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为何没预测到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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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犹太人艾伦·格林斯潘，响当当的大人物，他是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任期跨越6届美国总统。在格林斯潘看来，泡沫和崩溃一直是自由市场体系的特征，然而，它们不一定会引发经济危机。
美国犹太人艾伦·格林斯潘，响当当的大人物，他是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任期跨越6届美国总统。在他人生的巅峰时刻，他被称为全球的“经济沙皇”、“总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红地毯上受到国家元首一般的接待。他的公文包里藏着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引擎”的秘密，人们称他为伟大的经济学大师、预言家、魔术师……美国的一家媒体在1996年美国总统选举时说道：“谁当美国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格林斯潘当美联储主席就可以了。”
然而，在格林斯潘盛大谢幕前后，对他的批评声不绝于耳；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各种质疑更是层出不穷。人们开始追问格林斯潘主政期间的种种失策，赠予他一连串新的“头衔”：机会主义者、谄媚者、两面派……然而，事实呢？真相在哪里？幸好，大人物终于说话了——“我为什么没有预测到2008年的危机”
担任美联储主席长达18年半的格林斯潘，曾被广泛赞誉帮助美国经济腾飞，但好像突然之间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被拉下了圣坛。转瞬之间，大人物成了历史的罪人。世界经济的操盘手竟是一介莽夫，一片片挞伐甚至责骂之声倾泻而下——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甚至直言不讳地称格林斯潘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前央行行长”。而这时，格林斯潘在想什么，他又在做什么？格林斯潘的这本新作《动荡的世界：风险、人性与未来的前景》也许就是这两个问题的最佳答案。
建立在虚幻之上的繁荣迟早会崩坍，大人物格林斯潘又如何不知。经过数年的缜密思维与研究分析，现在他开始反击了。在《动荡的世界》这本书中他声称，在这场经济危机发生前，几乎所有人都坚信已有的金融风险管理系统能够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原因是什么？
美联储精密的预测机制没能预见到全球经济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模型也同样失效。格林斯潘的解释是，绝大部分风险模型是根据过去25年观察而建立的，而即使用基于过去50年大量数据整合而成的精密模型，也无法预测出这场危机。他认为预测失败的主因之一，是充斥着美国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因素”没有被纳入模型——引用前花旗CEO查尔斯·普林斯的名言就是，“只要音乐没停，你就得接着跳舞。”
格林斯潘说，他所指的非理性因素类同于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6年提出“动物精神”。“通过多年来仔细研究严重经济危机下‘动物精神’的表现，我开始相信人们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尤其是在极端经济压力下，这种行为是可量化的，应该把它融入到经济预测和决策制定中。”格林斯潘写道。
政府监管呢？是不是政府监管体系出了问题？格林斯潘的解释相当独到，他说，这不是“放松监管”的问题，而是现有监管体系的失灵导致了这场危机。当然，格林斯潘也在寻找自己的盲点。在对“羊群行为”进行研究之后，他大吃一惊，因为它颠覆了格林斯潘对于世界如何运转的看法——金融领域太容易受到兴奋及非理性恐惧的影响。
那么，如何让危机不再发生，看看格林斯潘的答案。对于这场危机的预测，美联储即使拥有最精密的计量经济模型，包括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所有最新模型——但还是完全失效了。实际上，没有预测到这场金融危机的人不止是格林斯潘一人，同样是一头雾水的还有政府官员、华尔街从业者和专业经济学家。
在格林斯潘看来，有效的经济模型不应当假定绝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完全理性的，也不应当假定所有的结果都包含在可预测的正常分布曲线当中。经济学家未来的挑战在于，用新的数据来建立更有现实预测意义的测量工具，把预测重点放在那些给金融体系和经济带来最重大危害性的领域。尤其是，新模型必须更准确地反映出“人性中可预测的方面”。
在格林斯潘看来，泡沫和崩溃一直是自由市场体系的特征，然而，它们不一定会引发经济危机。引发危机的不在于监管，而在于资本。“引发这场危机的是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资本减损。”格林斯潘写道。
格林斯潘总是显得讳莫如深，他曾说：“我只想做大多数学院经济学家从未干过的事情，检验一下我的理论在现实世界中是否真正行得通。”在《动荡的世界》一书中，格林斯潘又将怎样检验他那复杂晦涩的金融理论，他又给公众提供了一个怎样的能够避免重蹈覆辙的金融路线图？阅读此书，你一定会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
[责任编辑：liu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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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延续传奇 格林斯潘的过去和美联储未来
时间：日11:26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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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月，执掌美联储长达18年之久的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即将退休。与美联储主席人选本身相比，人们更关注的是格氏身退之后美国货币政策乃至美国经济的走势。在格林斯潘时代，美国经济保持了长达十多年的新经济增长，利率工具在他的手中就像是一枚“魔棒”，引导着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走势。ＩＴ产业曾经造就了无数新经济神话，格林斯潘在他18年的金融生涯中也写下了不少传奇。
　　美联储的格氏烙印
　　格林斯潘经历了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五届政府，他给美联储和美国货币政策带来的变化经历了时间的考验。
　　美联储也被打上了格林斯潘的烙印。人们相信，未来几年内，美联储都将延续格林斯潘的政策。
　　在过去的17年中，格林斯潘给美联储带来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联储利率政策增加了信息透明度。过去，美联储对国家基准利率的调整不够透明，这使得金融市场主体无法形成对利率走势的理性预期，这也限制了联邦利率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现在美联储会对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化迅速发出公告，并对货币政策做出详细阐述，这使得美联储的基准利率真正成为了货币政策的有效工具。
　　第二，强化了美联储对自由市场的支持。格林斯潘改变了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理论的基本假设。在格林斯潘看来，自由市场是正确贯彻货币政策最理想的地方。
　　第三，成功运用利率政策工具，转变了宏观经济的传统模式。作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联邦基准利率在美国实施效果明显。它改变了经济高增长与高通胀相伴随的宏观经济的传统模式，使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现象。
　　第四，联邦基准利率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核心变量。而在此之前，伦敦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对国际金融市场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力。
　　在格林斯潘年代，美联储最为核心的变化在于联邦基准利率工具的效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在现实生活中的有两个典型的表现：其一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的利率水平没有针对美国的利率水平进行适时的调整，导致了国际游资通过外汇市场的套利活动，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另一个例子是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投资公司错误地判断了美联储基准利率的走势，而导致投资决策失误。由此，美联储基准利率变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格林斯潘因何铸就传奇
　　执政17年间，格林斯潘改变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工具，使联邦基金利率成为了连接市场和政策的指示器，创造了一个世纪传奇。笔者认为，这种变化也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
　　首先，从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来看，在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之前，宏观经济理论文献中已对调整货币供给量的作用有了一致的认识，即在有效的市场前提下，货币当局对货币数量的控制越来越困难，因此，改变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实际上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学界的共识。而将这种共识转变为90年代美联储的实践，关键并不在于美联储主席人选的变动，而是美国金融领域在90年代已经完成了金融自由化的调整。
　　其次，美联储货币政策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指挥棒，除了美元的特殊地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全球经济中心国家的美国正经历着ＩＴ产业的技术革命，这场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美国经济增长将全球资源大量积聚美国，使美国的金融市场在过去十来年中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
　　第三，经济全球化在战后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中心国家地位，使美元以及美元利率成为联系各国金融市场的载体和工具，这也是格林斯潘效应国际化的重要原因。
　　延续传奇还是继承“魔棒”
　　对于格林斯潘即将退休一事，华尔街人士似乎是既惋惜又留恋，因此，他们对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也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
　　笔者认为，从延续美联储有效的货币政策角度考虑，未来的继任者必须认识到，今天的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形势已经和格林斯潘的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美国金融制度的调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案例，但是，市场的作用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会有不同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新经济”时代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减缓，使得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后的结构性问题浮现出来：巨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增加，会影响现有市场体系的调节功能。美联储主席必须根据美国内外部平衡的需要来重新调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看，具有深厚经济学背景的马丁?费尔德斯坦可能是较好的人选。
　　不过，从布什政府一贯的特点看，一个具有美国新保守主义政策背景的“推销员”也许比经济学的背景更为重要。这一点从美国政府推荐的世界银行行长的候选人身上已体现得十分充分。依此思路，未来美联储主席人选可能出自于通晓华尔街业务和白宫政治的候选人中。
　　但是，不管谁将最终胜出，笔者相信，简单继承利率工具“魔棒”的模式只可能是那些保守的美国人的心理期盼，而不可能成为未来美国经济的现实模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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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与货币刺激实践在欧洲和日本的教训
　　【摘要】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等七位学者指出，无论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是欧洲、日本的决策者，在单一需求侧视野之内放任市场力量上，犯有不容忽视的错误。
　　他们认为美国基于市场环境超宽松考虑而引出的畸高金融杠杆率，导致了世界金融危机。欧元区沉浸在欧洲一体化的梦想之中，享受着统一货币带来的好处，但对于需匹配的财政联盟、即维持欧元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必不可少的控制财政赤字的有效制度安排，则漫不经心。日本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导致“失去的二十年”。
　　他们指出，与日本相比较，德国经验值得借鉴。同样是广场协议后，德国马克大幅升值36%，但德国并没有开展大规模刺激政策。
　　他们引用时任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专家委员会主席的施奈德教授的话称，对于解决失业问题,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奏效，但是无法在长期中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增加就业要靠投资，但利率下降只是暂时性、一次性减少了企业的投资成本，而企业投资是一种长期行为，最终将取决于利润率情况。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改善企业盈利的环境，而不是一味地对经济直接进行刺激。
　　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1982年至1987年，德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由3.3%递减到了0.4%的水平。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企业和个人大幅减税；在财政支出方面也通过减少补贴等手段削减开支。
　　另一方面，当时的德国政府在削减财政收支的同时，注重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用财政补贴资助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一些生产行业；积极支持企业的研发，并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培训及其他形式的帮助，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贾康等七位学者指出，如果不考虑两德统一的影响，广场协议后的德国经济一直保持了2%左右的温和增长。至今，德国成为表现稳定且有可持续性的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仍无大患，也因而成为了维系欧元区不解体的决定性力量。
　　以下为报告的第三部分：“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与货币刺激实践在欧洲和日本：教训多于经验；德国有亮点”
　　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与货币刺激实践在欧洲和日本：教训多于经验；德国有亮点
　　把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和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前置的“长期引致期”放在一起全面来看，也说明我们在检讨新自由主义的偏颇的同时，亦十分需要认真吸取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教训。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中对“大萧条”有过这样的解释：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的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其实，格林斯潘对“大萧条”的解释，就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虽然没有指出准确的时间，但米塞斯和哈耶克确实预测到了“大萧条”的到来。政府失灵要比市场失灵更可怕。在此意义上，我们应该永远铭记朱格拉医生的名言：“萧条的唯一原因是繁荣”！
　　但也必须遗憾地指出，无论是格林斯潘本人，还是欧洲、日本的决策者，在另一方面即在单一需求侧视野之内放任市场力量上，其实也犯有不容忽视的错误。美国基于市场环境超宽松考虑而引出的畸高金融杠杆率，导致了世界金融危机，自不必赘言。在欧洲，当人们庆祝欧元及其货币联盟诞生之后，过于沉浸在欧洲一体化的梦想之中，更多的是要享受统一货币带来的好处，而对于需匹配的财政联盟、即维持欧元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必不可少的控制财政赤字的有效制度安排，则漫不经心。作为欧元区支柱的德国和法国两个“带头大哥”在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均突破了3%。虽然经过调整两国财政情况有些好转，但对于突破限制的行为却没有任何惩罚性的措施，其他小国情况更甚。更为恶劣的是，很多南欧国家只是一心要享受统一的欧元所带来的低利率的好处，任意扩大政府福利开支和放任市场调节来寻求执政者任期内的“得分”。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希腊，为了尽快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标准，甚至通过投资银行的帮助利用金融手段对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作假”的包装，使得希腊得以在2001年顺利加入欧元区，这一伎俩直至新政府上台发现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到来再也无法隐瞒的情况下，才被公之于众。而且，希腊长期以来消费过多，社会福利负担过重，财政赤字长期无法实现“马约”的要求，终于出现了当下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况。
　　日本的教训更是深刻。在面对20世纪60、70年代大规模顺差和升值压力时，日本本应主动进行政策调整。但是，按照日本中央银行前副行长绪方四十郎的话说，当时日本“社会心态膨胀，对日本经济过于自信，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心理膨胀，政策决策者们开始变得傲慢，听不进外面的意见，本该主动从自己的角度早做政策调整，但调整的严重延迟，最终导致日本当时无力应付国内市场运行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压力，最终做出了被动性调整。而那之后，我们其他的经济政策调整(如紧缩货币政策)，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个地被耽误”。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误解是，国内对日本“失去二十年”的解读，往往归咎于广场协议的日元被迫升值，但这在国际和日本国内并非主流认识。日元升值至多只是其中因素之一，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才是症结所在。长期在日本财务省任职的现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特别是，日本社会特有的终身雇佣制度及政策救助企业的强烈倾向，再加上日本自1999年以来长达十多年的几乎零利率政策，最终只是造成了占据大量资源的僵尸企业，严重缺乏“创造性破坏”，而这正是熊彼特企业家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
　　与日本相比较，德国经验值得借鉴。同样是广场协议后，德国马克大幅升值36%，但德国并没有开展大规模刺激政策。时任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专家委员会主席的施奈德教授在解释当时政策的出发点时指出，对于解决失业问题,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奏效，但是无法在长期中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增加就业要靠投资，但利率下降只是暂时性、一次性减少了企业的投资成本，而企业投资是一种长期行为，最终将取决于利润率情况。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改善企业盈利的环境，而不是一味地对经济直接进行刺激。1982年至1987年，德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由3.3%递减到了0.4%的水平。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企业和个人大幅减税；在财政支出方面也通过减少补贴等手段削减开支。这些是在约束政府作用方面的理性的、机制性的调整。另一方面，政府又确实有所作为：在削减财政收支的同时，注重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用财政补贴资助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一些生产行业；积极支持企业的研发，并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培训及其他形式的帮助，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如果不考虑两德统一的影响，广场协议后的德国经济一直保持了2%左右的温和增长。至今，德国成为表现稳定且有可持续性的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仍无大患，也因而成为了维系欧元区不解体的决定性力量。
责任编辑：朱长征 | 版面编辑：陈法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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