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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从拉萨开始
　　这本书写作的动因的最初产生，也不是在这片群山之间，而是在大山阶梯的顶端，在藏文化的中心地带拉萨。
　　在深入故乡群山的时候，我采用了一条反向的路线。既然我将这些群山看成通向高处的阶梯，但却没有一级级向上，直到海拔最高处，然后，四顾来路的漫漫与去路的苍茫。
　　反而先从拉萨，从青藏高原的腹心，顺着大地的梯级、历史的脉络，抬级而下。
　　是的，我从拉萨开始。
　　所以如此，是考虑到叙述的方便。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我所以走进西藏，也就是为了走出西藏。西藏这个名字，与整个藏民族息息相关。
　　在历史上，藏民族从现今西藏自治区的南部发源，建立吐蕃国，北上建都拉萨。再向青藏高原的各个方向扩展。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吐蕃铁骑翻山越岭，从群山的台阶上拾级而下。在西藏本部，大部分河流最终都转向了南方，流向了呷格——印度这个白衣之邦。当他们一路向东，向东北，顺着从青藏高原发源的长江与黄河以及这两条中华之河众多的支流在群山森林间冲辟出来的巨大峡谷，出现在河西走廊，出现在柴达木盆地，出现在关中平原，出现在成都平原的边缘。这时，在吐蕃铁骑面前，出现的是一个正如日中天的强大帝国。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弧形地域里，他们遭遇的都是一个民族，祟尚青色的民族。于是，一个新的称谓在藏语里出现了：嘉绒。一个与印度相对应的名字，意思是黑衣之邦。
　　在这种遭逢发生之前，他们曾经过一个宽广的过渡地带，史书上没有留下关于这个地带的称谓。这个地带在现在的地理描述中应该是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第一弯上的若尔盖草原，和草原东边一直向四川盆地拾级而下的岷山山脉和邛崃山脉的腹地。在今天，这片八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叫做阿坝。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自治州。据说，阿坝这个地名，得自于吐蕃大军征服了这片土地之后。当时，这支军队的主体部分大多来自现在西藏的阿里地区。他们长期屯居这片地域，与当地的土著在血缘上交融混合，而留下了这个意义已经有所转化的名字。但从当地人民口传的部族历史中，我们依然可以大致回溯到这个词的源头。
　　阿坝又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西北部以九曲黄河第一弯的若尔盖县为中心的草原。一部分是东南部的山地。这片山地的森林哺育壮大了长江上游几条重要的支流，从北向南依次是嘉陵江、岷江和大渡河。而在大渡河上游的中心地带，更哺育出一种独特的与这种地理息息相关的农业耕作区：嘉绒。
　　单就纯意义学的观点而言，“嘉”是汉人或者汉区的意思，“绒”是河谷地带的农作区。两个词根合成一个词，字面的意思当然就是靠近汉地的农耕区。在吐蕃大军到来之前，这个地区的文明特征就已经基本具备了。近来的民族学者结合本部地理，对这一名称提出新的解释，容以后结合具体的游历再加以叙述。
　　如果把阿坝的地理做一个大致的划分，草原更多属于黄河：而嘉绒这个农耕区则大部分集中在长江水系的大渡河中上游和岷江上游北向的支流这些宽广的流域上。当大渡河以及北边的岷江从群山中奔流而出，就是富庶湿润的四川盆地了。在历史上，吐蕃大军勒马川口，望见烟雾迷漫，沃土修竹的平畴沃野，不知为什么总要鸣金退回深山。那么，现在同样的让我再次回到拉萨。
　　2、民间传说与宫廷历史
　　因为要叙述清楚这一地区的历史，我们必须回到拉萨。
　　而我这本书写作的动因的最初产生，也不是在这片群山之间，而是在大山阶梯的顶端，在藏文化的中心地带拉萨。
　　首先想起的是一个传教者的故事
　　这个故事让我回到中世纪，回到中世纪的拉萨。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呢?有一本由英国人托马斯搜集整理，叫《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的书中援引的民间文学这样描绘这个世纪：“没有人再像神人末分的时代那样正直行事了，由于没落时代的来临，人们逐渐不知害羞，肆无忌惮。他们不知道羞耻。一心想发财致富，不顾死活。”“从此以后，人们无耻食言。儿子比父亲坏，孙子又比儿子坏，一代比一代坏，甚至在身体方面，儿子也比父亲矮。”
　　这些民间的诗人和历史学家还把眼光转向了宫廷生活：“从国王的妻子以下，妇女被认为比国王还聪明。她们参与国政；她们来到国王与大臣之间制造分裂，这样，国王和大臣们分裂了。”
　　这是宫廷政治在民间，在遥远地方的一种余响，民间用自己的方式将这种余响记录下来。而在当时吐蕃国的中心拉萨，在国力蓬勃向上的时候，吐蕃宫廷中已经出现了民间故事中所指称的那种情形。当时在拉萨，是藏王赤松德赞当政的时期。传说赤松德赞是唐朝第二次与吐蕃和亲后，金城公主与藏王赤德祖赞生下的儿子。那时的宫廷斗争除了关涉到上述民间故事所罗列的那些因素外，还与传入雪域藏地不久的佛教与西藏本土宗教苯教的剧烈斗争有着很大的关系。
　　传说赤松德赞出生的第二天清晨，在外的赞普赤德祖赞赶回宫里去看望公主母子，却发现，小王子被另一个妃子抢去，声称此子为自己所生。这个同样颇具民间色彩的故事说，大臣们为了弄清王子到底是哪个王妃所生，便将小王子放在一间屋子里，让两个妃子同时去抱。金城公主先抱到了王子，但那个叫纳囊氏的妃子拼命去抢，一点也不顾及是否会伤及王子，倒是金城公主担心伤及王子的身体与性命，便主动放手。因此，大臣们确信王子为金城公所生。
　　但在真实可证的历史书中，赤松德赞出生于公元742年，金城公主在此前的公元739年已经去世了。赤松德赞确是纳囊氏的亲生儿子。那么，在民间为什么竞附会出带着明显倾向性的传说。有分析家认为，这正是藏族人民渴望藏汉团结的心愿的象征。如果充分考虑到彼时彼地的历史状况，以及中原王朝和西藏政权之间的关系的实际情形，这种说法过于超前，就像把农民起义领袖几乎说成共产主义者一样。一种不具备真正史学眼光的结论，最后会流布为一种不负责任的流行说法。实际上，民间所以附会出这样的传说，应该是来自外部世界的佛教与西藏本土的苯教在雪域高原激烈斗争的曲折反映。
　　传说在后世流传，所能说明的仅仅只是：越来越多的藏族人成为佛教信徒，所以把同情更多的给予了当时倾向于佛教，扶持佛教的大唐公主。
　　在当时的西藏宫廷，佛笨斗争进行得异常激烈。赤松德赞的生母是拥护本土宗教的势力的代表性人物，但他自己却更倾向于佛教。血缘并不能统一信仰，这是宫廷斗争故事里一个永恒的主题。赤松德赞继承王位后，便支持那些转入地下的佛教徒重新公开自己的身份，把隐藏在僻远山洞里的佛教经典发掘出来，加以翻译和阐释。
　　他的这种行为，使自己站到了一个权倾朝野的父辈老臣的对立面。这也是古往今来宫廷斗争中常见的一种模式。当年轻国王的命令屡屡被反佛的大臣玛降加以阻止，他只好设计除掉大臣玛降。于是，许多随从、术士、星相学家四处出动，散布流言。流言是以预言的方式出现的。这个预言说：国家与国王都将蒙受大的灾难。在那个时代，这也就等同于是整个吐蕃人民的灾难。于是，军民人等都非常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禳解这个无妄之灾。
　　藏王手下早已准备好了答案：惟一的办法就是让职位最高的大臣在坟墓里住上三年!全拉萨，全吐善人都知道，这个人只能是大臣玛降。
　　而且，藏王并不急于动手，而是让手下再四出传布另一个流言。先是整个宫廷，然后是整个拉萨城都在说：大臣玛降得了大病1
　　位极人臣的大臣玛降不止一次听到这些谣言。宫女们交头接耳说的是这个话题，士兵们在冬天的石墙下晒太阳时说的也是这个话题。拉萨街头的酒馆里，流传的也是这个话题。甚至听到寒鸦在黄昏天空里的鸣叫，也是说：玛降病了!病了!
　　回到家看看镜子，里面显现出的真也是一张用心过度，疲惫浮肿的脸。大臣玛降终于崩溃了，扑在床上，把脸埋在熊皮褥子温暖安全的长毛中间，像个孩子似地痛哭起来：“吐蕃上下都说我得了大病，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于是，所有的人都跟着哭起来。玛降哭的是自己，他们哭的是即将失去一座巨大坚实的靠山。现在，诅咒应验了，这座大山开始摇晃了。只有一个粗笨的厨娘力排众议，说：“众人的嘴最靠不住。”
　　玛降当然愿意相信这句话，但他再次揽过铜镜，仔细观察了自己的面容以后，却喟然长叹：“众人口中有智慧，我有病是真的!”
　　这正是年轻藏王早就盼着出现阶情况，现在，他以为时机已到，马上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不是讨论大臣的病，而是寻找避免国家与国王的灾难的对策。根据国王授意，当即有大臣要求住在坟墓里去禳解将临的灾难。
　　立即有人表示反对，并要问这位大臣的谄越之罪。预言里说的只有位置最高的大臣才能禳解。而这位大臣就是玛降。
　　玛降也不能允许任何人在地位上超越自己。于是，他要求自己进入坟墓三年。宫廷中处处是陷阱与机关，在女人怀中睡觉都要睁大一只眼睛，他想自己实在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在坟墓里住上三年时间，病就可以养好了。那时，且看他像最强烈的龙卷风暴一样卷土重来。
　　玛降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把地宫建造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纳囊扎普，并亲自督造将在其中隐居三年的坟墓。其间也颇费心机，比如为防不测暗设了以牛角连接而成的秘密水道和气孔，外加许多的物资储备。果然，当他住进坟墓里，墓门就被巨石封死了。
　　隐隐的担忧变成了现实。
　　不久以后，有人向赤松德赞报告，大臣玛降从牛角水管里射出来一支箭，上面写道：“纳囊族的人们，挖开坟墓，救我出来!”
　　藏王向众人出示这支箭，当成玛降不忠于国王与国家的罪证。于是，玛降暗设的水管与通气孔被堵死，没有人听到过大臣玛降面临死神时绝望的呼喊。
　　玛降死后，年轻的国王明令在吐蕃全境大兴佛教。
　　即或到了这样的局面之下，苯教在自己诞生的本土仍然有着大批的信徒。赤松德赞的母亲就是一位虔诚的苯教徒。他的王妃才崩氏也是苯教徒。赤松德赞娶有好几位王妃，但只有才崩氏为他生了三位王子，因此，她在吐蕃王宫里的地位无人能敌。赤松德赞在统治范围内大兴佛教，却不能改变身边王纪的信仰。
　　所以，赤松德赞把更多的感情倾注到波雍王妃身上。后世由佛教徒撰写的藏族史书中，才崩氏特别飞扬跋肩，因为国王移宠于波雍王妃，她先后八次派出刺客，要暗杀丈夫。
　　赤松德赞去世时，遗嘱要波雍王妃再嫁给下任国王。才崩氏曾亲自前往刺杀波雍王纪，因王子护卫末果。于是，她买通厨师，下毒于食品中，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仅在王位上坐了一年零七个月的吐蕃国王牟尼赞普。
　　牟尼赞普在位时，制定了在桑耶寺供养经、律、论三藏的制度。这是整个藏族地区供养佛典与僧人的正式起源。
　　我讲述这个故事，不是想担负起自己所不能胜任的梳理藏族宗教历史的工作，而是因为，这个故事与我将要书写的东北部藏区的文化特征相关。
　　藏族历史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建立以后，藏族历史上第一批僧人在此出家修行。
　　这批人一共七名，史称“七觉士”。其中一名有大德者法名毗卢遮那。
　　传说有段时间，毗卢遮那在山洞中修行。常去王宫就食。毗卢遮那丰颐伟颜，崇信苯教的才崩氏爱上了他。一次，才崩王妃把国王、王子和仆人打发出去，将毗卢遮那迎进内室求欢。
　　毗卢遮那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大师，这一流派并不特别强调禁绝女色，但他还是非常害怕，便慌忙逃避了。
　　王妃恼羞成怒，反向国王诬告毗卢遮那欲对自己行不轨之事，使得国王心生疑虑。待到这僧人再到王宫就食时，再也无人张罗迎接。毗卢遮那当下明白了一切，就此远离王宫，逃入了深山继续修行。后来，国王悔悟，亲往深山寻找大师。最后，竟然连才崩氏也回心转意。当然，这是历史故事的民间版本。民间版本中总有老百姓的一厢情愿。老百姓通过这种方式修改历史。
　　虽然，历史不因这种修改而变化。
　　才崩氏代表的是保守的贵族阶层的利益，所以，她一直在千方百计地迫害佛教大德毗卢遮那，必欲除之而后快。就是藏王本人也不能明正言顺的保护这位佛教大德。只好用了一个看起来并不高明的计策。国王叫人抓来一个流浪汉，宣称此人就是毗卢遮那。趁着才崩氏等还没有辨认清楚，便将这个不幸的流浪汉投向扣合的大锅里，投入了大河。然后发文书声称处死了毗卢遮那。
　　但才崩氏向贵族们揭露了国王的计谋。
　　于是，即使是国王的庇护也不能使毗卢遮那呆在吐蕃的权力中心了。作为保护措施，国王宣布将他流放到吐蕃国东北部新开辟的边疆地带。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乡，现在的四川阿坝州。流放到那个在藏语中被叫做嘉绒的地方。那时，这片靠近富庶的四川盆地的山间谷地中，已经生息着许多土著部族。吐蕃在西藏本土立国后，其大军所向披靡，征服了群山中间众多的土著部落。
　　这些土著部落在末融入藏文化之前，已见于历史记载。
　　《后汉书》中就说： “其王侯颇知文书，其法严重。”同书中还说：“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邑。从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现代的考古发现，这些土著部落盛行一种石棺葬法。
　　我曾随考古工作队，去过一个石棺葬发掘现场。所谓石棺是以若干就地取材的天然石板镶成，有四壁，有盖，但无底。有些石棺底部有一层柏枝烧成的灰烬。部分棺内有葬品，但大多是粗陶制品，就放置在棺内尸骨的头部或足部。这种石棺葬多见于岷江流域，在岷江湍急水流深切出来的河谷地带穿行途中，常常可以从崩塌的断壁上看到。关于这些土著部落，《隋书》中也有记载：“嘉良夷，政令系之酋帅。漆皮为皑甲，弓长六尺，以竹为弦。妻及群母及嫂。儿死，父兄亦纳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长笛。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带幂离，衣多毛歇皮裘，全肃牛皮为靴。项系铁锁，手贯秩训，王与酋帅，金为手饰。土宜小麦、青棵。用皮为舟而济。”
　　这些政治上并不统一的部族，在耕作方式等文化特征上，已经显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公元七世纪，中原的大唐王朝走向其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也是在这一时期，吐蕃在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带兴起，数万大军顺从高原顺河谷深切而下，直抵四川盆地边缘，中心在大渡河上中游地区，并延伸到岷江上游一部的嘉绒地区纳入了吐蕃版图。
　　最初完成的是军事上的占领。
　　代表吐蕃在这一地区行使统辖权的第一位将军叫做盘热。
　　他是吐蕃王室宗亲。他的城堡建在嘉绒地区的中心地带，今天的马尔康县松岗乡。城堡名叫查柯盘果。我曾数次前去踏勘过这个城堡的遗址。从阿坝州政府与属下马尔康县政府所在地马尔康镇顺大渡河上源之一的梭磨河而下15公里，到松岗乡，再从左岸直波村对面的山梁步行上山，约一个小时后，穿过苹果园和一片片玉米地，终于上到山梁上长着白桦与核桃树的草坡上时，就可以看到盘热建于1000多年前的城堡旧址了。
　　岁月无情，世事沧桑，当年的显赫与辉煌都已化入荒草。荒草中依然激发着我们回想一个铁血时代的，是隐约起伏的最后几线石头残墙。石头，是地球上所有文明都采用了，想要存之久远的建筑材料，终于还是被时间之手肆意倾圯，被荒草与尘埃深深地掩埋。
　　我分别在夏天，秋天，春天与冬天之间去过那个遗址。那真是一个风景优美雄奇的所在。
　　梭磨河自东向西在河谷中奔流，宽阔的谷地两边，群山列列，巍然耸立。一南一北，群山又夹峙出两条山沟两股溪流，一条叫其里，一条叫莫觉。在松岗汇入梭磨河。一大两小的三条溪流在冲刷，也在淤积，造就出群山之间一块块面积不一的肥沃土地。地理学上，叫做河谷台地。这是嘉 绒所在的大渡河流域，岷江流域耕作区的一个缩影。这些地质肥沃的台地，依海拔高度的不同种植玉米、 小麦、青棵、胡豆、豌豆、荞麦、麻、蓝花烟、洋芋、白菜、蔓箐、金瓜和辣椒。点缀在农民石头寨子四周的则是果树：苹果、梨、樱桃、沙果、杏、核桃，还有一种广为栽植的树不是水果，在当地人生活中也非常重要，花椒。
　　我在不同的季节去那个地方，看到农人们耕作、锄草和收获。除了收获下来的谷物用拖拉机运输，基本的方式与吐蕃统治时期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耕作的时候，两头编牛由一个小孩牵引，两头牛再牵引犁，扶犁的是一个唱着耕田歌的健壮男子，后面是一个播撒种子的女人，再后面又是一个往种子上播撤肥料的女人。夏天，女人们曼声歌唱，顶着骄阳锄草时，远山的青碧里，传来布谷鸟悠长的鸣叫声。
　　四周的山峰则高峻而险要。越是山峰的高峻险要处，更耸立着高高的历经千年不倒的石头碉堡。遥想当年，盘热和他的大军就这样扼险守要，并从这种高峻的险要中，虎视着君临了的这些河谷。
　　任何人都明白，无论在任何时候，那种高峻处强大的君临者，都是暂时的，无法永恒。只有那些台地上的土地，村庄与人民才是真正久远的存在。而军事的征服与铁血的统治总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最强大的也最脆弱。当地有一句谚语，其大意就是说，最高大的东西，最容易连根倒下。
　　眼前的情景也正是一种生动的写照，一个在历史书上，在传说中声名赫赫的城堡消失于荒草之中，而未见于历史与传说的寻常民居却依然存在于这些曾被一次次君临的和风吹送的峡谷之中，并且日益的星罗棋布了。
　　盘热的煊赫的存在是短暂的，之前与之后，都有过很多短暂的存在。我之所以在这里反复提到他，是因为他和他所统领的军队，使嘉绒地区终于在吐蕃统治时期融入了藏族文化这个整体。
　　盘热是一个军人。作为军人，他带来了战争，以及战争之后的和平。他也是一个行政长官。作为行政长官，他从吐蕃带来了两部成文的法律。这是嘉绒地区有成文法律的开始。
　　公元七世纪中叶，盘热统一了嘉绒，结束了这一地区长期的部落混战的局面，在一种较为安定的环境下，实施他带来的两部法典。
　　其中一部藏语称为“尼称”，类似于现在的刑法。
　　这部古代刑法分为九律共八十一条。这部刑法用金粉书写，以示其尊贵与重要。
　　其九律依次为：递解法庭律；重罪极刑律；警告罚款律；杀人命价律；狡狂洗心律；盗窃追赔律；亲属离异律和奸污罚款律等。
　　另一部法律用银粉书写，嘉绒藏语称为“芒登称仑”，类似于今天的民法。
　　这部民法共有十六律一百零八条。其十六律分别为：敬信佛法僧三宝；救修正法；报父母恩；尊重有德；敬贵尊老；利济乡邻；直言小心；义及亲友；效仿上流，远瞩高瞻；饮食有节，货财安分；追念旧恩；及时偿债，秤斗无欺；慎戒妒嫉；不听邪说，自持主见；温言寡语；勇担重任，肚量宽宏等。
　　他又结合嘉绒当地的实际情形，起草了一部类似于今天的诉讼法的《听诉是非律》，颁布施行。这部法典得到吐蕃王朝的重视，后来颁布到吐蕃全境施行。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在深入故乡群山的时候，我采用了一条反向的路线。既然我将这些群山看成通向高处的阶梯，但却没有一级级向上，直到海拔最高处，然后，四顾来路的漫漫与去路的苍茫。
　　反而先从拉萨，从青藏高原的腹心，顺着大地的梯级，历史的脉络，抬级而下。 顺着一条军事的征服之路。
　　也剧顷着一条文化传播的路线。
　　5、我想从天上看见
　　也许是因为年代过于久远，在这条陆路上行走时，已经没有人能找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历史与历史中的文化传播与变迁，比之于现代物理学家所建立的量子理论还要难于捉摸。物理学家描述他们抽象的理论时运用了一种可靠的用数学语言可以表述的模型。而历史中的文化却更多的在荒山野岭间湮灭，随着一代一代人的消失而被永远埋葬。
　　我想，也许从天上，从高处像神灵一样俯瞰时可以看见。
　　于是，我在拉萨的贡嘎机场登机时特意要了一个临窗的位置。并祈愿这一路飞行，没有云雾的遮蔽。
　　事实是，我登上飞机时，拉萨正在下雨。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水溢出了河床，洪水漫进了河床两边的青稞地，漫进了低矮的平顶土房组合而成的安静的村庄。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了，洪水浅浅地漫在地里，麦茬一簇簇露在水面上。庄稼地与房舍之间，是一株株柳树，在雨中显得分外的碧绿。飞机越升越高，那些淹没了土地的水像面镜子一样反射着天光。这真是一种奇异的景象：洪水成灾，但人们依然平静如常，没有人抢险，没有人惊慌失措，那些低矮的土屋安安静静的，都是很宿命的样子。土屋顶上冒着青烟，我想象得出来，围坐在火塘边上的农人平静到有些漠然的脸。洪水与所有天气(比如冰雹)一样，或多或少都和某种神灵的力量与意愿有关。
　　对于来自神灵与上天的力量，一个凡人往往只能用忍受来担待。所以，当外界的眼光看到一个无所欲求的农人时，而赞叹，而自怜的时候，我想告诉你，那是因为对生活日深月久的失望。不指望是因为从来都指望不上。所以，你才会在雅鲁藏布江洪水泛滥时，看到这么一幅平静的景象。
　　这种平静的景象里有一种病态的美感，病态的美感往往更有动人心魄的力量。
　　飞机再向上爬升，就穿过了饱含雨水的云层。
　　云层掩去了下界的景象，满眼都是刺目的明亮阳光!
　　虽然有云层阻隔，但我还是感觉到机翼下渐渐西去的高原那自西向东的倾斜。飞机每侧转一下机身，我就感觉到雄伟的高原正向东俯冲而下。闭上眼睛感觉，那是多么有力的一种俯冲啊!我当然知道，这种俯冲感是一种幻觉。飞机飞行得非常平稳。电视里正在播放平和的音乐。当气流导致飞机发生小小的震颤，空姐柔美的声音便从扩音器里传来。但我还是觉得大地在向下俯冲。
　　我说过，这是一种幻觉。而且是我不止一次感觉到过这样的幻觉。
　　譬如当我最大限度在接近某一座雪山的顶峰，坐在雪线之上，看到只要有一点动静，风化的砾石便水一样流下山坡，看到明亮的阳光落在山谷里、森林中，使得云雾蒸腾，我也会感觉到大地的俯冲。而到云雾散开，大地安安静静地呈现出它真实的面貌，这种幻觉便消失了。
　　飞机起飞不久，机翼下面的云层便渐渐稀薄，云层下移动的大地便渐渐显现在眼前了。
　　雪峰确乎呈南北向一列列排开在蓝天下，晶莹中透着无声的庄严。在这一列列的雪山之间，是一片片的高山草甸，草甸中间或还点缀着一些积雨形成的小湖泊。湖泊边上，有牧人的帐房。我熟悉帐民里牧人的生活。他们不是草原上那种纯粹的牧民。夏天，他们赶着牛羊来到这些雪山之间的高山牧场，秋天到来，他们被一天天降低的雪线压迫着，走进河流深切出来的山谷，回到自己种植玉米与青稞的农庄。夏天是牧场上的收获季，秋天，又是土地里的收获季了。于是，这些山地中半农半牧的同胞，便在一年中，有了两个收获的季节。
　　每一列雪山之后，这种山间牧场就更低，更窄小，直至完全消失。眼界里就只有顶部很尖锐，没有积雪的峭拔山峰了。这是一些钢青色岩石的山峰，一簇簇指向蓝空深处。山体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森林。然后，这种美丽的峭拔渐渐化成了平缓的丘陵，丘陵又像一声长途俯冲后一声深长的叹息，化成了一片平原。这声叹息已经不是藏语，而是一声好听的汉语里的四川话了。
　　从平原历经群山的阻隔与崎呕，登上高原后，那壮阔与辽远，是一声血性的呐喊。
　　而从高原下来，经历了大地一系列情节曲折的俯冲，化入平原，是一声疲惫而又满足的长叹。
　　而我更多的经历与故事，就深藏在这个过渡带上，那些群山深刻的皱摺中间。
　　6、流放中的光明使者
　　机舱里的一多半乘客都是去内地各种学校上学的藏族学生。满眼都是被紫外线过多的阳光灼成黑红色的藏族肤色，满耳都是不时穿插着一些汉语或英语单词的藏语。藏语已经显得很古老了。如果没有这些汉语的英语的借词，这些年轻的学子恐怕不能把自己的感受完整地表达出来。
　　但在吐蕃强盛的时代，随着藏语书面文字被创造出来，藏语是一种多么强大而又生气勃勃的语言啊!
　　各种各样新鲜的词汇与句式，随着吐蕃大军传播到雪域高原的每一个角落。
　　说到语言，又是一个有关文化传播与整合的话题了，我们必须再回到藏族最早出家的“七觉士”之一毗卢遮那的身上来。
　　藏王赤松德赞迫不得已将毗卢遮那流放到吐蕃东北部的边疆地带。毗卢遮那被流放时，嘉绒地区一个个靠近汉地的山口，那些河水冲向成都平原的逐渐宽大的峡口，都成了吐蕃军队与唐王朝军队反复争夺的军事要冲。吐蕃军队因为长期屯守，除了少数贵族还谨守自己纯正的血统，大多数人都与当地土著通婚繁衍。既或是这样，嘉绒这个特殊的地区，不管是在意欲西进的唐王朝眼中，还是欲向东图的吐蕃人看来，都是一个化外的蛮荒之地。
　　被流放的毗卢遮那就成了一个光明使者。
　　他为这个地区带来了佛音与创制历史并不久远的藏族文字。要是没有佛教与一致的文字系统，没人能设想出今天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独具魅力的藏文化地带。这点道理，任何人只要打开中国地图就能明白。那占去五分之一个中国版图的棕色的青藏高原上，只生活着几百万藏族人，而且，中间还有那么多高山峡谷的巨大空间阻隔，却发育出一种相对完整统一的民族文化。这在民族与文化区域的形成史上，无疑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
　　这并不是几十上百年的军事占领可以达到的。
　　对嘉绒这个地区来说，盘热所率的大军是为佛教文化的传播扫除了障碍，廓清了道路。
　　舞台已经搭好，当幕布徐徐开启时，谁将成为这出戏剧的主角?
　　如果历史尚未开始，如果让未来学家、星相学家作出无数种可能性的预测。但当一切都成为历史，无数的可能演变成惟一的现实。所以，在这出中世纪结束蒙昧的戏剧中，聚光灯下只有一个主角，他就是被吐蕃王室流放到嘉绒中心大渡河流域的佛教宁玛派高僧毗卢遮那。
　　毗卢遮那在被迫的状态下被推到前台。
　　我曾经特别想追溯出他从拉萨一路辗转来到嘉绒的道路，但岁月久远，群山里只有鸟迹兽踪，这位大师流放辗转的路线已经元迹可踪了。
　　现在只知道他被流放到嘉绒，最先到达的是促浸。促浸是大河之滨的意思，即今天阿坝州境内的金川县，解放前，是国民党四川省政府辖下的大金县。公元七、八世纪，这是嘉绒地区文化与农耕最为发达的地区。
　　传说毗卢遮那还未到达促浸，才崩氏命令当地军事长官加害于他的书信已经先期抵达。
　　和西藏，拉萨相比，海拔度两千上下的大金川河谷是一个湿热难当的地方。刚刚抵达的毗卢遮那被投入了更加湿热的地窑里，与毒虫和癞蛤莫为伍。毗卢遮那瑜珈功力深厚，这些毒虫并不能动摇伤他一分一毫。当地的军事长官又想出一条又一条计策，但都不能危机毗卢遮那的性命与身体，更不能动摇他坚定的信念。他高深的功力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崇拜。
　　正在这时，赤松德赞要当地军事长官保护毗卢遮那的命令文书又到达了。
　　毗卢遮那获得了自由。
　　获得自由的毗卢遮那在嘉绒大地上漫游，是一个苦行僧的形象。
　　他必须是一个苦行僧的形象。
　　那时的嘉绒在宗教方面完全是苯教的一统天下。如果说，在西藏，藏族的本土宗教虽然几经反扑，总的趋势缺是在节节败退。但在嘉绒地区，却正如日中天。可以说，毗卢遮那在这里处于一种比在西藏宫廷中更为危险的境地。但是，作为一个嘉绒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对毗卢遮那大师不利的传说。
　　嘉绒人都说，是大师给我们带来了文字。而文字给我们的眼睛与心灵带来了另一种光明。他来到嘉绒，就在大渡河上游，岷江上游的崇山峻岭间四出云游，也许是吸取了在西藏传法时的经验与教训，他在嘉绒地区传法不是辩驳，不是批判，不是攻击，甚至也不宣讲，而是用无声的方式展示。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区分这种展示中显露出来的有多少是教法的吸引，又有多少是因为人格的感召。正是用了这种方法，他才一改在西藏与苯教徒激烈对抗的局面，以一种更接近藏族本土宗教的理念与形式传播佛教，获得了当地笃信苯教的嘉绒民众的拥护与爱戴。他建立寺庙，译经说法，在较大范围内传播了创制不久的藏语文，使各说各话的部落共同的交流有了一个依凭，有了一种共同使用的官方语言。
　　从他经过地方留下的遗迹来看，更多的时候，毗卢遮那都在山间修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一个他曾面壁修行的山洞，位于距马尔康县城十余公里查米村附近，梭磨河岸边山坡上的葱郁茂盛的森林中间。这个山洞就叫做“毗卢遮那洞”。洞中石壁上几个隐约模糊的印痕，据说是他面壁修炼时留下的掌印。至少，前去朝圣的当地民众中的大多数对此是深信不疑的。至今朝拜之人络绎不绝。
　　在这个高大轩敞的干燥山洞中，还竖着一根直径一尺多，高有六、七米的带根树干。当地民众传说，毗卢遮那在嘉绒传法期间，也曾出山去四川盆地中的峨媚山传经说法。回来时，所拄的拐杖放在洞中，自行发芽生根，茁壮成长。
　　今天，这树干也是修行洞中的神奇之物，朝拜此洞的百姓往往会刮下一点木屑，加入煨桑的烟火中，说是可以求得大吉大利。
　　从这个地方顺梭磨河而下，到可尔因，杜柯河与梭磨河在陡峭雄浑的花岗岩石山下相会。再流向前文提到的金川(促浸)方向。更加浩荡的河水一路向下游奔泻而去，而我却转身过桥，在北岸溯大渡河的另一条上源杜柯河而上数十公里，达到一个被许多巨大的核桃树包围的小镇：观音桥。观音桥是名叫绰斯甲的地区的中心。
　　直到本世纪50年代初，绰斯甲土司还依靠苯教势力进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一直是苯教势力的一个大本营，但在那些巨柏耸立的山间，仍然流传有许多有关毗卢遮那大师讲经传法的故事。在不止一个花岗石岩洞里，留下了携刻的经文，留下了手掌脚印之类似是而非的神迹，留下了许多优美的传说。
　　毗卢遮那弘传的是藏传佛教中最古老的派别宁玛派。宁玛派僧人最为重视密法的修炼，而对显学的研究则相对弱化。
　　在西藏，最初是显学的大师如寂护被藏王赤松德赞迎请到吐蕃弘传佛法。寂护是印度佛教自续中观派出身，是拂教大乘显宗的正统。他入藏后为藏王及民众宣讲“十善法”，“十八界”，“十二因缘”，向他们灌输佛教的基本义理；但他过于学院派，过于经典化的方式，直接导致了传法失败。
　　寂护被苯教势力压迫离开时，向赤松德赞建议，只有迎请印度密教大师莲花生才能“调伏众魔”。莲花生来到西藏后，在与苯教势力的斗争中，屡屡显示其精深的密宗功法，战胜了许多苯教巫师。他还采用了一个特别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战胜这些苯教巫师后，宣布苯教众多神祗中的某某与某某已被降伏，并将其封为佛教中等级不一的护法神。读那种降伏妖魔后封神的情景，总让我想到汉文的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中一些特别的场景。
　　而密教大法与苯教巫师斗法时，什么御风飞行，化光为剑等等奇妙的法术，又让人无端地想起汉文古典《西游记》来了。
　　莲花生大师把印度因陀罗部底系金刚乘密教传播到吐蕃，其中就包含有被认为密宗四部修法最高阶段的乐空双运无上瑜加密，即利用女性身体修炼密宗的功法。史料记载，莲花生本人就有五个这样的女性伴侣。这种修密时的异性伴侣，有很多称呼：世间空行母、明妃、佛母等，在修行者看来，她们的身性仿佛是渡河的舟楫或桥梁。传说赤松德赞的王后意西措结就曾在莲花生修密时充任明妃的角色。当然，流传更广，被更多修密者采用的还是莲花马头明王法和金刚橛法等密法。
　　莲花生还把印度密宗中的血祭仪式也带到了吐蕃。今天，这是藏传佛教中最为人所诟病的一个部分。即使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吐蕃宫廷中祟尚苯教的代表才崩氏，就曾疾言指责用人头骨、人皮、人肠、人血和少女腿骨做祭品与法器的血腥与野蛮。但苯教终于还是败在了莲花生的手下。
　　佛教是一个神灵众多的宗教，而藏传佛教中，一个数量众多、等级森严的护法神系统更是世界宗教版图上的一大奇观。这其实与佛教早期在藏区传播时特殊的宗教斗争方式有关。莲花生用这种方式终于使佛教在吐蕃境内有效地传播开来。于是，赤松德赞再一次迎请寂护进藏。并在寂护与莲花生的帮助下，于公元766年，建成藏族历史上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正规寺院桑耶寺。该寺建成后，剃度了第一批七位藏族僧人，史称“七觉士”，而毗卢遮那正是这七觉土中最为杰出，在传播藏族文化方面贡献最为胜的一位。他同样也是莲花生的信徒，但在这一地区，不管是苯教信众还是佛教信众中，都没有听到过他残酷施法的故事。
　　走遍整个嘉绒地区，所有的故事都讲的是这个光明使者的到来，而没有言及他的离开。在嘉绒地区呆了若干年后，毗卢遮那又回到了西藏。但是，至少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故事讲他的离开。查阅典籍，也没有发现他回到吐蕃王室后，又有些什么作为。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他永远留在了嘉绒土地上。
　　正是有了盘热的军事占领在先，再有了毗卢遮那带来已经相当西藏本土化的佛教传播，特别是在佛经典籍传播中的文字的转播，嘉绒才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化区，过去若干分散的部族结合起来，形成了藏族中一个自身特性保持最多的独特的文化区。
　　军事占领是暂时的，随着吐善帝国的土崩瓦解，从盘热开始的军事占领也自然宣告结束。那些来自藏区最西部阿里三围的屯守嘉绒的大部分军队，并没有回到故乡，而是无无声无息地融入了当地的人群。我知道，我的身体里，流淌着嘉绒土著祖先的血液，也流淌着来自阿里三围的吐蕃军人的血液。当地的土著是农人，农闲时节就在村庄附近放牧或狩猎，而那些从世界屋脊上拾级而下，曾经所向披靡的铁血武士，慢慢地也成为了在青棵地里扶犁的人，变成了在高山草甸里放牧牛群的人，变成了在鲜花盛开的季节，围着女人的石榴裙裾追逐爱情或肉欲的人。
　　但是武士与军人的血液不会永远沉沦，当危机袭来，那些勇武的因子又被唤醒，平和的农人，甚至澹定的僧侣又成为血脉贲张的武士。
　　这样的两相结合，就是今天作为藏族一个较为特别部分的嘉绒人。
　　阅读完嘉绒形成的历史，我们将开始阅读嘉绒的地理与风习。
　　7、我希望干得更好一点
　　当我描写嘉绒土司制度的最后数十年历史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出版后，在最靠近嘉绒的大都市成都，有一家旅行社在报纸上打出广告招引游客前往四姑娘山、米亚罗温泉红叶景区旅游，以及马尔康的土司官寨，广告词就是：游历畅销小说《尘埃落定》的地理背景与民族风情。
　　有朋友开玩笑说，我应该找这家旅行社索要一些报酬，因为这里面也有知识产权的问题。我没有上门去追索，却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好奇心，想知道，他们将如何向游客们介绍我故乡的人民与好山水。所有中国曾经旅游过的人，都知道导游们背下来的有限的解说词中，有很多特别似是而非，甚至是歪曲真相的东西。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一次是乘某旅行社的车，陪几个朋友去九寨沟。旅行社是故乡本地的旅行社，但一路上导游所介绍的东西在我都是特别耸人听闻的、似是而非的东西。这让人非常愤怒非常失望。
　　还有一次经验，是台湾作家张晓风夫妇到成都，从台北出发前就打电话过来，让我帮忙找一家旅行社去九寨沟。这次，我找的还是一家阿坝州的旅行社。五天后，他们回到成都，在四川大学的专家楼，夫妇俩打开摄像机，让我看一路上拍下的一位自称是藏族的青年导游的表演与解说，看过之后，我只是觉得口舌发干，而无话可说。我不可能用一顿饭的时间，推翻一个人，一个团体用五天时间，结合了那些奇异山水与人群歪曲的没有文化责任感的插科打浑式的灌输。
　　我自然知道有一些手提着喇叭，挥舞着小旗，像放羊一样放牧着游客与游客想象的自称是“导游”的人，最为关心的不是正确的知识与文化，尊重的也不是一个地区的历史与文明，他们尊重的是游客的小费，尤其是海外游客的小费，关心的是沿途饭馆、旅店、旅游品商店的回扣数量。
　　现在，我想的是，自己的写作也会不会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歪曲。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视角。但我能信任自己的只有一点，就是对阿坝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我的同胞的热爱与责任感。有了这一点，如果这本书我干得不够好，那么，我会争取下一本书，或者下一次别的什么事情，我能干得更漂亮完满一点，以期对这片故土的山水与人民有所奉献。
　　我至少可以希望自己，比那些所谓“导游”干得更好一点。
　　第二章 走向大渡河
　　大渡河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是因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属于藏区的大渡河，居于嘉绒藏区的大渡河应该从泸定开始。泸定是汉藏两个文化区结束和开始的地方。
　　就在这天晚上，我突然打定了主意，走通大渡河。顺着大河溯流而上，我就可以循着一条人们不常利用的线路回家。
　　大渡河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是因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也是因为这个，很多对历史并没有太多兴趣的中国人，还从政治教育课程，从各种影视作品中，听熟了另一个名字：石达开。
　　大渡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增添了一系列英雄的名字，和两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安顺场强渡大渡河与十八勇士飞夺泸定桥。就在前些天，四川成都的报纸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五十周年，还要轰轰烈烈炒作一件事：征集有探险精神的勇土，从再次全部撤掉桥板的泸定桥铁索上攀越大渡河天险。我不知道活动组织者的本意是什么，但善于发掘各种意义的记者在报道中说，这样，在国庆大典即将到来之际，这个活动可以再现当年红军飞夺天险的雄姿，借此可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云云。
　　如此一来，一次很有挑战性的历险活动，立即就没有多大意思了。
　　后来，我没有再关注这次活动举行的结果，只记得从新闻配发的照片上看到一些人正在抽撤桥上的桥板。看到那些桥板，我想起1989年夏天，我们第一次来到二郎山下的泸定。一天黄昏时分，大家喝多了一点酒，由当时还在沪定县工作的作家朋友高旭帆陪着到桥上散步。
　　黄昏的光线里，大家的面目渐渐模糊不清，而西边的天空，最后的阳光把血红的晚霞照得分外明亮。河风很劲地吹得酒后的大家都有些踉舱。大渡河正在洪水期，汹涌的波涛声在山谷里激起巨大的回响。大家迎着河风趴在作为护栏的铁链上，看着西边那血红的晚霞一点点黯淡，最后完全消散，这时，我感觉到手下的铁链蛇一样的冰凉。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是谁带的头了，反正，在满天星光的照耀下，大家都躺倒在木头桥板上了。
　　跟冰凉的铁链大不相同的，木头正在把白天蕴蓄起来的太阳光热慢慢发散。于是，被河风吹冷的身体感觉到了一种粗砺然而实在的温暖。
　　桥头上的泸定县城正渐渐安静下去，河水奔泻的声音却越发响亮。有人在扯着嗓子唱红军长征的歌，唱关于大渡河的歌，即便使尽了全身力气，也盖不过大渡河波涛的歌唱。
　　我的头有些晕，便悄没声地把脸贴在了桥板上，因为木头上那粗砺温暖的冲击，也许还因为醉了酒，也许还因为别的什么，眼眶一热，泪水悄然沁出，泪水无声而痛快地涌流，慢慢地泅开在杉木桥板上。在我心中，像画地图一样，一条红线婉蜒而行，向西，向北，我知道，这是这条大河所来的方向，这条婉蜒的情感红线，正是这条大河的千折百回。向西向北，那些茫茫群山哺育了这条河流，也哺育了我的身体与心灵。
　　就在这天晚上，我突然打定了主意，走通大渡河。顺着大河溯流而上，我就可以循着一条人们不常利用的线路回家。
　　我发现，自己经常会给定一个自己的地理概念，如果我从泸定开始沿大渡河上溯，其实没有包含大渡河的下游地区。泸定以东以南，大渡河还穿过了好多个县，才最后在四川乐山市举世闻名的大佛脚下与青衣江和岷江汇合，再一起浩浩荡荡奔流向长江。也就是说，要真正走通大渡河必须从乐山大佛脚下开始。但在我看来，这段大渡河在我的心目中除了是一种地理，没有感情上的意义。属于藏区的大渡河，属于嘉绒藏区的大渡河应该从泸定开始。泸定是汉藏两个文化区结束和开始的地方。从地理上标识，河是大渡河，山是二郎山。
　　二郎山的名字，许多中国人都从一首歌里听熟了它的名字：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解放军，铁打的汉，要把那公路，修到西藏。
　　如果不着眼于行政区划，只从文化分布来看，泸定就是西藏开始的地方。
　　不管是关于大渡河，大渡河山的泸定桥，还是大渡河北岸高耸于四川盆地边缘的二郎山，在革命史歌性的乐观主义叙事中，都在不太具有空间感的中国人中间，普及了一种地理概念。
　　在今天，使泸定广为人知的，还有蜀山之王贡嘎山怀抱里的海螺沟风景区。这个风景区以温泉和雄传的低海拔冰川知名于世。在这个地方，在从亚热带到终年积雪的雪线，一两天之内经历的数千米海拔高度，从中可以学习到真正的地理。当然，还可以学习植物学与动物学。我在山上就曾经被三条银环蛇上过一堂生动的生物课程。旅行结束之后，因此还写过惟一一篇以动物(银环蛇)来推动情节发展的短篇小说，名字就叫《银环蛇》。
　　在海螺沟的冰川与温泉盘桓几天后，同行的大队人马返回成都。我在泸定与大家分手，在高旭帆家里养精蓄锐几天，又去了一次康定，然后，于一个蕴雨的早上在康定车站乘上去丹巴县的班车上路了。
　　流经康定的折多河是大渡河的一条支流，水量不大，但在海拔急剧降低的山谷里，显得特别汹涌澎湃。公路沿着狭窄的折多河谷一路向下几十公里后，众山之中的山谷豁然开阔，道路也显得平缓一些，浩浩荡荡的大渡河重又出现在眼前。
　　宽大的河谷欲睛又雨，一些地方，被自天而降的灰蒙蒙的雨脚所笼罩，一些地方，被雨后的阳光照耀得格外明亮。这些都是我所熟悉的景象。我甚至有一种冲动，想下车行走。也许是上天的特别看顾吧。没过多少时间，班车就停下来。这次，是因为昨天晚上爆发泥石流，公路被阻断了。
　　这是班车第三次停下。
　　第一次，车开出康定不远，一个旅客大叫起来，原来是车顶的货物被从车上颠下去了。
　　第二次，是全副武装的公安与武警设了路障检查。他们挎着冲锋枪上车来，打量每一个人的脸，打量每一个人的行李，然后，下车挥动绿旗放行。我放在行李架上的红色的尼龙旅行包被打量了很长一段时间，但里面除了一些干粮，一架笨重的珠江相机，几本书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但他们也仅仅只是注视而已，并没有要求我将其打开检查。
　　现在是第三次了，不需要人告诉，只要看看公路上排开的汽车长龙，就知道对汽车轮子来说，此路不通了。泥石流从毫无植被遮掩的陡峭山坡上流泻下来，粘稠的泥浆还在从上面破碎的山体上源源不绝地向下流淌，淹没了上百米的一段公路。泥浆还从山上带下来一个个巨大的石头，这些石头把公路路面全部挤占住了。
　　要是有人，有炸药，有推土机，清理这些障碍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没有人知道修路的人和炸药和推土机什么时候会来，也许在一分钟以后，也许要等上一天两天。我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了。于是，从车上取下背包，脱了鞋，挽起裤腿，越过齐膝深的泥浆上路了。对面公路上，又是长长的一列车队。这一段路上只有很少的树木，所以，许多人只能蹲在卡车的阴影里，躲开雨后初睛后毒辣的阳光。当我穿过这长长的车队的时候，不断有人从车厢阴影里站出来，拦住我。
　　老板要不要，要不要。“
　　我说不要，不要。这时，两个男人一前一后，把我堵在了两个卡车中间。他们也不向前面那些人那样，拿出什么东西来，而是定定的看着我。直到看到你心里发毛，其中的一个才笑了：朋友，有点砂金想出手，多少要一点吧。
　　我说我不是收金子的人。
　　我不想解释怎么想走通这条河流，更不想向他们解释这条河流对我，对他们都意味着什么。
　　另一个人逼过来了，你总该要点什么吧。银元?文物?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不知何故他们自己反倒露出了张皇的神色。
　　这回轮到我笑了：我回家。回马尔康。
　　马尔康?你就这么走着回去?
　　我说，也许什么时候又搭上汽车了。
　　然后，其中挡在我前面那个人努力把身子贴到车厢板让我过去了。
　　阻塞在长长路上的车队终于远远地抛在身后了。
　　阳光落在两边光秃秃的破碎不堪的石山上，闪得人双目发痛发干。混凝土灰色一样的山坡上也有绿色，但不是树木，而是漫山遍野的仙人掌。
　　我只是在画报图片上才看到过这么多、这么巨大、这么千姿百态的仙人掌。图片里的情景是在墨西哥荒野上。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在中国会有这样一个仙人掌丛生的荒凉地带。
　　特别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汉藏两区交界的地区，在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攀升的群山渐渐峭拔的地方，总会有这样一个荒凉的、大自然遭到深重蹂躏的地带。，由北向南，嘉陵江流域是这样，岷江流域是这样，想不到大渡河流域的情形还要惨烈可怕。科学家把这种荒凉地带称为亚热带干旱河谷。他们还告诉说，这些地区，历史上曾经都是森林满被，和风细雨，但在长达上千年的战火与人类的刀斧之后，美丽的自然变出了一副狰狞的面孔。
　　自然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些森林一旦消失，整个自然生态将难以再重建恢复。
　　这个地带在一个国家的两个民族之间，而不是在两个敌对的国家之间，这种没有理性的对大自然的盘剥，最后造成了眼前这种令人发指的景象。这次旅行结束后，我特别注意地想搜罗一些资料，看看这些曾经风调雨顺、绿荫满山的地带，从什么时候起，落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可惜的是，无论在哪一种语言的文书中，我都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记载。
　　曾经在西藏工作很多年的冯良寄送给两本书，一本是她的长篇《西藏物语》，一本是她编辑的原来叫做《康藏轺征》，现在取名叫《国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纪实》的书。也许是因为手头正在写这本有关走进西藏的书，我对这本在1930年就真正走进西藏的书的兴趣，一时间超过了对冯良小说的兴趣。这本书的女人公刘曼卿是一个已经被淡忘的一时间的风云人物。这位刘曼卿女士是一个出生于拉萨的藏汉混血儿，藏族名字叫做雍金。她作为国民政府的特使，为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所作的贡献，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史料中说，刘女士此行往返于南京和拉萨达364日，是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她在拉萨和入藏的路上，“竭力宣慰中央德意，及告以中央垂念边睡之殷，故深得藏民及统领土司、喇嘛等之热烈欢迎，达赖亦延其为上宾”。返回南京后，她应邀在国民会议作丁关于西藏之行的专题报告，国民政府主席特地颁发褒奖状。奖励词说，“国民政府以刘曼卿前经本府文官处委令，前赴西藏调查往复一年，克宣党国怀来之意，无愧轺车专对之材用，特给予褒奖，以示奖励。”
　　我对这本书感到兴趣，因为她入藏的行程有一段与我的路线重合，在这重合的一段路线上，我想看看一个藏族人的记载是不是有别于其他人的记载。但我从她的行文里没有找到一个有藏族血统的人回到藏文化区域中，有什么灵魂上的共振的字句。倒是发现了“塞外孤征，感念易既”等酸腐的语句。
　　我读有关西藏的书，选择的标准与读别的书大不相同，我知道这也是一种偏颇，但不能改变我在阅读中本能的取舍。我读西藏的书，第一就是从字里行间感受读者是在融入还是疏离，如果其中有太强大的另一种文化的优越感，那好，对不起，我只有放下。
　　我再从书架里找出这本书，是想看看，作者在泸定到康定的道中，大渡河这段体现了人类最大程度暴力的河谷时，有什么样的思考与记载。
　　可是，我仍然没有看到。
　　她好像没有看到那些破碎山体中的仙人掌。在我看来，这些仙人掌是大地里所残存的最后一次生机。
　　我继续翻检手边有限的有关藏汉交往的史料。其中一函四册的线装书叫《边藏风土记》，作者查骞，光绪年间由四川总督任命为里塘粮务同知。期间曾在这条路上往还，结果留下了这四小册文字。在第四册中，在沪定县条下，有关于这些仙人掌的记载：“泸定县境内，产仙人掌。草生树本，高逾寻文，状恶多浆，触手滑腻土人多种以代墙，密如排棘。其实四棱三棱，深绿绛黄，味亦甘滑，呼曰仙桃。按《本草纲目》：仙人掌状如人掌，故以名。多生石上贴壁，性苦涩寒。然未见沪定之多且大者。遍山幽谷，莫非此树，臭气薰人不可耐。”这又是中国读书人典型的书斋笔调了。
　　面对这种动人心魄的劫后的大自然，他能平心静气地去品味果实，想起在中医理论里的药用价值，那是一种我本人永远无法企及的境界。
　　公路边，不断有穿着非藏非汉，面孔脏污的孩子，手里提着一筐仙人桃，期待着买主。虽然在烈日下行走，我口渴难当，虽然那些仙人桃散发出一种与无花果类似的沉郁的闷香，但我没有打算去品尝。我在想象过去这里曾经的青山绿水的景象。
　　与此同时，让人更加沉痛的是，我知道，对大自然的劫掠还在远方云雾遮掩的深山里进行。
　　公路下边，河道里浊流翻滚，黄水里翻沉碰撞发出巨大声响的，正是那些深山里被伐倒的巨树的尸体。落叶松、铁杉、云杉、冷杉、柏、桦、揪、椴，所有这些大树，在各自不同的海拔高度上成长了千百年，吞云吐雾了千百年，为这条大河长清长流碧绿了几百年，为这片土地的肥沃荣枯了几百年。但现在，它们一棵棵呻吟着倒下。先是飞鸟失去了巢穴，走兽得不到荫蔽，最后，就轮到人类自己了。
　　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无端就想到了故乡村子一片已经消失的彬林。一片消失的桦林。
　　3、一片消失的桦林
　　现在，当我的手指在电脑键盘上跳动，突然想讲讲那片桦林的故事。
　　那片桦树林曾经存在的村子藏名叫做卡尔古，这个村子是一条古老驿道上一个重要的站点，所以，来往的回汉客商还给了她一个汉名：马塘。50年代，新建的人民政权修通了公路以后，这个地方在地图上便成了成都至国道213线一条叫做刷丹公路的支线上一个最小的圆点。所以，养路的道班既不叫这个村子的藏名，也不叫这个村子的汉名，而把这个地方叫做“15公里”。
　　就在栽着“15公里”的水泥里程碑那个地方，有一条小溪从山腰的树林里流下来。沿着小溪，一条小路爬上公路陡峭的路肩，隐人满坡的白桦林中间。
　　那是一条采药的小路，在那些白桦林间的一小座一小座的山崖上，我就采过木麻黄。那也是一条放羊的小路，因为桦林间有许多顺着山体倾斜的林间草地。这也是一条狩猎人的道路。记得曾有一个村子里的小伙子被一头小熊追赶，他逃出树林后，用石头把那头小熊打死在了公路上。
　　有人踏上这条小路，却只是为了饱饱地去喝一次泉水。从公路爬上山路不用二十分钟，就是那条溪流的源头。这眼泉水是卡尔古村四周众多泉水中最甜的一眼。但那泉水无论如何也没有桦树的汁液来得甘甜。
　　春天，村里的小学校放学后，那片桦树林曾是我们童年时代的天堂。初春，钻进树林，只要用小刀在白桦修长的树干上割开一个口子，甜蜜清香，而又微微有些苦涩的树液就可以流淌得满嘴满脸。
　　但我没有能够与这片美丽的树林度完整个少年时代。
　　文化大革命期间，从400公里外的四川省城传来文件。那里要修一个叫做万岁展览馆的雄伟建筑，是献给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领袖毛主席的。这个建筑有多大呢?曾经在红军队伍里呆过一阵子的大队长说，比土司的官寨还要大。一个还俗的喇嘛解放以前去过拉萨，所以他有资格说，土司算什么，毛主席的房子应该比布达拉宫还大。那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布达拉官到底有多大，但砍伐一直持续了大半年时间。不知是谁说的，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桦木，应该红桦，而不是白桦。但是，红桦生长在比白桦更高的地方。于是，村里的男人们每天一大早上山，伐倒一棵又一棵修长的红桦树。黄昏下山，并把一大段一大段粗大的红桦树干滚下山来。
　　沉重的桦木下山时，显示了巨大的破坏力，小树，花草顷刻毙命，低处亭亭玉立的白桦也被冲撞得伤痕累累。林子里肥沃松软的腐殖土表层也被一道道犁开了。雨水一下，整天整夜，泥土与下面的砾石就往山下流淌。当年，那眼甜水泉的泉眼就被流砂深深掩没了。
　　然后，从公社，从县里来的人，拿着尺子一段段比量，合格的，就有一个人在断面上画上一朵葵花，中间写上一个鲜红的忠字。因此，这些木头不叫桦木，而叫忠字木。忠字木装上一辆辆解放牌卡车，和一辆辆叫反修牌的苏联造卡车，翻过村子背后分隔开了岷江与大渡河两大水系的鹧鸪山，到米亚罗，再沿岷江的支流杂谷脑河过理县，再走50多公里，在汶川县城威州镇与岷江正流汇合，出岷山峡谷，到都江堰，然后到达天府之国的中心成都。
　　那么多卡车来来去去，寂静的卡尔古村是多热闹啊!
　　那时，我还没有比二十多户人家的卡尔古村更大的地理概念。
　　那时最大的愿望是等往桦树断面上画葵花的那个人高兴了，把画笔交给我，在他用铅笔填好的轮廓里，填出一朵中心无蕊，因此也无从结籽，却长出一个大忠字的葵花。
　　我，一个牧羊少年的手，曾经为拿起了那饱蘸油彩的画笔而颤抖过，因此我很奇怪，为什么自己没有最终成为一个画家，而是操起了文字的生涯。也正因了这文字的因缘，在80年代中期，我循着当年运送卡车的忠字木所走的那条路线，第一次来到成都。所要寻找的目标，就是那座在卡尔古村人想象中比土司官寨，比布达拉宫还要巨大的建筑。
　　那建筑应该非常巨大，因为砍去了整整一面山坡上所有成材的红桦。
　　但我看到的建筑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辉煌。我没有想到当年的万岁展览馆是那样一种灰蒙蒙的颜色，在平原上，在一样灰蒙蒙颜色的楼群里，它一点也没有想象中那种圣殿的样子。我不能想象它会是这么一副庄重却远远说不上雄伟的样子，就像要不是亲眼看到，我不能想象鸽子敢于在这座建筑广场前的伟人塑像宽大的肩头拉屎一样。
　　因此，我为了那片永远消逝的红彬感到痛心了。
　　在这座城市出入久了，并成为她的居民以后，我慢慢熟悉了她的历史与地理，也就知道了，很多老成都人也在为这座建筑所在地曾经雄伟与沧桑的老城墙感到痛心疾首。
　　还是回到那片掸树林，因为她毁灭的过程尚未完结。又过了两三年，毁灭的命运降临到了那些白桦身上。
　　这回是北京城里发话：要准备打仗。
　　卡尔古村那么的宁静与僻远，很多时候被遗忘，但也有时候与整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准备打仗就是贡献出那片白桦林。村子里的男人们又带着刀锯上山了。白桦一株株呻吟着倒下。然后根据要求切成一定的长度，一定的口径。不合格的都扔在山上，不到两年就慢慢腐烂了。合格的就一垛垛堆在公路边上，等待着卡车队来拉到我们不知什么地方的兵工厂去。卡尔古村的人都被告知，这些白桦的用途是制造步枪，机枪，冲锋枪的枪托及其他木质部分。所以，这些白桦给我们卡尔古村带来了无尚的光荣。
　　也许因为这种光荣过于抽象，所以，直到今天为止，许多卡尔古村的人还在为那些白样感到惋惜。
　　其实，卡尔古村岂止是失去了这些白桦，我们还失去了四季交替时的美丽，失去了春天树林中的花草与蘑菇，失去了林中的动物。从此，一到夏天，失去蔽护的山体被雨水直接冲刷。泥石流年年从当年的泉眼那里爆发，冲下山坡阻断交通。有一年，我从外地回家，就被泥石流阻在离家两三里路的车里，过了一个担惊受怕的晚上。
　　在那些白桦消失的同时，多少代人延续下来的对于自然的敬畏与爱护也随之从人们内心中消失了。村子里的人了拿起了刀斧，指向那些劫后余生的林木，去追求那短暂的利益。也是一年春节回乡过春节。经常在夜半时分听到衬里人在公路边忙碌，把盗砍的林木装上出山的卡车。这种情景我曾不止一次看见。
　　就是这样，我目睹了森林的消失，也看到了更加令人痛心的道德的沦丧。
　　故乡在我已经是一个害怕提起的字眼。
　　那个村子的名字，已经是心上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而我的卡尔古村并不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卡尔古村的命运是一种普遍的命运。所有坐落于我在这本书里将涉笔的大渡河流域、岷江流域、嘉陵江流域的村落，没有任何一个可以逃脱这种命运。
　　所以，我才在目睹了泸定段大渡河谷里那些漫山遍野的仙人掌时，就感到这是已经破碎的大地用最后一点残存的生命力在挣扎，在呼喊，在警醒世人良知发现。但是，那种巨大残酷的存在却没人看见。刀斧走向更深的大山，河里漂满了大树的尸体。当河水流送完这些树木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耳边流动的只是干燥的风的声音，而不是滋润万物与我们情感的流水的声音。几乎是所有动物都有勇气与森林与流水一道消失，只有人这种自命不凡，自以为得计的贪婪的动物，有勇气消灭森林与流水，却又没勇气与森林和流水一道消失。
　　要知道，在地球的生命进化史上，要是没有水，没有森林，根本就不会有人类的出现。
　　4、穿越在伤心地带
　　第二天我起了一个大早，趁着太阳出来之前的凉爽多赶一些路。上路不久，那些仙人掌终于消失了。但越来越巨大的山体依然破碎而荒凉。当太阳升起来，河风里那一点湿气一下就被蒸发了。太阳照亮了那些累累的岩石的时候，我的心中越发悲凉。我感觉到自己是在人类的伤口上行走。尘土，尘土，到处都是尘土。
　　尘土中间，反射着阳光发出刺眼光亮的，是许多石英与石棉的亮晶晶的碎片。
　　好在巨大陡峭的山体投下巨大的阴影，能让我在其间行走或休息，又可以感受到从河面蒸腾起来的一点点湿润的气息。在有森林，有植被的时候，河水是在滋润群山，群山是在哺育着河水。而现在，河水却在这群山中充当一个趁火打劫的最后的掠夺者。等到河水把风与雨水带到河谷里的最后一点泥沙冲刷干净时，这些曾经生气勃勃的群山就要完全死去了。这正在走向死亡的世界不是一个狭小的地理概念，那是从四川盆地边缘纵深向青藏高原边缘的阶梯形群山达两三百公里的一个巨大伤痕。
　　一个难以愈合的伤痕。
　　虽然这个伤痕地带也曾有过民族间的冲突与一些战争，但这些冲突与战争大多发生在冷兵器时代，还不至于造成如此巨大的生态灾难。这个伤痕的造成，就是进入了现代史的近百年间，人类以和平的方式，以建设的名义，以进步的名义，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与生存的名义，无休止索取的结果。
　　我无数次地往返于这样一个伤心地带。
　　就是乘坐汽车，穿越这样的地带也会费去整整一天的时间，而在溯大渡河而上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带，费去两天车程，也还走不出满眼的荒凉。如果是步行，那么，这样的行程就更加漫长了。
　　从泸定到丹巴，100多公里的行程，晓行夜宿，我整整走了三天时间。
　　还能看到仙人掌，但已经是有意栽植在农家墙头上。那些黄土筑就的院墙，黄土筑成的房屋，年深日久地站在烈日与暴雨下，墙上斑斑驳驳显出了白色的盐霜。土屋前后，是绿得很深厚的梨树。梨树与土屋构成河谷平整台地上大小不一的村落。村落四周仍然是绿意深重的玉米与小麦。这样的村落，每到一两公里，在某个山湾里，会随着一片平整台地的出现，毫无预示地突然出现一个。很多个村子之后，会出现一个稍大一点的镇子，白墙青瓦。会有一个乡一级的政府存在。某一个院子里，会有一面国旗，披垂在烈日下，琅琅的诵书声从白杨树下的教室里传来。
　　在这种时候，我这人总会生出些奇怪的感慨。本来，我该视这种声音为这一地带的希望之声，但我却为他们的将来感到悲哀。就像为那些在破碎的山体中寻找最后一点青草的山羊感到悲哀一样。当一个地区在失去前途的时候，偏偏生产出一个满怀希望的青年的少年人的群体，那不正是一种加倍的悲哀么?
　　我想对未来乐观一点，但是，我无法克服掉内心深处这种要命的荒凉感。
　　因此，我倒宁愿人们生下来，就如路上相遇的放羊人一样，坚韧而又漠然。
　　在一个小饭馆里坐下来，放下背包，松开鞋带，汗水却越发地滚滚而下。饭馆里的大嫂递过来一张油腻的毛巾：“哥哥，你擦下子汗水。”
　　她头顶着一张青色间有刺绣的头帕，腰上一条彩织腰带，都是典型的嘉绒地区的妇女服饰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身上的阴丹蓝长衫，已是清末明初的满汉服装，脚上一双军绿色的解放牌胶鞋，又完全是一个现代中国服饰的标准农村版本。在这个地方，许许多多的中年男子的穿着，都是这种汉藏混合，并同时呈现出不同时代特色的打扮。
　　而她说“哥哥”那种腔调， “擦把子汗”那种用词，是一种汉语里四川口音与陕甘口音混合后，演变出来的一种特别的大渡河谷中段土著汉语的腔调。这个地区，在满清乾隆朝以前，都是纯粹的藏族聚居区。是藏族历史上农业最为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在乾隆年间，满清对当地的大小金川流域的赞拉与促浸土司前后用兵十余年，战后，藏族居民人口急剧减少。清政府以四川及陕甘兵屯殖于此地，所以，才形成今天这种人文与语言风貌。
　　传说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事结束以后，留下屯殖的土兵们在河谷里跑马占地。骑上马，只抽一鞭子，直到马不跑了，自动停下来，这个范围里的土地，树林，草坡，甚至土著女人(因为战争，土著男人差不多都战死了)就都是这个人的了。所以，直到今天，当地的汉语里都还有一个表示土地单位的词：趟。你家这趟地今年庄稼长得旺实!
　　我问饭店的这位女老板：“你是藏族吗?”
　　我是用藏语问的，她盯着我，用汉语回答：“是藏族。”
　　她有些局促地解释，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听得懂藏语，但讲就有些困难了，她说：“结结巴巴，不蛮不汉的，说出来叫哥哥笑话。”这带地方，女人把不认识的成年男人，不论年纪大小，一律称为哥哥。有意思的是她接着又问：“哥哥吃汉族的还是藏族的?”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这条大河上游的谋一条支流的支流上，我在黄昏时分寻找过夜之处时，曾遇到一个背水的女人问我，你住汉族的地方还是藏族的地方。现在，又有人用同样的方式提出同样的问题。
　　我要了藏族的东西。
　　于是，我的前面有了一碗奶茶。茶里的奶是象征性的。掺在茶里很稀薄，这不是掺入茶里的奶的数量的问题，而是奶的质量。这种奶是杂种奶牛的奶。而且，茶里还有花椒和淡盐的味道。茶刚掺到碗里，很多个头硕大的苍蝇便嗡的一声扑了上来。院子门前，向着公路，孤独地立着一株巨大的柏树。这些河岸两边，过去，应该都是种这种参天古柏的森林，中间夹杂着白桦与枫树。现在，却只剩下这株巨柏孤独地站在骄阳下，团出一小块浓重的阴凉。我端着碗坐在着团树荫里，诗意不期而至，突然感觉到脚下，那些泥土与砾石的覆盖下，是未曾风化破碎的巨大岩石。感到柏树的根须在泥土与砾石中游动伸展，感到根须像虬曲有力的手指，仅仅抓住岩石。打断我的思路的是那位大嫂，她给我端上一碗嘉绒藏语叫“摆摆”，在拉萨叫做“土巴”的煮面块。当地的面很有筋头。做法是先炒酸菜与朝天椒，然后掺水呛汤，再在汤里下面块。我喜欢这种吃食，一连吃了三碗才罢休。然后，顶着烈日继续赶路。
　　再回头看那小饭馆时，才注意到柏树下还有一张台球桌。两个穿着尽量时髦的小青年，正一杆杆地打发着似乎无穷无尽的时间。中午时分，自己投下的影子短到不能再短，就像是影子也睡着了一般。这个镇子也与大渡河沿岸许多小镇一样。低矮的房子挤在权作街道的公路两边。公路很安静。强烈而坚硬地反射着更多的热量与光线。刺得人有些睁不开眼。两边的房子却蒙满了灰尘，安静得如同一场梦境一般。
　　这是大渡河流域这个荒凉的伤心地带的众多小镇中的一个，如果不是因了名字的不同，我实在分不开，这些镇子彼此之间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
　　这天晚上，我宿在路上的另一个乡镇。我不想在这里写出镇子的名字，也是因为，除了一人不一样的名字，这里的一切实在与前述走过的镇子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多苍蝇的小饭馆，门口停着运送木头的卡车，有一株两株的柏树立在随便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勾起人一点点对一个遥远的山青水秀时代若有若无的怀想，那是民歌的时代，那是水流清澈的时代，那也是民间诗人们留下最后记载的时代。
　　作为那个时代的余响，我请民间的智者为我翻译一段名叫《美好时代衰落》的民间文书。这部文书很少流传，一来，是因为民间愿意思考的人日渐凋零，而历史学家轻易将这种诗性的颇具概括性的叙述轻易摒弃了。但我喜欢这样的文字，其中这样写道：
　　“后来，到了宗教不善寿命短促的时代，妖魔鬼怪兴妖作祸，坏心眼的人肆意害人，恶人发财爬上高位世，傲慢专横不可一。好人，对人无害的人胆小怕事，只落得贫困和倒霉。”
　　“在此之后，宗教每况愈下，寿命更加短促的时代，在欠债和捐税的时代临近时候，国王在他的辖境内只有八千年的权力，一个国王会变成许多个国王。国王们自以为是，无视昔日好的宗教和经典。由于各人都过于自信，于是，各个国家就产生了各自的宗教与经典。”
　　我觉得这是一种类似于《旧约全书》的概括则又诗意的，象征多于信史的笔法。我非常吃惊，在这样一个日益荒漠的地带，竟然孕育出了这样的民间诗人与思想家。而现在，这样的人物再也不会出现了。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荒凉的地带，也是万劫难复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1989年6月7日。
　　我躺在旅馆很多跳蚤的床上，睡了两个小时醒来，在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下打开笔记本，重温这些文字。这时，电灯闪了三下。我知道，这是小水电站的人，把控制台上的闸刀开关拉下，又合上，拉下又合上，拉下又合上，这是告诉小镇和周围通上电的村子的人们，要停电了。要是在平时，这些小镇早就该睡去了。但这一年的这些日子，即或在中国如此僻远，被人遗忘的地方，人们也正在为首都北京、省会成都所发生的事情而激动着。这种激动里大多数时候并不包含有特别的思想与道德的评价，而是生活太平淡，实在是该发生些什么了。尽管只是电视上发生的事情，也比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要好。
　　十分钟以后，电灯熄灭，小镇便睡去了。
　　我起身走到窗前，听到大河在两岸岩壁间激起的沉雄回响。看到了岩石缝隙间，一些柏树在天空下的剪影。
　　于是，从背包里摸出一支蜡烛，写下了一首关于柏树的诗。名字就叫《俄比拉多的柏树》。俄比拉多不是这个小镇的名字。我愿意为这些小镇取一些我认为好听的、不显得寒掺的名字。在嘉绒藏语中， “俄比”，是种子的意思，“拉多”，是在、还在的意思。我给这个小镇的取的名字就叫种子还在。什么种子呢，当然是柏树的种子了。甚至连种子也不是，是柏树的一道影子罢了，是我个人心中一点无端的感触与怀想罢了。
　　在我写诗的青年时代，大多数诗行都写在这样的路上，这样破败而又简陋的旅馆。
　　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在有些地方，为什么一家旅馆刚刚建成，给人的感觉就已经显得破败不堪。
　　旅馆是这样，一些山间的城镇也是这样。
　　5、滞留丹巴的日子
　　再上路的时候，暴烈的阳光变成了无休无止的雨水。
　　密密的雨脚阻断了视线，只能看到面前很小一块地方，雨点使污泥飞溅。山坡上，汇聚的雨水一股股地冲刷着泥沙，从上而下，漫过公路，流到下面的河道里去了。雨下了还不到一个小时，本身就混浊的河水就变得更加粘稠了，散发着浓重的土腥味不断不涨。湍急的河水冲刷着河岸。不时可以听到河岸崩塌的声音。山坡上的泥沙被雨水冲刷下来，堆积到路上。现在，在公路上行走，就不得不越过一次又一次塌方了。如果是坐汽车上路，现在又该阻断在路上了。
　　中午时分，雨终于停了。
　　稀薄的阳光钻出云层，照在浊浪翻腾的大渡河上。群山中多了一些劫后余生的树木。这时，一大片房屋参差不齐地顺着山势出现在大渡河左岸的山脚下。那是曾经走过的许多个小镇的集合。不用打开地图，我知道，丹巴县城到了。
　　大金川与小金川在县城边汇合，这条河才正式被叫做大渡河。所以，在大渡河的地理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一个我久想到达的地方。今天，因为一个突然而起的冲动，在一个雨后初晴的时分，我来到了这个地方。
　　在康定的时候，有朋友给我写了一封给这个县的县委书记的信，这个书记还是现居北京的藏族作家杰米平杰的兄长。但当我踩着雨后街道上一个又一个水洼，找到招待所住下后，从胸前的衣袋里掏出随身的几百块钱和那张纸条时，这些东西都被湿透了。房间里有三张床，我把钱一张张摊开在空床上，那张纸条却化成了一团纸浆。好在，有那个防水背包，再加上一块雨披，还给我留下了干爽的替换衣服，保全了我的笔记与诗稿，还有一叠写于泸定的叫做《银环蛇》的短篇小说初稿。
　　换好衣服后发现，踩了一上午的雨水，脚上的旅游鞋底与鞋帮完全分家了。
　　于是，穿着招待所的写了某某招待所红色字样的塑料拖鞋上街买鞋。
　　新的旅游鞋很柔软，穿上去，对行走了很多天的双脚来说，真是一种很好的犒赏。现在，我还能感觉到双脚在当时所感觉的暖烘烘的干燥的柔软。
　　我想，这双脚从跟定了我以来，从未像那一刻感觉到幸福无边。
　　在那一刻，这双因跟了我才患上风湿症的双脚会在从未有过的无比的舒适里，感觉到一个女人终于发现自己嫁对了男人的那种幸福。如果我们的脚有一种幸福哲学，会不在乎你驱使它丈量了不能穷尽的大地上的多少地方，也不会在乎你在有了钱后，给了它多么昂贵的名牌包装，更不会在乎是不是蹭到过许多鲜红的地毯。它的要求是动物性的、干燥的而不是粘乎乎的温暖，以及可以透到气的柔软。
　　从商店出来，我坐在新华书店的门前。
　　这是我买了隔壁杂货铺的一包香烟，换来了一条凳子，再把香烟点燃后，坐在太阳下面所揣摸的脚的幸福的哲学。正是有了这一次对双脚幸福感的揣摸，以后但凡看到有关革命史的电影，看到红色伟人与战土一起打草鞋，或者中国北方妇女坐在炕上满怀革命激情纳支前鞋底时，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了。
　　我知道这没有道理可言，但这世界上不讲道理的事情多了，我独自坐在电视机前，为了一两个镜头没有道理地感动一下，对人对事都没有任何妨害，时不时地来点小感动，让人感觉到生活的美好，也是一种有益无害的心理体操。
　　我坐在新华书店隔壁杂货铺门口抽烟，揣摸完脚，便抬头望天。在这里，随便拾一下眼皮，是看不到天空的。看到的只是巨大的灰色山体。在那些山坡的高处，很强劲的风驱赶着云团。阳光渐渐变成强烈起来。
　　终于坐到书店开门的时间，很低矮的一座房子，采光不是十分充足。正是我熟悉的那种小县城里的书店的格局。店面不大，陈列着供销社那种曲尺形的柜台。柜台玻璃后面的书，以及柜台后面的架子上的书，哪怕是刚出版的，一放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都会显出一种年深月久的样子，显出和店员脸上一致的懒洋洋的表情。但是，我向来喜欢这种书店。原因是很多在大城市书店里不会买的书，在这里你会掏钱买上一本两本，作旅途夜深时的同伴。而这种书，也许是因为阅读的情境的关系，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这次我先是买下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贫下中牧的名义编写的一部青藏高原的藏兽医药典。这本书采用了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的那种开本设计，而且也采用了红塑料作为精装封皮。书是由若尔益县革命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此前我曾得到过这本书，是在访问一个老藏医时，他送给我的。过去，他是一个获得了格西学位的格鲁派僧侣，50年代被强迫还俗，回乡做了牧民。文革中，以革命牧民的名义被起用，执笔撰写这本初级药典。这位藏医在若尔盖草原上有很高的威望，我去访问时，他把这本译成了汉语的小书送给了我。但我却把这本书忘在了县委招待所。
　　而现在，我又重新获得了这本书。
　　在这里我还购得了第二本书，也是在逛大书店里绝不会购买的。这种书在世纪之末的1999年，是很风行的一类了，但那时，还是相当冷僻的，合着该在这样一个无可无不可存在着的书店里出现在我眼前。
　　这本书是薄薄的一本，叫做《人·野人·宇宙人》。作者叫萧蒂岩。我在《西藏文学》上看到过一个同名的人发表的大幅的书法作品，是写珠穆朗玛的诗文。十年之后，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前两个月，我需要访问一些对西藏有所经历的人士时，扎西达娃从拉萨打电话来，告诉了我这位老先生在成都的电话。
　　那天中午，在成都刚刚风行的川菜馆菜根香门前，我第一次见到萧蒂岩先生。不用介绍我们都认出了对方。
　　那天作陪吃饭的还有都在西藏文坛风云际会过的汉族作家马原和藏族作家色波。
　　再一次，萧先生又替我约了当年的南下干部，在西藏墨脱呆了20多年民俗家冀文正先生。地点在成都肖家河的拉萨大酒店的茶坊。那天，我们喝着清雅的峨媚毛峰，回忆的却是酥油茶的浓烈。就在那天，萧先生也带来了他多年前的那本书。
　　所有这些人聚在一起，话题都会自然而然地集中到西藏。但这个西藏是行政区划意义是的那个自治区，而不是文化意义上的。而我更愿意看到更多的人讨论一个更大范畴的西藏。还是回到处在大小金川交汇处的丹巴，回到处于富含云母的丹巴。离开书店后，我到车站去打听道路的情况。售票的小窗口上的木板紧紧关闭着。旁边的黑板上照例没有只字片语透露丁点消息。找不到一个工作人员，要不是站内停着一些重载着原木的卡车和几辆空客车，这个车站就像给废弃了一样。
　　好在这些都是我十分熟悉的情形，我知道在这种情形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获得不尽准确消息的方式。消息大致是说，向下游往沪定的路，被多处塌方堵死了。这情况我大约知道一点，因为我是从这条路上来的。顺着大金川而上，到金川县城，再溯流而上，到可尔因，杜柯河与梭磨河汇流处，继续溯流而上，经前面说到过的松岗乡，再15公里，到马尔康。这条公路已经好几年不通了。问题出在丹巴与金川两县的结合部上。这两个县的结合部也是四川省两个藏族自治州甘孜与阿坝的结合部。丹巴属于甘孜州，金川属于阿坝州。
　　在中国，很多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果出现在这样的结合部上，都会成为麻烦。更不用说，塌方从来都是这两个只有公路作为现代交通手段的自治州的大问题。
　　于是，那些结合部上大大小小的塌方就成了永远的问题。
　　最可能的一条路线，从丹巴过大渡河，沿小金川北上，55公里到小金县城。到小金县城后，一条路过因了红一方面军的翻越而享有大名的梦笔山，经卓克基到阿坝州首府到马尔康。这条公路过小金县后，在现在只有铁链悬空的猛固桥再分出一条路，过有东方阿尔卑斯美誉的四姑娘山风景区，翻海拔四千多米的巴郎山，穿过卧龙自然保护区，经都江堰到成都。
　　但现在，这条路也不通了，据说，在通往小金县城的短短50多公里的距离上，就有很多处塌方。
　　于是，我在丹巴县城滞留下来。
　　6、没有旅客的汽车站
　　长途汽车站前，是一个不大的广场。
　　广场边上照例堆积着一些直径很大的杉木。坐在这些木垛上，正面对着大小金川两水汇聚的河口。两河相聚时很平静，并没有喷云吐雾、飞珠溅玉的轰鸣。只是两股水汇聚时，陡然加宽的河面上，转动着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的力量之大，使那些漂浮在河上的巨大原木竖立起来，旋转着从漩涡中心直直地扎进河底，直到百米开外，才重新露出头来。
　　好些人站在河边的岩石上钓鱼。
　　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累人的一种钓鱼方法。
　　钓鱼人手里鱼杆很长，鱼钩上没有钓饵，钓手一刻不停地把钓线与鱼钩投进水里，然后，猛烈而快速地收杆。靠鱼钓在水中高速移动来碰撞鱼的身体。
　　大渡河，还有差不多是平行流向的北方的岷江中都有一种细鳞鱼，大小就在一斤上下，味道非常鲜美。
　　这些甩白钩的人，钓的就是这种鱼。
　　在丹巴滞留的这些天里，上午，我拿着那本写野人的书，坐在河边看人钓鱼。
　　下午，河谷里的风准时而来。大的时候，风迎着面吹的时候，人给噎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于是，我就躺在招待所床上听风，和翻看那部青藏高原的兽医药典。我发现，其中的许多植物，都是我从小就认识的。还有一些，虽然叫不出名字，但却都是见过的。于是，那些药草就以原生时那种带露的姿态出现在眼前了。
　　蓝色的鸢尾花，在青藏高原上是一种庞大的家族，生长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
　　所以，我至今记得那部医典中的一味清热解毒止毒的 广谱药方，叫鸢尾膏，所用就鸢尾种籽一味，但必须是不 同海拔高度上的鸢尾混合而成。
　　在炎热，干燥，而又多风的大渡河谷，我更多恍然看见的还是各色各种的报春花。而在丹巴，午后的阳光里大风清扫着狭小街道上的垃圾。风扬起漫天尘土。这些尘土差不多无孔不入。每天夜半时，风慢慢停了。连茶杯里头，残茶的底下，都沉淀了一层亮晶晶的东西。晃动茶杯，这明亮便充满了茶杯里的全部水体，轻盈，而且依然闪闪发光。这些碎屑就是当地富含的一种矿藏：云母。
　　离县城1公里开外，就是比县城要来得整齐气派的矿区。
　　云母就从这些失去了植被而因风化而破碎的山体中开采出来。经济学的书籍或经济学家都会告诉我们，工业的兴起，除了这个行业本身，还会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地区．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景象。首先，这种工业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野蛮而又落后的工业。也许，这种工业给很远的什么地方带来了繁荣，但在这里，却是更多地被摧毁的自然。工业依然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无关。
　　许多云母从巨大的山体中开采出来，有一小部分，在 原始的开采方式中，被浪费掉了，最后，变成了风中的尘土，在早晨的残茶里再次显示了它的存在。
　　第三天，我坐在广场边上，读萧先生书中写到的有关西藏野人的故事。
　　他的故事来自雅鲁藏布江流域，喜玛拉雅山间。
　　这些零零碎碎的野人故事使我非常吃惊。因为，在这条大河上游的我的家乡，也有许多有关野人的传说，这些野人传说与书中那些来自雅鲁藏布流域的传说是那么的相似。譬如，有一个故事说，在庄稼收获的季节，野人会下到那些靠近森林的玉米地里，掰玉米棒子。那个季节下到地里的还有猴子、野猪和熊。于是，收获季节的农人会在这些容易被野兽抢收的地边搭起一个窝棚。对付熊与野猪是用猎枪。对付成群的猴子，枪是忙不过来的，就用哐哐作响、余音悠长的铜锣。对付野人费事一些，但也很好玩。
　　野人下到地里后，守卫的人便拿出酒来，边喝边唱歌舞蹈，故事里的野人好像是一种天生的乐观主义的、娱乐至上的动物。见了这种情形，平常总是躲着人的野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