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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一体化孕育并发展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制度模式，它既超出了一般政府间组织而又远未形成一个超国家实体，的发展虽然波折不断，但是总能创造出奇迹般的合作成果，不断地推进一体化的深化。财政政策的协调伴随着欧盟一体化的整个过程，并作为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动后，成员国的已由制定，各国仅拥有的制定权，这对传统经济学中一种货币政策与一种财政政策进行搭配实现经济目标的分析提出了挑战。因此，欧盟财政政策已经是欧盟成员国的主要研究内容。
　　1993年生效的《》(简称《马约》)和1997年生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又称《阿姆斯特丹条约》，简称《公约》)，规定了欧盟财政政策的基本规则。《马约》对成员国财政政策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即从1994年起，各成员国的占的比重(即)不能超过 3%，占GDP的比重(即)不能超过60%。《公约》在进一步明确《马约》规定的财政政策原则基础上，确定了欧盟财政政策协调的规则、过度财政赤字的惩罚程序，以及建立预警机制监督各国财政运行状况，保证各成员国在中期内(从年)实现财政基本平衡或者略有盈余。《公约》被认为是欧盟经济稳定的根本保证，也是欧元稳定的基石。按照《公约》规定，成员国必须确定实现中期财政预算目标的时间表，努力在2004年实现预算基本平衡或略有盈余；欧盟对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进行协调和监督，如果判定某一成员国赤字率可能或已经超过3%，就向该国提出警告并要求其进行纠正；如果成员国仍不执行，欧盟就会启动过度赤字惩罚程序。成员国赤字率连续三年超过3%，最多可处以相当于0.5%的罚款。
　　欧盟的只占整个联盟国内生产总值的1%多一点，而各成员国的财政预算(包括)通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欧盟预算仅有行政开支和农业开支。《马约》规定，只有当某项政策目标在欧盟范围内实行比各国能更好地实现时，欧盟才予以介入，因此目前欧盟本身基本上不存在、法律和秩序以及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欧盟对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规定主要是条规性的，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财政政策是欧盟货币政策的辅助性手段。根据《马约》提出的实现欧洲经济和的法律框架和时间表，实现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进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日开始，取消成员国之间的限制；第二阶段是从日开始，要求各成员国削减政府赤字，降低政府债务率，同时加强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以保持物价稳定；第三阶段是从日开始，欧洲中央银行系统接管成员国制定货币政策的全部权力，各成员国原发行货币与欧洲共同货币的永久固定，联合使用单一(欧元)。从《马约》对各国财政政策提出要求的出发点看，削减财政赤字和控制的目的是为了保持物价稳定。同时，根据《马约》第105条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是保持欧元区物价稳定。因此，欧盟粗线条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为实现服务的。按照，和负担不仅通过和直接影响消费和投资，而且会通过赤字和的融资对物价造成严重影响，并长期影响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从欧盟成员国签署《公约》最初目的看，主要是担心一些成员国放松财政，从而引起欧元区通货膨胀，导致欧元币值波动，使经济受到损害。
　　2.欧盟规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上限指标是由各成员国谈判决定，而不是科学指标测算决定的。在《公约》草案的讨论初期，德国主张欧元要在上像一样坚挺，因此，《公约》对各成员国赤字率和债务率的约束标准应比德国对马克的约束标准更加严格。德国提出，欧元区成员国的不得超过 1%，债务率不得超过50%。德国提出的苛刻条件立即遭到了以法国为首的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反对。经过近一年的谈判，德、法两国终于达成一致，《公约》最终将赤字率控制指标定为3%，公共债务率控制指标定为60%。可见，《公约》提出的控制赤字率和债务率的具体指标是欧盟各成员国的结果，不是一个科学规范的标准。欧盟经济财政委员会和法国财政部的官员也承认，3%的赤字率和60%的债务率是欧盟成员国政治上相互妥协的结果，并不是科学分析计量得出的。
　　3.赤字率指标对成员国具有强制约束力，债务率指标只对成员国具有参考意义。按照《公约》规定，在正常情况下，赤字率超过3%就属于过度财政赤字。一旦确定某国出现过度财政赤字，该国需在一年内予以纠正。如果该国连续三年存在过度财政赤字，欧盟就会按照规定程序对该国实施惩罚。尽管《公约》规定了赤字率和债务率两项指标，但从《公约》提出的过度财政赤字定义和启动惩罚程序的条件看，赤字率指标对成员国具有强制约束力，而债务率指标则只是作为分析和判断政府财政形势的一个参考指标。如1997年《公约》生效时，比利时公共债务率曾高达122%,2002年该国债务率也高于100%，但由于该国赤字率连续几年一直低于3%，债务率一直呈明显下降趋势。为此，欧盟既没有向比利时提出警告，也没有启动过度赤字惩罚程序。
　　4.各成员国在遵守欧盟赤字和债务规定的前提下有权自主制定和实施本国的财政政策。与欧盟执行统一和具体的货币政策不同，欧盟没有制定成员国统一的财政政策，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由该国在欧盟的有限约束下自主制定和实施。当然，这也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性质不同所致。财政政策的国家与政府主权特征更为明显。也就是说，只要不突破赤字率和债务率控制指标，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可以根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安排收入和支出项目。欧盟有“共同农业政策”，并相应有对各成员国的农业支出预算，除农业政策由欧盟统一管理外，欧盟不干预各国的具体预算制定和执行。
　　5.各国降低赤字率和债务率的主要手段是减少开支。按照《公约》规定，各成员国在制定和实施各自的财政预算政策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通过限制预算开支，而不是增加，实现减少财政预算亦宇的目标；第二，赤字率和债务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必须加快降低赤字率；第三，预算支出必须提高效率，改革和控制、公共养老金支出、和失业补贴、加大国有企业民营化步伐等，争取将更多的政府开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等方面。在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稳定下降后，减少企业和个人的。从实际执行情况看，欧盟各成员国基本上是按照上述原则，主要通过削减支出的方式降低赤字率。
　　1. 年，欧盟各国较好地执行了《马约》和《公约》的规定。1991年以来，为实现《马约》和《公约》规定的赤字率不超过 3%的目标，欧盟国家普遍减少，积极执行欧盟的财政趋同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到2000年，欧盟的平均赤字率由1990年的5.3%下降至 O.4%，其中欧元区国家赤字率由1990年的6%下降至0.8%。这一时期，欧盟各国赤字率的下降，主要得益于各成员国采取，按照《马约》和《公约》的规定控制或减少政府开支；同时，也得益于欧盟在经济周期中的。年，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1%。特别是1997年后，每年的增长率都超过2.5%，其中2000年达到3.3%。
　　2. 近年来，欧盟主要国家赤字率连年突破3%的上限，《马约》和《公约》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2001年以来，欧盟经济总体上进入偏冷经济周期，欧盟经济严重滑坡。为了应对和的挑战，欧盟主要成员国不顾《公约》的规定和欧盟的警告，采取增加政府开支或大规模减税的方式刺激消费和投资，状况也因此恶化。2001年，葡萄牙赤字率达到4.1%，成为欧元区第一个违反《公约》的国家。欧元区经济龙头老大德国,2002年赤字率就已达到3.6%，突破了欧盟规定水平，预计2003年、2004年赤字率将分别达到4.2%和3.9%。欧元区第二经济大国法国，2002年赤字率达到3.1%，预计2003年、2004年法国赤字率将分别达到4.2%和3.8%。另据欧盟预计，葡萄牙和意大利也将分别在2004年和2005年加入赤字超标国的行列。由于德、法两国赤字率都将连续三年超过3%的界限，按照《公约》规定，欧盟应该对德、法实施惩罚。但德、法是欧盟最主要成员国，在德、法两国的游说下，欧盟财政部长理事会最终妥协，决定暂停启动惩罚程序。欧洲中央银行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不按照欧盟《公约》规定的制裁程序约束成员国，将使《公约》的效力完全丧失，也使人们对欧盟奉行的稳定失去信心。
　　3. 一些国家要求修改《公约》的过严规定。意大利、法国等国在违反《公约》的同时，还要求修改《公约》，放宽对成员国的赤字限制，以便实施减税政策，进而刺激经济复苏。基于稳定欧元和共同货币政策的考虑，欧洲中央银行坚决反对任何放松《公约》约束的举动。一些财政状况较好的小成员国则批评欧盟实行双重标准，对小成员国严格约束，对主要成员国则随意让步。一些专家也认为，修改《公约》，会降低公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打击人们对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信心，影响欧洲经济的长期发展。但是，以为代表的大多数则支持欧盟修改《公约》。
　　1.赤字率控制指标的统一性与各成员国具体国情的差异性之间存在矛盾。尽管欧盟是程度最高的经济区,但由于成员国之间在市场体制、经济基础、经济结构、经济形势、经济周期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财政收支状况特别是占GDP的比重、债务率水平也各不相同。一部分因国家经济比较景气而产生大量财政盈余，另外一部分国家则同时可能因经济低迷而产生大量财政赤字。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同步的情况下，难以保证所有成员国在同一时期内都将赤字率控制在规定水平以内，实力较强的成员国也难以保证在弱经济周期中赤字率不突破限额。也有欧盟分析专家认为，在过程中，有一些赤字率水平难以达到规定标准的国家，采取增加GDP统计水分、虚增财政收入等“预算欺骗”方式，人为地将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
　　2.赤字率上限规定限制了各国财政政策的反周期调节作用。赤字率不能超过3%的限制性规定，不仅影响财政功能的发挥，而且使成员国在时不能进行，不能通过扩大支出和，刺激经济回升。如按欧盟现有规定削减支出，将进一步使经济雪上加霜。因此，在经济增长的弱周期中束缚了的运用和反周期调节功能。目前，德、法两个核心成员国经济增长疲弱，要么违背《公约》、扩大赤字，以刺激经济；要么遵守《公约》，放弃财政政策手段的使用，容忍和放任经济进一步衰退。在这两难境地中进行权衡，政府可能受到很大的社会压力。如欧盟对违反赤字规定的国家课以罚款，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打击将更为严重。
　　3.单一财政减支政策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欧盟要求各成员国主要通过减少支出的方式降低赤字率，实际上限制了增税手段的运用。从各国实践看，单一减支政策面临较大的。在工会势力强大和主张高福利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欧盟国家，减少支出特别是社会福利支出困难重重。成员国政府为争取政治选票和迫于工会的压力，在和改革方面往往行动迟缓。如法国在1995年推行了庞大的改革计划，主要内容是减少方面的支出，结果引发了大规模罢工，并最终导致前政府下台。目前，法国之所以对社会保险方面改革非常谨慎，就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4.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于符合每个成员国的实际经济情况。目前，在欧盟经济不景气、部分成员国出现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要避免出现更大的，必须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但由于货币政策制定是由欧洲央行统一行使的，各国只能执行既定的货币政策，因而各成员国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的余地不大。同时，由于目前欧元区出现了部分国家、部分国家、总体达到2.2%(高于欧洲中央银行2%的控制标准)的现象，为实现其保持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仍然决定维持原来利率不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欧盟成员国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很难自主运用财政政策和刺激经济。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有约束而分散决策的财政政策机制，影响了欧盟各国两大调控杠杆的效率，这也是造成当前政策运作问题的制度原因。
　　目前，一些欧盟主要成员国要求灵活执行或调整《公约》的赤字率规定。由于这些成员国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较大，迫于压力，欧盟有可能在维持《公约》基本框架的情况下重新界定某些条款的内容。
　　具体地讲，有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整。一是重新界定财政赤字的内涵，把《公约》中的财政赤字定义为结构性财政赤字，将赤字的计算口径略为收窄，剔除某些赤字因素。目前，欧盟正就结构性财政赤字的定义、计算方法等进行研究。二是将政府的投资性财政支出不列入财政赤字计算范围。三是财政赤字和债务挂钩，债务负担高的国家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而对债务负担较低的国家可放宽财政赤字的限制。对这些调整目前欧盟内部还处于酝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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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欧盟国家但不在欧元区？欧盟是如何看待英国退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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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明伟
在退欧公投渐行渐近之际，五项民调结果显示支持英国“退欧”阵营占了上风，加上美联储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召开在即，这让全球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投资者加速抢购安全资产。
　　6月15日讯 在退欧公投渐行渐近之际，五项民调结果显示支持英国“退欧”阵营占了上风，加上美联储和日本货币政策会议召开在即，这让全球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投资者加速抢购安全资产。
　　英国是欧盟国家，但却不属于欧元区，对于危机时代新的欧盟公约也不感冒。卡梅伦首相更是将退出欧盟作为一项政治选项。内中原因为何?这要从英国和欧盟的恩怨情仇说起---不必讲历史上英国和欧陆国家法国纠缠不清的领土战争，也不必讲英国在二战中抵抗德国法西斯的重要作用。但从地缘政治而言，蹩于大西洋中的 岛国地位，让英国和欧洲大国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感。
　　英国曾经的日不落全球帝国地位，又让英伦三岛足够骄傲地睥睨欧陆大国。大英帝国的日不落幻梦已然破碎，但帝国的余晖犹存。二战的荣光，乃至二战后欧盟形成 的历程，能让英国作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一极而存在。但时势易位，欧盟是以法德两国为核心构建起来的，英国至多只能算是欧洲老三---但英国凭借和美国更为 密切的传统联系，向来以大西洋两岸的调停者自居。
　　由此，英国以独立于欧元区之外的特殊性彰显英国的存在。简言之，这也是英国证明其大国地位的一种。退出欧盟，也是这种大国策略的一部分。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从“欧猪五国”恣肆蔓延的情势下，欧元区一度面临解体危机。作为独立于欧元区之外的英国，可谓福 祸共存。
　　一方面以货币政策的物理隔离，阻滞了危机向英国传导;另一方面，英国和欧盟的经贸一体也使得英国经济困窘不堪。危情之下，以实施更为有效统一监管 的新欧盟公约提上日程，英国作为笃定的反对者，让欧盟一众国家侧目，英国再次成为欧盟的另类捣乱者!
　　欧盟预算里，英国缴纳的比例约为1/8，按额度计算为德法后第3位。但德法利用欧元区内的有利地位，通过欧元区内的差异化利率政策，在制造业，服务业上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反之，英国因为依然处于欧元区外，并未得到与付出相称的好处。
　　此外，统一的欧元和欧盟实际是欧洲两千年来，追求天下一统的理想的产物，但由于历史上的文化冲突，宗教冲突，民族矛盾，以及各种皇室联姻和内斗的影响，整个欧盟的隐忧重重。举例来说，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实际上作为决策者的德法就忽视了历史上被奥斯曼帝国长期统治的巴尔干诸国的切身感受。这样的盲目扩张将直接导致欧盟内部的裂痕。
　　作为长期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的海洋殖民帝国，英国对欧陆的统一或一家独大或铁板一块的联盟一直保持有强烈的警惕。退出欧盟，除了近短期的经济压力得到缓解，并为未来提升英国的金融和经济竞争力做准备外，还由于退出欧盟后，将会由德法英三强均衡变为德法两强，这样的联盟的持续性从长期来看是不稳定也不持久的，而对于英国来说，由此可能衍生的结果将大大减轻来自欧陆的压力，并有利于英国的远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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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为何要纷纷加入亚投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征
　　亚投行给了欧洲人另外一条出路。亚洲是公认的未来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数十亿的人口，巨大的市场，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而且中国要做的是通过交通和基础设施将亚洲和欧洲连在一起，这个项目的直接受益者是亚洲和欧洲各国。
欧洲国家为何要纷纷加入亚投行
　　2015年的3月注定会被载入史册，在这个月里发生的各种围绕亚投行创立的博弈与角力将会被写入未来的国际关系课本，而世界秩序也将因此发生变化。
　　中国曾于2014年10月邀请美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但是被美国以亚投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功能相似，没有必要再建立一家为由拒绝了。美国还游说其盟友不要加入亚投行。但是今年3月美国最坚定的盟友英国表态有意加入亚投行后，多米诺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卢森堡等欧洲国家纷纷表态要加入亚投行，今天上午，俄罗斯在博鳌论坛上宣布要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成员国。
　　为什么美国的小伙伴们纷纷倒戈了呢？近期的一些评论文章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归纳起来大致有：1.对美国霸权不满论；2. 看好中国的未来发展论；3. 有钱不赚白不赚论；4.争夺离岸市场论；5. 建构国际新秩序论。
　　虽然本人的研究领域并非金融与经济，但是在什么都讲究跨界的今天，也想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对欧洲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的现象做一点粗浅的解读，为这场辩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目前对于美国不参加亚投行的解释一般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分析“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世界第一与世界第二的关系是微妙的，美国作为一个“理性行为者”一定希望保持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希望受到来自新兴国家的挑战。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一个 “修昔底德陷阱”的假设，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采取遏制策略直至其解体。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并高速发展多年后，美国召集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央行签署“广场协定”，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
　　由于苏联和日本都存在结构性的问题，苏联军事发达而经济孱弱，日本土地面积有限，因此不能成为美国真正的威胁。对于苏联和日本的挑战，美国没有发动战争，兵不血刃地解决了这两个对手。
　　但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确实开始忧虑了。中国的国土面积、资源、人员素质都不输于美国，人口数量是美国的多倍，只要按照目前的进度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体量超过美国是迟早的事情。
　　因此，美国的决策者们出于“冷战”的惯性思维，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策略，比如这几年非常流行的“重返亚太”战略。因此，美国为何不加入亚投行，也不想让它的盟友加入的动机就非常好理解了。
　　但是，欧洲国家为何这么积极地要加入亚投行呢？从理性角度来看，欧洲国家可以选择谁都不得罪，不选边站队，既不支持美国，也不支持中国，在一旁看戏就好。亚投行这区区1000亿美元的创始投资对于欧洲大国而言都不在话下，难道欧洲国家真的缺钱缺得如此厉害，为了这么点钱就愿意与美国撕破脸？还是说欧洲人如此有预见性地看到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决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
　　本文将视野投回20世纪30年代，希望从历史中为欧洲国家的行为找到合理解释。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爆发过两次世界性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实力与地位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因此，一战的根源是殖民主义以及各国实力的结构性失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危机的应对方面美国与德国和日本发展出两种不同的路径。美国的罗斯福总统通过推行“新经济”政策，由政府出资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国内的就业率，避免社会陷于动荡。德国与日本则通过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对外发动战争以转嫁国内的危机。
　　2008年，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又一次把全球拖入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中。美国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刺激经济，保障就业，其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而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引发了全球各国的超发货币风潮，美国不过打了一个喷嚏，欧洲就感冒了，欧洲不久就爆发了“欧债危机”，而且至今仍未有经济复苏的迹象。
　　笔者在美国读书时也结交了一些欧洲的朋友，最让我震惊的是一位意大利朋友的话，他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很多都在失业。(意大利30岁上下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很多要不就没有工作，要不就在打短工。)这种情况，对于我这位成长于GDP多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的中国人而言是很难理解的。
　　我从来没有尝过失业的滋味，而我的这位毕业于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朋友却尝过。所以，凭着我对欧洲浅尝辄止的了解，欧洲正在面临一场巨大的危机，而且危机还远远没有过去。
　　从历史上看，要渡过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只有二战前“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两种方法。要不然政府大量赤字，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就业岗位，减少社会的动荡。要不然就一直拖着，实在拖不下去了就发动战争。
　　欧洲已经高速发展了那么多年，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谈何容易？这时出现的亚投行给了欧洲人另外一条出路。亚洲是公认的未来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数十亿的人口，巨大的市场，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亚投行的发起者――中国的实干精神在世界范围都有口皆碑，中国有技术、有工业、有人才，有市场，而且中国要做的是通过交通和基础设施将亚洲和欧洲连在一起，这个项目的直接受益者是亚洲和欧洲各国。
　　此外，如果能够把欧洲的资本与亚洲的廉价劳动力结合，与亚洲国家迫切想改变落后的基础设施现状的刚需结合起来，那么欧洲可以通过投资亚洲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中国建立亚投行其实是一个世界版的“新经济”政策。如果中国的方案能够成为现实，参与的各国都能通过对亚洲的投资顺利渡过经济难关，世界也因此而有了和平发展的希望。所以，为什么不参加？对于欧洲而言不但应该参加，还应该积极参加。
　　从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和中国给了世界两个选择。美国的方案是自扫门前雪，靠着美国的经济、科技实力通过超发货币和本币贬值将危机转嫁到他国。中国的方案是“授人以渔”，大家一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亚洲的经济蛋糕做大，所有参与国都因此平稳渡过危机。美国的方案可以达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却是建立在欧洲、亚洲等其他地区国家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基础之上。
　　美国的方案有可能会导致部分欧洲国家的崩溃，而在欧洲一体化的今天，一个欧洲国家的崩溃就意味着整个欧盟的崩溃。欧元区可能爆发火烧连营般的严重后果，如果欧洲主要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国内形势出现动荡，激进政党上台，或者是被恐怖势力趁乱控制了其核武库，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中国的方案虽然慢一些，过程虽然曲折一些，但却是一个和平的方案，是一个给世界人民希望的方案。如果这一设想能够实现，就意味着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抛下成见，共同合作，为人类共同的命运而努力。如果中国的方案能够成功，也是对国际关系领域两大主流理论的一次最好实证。我们通过亚投行的实践可以去验证到底是“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至上论，还是“制度主义”的相互依赖论真正反映了21世纪的国家间关系。
　　笔者是研究外交决策的，看过了历史上太多关于战争的重大外交决策是在一种多么仓促、非理性的条件下做出的。是否发动战争有时就是一线之间。远的不说，就说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总统在苏联是否将核武器运入古巴的问题上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欺骗。他一直相信赫鲁晓夫向他的保证，并向美国媒体公开宣布苏联运入古巴的都是防守型武器。
　　因此，当美国U2飞机拍下确凿证据，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弹头时，肯尼迪感觉受到了愚弄，因此坚决不肯私底下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谈判，让苏联人悄悄撤出核武器，而是采取了公开应对的方式，宣布封锁古巴海域，如果苏联不撤出核武器就发出战争威胁。
　　美国和苏联在1962年公开互相下最后通牒的做法，其实是将全人类的命运作为筹码，赌哪一边先服软做出让步。在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的重大决策上采取如此意气用事的态度，无疑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可叹的是，我们无法保证未来的决策者能够在理性的状态下做出事关战争与和平的抉择。
　　当前，世界经济继续恶化，世界某些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无法预测下一个出现问题的是哪个国家。经济危机会带来社会动荡，经过宗教的、主权的、民族的、历史的各种矛盾的放大，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出现动荡的国家会将世界拖入战争的深渊。但是，我们知道世界很脆弱，人类无法承受一场世界级的战争，更无法承受一场核战争。
　　世界重新走到关键的路口，欧洲各国的举动并非不听美国老大哥的话那么简单，更多地是在自救，是对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的一种用脚投票。
　　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方案跳出了历史的局限，超越了19世纪殖民主义和20世纪霸权主义的思维。习总书记今天在博鳌的讲话，就是中国方案的最好诠释。“正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助理、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 　　本文为作者独家授权新浪财经使用，请勿转载。所发表言论不代表本站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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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助理、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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