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购市场水太深，从源头到运输渠道都暗藏玄机。”从事海外代购多年的张捷(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就连如今很多看似正规的海淘代购平台，实则也漏洞百出。”他表示，买手利用平台漏洞，月入可达10万元。

2017年7月9日，新京报记者收到一个来自洋码头海外代购的货品，证实了张捷说的话。

此前4月初，记者通过一位澳大利亚的朋友在洋码头注册了海外买手账号，通过审核后开了一家专营澳大利亚代购的网店。随后，记者从国内快递了一个价格约四百多元人民币的高仿手包给澳大利亚这个朋友，在洋码头网店挂出，随后记者以7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在网店拍到这个包，并于7月9日在国内收到货品。去掉各环节成本，理论上买手一单就挣了6000元左右的利润。这个过程中，代购平台洋码头所设立的监管程序如同虚设。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预测，中国内地海淘族人数将于2018年增长到3560万人，代购交易规模也将达到1万亿元。这些海淘集中在国内大大小小近百家代购网站上。

新京报记者在调查时发现，一些代购平台监管缺失，上至货品源头、物流货运，下至交易流程，无一不暗藏各式灰色手段。

1.“买手制”漏洞：货源真伪靠网上“保证”

“只要是存在第三方个人买手的海购平台，或多或少都有假货交易。”曾在澳洲从事代购的许薇(化名)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即使如洋码头这种国内知名跨境电商，同样存在第三方买手售假可能性。”

引发许薇怀疑的是代购价格。“洋码头很多个人买手商品价格都不合逻辑。”已经在澳大利亚7年的许薇告诉记者，“有些价格明显低于成本价。”

以澳洲当地较为出名的Blackmores维他命E面霜为例，这款面霜在当地官网售价为7.99澳元，折合人民币约为40元，从澳洲当地发货寄往国内的话，运费价格为4.5澳元，约为22.5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当地代购的成本就需要62.5元。但记者发现在洋码头上，不乏有卖家在“包邮包税”方式下，该款产品售价仅为57元人民币。

在许薇看来，即使代购是在折扣活动期间，以半价购入产品，或者大客户拿货价格优惠的情况下，57元售价所赚取的利润也是微乎其微，“感觉就是在免费做好事。”

这其中到底存在哪些猫腻呢?2017年4月，新京报记者通过许薇以“个人买手”的身份在洋码头上注册账号，以核实其对交易流程、货品真伪鉴定等环节的监管情况。

对于第三方海外买手，洋码头要求提交海外所在国驾照、家庭地址、联系手机等身份证明外，还必须提交一份为期3个月的水电缴纳证明。4月初，许薇提交了所有资料，并经过5天时间的“审核期”后，顺利在洋码头上开设了一家专营澳洲产品的网店。

记者将一款价值四百多元的高仿LV手包寄往许薇手中，并由她按照洋码头的要求，逐一填写了商品名称、品牌和品类等选项，同时上传了多张货品图片。

在发布货品的过程中，洋码头没有任何关于上传购买小票、正品编号等足以证明手包来源的要求，仅是在临近发布时弹出“保证正品”的提示。许薇点击“保证正品”后，没经过任何商品审核时间，系统提示货品发布成功。

记者随即登录另一个买家账号，选择并购买了这款标价为7000元的“正品”LV手包。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等待后，7月9日，记者在国内收到了这款手包。

7月11日，记者联系洋码头方面，询问如何对买手所提供的货物进行真伪管控。

洋码头方面表示，首先，在源头上，洋码头通过对买手准入机制的严审，保证货源渠道的纯正，并根据情况不断提升入驻门槛;其次，通过强制统一仓储和验货，全程监控商品从货源开始的所有信息，保证货源的正宗和包装的完好;第三，在物流上，投入重金自建官方物流贝海国际，布局全球服务网络，全程配送状态可监控，杜绝“第三只手”拆包，进而对跨境电商过程各个阶段可能存在的商品问题进行监管。

2.物流“失控”：订单修改后洋码头无法查询

在此次购买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小事故，显示出洋码头对物流环节的监控存在缺失。

在记者显示付款成功后，许薇发现洋码头后台系统提示，位于美国、澳洲、英国等几个区域的海外买手只能选择贝海物流进行发货。买手必须先将货品寄往贝海物流，由其生成面单后，再发回国内买家手中。

洋码头给记者的回复称，贝海国际是洋码头旗下自建的官方物流公司，在配送过程中，贝海国际“海外直邮”服务，确保商品从海外到国内各个运输段的封闭性。同时，贝海国际还自主研发了自动化仓储管理系统，与海关全面对接入境包裹信息，提高了清关效率的同时，还可通过在线查询运输状态实现“海外正品”溯源。

记者在查阅贝海物流官网时发现，除了洋码头外，其还与京东、天猫国际、全球购等多家电商是“合作伙伴”，并非承接洋码头一家的业务。记者还发现，在发货过程中，洋码头和贝海物流之间存在缺乏沟通的现象。

6月2日，许薇按照对方要求，将货品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寄往贝海物流位于墨尔本的货站。“贝海物流在澳洲就2个货站，分别位于墨尔本和悉尼。”许薇表示，“其他地区的洋码头个人买手按照距离远近，自行选择将货寄到其中一个，再由对方进行发货。”

一周后，对方回复许薇称，由于她所填写的货品价值已超过贝海物流申报额度，要求其修改价格，重新制作物流面单。

对方同时建议，可以将货品价值进行调整，不用填写得太高，“货品价值越高，入关时所需缴纳的税费自然也就越高。”许薇解释称。随后，许薇按照建议重新填写了物流面单，并将货品价格填为“156.02澳元”。

不过，这份重新制作的订单在洋码头页面却没有进行更新。记者随后查询发现，洋码头订单详情中，物流进度长时间停留在“面单已删除”状态。许薇随即咨询洋码头客服，对方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只是要求许薇和贝海物流沟通。

让人意外的是，贝海物流官网同样没有做出任何关于面单已更改的显示，记者在其官网数次查询后，都无法查找到物流具体进展。

6月15日，记者联系上贝海物流客服，咨询物流进程时，对方最初回复称;“货站尚未签收包裹”，同时建议记者联系买手进行咨询。在记者强调“货物早已寄到墨尔本货站，而且面单重新制作过”，并出示此前面单资料信息后，客服则解释称“需要反馈后台，进行查询。”

记者多次查询后，贝海物流官网显示，包裹于6月18日抵达上海海关，并在经过漫长的申报、缴税、国内转运等环节，最终于7月9日送到记者手中。

7月11日，洋码头回复记者称，发货过程会由官方物流公司发货，具体订单物流进程也能在网上实时记录，中途出现任何问题，洋码头也会进行监管。

记者在测试时却发现，在发货过程中，洋码头并没有涉足其中任何环节。也就是说，从买手发货到贝海物流澳洲货站，到其运输入境并最终送至记者手中，全程没有任何关于货品真伪、价值大小等方面的检验。

“这意味着洋码头对海外买手发货环节没有起到监管作用。”许薇说。

3.渠道的秘密：假代购可月入10万

在洋码头注册买手后，记者开始接触到代购圈子。经过熟人介绍，记者以“微商加盟”的身份认识了专做海外代购的张捷(化名)。

在交谈中，张捷的手机一阵震动，一位网友给他发来私信。这位网友想买一款MICHAELKORS的挎包，但国内专卖店售价不菲，如果从海外官网购买，不但语言不通，物流运输也不太方便。张捷通过微信和对方洽谈起代购事宜，并最终商定以3500元成交。

确认对方转账成功后，张捷重新换了个微信号，联系上一位东莞专做品牌高仿包的老板。将客户下单的挎包图片传给了对方，再支付了900元的货款。同时不忘叮嘱，“务必要最好的"货"，物流也要"从海外发回国内"。”

“这就是多数假代购者的"商业模式"。对外宣称从海外专卖店购物，但实际却是在国内高仿包作坊拿货。”张捷毫不隐讳其中奥妙，“价格一般比正品低20%至30%就好，这样可以给客户解释是在奥特莱斯购买的。”

自2014年2月开始从事“代购”生意算起，张捷在这行业已呆了3年时间。通过这种销售模式，如今他手上积累了10多个专门制造高仿包的上家，以及3000多名微信客户。每个月都能卖出上百款“品牌包”，月收入约10万元。

为了获取更多的客户，张捷每天都会更换着不同账号出没于国内各大海淘购物论坛。除了不定时发布代购信息外，还会就热门话题和论坛网友聊个不停。他将这一行为称为“混脸熟”，只有彼此熟悉后，网友才会信任自己，进而对货品产生认可。

一位代购从业者表示，假代购者出货渠道通常集中在55海淘、91来海淘等海淘网站、论坛当中。

新京报记者在国内一家海淘论坛中查阅张捷所发布的代购帖，发现他不时上传各大奢侈品牌海外专卖店的照片。其每次登录所留下的IP地址，无一例外都是定位为欧洲某个国家，这让论坛网友更加相信他的“旅欧背景”和代购资质。

事实上，张捷并没有任何出国经历。每次在登录论坛前，他都会借助VPN来制造虚拟定位，以此营造出“人在他国”的认知。“论坛的人判定你是否在海外的凭证，主要是看IP地址，而虚拟定位很容易就制造出这种假象。”张捷直言道，“一旦他们认准你在海外后，那么后面的销售就顺理成章了。”

4.货源探访：高仿包成本仅400元

广东东莞郊外某服装厂，一间隐秘的小车间。2条生产线昼夜不停地高速运转。一个个印着“Coach”、“MK”等品牌的挎包正被工人随手从生产线终端扔在地上，堆积成山。这是老田的“名牌挎包”生产车间，其日产量近千个的规模，在当地圈子里颇有名气。

广东某服装厂，一车间正在生产高仿皮具。

“我们只做Coach、MK两个牌子。”记者通过张捷的介绍，联系上老田。他介绍称，相对GUCCI、LV等国际大牌而言，这些品牌胜在价格不贵，消费者受众更广。“现在连扫地大妈都背着LV，对品牌熟悉的人都能一眼看出真假来，谁还做那些啊。”

相对代购网站动辄上万的顶级品牌挎包，国内消费者在购买时，出于稳妥原因，更宁愿选择专卖店，而这些价格大多在3000元至10000元之间的轻奢品，正逐渐成为国内代购货品的主力军。

对于包的质量，老田很是自信。“外面所谓先买正品，再拆开根据用料1：1仿制，这些根本不现实。就算你知道了皮料、面料，你能保证能进到一样的货?”老田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原材料渠道，但他隐晦地提及，自己曾花重金买通代工厂供货商，再按照正品包的用料，从同一渠道购买相同配件，“正品用什么面料，我们也用同样的。甚至拉链、吊坠等五金件都完全相同，这样才能保证和专柜货一模一样。”

这种“1：1”的高仿包成本极为便宜。以张捷下单的那款MK挎包为例，老田工厂制造成本仅在400元左右，再以900元的价格出货给张捷。如今贴上“代购”的标签，售价则上涨到3500元。

在位于广州白云皮具城附近的一栋6层破旧小楼中，老田的“线下店”展示高仿包。

为了吸引记者迅速合作，老田还主动摒弃传统“代理付款铺货”的交易方式，改为全新的合作模式。

所谓全新合作模式，即是由老田负责将每款箱包的图片、颜色、尺寸发给记者，再由记者加价后，以“代购”的形式在微信、各地海购论坛上进行发布，当成功接单后再通知老田发货。“这样一来，代理没任何经济压力。有客人买包，你们收钱后将货款打给我，我再直接发货给客人就行了。”

一旦客人对货品来源产生质疑时，老田则是底气十足。“我每个包都有"进口"的身份，甚至还能出示海外购买证明，谁能看得出来?”

事实上，为了“洗白”货品，老田特意找到几个在海外生活的朋友，当有买家需要“证明”时，他都会先将货从国内寄到海外朋友手上，再由对方转寄往买家收货地。一来一往，海外发货凭证和入境证明等信息轻松得以解决。

让老田遗憾的是，此前还能通过物流公司“异地上线”等功能，将发货地改为海外，但如今随着物流行业的整顿，这种成本更低的“洗白”方式无法继续使用。

5.产业链调查：“线下店”提供一切票据

在老田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位于广州白云皮具城附近的一栋6层破旧小楼中。

这里暗藏着老田工厂的“线下店”，他一边销售PRADA、Hermes等高仿品牌包赚取利益，一边通过观察客户购买力和身份，进而筛选积累潜在下家资源。

在这个面积不到90平米的2室小屋内，除了摆放着MK、Coach全系列箱包外，更堆满了老田从同行手中“调货”来的LV、Prada、Hermes等顶级品牌高仿包，各色款式型号一应皆有。

房间中数十位操着不同口音的客人正在筛选着自己心仪的货品，四五个女店员手持计算器，不断在上面按出每款客人心仪高仿包的价格。

在得知记者准备以“代购”方式进货销售时，老田将记者拉到自己办公室内，神秘地询问到是否愿意以较高的价格拿到更好的货品，“和正品完全一样，你拿到专柜去验货都查不出来。”

为了证明所言非虚，他将两个外观一模一样的手袋递给记者，“都是仿的LV旗下Alima小号手袋，你感受下差距。”

在老田的指点下，记者清楚地判断出其中一款手袋在手感、五金配件以及LOGO细节上明显胜于另外一款。“这个和正品一样，都用的小牛皮，价格要贵些。而这个用的是PU皮，只要700元。就是忽悠下外行，在资深人士看来"一眼假"。”

老田将这款几可乱真的高仿手袋标价3000元，仅为正品20600元的1/7。但他同时表示，如果长期合作的话，价格可以有所优惠。“你以代购性质卖的话，卖14000元肯定有人买。”

随后，记者以“帮朋友买包”为由，将手袋的各个部位细节全部拍下，并将图片发给一位对LV品牌深有研究的奢侈品业内人士，以求其帮助鉴定。10分钟后，对方回复称，“除了五金件略为过亮以外，其他细节没有任何问题。”

为了让手袋货源更为“靠谱”，老田还力荐记者购买手袋“配件”。

一套含有原版商品包装纸袋、印着品牌LOGO的包装盒，以及厚厚一叠包括银联小票、LV产品证书、韩国乐天购物票等各式票据仅需要30元，但足以“唬住”大多数买家。

据介绍，在广州白云皮具城附近小区里，藏匿着数十家这样的高仿包销售窝点。每天无数个马仔在皮具城门口等候来自各地的微商、淘宝卖家以及代购者，并将他们一一带往窝点进行交易。

6月11日晚，记者发现在挨近皮具城的酒店大厅和每层楼层过道中，挤满了手提大小不一的黑色塑料袋，行色匆匆的年轻男子。他们不断用电话、微信等方式联系着买家和卖家。在确定好房间门牌后，立即敲门进入，短短数分钟内再从房间出来时，手中早已空无一物。

“都是给客户送货的。”老田直言道，“每天都有数百个高仿包从广州流出，发往各地。”

6.最后的选择：公司“直采”真假同样存疑

“不少代购平台不仅不清楚第三方卖的是什么货，甚至自己自采的产品，同样存在假货的可能。”跨境电商资深专家王迪告诉记者。

记者在调查时发现，近年来包括洋码头、小红书、蜜芽等国内着名跨境电商平台，都曾遭遇到消费者投诉售假的情况。尽管众多电商平台一再解释称“自采团队不存在假货”，但同样被网友质疑。

“跨境电商毕竟涉及资本投资，都有着上市计划。如果售假，会对品牌以及发展计划有着巨大影响。”王迪解释称，“但不排除买到假货的可能。”

在王迪看来，如果跨境电商平台自采团队的进货渠道是得到厂家授权，从厂家进货销售，那么不会有假货存在。如果其在海外的合作对象仅是普通供货商的话，则有可能出现供货商在自采团队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提供假货。

王迪向记者介绍，不少海外小平台以及第三方买手在接到国内订单后，往往不愿意自己四处购买，而是选择在附近华人礼品店，或者当地购物网站打电话订货。

整个交易流程只需要遥控指挥，在线转账付款即可，甚至物流都是对方安排。王迪说，“谁也不知道那家店货品来源，更不知道是真是假。”

王迪在英国所供职的跨境物流公司，除了为国内部分电商平台进行物流运输外，同样也担任着为平台和第三方代购供货的业务。

据王迪介绍，他公司所合作的上家是当地一家礼品公司，其专门负责国内2至3家海淘平台的订单，王迪透露，这家礼品公司其中部分货品却是由中国保税区海运到英国，再发回中国。“这就说明问题了。明明是标注着英国本地的商品，却会从中国发来。”

(来源：新京报 原标题：海淘网站400元假货卖7000元无人管)

“代购市场水太深，从源头到运输渠道都暗藏玄机。”从事海外代购多年的张捷(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就连如今很多看似正规的海淘代购平台，实则也漏洞百出。”他表示，买手利用平台漏洞，月入可达10万元。

2017年7月9日，新京报记者收到一个来自洋码头海外代购的货品，证实了张捷说的话。

此前4月初，记者通过一位澳大利亚的朋友在洋码头注册了海外买手账号，通过审核后开了一家专营澳大利亚代购的网店。随后，记者从国内快递了一个价格约四百多元人民币的高仿手包给澳大利亚这个朋友，在洋码头网店挂出，随后记者以7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在网店拍到这个包，并于7月9日在国内收到货品。去掉各环节成本，理论上买手一单就挣了6000元左右的利润。这个过程中，代购平台洋码头所设立的监管程序如同虚设。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预测，中国内地海淘族人数将于2018年增长到3560万人，代购交易规模也将达到1万亿元。这些海淘集中在国内大大小小近百家代购网站上。

新京报记者在调查时发现，一些代购平台监管缺失，上至货品源头、物流货运，下至交易流程，无一不暗藏各式灰色手段。

1.“买手制”漏洞：货源真伪靠网上“保证”

“只要是存在第三方个人买手的海购平台，或多或少都有假货交易。”曾在澳洲从事代购的许薇(化名)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即使如洋码头这种国内知名跨境电商，同样存在第三方买手售假可能性。”

引发许薇怀疑的是代购价格。“洋码头很多个人买手商品价格都不合逻辑。”已经在澳大利亚7年的许薇告诉记者，“有些价格明显低于成本价。”

以澳洲当地较为出名的Blackmores维他命E面霜为例，这款面霜在当地官网售价为7.99澳元，折合人民币约为40元，从澳洲当地发货寄往国内的话，运费价格为4.5澳元，约为22.5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当地代购的成本就需要62.5元。但记者发现在洋码头上，不乏有卖家在“包邮包税”方式下，该款产品售价仅为57元人民币。

在许薇看来，即使代购是在折扣活动期间，以半价购入产品，或者大客户拿货价格优惠的情况下，57元售价所赚取的利润也是微乎其微，“感觉就是在免费做好事。”

这其中到底存在哪些猫腻呢?2017年4月，新京报记者通过许薇以“个人买手”的身份在洋码头上注册账号，以核实其对交易流程、货品真伪鉴定等环节的监管情况。

对于第三方海外买手，洋码头要求提交海外所在国驾照、家庭地址、联系手机等身份证明外，还必须提交一份为期3个月的水电缴纳证明。4月初，许薇提交了所有资料，并经过5天时间的“审核期”后，顺利在洋码头上开设了一家专营澳洲产品的网店。

记者将一款价值四百多元的高仿LV手包寄往许薇手中，并由她按照洋码头的要求，逐一填写了商品名称、品牌和品类等选项，同时上传了多张货品图片。

在发布货品的过程中，洋码头没有任何关于上传购买小票、正品编号等足以证明手包来源的要求，仅是在临近发布时弹出“保证正品”的提示。许薇点击“保证正品”后，没经过任何商品审核时间，系统提示货品发布成功。

记者随即登录另一个买家账号，选择并购买了这款标价为7000元的“正品”LV手包。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等待后，7月9日，记者在国内收到了这款手包。

7月11日，记者联系洋码头方面，询问如何对买手所提供的货物进行真伪管控。

洋码头方面表示，首先，在源头上，洋码头通过对买手准入机制的严审，保证货源渠道的纯正，并根据情况不断提升入驻门槛;其次，通过强制统一仓储和验货，全程监控商品从货源开始的所有信息，保证货源的正宗和包装的完好;第三，在物流上，投入重金自建官方物流贝海国际，布局全球服务网络，全程配送状态可监控，杜绝“第三只手”拆包，进而对跨境电商过程各个阶段可能存在的商品问题进行监管。

2.物流“失控”：订单修改后洋码头无法查询

在此次购买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小事故，显示出洋码头对物流环节的监控存在缺失。

在记者显示付款成功后，许薇发现洋码头后台系统提示，位于美国、澳洲、英国等几个区域的海外买手只能选择贝海物流进行发货。买手必须先将货品寄往贝海物流，由其生成面单后，再发回国内买家手中。

洋码头给记者的回复称，贝海国际是洋码头旗下自建的官方物流公司，在配送过程中，贝海国际“海外直邮”服务，确保商品从海外到国内各个运输段的封闭性。同时，贝海国际还自主研发了自动化仓储管理系统，与海关全面对接入境包裹信息，提高了清关效率的同时，还可通过在线查询运输状态实现“海外正品”溯源。

记者在查阅贝海物流官网时发现，除了洋码头外，其还与京东、天猫国际、全球购等多家电商是“合作伙伴”，并非承接洋码头一家的业务。记者还发现，在发货过程中，洋码头和贝海物流之间存在缺乏沟通的现象。

6月2日，许薇按照对方要求，将货品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寄往贝海物流位于墨尔本的货站。“贝海物流在澳洲就2个货站，分别位于墨尔本和悉尼。”许薇表示，“其他地区的洋码头个人买手按照距离远近，自行选择将货寄到其中一个，再由对方进行发货。”

一周后，对方回复许薇称，由于她所填写的货品价值已超过贝海物流申报额度，要求其修改价格，重新制作物流面单。

对方同时建议，可以将货品价值进行调整，不用填写得太高，“货品价值越高，入关时所需缴纳的税费自然也就越高。”许薇解释称。随后，许薇按照建议重新填写了物流面单，并将货品价格填为“156.02澳元”。

不过，这份重新制作的订单在洋码头页面却没有进行更新。记者随后查询发现，洋码头订单详情中，物流进度长时间停留在“面单已删除”状态。许薇随即咨询洋码头客服，对方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只是要求许薇和贝海物流沟通。

让人意外的是，贝海物流官网同样没有做出任何关于面单已更改的显示，记者在其官网数次查询后，都无法查找到物流具体进展。

6月15日，记者联系上贝海物流客服，咨询物流进程时，对方最初回复称;“货站尚未签收包裹”，同时建议记者联系买手进行咨询。在记者强调“货物早已寄到墨尔本货站，而且面单重新制作过”，并出示此前面单资料信息后，客服则解释称“需要反馈后台，进行查询。”

记者多次查询后，贝海物流官网显示，包裹于6月18日抵达上海海关，并在经过漫长的申报、缴税、国内转运等环节，最终于7月9日送到记者手中。

7月11日，洋码头回复记者称，发货过程会由官方物流公司发货，具体订单物流进程也能在网上实时记录，中途出现任何问题，洋码头也会进行监管。

记者在测试时却发现，在发货过程中，洋码头并没有涉足其中任何环节。也就是说，从买手发货到贝海物流澳洲货站，到其运输入境并最终送至记者手中，全程没有任何关于货品真伪、价值大小等方面的检验。

“这意味着洋码头对海外买手发货环节没有起到监管作用。”许薇说。

3.渠道的秘密：假代购可月入10万

在洋码头注册买手后，记者开始接触到代购圈子。经过熟人介绍，记者以“微商加盟”的身份认识了专做海外代购的张捷(化名)。

在交谈中，张捷的手机一阵震动，一位网友给他发来私信。这位网友想买一款MICHAELKORS的挎包，但国内专卖店售价不菲，如果从海外官网购买，不但语言不通，物流运输也不太方便。张捷通过微信和对方洽谈起代购事宜，并最终商定以3500元成交。

确认对方转账成功后，张捷重新换了个微信号，联系上一位东莞专做品牌高仿包的老板。将客户下单的挎包图片传给了对方，再支付了900元的货款。同时不忘叮嘱，“务必要最好的"货"，物流也要"从海外发回国内"。”

“这就是多数假代购者的"商业模式"。对外宣称从海外专卖店购物，但实际却是在国内高仿包作坊拿货。”张捷毫不隐讳其中奥妙，“价格一般比正品低20%至30%就好，这样可以给客户解释是在奥特莱斯购买的。”

自2014年2月开始从事“代购”生意算起，张捷在这行业已呆了3年时间。通过这种销售模式，如今他手上积累了10多个专门制造高仿包的上家，以及3000多名微信客户。每个月都能卖出上百款“品牌包”，月收入约10万元。

为了获取更多的客户，张捷每天都会更换着不同账号出没于国内各大海淘购物论坛。除了不定时发布代购信息外，还会就热门话题和论坛网友聊个不停。他将这一行为称为“混脸熟”，只有彼此熟悉后，网友才会信任自己，进而对货品产生认可。

一位代购从业者表示，假代购者出货渠道通常集中在55海淘、91来海淘等海淘网站、论坛当中。

新京报记者在国内一家海淘论坛中查阅张捷所发布的代购帖，发现他不时上传各大奢侈品牌海外专卖店的照片。其每次登录所留下的IP地址，无一例外都是定位为欧洲某个国家，这让论坛网友更加相信他的“旅欧背景”和代购资质。

事实上，张捷并没有任何出国经历。每次在登录论坛前，他都会借助VPN来制造虚拟定位，以此营造出“人在他国”的认知。“论坛的人判定你是否在海外的凭证，主要是看IP地址，而虚拟定位很容易就制造出这种假象。”张捷直言道，“一旦他们认准你在海外后，那么后面的销售就顺理成章了。”

4.货源探访：高仿包成本仅400元

广东东莞郊外某服装厂，一间隐秘的小车间。2条生产线昼夜不停地高速运转。一个个印着“Coach”、“MK”等品牌的挎包正被工人随手从生产线终端扔在地上，堆积成山。这是老田的“名牌挎包”生产车间，其日产量近千个的规模，在当地圈子里颇有名气。

广东某服装厂，一车间正在生产高仿皮具。

“我们只做Coach、MK两个牌子。”记者通过张捷的介绍，联系上老田。他介绍称，相对GUCCI、LV等国际大牌而言，这些品牌胜在价格不贵，消费者受众更广。“现在连扫地大妈都背着LV，对品牌熟悉的人都能一眼看出真假来，谁还做那些啊。”

相对代购网站动辄上万的顶级品牌挎包，国内消费者在购买时，出于稳妥原因，更宁愿选择专卖店，而这些价格大多在3000元至10000元之间的轻奢品，正逐渐成为国内代购货品的主力军。

对于包的质量，老田很是自信。“外面所谓先买正品，再拆开根据用料1：1仿制，这些根本不现实。就算你知道了皮料、面料，你能保证能进到一样的货?”老田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原材料渠道，但他隐晦地提及，自己曾花重金买通代工厂供货商，再按照正品包的用料，从同一渠道购买相同配件，“正品用什么面料，我们也用同样的。甚至拉链、吊坠等五金件都完全相同，这样才能保证和专柜货一模一样。”

这种“1：1”的高仿包成本极为便宜。以张捷下单的那款MK挎包为例，老田工厂制造成本仅在400元左右，再以900元的价格出货给张捷。如今贴上“代购”的标签，售价则上涨到3500元。

在位于广州白云皮具城附近的一栋6层破旧小楼中，老田的“线下店”展示高仿包。

为了吸引记者迅速合作，老田还主动摒弃传统“代理付款铺货”的交易方式，改为全新的合作模式。

所谓全新合作模式，即是由老田负责将每款箱包的图片、颜色、尺寸发给记者，再由记者加价后，以“代购”的形式在微信、各地海购论坛上进行发布，当成功接单后再通知老田发货。“这样一来，代理没任何经济压力。有客人买包，你们收钱后将货款打给我，我再直接发货给客人就行了。”

一旦客人对货品来源产生质疑时，老田则是底气十足。“我每个包都有"进口"的身份，甚至还能出示海外购买证明，谁能看得出来?”

事实上，为了“洗白”货品，老田特意找到几个在海外生活的朋友，当有买家需要“证明”时，他都会先将货从国内寄到海外朋友手上，再由对方转寄往买家收货地。一来一往，海外发货凭证和入境证明等信息轻松得以解决。

让老田遗憾的是，此前还能通过物流公司“异地上线”等功能，将发货地改为海外，但如今随着物流行业的整顿，这种成本更低的“洗白”方式无法继续使用。

5.产业链调查：“线下店”提供一切票据

在老田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位于广州白云皮具城附近的一栋6层破旧小楼中。

这里暗藏着老田工厂的“线下店”，他一边销售PRADA、Hermes等高仿品牌包赚取利益，一边通过观察客户购买力和身份，进而筛选积累潜在下家资源。

在这个面积不到90平米的2室小屋内，除了摆放着MK、Coach全系列箱包外，更堆满了老田从同行手中“调货”来的LV、Prada、Hermes等顶级品牌高仿包，各色款式型号一应皆有。

房间中数十位操着不同口音的客人正在筛选着自己心仪的货品，四五个女店员手持计算器，不断在上面按出每款客人心仪高仿包的价格。

在得知记者准备以“代购”方式进货销售时，老田将记者拉到自己办公室内，神秘地询问到是否愿意以较高的价格拿到更好的货品，“和正品完全一样，你拿到专柜去验货都查不出来。”

为了证明所言非虚，他将两个外观一模一样的手袋递给记者，“都是仿的LV旗下Alima小号手袋，你感受下差距。”

在老田的指点下，记者清楚地判断出其中一款手袋在手感、五金配件以及LOGO细节上明显胜于另外一款。“这个和正品一样，都用的小牛皮，价格要贵些。而这个用的是PU皮，只要700元。就是忽悠下外行，在资深人士看来"一眼假"。”

老田将这款几可乱真的高仿手袋标价3000元，仅为正品20600元的1/7。但他同时表示，如果长期合作的话，价格可以有所优惠。“你以代购性质卖的话，卖14000元肯定有人买。”

随后，记者以“帮朋友买包”为由，将手袋的各个部位细节全部拍下，并将图片发给一位对LV品牌深有研究的奢侈品业内人士，以求其帮助鉴定。10分钟后，对方回复称，“除了五金件略为过亮以外，其他细节没有任何问题。”

为了让手袋货源更为“靠谱”，老田还力荐记者购买手袋“配件”。

一套含有原版商品包装纸袋、印着品牌LOGO的包装盒，以及厚厚一叠包括银联小票、LV产品证书、韩国乐天购物票等各式票据仅需要30元，但足以“唬住”大多数买家。

据介绍，在广州白云皮具城附近小区里，藏匿着数十家这样的高仿包销售窝点。每天无数个马仔在皮具城门口等候来自各地的微商、淘宝卖家以及代购者，并将他们一一带往窝点进行交易。

6月11日晚，记者发现在挨近皮具城的酒店大厅和每层楼层过道中，挤满了手提大小不一的黑色塑料袋，行色匆匆的年轻男子。他们不断用电话、微信等方式联系着买家和卖家。在确定好房间门牌后，立即敲门进入，短短数分钟内再从房间出来时，手中早已空无一物。

“都是给客户送货的。”老田直言道，“每天都有数百个高仿包从广州流出，发往各地。”

6.最后的选择：公司“直采”真假同样存疑

“不少代购平台不仅不清楚第三方卖的是什么货，甚至自己自采的产品，同样存在假货的可能。”跨境电商资深专家王迪告诉记者。

记者在调查时发现，近年来包括洋码头、小红书、蜜芽等国内着名跨境电商平台，都曾遭遇到消费者投诉售假的情况。尽管众多电商平台一再解释称“自采团队不存在假货”，但同样被网友质疑。

“跨境电商毕竟涉及资本投资，都有着上市计划。如果售假，会对品牌以及发展计划有着巨大影响。”王迪解释称，“但不排除买到假货的可能。”

在王迪看来，如果跨境电商平台自采团队的进货渠道是得到厂家授权，从厂家进货销售，那么不会有假货存在。如果其在海外的合作对象仅是普通供货商的话，则有可能出现供货商在自采团队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提供假货。

王迪向记者介绍，不少海外小平台以及第三方买手在接到国内订单后，往往不愿意自己四处购买，而是选择在附近华人礼品店，或者当地购物网站打电话订货。

整个交易流程只需要遥控指挥，在线转账付款即可，甚至物流都是对方安排。王迪说，“谁也不知道那家店货品来源，更不知道是真是假。”

王迪在英国所供职的跨境物流公司，除了为国内部分电商平台进行物流运输外，同样也担任着为平台和第三方代购供货的业务。

据王迪介绍，他公司所合作的上家是当地一家礼品公司，其专门负责国内2至3家海淘平台的订单，王迪透露，这家礼品公司其中部分货品却是由中国保税区海运到英国，再发回中国。“这就说明问题了。明明是标注着英国本地的商品，却会从中国发来。”

(来源：新京报 原标题：海淘网站400元假货卖7000元无人管)

参考消息网9月6日报道虽然已经年过花甲，玄慈依然在各地奔波，没有退休。

玄慈不是法号，也不是艺名，她的真实身份是Louis Vuitton（下文简称“LV”）大中华区及蒙古国知识产权部刑事保护执行总监。

8月的一天，她赶到杭州参加一个打假经验座谈会，进入阿里巴巴的园区时，系统自动为她分配了玄慈这个花名。

专业打假，玄慈已经干了23年。她见证了打假从最初行政部门参与执法为主，到现在多方合作、技术赋能的发展历程。

最近几年，警方、LV和阿里巴巴三方合力，破获了多个制假售假的大案，玄慈也越发感觉到，打假早已不是哪一个机构自己的事了。

玄慈的中国打假“前传”

在中国的“打假界”，玄慈可以算是元老级的人物了。

早在1995年，在香港做了19年警察的玄慈就决定离开警队，选择了一家公司从事打假工作。

彼时，《产品质量法》已经出台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完善，但对造假售假的执法层面却仍不健全。

“那时候打假要比现在难得多。”玄慈说，在从业之初的那几年，针对制假售假的执法主要由工商、质检等部门执行，手段也大多是行政处罚，震慑作用有限。

直到1999年，玄慈才有机会和自己曾经的同行合作，与义乌警方一起办了她经手的第一个刑事案件。

2016年5月，警方、LV、阿里联合打掉的一处造假LV窝点。（企业供图）

时隔多年，玄慈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和警方办案时的情景。

那起造假案件涉及13个窝点，警方办案的中队长在行动之前告诉玄慈，如果分头同时行动，他不敢保证抓捕效果。最后双方商定，由这位中队长亲自带队，用了两天的时间逐一拔掉了这13处造假窝点。

“没有造假者漏网，该判刑的都判了实刑。”玄慈对这个案子的结果很满意，然而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此后大约10年的时间里，她经手的制售假案虽然不少，但是每年刑事立案的“也就两三个，最多也不会超过5个。”

当年，她年幼的儿子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走到哪儿妈妈就跟到哪儿。他不知道，因为打假的工作，玄慈得罪了不少人，还经常会收到恐吓信息。

2006年，玄慈进入LV公司，依旧从事打假方面的工作，考虑到安全因素，她举家迁徙到了一个内陆城市。玄慈说，她并不太担心自己的安危，家人的平安是最重要的事。

8月15日一大早，她从外地赶到杭州，参加阿里举办的“警方、品牌、阿里合作打假经验座谈会”，进入阿里的园区时，系统自动为她分配了玄慈这个花名。

她很喜欢这个花名，便决定用起来。玄慈说，自己干的都是砸别人饭碗的活儿，所以要尽量保持低调。很快，座谈会上的桌签也被换成了玄慈这个名字。

听说与自己一起经办了很多打假案子的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曾阳警官、永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张霖均警官也来了，她很高兴：“真的是老朋友聚会啊”。

其实，玄慈和阿里巴巴的打假团队也是老朋友了。双方的合作始于2011年，当时阿里的打假团队发现有人在网上销售假冒的LV产品，于是便找到玄慈，开启了接下来数年的合作之路。

“一切合作的前提是信任。”玄慈觉得，在互联网时代，虽然假货隔着虚拟世界更加防不胜防，但很多制售假行为也会在网上留下痕迹，过去“单枪匹马”的打假模式很难行得通了。

在玄慈看来，阿里拥有强大的防控系统和技术分析能力、消费者通过平台反馈的产品信息，LV经过长期积累也有很好的案件线索，而执法机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在三方共同努力下，有些看起来很小的案件，经过深挖，往往能更好地“扩线”，收获更好的效果。

玄慈气喘吁吁地爬到4楼，匆忙走进一间会议室，用一口带有浓厚港腔的普通话和民警分享打假经验。

这样的场景，对来自阿里巴巴的秦锵来说算是“熟悉的画面”，他和玄慈的相识也是在公安局，两人2016年时在广州市公安局相遇，彼此交换名片之后，逐渐成为了合作伙伴。

2016年5月，警方在造假窝点现场抓获造假者。（企业供图）

“码农”秦锵2014年9月进入阿里时，在投申诉团队做技术分析。社会舆论对假货的质疑也让阿里反思，能否利用自己的技术能力，做出一张描绘假货到底在哪里的地图。

2015年元旦前后，中国第一张打假地图——星云模型做出来了。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的108名工作人员分成多个小组，分赴各地印证这张数据地图。

秦锵被派到了温州的一个市场，通过踩点、印证、走访，秦锵发现线下的实际情况和星云模型展示的情况基本上一致。

这次行动，开启了阿里对线下打假的布局，实战越来越多。

就在3年后的2018年1月，阿里发布2017打假年报，又公布了一张线下假货带示意图，对不同类型的假货源头所在地做了标注。

几乎是在星云模型线下比对完成的同一时间，保加利亚海关从一个来自中国的邮包中发现了假冒LV的产品。

玄慈收到这个线索后，立即找到了阿里的打假人员、如今的阿里巴巴集团平台治理部品牌合作资深专家洪钧。

玄慈和洪钧经过调查后发现，国内的嫌疑人只是在网上接订单后，到广州的一个市场采买后直接邮寄，根本没有存货。

现场查不到足够立案的存货，这对传统的线下打假模式形成巨大挑战。那么嫌疑人在网上留下了众多销售痕迹，这些电子证据该如何采用？能否被采信呢？玄慈、洪钧和曾阳的第一次合作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

曾阳和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同事们下了很大的工夫，学习了解了阿里的技术分析系统并研究如何确认电子证据、认定涉嫌犯罪。

在嫌疑人被抓获后，警方又经过进一步的电子取证，印证了其销售数据，嫌疑人最终被判实刑。

经过这个案子，广州警方打假部门关心的焦点从以前的“现场查处现货案值多少”转变成了“现场调取的数据有多少”。

2015年12月1日，此案宣判，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罚金10万元。这些转变的背后是打假人一步步往前推动的结果。

那时第一次去广州的洪钧，对电子证据该怎么采信、使用，与当地交流了4遍：第一遍与警方的侦察员交流，第二遍是公安法制部门，案子到了检察院再交流一遍，到法院又交流一遍。

除此之外，阿里也在做更多尝试。2016年，阿里和浙江省公安厅合作，共同开展云剑行动，尝试批量式推进打假案件。

在这一过程中，阿里有的打假人员不懂案件侦查，很多地方的公安民警对互联网技术的研究又不够深入。于是，公安干警和阿里的工作人员开始互相到对方单位驻点，把警企合作融合到了“骨子里”。

如今，云剑行动已经扩展成为“云剑联盟”，阿里巴巴与全国13个省的双打办合作，推送涉假案件线索，共同打假。

有了此前成功合作的经历，玄慈决定把手里攥了几年的线索也拿出来。

来自台湾的黄某某，多年来在广州从事假冒LV皮料加工。他曾经数次被查，却又数次重操旧业。

早在2010年，玄慈就曾经联系工商部门对黄某某造假LV皮料一事进行过查处。第二年，黄某某再次因造假被警方抓获后，法院判了他缓刑。

然而，就在黄某某被判缓刑期间，市面上仍然流通着明显带有他特殊工艺痕迹的假LV产品。玄慈判断，黄某某即使被判了缓刑，依然在制造假冒的LV皮料。

“这次一定要彻底打掉他。”当2013年玄慈把调查了很久的线索交到洪钧的手中时，就是想着能够给黄某某一记“绝杀”，不能再给他判缓刑的机会。

“打假不能扬汤止沸，而是要釜底抽薪。”洪钧自然也明白，打假不能只删除售假链接，还要摸清背后的制售假链条，端掉制假窝点，斩草除根。

在刚刚拿到来自玄慈的线索时，洪钧不会想到，出现在几千公里外迪拜的假LV手包，竟是产自广州的一处破旧厂房。

从2013年到2015年，这条线索在阿里的打假团队手里又攥了两年，只为找到更加确凿的证据。

依靠阿里的风控技术，洪钧和秦锵的团队排查出和黄某某相关的4个团伙，这些团伙分工协作，构成了从生产、销售、仓储、物流到出口的完整链条。

洪钧和玄慈一起来到广州向警方报案，此前合作过的“铁三角”再次聚到了一起。

玄慈接到的举报和警方的排查均显示，这些团伙在中东迪拜有仓储、销售窝点。阿里利用技术研判，协助广州警方与迪拜警方进一步明晰链路。

2015年9月，警方查扣一处存放假冒LV产品的仓库。（企业供图）

2015年9月14日，两国的执法人员统一行动，彻底打掉了这个跨国产销假货的网络，仅迪拜的执法部门就在当地查扣了7万多件假货。

被广州警方抓获的黄某某属于缓刑期间再犯，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玄慈希望他被判实刑的愿望也最终实现。

和黄某某一起被抓获的5名技术工人，“咬死了”坚称不知道在做假货，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玄慈觉得以后还会遇到这些人，因为她见到了太多“打而不绝”、“重操旧业”的例子。

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和阿里以及警方的几次成功协作，让玄慈看到了和过去自己“单枪匹马”完全不同的打假模式。

2015年底，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成立。马云在2016年3月的誓师大会上说，阿里对打假的人员、预算投入上不封顶，把假货从阿里的平台上赶走不算成功，要让假货根本没有渠道销售、根本无法生产才有可能成功。

到了2017年，打假的合作模式再次“升级”，阿里巴巴打假联盟（AACA）成立。

AACA负责人、阿里巴巴集团平台治理部品牌保护总监夏伶说，社会上缺少一个真正了解互联网电商时代下，知产保护的渠道和沟通平台，阿里决定成立AACA，是为了更好地与品牌权利人沟通，利用阿里的技术和资源更好地赋能知产保护。

截至2018年8月，AACA的成员已经从最初的LV、施华洛世奇等30个全球知名品牌扩展到了105个。

“黑科技”和打假特战队

对于玄慈来说，打假不是一出一出的独幕剧，而是一部不知何时终结的连续剧，总会有出乎意料却又似曾相识的情节出现。

2016年5月9日，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一个没有标牌的厂区内，警方查获了一个假LV生产窝点，车间里7名男性工作人员中，其中5人为去年9月查处黄某某造假团伙时生产现场的技术工人。

当时的他们谎称对造假毫不知情逃脱了刑罚，一度让玄慈耿耿于怀，如今这些技工却换了一个厂区“重操旧业”。

同样“重操旧业”的还有一批湖南永州的造假者，随着警方对广州等造假重灾区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这些造假者选择了回乡“创业”。

2017年年初，LV收到线报称湖南永州发现一家假冒品牌商标的皮料生产工厂，玄慈随即找到了“阿里打假特战队”。

说起“阿里打假特战队”，这个“番号”出现于2016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成立的誓师大会，包括洪钧、秦锵在内的队员大多“身怀绝技”，他们之中有警龄超过20年的前公安队长，有研究生学历的程序员，也有经验丰富的行政专员。他们将疑似假货线索输送给公安、工商、质检、食药监等执法部门，同时向警方提供技术支持。

玄慈找到“阿里打假特战队”，就是希望“特战队”能利用特长顺藤摸瓜，协助挖掘涉案人员信息及“下家”的生产销售渠道。

双方经过研判，向湖南省公安厅报案。经过两个月的侦查部署，永州于当年6月6日调动60余名警力，对永州皮料生产工厂、广州花都物流、仓储点和广州白云皮料批发下家档口同时展开打击。

2017年6月6日，警方端掉永州假LV生产窝点，查获大量假皮料。（企业供图）

负责侦办此案的张霖均警官说，在收网行动中，永州警方抓获10余名犯罪嫌疑人，查获350多卷LV、Gucci皮料，11支LV印花滚筒，涉案金额高达2.16亿元人民币。

“一卷400码的皮料生产的假包可以给制假者带来上千万元的暴利。”玄慈介绍说，每码皮料可以生产3个手提包或者10多个钱包，换算下来，这次被查获的皮革可以生产数万个LV假包。

在这起案件中，阿里打假特战队对警方侦查的技术支持，不但让假冒LV产业链浮出了水面，还牵出了广东中山的另一处制假窝点，最终全链路捣毁制售假窝点。

“阿里打假特战队”高级专家诚黎说，仅2017年，“阿里打假特战队”已与全国23个省开展线下打假合作，协助执法机关捣毁窝点1328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而到2018年8月，合作打假范围已扩大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而“阿里打假特战队”的“秘密武器”，则是阿里巴巴平台的商品大脑、图像识别算法、生物实人认证、假货甄别模型、语义识别算法、商品知识库、实时拦截体系、大数据抽检模型、政企数据协同平台9大打假“黑科技”。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说，这些年来，阿里从遵循“通知-删除”国际通用原则被动处理假货投诉，到主动运用技术识别可疑商品，再到组建“打假特战队”围剿线下假货源头，成立“云剑联盟”、AACA，与执法部门合办的共治共享课堂，已建成一套以数据技术为依托，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平台紧密联动的知产保护基础设施。

连同已经签订过打假合作备忘录的31省行政执法机构、早已成为打假推动力的数据技术，和搭建快速处置知产投诉的“知产快车道”，已经交出漂亮成绩单的打假联盟的并流，意味着阿里打假共治系统形成闭环，进入2.0时代。在这个集合所有相关力量的系统里，各方打假力量既是打假系统闭环的有机组成，又是相互推进关系。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沉淀，阿里巴巴描绘的这个打假共治系统，已成为中国打假实战和知识产权保护建设的通则。

涉假案件实刑率仅为19%

今年5月，LV联手阿里协助上海警方成功摧毁一个生产销售假冒LV等奢侈品专销国外市场的犯罪链条，跨越4省市共抓捕犯罪嫌疑人29名，现场查获涉假产品1.1万件，初步估计案值1亿余元。

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曾阳警官也拿到了一份期待已久的判决：犯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庄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3000万元。

这同样是一个由LV、阿里和警方“铁三角”合作的案子。最初，LV的境外团队发现有人在美国租用服务器，建了很多网站推销假货，国外执法部门发现一个关掉一个，但总有新的网站冒出来。

2015年6月，当玄慈联系到阿里的打假团队时，洪钧分析后发现，这些售假者中有人曾经试图在阿里的平台售假，但很快被关店处理。

在三方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线索出现，案情也越来越明显。2017年7月，中美警方进行合作，成功破获这起由线下到线上、由国内到国外的跨国售假案。

今年6月25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案件信息显示，主犯庄某从2015年3月开始接受外籍人员发来的订单。拿到订单和货款之后，庄某组织人员前往广州白云皮具城等地采购假货再邮寄回国外。本案的涉案金额达到了8000多万元人民币。

曾阳在拿到判决结果时非常激动，他觉得3000万的巨额罚款，真正体现了国家“让制售假者倾家荡产”的意志。

玄慈则认为，巨额罚款和实刑的意义更大，多年的打假经历让她深深地体会到，实刑率不高对制假售假者的震慑实在有限。

来自阿里巴巴的数据也印证了玄慈关于“实刑率不高”的感受。今年两会期间，阿里公布了2017年的打假数据：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2017年排查出了5436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疑似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接收1910条，已经进行刑事打击的有740条。

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有刑事判决结果的有63例，这些案件的平均办案时长约344天，共判决129人，但其中104人判的都是缓刑，实刑率仅19%。

阿里巴巴打假共治系统。（企业供图）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说：“必须要完善法律法规，对线下假货生产源头进行围剿，全社会共同推动制假直接入刑，并引入惩罚性赔偿，让制售假者倾家荡产，才能彻底遏制全社会的假货问题。”

“打假任重道远，我们呼吁执法部门、权利人等相关方通过信息分享、技术合作等建设共治格局，合力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夏伶说，AACA将在9月中旬举办秋季会议，届时一百多家知名品牌权利人将坐在一起，探讨如何协助执法机关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做得更好，“欢迎更多品牌权利人加入我们”。

玄慈说，合作七年来，警方、LV、阿里已联手打掉案值超过10个亿的假货，“打假不是哪一个机构自己的事，需要多方合作。”在与合作多年的伙伴们聊到兴起时，玄慈突然昂首挺胸，摆出了一个准备战斗的姿势，像比武前的自报家门一样喊了句：“玄慈方丈。”

服务器位于海外的Pursevalley购物网站上充斥着大量假冒奢侈品。（企业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