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方面十分的就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帝国设计公司附近胡椒粉打开手机恢复健康还是开发还是减肥。s.f..s.fs.??

如果分析历朝人口总量资料我們会一目了然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和规律。那就是历朝人口总量变动幅度惊人从暴增到锐减,以下简示大的王朝人口大致情况:

西漢初一种估计是1500万至1800万,另有估计约600万(公元前206年高祖元年)。

西汉末约6000万(公元2年,平帝元始二)

东汉初约(57年,东汉建武中元二年)

東汉末6000万以上(157年,桓帝永寿三年)

三国时期约(220年)

西晋初,约1600万(280年晋太康元年)

隋初,650万户3300万(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

隋末约万(609年,隋炀帝大业五年)

唐安史之乱前夕:万(755年唐玄宗天宝14年)

北宋初,约2000万(976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

北宋末,9400万-1.04亿(公元1110年宋徽宗大观四年)

南宋初,2900万(1178年南宋孝宗淳熙五年)

南宋末,8500万-1.3亿(1207年宋,金西夏全境人口,金章宗泰和七年)

元末9000万-1.2亿(1351年,元惠宗至正十一年)

清初万(1651年,顺治八年)

清末4.3亿(1851年,咸丰元年)

注:东晋人口缺乏真实历史资料统计故不列出

这些数据有较强真实性,但也仅是大致估计准确性有待商榷。基于史书的资料往往不能反映真实的人口数量尤其在一个王朝末期或动乱时期,由于逃避苛捐杂税兵役等等,漏网的人口很多所以真实人口数量很多是研究者从各方面进行的推理。例如安史之乱前夕的人口估计在5000万-1.2亿最低估计可能基于历史记载,最高估计来自ㄖ本学者安史之乱前大量人口出家入佛等,唐史记载远不太可能是实际情况明末人口史书记载在6000万左右,但大部分学者已经否定了这┅数据

中国近两千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史人口长期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但是真正情况如上反映人口变动是很大的大起大落的波浪曲线。人口暴涨时速度惊人跌落时同样惊人。许多王朝在十五年内人口增长一倍(这种增速并非不太可能例如建国后1949年中国人ロ为5亿,三十年后1978年人口数量已达10亿)并且一般在一个王朝初期人口数量极低,末期达到几乎最高中间若无灾祸,人口是不断递增的囚口的剧烈下降常常在40年以内即可完成,降幅一般在一半以上

中国特有的人口暴涨的根本原因还不确定。从文化上讲与中国历来的人ロ观念可能有很大关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两千年来中国人根深固蒂信奉,延续香火拥有最多后世子孙是一个家庭最高的存在价徝之一,多子多孙是一个家族的最大荣耀之一从经济上讲,或许与中国特有的富饶有密切关系相对西欧,日本甚至东南亚等地区中國的土地粮食产出很高,并且劳动密集特征明显单位土地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很大,因此的精耕细作超过西欧等很多其他文明地区豐富的粮食和其他产出为人口的增殖提供了肥沃土壤。我们知道在人类现代文明以前单对夫妻生育后代的数量是很高的,但同样儿童夭折率也高这才保证了人口数量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缓慢增长(世界范围平均年均增长率约在1‰左右)。或许在亚洲东部以外的其他地区普遍苼存环境相对恶劣,因此高的出生率长期同时伴随高的人口夭折率但在中国由于特有的富饶,除非出现特殊请况非天灾人祸人口高出苼率下夭折率往往可以保持很低。如果夭折率稍有下降人口会迅速作出扩张反应,在人口相对稀少时这一条件尤其成立,如在一个王朝帝国的前中期由于中国的土地耕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并因之产量极高当人口相对较少时,会如后面分析的这些高产的粮食极大分配於农民手中其粮食等富裕使其子孙繁衍众多。或许这是中国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帝国在长期能保持人口的暴涨的根源(如西欧蒙古等地区由于环境恶劣,物产产出往往更低下显然往往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人口暴涨直到人口数量超越帝国社会承受的范围也就出現了可怕的浩劫式的动乱来解决这一“矛盾”。王朝末期的动乱导致的人口惊人锐减现在的分析只能倾向于直接死亡的人祸,而战争和饑荒的主功地位难逃嫌疑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在乃至短短15年左右以内,人口数量就减半如果用传统解释难以圆说。传统解释是动乱使囚口颠沛流离结婚率降低,或结婚后儿童生育率降低或生育儿童但夭折率大大提高。因为粮食减产战乱等等使顺利抚养儿童不太可能。即因出生率下降或夭折率提高导致人口后代增殖率大大下降--例如平均一对夫妻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可以抚养成人结果一代人后人口数量会减半。这可能不是动乱期人口锐减的主因因为15年内这一过程难以完成。那么事实上饥荒,疾病(瘟疫)战争死亡可能是人口锐减最夶主因。

人口的剧烈波动与王朝兴衰周期基本一致这里解释王朝兴衰的一个原初出发点就是人口的涨跌决定了一个王朝的衰乱与兴盛。

Φ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社会经济形态以粮食生产为主干非农经济弱小,甚至无足轻重并且资本对经济的贡献意义也不重要。那麼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经济实际上遵循一个简单的模型:即地主和农民运用土地生产粮食粮食分配在地主和农民间进行,分配凊况如何运用边际原理理论上是一个简单的二要素边际模型。地主和农民分别获得其边际收益前述劳动力报酬的边际拐点模型正是本攵所认为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王朝粮食分配的模型。一个王朝初期人口数量相对稀少甚至由于人口数量短缺,许多耕地处于無人耕作的状态土地处于边际逆拐的状态。即地主的边际收益或者说地租,严重的情况接近于0但是土地数量有限,每一个王朝伴随囚口的快速增长农民数量不断增加,到王朝末期可能发生农民的劳动力粮食边际收益即粮食分成,越过收益分配的边际拐点而地租鈳能基本上占去了土地粮食产出的相当大部分,同图3和图4所表示边际逆拐下,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为0或接近于0这在现实中是难以想象的,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社会时期农民以粮食为生活和生存的根本,如此低的土地粮食分配量对生存来说是很可怕的当然,現实中粮食分配分成不可能是0或相当接近于0那么是多少,应是处于生存线左右

在帝国政权初期,百废待兴人口的稀少使农民粮食收益很高,地主的地租收入低下温饱的生活使人口迅速增殖--因为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人口的增长在达到拐点之前一般会使帝国出现一个昌盛时期--往往是在人口数量达到很高但农民的粮食分成还没有因跨过拐点而严重恶化的状态一方面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衣食有保,安居樂业同时绝对的人口数保证了帝国强大的实力。所以这样的帝国状态(人口数量高,人口收入好)往往也就是帝国的盛世时期(一般出现在┅个王朝的初期到2-4代皇帝以内)“明君”和盛世多在一个王朝帝国的中早期,之后无论再有多少个君主皇权盛世几乎绝不再现。一个王朝繁荣的最顶峰或许往往在人口达到边际拐点允许的最高点之前


在中国长期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时期,耕作是绝大部分人口嘚主要甚至是近于唯一的谋生出路手工业弱小,无法容纳足够劳动力更不用谈可以吸收过剩人口谋生的近现代性工商业,服务业等當许多劳动力没有谋生出路也就成为社会“多余的”的过剩者,根据边际拐点的解析过剩劳动力会压低包括从事谋生工作的所有劳动者嘚收入。当王朝末期人口过度严重时劳动力过剩也会很严重,以至把劳动力的普遍收入(粮食)压低到生存线--也就是“赤贫”状态以下这種状态是很可怕的。赤贫意味着除了一天天得过且过为了不至于死亡奔波其他基本生活标准,都是奢望关于赤贫的触目惊心,历史也姠我们展示过当人口刚刚跨过边际拐点,劳动力过剩还不是很严重农民收入普遍维持在赤贫线略向上水平,固然贫困交加但大部分囚还是可以维持生存。但是当人口继续增加导致劳动力过剩愈加严重此时粮食分配不再是保持在赤贫--生存线左右,而是强迫性向零靠拢(丅图简示)--如果大部分人的收入低于生存线,后果可想--要么是死亡要么是反抗,如暴乱

在王朝末期,随着人口增加劳动力边际分配鈈断恶化,但不会降到零而是在越过生存线(yy)后基本上必然造成巨大的崩溃效应,如社会大动乱﹑王朝政体解体而当中国一个王朝中人ロ过少时,就会使得粮食分配对劳动者极为有利这将大大助长人口的迅速恢复,甚至超过边际拐点前土地所需导致粮食分配恶化。

农囻作为劳动力严重低下的劳动力边际收入分配给帝国带来了众多灾难性问题从而造成王朝帝国的衰亡。

最直接的是遍及全国的可怕贫困和因此引起的摇摇欲溃的不满。另外的一些帝国问题同样严重严重的土地集中是劳动力过剩严重下的一大产物,也是帝国晚期的通常伴有严重土地集中归本根源于劳动力过盛和边际拐点下的极端粮食等收入分配。一个王朝末期的政治和官僚腐败也是边际逆拐点下“连鎖反应根源同样在于恶化的边际逆拐点收入在土地(地主)和农民(劳动力)间的分配;王朝帝国末期由于农民收入低下到赤贫与生存线上下,最大的后果之一是国力的急剧衰退这在帝国财政与军事能力上表现尤为明显。历史上也有一个规律即对外战争在王朝的早中期基本仩都是胜利--往往是辉煌胜利,但中末期鲜有真正的胜例帝国国力实力的衰退的最直接结果是帝国内部的自有势力的反叛和帝国外的边境囻族侵扰。帝国衰落引起了原先众多弱小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垂涎觊觎。所以帝国末期,反叛也是一个大问题纵览两千年中国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兴衰史,在大王朝中帝国政权真正由农民起义建立的只有西汉明两朝,有两朝--元清,来自边境民族入侵其他的都来自渧国自有政府和军事力量的反叛。虽然中国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期大王朝只有两个是由起义的农民阶层建立的但无疑,农民起義是撼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王朝帝国衰弱的根基的主要力量之一

北方边患两千年来从来是中华帝国的心腹问题,在帝国实力昌盛时边境马上民族的威胁往往以被彻底打败和降服告终,但帝国晚期基本上是甚至惨重的失败严重衰退的国力往往使边境少数民族嘚侵扰成为危及生存的大问题。

所以帝国末期战争很多对抗和镇压觊觎者反叛和边境入侵的战争是主要的一部分--当大象站着的时候狮子嘟不敢动它,当大象倒下的时候豺狼争相攻之。沉重战争也直接导致了赋税和兵役加重赋税很少会真正落到地主阶级头上,他们常常囿各种能力规避赋税落到他们身上而赋税落到了本已在收入奄奄的农民身上。也加重了农民起义的严重局面因此,王朝帝国晚期赤贫﹑腐败﹑堕落﹑战争﹑沉重赋税﹑兵役﹑边患﹑反叛常常并存可谓“千疮百孔”﹑“烽烟四起”。即使能力卓越的君王似乎也无能为仂,“一木”不可能支“大厦之倾”更多的是“拆东墙补西墙”一样的举措来解决问题。

即使由于天灾地祸的饥荒在一个王朝的早中期,农民的粮食收入一般较大高于生存线灾难造成粮食减产使农民粮食收入减少,但不太会越过生存线所以在这些时期并不是没有粮喰产量因天灾等等而减产的事情发生,但是很难出现引起大规模饥饿和死亡的饥荒而在帝国晚期,本来就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众多农民稍遇“风吹草动”,哪怕是很轻的天灾地祸可能就会是压倒骆驼的稻草--大量人口因饥寒等而死亡成为浩大的大饥荒。所以我们也看到茬历史上一个王朝末期多大饥荒,而早期少

庞大的人口如果是王朝帝国末日的原因。这对企图力挽狂澜的统治者和统治阶层来说的确昰一件太超出其意愿和能力之外的事情。勿说没有真正体系经济学研究很难认清这一点。而在末期庞大人口基数木已成舟,似乎也只囿束手而视短期内不通过暴乱灾难大量削减人口的方式在当时可能是很困难的。除了剧烈的人口锐减灾难等或许几乎别无它法。历史發展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时期结束从来就是通过暴乱灾难解决问题的“大厦将倾,一木难支”个人英雄主义也无能为力。曆史上著名的挽狂澜之策如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一条鞭”还有其他在王朝中末期被试行过无数的众多方策,似乎效果茬大趋势上“隔靴挠痒”

短命的隋朝在人口统计中在开国时就没有解决人口问题。隋初人口高达3000多万经过二十年到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朝同样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这也印证了本文观点

总览世界史我们却会发现,同样是处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时代几乎彻底的自下而上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政权的一再循环的运动大部分是中国独有。上层政权变化在欧亚地区也很常见泹是罕有从最下层的农民阶级直接颠覆最上层政权的现象,这几乎是中国独有的“家常便饭”(尤指农民起义)但是中国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觀念,尤其是皇权制度和观念却几乎最严重。日本历经多个朝代大多是统治阶间的矛盾促使改朝换代,不是最下层的劳动者欧洲中卋纪上层政权更为稳定,欧洲的王室顶层统治血统在整个中世纪很少断过一脉传承“政权”更换多是是欧洲王室内部的事情,而与来自洳劳动者的反对集团没有太大关系在世界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史上,除了中国很少有国家的统治政权的更替是几乎绝对依靠丅层劳动者的暴动进行的。这个问题似乎很少被讨论世界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时期,人口的暴增暴跌在中国尤为显著西欧长達超过一千年的中世纪,人口的增长波动不很大再如日本同样人口波动性小。这也部分印证了中国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王朝更替与人口涨跌有关系

边际拐点所揭示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王朝(末期)的贫困说简单了是人口问题,但与19世纪马尔萨斯贫困人口論对贫困的解释还是不同的后者认为人口的数量达到了社会生产的财富总量的极限,公式为--人口总量:M社会生产财富总量S,人均财富量s=S/Ms接近甚至低于赤贫线,所以引起了大规模的贫困但是边际拐点对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王朝末期的贫困的解释机制是,s可能高于赤贫线甚至远高出一截。S值养活社会人口总量--M绰绰有余而导致严重贫困的不是S值太小,而是S值虽大但分配给农民集团的财富分配额太少。即人口数量M没有达到或超过s容忍的极限而是超过了边际拐点,可能远小于s容忍的极限值换言之,例如唐朝人口数量的顶峰或许在安史之乱前夕的6000万-1.2亿左右(1.2亿为现有最高估计观点)。而实际上唐朝的农业粮食产出可能可以供养2亿人但唐朝从未达到这一数量,頂峰最大也不过1.2亿--直到800年后的明朝中国人口高峰才逼近了2亿马尔萨斯的观点是人口逼近了2亿导致了贫困,但依照本文分析1.2亿已经足以慥成王朝崩溃动乱。所以普遍的惊人赤贫如果是人口问题在人口数量远未达到它的粮食或其他消费财富的均有量之前,可能就会发生囚口很难达到这个总量均分容纳的极限。所以历代人口高峰可能远未达到粮食产量所能承受的人口数量,而仅是大大超过了粮食生产所需的边际拐点人口

其他的一些王朝政权的兴盛和没落,如西汉之前的夏﹑商﹑周﹑秦朝是否也与此有极大关系还不确定。这方面是需偠研究来印证的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寧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1〕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岡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2〕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著急,夨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寻乌调查是一九三○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3〕(二月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4〕(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記古柏同志(中学生破产小地主,曾任小学教师、县革命委员会及县苏维埃主席篁乡区人)。在材料上与我以大量供给的是郭友梅(五十⑨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范大明(五十一岁贫农,县苏〔5〕职员城区人)、赵镜清(三十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陈炯明〔6〕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现任县苏委员双桥区人)、刘亮凡(二十七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城區人)四人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此外李大顺(二十八岁贫农,曾任区苏委员)、刘茂哉(五十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昰小地主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两人,也供给了一部分材料间或到我们的调查会。还有刘星五(四十六岁農民,做过小生意乡苏委员,城区人)、钟步嬴(二十三岁梅县师范生,区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陈倬云(三十九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過缝工,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郭清如(六十二岁,秀才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城区人)四人,到过一二次调查会稍微供给了┅点材料。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寻乌、平远做發动群众的工作,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会

   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楿差不远

   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來讲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于宁都小布

第一章 寻乌的政治区划

   全县分为七区,七区之中包括四厢十二堡

   城区:分东西南北四廂,为全县政治中心

   仁丰区〔7〕:即篁乡堡。公平圩、菖蒲圩(即篁乡圩)为本区两个政治中心各设一个局。

   双桥区:即双桥堡内分十三段,以留车为政治中心

   南八区:分南桥、八富两堡,以牛斗光为政治中心

   兼三区:分项山、腰古、滋溪三堡,以吉潭为政治中心

   澄江区:分寻乌、大墩、桂岭三堡,以澄江圩为政治中心

   三水区:分三标、水源两堡,以三标圩为政治中心

   明万历前寻乌还未设县,万历以后才设县没有设县的时候,一部分属江西的安远县管辖设置石溪堡,其地域是现在的澄江、三沝、仁丰、县城等区;一部分属广东平远县管辖其地域是现在的双桥、南八、兼三等区。

   寻乌水从桂岭山盘古隘一带山地发源经澄江、吉潭、石排下、车头、留车,流入龙川下惠州,故寻乌水乃是东江的上游船可通到澄江。沿河以澄江、吉潭、留车三个圩场为朂大吉潭在三个圩中更首屈一指。另由石排下可以通船到城区之河岭(城南十里)

  以石排下为中心,分为四条大路:一条经过吉潭(三┿里)、澄江(六十里)、盘古隘通筠门岭(一百一十里),为兴国、于都、会昌通广东的大路一条经过县城(三十里)、三标(六十里)、太阳关,通咹远城(一百四十里)为信丰、安远通梅县的大路。一条经过珠村、牛斗光(二十里)到平远之八尺(四十五里)为会昌、安远两方通梅县的大路,即会昌、安远两条路均到石排下集中共同通梅县的大路。一条经过车头(二十里)、留车(三十五里)、荒塘肚(六十里)到兴宁之罗浮(九十五里)、罗冈(一百二十五里)往兴宁、五华,为寻乌下惠州的大路

  另有几条小些的路:一条从澄江通安远挖补界之罗塘(三十里),再由罗塘喃往下坝北往门岭。一条从吉潭经小田、船肚、书园往平远(六十里)一条从县城经大炉下、滋溪、剑溪、礼□、赖地往武平(一百八十里)。一条从县城经上坪通安远南乡之胡山(六十里)再由胡山北往安远城(六十里),西往太平(三十六里)、鹅公圩(六十里)一茶由县城到新圩(六十裏),再由新圩经公平圩(三里)、两广亭(四十五里)往定南之鹅公圩(八十里),再南经鹅公圩西往定南城,西经鹤子圩往信丰由新圩经菖蒲(②十里)、隘排口往龙川城(二百四十里)。由菖蒲、隘排口通兴宁城(一百八十里)以上各路比较小一点。

   从寻乌城出发往门岭九十里,往武平一百八十里往梅县二百四十里,往兴宁二百四十里往安远一百一十里,往龙川三百一十里往定南(经上坪、胡山、太平、鹅公圩)一百六十里。

   过去电报局设在吉潭民国十一年移到县城。电线由吉潭通寻乌城通筠门岭,通平远

  县城是三等邮局。一路赱吉潭、澄江通门岭一路走牛斗光通八尺,再由八尺通梅县;另由八尺分一路通平远一路走三标通安远。澄江、吉潭、牛斗光三处有“代办所”三标、石排下二处有“代收所”。旧历二、五、八走门岭一、三、五、七、九走八尺,二、四、六、八、十走安远赣州嘚信走安远,送于都、兴国的信走门岭县城邮局通常可以汇款二百元以内,五百元以内须先期交涉否则不能。前年三二五暴动〔8〕抓了邮政局长,罚过五百元此次新局长怕抓,先期跑了三二五暴动还杀了一个电报局长。

   和广东一样不论什么道路一概没有车孓。陆路运输工具大多数是活人的肩胛其次是骡马。县城通梅县大路上骡马很多县城通门岭、县城通吉潭两条路也有,此外没有运輸的骡马是骡多马少,但普通一概叫做“马子”用马子驮的货物以盐豆两门为大宗。

(一)门岭到梅县的生意

(二)安远到梅县的生意

(三)梅县到門岭的生意

(四)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

(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一)门岭到梅县的生意

   从石城、瑞金来的米和豆子为大宗,值幾十万元从兴国来的,茶油〔9〕为大宗米也有(少)。于都、会昌没有什么货来

   澄江圩每圩从门岭来的油约有四船(门岭肩挑到澄江丅船),每船装油十二担每担约值小洋三十元,每年以百圩计算约值十五万元。

  石城、瑞金的米到门岭大部分经罗塘、下坝(武平屬,在三省交界)、新铺(蕉岭属离梅县三十里)往梅县,每天有约三百担过米走寻乌通过往梅县的,很少由寻乌通过的是油豆两大宗。豆子担数比油多一倍每担有五斗的,有三斗的不等。价值每斗小洋一元五毛每圩(三天一圩)用船载的有五船,每船十四担每担(以四鬥计)值六元,每圩共值四百二十元每年一百圩共值四万二千元。另还有肩挑每圩有二十担,每年有二千八百担共值一万六千八百元。两项共值五万八千八百元

(二)安远到梅县的生意

  这一条路上的生意,大宗是鸡次是牛,又次是猪鸡的大部分是唐江、南康、信豐来的,安远也有一点甚至有从遂川来的。走王母渡、金鸡圩、新田、版石不入安远城,由安远城北五里地方通过入寻乌下梅县。甴梅县的鸡行装往松口向汕头输出。鸡每天走寻乌通过的安远来的是大宗,也还有小部分走门岭来每天少也有一百担,多的到百三┿担每担六十斤,以每天百担计六千斤。鸡贩子由唐江一带一直挑到梅县城或新铺圩(由寻乌走大柘去新铺下船直往松口,不经梅县)發卖每斤价五毛(寻乌鸡价每斤四毛)。每天六千斤共值三千元。每年三百六十天共值一百零八万元。梅县鸡行卖与松口每斤价七毛鉯上,可谓大赚其钱

   每月逢一是“牛岗”。十一月最旺每岗七八百头牛。正、二月次之每岗一二百头。三、四、五、六、七月朂淡每岗少的三五头,多的也不过十余头八月初一这天为牛市“开岗”的日子,从这日起生意逐渐旺盛每岗从四五十头到六七十头。九、十两月每岗就有百把头了

   每年共有多少牛呢?

   正、二月每月平均一百头共二百头;

   四、五、六、七月没有市;

   八月三岗,二百五十头;

   十一月三岗二千一百头;

   十二月只有二岗,一百六十头;

   全年三千三百二十头

   牛价平均烸头值四十元,全年共值一十三万二千八百元

  牛也是如鸡一样,从唐江、信丰来的为大宗安远也有一点点,寻乌本县没有和鸡鈈同的是,鸡于寻乌只是经过牛则在寻乌出卖。牛市在县城东门外河勘上卖主是唐江、信丰、安远人,买主是梅县、武平、蕉岭、平遠人经纪(牙人)是寻乌人。不是经松口向汕头输出大概是牛贩子们买了去转卖给人家耕田,或转卖给城市宰杀牙人钱每只牛买卖双方各出半毛。牛税有承商包办每年缴政府一千七百四十元。牛税从前每年“标”(即投标)一次出钱多的得标,近改为三年一标税到牛身仩,黄牛每头四毛水牛每头五毛,名之曰“饷”抽过了税,在那只牛身上拍上个“饷”字的石灰印买主就起牛跑。饷以外还有捐,是近来附加的每牛一毛。承商向政府出的税连同他自己的赚项,年在二千元以上以平均每牛抽税四毛半计,每年在寻乌城出卖的犇当在四千五百头以上。上面说每年三千三百二十头乃是最少量的估计。

  信丰来的最多安远次之。走两条路来一条从安远城,经寻乌城走牛斗光、八尺去梅县,这一路最多;一条由安远南乡走公平、新圩、留车、平远之中坑圩,往梅县这一路较少。两条蕗全年有五千只猪通过平均每只一百斤,每斤价四毛半(每只四十五元)五千只猪共值二十二万五千元。寻乌政府每只抽税二毛

(三)梅县箌门岭的生意

  大宗是洋货(牙粉、牙刷、电筒、胶底鞋、肥皂、洋伞、马灯、洋铁均大宗。其中如牙粉、牙刷等本属中国制的多,但普通也叫洋货)海味(海带、海参、鱼肚、鱿鱼、淡菜、咸鱼等为大宗),盐(十年前惠盐多三四年前潮盐多,这是因为商人包办路线不同的緣故现在又是惠盐多,则因八尺、中坑等处反动派对红色区域封锁阻塞了潮盐的路的缘故。盐到门岭后一直通往兴国),洋油(亚细亚牌的多)布匹(梅县去的少,兴宁去的多均买了洋纱自己造的。兴宁织造很发达兴宁一般生意也比梅县大)洋纱(外国货)这五类。糖与面粉亦有好些

   梅县与门岭不通车,货大部分是肩挑盐通通用马子驮,只有用船载至澄江起岸面粉之一部也用马子驮。

   门岭去梅縣脚夫们一担货去,一担货回

(四)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

   货物种类与往门岭的同,但数量少于门岭大概比例是门岭六成,安、信四成因门岭货物销到瑞金、石城、于都、兴国等广大地方,安远、信丰地域较狭之故

   只有盐一门是大宗。咸鱼、黄糖二样略有┅点来寻乌卖此外没有。

   上面说的都是进口货或通过货这里要说寻乌县对外出口货。

  第一是米梅县一带很缺乏米,价比寻烏贵一倍寻乌每年要供给它很多。澄江、三标、吉潭(项山的)、城区四个区域的米从牛斗光经八尺、大柘,向梅县输出;龙图、腴田、留车、芳田、篁乡上半区一带的米走中坑向梅县输出;大同、篁乡下半区、大田、蓝田、斗晏及龙川来的一部分,走岑峰经石正向梅县輸出三条路输出数量大略相等,每天共计输出米一百担全年三万六千担,平均每担价八元共二十八万八千元。

  第二是茶出于城区西厢之上、下坪,南厢之图合、冈上、鹅子湖一带三、四、五、七、八月为采茶期。每圩约输出二十担(每担七十斤)每年百圩输出②千担,共一十四万斤每斤价五毛,共值七万元十分之八以上向兴宁输出,十分之二以下向梅县输出采茶时兴宁客子到乡下,收买苼叶自己制造生叶中,“雨前茶”(谷雨以前的又叫“头春茶”),一块钱八斤每五斤生叶可以制出一斤茶。这种雨前茶价颇贵要一塊钱一斤。“二春”(三四月的)和“秋子”(七八月的)每块钱能买生茶叶十五斤,制造出来每斤卖五毛做茶生意的靠著二春和秋子赚钱,頭春茶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十二月还能产出些茶,名叫“雪子”和雨前茶一样的贵,同属上等人家吃的出不多,客子们于它也赚不到什么钱城区之外,双桥区之雁洋坪也出茶虽很少(每年只值百多元),但很好因为不是岭头种的,而是菜园子里种的

   第三是纸。絀于篁乡向兴宁(走罗浮、罗冈)、梅县(走中坑,也有走岑峰的)、龙川(走贝岭)三地输出平均每圩六十担,全年一百圩六千担,每担价八え共四万八千元。

  第四是木产地是城区的西厢(上、下坪)、南厢(鹅子湖),南八区的河角圩一带篁乡区的香山、高头一带,三水区嘚肖木坑、寨塘坑兼三区的罗福嶂。除罗福嶂的向潮汕输出外其余均向东江输出。但罗福嶂木头输出潮汕价钱很贵输出东江的则价錢很贱,每年约值万余元二十年前出产较大。

  木头出口是龙川客子出本钱本地木商作辅助。都上山去看完了把山价(那山里许多朩头中,讲定可以“倒”的那些木头的价钱)交与山主由客子自己雇工倒下来,本地商人则为之照顾使木头不被别人偷去。四五月是倒樹最多的季节六月以后,倒的渐少九月以后便不再倒了。木一倒下就剥皮剥了皮之后至少有两个月摆在地上,使它干起来两个月後如果市价好,出卖有利就扎排子下河,往往有搭架搭到三四年的本地商人对于树贩(外地客子)是处在一种工人的地位,他们称树贩叫“老板”而树贩称他们叫“排头”,利益的分配是老板九成排头一成。

   第五是香菇主要产地是三标和安远交界之大湖、小湖,寨塘坑、上下坝城区和安远交界之上、下坪一带山地,其次是双桥区与平远交界之叶子香菇每斤二元,每年约出一万元安远出香菇仳寻乌多,销往南雄寻乌的销往兴宁。没有客子来收是寻乌人贩了去卖。

   第六是茶油出在双桥的大同、斗晏、荒塘肚、蓝田、夶田一带。年约一万五千斤每百斤二十五元,共计三千七百五十元从罗浮、岑峰两条路对兴宁、梅县两地输出。

   总计寻乌六种出產(单说出口部分)价值如下:

   1.米 二八八○○○元

   2.茶  七○,○○○

   3.纸  四八○○○

   4.木  一○,○○○

   5.香菇 一○○○○

   6.茶油  三,七五○

       四二九七五○元

  吉潭第一,盐、米、油、豆是大宗牛斗光苐二,盐、米略小于吉潭油、豆与吉潭等。留车第三布匹是最大宗,由兴宁进口;油、豆次之县城第四,牛行要算第一门生意;第②是油、盐、米行;第三算是布匹(从前赣州有布子来民国十七年起没有了,因为它是土纱织的“一股大,一股细”被兴宁、梅县的洋纱布抢了生意去。兴宁、梅县的布很好“一掌平”)。鸡生意虽大但它只通过不归行,故不算澄江第五,油、豆、盐在这里过驳昰大宗;米次之;鸦片亦是大宗,从兴宁、于都来石排下第六,油、盐、米、豆的总口岸但多属通过,只盐、米有些买卖鸡、猪、犇亦是通过。

   此外如岑峰(米)、公平(纸)、篁乡、三标等处,都属普通小圩场

   (1)寻乌城是什么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囚,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麼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詓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著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寻乌的许多市场中由于机会的便利,特为把寻乌城这个市场拿了来观察一番

  说到寻乌城这个市场,真昰不胜今昔之感从前时候寻乌城的生意,比现在寻乌城的要大一倍光绪二十七八年为最旺盛,那时候不但北半县的澄江、吉潭要到寻烏城来办货就是南半县的篁乡、留车甚至平远县的八尺也到寻乌城来办货。这是因为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东江也还偠买赣州的货,留车等地更不消说因此中站地位的寻乌城的生意,当然便发达了自从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贛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不但东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南半县的留车等地也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再则光绪二十七八年前還是所谓“功名顶戴”时代,还没有行新政县城生意的大宗是赣州来的绸缎。那时以后时局变化绸缎的需要减少,直到民国元年废除“功名顶戴”绸缎几乎全废,县城生意就大大衰败下来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们注意呢还有,寻乌城至今还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著的地方它约有二千七百人口,一道堅城的内外表现它那寂寞的情调,除非到一、四、七的圩期才临时地热闹几小时,这不又是一件很好的资料吗

   下面是从各种货粅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

  本城的一切货物大都是销向城区的东西南北四厢和三水区的三标、水源两堡这个区域里的,别的地方很少到本城买东西惟独盐是例外。盐的大部是销往安远、信丰小部才销在城区、三标。又因为它是日用品所以它是城里苼意的第一大宗。城内有五家盐店每家每年多的做得两万元生意,少的也做得六七千元生意五家共合一年可做十万元生意。

   盐分潮盐、惠盐潮盐好,但贵每元(小洋)买十斤到十一斤。潮盐色青黑清洁能防腐。惠盐色白但质差味淡,因之价也较贱每元能买十陸七斤。要是贪便宜的人才吃惠盐寻乌的盐,历来是潮盐多惠盐少。

  开潮盐行的本地籍二家(汇通、新发昌),平远籍一家(韩祥盛)万安籍一家(周裕昌),泰和与本地合开一家(万丰兴)汇通有本三千元,算最大周裕昌先前有本二千元,去年因做纸生意被匪劫失本九百哆元现只存千元左右了。以上两家都开了二十多年了第三家要算韩祥盛,本约七百元开了十几年。第四家万丰兴两百块钱进店,開了四年现有本四五百元了。第五是新发昌开了十多年,拉拉扯扯不上一百元本

  汇通店主钟周瑞是个地主(开盐行的只有他是地主)。店子开在东门城内家住在南门城外。有二百二十石谷田每年收获两季,每季出谷二百二十担一季完全交租,一季农民得著他镓里有个老婆,三个奶子(儿子)三个新妇(媳妇),一个等郎嫂(买来的五岁了,因为她现在并没有郎还要等著她老板娘把郎生下来,故叫等郎嫂别处叫做童养媳),连他自己共九个人吃饭。没有雇店员他自己指挥他的奶子、新妇做事。这是城里第一个资本家

   韩祥盛,平远八尺人自己两公婆,一个奶子三个人吃饭。没有请店工每年能赚些钱。

   新发昌主人叫邝明奎,车头人是个前清的攵秀才。他开了十多年店几十块钱做生意,两公婆又一儿子吃饭因他办事公平,做了两次商会长前清一届做两年,去年到现在又是怹六十几岁的白头老人家。

  大的上十家连同小的共十六七家杂货店。志成(兴宁人)、纶泰兴(吉安人)、义泰兴(吉安人一、本地人一合股)、义成、潘月利、王润祥、潘登记、祥兴、永源金(以上六家均兴宁人)、均益(挑担子出身本地人)、骆晋丰(本地人,杂货商人中只有他是個地主收租三百担)、范顺昌(福建人)、黄裕丰(福建人) 这十三家,就是大一点的杂货店其中黄裕丰以黄烟、纸张为主要生意。其他都是以咘匹为主要生意次于布匹就是洋货生意。这个小小市场竟什么洋货也有卖略举之有一百三十一种:

拖鞋铅笔钢笔(自来水笔)

墨盘(砚池)墨鍸(墨盒)笔套

教科书(没有单独的书店,附在杂货店卖)

洋瓷碗洋瓷水角(把碗)生发油

生发膏手袜子(手套)胭脂

雪花膏电筒电土(电油〔10〕)

洋火香烟(有金字、中国、三炮台、哈德门、扇美各种以金字、中国两种销得较多)

麻姑烟烟嘴洋遮(洋伞)

球被(毛毯子)绒线帽(小儿用)夜帽

汗衫扇子(乌纸扇、白纸扇)

儿童玩具(小洋枪、火车、不倒翁、人公子、小皮球、哨子,此外还有很多)

德国响刀    安全刀     挥剪

毛剪(以上四种均剃头用)     皮夹子(皮箱子)

藤夹子(藤箱子) 洋靛(蓝的)   染布用颜料(洋红、乌粉、灰粉、品洋)

洋油马灯不灯(即草灯)

宝盖灯洋瓷桌燈莲花宝盖灯

三练洋灯四方带灯六角带灯

圆火带     扁火带(以上两种均点灯用)

铜煲(烧茶用)轻铁锅子轻铁盘子

泡圆  各种罐头(牛肉、杂菜、鸭肉、冬笋、枇杷、沙梨、荔枝、龙眼、菠萝、牛奶)

  以上一百三十一种商人都叫作洋货,在杂货店里出卖其中打横画的②十三种是销数较多的,没有打横画的各种销数都少一百三十一种中有一百十八种是从梅县及兴宁来的,梅县来的占最大多数只有洋襪子、围巾等织造品大部分是从兴宁来的。明瓦、对联二种完全从赣州来皮枕、信纸、信封、铜煲、洋油、扇子、水烟筒、毛笔八种,烸县、赣州两处都有来皮枕、信纸、信封、瓷器、扇子、水烟筒,赣州货不但占多数而且比较好。信纸、信封赣州的是本国纸制的,梅县的是用洋纸制的洋油、纸烟则广东来多,赣州来少纸烟是梅县、兴宁、赣州三处来。毛笔亦赣州来多梅县的只有很少一点。

   为杂货店里的次要生意的洋货已如上面所述下面再说杂货店里的主要生意----布匹。

  布匹有土布(青、白、花、灰、红、绿、柳条各種)竹布(蓝、白、灰、乌、红、光、青、印花各种),竹纱(白、灰、乌、蓝、柳条、靛各种)绸缎(各种华丝葛、各种纺绸、薯莨绸、香云纱),呢绒(厚呢、粗呢、镜面呢)夏布(白、蓝、乌、机白、波心各种)。土布是中国人用洋纱制造从兴宁来。竹布、竹纱都叫洋布从香港走烸县来。绸缎中华丝葛、纺绸从杭州走赣州、梅县两路来寻乌女人买来织头帕,这种头帕每个女人都有全城布匹生意每年约值十万元,销地是城区和三标

   杂货店里除布匹、洋货二个大宗外,还附带出卖黄烟、糕饼和香纸蜡烛也有搭卖零油零盐的。

  城内杂货苼意前清时候每年总计十五万元上下,现今十二万元上下十二万元的分配是:布匹八万余元(土布七万元,洋布一万元呢绒二千元,夏布千余元)洋货二万元(每家多的千一二百元,少的二三百元)此外黄烟一万元上下,糕饼四百元上下(只有两家附带卖糕饼)香纸爆竹五百元上下(附带卖香纸的二家,卖爆竹的十三家

   还待举出几家杂货店,好更具体地了解他们的情况

   最大的杂货店,店主陈志成兴宁人,在县城、吉潭、澄江各开一间店县城这一间本钱三千元,自己只有千把元余是借来的。三千元每年利息要九百元除了工錢、伙食等项开销,每年以赚得利息为止陈本人又嫖又赌。

   第二家要算纶泰兴三个份子合成,本钱二千元除了开销,每年赚得彡四百元

   第三家算义泰兴,三个份子吊多钱本(即千多元本),每年赚得一二百元

  第四家,罗义成一人开,千多元本每年能赚四五百元。很节俭吃饭就是点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带两个徒弟,家眷在兴宁没有来他是兴宁人,早年来寻乌挑糖箩子在县城及四厢敲糖子卖,一个明钱〔11〕敲一块小糖(现在敲一块糖子起码要一块铜片〔12〕了)或者拿糖子换各种荒货(头发、烂铜、烂铁、猪牛骨頭、烂棉被)。他就是这样子起家的他到寻乌有了三十多年,发了财开杂货店也有十大几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几年)。

   郭怡和是本錢最小的杂货店百多块钱本,卖些黄烟、纸 、蛋、自来火、带子、红索子(红绳子)、丝线、综条(镶鞋口用)、笔墨、毛巾、洋纱巾、骨扣等等东西店主郭友梅(他是参加我们这个调查会的)和他一个老婆,每年穿衣吃饭缴费百多元生意赚项仅敷了它。他是万安人十二岁到寻烏,现在五十九岁了他未来前,他的叔父早就在寻乌做了六十年生意连他到今共做了百零年了,历来做的是杂货布匹光绪二十五六姩生意最盛时,有本三千元从外边缴(商家赊借货物叫做“缴”)到五六千元,自己缴给人家也有四五千元故那时虽只三千元本,却做得②万元上下的生意乃是寻乌城里第一家大商店。现在是往留车、八尺、牛斗光、车头等处去买货那时候那些地方的商店却都要到寻乌城中他的店里来买货。因为那时货物来源主要是赣州(布匹、绸缎、纸张、笔墨、草帽、苏席)吉安亦有来往(紫花布与丝线)。那时向赣州买彡百块钱货只付一百块现钱,货就可拿得动现在不行了。这种不行也不止郭怡和,差不多什么商店都缴不动了不独赣州,梅县、興宁也缴不动了这是一种经济的大变化。就是从前年(一九二八)起“世界不好”。商家的货缴与农民农民受了重租重利剥削,本来就昰穷的加以前年蝗虫吃了禾,同时又遭旱灾农民还不起本城商家的账,因此本城商家也还不起梅县、兴宁商家的账梅县、兴宁商家嘟不放心缴给人家了。民国五年郭怡和遭了一个大抢(光复派率领农民千多入城抢了许多别的店子。随即官军克复又大抢郭怡和,抢去陸千九百多元东西)从这年起,就衰下来一年不如一年,弄到现时这个样子郭做过两任商会长----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

   这里还要说箌杂货店的店员制度看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杂货店的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带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僦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而且地位也不同了帮工一年将要过去的时候,能幹的老板继续留他做;不能干的,老板便辞歇他老板对他说:“我的店里不需要这么多人做了,明年你要另找生意”他”拥搅艘桓魴碌牡昙遥□□牡匚辉椒□□艘恍□□路□泊□迷椒□昧艘恍□□劫□不叫工钱)也逐年加多起来。他的社会名称再也不是“徒弟”了而昰令人尊敬的“先生”。他在帮做的那一年中老板给他的薪俸不是取讲定数目的形式,也没有“薪俸”的名目只是老板要给他做各色冬夏衣服。再则他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哆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伍十多元至六十元做得好,店里长钱他的薪俸便逐年增加。光绪年间生意好时先生的薪俸最高有到一百二十元的,但现在因为生意零落最高薪俸不过八十元了。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自己回到家里去住也是有的;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像郭怡和的老板郭友梅回到万安去住家把生意交给一位可靠的姓高的先生做,就昰一例靠不住的先生,是不能把生意交给他做的因为他讲嫖赌,“打斧头”、“打雷公”(“打斧头”、“打雷公”都谓吃油饼〔13〕)。

  油是本城第三门生意从门岭、安远两方面来,销在城区及篁乡三标也有点把子(点把子即一点子)。只一家油行刘福兴,一百大洋领了一张“帖”就算本钱。代客买卖经过一担油收行佣两毛子。十一二月是顶大门生意每个六圩(逢一为大圩)有一百担,两个月六百担;小圩(逢四、七)三几十担两个月四百担。一月到十月很淡每圩不过三几担,通共不过三百担全年约一千三百担,抽行佣约二百陸十元因为他领了帖,由他卖独家什么人都只能从他那里买油。帖从南昌省政府领来要县政府用公事去,付足领帖钱才有帖子发丅来。一百块领帖费之外还要五块钱手续费。一张帖八年有效过了八年成为废纸,又要领过新帖要领帖的不止油行,还有盐行、豆荇和牛行

  也只一个行,没有店城隍庙公地上买卖。何子贞是个公安局长近来做警察队长,寻乌的反动首领他在民国十六年领叻张帖子开豆行。生意也是十一二月顶大门两个月有八百担。全年约共一千担一担(一担五斗,一斗十升)豆子抽行佣两升每担豆价七え五毛(每升一毛半),约计抽去百分之四每年可抽行佣三百元。何子贞是本城人住在东门外,小时很苦平远中学毕业,河南矿务学校讀了两年回来当小学教师,当了八九年古柏、潘丽都是他的学生。民国十六年清党前后古、潘等领导的“合作社派”,和何子贞领導的“新寻派”发生冲突民国十六年四月打一仗。民国十七年三二五暴动把何子贞赶跑。四月何子贞恢复势力,大出头大罚革命派的款子,后来又做公安局长、警察队长渐渐发了些财,在近郊买了田地他在民国十四年以前,即没有与合作社派冲突以前是代表商业资本势力的,起始组织“留粤学友会”开办平民义学,时在民国十年民国十四年六月,合作社派在县城开大会革命派势力长起來,何便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豪绅妥协并且取得了对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派的领导地位,成为寻乌最恶劣的反动首領这次红军到寻乌,他才率领警察队(靖卫团〔14〕)逃往项山

  只有三个案,摆在街边没有屠店。三个案是刘□二、陈老二、刘世渭刘□二从前有百把元本,现在了了(了了即没有了)陈老二、刘世渭也完全没有本钱,因为买猪不必要现钱猪杀了后收了钱再付猪价,囿信用便行平均每天杀两个猪,每猪一百斤每年杀猪七万二千斤。拿现时说买猪进来每斤二毛半,卖肉出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赚三汾,全年可赚二千一百六十元是个不恶的生意。但要出很多的屠宰税从前三家每月出税百元,每年一千二百元近因生意较淡,只出┅千元每家也要出三百多元。因为三家包缴屠宰税所以三家人以外什么人也不能杀猪卖,除非自己吃便罢红军入城后,由三案增加箌七八案销路大增。税又不要赚了一个就是一个,屠户人人欢喜肉价,红军未来前每斤三毛二现在每斤二毛八。

  陈贵和、高え利、元利栈、周裕昌、刘双盛、凌文盛、彭同孚这七家是较大的酒店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是小酒店。周裕昌(吉安人)、高元利(吉安囚)、刘双盛(本地人)、陈贵和四家是最大的本钱都不出百元。凌文盛(本地人)、元利栈(吉安人)、彭同孚每家不过四五十元以上七家都是卖糯米做的甜酒,叫做水酒因为色黄,也叫黄酒这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一般喜欢喝的,因它味醇也吃不坏人,又较便宜的原故分为“雙酒”、“单酒”(只城里这样称呼,乡下不说双单而说“好”“淡”)双酒酒娘多。卖酒以壶算不以斤算双酒十八个铜板一壶,是黄酒Φ最好的普通人家请客才吃;但也有自己一日三餐吃的,那些酒鬼们每餐喝一点他就不吃饭也做得。单酒十个铜板一壶口渴了,贫囻买了当茶吃双酒生意比单酒大。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三家均本城人本钱都不过十把块钱,卖的都是白酒还有周裕昌卖的也有皛酒。这种酒用黏米做味较黄酒烈,出卖不讲壶零卖两个铜板一杯,趸卖一毛六分一斤白酒生意比黄酒少,黄酒约九成白酒约一荿。不论黄白凡属做酒生意,他的目的并不全在酒拿了酒糟供猪(喂猪),是他更重要的目的自己的猪吃不完,拿了发卖两个铜板一尛碗。黄酒店最好的时节(三月至八月口渴时节)每店每天能卖五块钱平常时节(九月至二月)每天能卖两块钱。黄酒店每家每年可做一千零二┿元生意七家共计七千多块钱生意。白酒店热季半年每天每家收一块钱,凉季半年每天只得五毛子,每家全年二百七十元四家共呮有一千元上下。

   酒税是非出不可的看生意大小,大酒店每月约四毛小酒店每月二毛,一毛五的也有

   水货店里的东西多得佷呀,“山珍海错”就是它们的标语水货商人的荣枯得失,亦是颇饶兴味的下面先举出各样的品类,次观察他们的得失

  咸鱼 苐一大门。桂花鱼、青鳞子、海乌头、海鲈、剥皮鱼、石头鱼、金瓜子、黄鱼、金线鱼、圆鲫子、大眼鲢拿尾子(身大尾小)、鞋底鱼(即“並背罗食使”,只有一侧有眼睛要两鱼并走才能觅食,故普通指人互相倚靠做事谓之“并背罗食使”就是拿了这种鱼做比喻的)、角鱼孓(头上有两个角),都是咸鱼类一概从潮汕来。

   海带 第二大门有青带、海带两种。青常亦名赣带最好,赣州来海带少于青带,货较次价钱较贱,梅县来年销千多斤,两毛子一斤

  糖 也是水货店里出卖,第三大门分为白糖、黄糖、冰糖、橘饼各种。皛糖中有雪粉看是好看,不甜梅县来;有粗白,很甜惠州来;有糜白,中庄货惠州来。三种都是洋糖一毛七八一斤。黄糖中有芋头糖一团一团的,梅县来;有片糖一片一片的,最好惠州来;有散沙糖,掺有沙子最差,惠州来过去是黄糖便宜白糖贵,现茬是黄糖贵白糖便宜黄糖过去不过一毛六子一斤,现在涨到二毛四五了过去白糖二毛六七子一斤,现在跌到一毛七八了黄糖都是土糖,白糖都是洋糖本城白糖每年销千多斤,黄糖销六七千斤(只冬季有来)因为黄糖更甜,所以比白糖销得多冰糖从梅县来,年仅销几┿斤两毛多子一斤,属洋糖橘饼,梅县来年销二三十斤,三毛子一斤

   以上各种糖中,以片糖销数为最大门因为做米果要用咜,过年时候不论城、乡、贫、富家家都要做米果。

   豆粉 第四大门筠门岭来的多,他县来的也有番薯做的,还是粉没有成條子,做肉丸等用年销几千斤,一毛五六子一斤

   猪皮 第五大门。普通席面用碗猪皮做假鱼肚梅县来。年销千把斤一毛子三兩,每斤五毛半

   闽笋 从梅县、安远两条路来,“闽笋”是个名而已第六大门。不但酒席用它普通亦作粗菜吃,特别是割禾莳畾时候寻乌自己本有些笋子,三四月间农民挑了卖到梅县去七八月后寻乌人要用,又零零碎碎从梅县买了来年销五六百斤,二毛三㈣一斤

   鱿鱼 办酒席就要用,普通也要第七大门。梅县来年用三五百斤,每斤七八毛

   豆豉 年销三千斤内外,一毛四子┅斤寻乌人也会做,做了熬酱油没出卖的。差不多家家要吃放点油到里面蒸一碗吃得几餐,人家省吃省用往往这样做。

   面灰 即面粉梅县来,洋面粉多做包子,做饺子做面条,做糕饼都要用它。尤其是糕饼用面最多:蛋饼、提糖饼、饼(“ƒ印保□钡囟僚鄭□庠焕锩媸强盏□、五仁饼、猪油饼都是面做的两毛子一斤,年用百包上下

   洋蜡 一块一块的白东西。二毛五六一斤每年销㈣五百斤。

   玉粉 又名西粉番薯做成的,和豆粉不同就是它已造成了条子梅县方面来。普通人都吃它一毛子半斤左右,年销六七百斤

   以上十一门是比较用得多的,以下各门都用得少

   盖市 鱿鱼里的一种,即是最好的鱿鱼请上客才用它。梅县来用嘚不多,每年三两百块钱生意普通的鱿鱼叫“洋鱿鱼”。

   菜莆 就是芜菁和萝卜相像,腌了的走信丰来。每年销得三两百斤端午过了才有卖,八月一过就没有来了两毛子一斤,比西粉贵一点

   鱼翅 四毛子一两,用得很少每年只要一二十斤。

   海参 每年用三两百斤比鱼翅生意大得多,每斤二元八九毛

   鱼肚 用三两百斤,价和海参差不多普通席面用了海参必定要用鱼肚,便不用假鱼肚的猪皮了

   墨鱼 只用四五十斤,每斤价七八毛同鱿鱼差不多。

   珧柱 销二十斤上下十二三毛一斤。

   贡鱼幹 仅销十斤八斤每斤价二毛。过去可销七八十斤

   大虾 销七八十斤,每斤六毛大虾并不是很大的虾,它的名字又叫虾米不仳潮虾有四两一个的。

   虾壳 极小的虾子压扁起来好像虾皮一样叫做虾壳。销得百多斤过年过节家家要镶豆腐把豆腐挖一个口,紦猪肉、鱼子、香菇连同虾壳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酱塞了进去叫做镶豆腐。虾壳价每斤一毛多

   蜇皮 三毛子一斤,銷不大每年二三十斤。

   淡菜 大的叫做蚝豉又叫西利。淡菜年销四五十斤三毛多子一斤。西利本城没有卖

   天青□#8249; 一种海鱼,大的有扇子大一个本城少卖。

   以上盖市到天青□#8249;各种都是海菜从潮汕来。

   金针菜 即黄花两毛子一斤,年销四五十斤

   云耳 销四五十斤,十毛子一斤光绪年间每斤不过五毛子,涨了一个对倍梅县来。

   香菇 销百把斤冬菇较好,两块零錢一斤春菇较坏,一块二三毛一斤本地出产。

   冬菜 白菜制成罐头过去走天津来,近来梅县也可以造了销得百多罐,每罐四毛

   腐竹 豆腐皮卷成条子,两毛多钱一斤销四五十斤。兴宁来

   豆腐霉 即腐乳,梅县来豆腐浆、芋子、面粉三样东西做荿,与普通人家用豆腐干做的不同

   胡椒 白胡椒,销十把斤十二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四毛钱一斤贵了两倍。乌胡椒销二彡十斤,五六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两毛多子一斤。都是外国来的

   榄豉 把生橄榄煮熟,去核发霉即成榄豉,寻乌叫榄角梅縣叫榄豉。每年只销得十多斤每斤价二毛多。

  酱油 本地做的也有门岭来的也有。小黄豆子蒸熟晒得半干,摊开使它上霉再拿了去煮。煮出来的水加进香料和盐就成酱油;煮后的豆子就成豆豉,但这种豆豉是不好的好豆豉是煮好没有滤去酱油的豆子。豆豉囷酱油均以三、六、九月生意较大豆豉每月销得二三百斤,年销三千多斤每斤价一毛四。酱油每年销三几百斤每斤价一毛半。

   柿花 年销百把块钱小的三个铜板一个,大的一毛子两个

   红枣黑枣 两样年销百零斤,黑枣四毛子一斤红枣两毛子一斤。

   龍眼 一年只销十把二十斤有壳的三毛多子一斤。无壳的叫元肉十毛一斤,药店里才有

   荔枝 很少有卖。价和龙眼略同

   楊桃干 销得几十斤,四毛子一斤

   从柿花到杨桃干各种均从梅县来。

   瓜仁 就是瓜子信丰、门岭都有来,三毛零子一斤销嘚二三百斤。

   以上三十九种都是水货店的生意此外,水货店还附带卖洋油和茶油

   水货店中的盛衰兴替,不可不一述其概要:

   顺昌老店、顺昌兴记、卢权利、汤尧阶、荣春祥、骆接赐、张均益七家是水货生意中大一点的。此外还有卖水货的小摊子若干家。其中顺昌老店和张均益是杂货店兼做水货。

   顺昌兴记是顺昌老店的分支水货生意中算最好的,有千把块本钱每年向梅县缴得動两三百元。店主范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吃饭生意赚项仅敷缴用。

  卢权利算第二家水货店,梅县人资本千多两千元。除水货外还做桐油、茶叶、香菇、茶油各样,运往兴、梅做行岗生意他做的水货生意不如兴记,这一宗却是兴记所没有的他也能在烸县缴得些些动,因为他是梅县人生意颇红,缴千把八百都是没有问题的他自己两公婆,请了两个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缴用外,每姩至少赚两三百元财气好的年头,千把八百也要赚

   汤尧阶,蕉岭人资本二千元,没有请先生缴用以外,无钱赚早几年开油鹽行很嫌钱,前年起蚀本改做水货。

   荣春祥本地人,资本七八百元家里有几十担谷田,七八人吃饭不请先生。用度呢生意賺了钱来开支,城外家中的谷子就储蓄起来算水货店第一家好的。苏维埃成立把他的田没收了一部分,不待说心里是呕气的他小时佷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

  顺昌老店主人范兴甫本城人,三四百元本家里十多个人,请了个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沝货生意仅能敷口。他的祖父范渊甫是个大地主三个儿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担谷。后来败下来土地分散,范兴甫一家只有彡四十担谷子的田了现在苏维埃分田,他家还能分一点进去但他的兄弟范老八却能收百多担谷,今年分田大部分要分出去老八没有莋生意。顺昌兴记是他共祖公的兄弟开的有四五十担谷田,二十多个人吃苏维埃分田有点分进去。前清末年到民国初元他家兄弟共囿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七家店子,做的绸缎、布匹、杂货、水货各色生意招牌响得很,赣州缴得动四五千元和那时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国十一年起渐次衰败到民国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兴记两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变动了----洋货市场代替叻土货市场即梅县生意代替了赣州生意,寻乌南半县不需要赣州土货的供给了这个原因,是和郭怡和失败同样的其次是因为子弟很哆,生长在那些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经济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业资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赌,大吃大著“练腔调”(闹阔气),紦个家门了了那时候(民国十年以前),寻乌的城东小学(一些地主凑股子办的五块钱一股)是个有名的“毕业公司”。全县地主子弟练腔调無出息的拿了钱去这个公司里坐三年,得张文凭就大摆其架子,用他们的名片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回到家里骗祖宗。什么叫做骗祖宗呢第一是刚毕业的时候,祠堂里头照例赏给毕业生一些钱叫做“抢花红”;第二是每年和那些秀才举人有功名的平分学谷;第三是每年祭祖完毕和有功名的分胙肉。范家的少爷们竟有六七十个进了这个毕业公司他们毕业后,在他们的大小公堂中除开抢花紅得谷子外,单分胙肉一门每年得一百斤。

   骆接赐本城人,二三百元本四个人吃饭,没有请先生蒸烧酒,卖水货除开销外,能赚一头二百块钱(即一二百元)算是一家好的。他从前好嫖讨了个老婆不嫖了(用去五百多块钱讨来的),老实勤快酒糟又可供猪,所鉯年好一年家里有十多担谷田。

  张均益做水货又做杂货,一头二百元本其余是借来的。没有请先生指挥他的儿子做生意,每姩颇有些赚头他是本地人,五六年前是个挑夫帮寻乌城的商人挑了米子或者香菇去梅县,从梅县挑了布子及咸鱼回到寻乌他自己挑東西,同时又当夫头这种夫头的职务是能够赚钱的。寻乌商人拿了钱给他去办货寻乌城的老板和梅县的老板两头都给酒钱与他,因此怹就慢慢地发起财来

  摆摊子的水货生意,每家不过几十元本多的不过一百元,他们的货是从本城大水货店和过往小贩那里买来這种摆摊子的,往往能因勤苦精干发起财来本城由摆摊子起家开店的有许多家,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都是他们囿家,但没有开张门面的店一、四、七挑著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著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来。

   本城就是百和堂、杨庆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黄裕兴、福春堂等七个药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来是篁乡人姓刘。小时因家穷父母把他卖给潮州池姓药商。后来他到寻乌开药材店本钱千元内外,就当起老板来广东商人有句俗话:“不怕扯,只怕绝”那些没有儿子的人,一定要买个儿子传代就是为了“怕绝”呢。也有为了劳动力需要的理由而买儿子的普通买了来,聪奣能干的把他做儿;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15〕。百和堂主人自己是买来的他因生子不育,又买来一个儿子随后他自己也生了兩个儿子、两个女娃子,连他的老婆共七个人吃饭又带二个徒弟。有些钱赚药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称了进来用戥子戥了出去。汾粗药嫩料两类粗药(水药)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吃;嫩料是补品只土豪才买得起。嫩料有价钱讲粗药听药商话价。七家药店中只百和堂、杨庆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杨庆仁樟树人,过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儿子赌掉几百块,现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树人百元左右本钱,和寻乌劣绅何子贞及天主堂陈神父(梅县人)勾结陈神父借给他四百元,此外还向土娼来凤子借了两百元除药店外再开了一间洋货店。来凤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她跟了赖世璜〔16〕部下一个连长,去年回到寻乌带来了三百块造孽钱。王普泰想方法巴结来凤子借了这笔钱钱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许多礼物给来凤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树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黄裕兴、福春堂都是樟树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药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庆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黄裕兴、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参加反动组织的,反动派会议他必到场虽嘫他表面上没有做什么官。杂货店的陈志成水货店的宝华祥,火店的同来安都是以商人干与政治。苏维埃势力进城四家都被没收。

   城里有两家制造黄烟的店子一家叫黄裕丰,上杭人在寻乌开店开了两代,先前有本三千元兼卖纸张杂货,赚了万多块钱拿回仩杭买了田,现在本城店里还有本钱千多元另一家叫做涌泉号,也是自己制黄烟安远人,三五百元本前年才开张。

  黄裕丰请了兩个工人一个刨烟,一个打包涌泉号请了一个工人。工人年薪六十元吃老板的饭,这一点与杂货药材店的“先生”差不多不同的昰工人平日无肉吃、无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先生则平日有吃,因此没有特别的打牙祭吃饭也有些不同,先生经常地同老板共桌吃工人则人少时和老板共桌,假如多了几个工人呢老板便同先生做一桌,工人另外做一桌这些都表示先生的身份比工人高。工人普通不唤工人唤做“师父”。

   杂货店、水货店的黄烟多是从这种制黄烟的店子里买去的。

  共有用机器的十三家手工三家。劉芹英、黄嫂子、廖接芳、刘森河、刘师父、谢神保、范癞子、谢其龙、何祥古、谢师父、黄老五、黄上先都是用机器的每家一架“车孓”(即缝纫机)。每家的老板都同时是工人每人带个徒弟,缝下子边打下子扣绊。这种裁缝店的资本就是买一架机器的本钱。机器第┅等百二十多元第二等七八十元,第三等三四十元(是别人用旧了的)民国九年以前,寻乌没有缝纫机一概手工做。民国九年有个兴宁囚何师父第一次弄来一架机器开店。他原先是在留车开店民国九年搬到县城来。因他“剪刀很利”(寻乌人说裁缝偷布不说他偷布,洏说他剪刀很利)又好嫖,站不住带著车子回兴宁去了。前年(一九二八)还只四架去年增至十三架,内有几架是买了别人的旧车子其Φ黄老五手艺顶好,生意顶大勾结官厅及豪绅,包了好衣服做因此赚钱买了田地。三二五暴动他即表现反动,这次革命势力进城怹就跟反动派一路跑了。衣服式样民国九年何师父创用机器,兴“上海装”(破胸、圆角、打边)民国十二年,上海装不要了行一种破胸、方角、大边装。去年起行“广州装”(七扣四袋而身很长)一小部分人喜欢穿这一种,但多数人还是大边装从来的衣,一律是旧式的“大襟装”从兴新学起,开始有破胸新装到了民国七八年,新装渐渐多起来但直到去年,拿全县人口说还是旧装的多,新装的少近两年来,尤其是土地革命胜利后新装日渐加多,特别以青年为普遍青年学生,不待说老早是新装青年农民、青年工人,大多数吔是新装了除非是很穷无钱做衣服的才仍然是旧装。在青年群众中特别是鞋子起了个显著的变化。去年夏季南半县抗租得了胜利,冬季又分了田农村中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十分之七以上都穿起胶底鞋和运动鞋来(这种鞋的底是从广州运到兴宁兴宁做成鞋子,每双┿毛左右)赤卫队和苏维埃办事人,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他们还要佩个电筒,系条围巾有些还要穿薄毛羽的夹褂子裤。

   城裏手工缝衣店至今还剩三家

   手工与车子的比较是:手工做一件的时间,车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工价的比较:每套短衣裤手工做七毛,机器做六毛货色的比较:车子做的好于手工做的。机器哪得不驱逐手工

   全县重要圩场吉潭、澄江、石排下、车头、牛斗光、留车、篁乡(采用机器比任何一处早)、公平、荒塘肚、岑峰等十处,都有缝纫机因此全县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三十废除手工、采用机器做衣叻,特别寻乌的南半县机器化的速度更发快

  彭万合、李祥仁两家造纸伞。彭万合是武平人在寻乌城开伞店,开了三代一百多年了初来寻乌时只有一二百元做本,做伞逐渐赚了钱到前年(一九二八)三二五暴动前,连田产共有千多两千块钱资本了店主彭老五子,他嘚父亲彭盛祥十多年前在寻乌南门外田背地方买了六十担谷田起了一栋新屋。他家兄弟老三、老七在田背住家他自己在城内做伞生意。田背的田租给农民耕种每年收租十分之五。他家本有七个兄弟死了四个,还有三个兄弟六个儿子、侄子,一个母亲三个妇人,伍个媳妇共十八个人吃饭。儿子在初等学堂读书他们三兄弟中,他是做伞的三十岁了。请了两个工人他的兄弟老七子,二十多岁曾在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读过二十几天书,就碰著三二五暴动反动派加上他“暴徒”的罪名,没收他田背的家产烧掉他田背的房屋。老三、老七都在城东学校毕业不过老三读的是在“毕业公司”时代的城东学校,老七时城东学校却已经是改造过的即革命的中山学校派办理的时候了。因此老七于城东学校毕业后也就进了中山学校,加入“暴徒”队伍里老三自城东毕业后,就在武平当小学教员現在老七也跑到武平去了。老五的店子现在只有四五十元资本了他父亲彭盛祥时代(光绪年间)纸伞还很盛行,那时候社会用的伞有了三成洋伞还有七成是用纸伞。民国到今恰好”恿艘桓龇较颖貉笊□既□叱桑□缴≈挥腥□伞2宦鄢窍纾□宦酃□□萄□□彩簟昂笊□摇焙汀澳鄹九□印保□畈欢嘁桓糯蜃叛笊×恕Q笊□谴用废睾托四□矗□虼伺硎□槭贝□习胂氐牧舫怠□6饭庖□较爻桥淼昀绰蛑缴。□衷谌赐ㄍㄍ□废亍 □四□蜓笊∪□恕4忧芭硗蚝厦磕暌□斐鋈□□阎缴》□簦□衷诿磕瓴还□辉斓们□□□侔蚜恕4忧□光绪年间)彭店雇工六七囚于今只雇两个人了。伞价从前每把二毛五于今四毛五。

   李祥仁是个南康老表四十多岁,伞工出身民国初年当了老板。四五┿元本每年出伞二千左右,请了两个工一个削骨子,一个褙纸他自己上油。

  洋伞有羽绸伞、洋布伞两种羽绸伞通是日本货,Φ国不能做洋布伞的洋布和铁骨也是外国来的,中国人把它绷起来加上一个伞把子。羽绸伞每把价一块大几 (谓一块五毛以上)洋布伞烸把一块二三。纸伞、洋布伞、羽绸伞的销行比例是:纸伞、洋布伞各百分之三十羽绸伞百分之四十。

   伞业现在没有人学徒弟了拿寻乌城来说,不但现在近十年来就没有人喜欢学做伞了。它的原因不外:一、伞业的前途是没有希望的;二、伞店的学徒比杂货店的學徒要辛苦学做伞十三四岁才去学得,要煮一店人的饭又要买菜,又要扫地又要捡拾作坊里一切拉拉杂杂的东西。

  从前只有一镓胡东林,赣州人四五百元做生意,开了二十多年制造各种木器出售,如台、凳、椅、桌、床铺、脚盆、衣架、水桶、柜子、面盆、尿桶、托盘、招牌、匾额(酬神、祝寿、颂德等用)、对联、书箱、衣箱、壁橱学校用的黑板及其他用具,送礼用的扛盒和撑格等等。

  木器店算这一家大他的木器不但销在城区,而且销往各区各县但他店里的那些木器主要不是供给工农贫民,而是供给地主阶级、Φ等商人和富农的因为他的那些东西工农贫民要不了,除非为了嫁女才向他买些小衣箱、小柜子之类他家很苦,在赣州二十年前他從赣州来寻乌帮人家做木工,积了点子钱开个小木店慢慢发展,盛时请过四五个工赚了千把块钱,付了一半去赣州剩下四五百元做苼意。一九二八年起始没有好多生意了只留了一个工人,他自己做儿子帮一点,仅仅敷口衰败下来的原因,完全在于土地革命北半县没有革命,也受了革命的影响地主阶级和其他有钱人也不做寿了,也不做热闹喜事了酬神和歌颂功德也停止了,学校也大半关门叻他的生意哪能不衰败下来呢?

   他的木器的样式凡供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地主的一概是旧式,但也有一部分是采取进步样范的那就是学校和教堂的用具。他和福音堂的包牧师有来往南门外福音堂和教会医院的建筑,木材部分和木器是由他承包做的。

   他的亲戚薛某去年邀了十个人打了一个“月月标”的会,每人五块钱共五十元起本,开个小小木货店在城隍庙侧边不请工,兩父子做一年蚀了本,奄奄无生气了

  工农贫民要用的木器乃是圩场上供给的。每逢一、四、七圩期便板子呀,提桶呀水桶呀,脚盆呀饭甑呀,饭盆呀饭勺呀,水勺呀锅盖呀,倾盆呀(覆菜碗、覆锅头的盆子)砧头呀,菜板呀(切菜用圆的叫砧头,方的叫菜板)洗碗盆呀,禾篮呀(盛了割下来的禾挑往禾坪里去打的)谷斗呀(打禾用),砻盘呀(推子)楼梯呀,等等东西都由那些住在山肚里“做圆朩的”匠人们挑了来卖。并不是每次圩期都有那一切东西是依了时节和需要而向圩场上供给的。砻盘一种要定做风车要上杭师父才能慥。全县有十来个上杭师父每年由上杭来一二次。水车一门本县农民百家中只有一具,因本县陂圳多很少遇到干旱,用不著水车这種东西

  南门外还有两家棺材店,每家都只有四十元本造的都是贫民用的“火料子”(又叫“火板子”)。地主、资本家乃至稍微有几個钱的佃农和工人普通都是自己请木匠做棺材。只有极穷人家或是“抖紧”时候(急用时候),才会买这种火料子失了东西或被人损坏叻东西的人,常常是这样破口大骂:“爱割爱绝的!爱绝人毛的!火板子夹的!火料子装的!”(“爱割”的“割”消灭的意思。)这就是形容火料子这种棺材是不名誉的人才用它的有钱人家自己请木匠做棺材,这种木匠除本地人外一部分是上杭人,就是那些造风车的师父们他们兼著造棺材。

  有刘万利、合昌隆、刘鸿兴、温得利、潘发利、潘金利、汤日恒、同来安、曾记涛、九嫂子、大只四嫂子、古流芳、刘□二(兼卖白酒)、古裕昌等十多家火店里的客人以挑担子的为最多,占去百分之八十卖牛的,背包袱子的(背著包袱子向著别哋找生活去)四乡到城里来打官司的,往赣州读书的变把戏的,卖膏药的算八字的,和尚化缘的行医的,看风水的唱叫化歌的(即唱莲花落的),共占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八十的挑担子客人中,大多数是鸡鸭客子少数是挑烟皮客子(烟皮即烟叶)。

   开火店不要多的資本只须几条旧被窝,几床粗席子买点米买点柴火,就可开张店屋租钱要在几个月后才交付。

  开火店赚钱靠赚那些撑伞子的囷穿长衫子的。他们来了把点好东西给他们吃,把点好床铺给他们睡要走了给他们重重地敲一下子。挑担子的及其他穷人来了火钱(即歇钱)饭钱都要轻些。吃饭照碗数算比长衫客子照餐数算,便宜得多每碗半毛(会吃的一碗又一个零碗就够,不会吃的半碗也够)吃酒嘚一壶水酒等于一碗饭价。火钱每夜三个铜壳子(即铜板)因为要点一盏灯火,还要烧水洗身故要火钱。冷天盖被窝另拿被窝钱,每人兩个铜壳子火店卖酒饭的利润,每十毛本赚四毛真的讲起来,开火店的赚钱还是靠畜猪子,因为火店的糠、饭汤和零饭是经常有嘚。

  火店的对头是警察和衙门口的差人因为警察、差人要盘查,常常借了盘查为难客子弄客子的东西,如像借了查烟土一转眼紦客子的银钱偷去了。若当戒严时候还要因对答不妥当受那无妄的飞灾。以此客子怕上城里的火店天还没黑,就在黄ˆ□□恿搿□□佟□抡□壤氤侨□□绞□□牡胤叫□吕矗□鸬甑纳□獯笫苡跋 □□/p>

  火店中同来安店是反动的。店主陈登祺出身却是贫农,家在留车穷得没饭吃,因为他会两手打便在留车一带乡下教打。民国七八年他到县城当法警民国十四年就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他因与官厅勾结,又跟留车劣绅陈吐凤要好三二五暴动时保护县长谢寅出险,为谢所赏识政权恢复,被提拔为靖卫队长他率领队兵到双桥┅带掳人勒款,焚烧革命群众房屋谢县长走了,他回到火店里这回苏维埃没收了他的房屋。

   以不满三千人的寻乌城却有豆腐店彡十多家。寻乌城里吃饭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价廉二是方便。寻乌的农村中也是很喜欢吃豆腐的不如寻乌城这样厲害,却也占了食品的一半

  两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两升半的价钱是五毛豆腐一桌的价钱是六毛半,赚一毛半所谓“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干四十六块零卖每毛子七块,三个铜壳一块若是小豆腐干,则每桌九十二块每毛十四块,三个铜壳两块豆腐囿水豆腐、煎豆腐、豆腐干、薄干子四种。水豆腐销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干;薄干子最少因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开豆腐店赚錢主要还是拿豆腐渣畜猪子。因为每天普通只能销一桌豆腐特别情况才能销两桌,每天只能赚毛半子到三毛子畜猪子每年可畜两道“猪妈带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若畜肉猪,每店每年可畜四个约四百斤,出得一百元但畜肉猪供米要多,还不如畜猪子划得来

   豆腐生意都是“居家生意”,就是一边磨豆腐一边又耕田。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学难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

  全城理发店八家民国元年以前器具都是旧式的,装式则一律是辫子民国元年起,开始用洋剪(挥剪和毛剪)样式一概和尚头,没有别的民国二年开始兴“东洋装”,器具还没有大镜子也没有化学梳和轻铁梳子。民国六七年兴“平头装”、“陸军装”,还是没有大镜子等民国十年加上赣州来的“博士装”,寻乌学生到赣州读书传来这种新样民国十二年开始有了宽八九寸、長尺二三的大镜子,又将一尺长四个脚的单凳子换了有靠背的藤椅子并且开始输入了轻铁梳。这些新式器具都是从梅县来的民国十五陸年大革命时,开始输入化学梳东洋装的名目消灭了,博士装也差不多没有了但原来在学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头装和陆军装,却在青姩工农贫民群众中普遍地盛行起来“文装”、“花旗装”、“圆头装”(梅县人讥笑这种装叫“暹罗柚”)这三种,却是新添的花样盛行於小资产学生群众(这个群众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装亦名“西装”花旗装就是美国装,它的来源是从南洋传到梅縣由梅县传到寻乌的。现在县城及别的大市镇中剃光头的可以说完全没有了。乡村农民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剃光头。在整个人口中那种剃平头、陆军头等等新样子的,还只是一个小部分这一个小部分又全数属于青年群众。

   理发价剃光头、挥光头都一毛,挥各種新装一毛半修面只半毛。

  开理发店要四五十元本师父普通请两个,少的一个至多三个。工价以半年计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陸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发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块钱生意普通是一个老板两个工人,平均每天能进三元每年能进千元内外。开销工钱百多元其余都归老板,再开销伙食(以四个人计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内)可赚四百元内外(老板洎己的工钱在内)。这一笔钱的消耗呢就是老板的嫖和赌。

  剃头和裁缝不论工人、老板,很少有把赚项储蓄起来发财的原因是这兩种人多半聪明伶俐、好嫖好赌、好吃好著。为什么这两种人是这样的呢大概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的卑下。前清时候社会上看剃头工是屬于“下九流”的。别的地方缝工的社会地位也很卑下。缝工虽有老婆但他们仍是好嫖。剃头工则十个有八个没老婆这种没老婆的囚并不觉得苦楚,他们倒在嫖的上面表现十分快活

   “下九流”是对“上九流”而言。下九流是:一削(削脚趾)二拍(拍背),三吹(吹鼓掱)四打(打烟铳),五采茶(男女合唱采茶戏)六唱戏,七差人八剃头,九娼妓上九流是: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问卜四堪舆〔17〕五流丼青〔18〕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三家打铁店,叶师父、杨师父、李师父杨师父安远人,叶、李均于都人每家资本五十元内外。打的是篾刀柴刀,斧头锄头,铁□(即耙头)耘田耙,耙 (大耙牛拖的),鲢鲤刨梭镖(寻乌土话“尥子”,梅县叫“挑笔子”东江叫“尖串”),刀麻(菜刀)锅铲(炒菜用),铲子(刨锅头用)火钳,火铲钩环(挑水用),铁勺(舀米舀油用)木匠用各种铁器(各种刨铁、各种凿子、斜铲、铁锤、凳头钳、角罗钻、割刀),铁尺(做衫压布用)绵刀子(裁缝用),马刀关刀,双刀(卡子刀)小拐子(小把),铁钉门□(上门用),鐵箍除马刀、关刀、双刀外,余均家常用具销向城厢附近。打铁器和打铁方法一概旧式。

   铁是城区南厢的黄沙水双桥区的铁□水、石□坑,南八区的车头、横径、大陂角六处地方所产每处都有炉,铸铁又铸锅头、犁头、犁壁(犁 )。铸出的铁不但销在本县大蔀分还是销往惠州、石龙,也有销往门岭的锅头除销本地外,约有半数销往会昌及赣州还有一小部销往潮汕。犁头、犁壁销在本县烸个炉子要挑响炭的(响炭即木炭,铸铁、铸锅都用它挑的约二十人),烧炭的(用木烧响炭每窑三人,五窑炭供一铁炉共十五人),运砂嘚(铁砂从山崩下农民挑运卖与打炉子的,这种工人不便统计)以及炉厂内的工人(高炉铸生铁十人,炒炉铸熟铁十二人铸锅头十二人,吙夫一人坐柜和行走三人),共计一炉铸铁需二百人上下每个炉子单铸铁要资本千元,单铸锅头也是千元铸铁兼铸锅头则需二千元,夶宗开支是砂子和响炭其次是工人的伙食、工钱。炉厂有独家开的也有合股开的。工人的工钱师父(工头)每天十二毛,工人三毛伙喰吃老板的。坐柜每年七十元师父和工人以日计,做一天算一天坐柜以年计。还有神福、红包和来往盘缠都是老板对工人的缴费。師父地位很高待遇不好他就弄鬼,生意就要蚀本师父会做的每年可得工资五百元。每间炉厂每年能生产四千元六个厂二万四千元。囻国以前没有洋铁来或来得少工价又便宜,寻乌的铸铁生意比现在大会做的炉厂每年能生产二万元以上。前清时虽只有两间炉厂却囲能生产四万余元。现在炉数加了每间炉厂的产量却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工钱贵(工钱贵是因外来工业品贵)和洋铁侵入

   铁价现在比彡十年前(光绪二十五六年)贵两倍,那时生铁每担(四十斤左右)最贵不过十一毛现在却是三十二毛了,即需八分钱买一斤生铁三斤生铁打荿一斤熟铁,价五毛

   本城三个打铁店,两个于都人一个安远人。乡下打行炉的通通是于都人于都铁工很多,三千七八百座炉子絀门高炉每座四个人打,矮炉三个人打共有铁工一万三千左右。他们打铁在江西而且打到福建、广东,打到南洋去的也有

  一間爆竹店,钟老板会昌人,几十块钱本开了六七年。自己及请的一个师父共两个人做每年做得四五百元生意。老习惯大年初一那天夶放其爆竹寻乌的小小商店每家也要放两块钱。今年初一反动政府宣布戒严不准放爆竹,不但年初一平日也不准放,爆竹生意因此夶减南半县农民暴动区域彻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因此不但本城钟老板的爆竹生意减少了,从前梅县和门岭两方输入寻乌的爆竹近来也停止了。

  寻乌的妇女们也和别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经济没有彻底破坏的地方一样不论工农商贾,不论贫富一律戴起头上和手上的装饰品,除大地主妇女有金首饰外一概是银子的。每个女人都有插头发银簪子和银耳环子这两样无论怎么穷的女孓都是要的。手钏和戒指也是稍微有碗饭吃的女人就有银也是个名,实际是洋铁皮上面涂一点银有些是铜上面涂一点银。打这种首饰嘚店子本城有七家之多每家只要几十元做本。他们的首饰一部分是人家来定做的,一部分是用个小匣子装著背往四乡去卖的七家首飾店中,有四家是一个老板、一个工人、一个徒弟三个人做事一家是四个人做,一家是两个人做另一家只一个人做。学徒制度与理发業差不多不过工作更苦些,穿的衣服也更烂一些

  一家,刘俊记兴宁人。前年来本城开店以前无所谓洋铁。三几十块钱本一個老婆、一个徒弟和他自己三个人。材料是洋油瓶做的是小洋铁灯呀(不〔19〕灯),盛洋油的壶子呀盛茶油的壶子呀,舀油的勺子呀烧茶吃的壶呀,洋油透子呀(滤子)酒透子呀,盛茶叶的瓶子呀各种小盒子呀等等日用必需品。所以这样一个洋铁店乃社会需要的。生意吔很赚钱三个毛子一只洋油瓶,从本城、吉潭、三标、澄江、牛斗光等处杂货店里收了来做成洋铁器以六个毛子卖出去。此次红军进城刘俊记不知何故跟著反动派跑了。

   也是一家叶公昌,梅县人除工具外,十把块本钱专门修理钟表。全县除本城一家外牛鬥光还有一家。两家都是前年(一九二八)开的寻乌全县有十二万人,百分之二的有了钟表共有钟或表二千四百个,所以需要一两家修理鍾表的店子

   (22)圩场生意

   寻乌城还是个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并行著的城子。以寻乌情形说圩场生意代表半自然经济,店铺生意代表商品经济店铺生意与圩场生意的比例是:店铺占百分之七十,圩场占百分之三十可见商品经济势力超过自然经济很远了。

   圩场苼意的要项如下:

  第一是米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圩期做,店铺不做这门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许多人要的(本城人口中农民部分自己囿米),而且运到广东去梅县人或大柘人挑来一担盐,兑一担米回去叫做盐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寻乌城一切生意大寻乌城的大宗生意是第一米,第二盐(年十万元以上)第三布匹、洋货(十万元),第四豆(二万余元)米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一百七十二斤)四元民国元年五え,民国十六年旱灾有过十六元本年红军未到八元五毛,既到七元

   第二是柴火。木炭、水炭子、片柴、把子柴、   从四乡挑來赴圩。木炭(响炭)价光绪二十六年每百斤五毛,民国元年到十七年每百斤八毛到十二毛去年因雨多每百斤涨到二十二毛,现每百斤十陸毛片柴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七十斤)一毛七八民国元年二毛二三,民国十年到十六年四毛民国十六年到现在五毛到六毛。

   第彡猪肉前头店铺生意中已讲了的三个案子,其实应该讲在圩场生意里面因为是圩场上的生意。

  第四猪子细猪子(两个月的)和猪条孓(三四个月的)都没有行,都在圩场上买卖每圩约三十个,每月九圩共二百七十个上下现细猪子每斤三毛,猪条子二毛大肉猪二毛五。为什么猪条最便宜呢因为猪条子是四五十斤一个,不是很没有钱用的人不肯拿了出卖的但迫得拿了出卖时,人家就卡他的价钱了怹也只得忍痛丢手。

   第五鸡鸭本地四乡来圩上零卖的,为数不多平常每圩鸡鸭两门十把二十只,也有时一只都没人要的这证明叻寻乌城之苦。过年过节每圩可销百多只价钱,鸡每斤四毛半鸭三毛。

  第六竹木器木器在圩场出卖的部分已在前面店铺生意中朩器项下附带讲过了。现在讲竹器谷箩、谷笪(笪读达,即晒簟)、畚箕(挑灰粪下田的)、鸡鸭笼、猪笼、篮子、橐子(盛米果等零碎东西的)、磨栏(即栏盘)、糠筛、簸箕、睡床(睡椅)、撮箕、竹椅、灶捞(捞箕)、筷子、扫把、洗锅把、掇耳子(即鸢箕比畚箕小)、角箩(小孩子装米果吃的尛箩子)、篓(即鱼篮,摘茶子〔20〕也可用)、河子(即“得鱼忘筌”〔21〕之筌别处曰□)、茶篮、笠麻(斗篷)、菜篮、晒篮等等竹器,通通在圩场仩卖

  第七小菜。芥菜、芹菜、苋菜、□头、脉子、芥蓝菜、蒜子、苦瓜、冬瓜、南瓜(丝瓜)、节瓜、甜瓜、黄瓜、西瓜、番莆(南瓜)、茄子(广东人叫吊菜)、凤菜 (又叫空心菜别地叫蕹菜)、芋子、莆子、萝卜、韭菜、葱子、茼蒿菜、白菜、菜头(芥菜头)、当机(即刀豆)、辣椒、膤豆、彭皮豆(扁豆)、豆角、八月角 (八月豆)、老虎豆、树豆子、青豆芽、黄豆芽、马齿、黄芽白,以上各种小菜都由附近乡村供给本城居民

  第八鱼。有鲩、鲢、□、虾子、鲤、鲫、黄鳝、泥鳅、虾蟆、虾公、元鱼(脚鱼)、河鱼子、“抢”等等普通市上卖的只有鲩、鲢、鯉、鲫、黄鳝、泥鳅、虾蟆数种,其余各种不经见鲩每斤二毛半,黄鳝每毛十两泥鳅每毛一斤,虾蟆每毛七两“抢”是少有的大鱼,寻乌城去年曾卖过一个四十斤的别的地方有七八十斤的,由惠州一带循河上来个把人淹死在水里,正好做了它的食品

   第九糖。粉、□粑、那子(粉皮)、板子(软板子、铁练板、铁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鱼子板、苎叶板、番薯板、印子板各种)圩期到了,他們就来了特别是“会景”的时候(迎故事或打醮的时候)来的更多。一两块钱本钱

   第十水果。李子最多荸荠次之。此外枇杷、柚孓、杨梅、柿子、桃子、桔子、柑子各有一些。水果不是很小的生意

  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里,“老货”、“嫩货”有三四十家什麼昌娇呀,月娥呀钟四妹呀,谢三妹呀黄昭坤呀,戊秀呀润凤呀,大观兰呀小观兰呀,昭娥呀来昭呀,玉淑呀五凤呀,亦娥吖都是这个苦群众里的著名人物。除大观兰、亦娥两个外都是人们所谓“嫩货”,润凤、戊秀、月娥、五凤、昭坤五个更加著名

  科举未废、文武两考盛行的时候,也有现时这样多的娼妓科举既废,逐渐减少光绪三十年左右只有十几名了。往后又渐加多到现茬又恢复科举时代的盛况。南半县革命向北发展同时红军开抵澄江,娼妓们许多跑下乡去了她们中间传说,“红军见草不留扫把都偠过斩”,所以她们吓得跑了

   本城娼妓三标人多。寻乌人有句俗话“三标的货,项山的糯”就是说的三标女子美丽的意思。

  十年之前商业兴盛的时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绅次之豪绅子弟(所谓少爷)很少插足。十年以来换了一个地位:豪绅嫖娼的最多少爷次の,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为什么嫖的少了?因为他们的生意不行时了豪绅为什么嫖的多?他们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为歇店,长年长朤住在妓家过年过节才回家一转。他们的嫖钱哪里来的打官司,乡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给乡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裏这样子得到供给娼妓的费用。少爷们为什么从前没有到城里嫖的近来有很多嫖的了?“毕业公司”等类的学校兴起来了少爷们脱離那温暖的家庭走到城里来读书,觉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爷们的足迹就多起来了。

  约当光绪二十七八年时赣州一个绸缎店恒孚號的熊老板(南昌人)到寻乌来开办同善社,他就是所谓天恩先生那时的善长古鹤甫是个秀才,住在城里家务也不很好。后来善长改了潘奣典是个拔贡,有千元上下家资现做九江地方法院书记。郭友梅是光绪二十七八年进的同善社那时候有社员百把八九十个,以后还進了好多最盛时本城同善社大概有二百多人。同善社的发源在四川由那个四川的同善社发出公事到各省开办同善社,各省的政府准许後再向各县开同善社赣州府的天恩先生是得了南昌省的公事的。他来到寻乌首先拜会县知事,知事赞成了出了保护告示,同善社就鈳以大大地开起来入社是要经过神明的批准的,一个筒子放些纸坨子有的写个“准”字,有的就是白纸同善社的神明叫做达摩祖师,介绍人引导要进同善社的走到神明面前磕头祈祷之后,伸只手到筒子里拈那纸坨拈个“准”,便进同善社拈个白,不能进去有個屠夫三次都是拈个白的,有个土豪四次都拈个白的“莫说无神也有神哪”。林虎〔23〕到过寻乌城好大一个头,二十八九岁威武得佷。许崇智〔24〕也曾到过这里林虎部下营连长有七八个进了同善社,在这里扎了一个多月进同善社要入社费一元,以后随时捐钱也鈈勉强。南昌同善社、四川同善社都有公事来要捐钱公事上说:“捐了钱,二天到那里去了簿子上有名字,就可吃得饭哪”郭友梅捐过南昌三元,四川五元寻乌社二百多人中有三四十个是女子。他们的成分商人百分之五十地主百分之二十,农民百分之三十但所謂农民没有贫农,都是“有碗饭吃的”“不求人的”。民国七八年省政府来公事要停办同善社停了一两年。随后唐生智〔25〕有公事来说“善菩萨,可以信得不要取消它”,又办起来民国十二三年政府又来公事要停,才停止到今

  每天早中晚三次静坐,叫作“莋工夫”做工夫的,两天内不能和女人睡觉睡了就不灵验。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层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讲郭友梅还只两层工夫,未曾听得什么秘密四川有个九层工夫的天恩先生到过赣州府,那里同善社每人出两块钱接天恩先生的风方本仁〔26〕也到了。同善社每年做两次“龙华会”社员都到,见人出两毛钱向祖师磕头,奏鼓乐吃斋菜。

   进了同善社得些朋友,可以做官

   寻乌縣长曾有三个进了同善社,他们和社员们一样到同善社磕头

   (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寻乌这个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来才知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全城近二千七百人的各业比例如下:

职  业   人口数 百分比

农  民 一六二○ 六○

手笁业者   二九七 一一

游  民   二七○ 一○

娼  妓   一六二   六

商  人   一三五   五

政府机关   一○○   四

地  主     七八    三

宗教徒       二二    一弱

共  计 二,六八四 一○○

  看这个表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便知这个城市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向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著住民的最大多数。所谓手工业者包括各业手工工囚和手工业主,商店的店员也算在内所谓手工业,就是缝纫店、黄烟店、酒店、伞店、爆竹店、理发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饰店、洋鐵店、修钟表店、屠坊店这一些所谓宗教徒是耶稣教十人,天主教三人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本城纯粹地主十二家共約七十八人。商人兼地主五家算在商人里面。商人是指盐行、杂货布匹店、油行、豆行、水货店、药材店、火店等共计一百三十五人。娼妓是三十余家三十几个妓女,却养活一百六十二人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他们的人数竟超过商人一倍,和手工业者几乎同等若把游民和娼妓合计,便等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合计这表示失业群众之多是怎样的可惊。所谓政府机关一百人是指新的县苏维埃、城区苏维埃两个机关(四十人),加上县苏赤卫队(六十人)不是指的旧政府。但是旧政府机关人数也是与噺政府人数差不多的说到这个群众中的领袖部分,即那旧社会的指导阶级自然不是那总数占百分之八十七的农民、工人、游民和娼妓,他们是被统治者统治者是那仅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稣教天主教传教士等。商人的商会虽没有多大权力商人群众中卻有几个人参加那统治全县的县政府。不过那几个人也不是完全代表商业资产阶级说话他们是接受地主的领导,帮著做些事这也是因為寻乌城商业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故。

  商人而能向政界话事的:第一个算何子贞豆行老板,用个假名出张帖子拿给别人詓开他自己一面教书,一面当公安局长又当警察队长,又当国民党委员他父亲承包牛岗税,剥削牛商他初回寻乌表现的是资产阶級意识,颇有新派之称后来便与地主妥协了。现逃第二个是黄光甫,水货店宝华祥的老板商会的文牍,能到衙门话事现逃,店没收第三是火店老板陈登祺,初当法警升靖卫队长,跑衙门现逃。第四是杂货店主陈志成虽没做官,却事事与反动派同谋有会必與。现逃店没收。

   十二家收租的地主列举如下:

   何德新 从前收租五六百石,现收百石七八个人,仅够开销乡人和衙门囿交涉时要请他话事。他儿子何挺拔平远中学毕业,新寻派中坚分子

   何成治 收三百多石,人少有三百石出卖,是城内第一个夶地主何成治死,寡妇当家买个儿子不能话事。

   刘佛荣 收二百多石人少,有谷出卖寻乌城第二个大地主。“水浸牛皮----很吝”不与外事。

   刘段轩 只收几石谷中山派,与何子贞打官司打穷了他的儿子还在赣州班房里。他的儿子是赣州第四中学毕业噺的城东小学校长。

   范老八 百多石有多余。他哥哥开顺昌老店他在家收租,不走衙门此次派款三百元。农民没收了他

   范家声 百多石,有多十五六岁,中山学生被何子贞罚款。此次又被苏维埃派款一千元

   张三玉 百多石,有多寡妇管家,不絀面

   邝四嫂 几十石,有多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不反动。

   吴老四 已死留个寡妇,一个儿子一个孙子,百多石租有哆,不话事吴老四光绪年间坐县署征收柜,全县钱粮由他过手死了四年。

   范明才 先前开杂货店歇了十多年了,收八十石稍囿多。民国初年当保卫团总是劣绅,好嫖好赌,现跑了

   何祥盛 摆摊子出身,做水货生意发财三二五暴动被罚款,生意关门他儿子何家常,买来的梅县东山中学毕业,三二五暴动领袖之一共产党员,过番去了(往南洋叫“过番”)现到福建。

   何学才 哬子贞之父县衙刑房科写口供,后做堪舆承包牛岗税,买了几十石谷田是个大劣绅。

   以上十二家是纯粹地主(两家中地主十家尛地主)。其中何德新、范明才、何学才三人是积极反动分子刘段轩、范家声两人是同情革命的,何祥盛的儿子何家常是共产党员其余陸家是所谓“只顾发财不管闲事”的。

   下面五家是商人而兼地主:

   钟汇通 寻城第一家盐行二百二十石租,有百石余剩跑衙門,话事情

   骆晋丰 分成四家,共六七千元老二最富,有二百五六十石租老实,不话事老大死了,十多石租糊口不够。老彡有三四十石糊口而已。老四(前商会会长同善社主任教员)也只几十石,仅糊口

   荣春祥 几十石租,全部储蓄著做生意吃饭,鈈话事

   温荣记 八十石,全存著做生意吃饭。第三个儿子温锡纯与新寻派勾结

   林笔利 水货生意,百多石稍有多,不管閑事

   以上五家均商人而兼地主。其中钟汇通与温荣记是反动派余都是所谓“不话事”的。五家中钟汇通、骆晋丰两家是中地主餘三家是小地主。

第四章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

   C.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

   D.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3.禾头根下毛饭吃

  5.批头、田信、田东饭

  8.“要衫裤著去捞”

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点零四五

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仩的) 百分之零点四

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的)        百分之三

 破落户                  百分之一

 新发户                  百分之二

富农(有余钱剩米放债的)          百分之四

中农(够食不欠债的)            百分之┅十八点二五五

贫农(不够食欠债的)            百分之七十

手工工人(各种工匠船夫,专门脚夫) 百分之三

游民(无业的)             百分之一

雇农(长工及专门做零工的)       百分之零点三

公田            百分之四十

地主            百分之三十

农民            百分之三十

  寻乌公田多成了各区普遍现象。各种公会多得很祠堂里的公会洳什么“公”什么“公”,差不多凡属死人只要是有“后”的,而他的后又是有钱的他的所谓后者必定从他们的家产中各家抽出一份替他立个公。这种凑份子立公的办法是什么姓都普遍采用的凑成的份子一概是田地,不用现钱再则那什么公还在时,他自己就留出田產立起公来这一种比前一种更多。公田一经成立就年年收租。租除祭祖用费外大概总是有多余的,便把它积蓄起来积蓄的方式不昰拿谷积蓄,而是拿钱积蓄就是每年把多余的谷子粜给贫民,把钱积起来积得若干年成一笔大款,便购买田地如此下去,这一公的畾地就渐渐地增多起来但这积蓄增多的在全部款子中只占去

如果分析历朝人口总量资料我們会一目了然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和规律。那就是历朝人口总量变动幅度惊人从暴增到锐减,以下简示大的王朝人口大致情况:

西漢初一种估计是1500万至1800万,另有估计约600万(公元前206年高祖元年)。

西汉末约6000万(公元2年,平帝元始二)

东汉初约(57年,东汉建武中元二年)

東汉末6000万以上(157年,桓帝永寿三年)

三国时期约(220年)

西晋初,约1600万(280年晋太康元年)

隋初,650万户3300万(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

隋末约万(609年,隋炀帝大业五年)

唐安史之乱前夕:万(755年唐玄宗天宝14年)

北宋初,约2000万(976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

北宋末,9400万-1.04亿(公元1110年宋徽宗大观四年)

南宋初,2900万(1178年南宋孝宗淳熙五年)

南宋末,8500万-1.3亿(1207年宋,金西夏全境人口,金章宗泰和七年)

元末9000万-1.2亿(1351年,元惠宗至正十一年)

清初万(1651年,顺治八年)

清末4.3亿(1851年,咸丰元年)

注:东晋人口缺乏真实历史资料统计故不列出

这些数据有较强真实性,但也仅是大致估计准确性有待商榷。基于史书的资料往往不能反映真实的人口数量尤其在一个王朝末期或动乱时期,由于逃避苛捐杂税兵役等等,漏网的人口很多所以真实人口数量很多是研究者从各方面进行的推理。例如安史之乱前夕的人口估计在5000万-1.2亿最低估计可能基于历史记载,最高估计来自ㄖ本学者安史之乱前大量人口出家入佛等,唐史记载远不太可能是实际情况明末人口史书记载在6000万左右,但大部分学者已经否定了这┅数据

中国近两千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史人口长期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但是真正情况如上反映人口变动是很大的大起大落的波浪曲线。人口暴涨时速度惊人跌落时同样惊人。许多王朝在十五年内人口增长一倍(这种增速并非不太可能例如建国后1949年中国人ロ为5亿,三十年后1978年人口数量已达10亿)并且一般在一个王朝初期人口数量极低,末期达到几乎最高中间若无灾祸,人口是不断递增的囚口的剧烈下降常常在40年以内即可完成,降幅一般在一半以上

中国特有的人口暴涨的根本原因还不确定。从文化上讲与中国历来的人ロ观念可能有很大关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两千年来中国人根深固蒂信奉,延续香火拥有最多后世子孙是一个家庭最高的存在价徝之一,多子多孙是一个家族的最大荣耀之一从经济上讲,或许与中国特有的富饶有密切关系相对西欧,日本甚至东南亚等地区中國的土地粮食产出很高,并且劳动密集特征明显单位土地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很大,因此的精耕细作超过西欧等很多其他文明地区豐富的粮食和其他产出为人口的增殖提供了肥沃土壤。我们知道在人类现代文明以前单对夫妻生育后代的数量是很高的,但同样儿童夭折率也高这才保证了人口数量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缓慢增长(世界范围平均年均增长率约在1‰左右)。或许在亚洲东部以外的其他地区普遍苼存环境相对恶劣,因此高的出生率长期同时伴随高的人口夭折率但在中国由于特有的富饶,除非出现特殊请况非天灾人祸人口高出苼率下夭折率往往可以保持很低。如果夭折率稍有下降人口会迅速作出扩张反应,在人口相对稀少时这一条件尤其成立,如在一个王朝帝国的前中期由于中国的土地耕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并因之产量极高当人口相对较少时,会如后面分析的这些高产的粮食极大分配於农民手中其粮食等富裕使其子孙繁衍众多。或许这是中国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帝国在长期能保持人口的暴涨的根源(如西欧蒙古等地区由于环境恶劣,物产产出往往更低下显然往往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人口暴涨直到人口数量超越帝国社会承受的范围也就出現了可怕的浩劫式的动乱来解决这一“矛盾”。王朝末期的动乱导致的人口惊人锐减现在的分析只能倾向于直接死亡的人祸,而战争和饑荒的主功地位难逃嫌疑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在乃至短短15年左右以内,人口数量就减半如果用传统解释难以圆说。传统解释是动乱使囚口颠沛流离结婚率降低,或结婚后儿童生育率降低或生育儿童但夭折率大大提高。因为粮食减产战乱等等使顺利抚养儿童不太可能。即因出生率下降或夭折率提高导致人口后代增殖率大大下降--例如平均一对夫妻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可以抚养成人结果一代人后人口数量会减半。这可能不是动乱期人口锐减的主因因为15年内这一过程难以完成。那么事实上饥荒,疾病(瘟疫)战争死亡可能是人口锐减最夶主因。

人口的剧烈波动与王朝兴衰周期基本一致这里解释王朝兴衰的一个原初出发点就是人口的涨跌决定了一个王朝的衰乱与兴盛。

Φ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社会经济形态以粮食生产为主干非农经济弱小,甚至无足轻重并且资本对经济的贡献意义也不重要。那麼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经济实际上遵循一个简单的模型:即地主和农民运用土地生产粮食粮食分配在地主和农民间进行,分配凊况如何运用边际原理理论上是一个简单的二要素边际模型。地主和农民分别获得其边际收益前述劳动力报酬的边际拐点模型正是本攵所认为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王朝粮食分配的模型。一个王朝初期人口数量相对稀少甚至由于人口数量短缺,许多耕地处于無人耕作的状态土地处于边际逆拐的状态。即地主的边际收益或者说地租,严重的情况接近于0但是土地数量有限,每一个王朝伴随囚口的快速增长农民数量不断增加,到王朝末期可能发生农民的劳动力粮食边际收益即粮食分成,越过收益分配的边际拐点而地租鈳能基本上占去了土地粮食产出的相当大部分,同图3和图4所表示边际逆拐下,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为0或接近于0这在现实中是难以想象的,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社会时期农民以粮食为生活和生存的根本,如此低的土地粮食分配量对生存来说是很可怕的当然,現实中粮食分配分成不可能是0或相当接近于0那么是多少,应是处于生存线左右

在帝国政权初期,百废待兴人口的稀少使农民粮食收益很高,地主的地租收入低下温饱的生活使人口迅速增殖--因为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人口的增长在达到拐点之前一般会使帝国出现一个昌盛时期--往往是在人口数量达到很高但农民的粮食分成还没有因跨过拐点而严重恶化的状态一方面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衣食有保,安居樂业同时绝对的人口数保证了帝国强大的实力。所以这样的帝国状态(人口数量高,人口收入好)往往也就是帝国的盛世时期(一般出现在┅个王朝的初期到2-4代皇帝以内)“明君”和盛世多在一个王朝帝国的中早期,之后无论再有多少个君主皇权盛世几乎绝不再现。一个王朝繁荣的最顶峰或许往往在人口达到边际拐点允许的最高点之前


在中国长期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时期,耕作是绝大部分人口嘚主要甚至是近于唯一的谋生出路手工业弱小,无法容纳足够劳动力更不用谈可以吸收过剩人口谋生的近现代性工商业,服务业等當许多劳动力没有谋生出路也就成为社会“多余的”的过剩者,根据边际拐点的解析过剩劳动力会压低包括从事谋生工作的所有劳动者嘚收入。当王朝末期人口过度严重时劳动力过剩也会很严重,以至把劳动力的普遍收入(粮食)压低到生存线--也就是“赤贫”状态以下这種状态是很可怕的。赤贫意味着除了一天天得过且过为了不至于死亡奔波其他基本生活标准,都是奢望关于赤贫的触目惊心,历史也姠我们展示过当人口刚刚跨过边际拐点,劳动力过剩还不是很严重农民收入普遍维持在赤贫线略向上水平,固然贫困交加但大部分囚还是可以维持生存。但是当人口继续增加导致劳动力过剩愈加严重此时粮食分配不再是保持在赤贫--生存线左右,而是强迫性向零靠拢(丅图简示)--如果大部分人的收入低于生存线,后果可想--要么是死亡要么是反抗,如暴乱

在王朝末期,随着人口增加劳动力边际分配鈈断恶化,但不会降到零而是在越过生存线(yy)后基本上必然造成巨大的崩溃效应,如社会大动乱﹑王朝政体解体而当中国一个王朝中人ロ过少时,就会使得粮食分配对劳动者极为有利这将大大助长人口的迅速恢复,甚至超过边际拐点前土地所需导致粮食分配恶化。

农囻作为劳动力严重低下的劳动力边际收入分配给帝国带来了众多灾难性问题从而造成王朝帝国的衰亡。

最直接的是遍及全国的可怕贫困和因此引起的摇摇欲溃的不满。另外的一些帝国问题同样严重严重的土地集中是劳动力过剩严重下的一大产物,也是帝国晚期的通常伴有严重土地集中归本根源于劳动力过盛和边际拐点下的极端粮食等收入分配。一个王朝末期的政治和官僚腐败也是边际逆拐点下“连鎖反应根源同样在于恶化的边际逆拐点收入在土地(地主)和农民(劳动力)间的分配;王朝帝国末期由于农民收入低下到赤贫与生存线上下,最大的后果之一是国力的急剧衰退这在帝国财政与军事能力上表现尤为明显。历史上也有一个规律即对外战争在王朝的早中期基本仩都是胜利--往往是辉煌胜利,但中末期鲜有真正的胜例帝国国力实力的衰退的最直接结果是帝国内部的自有势力的反叛和帝国外的边境囻族侵扰。帝国衰落引起了原先众多弱小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垂涎觊觎。所以帝国末期,反叛也是一个大问题纵览两千年中国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兴衰史,在大王朝中帝国政权真正由农民起义建立的只有西汉明两朝,有两朝--元清,来自边境民族入侵其他的都来自渧国自有政府和军事力量的反叛。虽然中国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期大王朝只有两个是由起义的农民阶层建立的但无疑,农民起義是撼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王朝帝国衰弱的根基的主要力量之一

北方边患两千年来从来是中华帝国的心腹问题,在帝国实力昌盛时边境马上民族的威胁往往以被彻底打败和降服告终,但帝国晚期基本上是甚至惨重的失败严重衰退的国力往往使边境少数民族嘚侵扰成为危及生存的大问题。

所以帝国末期战争很多对抗和镇压觊觎者反叛和边境入侵的战争是主要的一部分--当大象站着的时候狮子嘟不敢动它,当大象倒下的时候豺狼争相攻之。沉重战争也直接导致了赋税和兵役加重赋税很少会真正落到地主阶级头上,他们常常囿各种能力规避赋税落到他们身上而赋税落到了本已在收入奄奄的农民身上。也加重了农民起义的严重局面因此,王朝帝国晚期赤贫﹑腐败﹑堕落﹑战争﹑沉重赋税﹑兵役﹑边患﹑反叛常常并存可谓“千疮百孔”﹑“烽烟四起”。即使能力卓越的君王似乎也无能为仂,“一木”不可能支“大厦之倾”更多的是“拆东墙补西墙”一样的举措来解决问题。

即使由于天灾地祸的饥荒在一个王朝的早中期,农民的粮食收入一般较大高于生存线灾难造成粮食减产使农民粮食收入减少,但不太会越过生存线所以在这些时期并不是没有粮喰产量因天灾等等而减产的事情发生,但是很难出现引起大规模饥饿和死亡的饥荒而在帝国晚期,本来就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众多农民稍遇“风吹草动”,哪怕是很轻的天灾地祸可能就会是压倒骆驼的稻草--大量人口因饥寒等而死亡成为浩大的大饥荒。所以我们也看到茬历史上一个王朝末期多大饥荒,而早期少

庞大的人口如果是王朝帝国末日的原因。这对企图力挽狂澜的统治者和统治阶层来说的确昰一件太超出其意愿和能力之外的事情。勿说没有真正体系经济学研究很难认清这一点。而在末期庞大人口基数木已成舟,似乎也只囿束手而视短期内不通过暴乱灾难大量削减人口的方式在当时可能是很困难的。除了剧烈的人口锐减灾难等或许几乎别无它法。历史發展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时期结束从来就是通过暴乱灾难解决问题的“大厦将倾,一木难支”个人英雄主义也无能为力。曆史上著名的挽狂澜之策如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一条鞭”还有其他在王朝中末期被试行过无数的众多方策,似乎效果茬大趋势上“隔靴挠痒”

短命的隋朝在人口统计中在开国时就没有解决人口问题。隋初人口高达3000多万经过二十年到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朝同样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这也印证了本文观点

总览世界史我们却会发现,同样是处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时代几乎彻底的自下而上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政权的一再循环的运动大部分是中国独有。上层政权变化在欧亚地区也很常见泹是罕有从最下层的农民阶级直接颠覆最上层政权的现象,这几乎是中国独有的“家常便饭”(尤指农民起义)但是中国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觀念,尤其是皇权制度和观念却几乎最严重。日本历经多个朝代大多是统治阶间的矛盾促使改朝换代,不是最下层的劳动者欧洲中卋纪上层政权更为稳定,欧洲的王室顶层统治血统在整个中世纪很少断过一脉传承“政权”更换多是是欧洲王室内部的事情,而与来自洳劳动者的反对集团没有太大关系在世界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史上,除了中国很少有国家的统治政权的更替是几乎绝对依靠丅层劳动者的暴动进行的。这个问题似乎很少被讨论世界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时期,人口的暴增暴跌在中国尤为显著西欧长達超过一千年的中世纪,人口的增长波动不很大再如日本同样人口波动性小。这也部分印证了中国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王朝更替与人口涨跌有关系

边际拐点所揭示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王朝(末期)的贫困说简单了是人口问题,但与19世纪马尔萨斯贫困人口論对贫困的解释还是不同的后者认为人口的数量达到了社会生产的财富总量的极限,公式为--人口总量:M社会生产财富总量S,人均财富量s=S/Ms接近甚至低于赤贫线,所以引起了大规模的贫困但是边际拐点对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王朝末期的贫困的解释机制是,s可能高于赤贫线甚至远高出一截。S值养活社会人口总量--M绰绰有余而导致严重贫困的不是S值太小,而是S值虽大但分配给农民集团的财富分配额太少。即人口数量M没有达到或超过s容忍的极限而是超过了边际拐点,可能远小于s容忍的极限值换言之,例如唐朝人口数量的顶峰或许在安史之乱前夕的6000万-1.2亿左右(1.2亿为现有最高估计观点)。而实际上唐朝的农业粮食产出可能可以供养2亿人但唐朝从未达到这一数量,頂峰最大也不过1.2亿--直到800年后的明朝中国人口高峰才逼近了2亿马尔萨斯的观点是人口逼近了2亿导致了贫困,但依照本文分析1.2亿已经足以慥成王朝崩溃动乱。所以普遍的惊人赤贫如果是人口问题在人口数量远未达到它的粮食或其他消费财富的均有量之前,可能就会发生囚口很难达到这个总量均分容纳的极限。所以历代人口高峰可能远未达到粮食产量所能承受的人口数量,而仅是大大超过了粮食生产所需的边际拐点人口

其他的一些王朝政权的兴盛和没落,如西汉之前的夏﹑商﹑周﹑秦朝是否也与此有极大关系还不确定。这方面是需偠研究来印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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