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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普遍存在“血汗工厂”现象的诘问和思考
&对中国普遍存在“血汗工厂”现象的 诘问和思考
血汗工厂　　英语：sweatshop
　　英国《星期日邮报》报道称苹果公司的iPod是“血汗工厂”生产出来的，其中所提及的代工工厂为台湾代工巨头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公司，“她们的月收入仅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但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旋即国内媒体开始跟进，对富士康工厂进行更多、更详尽的报道，苹果和富士康陷入危机之中。
　　中国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廉价劳动力，许多国际知名品牌是中国制造的，但因为核心技术由外国人掌握，其产品中绝大部分的利润是外国人的，中国工人只能取得些许的血汗钱，而且工人们的福利待遇医疗保险工作条件都跟不上，故中国被称为“血汗工厂”。
　　工厂工作条件恶劣、工人收入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问题，需要的是诚心面对，遇到一个改善一个，整体情况或许能很快得到改善。因此，富士康事件到现在，则演变为，遇到问题，是否准备诚实面对－－公布第三方调查结果，有问题，则改进；无问题，则公布真实情形，消除不良影响。现在鸿海在没有有力的事实性证据之前，轻率地否认，无疑是最糟糕的应对方式。
　　不管怎样，来自苹果公司的压力马上就会到富士康，因为它承受不起对其品牌任何进一步的伤害，这能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多年间，耐克的越南血汗工厂事件，让耐克品牌严重受损，后促使耐克实施严格的代工政策。现在苹果已经派人对富士康深圳工厂的用工情况展开调查，但结果尚未公布。事实上，这一事件对苹果品牌的损害已经产生，但到目前为止它尚算应对得当。我们等待它的结果和行动。
　　另外，据报道，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富士康相关公司2005年出口总值有3家进入出口百强，总出口值达到189.7亿美元，占全国出口百强出口总值的12.9%，从2001年开始，富士康中国出口老大之位就无人能撼。但是，这样的企业对中国经济又有什么助益呢？深圳龙华一位官员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时做了这样的对比：同为高科技企业，华为2006年以460多亿元的产值，上交国家财政49亿元；而年产值高出2000亿元的富士康，在享受大量税收优惠后，“去年的财税贡献微乎其微”。 这样的工厂，政府要它作什么？
什么是“血汗工厂”？　　
那么究竟什么是“血汗工厂”？在一般人们的印象中，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工人待遇低而无保障，应该就是“血汗工厂”的标志。但问题是：所有这些特征都有个相对什么而言，亦即参照系的问题。在关于玖龙纸业的争论中，香港大学生组织实际上是用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来指责玖龙纸业的劳工待遇不佳。但平心而论，以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要求企业全面实行发达国家的劳工待遇，的确是强人所难，不能说是合理的。
　　与此相反，国内为玖龙纸业辩护的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说该企业的劳工待遇在国内同类企业中算是高的。“如果玖龙都是‘血汗工厂’，那中国造纸行业就没有不是‘血汗工厂’的了。”笔者并不了解玖龙的具体情况，但就一般情形而言我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尽管也有例外，但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和外向型企业的劳工标准通常的确是高于内地的。虽然这些企业由于最受外界关注也易遭批评，但中国劳工标准最恶劣的那些事例，如“奴工砖窑”、“夺命矿井”之类确实不太可能在这里发生。不过，这样的辩护在国内或许有效，在国外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从逻辑上说，其他企业比玖龙更差，并不能证明玖龙就不是 “血汗工厂”，倒是恰恰给那些关于中国“血汗工厂”普遍存在的指责提供了理由。
　　第二种辩护是强调那里的工人都是自愿的，“你说是‘血汗工厂’，很多人想进还进不来呢！”但是仅仅这么说，在国际上也没有说服力。因为“血汗工厂”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在19世纪后期出现在西方自由雇佣制度的范围内的。尽管奴工制和其他强制劳动经济有时也被说成 “血汗工厂”（但这么说通常被认为太轻，如很少有人把奥斯威辛或古拉格仅仅说成是 “血汗工厂”，人们更常说的是“死亡营”），但绝大多数公认的血汗工厂还是 “很多人想进还进不来”的自由企业。顺便指出，即便在中国，尽管“奴工砖窑”是强制性的，但千夫所指的“夺命矿井”通常还是用的自由劳工，谁能说它不是“血汗工厂”呢？
　　第三种说法是：这种劳工制度是“科学的企业管理”所需。关于玖龙就有这种说法。不过，当年“血汗工厂”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恰恰是与 “科学的企业管理”经常并存。当时著名的科学管理成就，如福特制、泰罗制和流水线作业，以及高激励性的计件工资制度，都是人们最常提到的“血汗工厂”事例。事实上，西方知识界不少人就是把“血汗工厂”当成“科学的异化”、“科学主义扼杀人文精神”的结果来论说的。
硬指标：有无自治工会
　　那么到底什么是“血汗工厂”呢？自由雇佣制与科学的企业管理难道不都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要件吗？难道所有具有这两项特征的企业都是 “血汗工厂”？
　　当然不是。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福特制、泰罗制和流水线作业，它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时都被经常当成血汗工厂的典型，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仍然实行这种企业管理制度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再没有被加以这种“恶谥”，相反，它们都有了“高福利企业”的名声，在最近这次危机中，它们甚至成了“福利太高之弊”的典型。
　　劳动时间过长常常被视为血汗工厂的重要特征。促使工人延长工时、主动加班的包工制、计件工资和“给料收活在家加工”之制，都是很多著述中提到的“血汗工厂”制度的典型行为，在日本，《野麦岭》就是这种典型的日本“血汗工厂”故事。但是，战后日本企业加班现象仍然普遍，甚至“过劳死”至今都被说成是“日本病”之一，然而对“血汗工厂”的批评却消失了。相反，日本企业的“温情脉脉”有时被人赞许地称为“儒家资本主义”。有时，例如我国如今著名的新左派学者崔之元，甚至把“丰田生产方式”说成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精髓”在日本的卓越实践（当然，那是在最近出现丰田“召回门”事件以前）。笔者当然不欣赏这类说法——如果说日本有儒家的影响，在没有被美国占领军改造过的“野麦岭”时代，这种影响不会更小吧？至于毛泽东思想什么的，我想崔之元先生也不会再提了。但是，战后日本企业也的确摘掉了“血汗工厂”这顶帽子，其劳工权益成为人们称赞的对象。
　　这都是为什么？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里的关键因素就是以自治工会为基础的劳企谈判机制的有无。20世纪40年代美国汽车工人工会的作用大增，在劳企谈判机制的安排下，福特制、泰罗制与流水线作业就不再是“血汗制度”，而是劳资两利的制度，这些公司的工人也被普遍视为美国的“强势工人”甚至“贵族工人”。当然现在这些公司的困境已经引起了人们对工会太过强势的批评，说这已经不是“劳资两利”，而是劳资两亏了。但无论如何，它绝不是“资利劳亏”的“血汗工厂“已经成为共识。
　　而战后麦克阿瑟主持的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企业进行的民主化改造，其核心也是建立了强有力的自治工会来实现劳企谈判，以后日本工人的加班也就成了工人主动精神的体现，而不再有“资本奴役”的恶名。崔之元先生早年曾以英文著文批评 “儒家资本主义”之说，而极言麦克阿瑟当局引进“罗斯福新政”式劳工制度之效，只是他后来以中文著文，又说这是“毛泽东思想”之效了。我不知道他现在又该怎么解释丰田的困境，但他该不至于说这是“血汗工厂”吧。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发达国家历史上对血汗工厂现象出现和消失的评论，就会发现工时、工资、福利、劳保等因素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其标准都有很大的相对性——你很难说给工人多少钱一个月是“血汗工厂”，给更多就不是了，或者工作几小时就是“血汗工厂”，工时短些就不是了。但是有无组织自治工会（请注意是自治的工会，即真正为工人维权的工会，日本战前也有军部控制的工会，那不算数）的权利，有无劳企谈判的机制，却是一个硬指标。
“血汗工厂”源流考　　
据考证，“血汗工厂”（sweatshop）一词最早于1867年出现于美国，它最初指的就是美国制衣厂商实行的 “给料收活在家加工”之制，后来又指由包工头自行找人干活的包工制。而在这两种做法中，工人获得的日工资都不是最少的。但由于回避了在正规工厂中集体工作的工人可能有的集体博弈行为，其单位产品的工资（计件工资）可以被压到最低，因而被称为“血汗制度”（sweatingsystem）。
　　后来这一概念又扩大到高激励的计件工资和高速流水线作业等安排，但是同样都以回避集体谈判为条件。例如：计件工资制度如果在未经集体谈判的情况下以最熟练工人的产量为分母来确定，迫使所有工人都向他看齐，这就被认为是“血汗制度”；而如果是经过集体谈判确定的单件工资标准，那么尽管最熟练工人仍然可以多拿，赶不上他的工人也可以保证一定的收入，这仍然是计件工资，但就不是“血汗制度”了。
　　因此，研究者认为：“在存在过血汗工业的多数发达国家里，血汗工业已经被控制住或者消失了。原因是工会的压力、工人政党的发展、工厂生产经济的不断增大以及对工业中人际关系的日益关注。”换言之，自治工会的作用被认为是第一位的。而从19世纪末起，许多学者如B·韦伯在《如何最有效地摆脱血汗制度》（1892）中，J·R·康芒斯在 《工会与劳工问题》（1905）中，也都把工会的存在看成是消除血汗工厂的最重要因素。
　　当然，工人有集体谈判能力，这是就整体的制度框架赋予了他们这种权利而言的，并不是具体到每个企业的工人都行使了这种权利。一般而言，欧洲的工会比美国发达，在美国，汽车、钢铁等传统制造业中的工会又比零售业等“灵活就业”部门发达。但是在后一类部门的雇员如果要求建立自治工会，也是没人能禁止的。而在欧盟内部，入盟标准除了市场开放、资本、劳动流动自由这类“市场门槛”外，“福利门槛”与“劳工权利门槛”就更为严格。新入盟的东欧国家劳工进入西欧打工，都被要求必须组织自治工会，由西欧公司与这些工会谈判劳务合同。这正是为了防止“血汗工厂”之弊传染到西欧。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曾就此抱怨道：“他们当年鼓励我们搞资本主义，到头来他们自己却是社会主义者。”当然，西欧工人这样要求主要还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不被来自东欧的“类农民工”夺走饭碗，而不纯是为了关心东欧的“阶级兄弟”。当几年前欧洲经济景气高涨、就业率好的时候，这条规定不很严格。实际上还是有东欧劳工在无工会状态下在西欧打工。但经济萧条了，西欧的就业形势严峻，不少东欧的无工会劳工就被清退回来。“老欧洲”宁可以福利方式由西欧向东欧提供大笔补贴。这成为目前东欧国家在危机中面临的一个问题。
　　还要指出，如今有报道说一些欧美公司在华企业不愿遵照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建立工会。而据研究者指出：这些案例中的多数情况其实是这些公司要求成立自治工会，而中国要求他们成立中国式的工会，结果无法达成一致。事实上这些公司本国的法律是要求必须有自治工会的。这本来是他们那边的工人阶级为了防止企业家对工人“惹不起，躲得起”而推动立法的结果。可是由于投资对象国不允许成立自治工会，这些公司也就“被迫”规避了母国的法律。
工会的度　　
话说回来，凡事需要有个度。工会太强势了的确也有问题。随着美国几大汽车公司陷入困境，如今对于强势工会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但有趣的是：这些批评者在抨击强势工会的同时都在呼吁给“血汗工厂”（sweatshop）平反，肯定这种制度的“竞争力”。而且这种肯定都以“东亚的奇迹”作为依据。例如本次危机后声誉鹊起的大牌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了 《表扬廉价劳动》，N·D·克里斯托弗发表了《表扬被诽谤的“血汗工厂”》、《为“血汗工厂”叫好的两个理由》等著述。他们都认为“东亚的血汗工厂”值得学习。当然，可以理解的是如今西方的“他们工人有力量”或许已经太过分了，以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是不能套用于劳工权利还刚刚起步的我们的。
　　而在这种争论中真正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血汗工厂的“表扬者”还是“诽谤者”，他们在把血汗工厂和自治工会看成互为克星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在逻辑上取决于劳资两个要素的供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当然，这仅仅考虑了市场逻辑，由于资本稀缺、劳动过剩的情形比相反的情形更为多见，所以多数情况下如果仅仅有市场逻辑，劳工往往比较弱势。这就是集体谈判机制产生的理由。事实上在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即劳工运动会使“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削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即 “民主社会主义”在现代曾有高度发展，这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积累过多、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
&学学“他们工人有力量”　
　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而右派则在呼吁向东方学习，重振“血汗工厂”。
　　然而对于资本流入、商品涌出的中国来说，这种全球化的效果则完全相反。中国有些地方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官员仍要压制，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压制劳工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本来旧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制，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更何况不少入华欧美企业（东亚的日、韩、台企业就相对差些）本身相对尊重劳工权利的“社会主义习惯”也发生着影响。如果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中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一些“左派”朋友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中国如果真有左派，他们应该做的不是使资本更加稀缺，而是与克鲁格曼那样的西方右派相反，学学“他们工人有力量”。
　　当然，这只是说中国劳工（尤其是如今最没有权利的“农民工”）应当有集体谈判的权利，并不是说谈判的结果也要以“他们”为标准。如果因为中国工人工资比发达国家低，劳动时间比他们长，就说这是“血汗工厂”，当然是不对的。既然中国搞的是市场经济，当然不能没有 （也不能仅有）市场逻辑，根据劳动力的供求，根据国家的发达程度，中国的工资水平可以比别人低些，以保持合理的（而不是畸形的）竞争力。但是，发达国家的工人能组织自治工会，中国的工人却不能组织自治工会，这就完全没有道理了。我们可以设想，中国的“农民工”即使有了集体谈判能力，也不可能把他们的工资、福利标准谈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糟糕。我们如果要摆脱“血汗工厂”的“恶谥”，这件事就不能不做。当然如果我们接受克鲁格曼的逻辑，以“血汗工厂”为荣，那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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