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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生论坛会议综述
2015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生论坛会议综述
　　 日，第八届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生论坛在河北大学召开。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河北大学等五校发起的人口学方面的盛会。自2008年以来，论坛已成功举办了七届。本届论坛主要由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组织，参加论坛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宋健、陈卫教授，北京大学陆杰华、李建新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童玉芬教授，南开大学陈卫民教授，河北大学王金营教授等人口学界知名学者以及全国各地多所高校的研究生。在论坛中，同学们各抒己见，就人口与发展的相关社会经济问题展开了广泛探讨。
　　6月14日上午九点，第八届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生论坛在河北大学北院逸夫楼二楼会议室隆重开幕。开幕式由河北大学研究生王坤主持，河北大学吕红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宋健教授、南开大学陈卫民教授分别发表致辞，表达了对此次论坛的祝贺。
　　此次研究生论坛为期一天，14日上午为主论坛，下午是分论坛。在主论坛中，共有11名同学发言，涉及到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人口流动等诸多人口学热点问题。在主论坛的上半场，李月分析了中国大陆老年人自评健康与社会参与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张涵爱分析了生育行为对老年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朱志胜利用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空气污染对于流动人口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李修彪主要考察城镇化对省域间人力资本收敛的影响,李庄园对快速发展城市流动人口对地方公共财政支出规模和增速的影响进行了探究,闫亚琛研究了中国城镇化背景下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陆杰华教授、宋健教授对以上同学发言做了精彩的点评，在同学们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提出了建议。在主论坛的下半场，聂磊探讨了儿童照料对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效应,宋正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探究了户籍制度对于大学生工资的影响,王静文分析了北京市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程菲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张韵分析了夫妻家庭决策、孝道观对农民工家庭养老的影响。陈卫教授、童玉芬教授对以上同学发言做了精彩的点评，肯定了同学们使用的新颖的研究方法并希望同学们注重对结论的表述。
　　此次论坛共设有四个分论坛，每个分论坛有两个主题。这些主题分别是：一、人口与经济，从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产业结构与人口规模、风险偏好与收入差距、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等不同的方面阐释了人口与经济的相互影响。二、人口与迁移，分析了流动人口生理健康、参保状况，以及人口流动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三、人口与家庭，分析了生育问题、婚姻挤压下男性的婚姻问题、农村已婚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影响家庭财务的因素等与家庭相关的人口问题。四、人口与老龄化，分析了受教育水平、子女数量等对老年人的影响，以及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保险再分配、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和住房需求等问题，探讨了老龄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五、人口与健康，基于现有的医疗保障水平，探讨了流动人口对疾病经济负担的影响，优化随迁老人异地就医的对策以及不同的医疗保险制度对退休职工的影响，此外还分析了影响育龄妇女母乳喂养时长的因素和不同世代流动人口接受健康教育的差异。六、人口与环境，主要探讨了人口与环境的三个热点问题：碳排放、钢铁企业厂产能过剩和环首都贫困带问题。七、人口与社会，主要从人口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农民工社会融合、公务员收入满意度等社会问题。八、人口与发展，本主题主要关注中国的婚育和女性人才发展等问题，从不同角度研究中国人口的发展。
　　经过一天的发言和讨论，第八届人口与发展研究生论坛闭幕式在河北大学南院综合教学楼举行，由河北大学研究生田雨潇主持。本届论坛共评选出6个一等奖、9个二等奖和17个三等奖，闭幕式上宣布了本届论坛获奖名单并颁奖。2016年人口与发展研究生论坛承办学校代表童玉芬教授发表致辞，承诺做好下一届论坛的准备工作；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教授致辞，感谢各位同学参加此次论坛，望同学们今后继续努力，写出更高质量的论文。至此，本届论坛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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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16]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
郑真真&杨&舸
日09:06&&&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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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和人口的地区差距。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更好的地区，人口老化的地区需要吸引外来年轻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活力。近年来，人口流动已成为全球经济和发展议题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人口流动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政策和制度变革放开了对农民到城镇务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动风险;经济转型和工业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劳动力需求;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转变，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新生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在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
人口流动的规模与流向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图1)，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17%左右。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年轻劳动力，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迄今为止流动人口规模仍继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
图1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及增长率，年
(资料来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一直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流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广东省的流入人口规模至今仍在全国居首位，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过，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对经济变化高度敏感，随着各地经济发展进程和经济形势变化，人口流动的地域特征也发生了局部性变化。90年代以后，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与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流入人口更为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不过，尽管广东仍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但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已明显弱化。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流入人口规模增长最快的几个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和苏州，显示出这些地区更为强大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重心已经从珠三角北移到长三角地区。天津和福建对流入劳动力吸引力显著增强，显然与近年来滨海新区和闽台经济区的发展密切相关。
经济因素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镇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区，更可能成为流入劳动力集中的地区，如2012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和浙江，除内蒙古以区内人口流动为主外，其他几个地区都是跨省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地区，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几乎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个主要流入省广东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迁入率高居全国前三位。经济因素也是推动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年人口迁出率最高的前三个省依次是人均GDP较低的安徽、江西、贵州，其他几个主要的人口流出地还有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总的来说，人口流出地区几乎遍布全国、相对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区则相对集中在东部主要经济中心城市。
人口因素是吸引和推动劳动力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迁出地人口规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推动流出)仅次于迁入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流入)。除了东部农村地区也有人口流出之外，上文列出的主要人口流出省份都是人口较为密集、农村人口比重较高的人口大省，而且这些地区的生育转变较晚、农村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因而能够持续输送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东部沿海地区和主要大城市是中国最早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也是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长三角一些地区的人口早在90年代就开始负增长，这些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无疑对外来年轻劳动力有巨大需求，而且需要持续引入外来劳动力维持经济发展。
流动人口的构成及变化
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高度集中在15～30岁这个年龄段。与国际上较为常见的流动人口年龄模式不同的是，中国流动人口大部分不带子女，因而15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比极低，进而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在过去30年间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也在发生变化，这个群体已不再完全是90年代以前的“打工妹”、“打工仔”，已婚流动者比例不断上升，更多的流动者不再是单身一人在城市打拼，而是与配偶子女同在流入地居住。妇女比例在流动人口中占了将近一半。沿海城市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面向流动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日益改善，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停止了钟摆式的流动，在城市中长期居留不再回到农村，流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从1982年的23岁上升到2010年的29岁(即流动人口中有一半人在29岁以上)。2010年流动人口中离开户籍地6年以上的占24%，上海和北京的相应比例更高达32%和30%。年间，35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增长率远高于较低年龄组。因而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完全归功于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年轻人。那些早年离家外出的打工者已成为较为稳定的城市居民，他们的子女也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但是这两代人仍被标记为“流动人口”或“农民工”，尽管很多年轻人生长在城市、从未务农。
流动人口构成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2010年的省内流动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分别有44%和40%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跨省流动人口中的相应比例也分别高达30%和27%，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显著下降。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归因于近年来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普遍提高了青年人口总体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些地区通过提供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成功吸引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与之相应的变化是，流动人口中从事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有所上升，从事农业比例大幅度下降。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将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和居留的变化趋势。
人口流动对人口结构和规模的影响
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城市，无疑会改变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和人口规模格局。它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影响有些在短期内明显可见，有些则是长期的。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无疑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长期保持在低于1.5甚至接近1的极低水平，80年代以前积累的人口增长惯性消失殆尽，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中国城镇居民规模自2011年起超过农村居民，乡城流动无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现象也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例如泰国的乡城迁移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为80%，印度尼西亚为68%。
由于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均为人口大省，流出人口对本地人口规模的影响远不及对流入地的影响，尤其对于人口流入相对集中的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这种影响尤为显著。北京市在努力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力图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结果则是人口规模目标的不断突破。
不过，如果进一步考察流入人口对流入地人口结构的影响，则不难看出年轻劳动力的输入正是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上海2010年人口形势为例(图2)，20～39岁年龄组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所带来的优势不仅在于数量，更是年龄优势。正是由于外来劳动力大量补充了本地户籍人口在年轻部分的数量萎缩，才能有效维持上海经济发展的活力。从图2还可看到，上海目前居民中20岁以下人口数量远远不足以替换即将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按照上海目前经济发展势头，未来还需要源源不断地引进外来年轻劳动力加以补充。上海的情况对其他很多东部城市都具有代表意义，由于长期稳定的极低生育率，大部分城市人口已经先于全国进入老龄化阶段，户籍劳动年龄人口也在老化，如果不引进外来劳动力，很难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看来，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最根本办法，可能是调整经济规划和发展方式、降低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
图2 分性别年龄户籍的上海常住人口规模，2010年(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主要受人口流动的影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地区，呈现城乡倒置的特征。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年轻人迁往城镇地区，使得城镇地区的人口老化水平下降，农村地区的老化水平上升。从1982年起，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略高于城镇地区的4.5%。到2000年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4%，高于城镇地区的6.3%。截至2010年，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已高出城镇地区2.3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地区差距也反映了人口流动的影响，年老龄化速度最快的省份是甘肃(人口老龄化程度增长率为64.6%)，其后依次是黑龙江、贵州、四川、重庆、青海、湖北、陕西、吉林、宁夏、内蒙古。老龄化程度增长最慢的是北京和天津，而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则在此10年间下降了12.3%，显然与这些地区的大量流入年轻劳动力有关。
依据流动人口对于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可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A、受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程度得到缓解的省(市、自治区)共有12个，其中缓解效果最为显著的地区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广东等主要人口流入地;B、受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的省(市、自治区)共有16个，其中安徽、江西、四川、重庆和湖南等人口流出大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受劳动力流出的影响尤为明显;C、流动人口对本省人口老龄化影响不大，包括内蒙古、吉林、云南等以省内人口流动为主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得到缓解的地区都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人口老龄化因青年人流出而更为严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老年保障方面的条件也相对较差，这些地区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后果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应受到高度重视。
人口流动未来发展趋势
回顾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和近20年的人口迁移流动，预计中国人口流动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会在短期内缩小规模。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将继续增长，沿海的经济中心地区人口将更为密集，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将由于青年人的持续流出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不过随着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可能在流动特征方面会与以往有所不同。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人口比例增长往往呈“S”型，根据城镇化水平和进程可以划分为起步期、加速期、趋缓期和平稳期。已基本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最终的城镇化水平超过70%，甚至90%。世界上人口密度高于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60%，且人口超过5千万的国家有德国、菲律宾、韩国、日本、意大利和英国等。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历经上百年，美国高速城市化发展阶段持续时间长达60年。而另一些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则相当迅速，如日本和韩国仅用20年就走完了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城镇化率刚超过50%，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且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是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迁往城市定居或就地成为城市居民。
尽管在国家的规划和政策带动下，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并不能改变多年形成的区域梯度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地位并未改变，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依然远超中西部。而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与上一代有所不同，他们更多人是为了见世面、学技术或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更关注的是发展前途和提高技能，而非主要为了挣钱养家。尽管很多地区近几年连续增加农民工的工资，但工资收入并不是这些青年流动者考虑的唯一因素。除了更多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外，城市中的公共政策、医疗卫生服务、生活质量和社会文化环境等，都是吸引青年人的重要条件;为了孩子的教育留在城市，也成为相当多年轻流动父母选择在城市中居留的原因。而东部沿海地区在这些方面无疑具有相对优势。欧洲的跨境移民研究发现，高素质的流动者往往在选择迁入地时有更多考虑和更高标准，社会环境较差的地区在吸引高素质流动者时缺乏竞争力。在本地人口老化的趋势下，利用各种政策和条件吸引年轻高素质的流动者已成为欧洲各国之间的较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对于高素质流动者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人口变化也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走向。在独生子女比例较高、较为集中的地区，年轻人可能会首先选择距离较近的城市就业，或在父母需要时迁回到离家较近的城市，因而减少跨省流动、增加省内流动。有些地区如4个直辖市和辽宁、黑龙江、吉林、江苏，2005年30岁以下人口中独生子女占同龄人比例都超过40%;四川、浙江、内蒙古、山东和湖北的相应比例则在30～40%之间。事实上，年间河南已超越四川成为人口流出第一大省，四川的人口变化应当是影响因素之一。
从对流动人口的需求角度看，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已经人口众多，但仍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已经老化，而且随着共和国的同龄人步入老年，老化速度还会更快。对于一个人口而言，年龄结构的调整只有两种方法：加法和减法，即通过出生和迁入增加年轻人，通过死亡和迁出减少年龄较大的人。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地区的生育率长期走低、没有明显提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完善，老年人健康状况日益改善、寿命延长、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因此，当地无法有效补充年轻人，老年人的迁出也基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年轻劳动力虽然增加了人口数量，但却是调节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方法。
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然需要与年龄结构相适应的劳动力，在年轻劳动力需求和人口规模控制之间寻求平衡，也是欧洲发达国家和一些亚洲新兴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例如新加坡在2013年1月发布的人口白皮书中，针对2025年人口开始萎缩的前景，提出鼓励结婚生育、欢迎移民的应对策略，计划每年引进1.5～2.5万年轻移民。对于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来说，这显然将会增加居民数量、提高人口密度。虽然政府在白皮书中特别提出要注意结构和数量的平衡，会谨慎控制移民数量，但还是遭到一些新加坡公民的反对。看来，对“调整人口结构就需要做加法、如果不能多生孩子就只能多迁入年轻人”这个道理，不仅决策者需要有所认识，也需要得到社会共识。
在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审视最近20年的人口流动形势，虽然人口流动特征和流动人口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人口流动的区域模式和总体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预计未来也不会有显著变化。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流动主要由经济和人口因素所决定，也受到地形和气候等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具有自身的规律或相对的稳定性，如沿海城市经济中心的地位和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都是可以预见并基本不可能改变的。即使有各地政府不同政策的努力，无论是控制、推动还是引导，人口流动的大格局将不会发生突变。国际经验表明，仅靠政府“一厢情愿”式的数量调控和对准入门槛的设置，都不能阻拦劳动力的流入;而当劳动市场受到经济形势下滑或金融危机冲击时，这些外来劳动力会很快退出(如2008年以后的西班牙)。中国一些地区的“小城镇化”经历也说明没有就业机会的城镇是无法吸引年轻人的。因此，作为政府应当放弃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无视人口规律的调控政策，顺应大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大城市人口过分集中，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为缓解这些矛盾，在政策引导人口合理布局，确保区域人口、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发达地区还有进一步作为的空间。流动人口分布的集中是产业布局、资源集中导致的，要使流动人口的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就必须依据生态、环境状况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区域的发展走入良性循环。目前，我国已形成的三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吸收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国流动人口的40%以上，如能继续加强大都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扩大辐射范围，带领周边一批中小城市的发展，既可缓解流动人口过于集中的状况，也可促进人口、环境、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此相对稳定的人口流动大格局之下，那些已在流入地居住多年的“流动人口”仍不能安居乐业，与人口流动相生相伴的各种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则需要各地政府高度重视。2010年全国第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揭示，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保障(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享有程度远低于同龄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参与程度也远不及城市和农村居民。更为严重的是，超过2000万的流动儿童在流入地还不能得到平等接受教育和升学的权利。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流动人口家庭就不能在城市站稳脚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城市中如果有近一半居民处于这种状态，既不利于流动者本人，也不利于城市居民，更不利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问题，直接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小康社会建设，需要政府拿出真诚和有效的解决措施，并应当引起公众的高度重视。【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编：万鹏、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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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迟福林&主编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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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20日发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总人口性别比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5.20下降为105.02，引发社会关注。　　有人不禁问，“光棍”变少了?对此，专家表示，这是总人口性别比，而不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所以这跟“光棍”没太大关系。究其原因，主要是女性健康状况改善好于男性，预期寿命越来越高。　　——中国人口增长过快?　　数据：近五年总人口增加3377万人，年均增长率0.5%　　专家：这算是一个低增长率　　国家统计局的这份公报显示，全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为137349万人。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日零时的133972万人相比，五年共增加3377万人，增长2.52%，年平均增长率为0.50%。　　“近年来，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基本都维持在0.5%左右，所以2015年的这个数据是比较正常的。”国务院参事马力对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说。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分析，千分之五的年均增长率，这和世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差不多，美国、新加坡也大致如此。　　“这算是一个低增长率”，翟振武说，大概在十年、二十年前，中国人口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最近几年一直维持在千分之五左右的水平，说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变得比较缓慢了。　　在翟振武看来，随着“全面二孩”等相关政策调整，未来几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还会提高。预计大概在2028年左右，中国人口总量会增长到高峰，人口增长率大体变为0。　　——“光棍”变少了?　　数据：总人口性别比由五年前的105.20降为105.02　　专家：跟“光棍”没太大关系　　公报显示，男性人口为70356万人，占51.22%;女性人口为66993万人，占48.78%。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5.20下降为105.02。　　“可千万不要误读，这跟‘光棍’没太大关系。”翟振武提醒说，105.02是总人口性别比，而不是出生人口性别比。
　　总人口性别比为什么略有下降?翟振武解释称，主要是因为女性健康状况改善好于男性，预期寿命越来越高。当然，不排除近两年出生性别比提高，但贡献并没那么大。　　马力预计，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实施，全国总人口性别比还会进一步下降，逐渐趋于正常。　　——老龄化程度到底如何?　　数据：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比五年前上升2.89个百分点　　专家：2022年后老龄人口将加速增长　　公报显示，0-14岁人口为22696万人，占16.52%;15-59岁人口为92471万人，占67.33%;60岁及以上人口为22182万人，占16.1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374万人，占10.47%。　　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比重下降0.08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比重下降2.81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8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60个百分点。　　“这说明中国老龄化速度在加快”，翟振武分析说，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大批人陆续步入60岁行列。与之相应，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就比较快。　　马力解释说，新中国有三次出生高峰，第一次高峰是上世纪50年代，具体是从1950年到1957，大约有1亿人左右，这批人2010年开始步入老年，所以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第二次高峰始于1962年，因此，2022年后老龄人口将加速增长。　　翟振武也表示，2022年后，老龄化速度就更快了，劳动力总量下降的速度也会更快。　　——受教育程度如何?　　数据：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教育程度人口由五年前的8930人上升为12445人　　专家：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打下很好基础　　公报还披露了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数据。其中，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为17093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教育程度人口为21084万人;具有初中教育程度人口为48942万人;具有小学教育程度人口为33453万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
　　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教育程度人口由8930人上升为12445人;具有高中教育程度人口由14032人上升为15350人;具有初中教育程度人口由38788人下降为35633人;具有小学教育程度人口由26779人下降为24356人。　　“应该说，我国国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在快速增长。”马力说。　　其中对于“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教育程度人口由8930人上升为12445人”，翟振武解释说，“换言之，在5年时间内，具有大学教育程度人口比例提高了将近40%，这个速度可谓非常快。”　　他分析称，这主要源于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就其意义而言，为中国经济发展乃至“起飞”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甚至为未来创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城镇化率提高了多少?　　数据：城镇人口比重比五年前上升6.20个百分点　　专家：为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打下很好基础　　在城乡人口方面，公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76750万人，占55.8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0599万人，占44.12%。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10193万人，乡村人口减少681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6.20个百分点。　　“这跟城镇化有关，但要注意，这里的统计口径是居住在城镇或乡村的人，而不是根据户籍。所以，这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而非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翟振武强调。　　不过翟振武表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比55.88%，这无疑为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打下很好的基础。　　日正式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年)》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人户分离现象有多严重?　　数据：五年来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1.89%　　专家：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流动的国家　　公报还关注了人口流动的情况：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人口为29247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4650万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4597万人。　　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人口增加3108万人，增长11.89%。　　人户分离人口增长为何如此迅速?翟振武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年轻人的流动。　　马力则认为，随着服务业占比扩大，近年来，除了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中年女性人口也转移出来，这也增加了流动人口的数量。　　“其实近两年来，流动人口增加放缓，甚至有所减少，但从最近5年时间来看，流动人口还是增加了3108万人，这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以及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　　在翟振武看来，流动人口如此庞大且不断增加，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变化，预计今后还会增加，“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流动的国家”。　　马力说，这无疑加大了管理难度，尤其是社区管理的难度，不过这也将倒逼社区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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