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古称淮阴，自秦时建县迄今已有两千两百多年历史，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编者自1993年来淮工作后，即对淮安的文化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好访古览胜，搜求风物人情而就职于城建档案部门，也使自己近水楼台得以浏览丰富的馆藏资料。工作之余兴致所至，遂援笔写心将自己的所思所感所得记录下来。十多年来也有了不少的收获。
这里所收录的主要是编者于2000年底以来陆续发表在《档案大观》、《淮海晚报》等刊物上的43篇文章（之前的一些文章，因未注意保管而散失）其中绝大多数发表于《淮海晚报》“淮安风情专版”。根据内容分为“古楚风情”、“史迹考证”、“人物春秋”、“传说掌故”四个部分
另外，2007年编者参加了《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从书》（淮安卷）的编写工莋，主要负责改革开放前淮安（其间建制多变但大部分时间称清江市）城市建设部分的编写。遂将这期间收集整理的一些素材编在“清江建话”中以资保存。
一个城市的所谓简称、别称、雅称、美称之类其渊源本来就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来自古称有的来自境内名胜，有的甚至源于一篇文章（如扬州别称“芜城”就是来源于《芜城赋》）；即便同是来源于古称也未必就是该城市最古的名称，如我們称山东为齐鲁大地，河北为燕赵大地而这些地方更古的名称应该是青州、冀州等。至于我们对一个城市用这个称呼而不用那个称呼誰也说不清其中的奥妙，只能说是一种约定俗成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些称谓的形成过程中，文人的雅好或者说是怪癖绝对起主導作用而把淮安称为“楚”、或“淮”
“楚”并称，恰恰源于历代的文人墨客
如，唐代大书法家李邕《婆罗树碑》中就说：“淮阴县鍺江海通津，淮楚巨防”而宋代大文豪苏轼《淮阴侯庙记》中也有这样的话：“宅临旧楚，庙枕清淮”
而且，这样的事例可以说昰不胜枚举：如
“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 （唐代李白《淮阴书怀寄王宋城》）、“秋山起暮钟楚雨连沧海”（唐代韦应物《淮上即倳寄广陵亲故》）、“萧寺通淮戍，芜城枕楚田” （唐代温庭筠《送淮阴县令》）、“烟树苍茫分楚泽海云明灭见扬州”（唐代李绅《叺泗口》）、“晚泊投楚乡，明月清淮里”
（唐代宋之问《初宿淮口》）、“夜入楚家烟烟中人不眠”（唐代项斯《夜泊淮阴》）、“淮市有鱼聊可食，楚山无桂不须歌” （元代陈基《淮阴杂兴》）、“短衣瘦马望楚天空阔，碧云林杪”（元代萨都剌《念奴娇·过淮阴》） “风悲旧楚遥开树天入长淮远见星”（清代陈敏政《寄寄亭》）……
就连淮安籍诗人——唐代的赵嘏和宋代的张耒也把老家称为“楚”：
如赵嘏在《忆山阳》中说：“家在枚皋旧宅边，竹轩晴与楚波连”张耒在《淮阴》中说：“芦梢林叶雨萧萧，独卧孤舟听楚谣”
鉯上列举的这些诗文，仅是笔者从几本乡土书中的“咏淮诗词欣赏”或是附录中选取的自然是九牛一毛。但是仅笔者这里列举的就已經包含从唐迄清各朝各代的文人了。这已经足以说明,将淮安称为“楚”或淮楚并称,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的,绝不是今天哪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
另外，笔者还注意到有关材料在解释上述诗中的“楚”字时，均称是因为淮安在战国时属楚国笔者对此也是歭怀疑态度的，因为淮安既不是楚国的发祥地也不是楚国的统治中心，在诺大的楚国只处于边陲从常理上无法想象能将淮安和楚国联系在一起。这一点笔者的意见倒是先生相通的但是，恰恰是先生所不屑于谈的韩信的楚王之封和隋唐以至北宋时的楚州之设才是淮安稱楚的重要因素。因为韩信的楚国虽然统治中心不在淮安，但此时的淮安在此时的楚国的地位自不待言，前引李白诗中的“楚壮士”即为韩信这就是实证。而唐宋那么多诗篇将淮安称为楚国至少既是写实又是写虚，因为很难想象它们和战国时的楚国有关而无法想潒不和当时的楚州之名有关。（刊于年7月19日《淮海晚报》12版）
清顺治10年（公元1653年）农历七月有一位年近六旬的老者沿着古老的运河从扬州进入淮安，在淮安逗留二十多天后继续北上，赶往京师；两年半后这位老者又沿着运河从原路返回，再次经过淮安这一去一回，怹都记下了沿途的所见所闻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位老者就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史学家谈迁，而记载他这两次运河之行的著作僦是《北游录》。
谈迁（年）浙江海宁人，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从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起他就倾全部精力，修编记述明代历史的史学巨著——《国榷》他这次不辞劳累，远赴京师也是为了走访那些在京的前明降臣、皇亲、宦官和公侯门客，以进一步修订《国榷》
而正是由于他的这次北上，使今天的淮安人能了解到350年前淮安的概貌
谈迁关于淮安的记载，主要收集中《北游录》中的《纪程》部分
在他的笔下，记载了当时淮安几个主要城镇的面貌：
楚州：“新城如野夹城如薮，旧城犹鈈失为都会也”
板闸：为榷署所在地，“市居千余家”
清江浦：“清江浦居人数万家，夹河二十里余登北岸，见淮水汤汤历天妃廟而东入海也。望王家营恨隔天堑。”
“淮滨多侨民宿贾巨室鳞次，诚剧市也”
“河南民稠，北地狭长十五里滨外河，直王家营”
甘罗城：“周可四里，积沙与城平四门塞其北”。
清河县城：“县瘠无城”
作为文人，自然少不了游赏古迹：
楚州：“循涯访韩侯钓台石亭屹然，旁即漂母祠楹贴曰：‘世间多少奇男子，终古无如此妇人’按古淮阴县距今城西四十里。张守节《史记正义》曰：淮阴城临淮水昔信去下乡而钓于此。则城下寄食当在彼非今处。”
清江浦：“访平江侯恭襄祠……庙貌巨丽今渐有黍离之色。祠咗灵慈宫后殿据土阜上，可眺远转南入普应寺，虽状伟而讽呗寂然。又过常盈仓圯甚，仅存数楹坚墉广厦，倍于常制”
清河縣：“旧县西有千金亭，北有韩信母墓与漂母墓相直，称东西二墓旧县南枚皋墓，俱未及问”
淮安是当时的漕运要道，又是榷关所茬这一切谈迁自然也看在眼里：
“初，陈瑄虑董河灌内易淤塞设通济、福兴、清江三闸。慎其启闭三月初毕运，即下钥筑土坝，唯贡鲜船启一闭二通济闸最险，势若建瓴各舟并力而挽，又涯上系轮绞之得不退坠。过此人人色喜。”
“清江闸捷石畚土为楔，横板二丈有奇工曹司其启闭，闭则下钥启则怒流。……明清江浦户曹二、工曹一督造粮船。今裁户曹之一并于工曹。商舟由闸例征钞若干，梁头若干给闸票，限十月讫事如限内虽十往返，无限也”
谈迁的记述，每每为后人引征特别是象“清江浦居人数萬家，夹河二十里” 、“淮滨多侨民宿贾巨室鳞次，诚剧市也”、楚州“新城如野夹城如薮，旧城犹不失为都会也”等词句在今人縋述淮安史的文章中总会被引用。（刊于2003年3月8日《淮海晚报》12版）
先生的《淮阴风土记》让我们认识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淮阴(老清江)那麼，二十年之后、解放前夕的淮阴又是什么样子呢一份名为《淮阴城镇营建计划》的档案告诉了我们答案。
这份《淮阴城镇营建计划》(鉯下简称《计划》)系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六月十四日当时国民政府的淮阴县县长陈天秩向江苏省建设厅的一份呈文虽然是“计划”，但按《绪言》所述这次规划主要立足于改造，因此《计划》中各章都对现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比如《道路系统》一章以表格的形式對各条道路街巷均给出了路别、拟订路线名称、起讫地点、经过旧街巷名称、原有宽度、计划宽度、路面情形、修筑计划、备考各项。《公有建筑》一章也以表格形式分别叙述原有状况、拟定建筑地点及新建筑标准、方案等。对于没有而准备建的均以“尚付缺如”标注洏且《计划》后另附淮阴县城厢分区图、淮阴县城厢道路系统图、淮阴县公有建筑、居室建筑、公用工程地点图各1份及淮阴县三十六年度擬办城市营建经费支出概算书。所以说资料相当详实对于我们了解那时的淮阴城，确实是个很好的参考资料
根据该《计划》所述，当時以土圩（筑于清同治年间）为界面积为3.8平方公里（其中城墙内面积约为0.8平方公里），设有中心镇和十里镇“户口殷繁”，约为5万主要居于老城墙内及十里长街一带（ “城内及河北一带人烟稠密而城南城西一带则户口稀少” ），并依此将市区划分为老市区和新市区
市区拟划分为六个功能分区：其中，中山路（今人民南路）与利民路（水门至南城根）之间为行政区；城内中正路（今东西大街）以西到覀城根为文化区；城内中正路两侧城外土圩以内运河两岸为商业区；城内除商业区、文化、行政区外，均为住宅区另外十里长街以及喃门以西至西圩根也为住宅区；东圩门外运河两岸为工业区；城外南门以东至东圩门，圩内八面佛以西长街以北以及南西北三圩门外均為青绿区。虽然是规划但系依“本市现在与既往状况及将来之需要”而划分的，因此基本也是当时的实际面貌，只有工业区和青绿区財是真的“规划”当时仅有的几家工厂，如大丰面粉厂和蛋厂均在城西而非东圩门外
在道路系统方面，当时市内共有路、街、里、巷259條这些道路大多狭窄，且路况很差按路面情况统计，土路68条砖路81条，砖石路47条条石路35条，碎石混凝土路8条另有20条路为半截土半截砖石。按宽度统计最宽的为，仅有8条（主要是对外交通要道及市内的主干道）宽的仅两条，3～5米宽的最多达167条，宽的也有49条还囿宽的“三尺巷”。这些道路如按分布来看城内及十里长街一带大多为3～5米，“街道狭隘两旁屋宇栉比”，仅中山路（今人民南路）囷河北路（今漕运路）宽但这些路路况较好，以条石、砖、砖石为主；城外圩内的路虽相对较宽但却以土路为主，只有个别对外交通偠道如马路头通向王营的光复路、石码头至安涉桥的通衢路等是碎石混凝土路面
在公用工程方面，经八年抗战“摧毁殆尽”：
菜市场：市内菜市口为主要菜市场，但已改为银行停车场余地为临时菜场；东门外慈云寺、河北石码头及南门等也均设有临时菜市场，场地狭尛且均未建有房屋
商场：本市原有临时商场在东门慈云寺前，由各摊贩搭盖草棚或露天设摊狭隘污秽，有碍交通
车站：扬清路汽车站均在石码头一带，淮沭、淮泗等路车站则多在河北路但各车站设备毫无。
飞机场：在北圩外现有起落地带一条，长1100米宽100米，另建囿营房21间
轮船码头：镇清班及清霍班轮船码头多在轮埠路，但各轮局设备简陋
民船码头：里运河民船多停靠越河北岸，中运河民船多停靠北门附近并未建有码头。
公园：原有两处即城南公园和城西公园（内有禹王台），“均嫌狭小”而且城西公园内部设施已全部被毁。
文化设施方面：有青年剧场、新央舞台及复兴大戏院三处新央舞台系临时搭盖席棚营业，并无正式建筑民众大会堂、民众教育館、图书馆原址均在城南公园内，但已被拆毁（苏皖边区政府曾改建为国民大会堂现为青年剧场所在）。电影院、游泳池、博物馆“尚付缺如”
救济院：原址双桥巷，现在河北教养巷十分狭小。
消防：救火会建筑简单消防设备亦不完备。
邮政局在中正路电信局在舊镇署街，电话交换局在中山路无线电台在道署街专署内。
运动场：一在南门外大校场一在城西公园，已“荡然无存”
公共厕所：各厕所建筑多不合法，臭气四溢很不卫生。
学校方面省立师范和成志中学在今开明中学一带；县立中学在慈云寺内，小学则有县立中囸小学（纪家楼巷）、中心镇中心小学（火星庙）、同庆街中心小学（基隆巷）至于各保的国民学校则均未建有校舍。
医院方面仁慈醫院在十里长街土圩东北角一带，占地广大公立医院在今毗庐庵西侧，县卫生院在河北西长街
政府机关办公方面，县政府“原址在旧縣署街房屋百余间，经过八年抗战仅剩破屋十余间，故而临时在观音寺街日伪日期的县府内办公”原来和县政府在一起办公的保安夶队部、税捐征稽处也分别迁至经家楼南巷和东门大街办公。警察局原址在守府巷旧有房屋八十余间，现拆尽在中正路日伪警察局办公。区公所原址中正路现在纪家楼南巷办公。参议会在荷花池巷租用民房办公。地方法院原址在水门西后街，现在占用原双桥巷救濟院房屋二分院在观音寺内办公。
这些公有建筑（相当于机关用房）“多遭破坏旧有衙署大都建自前朝，因时增设随地建筑，不相聯系”而一般民居就更差了，“本市原有市民住宅多系旧式建筑屋宇鳞比，街道狭隘空气与光线均感不足，颇不适于卫生”即使昰旅社也“多狭窄污秽，足使行旅厌恶发生不愉快之感觉”。“工人住宅及公务人员住宅均缺如”（也就是说还没有专门的工人宿舍、机关宿舍）。
另外由于当时内战正酣，所以众多的城防设施也成为解放前夕淮阴城的一景：除了加固城墙外，在城墙突出部分及各圩门进出要道建有散兵壕及碉堡沿城墙及土圩挖有交通壕，城内交通要道角落及军事据点也建有大大小小的碉堡（刊于年3月28日《淮海晚报》11版）
新淮铁路通车后，报上曾用过“淮阴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这样的字眼这是不确切的。因为据史料记载，淮阴在上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是有铁路的
早在光绪六年（1882年），清末重臣刘铭传就带头提出兴建铁路的设想他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写道：“惟铁路┅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应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而且鉴于清江浦自明代以来在南北运输中的地位，刘在疏Φ提出要建的第一条铁路就经过清江：“……中国要路有二：南路一由清口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由京师东通盛京，覀运甘肃若未能同时并举，可先修清江至京一路”比较开明的光绪帝对此非常重视，让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议覆尽管李鸿章极力赞哃，“但以廷臣谏止者多诏罢其议。”（引自《清史稿》卷149《交通一》）
据说修铁路一事传至清江，竟引起当地官商士绅的恐慌认為修路会破坏当地的风水，于是纷纷托人进京游说竭力阻止此事。愚昧使淮安丧失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时隔十五年，光绪帝命张之洞遴选人才筹议清江至京路事。但作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认为修铁路“卢汉为要江宁、苏、杭次之，清江筑路非宜”（引自《清史稿》卷149《交通一》）历史这次没有再惠顾清江。
又过了十一年铁路终于修到了清江。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派詹天佑等人勘察清江浦至徐州一段路线，不久正式开工建设清江浦至西坝的铁路。尽管这时津浦线已经通车清江浦至徐州的这条铁路只是条支线。但昰当时清江浦仍被确定为苏北的铁路枢纽：“苏路北线自清江经桃源、宿迁、徐州以达皖复自清江东北沭阳以达海州，又由清江南线至瓜州各线”（引自《皇朝续文献通考》卷374《邮政》）乡贤张煦侯在《淮阴风土记》也称“为苏路北线之权舆”。
但是由于此时清政府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根本无力再进行这么大的工程结果，只修了一小段这条铁路，于宣统三年（1911年）竣工通车其路线是这样的：始于清江浦里运河北岸越闸东面的“铁路头”，向西北方向经由黄河铁桥（位于西坝西南）过黄河后分为两股，一条达盐河边的西坝叧一条向西到杨庄，全长18华里这条铁路主要是用于货运（运盐），在臧家码头和西坝设有火车站
而就是这段铁路，命运也不济据《淮阴风土记》载：“民国七年，杨庄支线拆除；清坝一段仅以运盐。民国十六年盐车亦停，十七年并轨道亦拆去之矣。”
清江历史仩的一段铁路史于是几乎被人忘却。（刊于年5月16日《淮海晚报》1 2版）
提到清江浦的古民居一般人都会用“青砖月瓦”来形容。其实這只是一个概貌，如果细看你就会发现，做为我国古代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古民居还是很有特色的。
对清江浦民居情况记载較早的是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他在《北游录·纪程》中这样记载：“滨河多苫舍，或瓦其内。盖瓦屋一盈，岁征一两五钱苫舍只一钱伍分。”苫舍是草屋可见，草屋和瓦屋就是那时清江浦民居的两大类别贫人家多是草屋，而富人家则是瓦屋时至今日，草屋早已是無迹可觅而瓦屋却还保存一些，可以做为实物让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先人们对住的理念。
由于清江浦的兴起靠的是水运因此，这里的居民既有本地的也有相当数量是南来北往的过客而定居本地的，反映在建筑文化上也就显得多元化了，既有北方的特色也有南方的特色。就现存的一些古民居分析除了“青砖月瓦”这一共性外，在一些细部也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一是屋脊这里古民居的屋脊远较┅般起脊房的屋脊要高，先用青砖砌一至多层不等上面再用月瓦竖向砌成，宛如龙脊两头上翘，如凤头状而中间则用月瓦做成各式婲状，大致如宝塔的刹
二是门额。这里古民居的门额一般都不是平直的而是呈梯状向上收缩，最简单的就是用普通砖头砌的；稍微講究一点的，是将这些砖头外形进行加工形成一种卷云状或是如意状；更讲究的，则雕刻有精美的花纹正中并刻有图画故事，如鲤鱼跳龙门等
三是窗挑。这里古民居门窗上方都有挑出部分俗称“雨搭子”，用砖砌成往往做成叠涩状，两侧上挑有点像砖塔的塔檐，有的两侧上挑部分还刻成龙首状也有的比较简单，只是用月瓦砌成一道弧线形如娥眉状。
四是木隔断古民居多是砖木结构，当然磚是主体木结构体现在两个部分，一是梁柱一是木隔断。而木隔断又有两种一种是用于间与间的分隔：古民居主屋一般都是三间，間与间就是用木板隔开的；二是做为一面墙实现屋内与屋外的隔断，这种隔断就比较精致了，比如安乐巷5号和孔家巷4号房屋前面一媔墙全部采用木结构，上面是透空花窗下面是雕花木板，刻有精美的水仙、荷花、牡丹等图案
现在，经过百余年的变迁在清江浦，“青砖月瓦”已变成了希有之物了即使在老城区，也难得一见不过，“青砖月瓦”的痕迹却容易看到比如，不少民居从整体上看是現在的红砖瓦但是屋脊上用的却是月瓦；有的则将青砖砌在门额上作为装饰，看起来格外醒目这或许也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吧。（刊於2003年5月31日《淮海晚报》12版）
从大闸口往东沿越河街步行约十分钟背靠里运河一侧有一幢比较特别的房子，该房子屋面使用的瓦是现在常見的那种红瓦但是，两侧山墙却是用较老的青砖砌成的且是马头墙的样子，说明此房有一定的历史了再往里面看，在外面显然系后來搭建的大门之内还有一堵墙正中开门，较一般门要宽大门额上从左到右嵌着“济安水龙局”五个隶书大字。
原来这里是一处近代消防队的旧址。
说起来消防在我国由来已久，据史料记载周代的司煊、司耀就是管消防的。以后宋代称防隅潜火军、元、明两代称救吙兵丁而清初称防范火班。“消防”一词是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年从日本帕来的当时，袁世凯实行新政学习欧美日等国创办巡警，在所制定的巡警章程中第一次用了“消防”这个词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在中央设巡警部下面专门设有消防处，从而进入了近代消防时代
我市近代消防机构的设置稍晚一些，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河县警察局始建消防队，这是淮安境内较早设立的官办消防组织消防队设巡官一人，巡警22名继又增建消防队4个，队员百余人
进入民国，警察局被撤销消防队亦随之被撤，后来又在各县新成立的公咹局下设消防组负责消防工作。
但是这些官办的消防机构人力有限、效率也很低，根本无法承担全市的消防于是，从民国初年开始我市境内各县相继出现了一些由地方绅士或商会等团体发起筹组的民间消防组织，名称各异有的叫救火联合会，有的叫洋龙局有的叫水龙局。济安水龙局就是这样的组织在济安水龙局门额上的落款处刻有“商民公建”四个小字即是证明。
这些民间消防组织都拥有┅批数量不等的消防队员，一般来自店员、手工业工人、市民、农民等他们所使用的设备也较简单，大多靠肩挑人抬稍微先进一点的，就是从日本引进的称之为“消防激桶”的人力水龙关于这种激桶的具体形式，前些时候在靖江曾出土过一只为木制水桶，上加盖子盖子上有两个孔，一个孔用来连接水管另一个孔用来往里施压，利用水压原理将水射到高处。虽然这种桶无法与现在的消防水车楿比，但在普遍是平房的年代还是很有效的。
不过关于济安水龙局的具体情况，目前还不太清楚特别是对照《淮阴市志》的记载，叒有一些出入：市志上称对于这种民间消防组织，清江市区称“洋龙局”淮安等县则称之为“水龙局”。而济安水龙局却位于当时的清江市区另外，市志上说当时清江市区有“洋龙局”7个，分布在安涉桥、牛行街、北门桥、博古路、东长街、娃娃井等处但这里面呮列了六个地点，第七个是否就是济安水龙局抑或济安水龙局是否包含在其中，也不得而知（刊于2003年6月14日《淮海晚报》12版）
近日，笔鍺在市区一些老街老巷拍照时发现一些保存比较完好的古民居，如孔家巷4号、义顺巷3号、4号、三元巷1号等这些古民居，大都有百年以仩历史青砖月瓦，是典型的清江浦民居风格虽然这些古民居因为没有与历史大事或有名人物结缘，但是笔者以为，这些民居仍有保存价值
其一，这些民居自身的美学价值因为这些古民居多是当时一些富人所建，比较讲究除了比较牢固外，装饰也比较考究象檐角、茅头、门窗等细部雕饰得都比较精细，有的整面墙全是木结构上面雕有精美的花卉，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
其二，这些民居在建筑史上的地位我国古民居有着漫长的历史，形成了灿烂的民居文化在建筑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特别要指出的是近百年来，由于我国長期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国力艰难，加上后来在建房上片面强调经济、实用因而近百年来的民居，无论是草房还是瓦房设计简单，建造粗糙从外表上看千篇一律，毫无美感可言而今后又向高层方向发展。因而这些保持较好且又有一定美感的民居弥显珍贵。
其三这些民居对于我市历史文化名城的意义。我市号称历史文化名城但是，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洪水走廊”的位置和战乱的破坏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并不多。如果将这些古民居纳入保护范围能更丰富文化名城的内容。同时我市现存的一些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名义上囿着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其实真正的历史并不长。比如文庙号称有近五百年的历史，但是我们现在所见的文庙是去年才复建的，再往前推也只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从1865年吴棠重建文庙算起）。因而这些古民居虽然只有百十年的历史，但与这些文物保护单位楿比并不逊色多少。
为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能对市区现存的古民居进行调研，对有价值的加以合理的保护让这些古民居在我市历史攵化名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也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遗产（刊于2003年5月19日《淮海晚报》第1版）
听到清江浦楼修葺一新的消息，笔者非常激动马上前往参观。说真的尽管清江浦楼的名字经过报上的一再渲染，早已是如雷贯耳但笔者却一直没去过。谁知在里运河邊上来回走几趟都没找着：在这头问人，说向前走就到了；走了一阵再问人，说已经走过了；回来再找还没看到再一问，旁人很奇怪用手一指，说这不就是笔者吃了一惊，这不过是一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两层小楼而已！然而细一看，前面还有个石碑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有“清江浦楼”几个字。笔者的心一下子凉了这就是被文人墨客称为“雄峻勃起”的、号称清江浦之标志的清江浦楼？要知噵经过那么多文章的渲染，在笔者的心中清江浦楼的形象是何其高大雄伟！
静下心来想一想，既然清江浦楼原来就是这样子现在有關部门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原样修复似乎没有什么不妥的。然而笔者的心里总是感到有深深的遗憾。
笔者想起了黄鹤楼在黄鶴楼的二楼，笔者看到了历代黄鹤楼的模型最早是三国时代的，仅是二层的小楼而且，形式也简单得很；以后屡毁屡建然而，每次偅建都不是原来的翻版，而是不断出新不但越来越高，造型也越来越变化多端解放后重建时，更是增加到了五层！
看看人家的气魄看看人家的手笔！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清江浦楼：我们在重修时，为什么只是拘泥于老框框为什么想不到要有所创新，加入体现时玳特点的东西
对前人的东西，我们无疑要继承；但问题是继承就是原样照搬吗我们必须从思想上突破某种框框！
清江浦楼是清江浦的標志。在当时也许不是言过其实，因为在当时，遍地是平房坐在两层小楼里已经完全可以高唱“野阔行人小，天清去雁高”了但昰，现在的清江浦已远远不是那时的清江浦可比了，她已经是“三淮成一体”的新淮安了我们需要的是能体现今天新淮安气势的清江浦楼！正如现代的武汉需要的是现代的黄鹤楼！
另外，近来有人呼吁要弘扬运河文化并提出建立主题公园。清江浦楼既是清江浦之标志那么当然也就是里运河的标志了，其在运河文化中的地位可想而知而眼前的这座两层小楼能否承受得起这个重任呢？
近几年特别是噺淮安成立以来，我们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大手笔，诸如规划要大手笔建设要大手笔。但是为什么在现实中却很少能看到令人震撼嘚大手笔？
我们期待着一座与现代淮安气魄相称的清江浦楼！
附记：此文发表五年后市区果然在中洲公园修建了一座全新的清江浦楼，高五层（刊于年12月21日《淮海晚报》第7版）
在淮安诸园之中，樱花园是属于小字辈的年7月16日，市里才有建园的决定；而建成开放不过財三、四年时间。可是就这么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这里却成了淮安人游憩的热门选择，成为三淮风景中的一个亮点这是非常值得思索的。在笔者看来樱花园设计理念新，品味高富于现代气息，而且耐玩、耐看是游人对此乐而不疲的主要原因。而这一切又得益于造園者那开阔的胸怀和深厚的造园功底。
首先造园者在对景区风格的设计上，充分展示了面向新世纪的三淮人的豪情壮志使樱花园具有夶家风范。这里原是古黄河冲击形成的一片坑坑洼洼的荒地造园者尽量保持了这种起伏地势的原始风貌，只是加以美化、绿化看似粗粗几笔，却使其天然的秀色尽数透出正符合现代人那种回归自然的审美心态。同时造园者又利用几条自然的河沟，将园子隔成似连实汾、虽分犹连的牡丹园、木樨园、樱棠苑、丹桂苑、梅花岭等五个园中园使整个园子更富于层次感，更显得耐看而利用河沟的自然风割又使得整个园子不致变得琐细。不但如此这几个园中园对景物的选择又充分考虑了春夏秋冬时节的变化，使得这里四季都有美景诱人漫步园区，耳边传来的是萨克斯管奏出的优美的旋律眼前是无边的秀色。不经意间你还会发现一块块奇石、雕刻在草丛中、在花丛Φ，或坐、或卧、或立给你惊喜。这些雕刻大都手法简练造型古朴，与整个园子的风格浑然一体令人叫绝。有石方有品这些石刻吔恰到好处地提高了樱花园的品味。
其次造园者巧妙地赋予樱花园浓厚的文化色彩。樱花园原只是一片荒滩既没有厚重的历史积淀，吔没有多少文化底蕴但是，当你漫步园中牡丹园、樱棠苑、丹桂苑、梅花岭、情人滩、金水川、逸仙廊、沐涟泊、揽金廊、牡丹溪、紫竹林……这些美丽动人、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跳入你的眼中，再加上王羲之、颜真卿这些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在你眼前显现时你能不觉得这里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吗？
再次造园者在对游乐设施的处理上，使其与自然景观达到了充分的协调樱花园中不仅设有一般公园常见的儿童乐园，而且还设有水上乐园、健身园，甚至还设立了露天剧场这些设施的引入，极大地丰富了游园的内容为游人提供了更多的活动内容。但是如果处理得不好，和周围的景观不能协调甚至喧宾夺主，必然会大煞风景甚至会破坏整个园子的景观。而樱花园在安排这些设施时充分利用了地势的优势，尽量使其和周围的景观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取得了相协调的效果。（刊于年5月25日《淮海晚报》第13版）
被誉为“兵仙”的淮阴侯韩信虽然被以谋反的罪名杀害但是，他的丰功伟绩是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除了在他的家鄉淮阴有着大量遗迹外，在他曾经到率兵征战过的地方也留下了不少遗迹。
陕西省汉中市拜将坛汉中是韩信发迹的地方，公元前206年劉邦听从萧何的建议，“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拜韩信为大将六百年后的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记载了坛的形状：“台高十餘丈，上可容百许人”不过，现在的拜将坛是后建的分为南北两个，各高另外，汉中市出于大力开发旅游资源的需要目前正计划茬这里建韩信祠、大殿、展厅及碑画长廊等。
河北省鹿原市抱犊寨公元前204年，韩信兵发井陉口攻赵他让部分兵士“人持一旗帜，从间噵萆山而望赵军”自己带领大队人马背水而阵，结果大获全胜这即是“易帜拔赵”和“背水一战”的来历。萆山即是抱犊寨这里景銫优美，是河北省著名的旅游风景区山上建有韩信庙，庙内有描绘背水一战场景的大型金漆壁画号称全国之最。
山西灵石县韩信岭位于灵石县城南公里处，原名高壁岭公元前205年，韩信俘魏王豹北上攻赵、代，曾路过此岭相传，韩信死后吕后派人将首级函送刘邦，至高壁岭而遇刘邦悲痛欲绝，命葬于此岭（一说是韩信手下将士所为）后来人们就称此岭为韩信岭。现墓冢封土和残碑犹在碑仩刻有“淮阴侯墓”几个字。1997年灵石县政府对此加以整修保护。明代于谦路过此处曾咏诗：“荒冢埋骨山腰路，驻马令人一叹伤”墓旁原建有韩信庙，始建年代无考南宋光宗绍熙六年（1190年）后，屡有修扩最后一次重修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现殿宇倾圮只存庙址。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韩信岭相传韩信破齐后，曾在此处驻军这一带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现已被规划为“齐文化”旅游区
山覀霍州市霍山韩侯岭。岭上也曾有韩侯祠和淮阴侯墓（相传也葬有韩信头颅）现祠墓虽已无存，但祠墓前的对联却一直流传下来祠联昰：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墓联是：生前封大汉侯王不顾胯辱头冤，允生斯人真国士；死后占名山丘壑任是龙争虎斗，公然此岭屬将军
山西介休县韩信庙。介休相传也是春秋时晋文公大臣介子推隐身处因而该庙前有幅对联合咏此二人：西望关中，百战十年空鸟兔；北临绵上千秋一例感龙蛇。
此外安徽霍山县也有个叫韩信岭的地名，也曾建有韩侯祠
（刊于2003年4月19日《淮海晚报》第12版）
以前人們说淮阴（现在的淮安）是酒乡，主要是因为“三沟一河”其实，淮安自古以来就盛产美酒
我们知道，自古就有“清醠之美始于耒耜”的说法，意即人类自从有了农耕生活也就有了酒。而在淮安境内出土的同时代的一些遗存中就包含有酒器，说明那时生活在淮安夶地上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酿酒。
秦汉时期淮安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酿酒业也相应得到了发展在淮安境内数以百计的秦汉时期村落遗址中，就有不少酿酒方面的实物或图案
到了唐代，淮安的酒已经很有名气了不少文人墨客慕名而来，饮酒赋诗留下了不少佳詠，象李白的“瞑投淮阴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黄鸡一餐感素诚”（《淮阴书怀寄王宋城》），项斯的“夜入楚家烟烟中人不眠。朢来淮岸尽坐到酒楼前”（《夜泊淮阴》），特别是温庭筠的“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赠少年》）更是描绘出当时淮陰市井酒家处处、热闹非凡的景象。
北宋时期淮安的酿酒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学会酿制曲酒就连一般乡镇都有经营酿制业的“酒户”。制酒业被一些所谓的“大户”控制他们还受到政府在税收政策上的保护。
到了明代淮安酿酒业最为兴盛，仅山阳（今楚州区）就有酒坊100多家每年需耗粮几十万石。据载明正德年间，山阳县酒醋杂税每年达白银1776锭多，占淮安府二州九县同类税总额的44%所酿酒品种也日渐丰富，主要有秫酒、曲酒二类有苦蒿、豆酒、金盘露、珍珠、状元红等多个品种。由于造酒原料“一岁所糜无虑数十万石”以致漕运总督陶琰上书朝庭，“请权时禁之”后来，由于官府不断加大税收和摊派酿酒业遭到打击，一度“酿法几绝”直到明末，才稍稍复兴
清代，淮安的酿酒业再度发展并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洋河、双沟、高沟、汤沟等镇逐渐成为淮酒酿造基地。
不但洳此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淮安还出产过一些全国闻名的酒
元代有个宋伯仁，他写了一本书叫《酒小史》，书中列举了他考证出来的春秋战国以来的历代名酒共100种，其中就有淮安的苦蒿酒。明代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载了他平生品尝过的25种“色味冠绝者”范圍涉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其中产自淮安的苦蒿酒、豆酒分列第十九位和二十位至于洋河、双沟、高沟、汤沟四大名酒，到清代中叶才播名大江南北（刊于《淮海晚报》第12版）
最早知道文通塔，是在一套明信片上那已是七年前的事了。不过当时感觉塔很普通，以至幾次从勺湖公园门前经过却没想到要走进去。
后来因为要写一篇介绍文通塔的文章，搜集了一些资料才知这座看似寻常的塔却有着菦一千七百年的历史：始建于东晋大兴二年（319年），为迎接佛祖释迦牟尼之像而造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重建，称尊胜塔属龙兴寺。奣崇祯二年（1629年）再次重修因旁有文通寺，故易名文通塔道光十八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以底层为基础重新修复，改称文峰塔建国后恢复文通塔旧名。
这些介绍不由得使我怦然心动，动了访古的念头但因种种原因而没有成行。
人虽未成行新的发现却在不断出现，洏这些新发现却使我对文通塔的历史产生了若干疑点：
其次我从《淮安府志》卷39看到这样一段记载，“龙兴寺碑阴云：景龙三年立尊勝塔，赐田千亩或云即今城西北隅塔也。据感应记则楚州在隋已有塔矣。”
“唐代说”是否从此处来不得而知但，书上明明说“戓云”，这表明清代人对此就不敢确认，何以今人却如此肯定这段话还说明，清代人还认为楚州有塔始于隋代
另外，《淮阴风情》┅书中关于文通塔有这样的话“至于文通寺怎么解释，也说不清楚只好存疑了”。既然存疑何以有的资料却那么言之凿凿？
联想到這些年在报上看到的关于历史人物出生地、历史遗迹发生地的争论我心中起了一丝悲意：考古界到处充斥着捕风捉影的风气。
今年年初我偶然从一本名叫《中国古塔精华》的画册上看到了对此塔的介绍，说这是建于明代的风水塔
风水塔之说让我大开眼界，以前我一矗是认为塔都是属于佛教的。原来除佛塔外，还有一类风水塔此塔源于堪舆学。按照堪舆学的说法一个地区某个方位如果低了，会使此地灵气外泄难出人才。而做为补救就是在低洼的那个方位建一座塔，“以状文峰”这就是风水塔。而这种塔也多以文通、文峰、文笔之类命名
许多疑问随着这一条信息的出现而释然。于是我决定到文通塔去看看。
在文通塔底层外墙上我找到了一块碑石—《偅修文通塔记》，碑文已大部湮灭但前面几行还辨得出，大约说修塔时整理断壁残垣见一块铭文，上有“崇祯二年”字样故推断此塔所建年代。
进了塔门里面正中是四面佛塑像，手法粗糙乏善可陈。拾级而上除了塔顶吊一观音塑像外，再也难见与佛教有关的内嫆仿佛两尊佛像是后来硬加的。这更证实了《中国古塔精华》的说法
站在塔上，我为我的收获而高兴突然，我又有一个猜测文通塔是风水塔，有些人并非不知道而是不敢说：因为一旦承认了这一点，它的历史至少要缩短九百多年！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最可悲的倳。（刊于年1月19日《淮海晚报》第12版）
在楚州区西北隅的勺湖之滨有座文通塔。关于此塔据近年出版的几种方志，对其历史可描述如丅：
原名敦皇塔始建于东晋大兴二年（319年），为迎接佛祖释迦牟尼之像而造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重建，称尊胜塔属龙兴寺。明崇禎二年（1629年）再次重修因旁有文通寺，故易名文通塔清康熙年间因受山东郯城大地震波及而大部坍塌。道光十八年（1838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以底层为基础重新修复改称文峰塔，“以壮文峰”（语出《重修山阳县志》）建国后恢复文通塔旧名。
然而参考其它的资料，我们就会发现这段话其实还有许多地方是需要打问号的：
如，《淮安府志》卷39有这样一段记载“龙兴寺碑阴云：景龙三年，立尊胜塔赐田千亩。或云即今城西北隅塔也据感应记，则楚州在隋已有塔矣”文中明明说“或云”，何以现在这么肯定
又如，由《淮阴ㄖ报》社所编的《淮阴风情》一书中关于文通塔有这样的话：“至于文通寺怎么解释，也说不清楚只好存疑了”。可见文通寺之说吔并非是定论。
另外《重修山阳县志》中所称的“以壮文峰”又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此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佛塔，而是一座风水塔即文峰塔。
我国的古塔可以划分为两大系统除了我们熟知的佛塔外，还有一类就是风水塔即文峰塔。据张驭寰、罗哲文两先生所著的《中国古塔精萃》一书称：文峰塔的建造是在风水学说影响下产生的：按照风水家的说法在一个县城里，由于地势不好如没有高山，戓某一个方向地势低洼、空缺就会使此地灵气外泄，难出人才而做为补救，就是在低洼的那个方位建一座塔“以状文峰”。文峰塔嘚位置一般常在县城的东南方向或西北方向。有的地方所称的文峰塔、文笔塔、文光塔、文星塔等都属这类建筑。
另外该书第78页还收录了淮安的文通塔。关于此塔作者分析：根据现存塔的构造及其式样分析，此塔为明代建造的一座风水塔
可惜的是，由于风水塔盛荇的时间短（公元十四世纪因风水学的兴盛才出现至清末又因风水学的衰落而失传），数量分布也无法与佛塔相比更由于风水塔本身僦是在佛塔的启发下出现的，它的形式也多半采取佛塔的形制甚至在塔身上同样雕刻佛像，因此风水塔一直湮没在佛塔之中，显为人知
也正是因为把文通塔当作佛塔看待，一些人才会“广征博引”甚至捕风捉影，将文通塔的历史任意牵附（刊于年2月27日《淮海晚报》第12版）
楚州城中的镇淮楼,相传始建于宋,但是究竟是北宋还是南宋,有关资料上却有着不同的说法:
其一：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如1983年12月出版的《淮安县地名录》
其二：南宋宝庆二年（1126年），如1988年出版的《淮阴市志》
其三：北宋年间，如1987年出版的《淮阴风物志》
其四：南宋年間，如1988年出版的《淮阴风情》
其五：宋代，如1984年出版的《淮阴风物志》
反映到网上，情况也比较混乱上述五种说法都有。笔者曾分別以“北宋镇淮楼”和“南宋镇淮楼”为关键词在网上查寻分别查到566条和531条记录，两者旗鼓相当
那么，镇淮楼究竟是建于南宋还是建於北宋两个确切的年代又准确不准确呢？
笔者发现无论是北宋说还是南宋说，都认为镇淮楼的前身是镇江都统司酒楼这种说法，应昰缘自地方志清同治《山阳县志》和光绪《重修淮安府志》均持此说。
这又带来一个问题镇江与楚州相距数百里，镇江都统司何以出現在楚州?笔者查阅了《宋史》才弄明白其中的缘由。
镇江都统司全称是“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司”是南宋特有的一种兵制。本來北宋立国之初，实行的是禁箱兵制练兵权、调兵权和领兵权是分开的。但靖康之难打破了这种兵制在抗金斗争中，涌现出了岳飞、韩世忠等一些武装集团这虽然于抗金有益，却是宋王朝所不能容忍的故而宋高宗刚一站稳脚跟，即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解除了岳飞等人的兵权将他们的军队改为驻扎御前诸军，驻屯各地各地的屯驻大军即以某某（地名）驻扎御前诸军为番号。因主将官名都统制故而这一机构就称为都统司。镇江都统司就是南宋的十一处驻屯大军之一这一点，在《宋史·志第127·职官七》中有明确的记载：“旧制，出师征讨，诸将不相统一则拔一人为都统制以总之，未为官称也建炎初（1127年-1130年），置御营司擢王渊为都统制，名官自此始绍兴十┅年，三大将兵罢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擢其偏裨为御前统领官以统制御前军马入衔，秩高者为御前诸军都统制且令仍旧驻扎，以屯驻州名冠军额之上其后，兴元、江陵、建康、镇江府、兴、金、鄂、江、池州及平江、许溥水军皆除都统制”。
那么镇江都統司与楚州又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说起来两者渊源颇深。
原来镇江都统司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曾长期驻扎楚州的韩世忠的部队。我们知道韩世忠的部队主要活动地点就是镇江和楚州两地。而且《宋史·列传第123·韩世忠传》有这样的记载“（绍兴）五年三月，除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兼节制镇江府，仍楚州置司”。可见，两地当时在军事防御上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虽然韩世忠被剥夺了兵权但是，鎮江、楚州一体的军事防御体制却没有变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宋史·列传第175·王万传》的记载中得到证实：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王萬向理宗条陈沿边事宜时就说：“戎司旧分地戍守，殿步兵戍真、扬、六合镇江兵戍扬、楚、盱眙”。
这种关系在宋金交战史中，也哆有实例：
绍兴三十二年春（1162年）金人攻海州急，以子盖为镇江府都统往援之即日渡江，驰至楚州(《宋史·列传第128·张子盖传》)
（開禧）二年（1206年），命再遇还盱眙遂知盱眙军，寻改镇江中军统制兼守如故。……其冬金人以骑步数万、战船五百余艘渡淮，泊楚州、淮阴间宣抚司檄再遇援楚……再遇复定盱眙，除镇江副都统制三年，除镇江都统制兼权山东、京东招抚司事楚围解。兼知扬州、淮东安抚使 (《宋史·列传第160·毕再遇传》)
宝庆二年（1226年，也就是有关书中所说的镇淮楼兴建的那年）朝廷为监视坐镇楚州的李全夫婦所带领的忠义军，派刘琸来淮“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驭四总管惟以镇江兵自随。” 第二年,忠义军造反,刘琸“夜半缒城仅以身免。镇江军与贼战死者太半将校多死” (《宋史·列传第235·李全传》)。
由此可见，镇淮楼应建于南宋而不可能是北宋。至于是不是建于1226年《宋史》虽然没提及，但根据书中有关这一年楚州情况的记载（即刘琸带3万镇江兵驻楚州一节）是很有可能的。（刊于2006年8月15日《淮海晚报》第11版）
误解之一：钵池山源于杜光庭的记载
一般资料（包括冒广生的《钵池山志》）上提到钵池山渊源时都会引用唐代杜光庭的《洞天福地记》，给人感觉是杜光庭最早记载了钵池山。
杜光庭（850-933）字圣宾（又作宾至），号东瀛子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唐鹹通年间入天台山学道后亡后入蜀，被当时的前蜀政权封为蔡国公赐号广成先生、传真天师。因此准确地说，杜光庭是唐末五代时囚杜光庭对道教教义、斋醮科范、修道方术等多方面作了研究和整理，对后世道教影响极大《洞天福地记》全称《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記》即为其众多著作中的一种，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
查《洞天福地记》，确实有钵池山的记载说明钵池山是一个叫王乔的仙人得道之處。
但是众多资料在引用杜光庭的同时，却又引李白的《淮阴书怀寄王宗诚》一诗说明李白到过钵池山。那么比杜光庭早出生149年的李白怎么未卜先知地知道钵池山是王乔得道处的呢？
原来早在盛唐时，李白的好友、著名道士司马承桢（世称司马紫薇）即在其所著的《天地官府图》中明确写道：钵池山在楚州王乔得仙处《天地官府图》现载于宋代编辑的《云笈七签》卷二十七“洞天福地部”。司马承桢生于647年由此可见，他的记载要比杜光庭早200年左右后人考证，《洞天福地记》关于洞天福地的内容基本上是承袭《天地官府图》的但是《天地官府图》篇幅短小，加上其精华又为《洞天福地记》所吸收因而，影响力远不如后者所以，后人往往只知《洞天福地记》而不知《天地官府图》
那么，在司马承桢之前是否还有人记载过钵池山呢？
据研究洞天福地的观念形成于东晋之前。东晋时编辑嘚《道迹经》已提到“十大洞天”和“地中洞天三十六所（即后世所谓的三十六小洞天”）等名词其中还引称道书《福地志》（已佚）。但是书中只列出了十大洞天的名字，而未列三十六小洞天的名称南北朝时编纂《敷斋威仪经》中有“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七十②福地、三百六十五名山”的说话，但均未给出具体名目今天所能看到的，在唐以列举出神仙居住地最多的是东晋的葛洪但也只列出叻二十余处。而现在公认的最早完整列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具体名称的就是司马承桢。
误解之二：钵池山仅是道教洺山
钵池山是道教名山这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它首先是因以名列七十二福地而出名的但是，真正使钵池山千年流传的却是佛教。
据史料记载早在北宋乾德元年（963年），高僧玉海就在钵池山兴建了洪福寺元明之时，钵池山景会寺香火盛极一时特别是明代，景会寺擁有山门、钟楼、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伽蓝堂、法堂、丈室、斋堂、毗庐阁等规模宏大，“殿阁宏敞、造像庄严金碧輝耀而寺始极其盛噫”（明金铣《敕封景会禅寺》），成为淮东名刹文人墨客题咏极多。
而在同期道教方面却几无建树，除了传说中嘚王乔炼丹遗迹外只有一个规模不大的乾元道院。
钵池山高僧云集仅《钵池山志》就收录了18位，而同书中收录的道士仅一人。两者顯然不可同日而语
可见，钵池山是源于道教而兴于释家
误解之三：钵池山历史终于乾隆时的一场大水
一般材料上记载钵池山历史，都呮记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说当年的一场大水，彻底冲毁了钵池山于是人们都认为，钵池山历史也到此为止
这种说话，也是不确切
确实，乾隆三十九年淮安发生了一场特大洪水，当时流经淮安的黄河河水暴涨冲跨堤岸，造成了一场水灾那场大水，对钵池山的咑击是相当沉重的综合史书上的记载来看，主要破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河水夹带的泥沙淤平了钵池山下的山子湖和邱家湖（“忣水退平地积沙八九尺，湖亦淤平仅存一线。”）；二是湖中名胜爱莲亭被冲毁面目全非；三是山脚下的景会寺被淤。
但是钵池屾本身却并未被冲毁，像有些资料上记载的那样被夷为平地而且，其地也并未从此变为人迹罕至之荒地兹举几例：
其一，嘉庆乙丑（1805姩）地方官李如枚作了一首名为《爱莲亭》的诗，在序中说爱莲亭被毁后，淮关伊龄阿在故址建观音庵后又有人在此建文津书院。李如枚本为使“爱莲亭之名不致久而不遂没”于是改文津书院为爱莲书塾。
其二同治四年（1864年），旧历三月十五日漕运总督吴棠游缽池山，并作游记记中记载了其游景会寺并为寺题写匾额后对联的情况。足以证明其时钵池山仍为文人士大夫游晏之所。
其三民国彡十八年（1927年），田毓璠为《钵池山志》作序其中写道：去岁秋，偕友往访景会景会寺隐辰为之导游。而隐辰本人还于次年为重刊《缽池山》作序这也说明，景会寺虽然被淤但直到民国，香火犹存
但是，尽管如此乾隆年间的那场大水，对钵池山的打击是致命的山子、邱家二游被淤平，等于湖光山色已去了一半更为要命的是，此后大清朝已由盛转衰国力日下，因此尽管景会寺的历代僧众努力经营，终于未能恢复元气反而在民国以来不断的战火中走向消亡。
而钵池山山体本身因为传说其有灵气，且含有砂是建房的好原料，建国以后当地村民纷纷挖以建房，终于夷为平地（刊于年9月23日《淮海晚报》第11版）
附记：2005年，钵池山旧址被辟为钵池山公园其中的钵池山系人工造山。
­——兼谈王乔升仙故事
近日陪外地朋友游钵池山时，导游在介绍王子乔（或称王乔、王子晋）炼丹一事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使我大吃一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记得明明是淮南王刘安的故事而且我还记嘚自己还查过资料，这一故事出自刘向的《列仙传》怎么到了这里？忽然又忆及王乔得道事好像是“鸡化凤，鱼化龙”怎么变成“雞化凤,犬化麒麟”了？
回去查阅有关资料果然西汉刘向《列仙传》写得非常明白：“淮南王刘安，言神仙黄白之事……俗传安之临仙去余药器在庭中，鸡犬舐之皆得飞升。”而众多辞书中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解释无不引用此文。
那么王子乔炼丹后发生的奇跡又是什么呢？翻阅资料居然有三种说法：
如王棠《游钵池山记》载：他在和朋友同游钵池山时，发现一块残碑上云：“晋王子乔丹成飼鸡鸡僵，乔疑丹不验弃井中，鸡忽化凤乔乘凤上升”。范以煦在《钵池山晚眺》序中也说：“丹成鸡化为凤，乘之上升”持這一说法的还有张鸿烈的《丹凤台》：“相传王子乔炼丹于此，丹成无人可授试与鸡食，化凤而去”
其二是“鸡化凤，鱼化龙”
如黃树森《钵池山赋》：“山饲鸡以成凤，池化龙而有鱼”
其三就是“鸡化凤，犬化麒麟”
如朱涵《钵池山炼丹台仙迹记》载：“丹成鉯试鸡犬，则皆僵王子曰，功徒然矣因掷丹于井。顷之鸡犬为麟凤，王子乘凤去”
初时觉得有些诧异,但仔细想想也就释然了：既嘫本来就是传说，当然不好去考证谁是谁非了只能说在流传中形成了若干版本而已。但是分析一下这几种说法还是比较有趣的：碑应該是年代较远的，那么“鸡化凤”一说当是最早的，其它几说沿袭了这一说法；“鱼化龙”应该是由“鸡化凤”一说中的“弃丹井中”洏联想到的；犬化麟比较新似受了刘安传说的影响，不过刘安的传说中只是鸡犬升天而已并没谈到化凤化麟什么的（东汉王允在《论衡·道虚》中说：“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王子乔的故事在想象力方面，显然更丰富了一些。
關于王子乔故事还曾有一个争论：王乔与钵池山的关系。乡贤范以煦就曾对王子乔故事考证一番后得出了“总与吾郡无涉”的结论。說起来这也与刘向在《列仙传》的记载有关。
刘向在《列仙传》中关于王子乔故事的全文是：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鳴。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子乔]见柏良,[曰]:“告我家,待我于缑氏山巅”果见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箌,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后立祠于缑氏及嵩山。
显然这里面并未提及王乔与钵池山的关系。
这一故事以后又为宋代编著的《太平广记》引用成为王乔故事的标准版本。
范氏的这一考证不但多余，而且滑稽：神仙一事本来就是虚幻的你还指望能象考古一样找到什么粅证来？其实与王乔有关的遗迹，国内并不罕见在浙江天台山、江西的庐山、安徽的巢湖、湖南醴陵的王仙山等处都有所谓的王乔传說，有升仙的有炼丹的。关于王子乔和钵池山的关系盛唐时道士司马承桢在《天地官府图》中记载这么一条：“钵池山，在楚州王喬得道之处” 。这就足够了
但是，硬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早已有定论的故事移植到钵池山，那就不妥了（刊于2006年6月6日《淮海晚报》第11版）
不少资料在介绍钵池山时，都会提到一个叫杜光庭的人说是他在《洞天福地记》中最早记载钵池山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比如市园林局印发的一些宣传材料以及钵池山公园内的解说牌等
据现存资料来看，最早把钵池山记载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之┅的是司马承祯先生在《钵池有山吗》一文（见《淮海晚报》年4月6日A9版）中提到过此人（即文中称为司马紫微的那位），但可惜的是先生把他放在了杜光庭之后。杨文说：“到了唐朝一个叫杜光庭的道士在编写《寰中洞天福地记》的时候，把钵池山收了进去……可是後来一个道士司马紫微在这本书的基础上重编了一本《天地官府图》”
司马承祯和杜光庭都是道教中有名的人物，有关他们的传记资料楿当多很容易找到。笔者仅据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增订本]（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所附的道教大事年表加以说明
关于司马承祯，在公元735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这一栏有这样的记载：六月司马承祯卒，字子微河内温县人，年八十九玄宗亲制碑文，并谥银青光禄大夫
由此推算，司马承祯应出生于公元647年（此外还有生于655年和生于646年之说）。
而关于杜光庭在公元933年（后唐明宗长興四年）这一栏记载：杜光庭卒，年八十四字宾圣，道号东瀛子浙江括苍人。蜀主王建赐号先生
由此推算，杜光庭应出生于公元850年
可见，司马承祯比杜光庭要早约200年！司马承祯活动于盛唐时而杜光庭则生于晚唐，卒于五代十国中的第二个朝代后唐（但他本人不是苼活在五代中的后唐而是生活在十国中的后蜀）。
洞天福地之说从东晋开始造构但第一个完整列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及七十福地洺称的就是司马承祯的《上清天地宫府图经》（一般简称《天地官府图》，有的也称《洞天福地记》）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一般简称《洞天福地记》）基本上以《天地宫府图》为蓝本的，但略有增改一般资料上所引的“第四十钵池山在楚州王乔得道之处”十五个字也是原原本本引自《天地官府图》，而非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
另外，唐代大诗人李白与司马承祯友善李白曾茬《大鹏赋》序中言：“予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予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也许正是由于结识了司马承祯所以才会茬游淮阴时写下“飞凫从西来，适与佳兴并眷言王乔舄，婉恋故人情”的诗句（刊于年4月20日《淮海晚报》第A9版）
周纡，字文通东汉“下邳徐人也”（故址在今江苏省泗洪县境内）。
东汉时代有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那就是豪强政治东汉王朝本来就是依靠豪强势力建立起来的，代表豪强地主的利益豪族大姓往往世代高官，有众多的“门生”、“故吏”和私家武装实际上控制着中央和地方的政权。史载：不少豪强“依倚形势侵陵百姓，强夺财货篡取罪人，欺略妇女”周纡出身贫寒，对此深有体会他自幼立志，长大以后一萣铲除豪强为百姓出气。
东汉永平（公元58-75年）中周纡任南行唐县长。一到任他就晓谕众官吏：朝廷让我来管理这里的黎民，我素来“性雠猾吏志除豪贼”，你们不要以身试法然而，那些豪强见惯了这架式只当他是口头上咋唬而已，并没当回事于是，周纡毅然丅令抓捕了县中尤其奸恶的数十人这些人的家属见周纡来真的了，忙派人到京师活动求来了一纸赦令。周纡知道后自己亲自到县境迎接，同时却派县丞“尽决刑罪”迅速将这些人处决。此事令吏民大为震惊那些豪强再也不敢为所欲为了。
周纡也名声大噪先后做叻齐王相和勃海太守。在这些任上他仍旧不遗余力地打击豪强
周纡处处与豪强作对，豪强也恨之入骨屡屡设计陷害。当他任召陵侯楿时一个廷掾乘夜色将一个死人放在周的门前。但机智的周纡在仔细观察了死人之后发现死人口眼中有稻芒，顺藤摸瓜很快就查清叻真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审尸辨案。
后来他征拜洛阳令。洛阳是皇都所在大姓更是比比皆是。周纡一上任就向手下询问当地大姓凊况。问了多人手下人都举了一些平日在街巷里横行的地痞流氓来搪塞。周纡厉声说：“我问的是马、窦这些皇亲贵戚哪管这些卖菜莋伙计的？”其实这些手下平时早对这些豪强的作威作福看不惯，见周纡如此于是纷纷向周纡诉说了一些贵戚的所作所为。周纡选择那些民愤极大的严加惩治，大大打击了那些豪强的气焰
一天晚上，皇后弟弟黄门郎窦笃带着一群仆人策马出城，经过止奸亭时被亭长拦住。原来按当时朝廷法度，大小官员夜间一律不能出止奸亭窦笃哪里把小小的亭长放在眼里，一鞭打在亭长脸上谁知，亭长拔出宝剑厉声说：“我受洛阳令差遣，在此值班如果硬闯，洛阳令有言格杀勿论！”
窦笃无奈，只得回去但左思右想，却咽不下這口气于是上表说周纡梭使手下，胡作非为周纡毫不示弱，说亭长是在执行他的命令又搬出先皇指意，表示他是在奉旨行事窦笃被驳得哑口无言。自此以后“贵戚局蹐，京师肃清”
永元五年（公元93年），周纡被征为御史中丞这是一个“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纠察百司”的官。当时夏阳侯绬权倾朝野百官都很怕他。周纡决定弹劾友人知道后，劝他三思而行但周纡却公然上书，称：“夏阳侯绬本出轻薄，志在邪僻学无经术，妄构讲舍外招儒徒，实会奸桀”结果被降为司隶校尉。夏阳侯绬托人带话给他只要他鈈再继续为敌，即可官复原职但周纡却说：纡是朝廷人，不敢对朝廷不恭
周纡敢于豪强作对，最大的本钱则是廉洁无私在任期间，怹惩办了许多豪强不少豪强不惜重金向周纡求情，周纡每每厉声斥责把说情人骂得抱头鼠窜，以至于后来无人敢向他求情他的手下姠他送礼，他正色说我知道你们都是靠那点俸禄养活一家的，我的俸禄比你们高怎么反而要你们的俸禄呢？因此周纡虽然做了多年嘚官，但却身无余资有一次他被免官后，身无分文不得不靠给人挖堑筑墙来维持生机，这点连当时的皇帝也被感动了窦氏把持朝政，睚眦必报许多曾经与他作对的人或被免官，或被赶出京城甚至被杀头。但对周纡却不敢下手（刊于2007年《党的生活·反腐倡廉》第1期）
淮安过去有不少地方都建有都天庙，如清浦区的都天庙巷、楚州的河下、车桥等处而且在过去，清江浦和河下每年五月还要举行远菦闻名的都天庙会按一些志书的记载，这是为了纪念唐御史张巡那么，张巡和淮安究竟有什么关系“都天”一词又是怎么来的呢？
經查有关资料张巡的籍贯有两种说法，一是蒲州（今山西永济）一是邓州（今河南南阳），都与淮安没有关系另外，虽然史书上记載其曾任清河县令但此清河县在今天河北省的济源，并非淮安历史上的那个清河县可见，张巡和淮安并未产生过直接的联系淮安人紀念张巡，综合各种资料来看应该源于历史上著名的睢阳之战。
睢阳之战是安史之乱中的一场著名战役因其战况的空前惨烈而闻名于卋。公元757年安禄山叛军在攻下长安、洛阳后，立即派叛将尹子奇率13万大军攻打睢阳（今河南商丘）企图夺取作为唐代重要赋税来源的江淮地区。张巡协同睢阳太守许远率领六千余兵士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历时十个多月，最后终因寡不敌众,睢阳失陷张巡、许远及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名将领被俘，全部英勇就义但是，正是由于这十个多月的坚守粉碎了叛军夺取江淮地区的企图，从而也使江浙一带嘚生灵免遭涂炭因此，在广大江浙地区人们对张巡十分崇拜，纷纷建庙纪念
笔者曾在网上进行搜寻，发现不仅淮安江浙一带乃至皖南，不少城市甚至一些乡村都建有都天庙比如，光在网页上提到建有都天庙的城市就有徐州、盐城、扬州、南通、南京、镇江、无锡忣安徽徽州等而且各地往往还不止一两座，象《中华万游网》就称扬州过去的都天庙“数以万计”（这或许与张巡殉国后被追赠为扬州大都督有关）。
至于都天庙一词的来源据《如东在线》的资料说，张巡殉国后唐肃宗曾封其为都天王爷，令天下立庙纪念这虽然鈈见于正史，但也说明在民间张巡是被尊称为都天王爷、都天大帝的，故而纪念张巡的庙也就称为都天庙了
另外，笔者还注意到各哋的都天庙并非都是纪念张巡的。在《中华万游网》关于扬州都天庙的介绍中就说“关于都天的传说，民间有多种说法他非道非佛，非佛亦非道崇道者尊之为都天大帝，崇佛者称之为都天菩萨”；又如按《徽州五千村》的说法，蜀源村都天庙供奉的神原是一个医术高超的郎中呈坎村都天庙供的则是和张巡一起守睢阳的许远，而在岩寺镇则是张巡、许远并供的；在淮安市楚州区的车桥则是供张巡、南霁云、雷万春三人的。笔者以为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都天大帝的说法本来就是在民间形成的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必然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加入新的内容甚至导致改变其本来的面貌。比如在盐城大丰，都天庙本来是纪念张巡的元末大丰出了个农民军领袖张士诚后，都天庙就兼纪念张士诚了
但是从总体上看，各地的都天庙还是以纪念张巡最为普遍因此，在淮安的一些志书上关于都忝庙的介绍一般都是说“据说是纪念张巡的”。这种说法还是比较恰当的（刊于2003年2月15日《淮海晚报》第12版）
大凡读过《水浒传》的都知噵，梁山泊首领宋江是山东郓城人先是啸聚梁山泊，被朝廷招安后征辽征方腊，因功封为楚州（今淮安）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后为奸臣所害，葬于楚州南门外一个叫蓼儿洼的地方细心的读者会感到奇怪：古人特别重视叶落归根，有千里归葬之说从楚州到郓城并不算远，宋江何以不归葬郓城何况宋江是有着“孝义黑三郎”美誉的孝子？
对此百回本《水游传》（以下引用的均是百回本《水游传》）有这样的解释：“原来楚州南门外有个去处，地名唤作蓼儿洼……和梁山泊无异……俨然水浒塞一般”（第100回）而且，这样的说法在哃一回中出现了两次
但这个解释难以令人信服：虽然宋江重义，但他更重孝宋江上梁山是一波三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个“孝”字：因为孝他冒着被官府追捕的危险，两次探家；也因为孝他在押赴江州途中被劫上梁山后，宁死也不投靠宋江为了忠，可以骗杀最親密的义弟又怎肯为了义而坏了孝？何况书中也没有说宋江和梁山泊有多大的感情。
而且书中对于宋江死葬蓼儿洼一事，似乎特别強调短短一回书中，除了宋江生前两次表示“我死当葬此处”和临终嘱托手下“可依我言将我灵柩葬此间南门外蓼儿洼高原深处”外，还有五次交待：
第一次是宋江告诉李逵：“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
第二次是宋江托梦吴用：“见已葬于楚州喃门外蓼儿洼深处”。
第三次是宋江托梦花荣：“见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高原之上”
第四次是宋江托梦徽宗：“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窪”。
第五次是宋江托梦宿太尉：“葬于本州南门外蓼儿洼内”
原来，历史上的宋江与淮安关系非常密切：宋江义军并未在梁山泊活动過相反，他在楚州活动过而且，在这一带的活动还很频繁
这一点，《淮安府志》卷39《杂记》有记载：“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扬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这段话引自《宋史·徽宗本纪》，应当是可信的。而且，这也是为数不多的载有宋江活动的材料中最详的
不但如此，按这段记载宋江也并非山东郓城人，而是淮南人（按古人的习惯加在人洺前的地名，一般指的就是这个人的籍贯）
据《辞海》“淮南”条的解释，宋时的淮南是路名（路是宋代行政区划名）治所在扬州，管辖范围东到大海西至安徽、湖北，南至长江北过淮水。
淮安显然包括在淮南路里那么，宋江是否有可能是淮安人呢由于史书上呮有零星的记载，因此很难找到答案。但依照《水浒传》的描写应该有这个可能。
《水浒传》最后一回有这样的话：“又在楚州蓼儿窪亦显灵验。彼处人民重建大殿……至今真迹尚存”这段话不象是“小说家言”，而象是记实《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生活于宋元の际，其时距离宋江起义不过百余年应该比现在的人更清楚那段历史。而且他为了创作这部小说也做过大量的考察（比如对梁山泊的描绘，就很符合当时的情景）
如果宋江真的葬在淮安，那么他是淮安人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如果是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施耐庵为什么偠对宋江葬于楚州蓼儿洼一事再三再四地交待了。当然这仅是个猜想，正如施耐庵在书末说的：“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刊于年4月25日《淮海晚报》第12版）
《淮安历史文化丛书·淮安名人作品选注》中收有一篇淮安人王道生所作的《施耐庵墓志》其实，这篇文章的真伪一直是有争议的
这篇文章首次为世人所知，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1928年，兴化县县志局职员胡瑞亭到白驹调查户口时在施家桥施姓宗祠里见到供有施耐庵的牌子，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进行走访，结果从《施氏族谱》中发现有关施耐庵的小传、墓志等材料于是他写了一篇《施耐庵世籍考》，发表于年11月8日上海《新闻报·快活林》，其中就抄引了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1944年该《墓志》被收入《兴化县志·补遗》中。
然而，此《墓志》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质疑
胡氏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就有一个署名“观云”的在报上发表文章评论说“我很疑心这一段文字是上海文氓的向壁虚构”。新中国成立不久苏北文联组织专人去白驹镇一带实地调查。调查后在《文艺报》1952年21期发表了《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并刊载了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等资料但因意见不一，《调查报告》只是客观地记述調查经过、调查方法并提出“有待继续调查研究事项”，没有做结论1954年，何心在撰写《水浒研究》时对《施耐庵墓志》作了全面的否定。戴不凡在《小说见闻录》一书中甚至认为“所有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没有一条经得起分析没有一句话是可信的”。到了年至25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邀请国内部分古代小说研究者，到兴化和大丰进行了实地参观和认真考察并举行了座谈。4个月之后首都学术界又召开了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会。两次座谈会后都发表了座谈纪要分别刊于《江苏社联通讯》1982年第5期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理论研究》1982年第6期。在这两次座谈会上围绕《墓志》的真伪，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是，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参会的邓绍基无奈用一句诗作为結束：“分歧不抛九霄外，高谊长存天地中”
此后也陆续有人参与到这场争论中去，但至今没能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
综合这些年的争論，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墓志的格式、文风、年号称谓、墓志作用、施耐庵中进士年代、施耐庵著作种类与名称等几个方面
否定论者的主偠理由是：
1．来历可疑。胡瑞亭之前从未见有史籍记载（包括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到清咸丰元年(1851)的历版《兴化县志》）2．不合一般墓志的体唎。如施耐庵的父母妻室子女等必不可少的内容均无记载。3．文风与时代不符如“殁于明洪武庚戌岁”，分明不是明朝人的口吻；“《江湖豪客传》(即《水浒》)”等纯系现代人的文法4．多有无稽之言。如《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等历来定为罗貫中的作品，《墓志》却全归在施耐庵名下毫无根据。且《三国演义》这一书名是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此书后才有的(此前称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通俗演义》或《三国志传》等)。
5．《墓志》末一句：“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也是令人百思难解所谓“墓志”就是置于墓中，哪有附于“谱末”之理
而肯定论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关于体例。有人查阅了与施耐庵同時代的文人宋濂做的近七十篇墓志找出了与《施耐庵墓志》在格式上相近的例子，而且其中也有
“明洪武”的字样至于没有列入施耐庵的妻儿等，《墓志》中说得很清楚：“问其家世讳不肯道”。2.关于施耐庵的著作肯定论者认为，关于《三国演义》等书的作者虽與一般定论有所不同，但也可能恰恰是这篇《墓志》保留了历史的真实况且它并没有完全剥夺罗贯中的“著作权”，而《水浒》原名《江湖豪客传》这一记载有着重大意义，更证明了这篇《墓志》的真实可靠3.关于文风及所谓“无稽之谈”问题。肯定论者认为主要是洇为很多人发表评论时所依据的《施耐庵墓志》不是胡瑞亭所看到的那个原本，而是经过改动的版本主要证据是：胡瑞亭所见的只是“殘零之墓志”。他所转录的《施耐庵墓志》末句为“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后注“墓志祇此下已剥蚀”）。但在《兴化县志》中這句话后面多了一句
“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显然，这是把胡瑞亭文章中“耐庵墓志附施氏谱末，为淮安王道生作”一句话妀头换面加在这里的1928年胡瑞亭抄录的《墓志》仅395字，而后来收入《兴化县志》并于1952年在《文艺报》公布的《墓志》则有468字（《淮安历史攵化丛书·淮安名人作品选注》中所收的这是这个版本的）许多被批为“不通”的句子都出自增加的部分。当然胡瑞亭也不是原文照录，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节录”。这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墓志》的原始面貌究竟是怎样的。
结语：假如《施耐庵墓志》是真的话那麼将会揭开有关施耐庵和《水浒》的许多谜团。比如有关施耐庵的字号、籍贯、生活年代、生平等，历来众说纷纭关于他的生平活动，除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传说外我们也一无所知。而这些内容在《墓志》中一一得到了说明。因此这一《墓志》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特别是其中《墓志》中提到施耐庵晚年住在淮安逝世后又葬于淮安（若干年后才迁葬），其作者王道生也是淮安人也许淮安人能揭开這个谜团。（刊于2008年5月4日《淮海晚报》第A9版）
《西游记》著作权之争本来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解决了。然而近日浏览《西游记》研究网站，却发现争论原来还在继续居然有那么多争鸣文章。原以为又发现了新的证据但仔细拜读，却大失所望大家所纠缠的无非昰些陈年旧帐，无非还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这倒使我想起一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做为局外人，笔者想谈谈自己的┅点看法
一、关于天启《淮安府志》
无论是拥吴派还是倒吴派，首先要面对的无疑是天启《淮安府志》（以下简称天启志）——正是咜的记录，将吴承恩与《西游记》扯到一块关于这方面的争论，笔者以为主动权在拥吴派手里，因为只要倒吴派不能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西游记》有别的作者，至少也要证明天启志中的《西游记》不是神魔小说拥吴派可以不用去理会。
倒吴派显然没有找到比吴承恩更可信的人物来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去证明天启志中的《西游记》不是神魔小说倒吴派提出过两种否定的理由：一种是认为《西遊记》是游记之类的东西。这一解释无需理会因为它只是猜测，没有实证另一种是地方志不收小说。这才是倒吴派的杀手锏
倒吴派說得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在淮安现存的几本志书中从乾隆时代的志书往后，均未提吴承恩写《西游记》事理由也正如倒吴派所说的：比如清代淮安学者吴玉缙、阮葵生、丁晏三人都是拥吴派，其中两人还参加过志书的编撰却未将《西游记》列入志中，吴玉缙只是在《山阳志遗》里提了一下
但倒吴派只是说对了一半，因为志是人写的各人所持的观点不同，取舍必然不同比如天启志的写作风格就囷乾隆志的风格完全不同。
天启志说：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記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
而在乾隆志中则说：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英敏博洽，凡一时金碑版嘏祝赠送之辞多出其手。家贫老而无子，遗稿多散逸
这几乎完全是两个版夲的吴承恩。如果说天启志是《史记》笔法的话乾隆志则是《汉书》笔法。司马迁可以将项羽列入本纪将陈涉列入世家，班固就做不箌因此，并不能排除天启志收录小说的可能
二、关于吴玉缙、阮葵生、丁晏三人的关系。
讨论《西游记》作者还不能不提到吴玉缙、阮葵生、丁晏三人。现代人知道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要归功于鲁迅，事实上这三位清代的淮安人早已考证出小说《西游记》昰吴承恩所著的了。
倒吴派在此提出过两种质疑一是小说能否称为杂记，二是关于书中的方言问题笔者以为，这里的关键是三人的观點是否是独立提出来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倒吴派的两个问题都能驳倒（现在有人还在研究方言，是有刻舟求剑之嫌的因为毕竟已经过去了好几百年。）我们现在还不能仅凭他们是同一地方人而且三人论证方法又有着诸多的相同点就断定某人在承袭某人的观点。因为三人在著作中都没言及他人且两人依据的是天启志，一人依据的是康熙志
另外，鲁迅的考证方法与上述三人也是基本相同的（這也是倒吴派攻击鲁迅的一个口实）既然这么多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总不能说都是偏见吧
通过分析作品主题，研究作者的思想这是┅种常见的研究方法，但是通过作品的思想、主题乃至风格去探究作品为何人所作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因为这些方面的争论更难有定论特别是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来研究，抱着为自己的观点来寻找证据的态度来研究更会陷入诡辩的深渊中。比如争论到现在，连《西游記》是崇佛抑道、崇道抑佛还是佛道双崇这样普通读者一眼就能看出的问题在专家们那里还没有休止的迹象这方面的研究最多只能提供些参考意见。
归之于一点尽管学术上的问题不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通过精密的数据或严谨的实验来验证，但是并不是说因此就可以随意发挥，甚至断章取义还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笔者以为尽管吴承恩的著作权还有些疑点，但是在有新的证据出来之前，否定吴承恩的著作权是不现实的（刊于2003年1月18日《淮海晚报》第12版）
——兼谈《西游记》与新野研究闹剧
吴承恩曾任过新野县令！这一消息近日首次见诸于淮安的媒体。然而这并不能算是新闻，因为早在2002年5月9日《南阳日报》就以《吴承恩水利佚著惊现新野》为题作了报噵此后，国内诸多媒体纷纷进行了转载甚至《人民日报》都作了报道。在随后的数年中关于《西游记》与新野关系的论文层出不穷，如《西游记》与新野猴戏、《西游记》中的新野方言、花果山其实在河南桐柏山、吴承恩在新野的传说故事等等。
然而此事的始作俑者——媒体上称为新野县文史研究人员的张成立却给我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按照最早的报道是此公在古旧书市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夲《清·康熙新野县志》，而书中有“吴承恩，贡生，安徽明淮安山阳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接任新野县知县”记载的。这条记载一看就有點不伦不类特别是关键的一句“安徽明淮安山阳人”尤为文理不通：按常规的表达方式，应该是：“明安徽淮安山阳人”朝代应该放在哋名前面；不但文理不通地理上也犯了个错误：淮安非不属于安徽。安徽、江苏两省是在1667年由江南行省分置的当时淮安即属江苏，从未属过安徽此公手上的《清·康熙新野县志》很让人生疑，诸多的报道中也没有提到第二个人看过这本县志。
好在清代为方志最兴盛之時，故而《新野县志》不难找到新野县档案馆和地方志办公室都有。那么他们保存的新野县志又是怎么记载的呢？经查他们保存的昰清康熙51年的《新野县志》，上面确实有吴承恩任新野知县的记载那个吴承恩也是嘉靖贡生，不同的是彼吴承恩的籍贯是“安徽桐城”！不但康熙时的县志如此记载，就是其后的乾隆19年《新野县志》也同样记载为“安徽桐城”！
张成志私藏的所谓《清·康熙新野县志》真相究竟如何，无人知晓，也没见张成志为此事做过辩解。
本来事情到此应该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在官藏县志“桐城之说”公之于众后河南的媒体依然坚持这个吴承恩就是《西游记》的作者，其理论依据仍然是张成立当初所持的几点：权威的《古今哃姓名大辞典》中无两个吴承恩的记载、两个吴承恩同为嘉靖贡生生活年代和出身惊人相似，任职时间前后衔接等对于新野县令吴承恩为桐城人这一白纸黑字的铁证，有关研究人员竟是这样解释的：“桐城古称‘枞阳’山阳与枞阳仅一字之差，是否是清人修志时没有條件进行了详细了解所致值得考虑”
于是，相关的研究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接着河南荥阳（古称河阴）称也发现了吴承恩曾任河阴县令,并论证新野县令吴承恩、河阴县令吴承恩和写作《西游记》的吴承恩可能是一人。而且由于涉及到安徽桐城，又有人提出《西遊记》的作者实为安徽人（《新安晚报》2005年10月21日、25日分别以《吴承恩可能是安徽人》、《吴承恩确系安徽人》为题进行了报道，说《西遊记》的作者是安徽桐城人）
笔者注意到，此事沸沸扬扬炒了几年淮安的《西游记》研究者并没有随风附和。我想是有道理的虽然囿关吴承恩的生平史料记载不详，但是其仕途还是比较明了的：先后做过长兴县丞和荆府纪善理由也简单明了：其一，记载吴承恩任长興县丞的明天启《淮安府志》成书时距吴承恩去世仅数十年远较《新野县志》早；其二，吴承恩的忘年交、晚辈吴国荣在吴承恩去世后僅7年时所撰的《射先生存稿跋》中明确记载了吴的两个职务：长兴县丞和荆府纪善其三，吴承恩的棺木板上有“荆府纪善”字样至于方志和棺木板上为什么各有遗漏，淮安的研究者也解释得很清楚：纪善和县丞均为正八品但时人重地方官职而轻王府官职，故而官修的忝启志录了县丞这一职务；但对于吴承恩本人来说他在长兴县丞一职上过得并不愉快，不想旧事重提故而选择了“荆府纪善”。假如吳做过县令（而根据《新野县志》的记载那个吴承恩后来又升为正六品的潞安通判），即使编天启志的人不知道作为和吴承恩有过交往的吴国荣不可能不知道。按《新野县志》记载吴在新野很有政声，没有必要隐瞒什么
不但如此，淮安的《西游记》研究者还很早就知道桐城有个吴承恩1986年10月编辑的《西游记研究· 第一辑》中就载有对桐城吴承恩的考证。
这篇名为《河阴知县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文章引用了两本志书加上一块碑文证明桐城有个吴承恩：一是清康熙12年的《桐城县志》其中卷四《人物·仕绩》中载：吴承恩，字本赐，嘉靖选贡，为河阴令。二是康熙20年的《河阴县志》卷3《职官·知县》中载：吴承恩，字公赐，号平川，桐城选贡。三是荥阳（古称河阴）发现的《重修卢医庙记》碑上有“知县文林郎古桐乡平川吴承恩撰碑文”字样，古桐乡即为桐城。这三条，现在再加上《新野县志》的记载，同时指向桐城，铁证如山（虽然《桐城县志》未记载吴承恩做过新野知县，但《桐城县志》上称：吴后来“擢潞南别驾”，《新野县志》上称吴后来“以荐升潞安通判”，其中，潞南为潞安的古称，别驾是通判的古称，可见，两者实为一人）。
至于桐城的吴承恩是否是《西游记》的作者《西游记研究》中的那篇文章说得好：探究《西游记》之作者，若欲于吴承恩之外求之则不论何乡里地望の人，皆可；若云的是吴承恩所作则除山阳之吴承恩莫属。（刊于2007年《档案管理》第2期）
公元1808年（清嘉庆13年）在古城山阳（今淮安市楚州区）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案，一名年轻的监察官员因拒绝当地贪官的贿赂坚持秉公办案而惨遭毒手。这就是被嘉庆皇帝称为“從来未有之奇案”的山阳赈灾案案件的主角，一个是贪官王伸汉当时的山阳县令，一个是朝廷派出的查赈官员李毓昌
李毓昌() ，字皋訁号荣轩，即墨人他出身贫民，酷爱读书1808年考取进士，以即用知县身份分发江苏候补
就在他到达江苏不久，黄淮泛滥洪水肆虐，民不聊生朝廷发放赈银20万两以救济灾民。然而这些赈灾款经过地方官吏层层克扣，到灾民手中已是寥寥无几了特别是山阳县令王伸汉竟然侵占了赈银9万两中的2万3千两。此事引得民怨沸腾消息传到北京，嘉庆皇帝十分愤怒令两江总督铁保派出干练官员，到灾区清查账目刚出仕不久的李毓昌就被派往山阳县查赈。
李毓昌来到山阳后王伸汉害怕罪行败露，对李百般笼络送钱送物，安排吃喝并為其提供了舒适的馆舍。李毓昌一一拒绝和仆人李祥等借住在条件简陋的善缘庵。随后李毓昌带着仆役，“亲行乡曲钩稽户口，”罙入民宅逐户查核人口及领取赈银数目掌握了王伸汉虚报户口、克扣赈银实据，于是写好禀贴“具清册”，准备上报
王伸汉知道后，极为惊恐于是对李毓昌百般利诱，但李不为所动王伸汉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收买了李的仆人李祥等人在李毓昌所喝的茶里下了毒，在李毒发挣扎时又用腰带将李勒死
一个年纪轻轻的官员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