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艾肯格林：保护主义的严重问题|关税|宏观经济|美国_新浪财经_新浪网
　　如今，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新总统不会致力于自由贸易。推定民主党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最多只是自由贸易特别是跨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温和支持者。她的共和党对手唐纳德&特朗普则对开放美国市场的贸易协议持完全敌对的态度。与现代共和党传统相反，特朗普准备对福特墨西哥工厂生产的进口汽车和部件征收35%的关税，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
　　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特朗普的计划将带来灾难性的宏观经济效应。否定自由和开放贸易将严重影响信心、抑制投资。其他国家也将效仿，实施本国关税，拖累美国出口。结果将类似于美国国会1930年批准、由声誉不佳的前共和党总统胡佛签署的史穆特-哈雷关税(Smoot-HawleyTariff)&&该措施加剧了大萧条。
　　但仅仅因为经济学家们形成一致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对的。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即需求萎靡时，物价停滞或下跌，利率接近于零时&&常规宏观经济逻辑不再有效。这一结论适用于关税保护的总体宏观经济效应，特别是史穆特-哈雷关税。我不情愿地承认，我在30年前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中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课以重税。这将促使美国消费偏向本国企业制造的商品。而这又将推高美国物价，当存在通缩风险时，这样做是有裨益的。
　　但接着，中国效而仿之也实施关税，使其需求从美国商品身上转移。从美国消费者的角度讲，唯一的影响是来自中国(目前必须缴税)的进口品以及美国制造的替代品都变得比以前更加昂贵了。
　　在平常环境下，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结果。但当面临通缩时，物价上涨压力正是我们想要的。升高的物价鼓励公司提高产量、家庭增加支出，也降低了债务负担。而由于通胀仍然过低(因为萧条的宏观经济条件)，美联储也没有提高利率以抵消支出增加通胀效应的必要。
　　为了防止这一思想实验被误解，我想做一个澄清：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在流动性陷阱条件下提高物价、刺激经济活动。显而易见的进口关税的替代方案是，简单的财政政策&&减税和增加公共支持。
　　但是，关税方法很重要。正如关税保护在通缩的流动性陷阱式条件下不构成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们所熟悉的秘方&&自由贸易也不是解决方案。寻求应对当前“长期停滞”&&缓慢的增长和低于2%的通胀症候的良方，不应过度强调贸易协定的宏观经济积极效应。同时也不应援引史穆特-哈雷关税导致大萧条的老观点，因为根本就不是这样。错误的主张，即使它们是出于好意提出，也无法带来任何好处。
　　但史穆特-哈雷关税确实带来了各种其他破坏性后果。首先，它打乱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转。自由贸易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相辅相成。从国外借贷的国家必须出口以维持债务。史穆特-哈雷关税让出口变得更加困难。结果是普遍的外债违约、金融抑制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收紧。
　　其次，贸易战助长了地缘政治紧张。法国议会下院被美国的法国出口专门税激怒，对美国进行了经济宣战。英国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品课税，并给予英联邦和英帝国属地关税优惠，这又激怒了胡佛及其继任者罗斯福。加拿大总理金(MackenzieKing)提出了“边境战争”的警告&&即政治关系恶化的外交语言。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结束全球不景气的措施，因为这些外交冲突而受到拖累。
　　更糟糕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领导人在本应齐心协力推进其他共同目标的时候互相争斗不止。毕竟，除了经济政策，上世纪30年代还有一个更大的威胁，即希特勒的崛起和德国的再军事化。单方面地采取贸易限制导致外交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从而也使动员联盟以遏制纳粹威胁的举动更加复杂。
　　关税保护或许并非流动性陷阱条件下的坏宏观经济政策。但这并不能让它成为好的外交政策&&不管是对特朗普还是对其他任何人。
　　(作者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剑桥大学教授。版权：ProjectSyndicate)
我们考虑成本，不单单要考虑生产成本，不单单是狭义的完备市场体制下的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我们这种转型期国家伴随的体制成本，运行的制度成本，这个成本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将继续成为下半年稳增长主力。而民间投资能否摆脱持续下行困境而有所起色，关键要看基建投资力度是否足够大，是否能够重新唤起各方对经济前景预期。
备受舆论关注的旅客机上突发急病事件，或许更多折射出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终日忧虑的看病难延续到了自己的远距离出行，即便是选择了最贵的民航，哪怕坐在头等舱里，也不能放心，更无法像在家里拨打急救电话自己掌握生命。
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要真正积极”的精神落实，中国经济出现失速和硬着陆的风险较校但是不可否认，国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国内供给侧仍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仍不容乐观。中外专家:美对中国轮胎特保措施不利世界经济复苏
商务部:中方强烈反对美对中国轮胎采取特保措施奥巴马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实施关税限制
新华网大连9月12日电(记者郑晓奕、桂涛、杜静)美国总统奥巴马11日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正在大连参加夏季达沃斯年会的中外专家对此作出反应,认为此举是贸易保护行为,不利于世界贸易增长,无助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亚历杭德罗·哈拉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说,这将引发各方忧虑,“这是一种限制贸易的行为。很显然,此举无助经济复苏,不利世界贸易增长。我希望各国在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时要谨慎。”
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制造更大的问题。贸易保护行为无助我们战胜金融危机,只能制造紧张情绪。”
泰国贸易代表吉·西提蒙说:“如果这是一个长期措施,那么只能使美国少数集团获益,国际社会很难接受。这也不符合二十国集团伦敦会议的原则。”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今年4月初举行的应对危机的伦敦金融峰会上承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今年4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接受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申请,对中国输美轮胎发起特保调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声称,中国输美轮胎数量在2004年到2008年间增加了215%,造成5家美国轮胎厂关门倒闭,损害了美国轮胎工人的利益。
根据美国政府11日的决定,对中国输美轮胎征收的惩罚性关税税率第一年为35%,第二年为30%,第三年为25%。而此前征收的关税不到4%。
中外专家认为,此举将使中美双方两败俱伤。中国贸促会副会长王锦珍对新华网记者说,这可能迫使中国轮胎退出美国市场,这不仅使中国近十万产业工人队伍受到冲击,也将影响美国轮胎分销和零售领域25000人的就业。哈拉也认为限制中国轮胎进口对美国本土轮胎业发展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也为中美之外的他国供应商提供了机会。王锦珍认为,此举也不利于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汽车业的恢复和发展,因为中国轮胎较之美国轮胎拥有价格优势。
王锦珍强调,美国这一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最大弊端是对全球贸易环境和各方心理的影响。王锦珍说,作为全球最大贸易体,美国在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将影响轮胎行业,而且将影响其他领域的世界贸易。这将令贸易各方产生心理障碍:美国贸易环境到底稳不稳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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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保护主义--从殖民地经济中拯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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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通过造就了产业革命的辉煌，美国通过典型的对英国的赶超。那种把我国以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经济学原理。为了从目前的经济困局中突围出来，为了从殖民地经济中拯救我国，并重新开启。为此，中国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我国许多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严重损害和失去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严重弊端。在历史上，历来都是发达国家捍卫自由贸易而欠发达国家吁求当美国采取针对我国的却成了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自以为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自由贸易使我国越来越陷入日益严重的
英国通过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不仅击败了荷兰和西班牙而崛起，而且也造就了对世界近代史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产业革命。据历史记载，1721英国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英国却是输出原材料和农产品，输入制成品，这是一种在经济上处于他国殖民地的地位。因此，英国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从15世纪末开始，就孜孜不倦地展开了长达三百多年的1485贸易保护主义政策，15871651167216991700172117601830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倡自由贸易，但是1815农业的保护力度，一直到1846年，当英国，英国才通过取消《谷物法》，开始了维护其工业绝对领先地位的贸易自由化进程：1849年废除《航海法》，1860年取消所有贸易和关税限制，并把自由贸易打造成自由、民主和和平的化身，劝说落后国家也实行自由贸易。
但是，美国人很容易地就识破了英国人的伎俩。美国早期保护主义代表人物雷蒙德在1820年就指出，英国并不是靠亚当·斯密的方案致富的，而他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让别的国家来遵循这一方案，“这就很好地揭示了他们的目的，即鼓吹亚当·斯密理论体系的作用好让别的国家上当，而他们自己是绝不会被自己所欺骗的”。针对英国人有关自由贸易的劝说，当时的美国人回答说，“……自由贸易是一个理想，美国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公开宣扬真正的世界主义原则。这将是当美国人口上亿而且海上到处都有美国船只的时候；此时美国的工业已经臻于完善，纽约和费城分别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中心和制造业城市；此时地球上再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与美国这颗巨星抗衡，然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在包括陆地和海洋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公开地宣扬自由贸易”。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实行了世所罕见的高关税保护主义政策，正如托马斯K30%
美国经济在1894年就崛起了，但其高关税保护主义却又继续实行了四、五十年，只是在其工农业帝国的稳固地位无法被其他国家所撼动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才开始大力推行自由贸易，乃至到最后，美国200157把自由贸易神话成了自由贸易的同时201019-
1815()1970-90高关税保护下的自由竞争在当时遭到了因政策建议而得到美国政府多次嘉奖的威尔斯的坚决反对。这种过度竞争的情况在当时同样是保护主义的1879
美国实施高度保护主义的结果如何呢？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在国际上使许多国家难以招架，以至于年在欧洲出现了大量的图书，第一次向人们拉响了警惕“美国化”的警钟。我们知道，1875 1908保护主义阻碍了技术创新，否决了目前在中国仍有很大影响的科技落后和高度保护主义的保护主义的基本国策、国内市场规模、组织创新美国实施高度保护主义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规模小，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将受到严重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对当时的美国是不存在的，对目前的中国更是不存在的。但是，中国需要保护主义并不是因为这个理由。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我国国际经济大循环经济战略为基础的所存在着的致命弊端：由于模块化生产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了“担水劈柴”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受到了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根源。令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战略无意间竟然与美元霸权的战略意图相吻合，美好的初衷竟然使该战略成为一条中国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这岂不令人悲叹！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胡锦涛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在这种思想指导下，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人民日报发表政论文章，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中国 20世纪以来曾有过的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及30年前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作是我国第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但是，目前的中国经济学界由于受到传统思维模式的严重限制，难以对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等战略构想以及应对战略构想而且也是
技术进步的动力？因此，为了降低民族
英国的商业以前完全掌握在外国人尤其是汉撒商人的手中，甚至使用的货币也是汉撒同盟的，当时的英国人把汉撒商人称作“东方人”，英镑（“sterling”或“pond sterling”）就是从“东方人”（Easterling）这个字眼而来的，这种情况比当今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国内流通美元的情况还要严重，英国崛起是在清除掉外国商人和金融家对本国经济的这种支配后才开始的。19
·凯里看来，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是一个挑动阶级斗争和民族仇恨的经济学体系。
科技进步科技进步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是
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成功的农业仅存在于工业也取得成功的地区。工业由于技术创新的国家理发师的实际工资为什么5倍于生产率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同行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发达国家工业创新的收益为其理发师的高收入提供了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产业分工的深化，产业创新的机会窗口都聚集在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低端环节基本上都成为由于我国通过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导致我国工业环节，中国“三农”问题的根子在于中国“无技术的工业化”，在于自由贸易的全球化，我国只有通过保护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了“无技术的工业化”问题，城乡统筹和“三农”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环节是以消耗大量资源并造成环境污染为特征的，因此，我国通过利用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引进外资加入到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是有目共睹的。众所周知，目前我国80%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绝大部分森林已经消失；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据报道，在我国引进外资最多和“世界工厂”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虽然在面积不大的区域内创造了我国30%的对外贸易额，但代价是深受污染之痛，且持续已久。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珠江三角洲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受重金属污染，且其中10%属于严重超标，这直接导致当地叶菜类蔬菜的污染情况十分严重。自由贸易还导致了我国大量自然资源被破坏性的开发并通过廉价出口流入发达国家，稀土只不过一个较突出的例子而已。因此，为了环节，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显而易见，如果不通过保护主义措施扶植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民族企业并保护其国内市场，。
美元霸权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没有成本地印刷美元无偿地占有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政府就蓄意地通过新自由主义大肆诋毁内向型经济，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推荐为我国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我国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美国才能不劳而获地通过印刷美元纸币换取我国的出口品。同时，美国政府又迫使我国把出口获得的大量美元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并通过滥发美元等使这些美元储备不断贬值，最终失去经济价值，从而使我国深陷“美元陷阱”之中。我国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于实体经济，显而易见，如果中国的进出口保持长期的动态平衡，我国就不会积累这么多的美元储备，也不会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没有终结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在纸币经济的时代，无论是储备货币多元化还是不切合实际的建立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都无法解决美元霸权问题。要解决美元霸权问题，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就必须从历史经验角度来看，
应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最后将不得不面临的抉择。如果仍然继续沿袭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的重要原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就是中国
高端环节，特别是要把资本货物工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工业在国际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作为奋斗目标。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高端产业、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是科技进步的载体，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一旦一个国家丧失了对这些自主创新上举步维艰，而且它也将丧失系统协同效应使其全体国民公共福利的机会。在德国、美国和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够沦为外国的殖民地，反而却相继崛起，其原因就在于通过幼稚工业保护大力发展他们当时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目前，我国民族企业在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上根本就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需要通过高质量生产活动加以扶植和支持以下第二和第三点论述的
关税保护水平，WTO保护高质量生产活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关税保护程度，但9.9%39%高质量生产活动，而且也无法保护WTO关税保护水平，如果达不到目的，就WTOWTOWTOWTOWTO2012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格局，特别是日本不怀好意地建议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应该实施零关税政策，其目的就是彻底摧垮中国的的彻底依附。如果日本能够达到这种目的，这无异于现代版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通过战争没有达到的目的将通过
人民币被迫升值和中国经济“自我剥夺”的罪魁祸首，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内需产业和内地经济的发展，最终将使中国催生中国泡沫经济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掠夺我国自然资源和金融财产，即使中国保护本国市场也主要保护的是对那些我国政府没有的外资企业，也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促使其服务于
高端环节创造国内市场。由于我国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不可能有较大的国外市场，我国只有抓住国内市场为其发展创造条件，而这种市场只能来自其他产业特别是低端产业的需求。但是，近十几年来，由于我国放弃了，结果是高端环节的高端产品则大量地依赖进口，严重地冲击了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民族产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严重下降，而且形成了“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这种在新的国际分工形势下对发达国家经济依赖的格局高端环节创造市场，我国需要重新强调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原则，大力压缩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和低端产业的产能规模，为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环节的发展腾出空间，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原先用于出口的低端制造业提供新的市场，而且他们也能与农业之间形成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内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把资源型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为了打破我国深陷对外部资源严重依赖和深陷本国资源廉价出口的陷阱，我国需要尽快建立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而且还应该当机立断，逐步停止我国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将全部资源型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为了避免我国外汇储备的贬值，许多学者提出了运用外汇储备购买境外矿物、燃料和农业资源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之投入所需的储备，但与其这样做目前50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靠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我国不可能走这条道路，所以禁止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就显得尤为重要。再次核心技术和产业落后，
实际工资的增长，也就是内需的增长，这不仅是衡量国富国穷的根本标准，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正如杨格指出的，分工也就是经济发展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也就是普罗大众的实际工资。因此，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占国民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以及中产阶级实际工资的提高就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它给企业提供了更大的投资和获利机会，而实际工资的提高又迫使企业不得不通过技术进步应对工资成本的上升，因此，在实际工资提高和技术进步之间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但我国目前以GDP71%55%35%10“福利赶超”，其成因也不在于樊纲等人所说的理由，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不仅占有了全部技术创新租金，而且也攫取了额外的利润，因此断绝了拉丁美洲各国提高国民收入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改善国民福利，其表面现象必然呈现为“福利赶超”。
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如果说小国没有外贸，就不能实现规模经济，那么，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从人口上来说，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对外贸易并不重要。通过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的国内经济大循环，这样无与伦比的大市场为我国实现高端产业、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国内市场，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反对与日本和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理由。而且，我国地域广阔，任何一省的人口规模都比北欧国家大得多，但北欧诸国在某种制造业上都有自己在国际上领先的地位，瑞士还在金融业上具有国际竞争力地位，北欧诸国的专业化经验值得我们在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上加以借鉴。但是，由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和锁定，虽然10
1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外销困难，国内一些营销商从外贸企业采购到一些产品，上市后被抢购一空。但是，“即使是金融危机到来的今日，出口转内销也是外贸工厂的下乘之选”，原因就在于国内营销商“没有止境的货款拖欠”和超市向供货商收取的高额“合作费”等；（2）高速公路的发展，但在我国，90%2200887.16400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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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源于无知
　　“美国制造业的问题，不在于过度的进口，而在于虚弱的出口；不在于中国经济的强大，而在于日本和欧洲经济的虚弱。”　　　　与欧盟最终就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使中国避免了与欧美两大贸易伙伴“两线作战”的风险。中欧的协议也为解决双边贸易分歧确定了新的典范，即对话和协商是最好的方式，可以达至“双赢”。　　而美国采取了和欧盟迥然不同的做法，如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所说，“美国选择了先行动，再对话。”在单方面对中国纺织品实施配额限制后，美国才派出商务部长古铁雷斯来到中国进行“解释”。此外，美国还试图以“汇率报复”的方式来迫使人民币升值。　　欧盟的建设性对话遏制了欧洲的保护主义，而美国的单方行动则刺激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胃口。就纺织品、贸易等问题上的美国保护主义倾向及其效果，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阿兰?雷诺兹（Alan　Reynolds）。　　雷诺兹近日在美国媒体发表《制造业与贸易》一文指出，所谓的美国制造业由于受到来自中国的冲击而正在失去市场的说法是荒谬的，由此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更是错误。美国制造业的问题，不在于过度的进口，而在于虚弱的出口；不在于中国经济的强大，而在于日本和欧洲经济的虚弱。而鼓吹贸易保护的人们，或者代表其他国家的利益，或者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雷诺兹是早期“供应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在里根时期，他和现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一同任职于白宫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他曾在哈德逊研究所任职，并任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6年任全美税务改革与经济增长委员会研究室主任。而成立于1977年的凯托研究所是美国著名经济学智囊机构，标榜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　　压力来自配额制度受益者　　《21世纪》：你怎么看待近期中国和美国之间关于纺织品的贸易争端？你认为美国对某些种类的中国纺织品所实施的限制是否反映了美国国内的某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雷诺兹：首先我想澄清，人们往往混淆了纺织品（纤维制品）和以纺织品制造的服装这两个概念。美国的纺织业是一个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许多产品上有非常强大的竞争力，包括地毯和室内装饰纺织品。相比之下，操作纺织机的工人在美国不能得到很高的报酬，使得这一领域的工作没有竞争力，因为美国人可以在远没有这么费力气的纺织品服务和零售业上赚到更多的钱。　　这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的纺织工作很早以前已经外包给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年轻工人，却缺乏资金。这和意大利的时装一般是在土耳其或东欧国家缝制是同样的道理。　　因此，一些限制中国服装进口的政治压力可能来自亚洲的其他国家，以及拉美国家，它们过去曾是配额制度的受益者，它们接受了美国纺织业的外包，而配额制度的终结使它们的部分利益转移到了中国。如果限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政治努力获胜，只会使其他亚洲、欧洲和拉美国家获益，中国在美国市场上被人为限制的竞争力将会成为它们提价的绝好机会。　　《21世纪》：贸易保护主义思维的背后原因是什么？这种思维在何种程度上和政治相掺和，而不仅仅出于经济考虑？　　雷诺兹：在所有工业化的经济体中，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在许多年里一直都在减少，因为高新科技提高了实际产量，以及单个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存在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看法，即制造业工作的丧失是因为进口取代了国内产品，但这种看法并没有任何现实基础。只有在国内制造业发展良好的时候，进口才会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工业依赖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来保持较低的生产成本。　　那些希望能从进口的威胁下取得保护的公司相信，通过减少竞争它们就能够提高价格和利润率，它们声称增加的利润将被用来雇用更多的工人，但是没有任何根据显示，这真会成为现实。政治家们利用了这些误解，目的是帮助自己获得政治支持，其形式是选票以及来自特殊利益团体的竞选捐助。　　没有人建议人民币浮动　　《21世纪》：对于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提出的，如果中国拒绝改变人民币汇率政策就对中国产品施加27.5％的附加关税的建议，你怎么看？　　雷诺兹：那种认为美国可以从对中国产品施加高关税中获益的观点是危险而且荒谬的。那样做的结果将提高美国公司的生产成本，同时增加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　　同样，那种认为一个国家将其货币和美元挂钩，就会带给这个国家不公平的贸易优势的观点，也是危险而荒谬的。如果美元对美国有利，为什么它就不能同时对中国有利？现在没有人建议中国像被要求的那样使人民币浮动，因为如果完全可兑换，人民币结果可能贬值，而不是升值，尤其是在中国还没有货币局（currency　board，西方一种与央行并行的金融主管机构）的情况下。　　在美国，与经常项目赤字相伴随的是资本项目的盈余，这意味着世界各国的出口商在目前选择了将他们出口所获得的美元投资于美国，而不是用来购买美国的产品和服务。　　在这一问题上针对目前过度紧张的形势，我觉得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将人民币和港币对美元的比价统一为7.85兑换一美元，因为中国内地和香港肯定可以组成一个最理想货币区域。　　《21世纪》：你认为美国制造业当前的状况如何？它真的因为中国纺织品的出口而受到损害了吗？　　雷诺兹：对于中国对美服装出口增长速度的暂时性限制，将使美国增加从许多其他国家进口服装的数量，而对美国的服装生产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美国服装业规模比较小，和进口服装有很大不同。而与服装业不同，美国的纺织品生产商可能希望从服装进口配额中获益，因为出于运输价格较低的原因，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服装生产商比中国要更多地使用美国的纺织原料。　　《21世纪》：在你看来，为什么美国的一些人选择了对中国发动抨击，就像过去一些人抨击日本的汽车进口损害美国市场，从而要求限制一样？　　雷诺兹：两个字：无知。出于某种不确切的原因，一个国家的人经常因为别国的繁荣而感觉受到威胁，他们认为贸易和经济增长是一种“零和游戏”。实际上，我们有更多的理由为西欧的部分国家和日本的经济停滞状况而感到担心。经济虚弱时进口就会减少，并试图将国内消费者无力购买的多余产量出口给别国。　　自相矛盾的美国政策　　《21世纪》：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限制不仅影响中国，美国的消费者和进口商的利益也将受到影响，为什么他们不能阻止这些保护主义措施的实施？　　雷诺兹：消费者是分散的，难以组织为一个有效的、发挥政治作用的集体。进口商和零售商有一些政治影响力，但他们内部的利益也是分散的，不像生产商那样可以很容易地将力量集中。消费者总是希望产品丰富、价格低廉，生产商总是希望产品稀缺、价格高昂。在那些向生产商利益倾斜过多的国家（当然这一现象不仅在美国发生），最终会出现产品稀缺而价格高昂的状况。近年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减少那些妨碍经济效率、竞争与自由企业制度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减少关税和降低国内税率。　　《21世纪》：在你看来，美国解决贸易赤字问题的正确出路是什么？　　雷诺兹：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在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没有对货币贬值。当时贬值的其他国家的货币，在危机结束后重新升值，因为这些国家必须这样做来降低通货膨胀率。这可能暂时性地将一些亚洲其他国家的对美出口转移给了中国。因此，相同的道理，如果使美元对人民币贬值，将可能使亚洲其他进口国获益，而使中国受损。　　廉价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绝对不产生问题。一些人所建议的解决方案，如美国实施关税或者配额，对美国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比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中国还有其他的服装和鞋的出口市场，何况纺织品只占中国外贸的大约6％。　　《21世纪》：有消息称，布什政府正焦急地想获得国会对《美国与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的批准，而对华贸易的态度成为了换取国会支持的砝码。在你看来，这是不是美国在对华贸易上采取强硬政策的部分原因？　　雷诺兹：对于白宫作出决策的动机我所知不多。CAFTA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它可以减少贸易壁垒。而威胁针对中国提高贸易壁垒和它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布什政府的这两项政策是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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