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来拉！上海电力安装第一公司要“与狼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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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他一度是个禁忌的话题。在中国大陆，他被高调定位成&民族千秋功臣&
言情“鬼才”。在海外，他和张爱玲享有同样的盛誉。
>> >>>>>>狼来拉！上海电力安装第一公司要“与狼共舞”日10:07　东方网
　　潮涨潮落，世纪大潮拍打出历史新的篇章：中国终于迈着雄健的步伐加入了WTO！中国真正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洪流！　　对每一个中国企业而言，WTO预示着挑战，预示着新一轮竞争的洪峰滚滚而来。有人惊呼“狼来了！”但也有人认为挑战总与机遇并存。上海电力安装第一工程公司就是“机遇论”的坚持者。他们认为“狼来了”并不可怕，只要敢于竞争，完全可以“与狼共舞”。　　机遇总是给有准备者。上海电力安装第一工程公司的自信来自于他们超凡的实力。　　敢为天下先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强者喜欢这样的诗句，强者喜欢在竞争中前行。　　站在WTO的门槛上，上海电力安装第一工程公司干部职工内心升腾起一种强烈的竞争欲望。他们说：狭路相逢勇者进。勇于接受挑战才能求得生存。　　上海电力安装第一工程公司诞生于1953年，是电力工业部直属的国家一级资质（最高等级）施工企业。以雄厚的技术力量、严格科学的管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而著称于电力建设行业。在中国电力建设史上，曾经树立了一尊又一尊丰碑：五十年代安装了国产第一台6000千瓦发电机组、六十年代安装了国产第一台12.5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组、七十年代安装了我国第一台投产的30万千瓦发电机组、八十年代安装了我国第一次从日本引进的35万千瓦亚临界发电机组、九十年代安装了我国第一台引进的60万千瓦超临界发电机组、新世纪又挑起了安装目前全国单机容量最大的第一台90万千瓦超临界发电机组……这样的“第一”还有不少，拥有第一便会拥有历史。在中国电力建设史上，上海电力安装第一工程公司必将彪炳史册。透过光环，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第一”后面有着一公司干部职工勇于竞争、拼搏的胆识。　　1992年，一公司在石洞口第二电厂完成了两台60万千瓦超临界的发电机组的安装，移交投产后，当时的能源部长史大桢曾题词：开创了中国电力建设史上的新纪元。正当一公司干部职工欢欣鼓舞时，他们陷入了任务不足的困境，公司要生存必须自找市场。对多年来习惯于计划安排的一公司，无疑从辉煌的高峰一下子跌入了谷底。干部职工彷徨、徘徊；一时他们在市场上找不到方向。1993年全年，他们只争取到1000多万元产值的安装任务，对可以完成2亿产值的一公司来说，是严重吃不饱。当时的一公司有2100多人要养活，工资、福利、医疗费等等，逼得公司领导只能借钱发工资。　　向前走有死亡的可能，向后退只有死亡。一公司干部职工咬牙跺脚走向了市场。失败是难免的，尽管一公司技术力量在当时的电建行业属出类拔萃，但他们却不习惯找市场，连标书也不会写。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总结，一次次总结一次次提高。经过三年苦苦拼抢，终于，他们在汕头中了第一标。在深圳月亮湾发电厂招标时，由于一公司标书规范、严密，深圳建委要求系统内的单位：今后以这样的标书为样板。当然，一公司更凭高超的安装技术竞争市场，几乎每接一个工程，他们都做成精品，以至不少地方冲着他们的名声找上门来。向前走使一公司获得了生机得到了发展，更孕育出干部职工的竞争意识：爱拼才会赢！在新一轮即将到来的竞争面前，一公司干部职工自是摩拳擦掌。　　技术精英荟萃　　经过近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上海电力安装第一工程公司已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先进的安装工艺。汽机本体、辅机、锅炉本体、电气及热工自动化、起重等技术方面炉火纯青。凭借精湛的技艺，一公司在工程建设中树立起“精心管理、精心施工、创出优质工程”的企业品牌。近年来，一公司安装的电力工程屡屡获奖，1997年，一公司被上海市重点工程领导小组命名为“电建英豪”。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技术力量雄厚是一公司领导礼贤下士，重视人才，呵护、重奖技术精英的必然。近年来，一公司陆续招聘了一批大中专生，并根据不同的需要引进不同的人才。目前，在一公司各类专业人才已占职工人数的17.5％。与此同时，公司加大高级技术人员的培养力度。时下，世界先进水平企业高级工占企业职工人数的比例是19.5％，上海平均水平是5.55％，而一公司是17.1％；高级技师、技师占职工人数的比例，世界先进水平是6.1％——6.5％，上海平均水平是2.37％，一公司则达到4.3％。　　未来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数字表明一公司在高级人才的拥有方面正同世界先进水平接轨。透过数字，有一公司领导放眼全球做大做强的雄心壮志，更有他们在网罗人才上的煞费苦心。在一公司，凝聚人才有着专门的奖励基金。其一是岗位激励，如果是专业技术人才，而且在工作中显示出能力，做出过贡献，就会被提拔到重要的技术领导岗位，甚至担任工地负责人；其二是设人才调节奖，对确定为人才的人员发给一定数量的奖金。或者为技术人员奖励补充养老金。至其退休后一次性发给提取。士为知己者用，在全国电力系统举办的11次焊接比武赛中，一公司四次获得个人第一。在一批技术人员主导下，一公司已开始运用计算机网络组织工程施工，并以P3等相关软件组成现场工程信息管理系统，对工程实施统一指挥、协调和决策，实现数据共享。　　湖州热电厂的改建工程施工场地狭小，在同一场地上，既要进行钢结构的拼装，又要进行锅炉本体的地面组合，而且不能影响钢结构的吊装，这就有了一定的技术难度。一公司技术人员对实际情况研究后，以叠加的方法，即在第一副钢结构拼装完成后，再做一副支架进行第二副钢结构拼装，使场地小的问题迎刃而解。今年8月8日，深圳月亮湾燃机电厂厂长在该工程并网发电成功之际向一公司发来喜报称：贵公司的“承诺、服务”精神和精湛的技术、工艺水平及其所创造的工程佳绩，表明你们不愧为“电建英豪”。在月亮湾燃机电厂，一公司承建的是“以大代小”工程联合循环机组，工程难度很大，而且由于连续9天的暴雨等原因，工程进度严重脱期，但一公司的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却大胆改进工艺，苦干加巧干，仅用38天就完成安装任务，打破了56天燃机安装的世界记录。　　曾经有人开玩笑说，一公司施工的电力项目总是那么井井有条，丝毫没有施工企业物资散乱，粗放繁杂的现象，看上去就象一个巨型积木，让人真想把它当收藏品珍藏。玩笑有点夸张，但是也是事实。不信到一公司正在施工的外高桥电厂二期工程现场走走看看，仿佛置身于用钢管搭起来的艺术品中，韵味盎然。这又何尝不是公司技术管理不断创新，现代企业管理上层次的显现？　　人性化管理　　兵家之道，在乎天时地利人和。市场经济大潮中，每一个企业有如征战的兵家，在如战场的商战中，在近乎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要搏得一席之地，“人和”是必然要素，不可或缺。现代企业无不注重凝聚职工对企业的向心力。上海电力安装一公司党政工领导是深知这个道理的，公司经理饶国鸣不久前，还被评为依靠职工办企业的好经理。他把依靠职工发展企业作为制胜的法宝，他与党委、工会一班人，在企业内充分实施人性化管理，既重刚性管理也重柔情关心，始终有一种经营者与职工共谋企业发展大计的民主氛围。一般企业职代会是一年一次，但在一公司，职代会却是一年两次，而且每次职代会都放在一月、七月，以便职工代表可以参与企业重大规划的制定。在职代会不走过场，凡是关系到职工福利分配和企业重大发展项目，都由职工代表无记名投票表决。历年来公司出台的重大规定，诸如《住房分配方案》、《补充养老保险奖励办法》、《三级核算办法》等等都是在职工代表提议和参与下出台的。一公司也是最早实施厂务公开的企业，公开领导小组有党委、行政、纪委、工会、职工代表组成。职工普遍反映的企业发展中的疑点、热点问题，领导的廉洁问题、甚至公司对外承包合同的费用，都必须透明公开。为此职工们都这样称赞说：“我们公司的公开是真正给了职工一个明白。”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走向市场经济后，一些企业的领导权力大了，心里的职工就小了。企业内，无论大事小事，听不得半句不同意见。一公司领导却重视注重企业发展中职工的说话权力。过去，公司内摆着厂长、书记联系箱，随着公司计算机普及，“经理和书记网络热线”又应运而生。　　在一公司，柔情关心就是实实在在为职工解决问题，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惺惺作态。公司多经企业一些职工曾反映，单位领导没有按时为他们缴纳“四金”。听到反映，公司经理饶国鸣、党委书记蒋世峰立刻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反映属实，当即责成有关部门妥善解决，使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由于公司市场不断扩大，职工常常在外地工作，有时一去就是几年。于是他们家中妻儿老小生活中有些什么困难，公司总帮助解决；于是每年春节公司领导都要到外地陪这些职工过年。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盛大的吃年夜饭的场景。那是在海南省的海口电厂。年三十那天公司党政工领导来到了施工现场，当晚在院子里摆出48桌，几百人同吃年夜饭。而在这同时，留在上海的领导则把家属请到公司开座谈会，两地领导拿出预先拍摄的录象，让妻子、儿女了解丈夫、父亲在外工作、生活的景况，让做丈夫的看看家里的景况，就象久别的夫妻读两地书，直感动得他们泪水涟涟……上下同欲者胜。今天，当上海电力安装第一工程公司能在市场逐鹿中一马当先，能在“狼来了”的惊呼中泰然迎接挑战，企业人性化管理带来的凝聚力实在功不可没！　　陶文进 赵家龙 宋长星&相关专题: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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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从来以精明能干而闻名全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有人说，上海人与犹太人很多地方渊源相似。一样的精于理财，一样的重视子女教育，一样的可以在保持生活优雅体面的外形内勤俭地过日子五十年代初从上海南下香港的上海人，是香港有钱人的代名词。一句他是上海人！潜台词就是：他是有钱人！。五十年代初大批上海人挟着财产和被当时港英当局承认的大学学历南下香港之时，多少带点不可一世的海派之风。但他们的理财投资之道，却是慎之又慎。东方台英语怀旧金曲特约主持、香港老上海查理林就对笔者说过：上海人那时只敢作短线投资，就不敢作地产这些不动产投资在上海吃了大亏了，洋房，或整条弄堂的物业，都搬不走呀！能偷带出上海的，只有黄金美钞。老实讲，那时的上海人，表面上西装笔挺，其实心里是不踏实的因此，早期南下香港的上海人，还是保守得很，大部分人小心翼翼将财产存放在汇丰银行，因为汇丰的英文名就叫或者因为有个在其中让人感到亲切。当时的中资银行，上海人碰也不敢碰，生怕存进去就出不来了。但上海人天生有做票据买卖的嗜好，过了一阵韬光养晦的日子，自有一部分人开始静极思动。或许是出自切身体会，上海人觉得，金子是最方便应急和折换现金的。随着内地对黄金的严格监管，香港市面流通的黄金必奇货可居。于是，炒黄金，成为五十年代初香港的一个投机炒卖高潮。上海人当时谁都只将香港作为一个暂居之地，有种浓厚的过客心理，大家都想捞一票就走人。而香港广东人又认定上海人门槛精，跟风不会错。一时间炒金之风越刮越猛，连一些小户小本家庭也倾其所有加入炒金狂潮。岂知老道的上海短线炒家此番老克拉碰到新问题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南非金矿资源丰富，港英当局才不怕炒金风潮大量黄金源源不断从南非运来，炒金风潮很快被当局平息了这是上海人在香港出师不利的第一幕，不少上海人全付身价在这场炒金潮中灭顶，如哈同的一个过房儿子乔治哈同，就在这场炒金灾中输掉全部家产后，从人间蒸发。有人说他自杀，有人说他就此隐姓埋名于市井之间从此，香港上海人更加捏紧手中钞票不敢轻举妄动。去马场赌马，已属十分大胆出格的生财偏门确也有人中马票得巨额奖。当时除了一班确有经商头脑的上海人大规模投资香港的纺织、成衣业等实业，一般香港上海人还是相信存银行。相比之下，香港的主流居民广东籍香港人，或者因为他们上代已开始跑南洋闯美洲，他们反而比上海人更具冒险精神。广东人搓麻将叫广东麻将，上海人叫搓小麻将；一般香港上海人都不敢搓广东麻将，就因为广东麻将赌注十分大。香港还有专门的麻将馆，这是香港家庭主妇一种最普及的理财方式：就靠着丈夫给的那几个买菜钱，她们要滚出自己的私房钱和零花钱。在麻雀馆打牌的好处是，一桌四人东西南北互不相识，散了局如同陌路人，不如一般牌友是友情客串，抹不下脸。赌马，至今也属港人最普及的生财之道。赌马较之打麻将，更需要经验和判断力。电视台还有专门教人跑马的马经专家。很多港人将收入的很大比例投入跑马中，作为每月固定支出。香港本地人无论是投机还是投资都比上海人承受得起。上海人当时普遍有过客心理，香港只作为一个小驿站以待观望，对香港没有归属感，有钞票仍相信买美金存银行。五十年代一批如船王包玉刚、安子介在香港再投资而成为一代上海实业巨子。我们会发现，连他们都不敢在香港涉及地产生意，遑论一般香港上海小百姓了！再加上海人死要面子，住的地段非太子道或北角上海人区，子女就读一定要读英文书院私校，出门还一定要穿得山青水秀。除非是做老板，一般人家经如此铺张，几张钞票也就所剩不多，哪敢再作其它安排？还是妥妥地存入银行！不过，买保险的意识，上海人比香港原居民强烈，难怪香港资格最老的美亚保险公司，就是上海老板。居安思危是上海人一贯作风。保火险、人寿保险、风险香港多台风、医疗险等，是上海人一贯的指定理财作风，比例比原居民要大，这与文化程度也有关系。如今香港普及中学教育，买保险，已成港人生活之必需不再是上海人的身份象征了。到了六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各业繁荣，华资企业开始在香港市场渐占优势，开始大批入市发股。此时的上海人已开始融入香港，确认了自己的香港人身份。他们开始购买股票，但大部分仍认准他们自小熟悉的老牌英资股票如怡和、太古、汇丰，这些老牌股票市值较平稳，一般合适作长线投资。从中可见上海人的理财心态已从短线转向长线，也说明上海人开始他乡作故乡了。五十年代后期，香港人口开始猛升，在土地资源短缺情况下，地产市道蓬勃发展。香港本地人辨准时机及时发展地产，如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等，身价渐渐盖过这批实业型上海富豪，上海人不再为有钱人代名词了。地产风日盛，连带普通香港人都会买几层楼收租。广东人不讲究衣着，一身香云纱唐装，赤脚一双木拖板住在无卫生设备的战前唐楼，省吃俭用扣下钱就买楼收租。身价却随时随地高出西装革履的上海人几倍呢。因此，香港有句笑话：千万不要轻视街边摆报摊的老太太，别看她在风雨中可怜兮兮地守在街头，手里说不定就抓着几层楼收租呢！上海人在这方面，始终慢了一步，显然这与早年的移民心态有关。进入七十年代，一代香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已成气候，作风西化与世界同步，敢冒险、敢借贷、敢赚快钱。香港崛起一批精于股场掘金的精英，纯靠投机从无到有，充满传奇色彩，成为香港当代英雄偶像。于是，炒楼炒股炒外汇，成了香港人的个性标签。到九十年代，我发现几乎所有的香港人都多多少少炒股票、炒楼、炒外汇。很少再有人再靠几个死工资过日子，余钱存银行。就记得一位友人说过：到香港不买股票就像去杭州不买茶叶一样。香港甚至专门有个人理财银行，为客户打理这些炒货。随乡入俗，笔者也炒过外汇，买过股票，只是至今仍不明其中奥妙，听任友人打电话：你现在可以去买进点澳元将新西兰元抛出入加币纯属客串。我是小数目，反正这样炒来炒去，也发不了财；然友人这样的炒家可是认真看报，关心世界局势，并从中作炒入炒出的抉择。一个在行的炒家，每次交易可获利达五位数然而，自年一场大股灾，许多港人炒得焦头烂额。现今，炒楼炒股之风在香港已日渐淡薄了。香港生活指数昂贵，港人的收入有一半用于供楼，为保险，再扣去公积金，已所剩不多，因此一般香港白领比上海白领过得节俭。一般一个工作五年的港大毕业生月薪为三万左右，但他们很少像上海白领舍得花几千元买名牌，也不会如上海白领轻易泡咖啡馆、上高档餐厅吃饭。他们的生活似更低调更节约，小资情绪没上海白领深。快结束本文时，偶然查到一份调查剪报，是美国对一班资产净值为万美金、平均年收入约万美元的富有美国人的调查，他们的收入有交税，剩下的分配如下：用作储蓄、投资，用于住宅水电及维修，用作捐款，用于医疗保险。他们坦言，他们的致富来自生意或专业执业回报，炒股票并没令他们致富。而且，他们中的人与股票是好朋友，即不轻易抛空股票而是做长期持有，显出他们的投资作风极稳健。相比之下，上海人用在子女身上的钱肯定远不止，讲都不过分！捐款比例怕也没有。当然各国各地有其不同的文化背景，理财的方式自然也不同，但有一点应是真理：还是做长线稳健投资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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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有过曾用名姚怪我举个栗子给你尝尝宋祖英 __宋六英刘德华 __刘福荣陈冠希 __陈兴华林允 __费霞那么你知道吗上海那些闻名遐迩的超级地标也有曾用名哦！上海展览中心__中苏友好大厦 没错，这个地方就是黄晓明和安菊拉北鼻办婚礼的地方这幢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俄罗斯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在老上海人眼中，还有不少人对他记忆深深刻这幢建筑顶端的镏金五角星，曾是上海的一个制高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建筑界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楼宇的建造高度，不能超过苏联老大哥这颗熠熠闪耀的金星上海动物园__西郊公园 1980年才改名为上海动物园，对于老上海人来说，还一直习惯把上海动物园称作西郊公园，从你的老爸老妈口中，也许就就曾听过这个称谓上海市第一百货__大新公司 上海市第一百货诞生于1949年10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大型国有百货零售企业！第一任市长陈毅亲称它为：我们自己的商店但是在解放前，位于黄金地段南京路的它曾是大新公司的所在，没错，和广州的大新百货同出一脉上海火车站__上海东站 上海的火车站多的数不过来，南站北站西站好吧，即使作为本地人，也分不太清楚哪个站是哪个站上海火车站其实是由以前的上海东站改建而成，旁边毗邻长途客运总站，是现在上海仅次于虹桥的第二大站杨家渡码头__招商局第五码头 杨家渡码头以前是招商局第五码头，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杨家渡码头老码头__十六铺 现在的老码头经常出现在各个热播剧之中，欢乐颂好先生等等其实它就是原来的十六铺大亨黄金荣杜月笙的仓库在这，风起云涌的老上海滩争霸就在此了上海大舞台__万体馆/上海体育馆 上海大舞台以前叫上海体育馆，现在的地铁站还在沿用之中大型文艺演出可容纳观众人左右，体育比赛可容纳观众12000人，由此，又被叫做万体馆PS：上海体育场上海体育馆有很多人都会搞错，我就来补充一下，上海体育场号称八万人体育场，而上海体育馆号称万体馆，由此，你可以看得出两者的大小区别了鲁迅公园__虹口公园/中正公园/新公园 鲁迅公园最早建成开放于1905年，一开始叫新靶子场公园，1922年改称为虹口公园，是军队和警察操练阅兵的地方后来日本入侵上海之后，改了个名新公园，没错，就是这么毫无内涵的名字，甚至，其中的一部分还被改作日本上海神社，作为就跟靖国神社差不多抗战胜利之后，改名中正公园呵呵，就是蒋介石蒋中正的那个中正新中国成立后，将公园和体育场分开，命名为虹口公园和虹口体育场再后来，因为鲁迅生前一直来虹口公园，所以，为了纪念他，改名为鲁迅公园，旁边有鲁迅纪念馆和鲁迅墓虹口足球场__虹口体育场 虹口体育场以前是虹口公园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拆开，之后，又进行改建，变成了现在的虹口足球场大柏树__大八寺 虽然上海话读起来这两个名字是相同的，但是，其实有着完全本质上的不同！大八寺的取名根据是一个侵华日军少将，这边本来没有路，日本入侵上海后称这边为大八寺，可以说，这个名字带着屈辱在1988年10月经市政府批准，将大八寺更名为大柏树桂林公园__黄公馆 桂林公园建立于1929年，以前是上海黑社会大佬黄金荣私人别墅建国后，当然就充公啦！1988年开始对外开放淮海中路__霞飞路 看过关于老上海的革命剧集，肯定听过霞飞路的名号，这个名字简直就是被资本主义金钱腐蚀最严重的地方哈哈，开玩笑，其实它曾是最厉害的商业街，奢侈品牌高档消费数不胜数霞飞路位于法租界，命名是来自于法国名将，在建国后，当然要改掉为纪念淮海战役，改名淮海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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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五十年代人
每一代人对“自己的一代”感受深刻，亲切和留恋，不奇怪。但50年代出生的人可以说是“特殊的一代”，他们的精神结构是经“特殊材料”制成，并经惨烈拆解、震荡、蚀销、改换，总体可称为“理想主义”一代人，其中少部分文化者现今成为“残余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代人，他们是连接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座桥梁，是新旧两种观念激烈展示的桥头堡，多数人付出了为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沉重代价。
生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他们的童年历程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到六十年代初度过的。今天的人们回望那段生活，常常会用宁静、平和等字眼来形容。物质的匮乏并没有磨灭掉朴素的生活中蕴藏的情趣，而那时的孩子们也有着属于他们的童年记忆。
1953年，吴欢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中，和许多生长在北京的孩子一样，青瓦灰砖的四合院承载着他们最美好的童年生活。
吴欢：我喜欢的娱乐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家那个月亮门呀，大月亮门，我一爬就爬上面去，从月亮门就上房顶了，然后城里的房子呀，是一圈挨一圈一直两里地以外呀，都可以在房上走，所以我经常是穿房跃脊，领着几个同学，能跳很远很远一直在房上跑。
五十年代所特有的平静生活还印在陈丹青对童年的记忆中。
陈丹青：那个时候的城市相当乡村化，树很多，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爬树，去捉那种虫子给鸡吃，家家户户还养鸡，居然。我记得我们三楼的晒台上一直到七十年代都持续在养鸡，公鸡母鸡，鸡经常会从三楼栏杆跃出去飞到弄堂里，然后大家找，找回来继续把它拴在那。
1957年出生的艾未未，从小随父亲艾青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童年的艾未未于是有了不同于城市孩子的经历。
艾未未：我们到戈壁滩去拾柴禾，我们会走得非常远，我们发现一个洞，我们去挖，看到里面几个像小狗一样的动物，我们就抱回家去，整个晚上就听见有一只母狼在我们门口一直嚎叫，原来是几个狼崽子，第二天，整个连队的人就非常愤怒，就说一定要把这几个狼崽子还回去，大家都吓死了，狼群寻着味道就到我们住的地方来了。
不同的生活轨迹勾勒出每个人的记忆。然而，对于生长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在走过的童年岁月中,总有些共同的经历留在了人们心中。
姜昆：儿歌对我们那个时候，我感觉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特重要的内容。所以现在想起来许许多多就我们这个岁数的许多儿歌，我觉得都是还挺有意思的。“小汽车，嘀嘀嘀，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的美帝干着急”。
毕淑敏：我记得那时候，每天中午有一个长篇小说联播，好像是从12点半到一点。那时候正好在食堂吃晚饭回家，就睡午觉。可是我特别想听长篇小说联播，我就每天都在那听。我记得播的是《平原枪声》，比如《烈火金钢》什么的。后来有一天，我上学的路上，我就跟别的小朋友讲，今天肖飞买药，怎么怎么样，然后，下午就坐在课堂上，然后老师就说，有的同学不执行纪律，中午不午睡，偷听长篇小说，我当时就想这老师他为什么知道呢，她一定是趴在我们家门口了吧。我记得当时声音已经非常小，我就把耳朵凑到收音机上，我说老师怎么会知道呀。从那以后吓得我再也不敢听了。过了许多年再一想，肯定他自己在听呀。
姜昆：打乒乓球，我们找一个三合板儿，然后找小锯，锯成一个拍子，扎得手上满都是刺儿。在地下，平一点儿的地，用粉笔画，中间隔上两个转头就这么打，以后在学校里有了乒乓球台子，就是用砖砌的在打。
朴素的生活中蕴藏了无穷的乐趣，对童年的姜昆来说，看电影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姜昆：看电影是我的爱好，我看电影可以不花钱，因为我们家旁边就是明星电影院，我经常是偷偷的进去，我都知道从哪进去，卖票的那个门怎么开，怎么从那后门钻进去，钻到什么地方能够不被检票的发现，然后堂堂正正坐在那儿，踏踏实实看电影，从小就养成了一套在黑暗当中工作的经验。
对于远离城市的人们，看电影似乎比城里人更多了一份隆重的仪式感。
艾未未：大家非常的过瘾看那个放映员怎么把一个汽灯点亮了，怎样把胶片放上去，放上去放的时候如果是胶片烧了大家特别高兴，一看银幕上烧了，大家特别乐，看完以后这个放映员会把所有的片子缠好以后，晚上再到另外一个连队去放，因为一个连队和另外一个连队可能相隔十公里远，那个连队的人正在摆着板凳也在那等着呢，所以我们会跟着这个放映员到另外一个连队再看一遍。如果他放三次，我们会再到另外一个连队再去看一遍，但是等电影全放完以后，我们离我们那个连队可能有十几公里远了，于是摸着黑地跑回来，整个一天都会很兴奋的背诵着那个电影里的台词，所以那个时候电影看的是蛮过瘾的。
吴欢：《英雄儿女》在我们当时确确实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部电影，而且当时这个向我开炮是大家的口头禅，动不动就是向我开炮。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因为外交政策的封闭，除了中国电影以外，只有苏联、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的电影可以放映。即使是这样，影片中的异域风情，仍然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文化生活中时尚的元素。
吴欢：我是我们学校的独唱演员，当时我记得我代表学校出去唱一首歌叫我是一个黑孩子，独唱，抹得满脸黝黑，当时老师在启发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给我这种思想，他说，你现在生活得很好，非洲的黑孩子呢太穷了，你长大以后就要有这种责任，以天下为己任，要解放黑非洲，然后唱词是，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乡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
当然，最让那个年代孩子们期待的事儿还是过年。
过年的那几天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在度过了一年的节俭日子后可以尽情奢侈的几天，孩子们也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大人们会用平常节省下来的零花钱为孩子们添置新衣，而最令人动心的当然还有那些平常日子难以看到的各种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在被称为票证时代的日子里，过年令人回味无穷。
陈丹青：从我记事开始，我母亲告诉我在我生的那年，中国开始实行粮票、布票、油票这些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会让你有期待，比方说到春节你就知道会有一张票可以去买鸡，然后有一张票可以买鱼、买肉，就这种期待感。
姜昆：到了过节的时候，就盼着乡下来人，为什么呢？他们过年的时候背着个大口袋过来，这口袋里边有画彩的泥兔爷，有不倒翁，有放的老头呲花，有炮竹，反正各种各样民俗的小玩艺儿，他背着到北京厂甸来卖，就在这时，老家来人他得有地方住呀，晚上在我们这儿还得住一宿呀，就给我们带白薯干，这对我们来讲好家伙，要是带一点白薯干，带点花生，再带点瓜子来，这就是天大的喜讯。
对于五十年代的孩子来说，一年中最让人期待的节日，除了过年，就是十一国庆节了。十月一日，对于生长在红色中国的孩子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像是一个盛大的狂欢典礼。
陈丹青：国庆节我们特别高兴，可以看大游行，而且在游行队伍过去以后可以在马路当中走，那是很猖狂的一件事情，晚上有放焰火，我们住三楼，当时整个高楼群还没有出现，我们家可以非常好的方位看上海人民广场和外滩那一带放焰火，那会儿国家其实很穷，可是焰火得放好久时间，可以放一两个钟头。可能小时记忆有错，我们觉得非常漫长，这个眼睛完全给照花了，互相呼朋唤友在屋顶上阳台上，那是非常深的记忆。
任志强：我们十一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十一的那一个学期都要开始打鼓，锻炼，训练，这个训练就是准备十一游行，因为同一个年龄的孩子非常多，而能去的不是多数，所以每一个人能参加的话，总是一个可以吹嘘的事情，或者说好像总觉得自己可以走在天安门可以看看毛主席，其实根本看不见，但是你的心理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天安门的形象，就是中国的形象，在天安门前留影，寄寓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国家的一种朴素的感情。
任志强：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经历，那时候天安门还不像现在似的，有公用照相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家里有条件的有照相机才可能，我父亲大概是在欧洲出差回来以后，还是在苏联考察回来以后，带回来一部埃克斯发照相机，那就成了家里一个宝贝，然后重大节日时候，大家会跑到天安门去照个相，或者到放假的时候可以到公园里去照个相，可能是每年每个孩子都会到天安门前区留个影，保留一个记忆。
追随着共和国跳动的脉搏，生于五十年代的孩子们逐渐的成长起来，今天的人们常会把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称为火红的五十年代，而生于五十年代的孩子们，也就成为了在红色旗帜下成长起来的未来的主人翁。
陈丹青：我们是建国以后第一代孩子，在欧洲和美国的说法是婴儿潮。二战以后我们就是新中国的孩子。我记得小时候，在操场上，就绑着个红领巾，手这么举起来看升旗，浑身发抖，激动得不得了，长大了马上就去上前线，这些都愿意。
姜昆：我们那个时候当少先队员的时候，都要蓝裤子，白衬衫，红领巾，这叫队服。但是我的蓝裤子从来不蓝，老洗的都发白了。而且蓝色也不正，因为上边老补着别的布，所以特别梦想有一天能穿上一条特别新特别新的蓝裤子。我的小姨的第一次的工资给我买的蓝裤子，穿上那条蓝裤子我特高兴，但是你现在想起来呀，那条裤子有什么呀，为了到五年级六年级还能穿，新裤子要长出许多来，所以卷着裤腿，就那样也好看。
任志强：那时候可能想加入少先队的感觉和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可能不一样。那时候我们觉得想加入一个少先队和现在人们的想入党一样难。因为它是红旗的一角，我大约三年级的下半学期才入的队。那时候确实心情比较激动。
今天，当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们回头去审视他们成长的轨迹，也许仍然会为当初他们那些天真而执著的表情和行为感动，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天生拥有着一种优越感和自豪感，而他们所成长的氛围也为他们的性格乃至人生经历刻印上了无法磨灭的时代痕迹。
吴欢：那时候有一个最大特点，以比穷为光荣，就是咱们看谁穷，谁光荣。我记得新衣服我给它弄旧了穿，不把这衣服弄旧了这不算光荣。所以新衣服先让我妈给我补补丁，鞋也得补补丁，一双鞋穿得补的又破，补丁越多，越是革命，艰苦朴素。
艰苦朴素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追求革命和进步的标准，学工学农作为培养艰苦朴素美德的课程之一，成为了那个时期学校教育中充满了时代特色的一课。
吴欢：上学，非常重要的一课就是下乡劳动，这个下乡劳动是当时的必修课，比如说掏粪，趁没人的时候，就往身上浇几滴粪，然后人家一没看见就去玩去了，老师再来一看，身上都是粪，脸上也抹着粪，臭也得往脸上抹，为什么呢，光荣呀。
对于生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新中国诞生和成长的时代，新生国家所特有的激情和朝气渗透在他们蓬勃的血液当中，与此同时，共和国所经历的崎岖与曲折的历程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他们成长记忆中。
毕淑敏出生于北京一个军人的家庭，毕淑敏六岁时，北京城上空钟鼓齐鸣的悠远声音和着人们围剿麻雀的呐喊声留在了童年毕淑敏的记忆中。
毕淑敏：1958年那时候我应该是6岁，我记得大家都跑出去打麻雀。我那时侯心想，为什么人们都拿那个旗，一个棍子上绑一块红布，使劲地在天空挥舞，说那些麻雀不敢落下来，就是要把麻雀累死。小孩，特别喜欢小鸟呀什么，我一想，把一个麻雀累死这是不是有点，心里会生出那种怜悯的感觉。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旁边有一个叔叔，他告诉我说，这些麻雀都死了，我们就进入共产主义了。然后就拍拍我的头跟我说，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你们是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
麻雀的歼灭战以胜利告终，据说有一段时间，仅仅半个月，全国就消灭了麻雀19.6亿只。
同样狂热的情绪也体现在了1958年大炼钢铁的运动中。
1958年大炼钢铁的热潮留给陈丹青的记忆是深刻的，尽管那时的陈丹青还是个上幼儿园的孩子。
陈丹青：我1952年生，大概1955年上幼儿园，到中班的时候，大概大炼钢铁就开始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当时宣传画、无线电里的广播，马路上敲锣打鼓的游行，都是讲大炼钢铁，很多上海非常好的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弄堂，门口都有大铁门，大铁门都拆下来去把它烧掉了，做钢铁，所以我记得小时侯，中班一群小孩坐那儿，老师一个一个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轮到我说，我就缩在那儿，我就说，我想当炼钢工人。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热情之下，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的在全中国展开。狂热的行动并没有让人们看到共产主义远景的来临，经济的凋敝和人民生活的困难成为了中国人所必须要面临的现实问题。
毕淑敏：三年自然灾害一开始，即使我们在北京，是一个小学生，可是我们已经吃不饱饭了。我因为一直都在食堂里吃饭，那时侯我就看到食堂里那个水池子里面泡得全部是树叶，听说这个树叶子会做什么人造肉呀。我当时就想，那个叶子和肉有什么关系呢。那做出来一吃，实际上真是不能吃，特别不好吃。学校突然间下午不上课了，上午只上三堂课。后来说是因为已经有人浮肿，女孩子的精力不能达到，然后又说多少叔叔阿姨剩下自己的口粮，给我们用黄豆做汤，说可以补充蛋白质。有很多孩子他们就会排到队尾，因为在前边一勺一勺打这个黄豆汤的时候豆子比较少，但如果你排在最后的话，你会多得几粒黄豆。在整个国家遭受这种饥饿和困难的时候，我们这代人真的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这种物质的缺乏。
50后的百味人生
酸甜苦辣咸，六十年百味人生。60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可能只是一个片段，但对于人的一生，却意味着几乎全部的有效时光，就像浪漫的“金婚”纪念日对于爱情的意义一样。一个国家，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可能会逐渐成熟起来，进而理性的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无论如何，在6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很难摆脱历史和文化基因的困扰。一个人，除非具备“用脚投票”的能力，否则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更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因此，注定了一代人有属于自己的沧桑和荣辱。
绝大多数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也许是下过乡的“知青”，也许是扛过枪的老兵，也许是没念过多少书就“分配”工作的幸运儿……在计划经济年代，他们的工作都是政府统一安排的。分到工厂在工厂，分到机关在机关，分到现在的“垄断行业”就在“垄断行业”。党的教育，传统的修养，让他们怀着对党的朴素阶级感情，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很少有人因为工作分配而斤斤计较。
他们曾经为了国家建设任劳任怨，他们曾经为共和国出过汗马功劳；他们曾经是劳动模范，他们也有的曾经转为“国家干部”。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为国家默默奉献了40多年的国家宝贝们，如今年近黄昏，壮士迟暮，改革的浪潮袭来，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生于80后的年轻人，他们的爸爸妈妈生于五十年代，由于他们生于这个年代继而成长于后面若干年代里所遇到的国家的变革，到现在已经年过半百的人，所造就了他们生于这个年代的人的特殊性：他们承受了太多的国家与社会发展变革所带来的影响，或者叫做牺牲，或者叫做不幸，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一生被深深地影响了，他们所遇到的磨难与挑战，压力与痛苦彷徨，应该说，人生的各种滋味，他们都遇到了，丝毫不比我们现在的生于八十年代的这一代人轻。他们挣扎着，坚强着，忍受着到了今天，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应该已经到尝遍苦味开始憧憬即将到来或已经到来的安定的退休生活的时候了，但是他们的思维，他们的生活，由于他们的辛苦，由于他们前半生为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开放贡献出了大部分廉价的劳动力使得他们过于牺牲了自己的学习与成长的机会，当然，不可否认现在的社会中流砥柱中很多也是生于这一年代的人，但是绝大部分如大家所见的，都无可避免的，在与现在这个发展的社会渐行渐远。
在我所在的小区里，由于这个小区本身就是以前一家国企的宿舍区，周围的邻居和小区居住的人也基本上都是原先国企这个厂里的，所以当这个厂倒闭后，领了几万元钱的，下岗找不到工作的，二者角色重叠在一起的不乏其人，这种二重角色扮演久了，不免习惯于无助了，每天便过上了规律的失业生活，柴米油盐，在领的几万元或者一家另有的劳动力挣的钱里花吧，能够用就行，一天里的大部分生活，睡觉，逛街，打牌喝茶看电视，聊东家长西家短，就这样过了，这些人大多也就五十多岁的样子，女的稍微还多一些幸福感，五十岁领社保了，男的稍微有些压力，六十岁领，就这样，小小的宿舍区，加起来不过七八栋的房子，麻将铺子至少不下五个，都是在自家屋里开的。
我很能理解她们，从内心来说，没有人愿意失业在家的，没有人愿意一天到晚过着得过且过日子的，但没有办法，社会好像已经抛弃了他们，正如他们自己说的，摆在自己面前有太多的困难，去接触这个社会去学习这个社会新的东西，他们无奈着却又不得不面对着他们正被这个社会抛得越来越远的尴尬的处境，剩下的几十年，他们难道就这样过了吗？
人不能让社会来适应自己，社会在个人命运面前，总是无情而冷漠的，它最多可以提供一种机会，一个途径，让人选择是适应社会，还是被社会抛弃，而类似于生于五十年代现处于失业与落后知识的人来说，他们除非自己愿意去把握这个机会，那么他们只有被一直与社会保持着距离，甚至这个距离会被更加拉大。
如今，很多的机会给予了新一代的年轻人，同时也给予了50后的一代人们更多的机会，生活在继续，而未来更加美好。
“我出生的五十年代 日子过得舒舒服服是应该
每天运动 持续美白 一点也不输给
蛋白质的女孩
我出生于五十年代
青春少女转眼已成了师奶
当年的pose再摆一摆七折八扣还是有几分姿态
就算有什么惊动 也不会惶恐
因为已经一眼朦胧
其实什么话你全都听得懂
只是装做想不通
因为不想去追究 失去了的梦
所以说很享受平庸
但是总会有些时候忍不住
像年少般的蠢蠢欲动”
北京的李女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说起来，我和丈夫以及我们各自的兄弟姐妹们都是50年代生人。每逢家庭聚会，倒更像是家庭50年代生人的大聚会。从大哥大嫂的51年，到小妹小妹夫的59年，兄弟姐妹的生年遍布整个50年代。
有人这样说，50年代生人，是传统又反传统的一代。在我们已经懂事的年纪，就亲历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动荡。我们往往比年轻人更热爱自由、崇尚平等与宽容。为了自由，许多同代人宁愿把物质需求压至最低。看那把盒饭吃得一粒不剩的，可能生于50年代；看那为省一元钱多走几站路的，可能生于50年代。节省有时不是为了节省本身，而是一种渗入血液的忧患意识，把节俭当成身心自由的保障。
我们50年代的人活到现在，半辈子或多半辈子了。我们几乎每个人在向前活着的同时，都常常会陷入一种怀旧的情绪当中。淡淡的不能触摸、淡淡的隐约飘忽，可以让自己独自冥想，也可以和一个人淡淡地分享，那就是在怀念的同时，又深刻地感悟着现实和存在。
五十年代生人，那是共和国刚刚诞生后新中国的第一代生命，在我们生命的最初历程，就有了对我们生命的这样一句定语，‘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在当初的成长历程中，五十年代生人没有一个人会对此定语产生过怀疑。
但是，在我们儿童期最需要营养的时候，我们尝试到了挨饿的滋味，什么东西都想塞进嘴里去；在我们求知欲最强的时候，却一头撞进了‘文化大革命’。后来又成了‘知识青年’。
我们用生命的前半段历程作了学费，才懂得面对社会人生要用自己脑子去思考，我们这一代人是多磨难的一代。因为，我们恰逢了历史的幼稚期。
五十年代生人都已过了知命之年。血气方刚意气风发的时代早已过去，仅留下遥远而魂牵梦萦的回忆伴随着我们仅剩的如金岁月。”
一位生于50年代的网友，谈起自己的经历，言语中充满了留恋与回忆。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追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农村处处增光辉。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啊，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自豪的举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五十年代生的朋友们。想当年，我们就是唱着这首歌在为把十年文革的损失和所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而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的工作，无私的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看今天，几十多年过去了，祖国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伟大的祖国，真的己变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农村处处增光辉。这证明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我们的汗水并没有白流。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奠基石，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开路人。我们应当感到自豪，我们应当感到欣慰。
尽管我们的经历是坎坷的，尽管我们的付出没有受到很好的回报，然而我们仍然是最坚定，最顽强的人，我们仍在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发挥着自己的夕阳红。活着，就是我们最大的荣幸。比起那些己牺牲了的死难同胞来说，我们还有什么怨气可言？
我衷心希望我们这一代人都能够心怀宽阔，胸襟坦荡，平和的看待眼下的一切，争取健健康康的多活上它几十年。经历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代见证人，我们享受了动荡的经历，我们不愧为新中国的第一代。
我自称我这个五十年代人为一根没有燃烧的火柴棍，什么原因呢？是受了潮。其实我认为我们是一根好火柴棍，是用良好的材料特制而成，可是十年灾难使我们通体受潮，在生活的磨历中我们由于材料良好加工细致，还是搓燃起了火花，展现了我们生命的价值。然而，这种燃烧因受潮严重而没有烧透，为我们的生命又带来了很大的遗憾。我们叹人生，叹命运，唯独不后悔我们所走过的路，因为那路也是我们面对后人时值得娇傲的路，是他们无法想象的路。
经历就是我们的财富，经历也是我们精神的支柱，经历使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比后来人更勇敢、坚强和沉着，经历让我们更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当今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经历让我们懂得了只有安定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经历也促使我们这一代人成为了民族的中坚力量。
如果我们这些没能燃烬的火柴棍都能够撑起自己身边这片小小的天地，和谐好我们身边亲近的人群，那么，整个中华民族就有了一片广阔无垠的天。只有这片天不塌，那又何惧我们的儿孙们不能振翅飞翔呢？！
在‘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的豪放歌声中，我们与全中国人民一道将自己的青春投入了四化的建设中。我们忘我的工作，无私的奉献，想把我们失去年华夺回来，就是想让我们的后代能过上好日子。”
《喀秋莎》回荡耳畔的年代
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对《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喀秋莎》《社员都是向阳花》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以致于家中的影碟都是这类时代遗曲，而与谢霆峰、周杰伦那伊伊呀呀含糊不清没完没了的“拉普”犹如天外飞音莫衷一辞，但在儿子女儿的熏陶下也能哼个大概，自嘲曰：“这是被动吸烟。”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喀秋莎站在竣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优美的旋律，熟悉的歌词，一首《喀秋莎》不知能唤起多少人对那个特殊年代的回忆。
“那几天，恰好村庄刚安上电灯，学校每晚也是颗颗‘夜明珠’齐放光芒。晚自习上，在桔黄柔和的电灯光下，我看了一会《不死的王孝和》、《儿女风尘记》和《大跃进诗抄》后，便又拿出《喀秋莎》来，开始唱着这首让我十分感兴趣但却又让我感到陌生的苏联歌曲，心里感到愉快极了幸福极了。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天涯’一词，立刻让我感到了俄罗斯大地的辽阔和其中蕴含着的无比诗情画意。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这让我心头浮现出故乡清晨河槽里溪水上面如蓝纱般飘拂的淡蓝雾霭。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峻峭的岸上’这短语引发了我阵阵的如潮美感，又让我联想到‘夏季里的一天，天气晴朗，我们到郊外去远足。我们走到小河边，看见……’这段话曾激起过的美好意象。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这一比喻歌声的句子优美致极，我被陶醉得心潮汹涌连连摇头。这是很美的歌词，我的关于俄罗斯大地辽阔宁静美丽明媚如诗如画的意象，就是通过《喀秋莎》这首歌曲开始具有的。多么美的歌词，多么美的时光。我的童年沐浴在这么美好的艺术熏陶中，不能不说是一种极致的幸运。”——网友
最近，一位网上的朋友给我发来一首用俄语唱的，是前苏联二战时期的流行歌曲“喀秋莎”。当我听到这充满活力和浪漫激情歌曲时，有些感慨！这感慨勾起了我对当年下乡当知青时那段苦涩和难忘的回忆。
记得那时的农村，文化生活相当枯燥，全队、全公社的人，闲遐之余只能听听那挂在每家墙上小广播播出的一些“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太阳出来照四方”等老革命歌曲及当时最流行的京剧革命样板戏，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享受了，至于现在的电视、电脑之类的东西做梦都想不到。我呢，因为是地道的无产阶级，除了基本的生活用品啥都没有。每当傍晚时分，一个人就拿出日记本来，在煤油灯下，照着上面不知从什么地方抄来的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如电影歌曲、知青赞歌、卖花姑娘等等哼唱着。有时也拉拉二胡，弹弹土琵琶，以解除和排遣每天劳作后的疲劳和孤寂的漫漫长夜。有一次回城里，在路经毗邻生产队的一个知青住房时，听到从里面发出的低沉浑厚的男中音歌唱声，觉得不错，便立即驻足倾听。虽然音色、音准、节奏都还不错，可叽哩咕噜的不知是唱的什么词，颇感好奇，就径直走到屋外叫到：“朋友，可以到你家里坐坐吗（因为我知道这是刚从其他农村转到我们这里的重庆老知青，还没见过面的）？只见从那裂着有几公分宽口子的土墙小屋里，走出来一个带眼镜的知青。他，瘦削的高挑个，清瘦的脸上没刮和不修饰的胡子，在他那稍厚的嘴唇和尖下巴上长短不齐的乱长着，高高的额头上一头冲天的乱发，显然是个不爱修边幅的人，加之又佝偻着背，显得有些与岁数不相符的苍老，只有在那副深度的眼镜片后一双转动有神的小眼睛，才给人以精敏的感觉。上身在前面有几个小洞的蓝色背心上套穿着一件没扣扣子的脏不拉叽的白衬衣，下身穿着一件一边挽的很高、一边挽的很低裤角的深灰色布裤，套着一双粘着泥点子的凉鞋（一看就知道是已下乡多年的老知青！如果不是那副眼镜，已和道地的农民差不多了），快步走上前来面带笑容的伸出手来和我友好的握了握手说：“你也是知青？快请屋里坐！”
经过自我介绍后，我们简单的谈了各自从学校出来到乡下的经历。从中我得知他是重庆老三届的高中生，因“文革”没能参加到最后一次的高考，跨入了上山下乡的行列，很遗憾的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已下乡3年多了。有些熟悉后我问到：“刚才你唱的是什么歌，歌虽好听可我怎么听不懂啊？”他笑道：“是苏联卫国时期的一首战地老歌，名叫《喀秋莎》，我是用俄语唱的，所以你听不懂。我在上高中时外语学的就是俄文，你喜欢吗？”，我说：“当然喜欢，不知能学会吗？”他说：“我教你啊，应该没问题！”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经常相互的走动起来。不久我除了能“熟练”的用俄文在知青中骄傲的唱起《喀秋莎》，而且还能简单的说几个常用的俄语单词，知青们都很羡慕我。
有一天，那姓周的重庆老知青突然问我：“你想上大学吗？”我说：“怎么不想！可能吗？”他说：“那好，我们一起学习！利用晚上时间学，我还想考大学，也许还有机会！”在他的鼓励下，我回城里拿回了下乡前老师送给我的高中数学课本，向他请教……。就这样，我们开心的劳动、学习，那《喀秋莎》的歌曲声也经常在我们那各自的小土屋里回响……！可好景不长，理想也成了泡沫！不知何时，我们的学习和唱外国歌的事被传到了公社管知青的干部耳里，这在当时我们公社的王国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一次每月列行召开的全公社知青大会上，受到了管知青的公社干部严肃的批评。
那天我们没参加知青会例行的集体活动，就提前回生产队了。行走在回生产队的路上，我们虽然心里感到有些难受，但还是在重庆大哥哥的引领下高声的唱着《喀秋莎》！他那依然镇定的表情让我敬佩，我们相互被激情的歌声感染着，好像在舞台上歌唱一样，那样随心所欲，那样旁若无人！因为在那时，我们只能用歌声倾吐心中的不满和压抑。一路的歌声惊动着在田地里劳作的农人，他们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远去……
秋去冬来、花开花落，我和姓周的老知青在压抑中又度过了两年难熬的日子，没了欢笑、没了歌声，但学习却没有放弃，只是我们改变了学习方式，偷偷的进行。学习上，我不懂得的，等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打着手电筒，拿着打狗棒悄悄的到周哥（后来我都这样叫他）那里去请教。他总是那么认真的讲，不厌其烦的解释。虽然有些讲了几遍我还是有些不懂（因为当时16岁的我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只是个“文革”的初中生），但我还是尽量的记下来，带回去慢慢的琢磨。学习中，计算那些中学里的代数、方程式、几何等都不知用掉了多少草稿纸，回家时连香烟壳子都不放过，统统收集起来带回农村去做学习所用的草稿纸。当然，每次从城里的家回生产队，为了酬谢“眼镜老师”，我都少不了要带些他喜欢吃的东西，再买几包两角多钱的香烟给他。他一高兴，即刻拿出一根点燃深深吸进一口烟后，就眯着眼睛将大股浓烟从他的鼻、嘴里喷出，随即再吸入一口，圆合着嘴，然后脸朝上一口接一口的吐着小烟圈。那表情简直就像神仙般的快慰和舒心。之后便微笑着又悄声的唱起他高兴时才唱的那首《喀秋莎》歌来，我努力的与他配合着，但始终俄文唱不到他那流利的水准，特别是弹舌音，常常发出蹩脚的怪音，引的我们双方都那样会心的笑……
时间如梭般的飞逝，转眼我已近20的人了，那周哥也已到了而立之年，过度的用脑、焦虑和不良的营养使他的头上出现了许多白发……是年冬天，气候好象突然温暖了许多，感觉没有往年那样寒冷（实际上是后来招工喜讯的传来，我们从精神上所感受到的温暖）。喜神悄然而至，如同封冻多年的大河在阳光的照射下融化了凝固在身上的冰衣，一泻千里的向大海奔去……。冻结多年的招工，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层的关怀下解冻了。傍晚，饭做好了，我们边吃、边喝、边聊，酒过几巡后，周哥突然端着小酒碗站起来要和我碰杯，我急忙也站起来回敬的与他碰碗，他红着眼睛问我：“高兴吗？”我说：“当然高兴！”他说：“那好，把这碗干了，我们一起唱《喀秋莎》算哥哥我为你送行吧！”我说：“好的，干！”碰碗响后就听见水进喉咙的咕噜声。接着震天响的《喀秋莎》在小屋里爆发出来……。
这么些年，我始终没忘记这个姓周的老大哥，每当我唱起或者听到那熟悉的《喀秋莎》歌曲时，周哥的音容笑貌就会出现在脑海里，心里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之感！如今，我学会了上网，在这网上尽情的写作、聊天，可只要听到网友发给我那首《喀秋莎》歌曲时，就总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总会情不自禁的合着网上《喀秋莎》的节拍，尽情的、动情的去唱、去回想、去思念……！这大概是怀念吧！同时也是对那特殊年代和那受我敬重的人的一种反思和回恋吧……，总之，是一种酸甜苦麻辣五味俱全的复杂心情吧！（来源：百度文学吧）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天空是湛蓝的，晴朗的。解放的气息，弥漫在空气的每个角落。那个时代年轻过的人，今天往往都分外怀念那个年代——那是一个民族最先尝到自由味道的年代。可能正因为此，50年代的年轻人，今天依然显得如此年轻，与今天貌似活跃其实内心疲惫不堪的“潮人”、“达人”相比，“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确是真理。
每一代人对“自己的一代”感受深刻，亲切和留恋，不奇怪。但50年代出生的人可说是“特殊的一代”，我认为他们的精神结构是经“特殊材料”制成，并经惨烈拆解、震荡、蚀销、改换，总体可称为“理想主义”一代人，其中少部分文化者现今成为“残余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代人他们是连接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座桥梁，是新旧两种观念激烈展示的桥头堡，多数人付出了为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沉重代价。
当时工人和农民的地位很高，干劲很足，没有任何萎靡。家里的大人，邻居、老师，没有一个不是工作勤恳，态度真诚，身心内外透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每一个人都是天下的主人翁，都把对整个国家、社会的爱化为每一滴热血，每一口呼吸。
曾经有无数当代的年轻人，因为感情生活的不稳定而怨天尤人，甚至抱怨不断。而回到五十年代——那个时代的感情却是非常简单的，空气里的一点桂花香就能成为所谓爱情的信号，没有人为这些事操心，大家的心理纯净的如同清澈的可以看到水底的小溪，每个人都是白水一杯。
电视剧《金婚》描写了一段开始于那个时代的爱情——剧中的男女主角佟志和文丽相识在1956年。那个时代的爱情好像真的就不如今天这么复杂。什么是爱情？“差不多”就是爱情。只要你够善良、真挚，再稍有那么一点敏感，爱情就会像阵风儿似的来到你的身边。而今天，我们将金钱、物质、感受、悲剧、喜剧、家庭、社会、发展、事业……太多的不合理化因素强加在了“爱情”的身上。
“简单”——这个世界上最不复杂的必要条件，在现代人面前倒变得如此棘手，并且几乎挡住了我们的爱情之路。事实上，幸福是一种日积月累，是一种沉淀，是一种过往生活的堆积。幸福只是一种感觉，用无数种不好的感觉期待去换取一种好的感觉，却反而发现自己“一点感觉没有”，这是太悲哀的一件事了。
五十年代人们的衣食住行，朴素简单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革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无可厚非。
他们对红烧肉、猪下水有着由衷的割舍不掉的眷恋之情，这完全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物质极度匮乏而必然导致的结果。小时没吃，青年猛吃，到如今血脂高血压高又不得不重嚼白菜萝卜、内心万般痛苦却强作欢笑大谈生命健康的价值和意义。
他们的衣着打扮永远是那样落后于时代半拍，酷爱三结头皮鞋，穿件西装也显得别别扭扭，让人误认为是农民兄弟来支援城市建设，而儿子女儿则永远是青春气息动感强烈，一身港台流行歌星的打扮。面对着指责，他们会富有哲理的告诉小字辈：“时装潮流是三十年一轮回，今天落伍的很有可能是下一年度意大利米兰时装周的发布对象。”
他们有着太多的革命浪漫主义情结，喜欢听大西北的音乐，喜欢看大西北的风光片，并郑重其事的告诉子女：“当年差一点就写了血书远赴大西北贡献热血和青春。”子女们则反驳道：“怎么会想去那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呢？要去也要去深圳、珠海、浦东嘛！”
他们都没有接受过现代知识的教育，坐在电脑前用拼音输入法打字总是那样生硬、迟滞，儿女们则打字如飞，而电脑里的那些莫明其妙不知所云的文字和符号则永远是心头的痛：美眉、88、菜鸟、恐龙。
他们在工厂是好工人，永远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永做革命英雄主义的螺丝钉，拧到哪里都不得不那么牢固可靠。而今天又走进风雨中，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招聘启事中那些“大学本科、三十岁以下”他们茫茫然不知所措。——自我安慰属于8341部队——门卫大军。
他们虽然已过知命之年，但逢五一、七一、八一、十一依然情怀未泯，他们的这颗赤子之心永远属于中国！
50后经历沧桑而精彩，纵观历史没有任何一代人像50后们所经历的历史变故多样且波澜壮阔。无论哪种经历都是人生财富，跌宕起伏也好，光芒四射也罢，都已成为过去。
（根据半月谈网资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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