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鸡的屁”，到“凤之翼”！——GDP小史与共生经济范式三大要素-中国网专家博客 -
从“鸡的屁”，到“凤之翼”！——GDP小史与共生经济范式三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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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鸡的屁&，到&凤之翼&！
&&GDP小史与共生经济范式三大要素
子&&烎&杨知源
被国人幽默为&鸡的屁&是如何来的？
GDP（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是国民账户核算体系（UNSNA）的首要核心指标（在1991年之前，美国以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即GNP作为首要指标），尽管从其提出到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的近80年时间里显示出许多缺陷，例如缺乏对资源环境成本、非市场性经济活动的价值、收入分配状况等要素的合理衡量，但仍然是全球范围内接受并实施的国民经济基本核算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模式和人的需要的满足的另一参量，）苏联式的物质产品平衡核算体系（MPS）曾与之比较过（竞争过。两者间的差别既涉及古典的劳动价值理论与现代实证的生产要素价值理论之间的论争，更关乎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与有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命运之争）。近几十年，国际上也有不少的补充完善性或替代性的经济社会总体状况核算体系构思提出。然而，任何指标体系的提出和发展都有其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改变现实存在的不合理性，首先要理解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对于与宏观干预和福利国家的政策选择有着如此密切的互动关系的GDP体系而言。
国民账户的估算最初是由英格兰的托马斯&配第于1665年作出的，其目的在于估计该国的征税能力。亚当&斯密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国民的财富&并非仅仅植根于农业、金银，而是植根于&国民的生产过程&，因而也把制造业等部门包括进来。尽管观念上取得进步，斯密也未就怎样衡量一国的财富（或生产）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洞见。而且，斯密并未考虑到今天在其更广泛的意义上一般被称为&服务业&的产业部门，例如律师、娱乐、金融和政府，作为国民生产的组成部分。斯密称那些职能，无论有用与否，最终是&对任何价值非生产性的&，因为它们并未产生有形的产品。
经济发展是为了实现经济福利之于人的普遍化。福利经济学试图将对生产的衡量与人的福利联系起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20世纪初发现，生产过程如不考虑个体的消费者对被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评价，不能被有效地衡量。马歇尔还严格地将效用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的思想。这导致生产的市场价值（即价格）这一概念成为最好的衡量尺度。这一概念的蕴含意义一直沿用到今天。有价格的商业上可交易的一切增加到GDP。这惟有凭借这仅有的事实，即它被生产和购买，才会发生。借助此依据，至少在其中货币&不易手&的两个巨大的领域被留在&可记录的福利&之外：家庭/社区，以及环境。
就国民生产衡量的突破而言，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工作所引导。柯布（Cobb）等(1995)&将此情况描述如下：
&1931年，一群政府和私人机构的专家被邀集到一次国会听证会，回答关于经济的基本问题。结果他们不能回答：最近的数据是关于1929年的，它们对回答而言是基本的。1932年，美国参议院要求商务部准备对国民收入的综合估计。不久以后，该部安排一位名叫西蒙&库兹涅茨的青年经济学者以开发一套统一的国民账户的任务。这成为我们现在所称的GDP这一核算体系的原型。&
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的问世，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它倡导政府在需求管理中的积极作用等等。由于凯恩斯派的管理通过货币流而非官僚机构的规划发挥作用，这套新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工具对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按罗伯特&索罗的话来说，库兹涅茨为凯恩斯的&生理学&提供了&解剖学&。此外，GDP在二战期间发挥了作为战争规划的工具的关键作用。这些核算账户使美国和英国（设置上稍有不同）能确定经济上未被利用的能力，能大大超出常规的生产水平。
确立国民账户核算工具及其对福利的贡献的真正的突破，于二战后出现。战前，就公共政策而言，经济学者们极少受到援引或咨询。柯布等人注意到，战后，他们成为&政策的最终权威&。此外，当凯恩斯派的学者把消费提升到其经济管理的首要角色位置时，决策者们不再视&人民&为工人、农夫和商人等等，而只是视为消费者。
然而，正是国民账户体系的创始者们，首先出来批评GDP的适用范围和程度。西蒙&库兹涅茨于1934年在倡导此核算体系的使用时，就已经警告道，&一国福利几乎不能从以上定义的国民收入的衡量标准中推断出来。&于1962年写道：&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成本和回报之间，以及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区别必须切记。实现更多的增长应详细阐明关于什么和为什么的更多增长。&
如今，从&生态文明，共生发展&的新时代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当作为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态方式本体（组织）的人、人民、公民，被简化为&消费者&时，&人民&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必然被慢性抽空，所谓&自主创新&也必然被追求资本或法权两大特权所取代；而所谓的&经济增长&，也就被简化为&投资、消费（内需）、出口（外需）&这样一种兴高采烈&全民经商&的冷冰冰过程。
&人&在这一过程中，不过是追求超平均利润率的工具理性的工具性载体，亦即自己成为自己谋求特殊&权、钱、性&的奴隶，从而，统治性的利益体系的意识形态化的奴隶：要么按照丛林法则的选择而成为僭代公共话语的主人，要么则是依附于主人的奴仆。于是乎，陷入一种钟摆式世纪困境：在经济体制机制上，要么市场自由，要么政府管制。在政治体制机制上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资本垄断一切，要么法权操纵一切；在意识形态上也必然相应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所谓&右&，要么所谓&左&，且互不相融，明争暗斗，内耗不止。虽然各领自以为是的&风骚&三五年，但无论是&左&是&右&，结果都会留下一大堆&烂事&给社会、给后人去消受。
国人把GDP嘲讽为&鸡的屁&，看上去是开玩笑，但实际上，是当代中国出现&民怨&与&官腐&两大危机的集中反映。须知中华文化意象中的&凤凰&原形，就是&鸡&（雉鸡），当全民经商只关注&鸡的屁&成为世风时，中华之凤凰还能飞提起来吗？还有灵魂吗？生态文明的GDE价值评估参量体系，正好从中文谐音表达了一个时代诉求：从关注&鸡的屁&到关注&鸡的翼&&&&凤之翼&的认知飞跃。
是生態文明共生经济体发展的全新价值评估参量体系。
因而，GDE要求的不只是解决GDP遗漏的家庭、社区、以及环境等非记录的庞大福利领域，也不只是关照质量与数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区别，而首先是还原生产与消费、开源与节流、休养生息与环境气候之间的循环平衡关系，尤其是鉴于工商文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遭遇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以及步其后尘参与其中的当代中国遭遇泛中等收入、泛产业化、丘陵山地人口大国城市化三大陷阱，而变相对狭隘的生产价值估算，为更广泛的能量转换价值评估。
GDE价值估算参量的特点是：1、除了将GDP遗漏的领域很自然地纳入其中；2、并且将区别数量与质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速度与质量、效率与公平参量，用乘法思维进行正负评级估算；3、尤其重视人的精神能量（如创意、管理、规划、领导力、思想力、文化力等）转换价值估算。
当然，这里只是一个简单描述，要真正成型并可以投入现实运行，需要组织一个多学科多领域的佼佼者连续工作三个月时间。
&&&&那么，什么是共生经济范式三大要素？
根据钱宏《大国哲学&&从&中国向何处去？&到&中国何以处世？&的主题转换》一文论述，共生法则蕴涵于时间、空间、物质、能量、信息和生命自组织的相互关系之中，生態文明建设，有赖于重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共生范式。共生范式的本体要素、能源要素、规矩要素三大要素的结构性表达如下。
1．本体（组织）要素：生命自组织的本体要素，是身心灵健全的人以及由人构成的聚质量、能量、信息和时间、空间、运动于一体的社会组织。从男女恋爱结婚、繁衍生产的家庭组织，到政治、经济集团，以至国家集团、世界性全球性组织，包括各种各样形形色色正式的、非正式的、合法的、非法的、常设的、临时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社会组织，莫不由这种由生命自组织本体构成。而且，任何社会组织，皆是由内共生而至外共生关系的本体构成。
生命自组织理论设定，人或组织，大致由经济组织人、政治组织人、文化组织人，即&仨自组织人&，或&仨和社会人&，缘起结构而来。这个本体（组织）要素，即&仨自组织人&，具有经济学研究原点的价值，或可称为经济学研究的相对独立的最基本的单元，即&经济单元&，姑且用英文Economic&Unit加以表达，或干脆简称&经济元&。任何&仨自组织人单元&，作为相对独立的最基本的单元，都具备一定的实现经济资源输入（Energy&Input）、能源转换（Energy&Conversion）、产品输出（Product&Output）的社会经济活动功能，因而，作为经济学最一般的研究对象当之无愧。仨自组织人作为经济元，相当于现行经济学理论不同学派设定的诸如&理性经济人&、&商品经济&、&非理性经济人&、&市场经济&、&市长经济&等研究对象，只是比这些现行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济元，更全面更客观而更接近真相。
2．能源（价值）要素：社会组织内部及其之间的共生关系，莫不以本体能量及相关资源转换为纽带相联结，并作功、发力。这里的能源，与英文中的Energy相当，涵盖能源、资源、能量、活力、产能、干劲、精力、能力、活力、能效等多重含义，而且，一切自然物质运动、社会生产运动和精神文化运动，乃至仨自组织人运动都是以一定量的Energy&Conversion（能源转换）为信息介质来完成的，因而，能源（价值）要素，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能作功、发力，产生某些效能，以满足生命自组织本体之需要，因而，其能源转换作为共生关系的基本参量，可以用于将人自身的生产，人的物质、精神、工艺生产，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予以全方位、全生態地加以观照（如用GDE）与参赞化育的价值基础。
从经济学上看，共生关系展示的这个&能源（价值）要素&，就是&仨自组织人&能量转换、力量转换（Force&Conversion）过程的展开与实现，包括一切仨自组织人内部及其之间，以及仨自组织人与自然体之间的能量交换与经济联系，形成&经济流通&（EconomicFlowing），比如物流、能流、信息流、人力流、货币流、知识流、情感体验流、思想流等，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逐渐建构起来的从劳力经济、产品经济、货币经济、关系经济、知识经济、体验经济、消费经济&&等经济学价值理论的依据。
3．规矩（伦理）要素：&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方圆即场（Field）。从混沌到有序，宇宙运行、生物进化、人类文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本体要素、能源要素即由规矩要素为结合节点，物种种群内外、大树与小草、小鱼与巨鲨、农夫与禽畜、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没有规矩要素的约束、契约、履约和分工、交换、信用等行为，全生態的共生关系就无法维系。规矩要素，即是共生关系的各个本体都必须遵守的条件和底线。一旦本体要素、能源要素失去规矩要素的支撑，就是从有序走向混沌、混乱的开始，相应的一组共生关系也宣告崩溃，无法存在和继续。我们熟知的道德、法律、宗教、礼仪、风俗习惯、意识形态、制度契约恊定等等，都是人类共生体、共生场赖以存在与可持续发展的规矩伦理底线。
正是人类共生关系展示的&规矩（伦理）要素&，使得&本体（组织）要素&和&能量（价值）要素&统一联结起来，形成了一个人类所独有的具有相对整体性的所谓&经济领域&（Economic&Field），或者说形成了一个与&共生场&相对应对接的&经济场&。于是，仨自组织人构成的&经济单元&，按一定的&规矩（伦理）&运行在其形成的&经济场&中作功、发力，并建立相互联系推动&经济流通&，受&经济场&的制约、激励和影响，同时，这个&经济场&自身，也在不断地强化、优化、锁定、僵化、创新、整合、超越而新陈代谢。这正是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从马克斯&韦伯到道格拉斯&诺斯，从卡尔&马克思到约瑟夫&熊彼得，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到杨小凯，从冯&哈耶克到理安&艾斯勒&&各个经济学派倾注热血心力的地方。
本体（组织）要素、能源（价值）要素、规矩（伦理）要素，对于共生经济体系来说是必要条件，三者相互作用关系用数学语言可表达为：
共生范式=本体X能量X规矩
因此，当共生智慧向着广度、深度、高度三个向度上延展，贯通于生態统领的五位一体建设时，全新的价值评估参量体系，也必将呼之欲出。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广东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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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期中美共生关系现状与未来
&&&&潘献奎&&&&【摘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两国的经济战略调整从局部上影响了两国的关系，但并未从实质上改变两国的经济共生模式。中美经济的依赖性依然在增强，两国在经济共生模式中的非对称性有所减弱，但并未有实质性改变，因此，若想促进两国在共生模式中稳定发展并获得利益的最大化，需要提升中美经济共生模式。&&&&【关键词】后金融危机　中美　共生关系　经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交往上关系愈加密切，而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与合作，也使得中美在经济交往中形成了经济共生关系。所谓共生经济主要是指相互独立的经济组织之间，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大程度上获得经济效益而形成一种同类资源共享或异类资源互补的共同体。而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共生关系主要体现为，二者在全球化的框架下，遵循“利己”的原则，按照国际经济的交往秩序与规则来开展经济交往活动，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互惠关系。&&&&但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和美国都各自进行了经济战略的调整。这种战略调整必然会打破中美两国原本的共生模式，促进新的中美共生经济产生。&&&&后金融危机时期中美经济战略调整&&&&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后，中美两国政府都依据本国的经济情况而进行了战略的大幅度调整，而双方调整的目的都是为了转变本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战略的调整。自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正在进入缓慢的复苏时期，这也使得经济全球化的脚步放慢，而在此期间，发达国家为了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又开始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现象，加之欧美等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使得我国的出口市场严重萎缩。与此同时，我国的出口贸易还日益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从国内来看，过去快速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粗放型的资源消耗而换来的，如今国家资源日益匮乏，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原有的经济增长优势已经渐渐减弱，要想经济重新获得快速发展，必须另寻出路。国际环境的状况以及国内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使得中国不可能再倚靠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维持经济的继续增长，因而国家必须调整经济发展策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是全面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首先通过提高国民收入，并且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来提高国民的购买能力和消费能力，促使国民有能力进行消费。其次还要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国民能够得到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消除国民消费的后顾之忧，释放预防性储蓄，增加货币流通速度。最后还要推进城镇化建设，提升农村、农民的消费能力。&&&&二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综合实施多项战略。首先是促进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并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使得传统制造业由低端向高端发展，产品更加精致化，支持高端设备制造、节能环保以及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其次是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比重。最后是要鼓励创新产业的发展，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培养创新人才，促进创新产业的发展。&&&&三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国家开始推行区域不同、重点不同的区域板块总体发展战略。通过优化空间格局，实施主体功能区计划，在注重区域特色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区域间的市场合作，促进地区间协调可持续发展。&&&&四是通过倡导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五是要积极实施可持续的对外贸易发展策略和“走出去”策略，来提高我国的开放经济水平，实施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美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政府较原来的经济策略作出一定的调整，主要表现为以下四大战略。&&&&一是再工业化战略。这是四大战略中最为重要的战略，因为美国方面认为，近年来美国失业率的上升、世界竞争力的下降及其带来的贸易逆差的增加等都是由于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造成的。因为其调查数据表明，美国的失业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传统的制造业工人，而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逆差也是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最大因素，因此美国方面为了改善社会就业，扭转贸易逆差，开始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二是出口总额翻番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再工业化战略，再工业化战略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国内的失业率问题，而另一方面就是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因此美国政府希望通过重振制造业，扩大海外市场来拉动美国出口总额。&&&&三是新能源战略。当今世界资源短缺，新能源对于全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无论是出于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还是为了保护国家的能源安全，进行新能源建设，改造现有的能源结构，都是美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之举。&&&&四是重视亚太的发展战略。在亚太地区，集中了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全球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大国，密集的人口、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等都使这一地区蕴藏着无限的经济发展潜力。但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主要与韩国、日本关系较为密切，而实际上并没有过多的参与亚太事务。但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发现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核心地位已经有所下降，因此美国开始重新重视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实施重视亚太地区发展的经济战略。&&&&后金融危机时期中美共生经济现状&&&&在双方的经济战略进行调整之后，并不意味着中美双方的经济共生关系会发生快速的退化或是进步，但是这些战略的调整，对中美双方短期内的经济发展和长期的经济共生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短期内对中美双方经济的影响。中美经济策略的调整，短期内可以从两国的贸易现状以及投资状况两个方面去看。在贸易方面，在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中美两国在进出口总额上仍然呈持续发展态势，第一，中美两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危机后仍呈持续上升趋势。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增长状态，但在增长率上，在2004年达到进口增长率为31.9%，出口增长率为35.1%之后，随后几年的进出口总额虽然持续增长，但增长率却处于滑坡状态，到2012年，这一数据仅为8.8%和8.4%，但在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状况并没有改变，而且顺差的年增长率基本都在增速上有所缓慢。总体来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并没有因为全球经济的不景气而呈脱离状态，反而双方的依赖性在不断增强。&&&&第二，在中美经济合作共生的经济关系中，二者的对称性趋向平衡。在2002年到2006年间，中国在对外出口上，对于美国的依赖高达21%，在2007年，这一数字有所下降。中国对于美国的进口依赖一直较低，近几年一直保持在7.3%左右。总体来说，我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对于美国进出口贸易的依赖度保持稳中有降的趋势。与之相对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明显有所上升，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美国对于中国的进口依赖度由原来的6.9%上升到近年来的15%左右，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度也较低，只由2000年的1.5%上升到2010年的5%，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市场出口分散度较高的缘故。&&&&总体来看，在短期内，中美双方经济政策的调整并没有削弱中美双方的共生经济关系，而且中国对美国出口依赖性的降低以及美国对中国出口依赖性的增强，都有利于提高中国在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中的地位，促进双方关系的平等性。&&&&在资本方面，由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给欧美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而美国的债务水平也由2008年的10万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6.07万亿美元。在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仍然增持美国国债并保持在高位。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金额有所增幅。据统计，我国对美的直接投资净额从2007年的1.9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18.11亿美元，投资年增长率高达56%。而美国的对华投资，可以明显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年，在此期间美国对华的净投资额平均为40亿美元左右，而到2005年到2011年间，美国对华投资额降至28亿美元，按照这种态势，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华投资数可能会继续呈下降趋势。&&&&从投资结构上看，美国对华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并且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10.7%下降到2011年的2.04%，而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虽然占外国投资比重有所上升，但比例极小，仅由2002年的0.029上升为2011年的0.15%。因此从目前来看，中美两国对双方的直接投资占比都较小。&&&&从上述的中美两国的贸易以及投资方面看，双方的经济共生关系并没有因金融危机和彼此的经济战略调整而发生极为明显的变化。而且由于中国持有较多的美国国债，因而美国对中国资本依赖较强，使得双方在经济共生的过程中向对称性方向发展。&&&&从长期看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的调整，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对实际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一般来说，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效果要经过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其经济效力，并在实践中检验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正确与否。要考察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现状及走向，可以从中美两国经济共生模式的内在发生机制方面来探讨。&&&&中美能够形成经济上的合作互生关系，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二者在产业资源以及结构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虽然我国目前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模式变化，但一个国家整体产业结构的变化是需要长时间进行调整的，因而短期内并不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因而中美共生的经济基础不会发生改变，而且总体来看，中国具有劳动力优势，而美国具有资本、知识以及技术等要素，双方的这种优势资源也不会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因而中美经济合作共生的内在动力机制依然存在。&&&&但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在贸易领域的互补将升级且相互依赖性向更加对称方向发展。因为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变慢，这也就意味着可用劳动力数量上会比以前有所下降，但随着我国教育的普及化发展，受教育人口数量不断增多，人口素质提高，这种变化使得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成本上涨，而且也影响着我国的产业结构，未来的5到10年里，中国制造的模式将由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中大型工业制成品方向发展，而原本的简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一部分可能由机器代为生产，而另一部分则可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生存，中国技术产业的升级必然也会使中美两国的合作领域有所升级，但总体上来看，美国对我国出口的仍将是以高科技产品以及现代服务，而中国仍然主要出口一些制成品，因此，由比较优势决定的中美共生的内生动力机制仍然存在，但随着中国技术能力的发展，中国在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中的地位将有所提升，进而增加彼此对话的可能性。但由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在中美经济交往中双方地位并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国仍然将处于劣势地位，共生模式的不对称性也依然存在，中国的发展只是削弱了这种不对称性却不能彻底改变。&&&&提升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策略&&&&继续改善共生关系的非对称性。在共生经济之中，对称性的互惠系统是最为稳固，同时也是最有效率的互惠关系系统。因而要想提升中美经济的共生关系，还是要继续改变目前的中美经济共生的不对称性，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在中美经济交往中中国合法经济效益的获得，更是能够稳定中美经济关系。而且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对称性加强，就意味着美国要想单方面退出共生关系将面临着巨大的退出成本，这能够督促美国在处理中美经济关系时更加的谨慎和全面考虑。从中国方面看，要想促进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对称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使传统的制造业升级，并鼓励创新型产业发展，提高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金量与竞争力，从而改变我国处于全球产业链中较为低层次的地位，提高其获利能力。二是要继续扩大内需，通过提高人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手段来提高国内人民的消费能力，同时要改善国内市场环境，促使贸易市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以此来平衡中美贸易份额。三是要积极努力创造条件来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保证本国货币的稳定性。&&&&加强经济政策协调。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联系加强，同时也增加了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因此当面对国际矛盾与摩擦时，国与国之间往往采取协调的方式，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得共赢。因此，在中美经济的共生关系中，中美两国在战略经济的框架下进行的磋商机制对于调整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两国进行信息传递和沟通，加深彼此的了解，处理双方在经济交往中的各种纠纷的一个重要平台。此外，这一平台不仅仅只是处理中美双方的经济问题，它在双方共同探讨应对能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中美两国发现新的经济合作空间，从而持续生化两国的经济共生关系。&&&&建立常态化机制化管理，增进战略互信。在共生关系理论中，对称性互惠关系被看作是共生关系的最高级形态，并且所有的非对称性共生关系最终都将向对称性互惠关系发展，但这是从共生关系的理论层面上的推导，而现实社会中的共生关系往往较为复杂，一般来说生物界的共生关系进化以及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共生关系进化较为符合这一理论，但在中美的经济共生关系中，情况则复杂的多，双方的经济共生不仅仅是局限于经济范围内，它还关系着国家的政治、民族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例如在中美的经济共生的关系中，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较为担忧，害怕失去自身原本的霸权国地位和主导权，美国的这种主观政治考量便阻碍了中美共生经济关系自然而然的走向对称性互惠共生形态。因此要想提升中美两国的共生经济关系，需要双方不断进行沟通，加深彼此的战略理解，增强战略互信。&&&&要加强双方的战略沟通就需要中美双方建立一套完整的沟通机制，这主要包括双方常态化的定期沟通机制和预防不定期的突发问题的解决机制。随着中美交往的日渐深入，彼此的利益联系加强，这也使得双方间的经济摩擦增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经济交往合作关系的恶化，因为先进、成熟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决定于双方摩擦的多少，而是在于双方是否有一套完善的沟通、对话和解决摩擦的机制。这套沟通预防机制的建立，能够使得双方在偶发因素、突发事件或是国内政治气氛发生变化等条件下能够及时进行沟通和对话，避免产生双方的猜疑与不信任。因此通过建立常态化机制管理，促进双方的战略互信，能够最大程度的排除双方的主观考量，促进中美共生机制的自然进化，进而提升中美合作共生的经济关系。&&&&（作者为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本文系桂林航天工业学院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问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12S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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