隋唐，当时中外通商的主要交通就是就是丝绸之路，盛行于西亚的三种宗教----火袄教、摩尼教、景教也分别随之东来传入中国。
当时是中国的唐朝，由唐高祖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唐太宗虽年轻但英明能干，智勇过人，在执政的二十三年中，平定外敌，安定秩序，人民生活美满，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黄金时期。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宗教情况，以致景教能够很好的传入。
唐太宗在个性上有很多优点。其一是知人善任，另外是谦虚好学，容纳批评和劝告。这开明的个性，有助于景教来中国以后的发展。当时中国与小亚细亚印度等国家，有贸易往来，于是景教就把握机会传入中国了。但是唐太宗亦有其过失，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抢夺皇位的手段，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唐太宗的皇位，是凭着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政变取得的，这次政变的事实也给后世留下了不良的影响。唐朝皇室为了争权夺利，骨肉相残，每代都有，例如恶名昭彰的“武则天”女皇夺权的过程。所以景教传入以后，在表面上看来是一帆风顺，实际上是危机重重。只要有一次政变，景教的地位亦随之而变。
在唐朝时传入中国之三个外来宗教有∶火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均来自波斯，也各先后在京师建立寺院（即唐时佛教徒所称之“三夷寺”。）为别于袄、摩二教，景教寺乃由波斯寺改为大秦寺，以分别所传宗教，表明来自秦国（罗马）属地之犹太。
3.景教碑的内容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在陕西西安郊外被发掘出土之后，立即引起学者及基督教人士的注意。该碑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长安大秦寺景教僧景净等人所建立者。这碑埋入地下甚久，一般推想是会昌禁教时，教士为保存其全貌，不被毁损，才被埋入地下。如这项推测得以确立，则其埋在地下之时间，当有七百八十年之久。因此景教碑的建立，当在建中二年至会昌五年之间（即781年至845年间），不过只有六十五年而已。
碑的正面，除篆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字样外，包括一千八百七十余字的汉文序文及碑颂两部分，并附有四十余字的叙利亚语之本名，互相对照。序文中介绍了景教的基本教义，其中包括了三位一体、神造世界、原罪、救恩、道成肉身、福音使命、新约圣经、教会、宗教生活等内容。并叙述了景教自太宗九年至建中二年104多年的历史，尤其突出记载了伊斯辅佐郭子平定“安史之乱”的战功和个人善行。颂词则是对上述景教历史的总结。
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初名谢务禄），在1625年景教碑出土后，为首位目睹和研究此碑之外国人。
另外，在公元1900年在敦煌石室发现《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及《序听迷诗所经》等景教文献作品，这些文献让我们知道更多唐朝景教的活动。现在将说明景教碑文与基督教教义作个对比：
景教碑文&&&&&&&&&&&&&&&&&
基督教教义
先先而无元后而妙有&&&&&&&
上帝无始无终
三一妙身&&&&&&&&&&&&&&&&&
无元真主阿罗诃&&&&&&&&&&&
上帝耶和华
判十字以定四方&&&&&&&&&&&
匠成万物然立初人&&&&&&&&&
上帝创造天地又造人
娑殚施妄&&&&&&&&&&&&&&&&&
三一分身&&&&&&&&&&&&&&&&&
耶稣为上帝化身
景尊弥施诃&&&&&&&&&&&&&&&
基督弥赛亚
室女诞圣&&&&&&&&&&&&&&&&&
童贞马利亚生耶稣
三常&&&&&&&&&&&&&&&&&&&&&
八境&&&&&&&&&&&&&&&&&&&&&
魔妄悉摧&&&&&&&&&&&&&&&&&
耶稣旷野胜魔
亭午昇真&&&&&&&&&&&&&&&&&
经留廿七部&&&&&&&&&&&&&&&
新约二十七卷
七日一荐&&&&&&&&&&&&&&&&&
三威蒙度赞&&&&&&&&&&&&&&&
基督教教义
慈父阿罗诃&&&&&&&&&&&&&&&
天父耶和华
蒙圣慈光救离魔&&&&&&&&&&&
上帝是真光救人脱离罪恶
弥施诃普尊大圣子&&&&&&&&&
弥赛亚圣子耶稣
慈喜羔&&&&&&&&&&&&&&&&&&&
上帝的羔羊
圣子端任父右座&&&&&&&&&&&
耶稣升天坐上帝之右
三身同归一体&&&&&&&&&&&&&
瑜罕难&&&&&&&&&&&&&&&&&&&
卢伽&&&&&&
&&&&&&&&&&&&&&&路加
宝路&&&&&&&&&&&&&&&&&&&&&
摩萨吉思&&&&&&&&&&&&&&&&&
贺萨耶&&&&&&&&&&&&&&&&&&&
伊利耶&&&&&&&&&&&&&&&&&&&
这些经名或人名略举几条，都是译音的，如果再从《世尊布施论》加以研究，就更加的明瞭，也略举几条以供参考：
“若左手布施，勿令右觉。”与太6：3节同，“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有财物不须放置地上，……有盗贼将去，财物皆须向天堂上，必竟不坏不失。”
与太6：19-20节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唯看飞鸟，亦不种不列，亦无仓窖可守。”
与太6：26节同，“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梁柱着自己眼里，倒向余人说言汝眼里有物。”
与太7：4节同“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汝等于父边索饼，即得，若从索石，恐畏自害，即不得。若索鱼亦可，若索蛇恐螫汝，为此不兴。”
与太7：9-10节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
从这几条已可见两种经义完全相同，只是译文稍有分别而已。这足以证明景教就是基督教，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景教的传教方法
景教的传教方法，我们在景教的碑文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方法：一是翻译经典，二是医治疾病。按景教碑的记录，有《翻经书殿》，及《经留二十七部》等语，但阿罗本所翻译经目，无法真正考据。按已发现之景教书目《尊经》（现存巴黎国家博物馆，为另一景教僧景净所进呈之汉译景教经典）所列者，有三十余种。近年来，在敦煌石室所发现之景教经典有∶一神论、序听迷诗所经、大圣通真归法赞等，均未见于《尊经》书目，可能是属于阿罗本时代所翻译的。
当唐太宗迎阿罗本时，即令为他“翻经书殿”，后来那个撰碑的景净，确是景教中的一个著作家，诸经目录中曾说他译经三十部卷，大约当时景教经典，经他翻译的，一定不少。从敦煌石室中所获提的《三威蒙度赞》等等，是不是这三十部卷中的东西，却不能断定，但他确曾努力译著，是可信的。我们从唐朝贞元《释教录》，知道他曾与般若共同翻译佛经，其文如下：
“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密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球，图窃虚名，匪为福利，录表闻奏，意望流行。圣上濬哲文明，允许释典，察其所译，理昧词疏。且夫释氏伽南，大秦寺僧，居止既别，行法全乖。景净应传弥施诃(弥赛亚)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欲使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
查《六波罗密经》，原有两本译本，一为十卷本，一为七卷本，现存藏中，题为唐朝罽宾沙门般若译，而七卷本今已失传，当即般若和景净合译，德宗评其“理昧词疏”，乃至废弃。所谓理昧词疏，大约是译文中有许多强牵之处，基督徒而翻译佛经，所用名词，或许多有相似之处，看景教碑与《三威蒙度赞》等文中，有许多佛教名词，如妙身、慈航、真寂、僧、法王、寺、功德、大施主、救世无边、普度、世尊等类，便可以知道了。
传教士往往有精通医术的人，以医药为传教的方法，为历来基督教所看重。唐朝景教士中，也必有不少医生在内。《旧唐书》卷九十五记玄宗之弟宪有病，经有景僧崇一为他医治。又有杜环《经行记》说：“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这一切足以西医曾随着景教输入过中国，以行医传道也是传教的一种方法之一。
三、景教的兴盛
景教进入中国，始于公元635年（唐朝贞观九年），涅斯多流派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Olopen&
中外学者至今无法真正考据知道其真实姓名，相信这名字是中文译音)，到达唐朝的国都长安(今西安)，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往长安西郊外。迎接阿罗本入城，并请进宫中详细询问教义，阿罗本呈上《圣经》、圣像、并说明传教目的，为了进一步了解信仰，唐太宗让阿罗本到皇家藏书楼去翻译经典。在三年后
(638年)秋，唐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命人在长安义宁坊建造一座教堂（初称波斯寺，后改大秦寺），用来安置度僧(传教士)当时传教士有二十一人。&&&&
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使西效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闻。”
高宗时，尊景僧(传教士)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在长安、洛阳、周至、成都等地都修建了景教寺。此后二百余年间，景教基本上受到了唐朝历代皇帝的支持与保护，在中国取得了很大发展，史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全国信徒多达20多万人。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唐肃宗时中国陷入“安史之乱”，当时一代一代名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帐下，就有一位名叫伊斯的景教僧人，他军功卓著，被朝廷封赏。
此外不要上面所提的景净，他当时身任景教的省主教兼中国总监督，他学识渊博，翻译了叙利亚经书三十二卷，包括福音书、保罗书信、诗篇以及祈祷书等，景净还是著名景教文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的作者。对佛教、道教也有深入研究。
景教在中国的兴衰，在很大程度牙是取决于唐王朝的政策。除了太宗、高宗优待景教以外，还有玄宗时曾令“宁国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可见当时唐朝皇帝是让景教在中国建立教堂，也受保护。肃宗继位后，“于灵武等五部，重建景寺”，可见景教又开始在中国建立教堂。代宗皇帝每逢耶稣圣诞节时，颁赐天香、及御馔来庆祝这隆重的节日，景教碑记录∶“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德宗即位后也优待景教，景教碑就是建立于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碑文记录有∶“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畴以惟新景命”之语。
从贞观九年(635年)到会昌五年(845年)，这201年年间，虽可谓景教的全盛时期，但也并非一帆风顺。其间至少出现过三次危机：其一为武则天圣历年间（698-699年）景教曾受佛教的压迫；其二为自睿宗的先天元年（712年）至玄宗的开元元年（713年），景教又遭长安士大夫的抵毁及道教的排斥，因此景教碑所记∶“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可见景教是公开受到别人的嘲笑。但由波斯来的僧人有罗含、及大德及烈，按当时到访别的国家的规矩进呈名贵物品于唐朝，而得“共振玄纲，俱维绝纽”，挽回了衰微的教势。其三更为严重，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士大夫对景教屐猛烈攻击，幸得皇帝干预，才使景教免遭厄运。然而好景不长，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祸及景教，寺院被毁，中国信徒被迫放弃信仰，外来传教士被驱逐回国。景教经此一劫，此后便一蹶不振，传教士两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只落得“寺废基空在，人归地自闲”的结局。此后景教只能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如克烈族、乃蛮族、汪古族和蔑儿乞族等举族归依景教。
景教自公元635年传入中国至845年被禁为止，在唐朝一共流行了210年。由晚唐朝至宋朝，其教士、教徒进入蒙古、新疆一带，由该地所发现的景教徒墓石，可以证实。后来景教在元朝时再由蒙古进入中国，景教卷土重来，这时的景教则称为“也里可温”。古代著名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及奥多利克(Odoric de Pardenone)的游记均有记述各地的景教寺堂及景教徒的情形。
四、景教的衰亡及其原因
1.景教衰亡的经过
景教至武宗会昌五年（845年），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因为武宗听信了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的话，发出一道严厉的灭佛诏喻。当时在皇帝师事中有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遂听其献策排斥佛教，而袄教、景教等外来宗教亦同遭禁绝。中国正碑史，对会昌禁止其他宗教活动的事情，均有记述。新旧两唐书记录当时大秦、穆护、袄教之还俗者一日有二千、一日有三千。另外，根据一位亚拉伯商人的游记，提到公元879年（即僖宗的乾符六年），黄巢破广州，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景教徒）、犹太人、波斯人等之被杀戮者，凡达十二万人，便可以推知当时信奉外教的中国人有多少了。
2.景教失败的原因
近代学者认为景教失败或不能长远流传中国的原因有∶
1)景教忽略了救恩的重点。
景教的教士在中国传福音时，忽略了传讲完备的福音，没有将得救之道，清楚地教训人。因此这些信徒生命没有改变，信仰也没有根基。因此当患难、逼迫一来，就站不住脚了。所以景教在中国的消声匿迹，与景教教士培育出来的信徒素质极为有关。
2)景教受佛、道二教思想的影响极深。
在初期“阿罗本”来华时，他所翻译的圣经和所写的书，都包括了详细的福音内容，但是后来的景教教士却起了很多变化。一方面相信是因为景教教士本身的信仰与生命根基不稳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佛、道二教思想的影响。这些使景教徒的信仰混淆不清，不能保持纯正的信仰。当时的景教教士，自称为“僧”，礼拜堂称为“寺”，在翻译圣经时亦大量采用佛、道教的术语。印度的和尚来到中国翻译佛经，有景教的牧师(也就是作景教碑文那个人)从旁帮助他。结果矫枉过正，被佛、道教的思想、取代了福音的信息。
3)景教缺乏完整的传教策略。
景教的教士来到中国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支持，更没有统一组织，犹如一盘散沙。完全没有一个完整向中国人传福音和栽培中国信徒的计划。所以在景教流传中国二百一十年内，一直没有系统的训练出一些中国信徒来当教会的领袖。当景教教士被迫离境时，中国的景教信徒变得群羊无首，信徒也无人牧养了。
4)景教过分倚赖政权的荫庇。
景教传教士来华后，过分倚赖朝廷政权的荫庇，时常取悦当时的政权，没有建立起自养、自治的教会。唐代景教，由于依赖皇室的保护，于是皇室便决定了景教的发展。换言之，景教的命运是操纵在唐朝皇室的手中。此外，好几位景教教士来到中国，都不惜用各种方法，包括了参与政治和翻译佛经，来博取皇室的好感和经济上的支持。可见景教是缺乏了独立性，一旦庇护教会的政权改变了，教会就无法继续发展下去了。当时武宗宣言要毁灭佛寺，就不分景教佛教，勒令∶“大秦穆护三千余人反俗”。穆护就是景教徒。这表明皇帝的荫庇是不可靠的。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这就是学习教会史意义与目的，让我们借古鉴今。
墩& 信& 经(另译)
我们承继诸圣教父之立场，一致同意应当如此教导：
承认独一的对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祂是真神，也是真人；祂拥有一个灵魂及一个身体；
就神性而言，祂与父拥有相同的本质；就人性而言，祂在各方面都与我们相同，只是祂没有罪；就神性而言，祂于永恒中为圣生；就人性而言，祂为了我们及我们的救恩的缘故，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马利亚成为怀神在胎中的人；
祂是独一的基督、圣子、主、神的独生子；祂具有神人二性；祂的神人二性毫无混杂之处、没有改变、不能分割、永不分享；
祂的神人二性乃合一的，此合一绝不否定神人二性的分别；神人二性各自的特征得保存，共同形成一个位格及一个实在必存性，并非分开成为两个位格，而是独一圣子、独一的神、道、主耶稣基督。
这是最早期的先知一贯的教导，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一贯的教导，也是诸圣教父一脉相传我们的信经。
基督教第二次传入中国，是在主后第十三世纪，即中国的元朝，距景教传入中国有五百年之久。元朝的基督教包括了景教和天主教，景教是唐朝传入中国的涅斯多流派的基督教。天主教则是由法兰西斯修道会和多米尼古修道会传入中国的。但对元朝的中国人和蒙古人来说，景教和天主教没大分别，都是信上帝，及尊敬十字架。所以他们就一概把景教徒和天主教统称为“也里可温教”教徒。
在元朝时，中国的基督徒有时被称为“达屑”，有时被称为“也里可温”；而对基督教各派则一律称为“也里可温教”。
按“达屑”一词，是波斯语“Tasrs”的音译，意思是“敬畏神的人”、或“虔诚人”，后被回教徒用来专指基督教徒。“景教碑”将这一名词译作“达娑”。“也里可温”或作“阿尔开温”为蒙古语“Arkaun”(或作∶Arcoun∶
Erkeun)之音译；本来含有“有福之人”或“有缘人”之意，而后来专指“信福音之人”或是“信奉福音的基督徒”。
元朝的基督教，除了景教以外还有天主教的道明会、及方济会之传入。有人说雅各教派(Jacobites)、及亚米尼亚(Armenia)教派亦曾传入中国，可惜缺乏资料，无法加以证实。
一、历史的背景(十三世纪)
1.欧洲的背景
当时蒙古人兴起，称霸欧、亚两洲，最后并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主后1200多年至1300多年，这段时期在世界性的教会里，是属于中世纪后期的上半时期。教皇的权势在这段时间到达顶点，当时的教皇是希勒德布兰，他实行了不少有建设性的改革。在他以后，也有几位教皇尝试去改革教会。这些改革教会的行动给教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复兴。教会的安定及教皇权力的稳固，都为这段的宣教工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而当时前往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就是由教皇所差派。
十字军东征(年):历史上的所谓十字军就是年西欧的基督徒为要从不信上帝的土耳其手中索取是圣地，尤其是圣墓，而组织的武装远征队。十字军是由十字而得名，一个缝在外衣的红十字乃是十字军的徽章。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人要从回教的手中夺回圣地。可惜最后非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留下臭名。虽然十字军东征失败了，但也带来一些积极的结果，一是十字军东征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与及商业的发达，这些商人把中国的情况介绍到西欧。这些资料增加了教会对中国的认识，从而产生了向中国传福音的兴趣和热忱；二是十字军东征时，也适逢蒙古军队西征。当时十字军亲眼见到蒙古人击败不少回教的国家。他们一方面觉得蒙古军队很厉害，另一方面也认为蒙古人是反对回教的，彼此是站在同一阵线，所以愿意和中国友好往来，教皇对中国的兴趣也因此增大。
而在中世纪后期，多明我会修道院和方济各会修道院也愿意派修道士来华传教。
2.中国的背景
1)蒙古人统治中国
当十三世纪的时候，在东方崛起了一个民族，凭着他们举世闻名的武功，东征西讨，建立成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这个民族便是蒙古族，这个帝国是中国的元朝。蒙古族强大，由领袖铁木真领导，史称“成吉思汗”，铁木真的雄才伟略，使他赢得了“成吉思汗”的尊称，这个名字在当时令亚、欧两洲的人闻之丧胆。在欧洲有这样的传说：成吉思汗是信奉基督教，教名是大卫。
蒙古军队在历史有三次著名的西征：
第一次西征：由铁木真带领了蒙古军队，从中国的西北部出发，平定了西辽及花刺子模，灭西夏，雄震亚洲。花刺子模的领土很大，接近今日伊拉克的巴格达。
第二次西征：成吉思罕死后，他的儿子窝阔台即位，就是元太宗，继承遗志，联宋灭金，并吞了中国北部及高丽(朝鲜)，复侵入欧洲，进军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此后经历定宗、宪宗两个大汗。
第三次西征：至元世祖忽必烈，在1260年即位，他率领蒙古军队攻陷波斯北面的回教国家及巴格达。此后在1279年忽必烈挥军南下灭宋而统一中国，改国号为“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中国人受蒙古人统治，达九十八年之久(年)。
蒙古帝国凭着武力统治了中国，它的国际贸易，不但推行到中亚细亚，更及到了欧洲，海道陆路交通，达至欧洲的意大利等国，听到“中国”这个名字，也相继东来。蒙古的长官对于外来的商人和教士，具着极大的宽容态度，处处给于他们各方面的便利。
2)当时的宗教背景
元世祖是以喇嘛教为国教的，喇嘛教是佛教的一个支派。因此喇嘛教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喇嘛教的国师甚至可以训戒皇帝。寺院拥有庞大的产业，僧侣骄纵不法，为所欲为。但元朝对外来传教士的态度也是十分宽容的，给人民绝对的信仰自由。所以不但基督教能再次传入中国，回教、道教、佛教，在当时都十分流行。
元朝帝国瓦解的因素：蒙古族文化水平很低，与汉人不能相比，常常重武轻文。后来汉人团结，便推翻了元朝。又因蒙古人好争斗弄权，臣与臣勾心斗角，于是皇室分裂，带来政治危机，最后终在主后1368年被推翻了。
二、元朝的景教
1.景教的生存
景教是唐朝时，从波斯帝国的基督教涅斯多流派传入中国的，在中国曾存留了二百一十年，在“会昌灭佛”的事件后，景教在中国便销声匿迹了，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景教虽在唐朝时被禁止，但是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却仍然保有景教的残余势力，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克烈族、乃蛮族、汪古族和蔑儿乞族四个部族，除蔑儿乞族外，其他三部族在宋、元两个朝代全部信奉景教，可见当时影响之大。在中国边疆地方所发掘的许多景教徒墓石，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些墓石分布于∶鸠河(Chu中古之叶川、或碎叶川)流域的多玛克(Tokmak)附近之布拉拿(Burana)城的遗址，和必斯柏(Pishpek)地方，即是今天的蒙古和苏俄一带。这些墓石，或仅刻有十字架的标志或附刻有叙利亚文的洗礼者名字。仅在必斯柏(Pishpek)墓地，就曾发掘六百余个刻有叙利亚文及十字标志的墓石。这些墓石都明明的刻有十三、四世纪的年月。但是早在十一世纪，在蒙古北部游牧的克烈族(Kerait，亦作怯烈，属蒙古族)、及雍古族（Ongut，亦作汪古，属突厥民族）已有信基督教者。
有关元朝之基督教历史，因为没有留下像唐朝景教的经典可以考证，因此只能以外人的游记(如马可波罗游记、奥多利克游记等)，及一些零星的元代史料来叙述它。根据马可波罗的东方遊记中明明地可以看出，中国在元代仍保留着一些景教的痕迹，他记载着在他末后的行程吕，经过大沙漠，至一个名叫台各脱(Tangut
属可汗国)的地方，见该处有城，城中有景教堂。往西行经过数城，即今日梁州宁夏归化等处，多有信仰景教的教徒。他另有一次旅行，经直隶河南府，该处也有景教徒，且设有教堂。马可波罗在他的书中记载：镇江设有两所景教堂，杭州也有。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当时的景教徒、及教堂分布的情形，有以下的记录∶
(1) 肃州省(Suchu)
(2) 甘州城(Canpchu)
(3) 额里折大省(Erginul，即凉州)
(4) 西宁州(Siinju)
(5) 额里合牙省(Egrigaia，即宁夏)
(6) 天德军大省(Tenduc)
(7) 宣德州城(Sindachu)
(8) 京兆府大城
(9) 汉中省
(10)哈喇章大省（Carajan，即云南省）
(11)镇江府城
(12)京师城（即杭州城）
(13)福州城
除上述各景教寺外，在吐鲁番、阿力麻里、沙州、鄂尔多斯、东胜、及阴山山脉的石柱子梁(以上地区为今天的新疆一带)，并百灵庙附近、北京西南三十公里之房山等地区，先后发现有景教的遗迹。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时，所见的基督教都属景教信仰。
在主后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将乃蛮族打败了，掳走了一些姿色的妃嫔，从此蒙古的王室，就开始有景教徒的妃子。成吉思汗攻破克烈族后，与克烈族结为盟国，又为他的儿子拖雷(Tului)娶了克烈族的一位公主为妻。就是蒙哥(Mongka)、忽必烈(Khubilai)、旭烈元(Hulagu)三汗之母的唆鲁禾帖尼别吉(Sarakutanibagi)即系克烈族的公主，她就是汪罕(Ong-khan，成作汪汗)之侄女。汪罕就是当时在欧洲被称为约翰王、或约翰长老之蒙古人汪罕，即为克烈族人。
另外有他如，既汪罕之孙女、初为拖雷之妾，后成旭烈兀之妃者，也是景教徒。成吉思汗的侍臣中有名的镇海(Chinkai)亦为克烈族的景教徒。镇海的三个儿子，要束木(Joseph)、勃古思(Bacchus)、阔里吉思(Georges)等人也是景教徒。考古家巴尔希伯来奥士(Bar
Hebraeus)早已证实，十一世纪初克烈族已有景教之洗礼名单。如克烈族酋长，有名的马古斯(Marghuz)，即等于Markus（马可），其子名为哥加克斯(Qurjaquz)，也是景教徒喜欢取用的名字。
由于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别吉是位景教徒，所以在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景教也的确复兴过一段时期，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建立了景教寺，景教徒的人数在主后的十四世纪，曾高达三万人。忽必烈还特别设立了一个机构，名叫“崇福司”，专门负责管理景教和天主教的事务。同时因元朝政府将臣民分为四等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而景教是色目人和部分蒙古人信奉的宗教，故而成为极具有势力的宗教，社会地位颇高，并取得诸多特权。如元成宗(年)及一些元代皇帝在位期间，赐予景教徒不服兵役、不纳赋税的特权。
2.景教日益衰微的原因
至于景教后来在元朝完全消灭的原因，除了随景教部族之被灭而消灭外，尚有其他的各种原因∶
1)景教徒的世俗化
元朝的政权虽然标榜宗教自由，但是因其王室采多妻制度，因此在本质上较接近于回教制度。所以元朝的景教徒，在生活和行为上都没有好见证，经常犯各种罪恶，诸如沉迷酒色、放高利贷、一夫多妻、犯奸淫罪等等。甚至有人制造谣言，诬告从教皇差派来中国的教士为匪徒。元朝的景教徒既没有见证，当没有信神的人，看见他们这种的生活和行为时，又怎能叫他们信神呢？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可能没有用言语来传福音的机会，但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我们都非唯心用我们的行为来见证神。让人们从我们好行为中，见到神的荣耀(太5：13-16)，从而归向神。
元朝的景教徒，信主的汉人是少而又少。所以一旦蒙古人失去势力，景教在中国的影响也就随之消失了。元朝的景教徒才是蒙古人和国外来经商的商人，当朱元璋革命成功，色目人在中国繁殖，就立例规定蒙古人与色目人不得互相通婚，要与汉人互相通婚，以此来强使异族汉化。结果异族的有不但用汉族的姓氏，用汉语交谈，一切生活习俗也随着汉人，甚至宗教信仰，也跟着汉人拜祖先。
事实上，元朝的景教徒对圣经的真理，根本是不太认识，所传的福音也不清楚。因为元朝的景教徒，所用的对圣经是波斯国的语言，即叙利亚文。信徒死背经文，不明真理，这是顽强的信仰，没有生命。
2)没有培植中国的圣职人员
景教的传教士，并没有在中国培植圣职人员，使他们负起传福音和栽培的职责，以补教士之不足。而景教的领导中心在中东的巴格达，离中国很远，所谓“山高皇帝远”，巴格达的涅斯多流派教会，既不了解景教在中国的情况和需要，也就兼顾不了那么多。更何况十四、五世纪的巴格达也面临各种的危机，政治局势不稳定。倘若元朝的景教，有一定的独立能力，那即使领导中心出了问题，也不会对在中国的人太大的影响。可惜元朝的景教没有自立能力，一旦巴格达领导中心崩溃，景教在中国也就站不住脚了。所以波斯被灭后，赖波斯国保护之景教也随告衰微。
3)一些景教领导人受了天主教传教士的影响，改信了天主教。例如，汪古族酋长阔里吉斯（即佐治王，King
George）改信天主教，并于公元日公开宣誓服从罗马教皇。这些转变对景教在元朝的发展，都是有影响的。
元朝的景教徒，没有从唐朝景教的失败中学到功课，而且属灵生命肤浅，以致重蹈覆辙，这都是值得今日信徒应该去反省的。
三、元朝的天主教
当蒙古王朝兴起之际，也正当是欧洲的基督徒组织几次的十字军对抗回教势力之时。当时元太祖、及太宗有几次起兵西征，到处攻灭回教国，因此欧洲的基督徒，以为蒙古人是帮助基督徒扑灭回教徒的，便一心想要和蒙古人结盟。
1.天主教在主后十三世纪传播到中国及其发展情况
当蒙古侵入中国的时候，也正是欧洲发生大变动的时候。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伟大的新时代产生了，文化的改进，商业的繁荣，影响及于东方，于是商人们欢喜到中国来，引起了天主教徒传教东方的热忱，便在西亚细亚设立了传教的分所。
十三世纪的欧洲，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或宗教方面的发展，都令人乐观。教会的十字军东征，更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当时教会兴起了两个新的修道团体，就是“法兰西斯修道团”(方济各会)和“多米尼古修道团”(多米尼派)
(两团的背景见本章后)，他们都热衷于宣教。而当时正值蒙古军西征，震撼了整个欧洲，成为欧洲国家一个很大的威胁。
于是教皇依诺增德四世(Innocent
IV)便差派专使赴蒙古去谒见蒙古大汗，这位专使是修道士，是意大利人，属方济各会，名叫柏郞嘉宾(年),这位65岁的老修士和另一位同会的上路，他们抱着满腔热望和肩负全欧教友的重托，自法国雍城(里昂)出发，跋涉万里，日来到上都和林，他来访的目的一方面劝阻侵略；另一方面宣传阐明基督教信仰。那时正当元定宗贵由汗继位，定宗对教宗使节优礼有加，允许他在大帐内举行弥撒圣祭，柏郞嘉宾见到朝内上下官员，大多是涅斯多流派教徒，也见到许多西方掳来的天主教徒男女，还有神职人员。
柏郞嘉宾向定宗呈上教皇书信，书信内容要旨是：敦劝蒙古大汗率臣民信奉天主教，并劝蒙古罢兵修好，不要再与欧洲基督教国家为仇，屠杀无辜良民。定宗虽对砶郞嘉宾个人礼遇周到，但在复信中却非常傲慢。复信大意是：你们果真愿与我修好，不可迟延。来信要我信奉你们的宗教，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我这样做。你说对我杀人之多感到惊奇，我不明白你们惊奇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因为他们不听上天和成吉思汗的命，并且杀戮了我们所派的使臣。所以上天借我的手人杀灭他们。你信上天，我也信上天，赖上天之力，我将自东徂西，征服世界。复信盖的玺印上刻文是“真主在天，贵由(定宗)在地，上天神威，众生之王。”柏郞嘉宾手接此信，感到很扫兴，二人在中国逗留了四个月，于1246年11月起程，原路而归。1247年7月到达里昂，向教皇作了汇报。
这次出使虽然失败，但他写的记录《柏郞嘉宾蒙古行记》却使西方人更进一步认识蒙古人的民族特点和元朝宫廷的势力，以及元朝对宗教的政策。报告中说：“那里仍属异教国，据说他们也有圣经，有修士和教堂，他们自称崇拜唯一真神；他们也敬礼耶稣基督，相信永生，不过未领受洗礼。他们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有人类爱好的各种艺术。”
当柏朗嘉宾出使蒙古的时候，教皇扔一使团出使蒙古军营，希望能够联络蒙古中的涅斯多流派信徒，合力占据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徒。1247年，教廷使节抵达蒙古军前锋统帅拜住的军营，因不愿下跪和献礼，险些被斩首，幸得拜住的一位景教徒妻子相救，才得幸免。
既然知道蒙古朝廷和军队中确有人信奉基督，教皇便试图派传教士进入蒙古。1253年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前往和林，次年受到元宪宗蒙哥的两次接见，鲁布鲁克留在蒙古传教的请求，被蒙哥婉拒，只好回国复命，其间他也接触了一些景教信徒，便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指责他们的行为象酒鬼一样。他虽然也提到景教徒们的赞美诗歌，却极力避免与他们一起怪声高唱，因为他有自己的拉丁歌曲。
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国，建立元朝开始，天主教的教士和欧洲商人才相继东来。最初来中国的是波罗兄弟(尼古拉·波罗和玛窦·波罗)，他们是商人，并非来传教的，但元世祖忽必烈对他兄弟两有好感，谈及信仰时，元世祖更请波罗兄弟转告教皇，派遣100位宣教士来中国。这实在是将福音传到中国的一个大好机会，当老波罗兄弟于1269年返回家乡时，他们面对失望，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于一年前去世，他们速回中国的计划受阻，正当他们决定在没有教皇的祝福下返回时，新的教皇被选出了，他们受到了接见。可惜教皇并不重视，仅派两名多明我会修士随他们去中国。波罗兄弟遂带上15岁的马可·波罗，但由于战争的阻碍，中途便返回了。庆幸的是波罗兄弟和马可·波罗，却不畏艰难，继续来到中国。马可波罗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在中国任职长达17年，在中国游历了很多地方，写成世界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口述)，这书促使欧洲人了解中国，激发了更多宣教士东来。
第一位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是十三世纪意大利人约翰·孟高维诺(年)，他是方济各会修士，是一位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极有影响力的人。他于1289年受教皇尼古拉四世之命，从意大利出发，途经印度，1294年，当他到达中国时，忽必烈刚刚去世，由元成宗继位。虽然他初到中国时，受景教徒的排斥和陷害，但至终他赢得元朝王室的信任和支持，开始传教。他第一件成功的事是使信仰景教的汪古族酋长高唐王阔里吉思，改信天主教，从而带领整个部属改信天主教，并营建了华丽的教堂，称为“罗马教堂”。经过十几年奋斗，孟高维诺在大都建了三座教堂，为6000多人施洗，加入教会。他不但除了传福音外，他还把新约圣经和诗篇等，译成汪古族的方言；并收养了一百五十名七至十一岁的男孩，给他们施洗，教他们希腊文、拉丁文、唱圣诗及背诵经文。他在中国工作三十四年，于1328年逝世，享年81岁，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传教士。
除了孟高维诺之外，还有好几位“法兰西斯派”(Franciscan)的修道士来到中国，但是在发展教会事工方面没有太大的果效。最后一位是“马黎诺里”传教士，他是在主后1342年到达中国，逗留了三至四年便回罗马了。因为他看出当时元朝的元顺帝政局险恶，必定维持不久，因而离去。果然在二十多年后元顺帝被朱元璋(明朝第一位皇帝)赶出中国，天主教在中国的事业，就此停顿了。
2.元朝天主教衰败的原因
元朝的天主教和景教一样，在中国历史中只是昙花一现就消失了，没有留下长久的影响。衰败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原因∶
1)很少汉人信天主教。
关于那一代天主教在中国的成绩，以加以考证。根据一部分不很确实的报告，说归信天主教的有三万人，不过这些人，不都是汉族人，以阿兰人与蒙古人居多。可见当时民众，对天主教没有受到重大影响。
天主教信徒大多是蒙古人或边疆民族，因此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一旦灭亡，天主教也自然随之消灭。此外，教士过分倚赖元朝皇帝的庇护和支持，对元朝的皇帝，百般讨好。而汉人是受元朝歧视的，自然就对这些传教士产生了排斥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宗教。元朝时来华的天主教教士，与元朝王室有密切的关系，但与大众平民却脱节了。
2)传教士没有看到翻译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的重要性。
虽然天主教的传教士孟高维诺也曾从事一些翻译工作，但他只是将新约圣经翻译成汪古族的方言，不是翻译为中文。可能孟高维诺也受了传统的天主教思想所影响，以为信徒读圣经与否，不是最重要的。他认为重要的是信徒守仪式、做弥撒，这是很可惜的事。如果当时能将部份圣经翻译为中文，那么即使他们离开了中国，中国人至少也可以从翻译的圣经中，领悟到真理，不至于完全消灭了。
3)元朝的天主教传教士，与景教的传教士，互相对立，彼此排斥。
中国人和蒙古人看天主教和景教没有分别，都是“也里可温教”教徒，但他们却互相打斗，汉人为之摇头叹息，对他们的信仰也大打折扣。
4)路途遥远、局势险恶，天主教无力牧养信徒。
元朝藉武力所造成的国家，不到一百年，便被中国人把他们驱回蒙古去。同时，在中亚细亚等地也被回教占领，一般西方的商人和教士，都受着阻碍。不但元朝的国运从此告终，即将近百年惨淡经营的基督教，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原来罗马教皇很想把中国天主教的工作，继续地保存下去，他在1370年以后派了许多主教，象考斯米萨来亚(Cosme
Sarai)没有到任；威廉·伯拉多(Willam of Prato)带着许多同伴，也不知下落；弗兰西斯·波多(Francis of
Pedio)带了十二同伴，也失了踪。还有十个北京主教的名字，最后一个是在1475年被土耳其人捉去，监禁了七年，释出后不久就死了。其他有北京主教的头銜的，大都是有名无实，因为那些人根本没有到中国任职，所以天主教在那时候，便无法继续。
多明我会：十三世纪兴起之修道团之一，创始人是西班牙人多明尼加(St.Dominic
年)。起初南部法兰西有亚勒比根斯一派，与罗马教会脱离，教皇就任命多明尼加前往劝导，但不听；后来英诺森三世派十字军讨灭该派，多明尼加率信众亦前往，设立检教院，以纠察异端有功，又因其随从众多，而于1216年组织新的修道团。
第二年，订定之社章获准通过，大致采取奥古斯丁信条，以寡言、禁欲、贫无所有戒律。此派人惟乞食说教，不住城市，经年累月，募捐甚多，遂拥巨产，因之从事奖励学艺，开设校舍，编辑通俗书，派遣巡回传教师，设大学讲座。
在诸修道团中，声势与方济各会相当。哲学家如大亚勒伯图、阿奎纳多马等出自其中。后如陶雷、素叟、厄克哈之前期宗教改革家亦属之。此派以口喷巨火之犬为徽章，穿黑衣，挂念珠于带。世称黑衣僧。其在法国者，以约可比僧院为根据，故此又谓之约可比派(Jacobins)。
方济各会：乃中世纪最大的修道会之一，其创始人为圣方济各(即法兰西斯Farncescoof of
)。是意大利亚西西省人，方济各少年失学品性不良，直到病中才悔改信主，1202年服兵役，看见路人贫病交迫，遍地痳疯，遂立志抛下财富，跟从基督，到各地宣扬爱的福音，因而有方济各修道会的产生。他接受圣痕，他是一个充满喜乐与满有灵性的人，爱所有的人，称他们为弟兄；他爱神，过着祈祷的生活。他生活虽苦，但充满喜乐。
法兰西斯在故乡亚西西设立教会，谓之少年教友团，严订规律，相与遵守。1210年仅有10人，他外出四处传道，冒险进入埃及、摩洛哥等地，向回教徒传福音，因而信徒骤增。1223年，又蒙教皇认可其规条，并授于特权保护之，故此派虽成立才百年，却有信徒二十万。此派主要是以贞洁、顺从、无所有为戒律，持戒非常严格；并以乞食自给，以感化贫民愚夫为职志，故其在下层社会间的势力非常庞大。
此派分为住院之修道者与独身遁世的持戒者。其持戒者，在法国又被为绳带僧，也因其穿灰色，故又被称为灰衣僧。此派后来会产渐渐富足，就效法比尼狄派，奖励学术，培养学者，遂与多明我会同为教会之中坚。此派中著名的人物有：意大利的波拿文土拉、英国的海尔亚历山大、俄坎威廉、罗哲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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