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房价房价为何越调越高高 就因土地控制在政府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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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炒房者梦断雄安还需实招硬招近日,党中央、国务院已决定批设雄安新区,并将其定位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也包括对房地产管理的改革,将试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其主要目的在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形成北京新的两翼;(4月6日人民网)。尽管如此,也无疑给中国大地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让不少炒房投机者蠢蠢欲动,他们凭借对过往其他新区房价上涨的判断,准备下重金在雄安新区再大干一票。针对这种情况,河北省政府先发制人,先是向社会宣传不要误判新区建设目标,然后采取过硬措施严厉打击各种投机炒房行为,且在雄安新区周边都实行了严厉控购政策,基本形成了严密的“控购圈”,汹涌来而的投机炒房潮也已得到基本控制。而且,笔者还注意到,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在回答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雄安是体制机制创新的高地和高端高新产业集聚地,不是大搞房地产开发,更不是炒房淘金的地方;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也指出:我们已经吃了过去房价失控过快上涨的亏,再不能让雄安新区重蹈覆辙,一定不能让投机者得利。领导的表态和专家的观点,表明中央政府在管理新区上确实会有大动作,且也有了新的、明确的发展思路,实在令人振奋,甚至让人预感将来进入雄安新区创业打拼的人及当地居民再也不会遭受高房价肆虐了。而且,应该相信,河北省政府也确实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如河北省在确定抓好新区建设的五项工作中,就有一项是加强规划、土地和房地产管控,继续实施新区“五项”冻结,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严肃查处房地产黑中介、炒房团、投机开发商活动,整顿房地产市场和中介机构,切实管住新区及周边地区房价地价。这也确实给社会释放了明确信号,在雄安新区炒房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也无法通过炒房来实现资本的“翻番”,这无疑给雄安新区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但笔者想说的是,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也不足以真正管住雄安房价,更不可能确保雄安房地产开发始终运行在健康轨道上。因为一方面它只是一个理论层面的东西,要付诸现实还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这些工作任务或要求还没有触及引导房地产健康规范发展的根本,也即如何摆脱过去靠房地产滚动城市发展的模式,如何让当地政府消除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如何将房地产退出商业产业化模式等等,这几个关键问题如果不解决,不让雄安新区成为炒房淘金之地、不让雄安新区重蹈过往新区建设的覆辙,恐将沦落为一句空话。为此,要让雄安新区真正成为国家创业创新之区,不再受到高房价侵蚀利益而削弱新区未来发展的创新力和活力,还需出实招、出硬招;而在笔者看来,这些实招、硬招应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在新区取消住房商业化发展模式,让住房真正回归“居住属性”。政府应发挥政策“兜底”的保民生功能,可效仿新加坡模式,即政府直接管理部分土地,建成廉租房或保障房,确保房价便宜和住房供给,让需要住房、且收入不高的年轻人或其他创业者能租得起、住得下,消除新区人才涌入的主要障碍。其二,在新区不能让房地产成为产业化发展模式,消除诱发高房价的一切政策性或投机性社会因素。在新区住房分配可实行“按需分配、供需平衡”原则来开发房地产,确保住房开发围绕城市人口增长来进行,既防止开发脱节出现供给短缺而拉升房价,又防止开发多余造成商品房供给过剩而导致房价过度下跌,实现政府低地价、开发商低成本、住房合理价“三价”良性互动,从根本上遏制政府为土地财政而抬高土地出让价格或为城市发展而大肆卖地现象的再发生。其三,中央政府加大对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投入力度,或鼓励民间资本对新区的投资,避免新区投入不足迫使地方政府再走拍卖土地增加收入、然后增加新区基础设施投入的老路。如此,则政府具有摆脱对土地财政依赖的信心,调控房地产长效机制也才能真正落地,社会各界对新区房价“调得了一时、调不了一世”、“过不久又会放开”的心里预期才会真正落空,住房投机炒者的梦才会真正魂断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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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的房价,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中央政策使房价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意思是说顶层是有成绩的。一定的控制是什么意思?说明还是在涨,涨是一定的,小学生都知道,通货在膨胀,物价在上涨。有官员说,如果不控制,还要涨得更快,快和更快是靠什么比较出来的?五年来,有的地方涨幅高达四倍,平均涨幅也至少两倍,通货膨胀也好,物价上涨也罢,它涨上了房价了吗?国家从2003年开始就出台政策,诸如象“国八条”,“国十条”到年初的“国五条”,中央高层确也绞尽脑汁,但总不如人愿,领导层头痛,老百姓埋怨,有几家忧愁必定有几家欢乐。百姓骂政府不是无能就是与房地商同流合污,房地商说政府高价卖地,你水涨我船当然要高。
今年的两会再次热论房价,又是献计又是出策,住建部部长说今年的房价肯定会下跌,百姓拿他是搞笑。中国房价调控政策,仔细分析不外乎就是限购、征税和限贷。你说限购,那我就假离婚或者用别人名义买房,你说征税,那我就把税费转嫁或者想办法避税,你说限贷,我就改变贷款用途,你说调高利率,我根本不理会,你利率涨得快还是房价涨得快?你魔高一尺,我道高一丈。你说那调不下来,我就搞房地产商控制供地,你供地少了,老百姓还是要买,而且抢着买,抢的东西不是更值钱了吗?你说那我政府就出钱搞经济适用房,让百姓不买你的商品房,但开发商更加笑了,有几套经适房给了百姓?政府越调房价越高,房价越高政府越调,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中国的政府在房价问题上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不信,你看今年的房价。
房价究竟如何控制,我国房地产老大、华远集团、人大代表任志强很具有代表性地总结,“房价上涨的的原因一是土地没有所有制,政府低价收购老百姓的土地高价买给开发商;二是人口增加了很多,但是建房很少不能满足刚性需求;三是物价膨胀货币贬值。”,并说“任何一个政策,评价它的好坏,主要是看它最后产生的效果是不是增加供给了。”按他的意思就是,老百姓是需要房的,你政府低价供地,我房地产商成本低,老百姓自然而然的就买得起房了。此话一语道破,房涨跌就是一个国民利益之争的过程。我非常赞赏此观点,记得我曾在《顶层设计之我见》中谈到改革顶层设计就是要调整利益格局,包括政府与企业集团之间的利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房价问题就解决好了。我国土地美其名曰是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其实是政府所有,人民的土地拿来建房,政府凭啥从中大捞一把?你说要搞配套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那又花得了多少钱?何况这些还是购房者自己在缴纳。地产商是商人,赚利是它追求的目标,你政府都要占百姓的利益、社会公共资源,我企业凭啥要让利百姓?利益的角逐,土地财政和官商勾结也就应运而生了。
政府低价供地是必须的,供多少地?这要解决住房刚性需求究竟多少问题?什么是刚性需求?一套房?还是两套房?没有定义,理解应该是一套房。几个人一套房?一套房要多大?什么是改善住房,改善住房的标准是啥?这些问题,住建部从来没有规定过,我觉得是件荒唐的事。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然,刚性需求与投资需求永远是分不清的,首次购房与二次购房也是扯不伸的。投资购房是造成房价上涨的又一重要原因,有人说包括房企说投资购房很少,我倒认为这是房地商的又一烟雾弹,鄂尔多斯和三亚两“鬼城”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有人说,别人有钱买房是别人的事,别人卖不出去亏了也是别人的事。“这不是钱的事”,这是对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因为土地是人民的,这个问题,政府官员千万不能含糊,否则,中国未来的空房处理就好比今天的环境治理一样。
区别投资购房与否其实很简单,不要再搞几套房限购的事,就一个规定中国人均住房多少面积,超过的统统交房产税。你有钱,可以买大面积的房屋甚至几套房,那你也应当有钱交税,因为你多占用了社会公共资源。住房是用来生活的,不是用来炒的,你确要炒,那也要付出代价。同时也防止了假离婚的社会道德风险。又有人说,那我这个城市买一套房,再在另一个城市买一套房,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这个问题现在不照常有吗?对异地多房的问题,住建部的官员觉得很头痛,说住房登记信息全国没有联网,建立统一的信息资源共享系统非常困难。在我看来,其实非常简单,在房产登记时身份证号码一并备案登记,这个登记平台再与公安户籍管理平台进行整合联网,即借助成熟的公安全国联网信息。
中国的房价问题不是问题,关键是中国的官员是不是用心去思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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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链接:  中国的数据也给我们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改革开放从1982年到2010年,千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成长的速度远远高于50万以下的小城镇。最近五年中国35个主要城市流入了3700多万人口,其中75%是进入了三大都市圈的8个大城市和5个枢纽城市。
  联合国预测未来10年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20座城市里面,中国就包括了10个。
  优先发展大城市的理由我不必多说。在同等情况下,大城市创造的GDP远远超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美国的曼哈顿67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创造的财富是16亿美元,中国唯一一个可以跟它媲美的就是上海浦东、静安区大概能够达到。其他的可以想象我们的土地利用效率是极低的。
  另外大城市在控制污染方面,大城市在提供就业方面,大城市的竞争力都远远高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所以我们就得出一个建议,应该取消在计划上、行政上对大城市人口的规模控制。我国的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不是多了,是少了。
  国际上一个国家最大城市人口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比例是有规律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但是上海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像日本一亿多人口,东京3700多万人口;韩国五千多万人口,首尔占的比重更大。北京、上海的人口应该在五千万左右。
  我国的超大城市本身仍有发展空间。我国的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人均GDP都远远低于国际上的超大城市水平。
  我们的三大都市群人口所占的比例都远远低于日本的三大都市群以及美国的三大都市群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
  所以不能够人为地限制特大、超大城市的发展。这里面有中央、国务院的文件的错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镇,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最近在“十三五”规划中,北京控制人口目标是2300万,上海是2500万,广州是1550万,深圳是1480万,天津是1350万。
  事实上,从OECD国家、美国的纽约和日本的东京来看,当一个城市的经济承载力接近于1的时候,地区人口总量将逐渐稳定;如果是大于1,净人口还会增加。经济承载力怎么计算?这个地区的生产总值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除以这个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份额。东京目前还是大于1,所以东京的净人口还是在增加。而北京这个指标是2.15,上海是2.10,凭什么要限制北京的人口?这是人为限制北京人口,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
  尤其是在限制人口的同时,又限制空间的发展。国土部反复强调五百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不再新增建设用地。这导致一二线城市去库存,房价猛增;三四线土地不需要土地,还硬要给它土地。这是人为控制大城市,违反经济规律导致的结果。
  上海最近这几年,农民工增长的速度都在下降,上海的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也在下降。虽然去年有所增加,但是是城市人口特别是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第三个方面,就是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是恰恰是在这个领域,我们仍然实行计划配置。计划配置的结果导致的是征地制度,征地的范围盲目地扩大,没有限制,导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土地的腐败,导致城市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原因就在于土地价格不断上升。
  由于这种计划配置土地资源,导致我们国家,一个是城市建设用地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偏低,建设用地里面工业用地占的比例又过大,商业用地特别是住宅用地占的比例过小,这都是人为调控的结果。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北京的土地面积是16000平方公里,东京是13000平方公里,差着3000平方公里,北京的人口是2300万,东京的人口是3600万,结果我们发现北京住在10层以上楼房的人数远远高于东京住在10层以上的人口,而且东京人口的40%是拥有别墅的,我们从2003年开始就禁止建别墅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人为地在控制土地的供给。我们土地数量并不缺,北京、上海实际上土地的开发程度也仅仅只有20-30%。人为地控制土地的供给,导致土地价格不断上升,从而给土地财政提供了收入来源。
  另外一个就是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北京的地铁只有500公里长,而东京的地铁是2000多公里。不仅如此,看一下地铁的出口,北京国贸应该说是很繁华的地方,这一站出口只有9个,而东京新宿地铁的出口是15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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