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手们，你本来就不平凡，何必在乎所谓的逆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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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贴见证射手一年的爱情运程&射手爱情各路人马预测集合
首先是唐立淇的
在12月份的时候看了唐老师的预测就挺激动的，随着其他的各种预测都在说着射手的2011桃花无比灿烂。。就更兴奋了。
2011年第一天，没想到遇到一个大叔。。。
而且大了很多很多的大叔。。。
立刻想起唐老师说的什么宿命之恋
难道就是这个吗。。。oh my god 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那样的人。。。太疯狂了
一起来看看这个疯狂的2011，所谓的射手的真爱年会发生些什么吧！！！
爱情事业健康家庭，总之，好运气通通都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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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为嘛要看星座运程，不是运程里说的所有事情都会发生，但是它有一个作用——如果运程中写的一些内容的确是自己想要发生的事情的话，那就努力地让这个想要的结果发生。
就算你说是心理暗示也好，什么都好，总之，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不就好了吗？
当然，不好的、负面的东西，自己不停地暗示自己的话，也是同样会发生的。
所以，只想好的事情，正面的事情，让自己充满能量，自然一切都顺利起来了！
共勉之~！！
第二页有三妈的年运
射手桃花灿烂开
第三页女巫店年运 + 苏三米勒2、3月射手
（2月好平淡）
第四页 （真爱来临）三月和四月是射手最重要的时间段 别躲在屋里
明晃晃的五月要来临了
直击五月星光闪烁现场 让桃花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年已过半，迎接七月的星光吧
好了，八月啥都不想，专心学习和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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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老师的2011 射手爱情预测：
{射手座爱情运}
情绪的不安与不满是一切关键
在婚姻关系中的射手们，将面临强烈的情绪动荡，你的情绪绝对是今年的主题，因为情绪的好或不好而展现恩爱，或找另一半麻烦，态度漂移不定，也因为长期安全感受到挫折，所以索性不相信任何人，包括另一半，婚姻的和谐常在威胁分开与求和中摆荡。不过婚姻的固着性还算足够，所以对方通常会用忍受的方式面对，勉强能维系下去。射手也应检讨自己是否太任性、不够关心、或是太绝情等，就像种了个远因，难保未来不会真的让对方忍无可忍而出问题。还有另一个可能的远因是与伴侣的长辈相处有了难题，或许是不够尊敬或得不到长辈缘，或是你对此事的态度逃避，让事情一直无法被有效处理，形成大家心中的空洞；或是干涉伴侣太多，虽不至导致立即分开，但也缓慢的让婚姻趋向危险，呼应了天王四宫、海王四宫接力赛后呈现出的内心不平静不稳定的状态。同时也要注意与亲子有关的议题，恐怕会成为争执的导火线。
未婚的射手情侣，动荡剧烈的去年没造成裂痕不代表今年感情一定稳当，特别要注意上半年，两人关系虽然处于不稳定状态，必须靠着不断协调、沟通，才能遏制向自由的冲动，尤其是二到五月之间分手几率不低，小事都能成为分手的借口。特别当心这段时间也是怀孕几率很高的时段，不想造成更复杂的麻烦，安全措施便马虎不得。若想让感情加温，或挽回一段情，分开一阵子也许是不错的做法，让对方不再受自己情绪压迫反而是凸显自己优点的方法。你们也可能聚多离少，好比两人工作都很繁忙，或射手被派驻海外，得仰赖科技维持感情等，不过这也增添了另类情趣，发现这样居然比较能讲出真心话。下半年，射手对伴侣实质的贡献很重要，你得拿出照顾对方的具体事实，免得对方感受不到你的爱而提议分手，因此分隔两地的情侣感情经营特别辛苦。
单身射手不妨仔细想想：去年六到八月恋爱宫位引动时，是否曾有机会发生恋爱？或你的恋情就是在那时搞掉的，因为对方觉得跟你精神无法契合。那么今年，精神之恋将成为主题，可能存在于虚拟世界，网络，也可能是精神上互相仰慕而未必采取行动，或是有人对你投怀送抱，但你不想要等。别人依然对射手是关注的、仰慕的，即使你表现的多怪异。射手也可以把三月后天王星五宫的能量发挥在兴趣、表现上，各式娱乐活动塞满整个时间表，或享受表演的乐趣，也许就是因为表现杰出而受到瞩目、青睐。上半年的木五宫有不错的恋爱机会，可望遇到意想不到的优秀对象，突然来电。由于未来七年天王星将盘踞在恋爱宫位，也使你的恋情以特别的方式发生，或对方是天才，或年纪相差悬殊，与众不同的人之类。你未必会在意他人眼光，好好享受这场宿命之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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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国际新形势下的大国战略解读
国际新形势下的大国战略解读
战略就是手里面的游戏魔方，
没有哪一个面是不可转换的，
正如历史从来没有不可能……
　　如何在历史性的变革或冲突中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地位，或者是如何筹谋造成各种适宜于国家更进发展的国际安排，又或者说为了确保某种层面的国家战略安全而必须做出何种程度的地缘政治思考，以及如何在一场持久的全球性竞争中取得既能够有利于和平又能够增强国际政治影响力的机会——所有这些最高形式的中心任务，都是战略解决的问题。比如美苏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争夺，美国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苏联运用其军事力量来进行进攻性的地缘政治推进，这是基于苏联的军事力量一旦受到遏制就难以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性威胁的竞争对手这一条件下进行的，其次才是为了抵消苏联的军事力量而需要美国所必须具备包括维系足够的军事力量等战略要求以实现其战略任务。也就是说，在最高形式的中心任务这一首要原则下，就各种条件下执行同一原则的表现方式来说，基于条件的不同而必须具备足够的灵活性。
　　在取得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且以资本主义力量为核心的整个的国际体系之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已然成为一个新型的世界大国，这意味着中国同那些长久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大国拥有不相上下的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与其维持持久力量均势（但非全面优势）的军事能力。基于这个特点，何种程度地塑造和调节一个和平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以何种方式去实施区域性的影响以制造更广阔的战略空间，以及如何处理更为复杂的国际政治多元体系下的全球影响力争夺，都必然是新形势下的中国所必然需要承担的战略考虑。
实现战略的有利条件
　　许多人都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远交近攻的战略是符合中国地缘政治特点的，这不仅鉴之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帝国的崛起——秦并六国的强势统一，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范睢的这一战略理论的提出，更是由于这种军事力量的扩张将极大地消除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冲突的日益增长的威胁。有的人甚至将南海局势紧张、日本情势升级和潜在冲突的可能，以及中国同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访问简单地看作是“远交进攻”战略的实施。如果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的历史，就能够知道，旨在以军事力量或领土扩张的方式来促进地缘政治目标的实现，其战略要求的基础必然是处在特定条件下的。需要明确的是，周王室在制度领域的崩坏与三家分晋、七国争雄局面的出现是共生的，过去的数百年间，中国都处在周失其鹿而天下人欲共逐的乱世征伐局面。所以，对秦国而言，所谓用霸天下之术，“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其首要的战略任务就是设法在地缘争夺中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在历史性的力量角逐中取得决定性的优势，而实现这一战略的有利条件正是在于允许地缘政治目标发生重大变化或者说是处于界域未定（失序状态下）的新的开端。
　　但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这种战略已经很难被看成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内容，也不再能被当作是一条使国家迅速崛起的捷径，甚至可以说应当被看成是一种需要妥慎处理和极度敏感的问题。正如对于一九五一年的中国来说，国内经济基础和军事装备包括最为重要的科学技术力量革新等方面同作为全球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苏联的唯一竞争对手美国及其同盟阵营而言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加之国际秩序的建立和日渐显露出政治意志对抗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地缘政治争夺，已然决定了中国之抗美援朝战争必然是一场以军事较量为基础的外交斗争和政治争夺，而非以实现军事目标的占领为首要任务。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七十年、冷战结束业已二十四年了的当前世界，伴随着战后世界秩序的重新构筑，以及社会主义苏联阵营的彻底瓦解促使了整个世界秩序完全地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体系的保护之下，这就意味着任何悖逆于这一体系或是关乎地缘政治领域（尤其是那些要害国家和区域）的重要变化，必然将面临来自整个资本主义阵营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国际舆论方面的巨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的选择上首先是面临着这样一种假定：作为曾经是国际事务主导者和竞争对手的俄罗斯，已经在执行着一种看起来极具威胁的地缘政治重返和政治力量崛起，因此，这种地缘政治力量的重大变化将极大可能地被视作是颠覆现有的以资本主义阵营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潜在重要威胁。
　　无论哪种选择都很难既符合俄罗斯的前途，又符合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就是说，问题本身不仅是出于现实意义的衡量，更是出于政治意义的考虑，并且，更深层次的评估必然包含这样的一条延续因素：即这种地缘政治的新的变化是否能够成为俄罗斯推动一直处于分歧状态的欧洲产生变化的催化剂，以及能够对现有国际秩序产生何种程度的潜在影响和威胁（正如一九五六年的波匈事件引发了东欧剧变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体系的瓦解），——尽管当前乌克兰的前途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进而言之，由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作用，西方在制裁上一般而言对经济瓦解竞争对手具有特殊的情感倾向，并且这一特点伴随着冷战时期经济上的催化作用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对当前的俄罗斯而言就尤其如此了。这意味着经济问题可能是俄罗斯受到西方集体制裁影响最为严重的方面，当然，这种对于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坚决扼制同样意味着：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越来越难以忽视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力量，也就是说，世界已愈来愈难以撇开俄罗斯去讨论那些影响着整个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国际事务。因此，我们同样能够辩证地看到事物另外一个层面的发展，即除了俄罗斯同西方的这种日趋紧张的现状以外，通过欧亚经济联盟（EaEU）形式的推进与俄罗斯政治力量的结合，巧妙利用欧洲是否愿意在更广泛意识形态的争夺中紧跟美国的分歧，脆弱的全球力量结构，以及西方经济自身所陷入的历史性虚弱，这些因素都很有可能最终成为促成某种对于现有主导秩序的颠覆性战略实现的催化剂（国际政治影响力的争夺从来都不是请客吃饭）。
　　如果我们再仔细地审慎中国的历史，看一看一个完全悖逆于“远交近攻”的战略又是如何作用（或者说助益）于同一个国家的，如此就能够理解另一种超乎时代的远见卓识的具体体现。举例来说，战国时期秦惠王的“请以武关之外易黔中地”不再是追求传统意义上的胜利，而是以一种更为微妙的方式夺取全局性的战略优势地位。武关为秦国四塞之一，近函谷关，又处秦楚咽喉，接壤秦都咸阳不过四百里。而黔中接沅水，临江水，处楚腹，距咸阳有千里之遥。秦王以武关易黔中，舍近而取远，与其说是放弃“远交近攻”这一具体的地缘政治争夺，不如说是以楔入要害支点的方式，建立一种能够以最大程度和最灵活的方式使自身力量能够在任何需要的时间、地点介入到任何可能的地缘政治领域的争夺中去。具体地说，在此基础上可实现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在于：（1）造成战术上的广泛机动和灵活性。强秦盛楚，武关易可复取，且黔中虽远，然接巴蜀又能水路，秦军以分兵恃策，又能使上下相及，出之奇谲。（2）战略和战役枢纽的抓住。秦国既并巴蜀，中枢以黔中连锁，则楚国向东的发展就被限制了，秦国以黔中作扩地拔楚之恃，东进楚都，则楚之可尽图。（3）成为促进地缘政治局势发生变化的催化剂。无论是秦国出于外交政策上的服则怀德，倍则震威，亦或是以黔中为战略枢纽得之楚附，威以韩魏，又使齐惧，而四国既附，又何患赵无亲和，燕不臣事，如此合纵之势既破，秦国亦成王业。
　　当然，这一战略任务所基于的有利条件必须是：秦国在军事力量上稳定可靠的战略威慑，有能力消除其他国家对秦国构成的任何军事恫吓，以及能够有效遏制其他国家任何具有威胁性的军事扩张，而不至于考虑真正的、在军事上具有实质性的战线过长的风险（秦始皇修筑大道以通天下可以说是对这一风险防御的补充，且与郡县制一并有着更进深远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常规力量的军事部署为了应对全球战略的目的，其“浮萍战略”作为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秩序调整，是如何地使得美国战后以来设置的全球军事部署态势得到了彻底改变。事实上，就海洋性大国的地缘特质而言，美国不可能以内陆性领土扩张的方式实现其全球性的战略优势地位，于是作为资本主义更进发展的国家，推动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作为意识形态胜利的自由民主政治变革，往往被视为其全球性的战略防御计划之重要一部。而作为军事上的浮萍战略的重要性并非仅仅是能够灵活地在全球军事行动中作出迅捷的有效反应（由于中国缺乏实质有效的“海外战略支撑点”，以及俄罗斯随着苏联瓦解而失去大部的地缘要害支点，这就使得中俄两国就全球军事战略体系的具体部署方面缺乏足够的战略空间和军事恃策，这也将极大地压缩具体行动中的战术动作），更是在于能够提供一种全球性的战略防御力量，以更为持久和具体地保证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成果。
推进战略的时局制造
　　为了确保一个国家自身战略实施的成功，制造何种时局以推进这一战略（而非被动等待时局），使之整个的国际局势朝着于这一战略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是战略部署所必须要把握和断定的事情。由于领土多寡、地缘特质、军事力量、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制约或作用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因此，不同的地缘政治条件和国际时局的发展所反映出的战略也是不同。也就是说，大国崛起虽然因之地缘二字，但形、势、情者亦不相同，且时机难得而易逝，虽似，实则谬之千里。因此，如何把握住于自身有利的机会，以及何种程度的制造这种于己有利的局部形势乃至大部形势，就是我们在促进战略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看这样三则历史上关乎战略情势的转变：
　　一则是楚汉相峙，郦食其说汉王复立六国后，如此六国臣事，树党以桡楚权。虽然从表面看有张耳、陈馀说陈涉，范增说项梁，皆为立六国后以益树党，但郦食其说汉王于战略上则是极为有害的，这是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1）汉王分地复六国后，乃割己之所有以予人，陈涉、项梁起事复六国后以益党，乃取非其所有以予人，此所谓同事异形。（2）汉王同六国北事义帝，何恃以复立六国？陈涉、项梁起事反秦，天下苦秦已久，故能立六国后以益势，此所谓同事异情。（3）汉王割己之地分立六国，然而楚汉之力未能决之，汉强则六国附汉，楚强则六国附楚，汉地既削则无异于赠敌之资，六国何以属汉？而项王恃钜鹿之战大破秦军，诸侯属之，故能假天子封王诸侯，此谓同事异势。也就是说，即便相同的事物似乎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但形、势、情的各不相同也会给那些看起来即便是最好的战略选择带来极为严重的最坏后果，因此，时机和形势的判断不可不慎，这点在战略层面的分析尤为重要。
　　二则是秦伐阏与，赵援则道远险狭，于是赵奢救之。赵奢无急武安，去邯郸三十里而止，坚壁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以调秦敌。遂急甲阏与五十里而军，先处战地，秦师后至，争山不得上，败解而还。阏与之战虽出战役，但赵奢在战略层面上有两个高明的实质内容：一是善兵，二是善使。所谓善兵，利时利地者以执胜机，倍时倍地者无以为胜，其目的在于夺取并牢牢地保持主动权，并在这一原则下为战术动作的具体运用和实施创造有利条件。也就是说，不应在敌人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去打一场有利于敌军主动的战役，而是要注意迫使敌人在我们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去打一场于我有利的战役，这里面当然也就包括抓住行动的主动性和突然性，选择“在敌人最难料到的地方和时间”去实施于我有利的行动，以及“使敌人无法选择行动的方法、方向、样式、时间和地点”等具体的战术素养。所谓善使，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正奇合利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调动敌情以使敌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并在此原则下通过战术动作的具体运用和实施来实现和扩大战争的有利条件（使局部优势乃至大部或全部优势），如此也就有了一场战役乃至战争的性质虽然说是防御的，但在战术乃至战略上来说又可以是进攻的，即所谓的积极防御，并使这种积极防御更进地发展为积极进攻。因此，善于调动敌情往往意味着能够成为一次战役乃至一场战争的主导者，反之则未战已失战机，又失时乃至亡势，甚至可以说是已经失去了夺取一场战役乃至整个战争胜利的可能。因此，对于主动权的争夺应当成为出于战略的一切行动的基础，而不仅限于军事上的考量。
　　三则是天下共畔秦，章邯军追曹阳、渑池、荥阳、敖仓，皆破之；复击陈，破杀之，北定楚地，进兵魏王于临济，大破魏并齐、楚援军；经东阿、濮阳之败，又渡河北击破赵，引兵邯郸，赵王走钜鹿，秦将王离围之，又章邯军钜鹿南棘原，然秦军恃强，终败于钜鹿。有曹刿论战，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实施连续作战虽然有利于在短时限内迅速歼灭敌然或使敌受到难以恢复的战斗力损失，以致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但如果我们将其施加以条件因素的变化，即长途奔袭而又草粮途艰，疲军无益，那么虽有悍厉，亦难恃久盛。这就决定了，项王钜鹿之战的胜利与其说是强于用兵，不如说乃胜于宋义迟滞安阳四十六日的策出缓兵，即先斗秦赵，疲敌以桡其势，遂引兵西进关中以举秦。如此秦敌久战而无增益，以秦之竭而待我之盈，则秦军时势俱颓，此消彼长以资生变。事实上，这种战争内部因素发生变化所显示出来的外部突然性往往令人措手不及，利用这种内部因素的变化并促其突然性的达成（量变引起质变），就可以造成战略上的有利条件，推进于我有利之局势发展，夺取局部乃至全部的战略优势，以致达成战略目的的最终实现。因此，如何使敌之有利条件变为不利条件，而使我之不利条件变为有利条件，历来都是军事战略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在这一基础上，如果我们再认真研读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论持久战》，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会在一场现代化的军事战争中不但不寻求在极短的时间内达成预定目标，甚至中国抗日之战略必须是建立于持久的、运动的和游击的基础之上，使敌之侵略战争“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这一重要问题。由于战争的最初动机往往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纯粹的军事目的，这就意味着衡量战争的尺度往往并非是纯然出于军事，亦关乎政治和经济（战争经济）层面，如此也就有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短暂和平（即战争间歇），以及美国在现代化战争中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军事力量虽然往往能够谋得战役（军事行动）上的速胜，却难免要陷入作为整个战争的持久泥潭。
　　如果我们把上述这些战略情势的变化同实现战略的各种要素结合起来，就不难认识到对于中国出于政治目的稳固推进边缘化美元战略的实现，已经在事实上构成了对美元主导全球经济体系所施加的国际影响力的削弱（详见作者于二〇一二年四月发表文章《2012全球展望：中美争夺货币影响力——关于中美货币影响力全球性竞争的战略研究报告》）。具体地说，由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不对称处境，决定了中国的战略目标之基础必然是旨在根本性地改变其局部范围的劣势条件以夺取在整体上的明显优势，这就意味着这样一种有利条件：正如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强大军事力量所做出的战略选择那样，为了夺取具有历史性的优势地位，在这场全球性旷日持久的政治影响力争夺中，中国只要在同美国的竞争中保持着不失败就意味着占了上风，而对美国来说，为了保持其世界唯一的“领导者”地位，不占上风则意味着战略上的彻底失败。所以，如果我们整个地回顾自二〇〇九年以来所进行的整个战略实施的推进，就会令人惊异地发现，这一战略计划的本身恰恰是出于一种国家经济安全上防御性的考虑，而非西方政治家们所评论的那样出于政治意志的进攻。
　　美元结算地位的持久统治力是美国避免经济失败和最终取得全球优势地位的必要的先决条件，美国也一贯坚持与捍卫这一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同等重要的全球战略的连续性，并善于通过种种“五花八门”的方式转移公众对这一不对称优势地位的注意力。早先的欧洲也曾产生过一些对当前的美元结算地位构成威胁的政治意愿，但这些甚至不能被称为战略，而应当仅仅被视作是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经济共同体，或者说是作为欧洲寻求大欧洲价值实现的一个部分——这不仅是出于这些欧洲国家在讨论、制定和解决重要问题方面的立场和决策不同，更是由于缺乏与之匹配的政治决策力和执行力。而美元货币优势地位的保有就意味着无论美国的货币政策行为（量化宽松）对全球经济造成何种的实际结果，美国都能够完全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采取任何的计划，而无需考虑这一计划是否会造成其他国家更为重大的经济危险。正如美国《华尔街日报》二〇〇九年三月十六日刊登文章《中国不投美国国债还能投什么？》所描述的那样，“即使中国决定出售一部分手中的美国国债，它也几乎不可能大批量抛售。大量出售美国国债肯定会导致美国债市场萧条，从而使中国手中剩余美国国债的价值缩水。无论怎么说，温家宝及他的中国同僚们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除了观察、等待以及担心美国经济状况外，对美国经济都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力。”
　　基于这一点，任何出于操作层面的增持或减持的选择都是不可接受的，美元能够占据优势，意味着作为当时美国最大债权国且持有大约七千四百亿美元美国国债（相当于美国国债总额的百分之六），以及可能蒙受超过八百亿美元外汇储备损失的中国来说，追求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胜利是不现实的或者说是过时的，甚至可以说剩下的唯一出路正如美国所认为的那样，就是默许、妥协，以及陷入战略劣势和政治被动。事实上，如果没有一整套适应新形势的、一体化而又全面的战略体系，又或是脱离了国家的战略条件，那么其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影响都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对中国而言，要想夺取这一战略上的优势地位必然意味着转变，使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和美元外汇储备的对外行为发生转变，以及促使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制度发生某种程度的演变。
　　在第一种情况中，如果我们不致使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和美元外汇储备陷入经济乃至政治上的劣势地位，就必须将其视为一个摆脱追求传统意义上的胜利且不再具有原来含义的经济上的战略核武器（又名“金融原子弹”），这不仅是出于一个更吸引人的概念而被国际社会广泛应用，更主要的是，这意味着首先将经济上的劣势地位改变为谋夺政治力量的战略优势，其次才是作为战略性核武器在战术上的具体运用。所以，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中国来说，为了不致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而陷入战略上的劣势地位，所持有超规模的美国国债和美元外汇储备就不得不使其经济意义的成分减弱而使其内部性质发生转变，从而谋夺出于政治意义的战略上的优势地位；但不能反过来说，出于谋得这一经济上的战略核武器所意味的战略优势地位，而进行超规模的美国国债和外汇储备持有，这是两个全然不同概念。这就决定了，经济上的战略核武器其本质在于战略优势地位的夺取和保持（例如战略威慑以策应外交斗争或以利政治主动），其次由于这一武器是具有经济（金融）性质的，并且出于市场的联动效应，使得这一经济上的战略性核武器在具体的应用和实施上更进地加以改造，使其正如战役战术核武器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那样，能够在经济方面实施和完成其战术动作的具体运用。注意保持主动性和灵活性，过于臃肿和老化的经济核武库将导致战略包袱，使之战略上的优势地位改变为劣势，苏联时期的核军备竞赛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第二种情况中，则美国货币战略的天然缺陷在于低估了公众对此的反应，虽然在此之前没有人明确提出反对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或是提倡加以更多的默认选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缺乏为摆脱或彻底消除美元货币体系的支配权力对全球经济产生的严重影响而找寻一条出路的共同意愿，所以这就由中国在现状的有利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各国抛开美元用自己的货币结算，以及基于美元货币政策本质所采取的中国边缘化美元战略：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人民币贸易结算，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旨在帮助亚太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增强全球经济的稳定性（注意在一段时间之内完成人民币的区域货币部署）。根据这一迂回方案，中国三万七千三百点三八亿美元外汇储备（数据截止至二〇一五年三月）的作用将得以战略转换，使之成为促使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现有制度发生内在演变的催化剂，其新的情况就是，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加以重大修改，则中国同美国之间的全球货币影响力争夺将置于微妙且复杂的过程（但并非结果），即出现了一方将失去其一部分的优势地位而变得衰弱，而另一方则虽然没有取得单方面的终极优势地位，但任何一个重大优势的获得都可能促进各种有利条件的战略利用，从而造成这一力量角逐局势的根本改变。当然，无论是局部优势的夺取或者是使之转为大部乃至全部优势，这都是一个相互之间优势争夺的过程而非结果，也正因如此，夺取和保持历史性的战略优势往往比一场政治胜利的结果获得更为重要。
打开战略的空间通道
　　对于决定一场历史性争夺或是为了夺取重大优势地位具有关键作用的往往正是战略空间至要通道的打开和扼制，这不仅仅是表现在地缘政治范畴的对于领土、政治和权力的控制和影响力的扩大，也不同于对于地缘要害国家的控制和及其作为地缘政治卫星国的辐射影响力，而是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谋求和战略谋策往往以此为出发点。它并非依附于一个体系从而在某个具体的位置起到催化作用，也并非是那些战略目的（或战术动作）的具体实施，而是更倾向于抽象意义上的对于战略空间的精确控制和详细谋划，这并非是苏联通过对波兰的控制从而对莫斯科控制东欧的影响至关重要这种具体影响的实施，而是在于打开这一控制本身的可能性。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历史上的选择以明晰战略本身所具有的空间特性：
　　一则是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智伯索地》，智伯请地自绝于骄，但如果人们能够仔细斟酌这一历史就能够明白，韩魏将国家领土的安全寄托于敌之脆弱或易于被诱惑的可能性，这种谋策的失控虽冠以“预先取之，必先与之”，且三国分智的目标也确实得以实现，但并不能够改变这种战略上促使对手脱离控制的倾向性恰恰是极为危险和有害的。而对智国来说亦非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韩魏割地以避战（而非合纵）的结果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智国具体地增广土地、物壮人多，加之韩魏地处三晋中枢，一个拥有地缘力量的智国将不可避免地控制或影响周缘国家，而一个无论是出于军事目的领土扩张或是地缘政治影响的智国，对于以割己之地资益智国的韩魏来说难免不会陷入自取亡国的境地。如此，智伯索地而韩魏姑之，虽说后必宏图，但与其说韩魏是出于战略上的远见，不如说是谋策上的浅虑近利，加之择机致人者在智，倍机致于人者则韩魏，于国之战略又何足取也？对比之下，秦国有张仪说秦惠王伐韩，挟天子以令天下，而司马错说不如伐蜀，不仅得蜀之地足以广国，而且天府之地亦能强兵富民，其影响使秦故能四世有盛而王并天下。所谓战略主动权的夺取，犹智者作法，贤者更礼，盖如是乎。
　　二则是武臣自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略地燕界。赵王为燕军所得，囚之欲得割地，有赵养卒谓燕囚赵王实乃分赵，使馀、耳两王之，一赵尚且易燕，况二赵乎？遂燕将乃归赵王。事实上，燕得赵王为燕赵之间的争夺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非此前出于军事目的在地域上的狭窄争夺，而是在新的争夺范畴里提供了不止一种的可能性：（1）陈馀和张耳犹廉颇、蔺相如之于赵国，赵国一分为二，则两虎共斗，赵国之势何以能够得全？况乎赵分为二，不强于燕，使燕终无赵患。（2）赵国既不强于燕国，内有忧乱，外丧盟朋，则趁乱可取。（3）用间以厚利，使两赵无以相安。（4）两赵无安则内必树党，外必借权，燕市资以涉赵，助之伐其一赵，既能夺禁乱之德名，亦用削赵，尽得其利。（5）扶以伪政，置君而后去。（6）征而后立，割地以壮燕，广其地，富于民，强以兵。兹虽以一举，然象之以万，谋之虑远，是为兵略。
　　在战略上，地缘环境或是不断变化着的政治态势都始终贯穿着一个国家发展之战略空间，这就使我们的战略不仅需要保持和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着的环境和态势，还必须尽可能地推动这种环境和态势的变化向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以及注入一些新的政治或战略内容以促使这种环境和态势发生内在根本性的变化。持续的竞争或相互之间妥协（而非真正的和解）都可能是战略维系的一部分，外交安抚或军事行动的开展也可能是维持有效争夺或地缘政治影响的一项有效的重要工具，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甚至为了避免陷入某种不利的危险处境，政策上的推动或许不能够全然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世界，但用以摆脱某种政治上的劣势地位从而促进事物的影响本身发生根本变化却有着别样的作用。假设我们理解这些内容，那么就不难了解俄罗斯自身的战略空间是如何地已然被压缩至一个极其危险的位置，以迫使其发生根本性的战略转折，就不难了解日本情势之升级和发生突变之可能，就不难了解美国或俄罗斯从未曾彻底放弃同朝鲜的接触，以防止其被完全地纳入竞争对手的地缘政治范畴，以及就不难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半内陆半海洋性国家具有天然地缘政治优势的一路一带战略。（王懿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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