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国际艺术发展基金”在京设立
　　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向基金捐赠人陈亚莲女士授予证书
　　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致辞
　　基金捐赠人陈亚莲女士介绍基金成立的基本情况
　　&国际艺术发展基金&签约暨捐赠仪式在北京举行现场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马晓叶）：5月31日，&国际艺术发展基金&签约暨捐赠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劳特斯辰国际文化艺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基金捐赠人陈亚莲女士出席活动。
　　乔卫副主席发表致辞。他说，艺术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是艺术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也是艺术家情感、理想和价值观的体现。这种精神是没有国界，不受语言阻碍的。&国际艺术发展基金&的成立让很多执着于艺术的侨界艺术家，通过中华文化艺术交流的形式，在国际舞台上搭建起友谊的桥梁。他希望&国际艺术发展基金&严格按照基金会的宗旨开展活动，专款专用，接受社会监督。
　　&国际艺术发展基金&是由陈亚莲女士捐资100万元发起的，设立在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的公益项目，希望通过设立公益基金的形式将中华文化艺术传播到海外。她不仅是一名艺术家，还是一位哲学家和收藏家。她希望通过对相关艺术领域的资助，汇聚海内外侨胞力量，扶持、推动中国艺术走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国际艺术交流，服务全球华侨华人艺术家，提高中华文化艺术国际影响力。
　　乔卫副主席表示，海外侨胞是连接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桥梁和使者，是中国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也是住在国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广大侨胞的支持和信任。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作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和侨界非营利组织，将加强与海内外侨商企业、侨界人士和社会各界爱心企业与人士的合作，用专业化的服务助力大家实现公益梦想，通过凝聚海内外侨界爱心力量和智慧，努力服务侨联工作、服务社会发展、服务侨胞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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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在线趣新闻朱珍妮成为全国艺术基金会第11任主席
来源: 侨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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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报记者林菁6月15日纽约报道】奥巴马总统今年2月提名朱珍妮（Jane Chu，音译）为全国艺术基金会主席（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NEA)，国会于6月12日投票批准。朱珍妮成为全国艺术基金会第一位亚裔主席。
朱珍妮（Jane Chu，音译）。 （资料图）
纽约亚裔艺术联盟（Asian American Arts Alliance）对国会的决定表示称赞。国家艺术基金会是联邦政府一个独立机构，向遍布全国的优秀艺术项目提供支持与资金。
朱珍妮成为全国艺术基金会第11任主席，白宫将于近日正式宣布对她的任命。
朱珍妮从2006年起担任密苏里州堪萨斯城考夫曼表演艺术中心（Kauffman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的行政总监，负责该中心超过4亿的筹建工作。
朱珍妮在奥克拉荷马州出生，阿肯萨斯长大，父母是来自中国的移民。朱珍妮从小学习音乐，从Ouachita Baptist University大学获得钢琴演奏和音乐教育学士学位，从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大学获得音乐与钢琴教育硕士学位。她还拥有Rockhurst University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和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慈善事业研究博士学位，并且从密苏里大学-肯萨斯城音乐与舞蹈学院获得音乐荣誉博士。
（编辑：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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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杨澜
要构建可持续的公益项目模型
&&&&1999年，杨澜吴征夫妇创立阳光媒体集团。2005年，二人捐资于香港创办阳光文化基金会，2009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与阳光文化基金会共同发起阳光文化基金，负责基金会内地项目运行。
&&&&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阳光文化基金会与中央芭蕾舞团在新清华学堂为流动青少年办了一场联合文艺演出，与专业芭蕾舞演员一起登台的，还有阳光艺术教室项目所进驻学校的小学生们。&&&&记者在演出的后台采访杨澜，谈到名人做公益时，她笑说：“自身有一定优势，还有点面子。”但反过来说，公众对名人的关注度比较高，对名人做公益要求也更严格。杨澜觉得这是有好处的。这让阳光文化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有很强的自省意识，在做公益项目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不应该引起不必要的歧义和争议，怎样做到规范和透明。“组织里从上到下形成一种很自觉的意识。”&&&&“当然，也会有被公众舆论误伤的情况，这是很自然产生的一种连带效应。外界的环境不是我们总能把握的，就好好做事情，以平常心去面对吧。”&&&&《公益时报》：作为媒体人和公益人，同时是公益慈善的参与者和观察者，这些年，你看到国内的公益慈善文化有哪些变化？&&&&杨澜：除了民间热情和捐款额度的增长，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大规模增加之外，我觉得公益机构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过去经常是有些事大家扎堆儿做，有些事没人做，现在公益机构在专业上更加细分。比如教育领域，有人做希望小学，给孩子提供最基本的教学设施，又比如邓飞的免费午餐，给孩子提供营养改善。从2007年开始，我关注青少年教育公平的问题，希望与现有的义务教育起到互补的作用，而不是重复设置。&&&&同时，过去谈得比较多的是捐赠文化，现在做项目更多地是基于需求定制内容，公益的出发点或者说重心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捐赠方到更多地考虑受助人的需求和感受。这次雅安地震中，“阳光下成长”在过渡安置阶段进入灾区，当地老师说，孩子需要大一点的书包做应急包，把生活的必需品放进去，遇到余震或其他紧急情况时可以拿起来就走，以后也能当书包用。除了应急包之外，我们也给孩子配备了其他一些过渡时期需要的物资。也听到比较实诚的老师跟我们讲，有的基金会给每人发了一套西装，“我们穿西装干嘛？”而他们最需要的是鞋，因为每天在瓦砾堆上跑来跑去，鞋子坏得特别快。&&&&另外，就是公益和慈善价值链的完善。一个基金会不可能包揽所有的事情，需要不同类型组织的通力合作。比如阳光艺术教室项目，打工子弟学校自己提出申请，歌路营等志愿者组织提供服务，官方合作伙伴比如北京市教委、精神文明办提供支持，我们还与企业合作伙伴商定长期捐助合作。这就像经济的产业链一样，分工发展得更加成熟。基金会作为一个项目策划者、内容定制者、款项筹集者，然后发展更多上下游合作伙伴，成为一个大家各司其职、相互依托的生态系统。希望这种合作伙伴的模型可以扩展到更多地方。&&&&《公益时报》：怎样将你企业经营的经验和专业的基金会管理结合起来？&&&&杨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发展一个专业的团队，然后要有一种自己的公益项目模式，方便管理、可以扩展、可以评估的模型很重要。&&&&我是反对撒现金的公益方式的，这既不可持续也不够尊重受助人。另外，大家最初做公益项目，都是一笔是一笔，钱捐出去，项目做完，就结束了，没有后续。现在我们更多地考虑模型的建设，构建可持续的项目模型。2013年开始做的阳光艺术教室，为学校提供硬件和师资等软件的配套，形成一种容易复制的形式，而不是单纯的一次性投入。&&&&我们的项目也越来越聚焦。过去单独的项目比较多，各自之间没有太多的联系。现在是将这些分散点状的项目联系起来。以往好像是在种一棵棵的土豆，现在则是开垦一片土壤，让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发展。这也是一种身份上的改变。&&&&《公益时报》：可以分享一些你参与公益事业的感受吗？&&&&杨澜：我之前做政协委员做了十年，第一年就提交了慈善立法的提案，最后一年也提了，到现在也没有实现，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但只要有一个发声的平台，我还是会不断地呼吁。慈善立法的确已经滞后于社会组织的发展需求，希望不要滞后太久。&&&&今年很有幸做了中国慈善联合会的副会长，这是一个官方和民间的慈善机构放在一起对话的平台。过去我们想的就是怎样把捐款很好地用出去，现在也在思考怎样推进中国的社会发展。过去三十年是政府逐渐改革，让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未来的二三十年，应该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时期，也就是社会服务、公益和教育等领域的发展。这方面政府不必要也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做，社会组织的成长一定是整个社会成长发育的一个过程。我也愿意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一个沟通者和理念的传播者，跟大家一起推进社会组织成长环境的改善。只有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有良性的互动关系，各种民间组织才能有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公益时报》：阳光文化基金会的募款模式是怎样的？&&&&杨澜：阳光文化基金会分两个部分，最初是在香港成立的基金会，每年接受香港政府部门的资格审查；在内地的运营，主要依托中国红十字会，这部分是有公募资格的。我们每年通过筹款晚会募集项目运作资金。&&&&同时我也觉得一个好的基金会的运作需要高素质的人才，但就现在的基金会管理模式来说，人员待遇不会太高，这其实并不利于高素质人才长期保持专业度和热情，人是可以奉献的，但不能要求人家一辈子无私奉献。没有人寄望从中牟利或暴富，但应该让专业人员有起码的体面生活和工作环境。所以在这方面需要有资金补充的时候，我和我先生会个人拿出部分资金用于行政开支，这样也保证基金会有一个良性运作环境，有利于保持人员的高素质和稳定性。&&&&另外，为了防止出现不必要的损失和问题，我们没有进行增值运营。&&&&《公益时报》：我们对阳光艺术教室项目这种服务项目的结果是怎样评估的？&&&&杨澜：从开始做这个基金会，就希望它是一个专业的基金会。专业度除了体现在工作人员身上，也表现在我们请专业研究团队来做动态评估。中国的公益慈善逐渐从以捐赠者为核心转变为以受益者为核心，过去大家关心谁捐了，现在关心的是受益人是否真正得到了益处，公益项目的投入产出比是否最合算。&&&&这个项目的评估主要是两方面。首先是我们做或不做这样的项目，对孩子有没有一些影响。其次，这种影响主要是从孩子的情感和价值观来看，这需要有一定的指标体系来量化。目前还有两个学术团队与我们合作。&&&&《公益时报》：你怎么看待公众对公益机构犯错误的容忍度要比对其他行业机构低得多？&&&&杨澜：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当然错误也要分不同情况，有些是运行效率或工作执行上出了错误，有些是动机或道德素质上的问题。我相信公众对于机构运行上的疏漏还是比较宽容和允许有改正机会的，但是在道德诚信方面的失误可能就比较难以原谅。&&&&当然有时候在负面舆论之下，一些好事也容易被往负面方向联想，对于做事的人不一定公平。比如雅安地震中，红十字会有这么多工作人员、志愿者在不分昼夜地奔忙，如果对他们的工作成绩一味抹杀，对这些工作在第一线的人们是不公平的。&&&&但是政府背景的公益机构怎样挽回声誉，建立公众的信心，也不是一件两件事能做到的，而是需要展现一种内部革新的勇气和决心。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很早之前就做了大胆的内部改革，当公众还没有产生怀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自我革新，就容易赢得信任。如果整个治理机制就是透明的，这比一次次遇到问题再澄清更有效。&&&&所以，客观和公平地讲，大家是把对官方机构长年以来积累的埋怨发泄在一件事上，这些事不见得对每一个当事人是公平的，但是要扭转它，必须从内部改革开始。（本报记者&王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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