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已阅读到文档的结尾了呢~~
扫扫二维码，随身浏览文档
手机或平板扫扫即可继续访问
河南省开封一中2016届高三历史复习精选单元过关练(北师大版)必修二
第七单元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含解析) .doc
举报该文档为侵权文档。
举报该文档含有违规或不良信息。
反馈该文档无法正常浏览。
举报该文档为重复文档。
推荐理由：
将文档分享至：
分享完整地址
文档地址：
粘贴到BBS或博客
flash地址：
支持嵌入FLASH地址的网站使用
html代码：
&embed src='/DocinViewer--144.swf' width='100%' height='600'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FULLSCREEN='tru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embed&
450px*300px480px*400px650px*490px
支持嵌入HTML代码的网站使用
您的内容已经提交成功
您所提交的内容需要审核后才能发布，请您等待！
3秒自动关闭窗口计划经济时期
篇一：中国计划经济时代 1. 计划经济相对于市场经济，是指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型科学的社会经济体系。计划经济，顾名思义就是有规划、计划地发展经济。从而避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不确定性等问题，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如：重复建设、企业恶性竞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社会经济危机等问题。计划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又称指令型经济，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由于几乎所有计划经济体制都依赖于指令性计划，因此计划经济也被称为指令性经济。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的是政府，所谓的三个经济问题是指：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而其中大部份的资源是由政府所拥有的，并且由政府所指令而分配资源的，不受市场影响。其余的三种经济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传统经济体系和混合经济体系。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这种观点的逻辑推理是：社会化大生产把国民经济各部门连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客观上要求它们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2. 计划经济时期：建国初-199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邓小平的经济方针改革)；计划经济时期----1949年10月中华人命共和国成立后，前三年是经济恢复时期。至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期间都属于计划经济时期。党的十四大---大会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3. 中国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很长时间，要说结束，我到认为，只要是现在，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它的影子，不可能结束。 4. 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经济成就 1966年 01月28日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02月19日主席指出，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我国计划经济阶段所取得成就(6张) 03月04日贵昆铁路比原计划提前9个月接轨。05月03日中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 05月0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考古发现并保存北京人头盖骨 10月08日中国制成第一批1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10月15日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 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 12月23日中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1967年 01月05日中国石油产品品种和数量自给自足，勘、采、炼技术登上世界高峰。 01月16日中国第一台载重150吨中型平板车造成。 04月15日春季广交会开幕。 0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07月01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07月07日全国夏粮丰收，比1966年增长一成。 07月26日中国第一台100吨矿山铁路自翻车研制成功。 考古发现新洞人，正式发掘在1973年 09月05日中国援助赞比亚政府10亿无息贷款修建坦赞铁路。 10月05日中国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10月15日中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11月15日广交会开幕11月29日中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安装调试成功。 1968年 01月8日中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 0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自由市场”是杀人不见血的屠刀》 02月23日中国特大型轴承制成。 04月15日根治淮北平原涝灾的大型水利工程――新汴河工程开工。 09月03日中国研制成第一批液压传动内燃机车。 11月20日万吨远洋巨轮“高阳”号下水。 12月25日富春江大型水电站建成发电。 12月28日中国成功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 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竣工。 1969年 02月21日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即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04月02日第一艘万吨油轮“大庆27号”下水。 05月05日中国研制成具有独特疗效的抗菌素――“庆大霉素”。 06月13日决定在上海、天津、大连6个船厂新建8个万吨级船台。 07月08日十年时间建成河南红旗渠。09月13日丹江变电工程提前完成。 0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 09月25日药品大幅度降价，比年初降低37%，比1950年降低80%。 09月26日无偿援助越南5．56亿元。 09月30日北京燕山炼油厂全部建成投产。 09月30日中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组建成，标志中国电机制造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0月03日中国第一台5000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诞生 10月04日中国第一座旋转氧气转炉投入生产。 10月28日加速第二汽车厂建设。 11月14日加速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 11月16日中国农业丰收 1970年 04月26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06月1日各地新建一大批化肥厂。 07月17日农村中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相当于过去的20年的两倍。 10月16日大型现代化露天煤矿――新疆哈密矿务局露天煤矿投产。 10月17日中国全民援助朝鲜13．14亿。篇二：董志凯：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问题文/董志凯 经济发展中历史传统的作用或者说“惯性”影响很大。一般来说，制度在形成以后会相对地稳定。但有的制度比较容易变化，有的则很难变化。而我们不知道哪一种制度容易变迁以及它们在什么时候难以变迁。为了使惯性特征在良性循环的轨道上“合辙”运行，需要搞清楚曾经的路径是什么样的，有何特点？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学习和实施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但是，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理想的”计划经济制度在中国难以实现。情况表明，相对于苏联曾将计划当作“法律”一般要求严格实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则是多变的计划，受制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在各级计划干部艰辛地、不惜余力地、不懈地努力之下，计划部门对于拟订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制定产业政策和价格政策、监测和调节国民经济运行、力求经济总量平衡、优化重大经济结构、安排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实施了大量行政审批职能和微观管理事务。计划经济发挥了集中全国力量办工业的作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失误也层出不穷，作了不少“无用功”。全面地、历史地了解这一情况，对于客观地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本文仅就其中的部分问题作些阐释。 五分之四的“五年计划” 未曾面世 从1953年到1980年，我国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中间夹了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其中除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外。其余4个五年计划均未曾正式公布。具体情况为： 第一个五年计划()
自1951年2月开始，中财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方针试编，历时5年，4易其稿，于实施了两年以后的1955年3月中旬编成草案，3月21日，中共中央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同年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致通过后正式颁布执行。 第二个五年计划()
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和对高速度的追求，导致正式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未形成，只是提出了计划建议和编制了计划草案。这些建议和草案通过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曾经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第三个五年计划()
1963年，以李富春为首的中央计划领导小组开始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1964年5月，国家计委提交中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将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放在第一位。1964年，国际形势变化将三线建设提到优先地位。日，国家计委制定出《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这个提纲。由于“文革”爆发，这个提纲没有形成正式的“三五”计划。 第四个五年计划()
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拟定了《1970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半年之后的1970年8月，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因为“天才论”的风波，未讨论“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只将“草案”作为参考文件印发。此后，“四五”计划始终未形成一个正式文件，而是以“纲要(草案)”、“主要指标”等形式被传达贯彻。 第五个五年计划()
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拟定年10年远景规划的报告，重点是年第五个五年计划。1975年1月四届一次人大会议后，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全国经济形势好转，着手研究编制年发展国民经济10年规划纲要草案，其中包括第五、第六两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此后，由于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0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制定被中断。直至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并下达了《国家计委关于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此后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关于经济计划汇报要点》。“五五”计划未单独成文。 综上所述，在计划经济时期实施的第一至第五个五年计划，由于多种原因，有4个未能完成制订工作，没有正式面世。这种状况不能简单地解释为缺乏经验。因为恰恰是最缺乏经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制订工作，正式颁布了。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在决策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滞后甚至扭曲，执行过程中的不可预见因素多，以及官僚主义阻碍，违反科学的长官意志、行政命令，导致“计划赶不上变化”，计划工作被形容为“一年计划，计划一年”。4个五年计划未能面世是这些因素和结果的集中体现。 决策科学化难度很大 计划工作决策的正确与否，首先取决于是否了解国情，是否清醒地认识不同时期中国经济所具有的特殊结构、生产力水平和运行方式；能否随着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调整和采取正确的决策思维、决策机制和决策手段等。由于以下诸多因素，计划经济决策科学化难度很大。 (一)信息制约带来的盲目性。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古老陈旧的生产方式”使得我国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十分匮乏。1903年由国外传入近代统计理论后，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起全国性的统计工作。但是限于基础薄弱和政治干扰，各类信息、特别是统计信息不确、不全、不及时的问题长期影响着决策的科学性。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计划管理的300种产品中，真正了解产需情况的只有几十种，此外是按估计做计划，列入计划后又不准修改，如要修改则需经计委批准，弄得“一个计划，修改一年”。典型的虚假、浮夸数字出现在大跃进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目标、口号和计划指标。其主要来自不算细账和政治压力。在工业领域，中央把原定15年赶超英国、35-45年赶超美国的不切实际的口号进一步提前为2-3年赶超英国、5-7年赶超美国；把1958年全国钢产量指标由最初的624．8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增长17%)逐步提高到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1964年，毛泽东在总结1959年钢铁指标“朝令夕改”的教训时，说了7个字：总而言之，不摸底。类似的问题常常成为历次计划制订过程中争议的焦点。 (二)决策的形成与修订缺乏广泛参预的民主机制。对此，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努力纠正过，但是，受到体制和时代的局限。这个问题一度部分解决很快又再度出现，广泛参预的民主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始终未能形成。如“一五”期间关于双轮双铧犁生产指标的修订本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未能坚持：东北有大片旱地、大马匹，使用双轮双铧犁曾经提高耕地的效率，于是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规定在3-5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600万部，生产计划达500万部。但是南方农田大量是水地，耕畜用的是牛，90%以上的双轮双铧犁没有用。1956年初，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将这种犁的生产数量调整为350万部。1956年5月已减为180万部。事实上，这一年生产出的170多万部只销出80万部，后来又被退回15万部。对于毛泽东热心推广的农具一再削减，有人感到为难。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做了些好事，用最大限度的集中权力，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利益，得出了最大的成绩，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有时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忘记了民主，结果是滥用权力，强迫命令，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结合，是我们行政工作部门的大问题，是我们国家制度上的一个问题。后来，他在“八大”政治报告中突出谈了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国家行政体制。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和党内批“反冒进”后，民主决策机制受到严重干扰，以至“二五”计划的数字越改越高，而不同意见得不到发表与尊重。直到国民经济出现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才不得不勉强降下来。由于长期回避指导方针和决策机制上的问题，其中的教训长期得不到汲取。 (三)经济建设计划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使科学决策受到干扰。中国是一个大国，自古以来，国家统一、社会稳定都是大事。然而，发展、稳定与改革之间客观存在着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片面地要求经济建设计划绝对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就会使决策的科学性受到干扰，最终影响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在这方面留下了诸多教训。一个突出的例子发生在年：1956年9月，在国民经济恢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党的总任务，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一年多以后，在日至10月9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他明确反对“八大”决议，主张恢复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经济建设方针上，他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反冒进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但是，毛泽东关于农业的分析不确。实际上，1956年粮食总产量为3854．9亿斤，1957年粮食总产量为3900．9亿斤，1957年的粮食产量不仅高于1956年，而且高于年历年产量。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大跃进”的1958年要倍以上。对于毛泽东反对“八大”决议，违背农业生产实际发展情况的分析和结论，在反右派运动的声浪中，八届三中全会上没有不同意见。大跃进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流。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并在全国开展“反右倾”后，大跃进的错误进一步发展。直到3年以后，周恩来在“八大”所做的政治报告和“八大”通过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才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但是，大跃进已使中国经济的整体情况连年倒退，人民艰苦的奉献之后却陷入了极端贫困。 (四)需求和可能割裂、投入与产出分家。在计划管理体制下，国家计委大量的管理工作体现于通过按计划分配国家投资来配置资源。在制定投资计划时，要反复填报表格，层层召开长时间的计划会议，并对追加或压缩投资进行反复磋商。其间的典型现象为：部门和地方提出的投资需求不断追加，而计委、财政部不得不考虑其可能性，反复压缩投资。因此，在不受制约地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情况下，计委经常处于被动与保守的位置上，被迫不断地做检查。而投资数额确定以后，投资的实施与效果由部门负责。受宏观形势的影响，效益时起时伏，得不到稳定提升。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总体状况可概括为水平较低，波动很大，极不稳定。其中对农业投资的效益问题更加突出。 (五)五年计划完成情况估价不确。由于指标多变，计划完成评估的标准不明，致使计划的总结往往难以准确。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对“二五”计划的评价――从提前2年完成到推迟3年尚未全面完成。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六十年代》，宣布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在1959年提前3年完成二五计划主要指标的号召，已经胜利实现。而实际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年)期间，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仅0.65%，其中最高年32.2%，最低年－31%。1962年与1957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仅增长20.7%，平均每年增长3.8%；农业总产值则下降了19.9%，平均每年下降4.3%；国民收入下降了14.5%；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下降了5.4%。到1962年底，二五计划实际执行结果，与八大提出的《建议》相比，除原煤、原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都未达到，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对计划实施结果估价的失误，直接影响到下一步的科学决策。 实施形式趋于单一 1952年11月国家计委成立时，面对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国家计委实施了多种形式的计划管理。直至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仍然提出，计划工作要根据“按照适当分工，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和形式进行：“在计划方法上，有的采取直接计划，有的采取间接计划；在计划的范围上，有些生产、建设和事业的主要指标在国家计划中做了具体规定，有些则不做具体规定；在计划工作的分工上，各级计划机关除负责综合平衡外，着重注意直接计划，而在间接计划方面(如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则采取由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分工管理的办法来进行工作。他还特别强调了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和集市贸易。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当经济发展受挫之后，在年的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一度得以发挥，适应市场松动和改进计划工作的要求，国家计委一度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但是经济刚刚恢复，上述改进的方式尚未实施，就进入了“文革”。“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使农民少量的家庭经营被取缔，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不仅农民没有自主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生产队也失去了自主权。1966年以后，计划实施形式单一化了。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以后才得到明显改变。另一方面，我国计划工作具有计划服从实施的特点。1955年夏天，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执行了3年才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正式颁布。此后，每个五年计划和大多数年度计划一再变更。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在政治经济形势骤变的背景下，中长期计划的管理与实效有限，也反映了计划工作比较务实的特点。 微观管死与宏观多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与宏观多变并行的，是企业被管得很死，没有自我更新改造的能力。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的所有制成分形成单一公有制，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因素。为了集中财力、物力完成重点项目建设，企业的投资权限受到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国营企业的自主权微乎其微。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更新改造、新产品试制的主动权几乎全部控制在主管部门手中，使国有企业不仅没有竞争的压力，追求利润的动力，而且也失去了创新的可能。正如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在反省工作时所说：对于低值易耗和固定资产的界限为，对重工业部门规定为500元，对轻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部门规定为200元。超过这个界限的就要按程序办理申请拨款手续，使得企业单位的某些急于解决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在生产和经营管理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由于计划工作既要管理投资，又要管理经营，对于企业的各项活动都要审批且程序严格，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风险。企业透不过气，计划工作也万分忙禄。 以“条”、“块”为特征的整体与局部分割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央领导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国务院在5月到8月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会上提出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体制要逐步实现，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面实施。但是在计划工作中，这些原则未能理想地实现。中央各部门(简称为“条”)与地方(简称为“块”)之间的条块分割的关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各类矛盾的一个焦点。反映在诸多方面。如工业管理各部门大都不愿搞综合利用和专业化协作；地方一没有钱，二没有设备，想搞也搞不成。篇三：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 在户籍制度形成的初期，宪法和与户籍制度的有关法规中并没有限制公民流动和迁徙自由的内容。但在一些政府机关发出的政策条文中，开始出现了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与迁徙的迹象：日，《人民日报》发出了关于&盲流&的预警信号：近来有不少地区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日，政务院下达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以政府的名义阻止农民进城，要求对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实行计划管理。日，内务部和劳动部又联合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重申了前述政务院的通知精神。当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仍然属于小规模和短期现象，并未造成全局性和长期问题，因此政府的限制措施也是短期的，所采用的方法也仅仅是&劝阻&。 1956年底，形势开始急转直下。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从1956年的12月30日到次年的12月18日之间，连续发布了9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1].文件的内容和措辞越来越严厉。这在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署的&关于制止农民盲目外流的指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该文件要求采取7项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1）各单位在招收工人或临时工（包括搬运工和保姆）时，必须先城市后农村。必须在农村招收时，也要经过当地劳动机关的许可并通过农村地方政府、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各地劳动机关和监察部门应对此严加检查监督。（2）乡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企图外流的农村人口应切实加以劝阻，对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喜欢外跑并且引诱别人外出的人，应严加批评，屡教不改者交合作社监督劳动。（3）在某些铁路沿线或交通要道，应加强对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劝阻；在城市和工矿区，对盲目流入的农村人口要动员其返回原籍，并严禁流浪乞讨；公安机关应严格户口管理，流入较多的城市应设置收容所，集中遣返；应严格控制自由市场的范围，取缔无照商贩营业和无照车辆运输，防止农民弃农经商，进城从事商业投机活动。（4）为保证上述措施的落实，有关部门必须密切配合。冀、鲁、苏、豫、皖5省及其他流入人口较多的省、市，应组成以民政部门为主，有公安、铁道、劳动、交通、监察等部门参加的专门机构负责处理；共青团、妇联和工会应动员流入城市的青年、妇女和职工的农村家属返乡。中央各有关部门应分别发出指示，责成所属单位执行。[2]这项指示的出台标志着中央政府对农村人口的&盲目外流&不再&温文尔雅&，堵截农民进城的措施开始升级。 20天之后的日，毛泽东以主席令颁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根据该条例，户籍管理以户为基本单位，只有当人与住址相结合，在户口登记机关履行登记后，法律意义上的&户&才成立；户分为家庭户和集体户；公民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户口，一个公民在同一时间只能登记一个常住户口；公民在常住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地方暂住3日以上，须申报暂住登记；婴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须申报出生登记，并随母落户；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必须在迁出前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注销户口；不按条例规定申报户口或假报户口者须负法律责任。该《条例》第10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如此就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正是这一规定，剥夺了占总人口85%的农民--随后不久便是所有中国人--的迁徙自由权利。这部严重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多数中国人生活乃至命运的基本制度，对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成了后来各行政部门限制或控制个人迁徙和居住自由的法律依据。这部行政法规背离了宪法的规定。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时代背景下，人们不可能去追究这一规定的违宪之处。 三、在户籍控制和城乡隔离的背后 政府为什么会采取上述剥夺民众迁徙自由的制度和政策，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笔者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来自: 唯 才教 育 网:计划经济时期)发展战略、计划经济体制和农业集体化的实施，以及城市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是上述制度政策出台的主要背景。 1、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 建国初期，现代工业仅占经济的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将近90%的人口在农村生活或就业。当时，中国领导人在经济上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在政治上采取了向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一面倒&的国际关系原则，朝鲜战争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在相对孤立的国际格局里，中国试图尽快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以提升自己的实力，于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便成了关键问题。重工业的建设周期长、投入资金多，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资金、组织建设，与这种发展模式相配套的是计划经济体制。1953年以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实行和苏联模式的全面推广，以计划经济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逐渐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扭曲了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通过索取农业剩余和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支撑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政府索取农业剩余主要通过3种途径：（1）以税收形式索取的农业剩余，1950年为19.1亿元，占财政收入的29.3%，占各项税收的39%；1952年增加到27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4.7%，占各项税收收入的27.6%；以后各年均在30亿元左右。[3]（2）借助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以价格转移的方式获取农业积累，向城市工业化&贡赋&。1979年以前，农民通过价格&剪刀差&给国家提供的资金每年在300亿元以上，相当于每年基本建设投资的总额。[4]&30多年来（年）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通过剪刀差汲取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5]（3）通过吸收农民的自愿性储蓄，为工业化提供投资。与前两种方式比较，储蓄方式对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作用相对比较小。比如，1954年集体农业和农户在农村信用社共存款1.6亿元，贷款1.2亿元，存贷相抵后净储蓄只有0.4亿元。这0.4亿元可被视为农民通过储蓄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有学者测算了国家通过储蓄方式索取的农业剩余数量，从1954年到1978年间为128.7亿元[6].与此同时，政府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也全面向重工业倾斜。&一五&和&二五&时期的固定资产总投资为611.58亿元和1，307亿元，其中对重工业的投资占36.2%和54%.[7]这种长期索取农业剩余的体制和对国民收入的不合理分配，既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长期积弱不堪，城市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供给不足，也压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国家投资的资金产出率低下，重复建设和无效投资比比皆是，浪费惊人。据估计，建国以来，包括&大跃进&、&三线建设&、&文化大革命&等，共损失人民币上万亿元。[8]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城镇户口开始与各种计划挂钩。劳动力的统一分配取代了通过劳动力市场自谋就业的体制，而是否具有城镇户口成了能否在城镇就业的标准。1953年之后，劳动管理权限完全集中到中央，各单位一律不准自行从社会上招工，也不得裁减多余的正式职工和学员、学徒。1955年5月召开的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决定，建立国民经济各部门劳动力统一招收和调配制度。到1956年底，国家不仅包下了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而且包下了大中专、技校学生、城市转业军人的就业，形成了&统包统配&的劳动力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对城市中每年的新增劳动力承担了安排就业的义务，用统一招收的方式将他们分配到企业和其他机构中；对于政府安排就业的人员，企事业单位必须提供各种福利，并不得随意辞退。 50年代开始形成了城市独有的社会福利制度。1951年2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又作了修改。该条例详细规定了城市国营企业职工所享有的各种劳保待遇，主要包括职工病伤后的公费医疗、公费休养与疗养、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女职工的产假及独子保健、职工伤残后的救济金以及职工死后的丧葬、抚恤等。该条例甚至规定了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享受半公费医疗及死亡时的丧葬补助等。政府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在病假、生育、退休、死亡等各方面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劳保待遇。城市集体企业大都参照国营企业的办法实行了劳保。除以上福利之外，城市居民还享有名目繁多的各种补贴，就业人口还可享有单位近乎无偿提供的住房。从西方社会福利体系的演变史来看，像中国这样一开始就建立如此齐全的社会福利架构，是相当罕见的。这样，由国家&包下来&并通过单位享受&高福利&的城里人（非农业户口），便成为农民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市贵族&。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人口的增加自然难以避免，但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满足无限膨胀的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就必须限制享受计划内社会福利的城市人口的数量。 为了避免政府的财政补贴被大量新增城市人口占用，&在工业优先的考虑下，政府以'逐步改善工农生活'为理由，关上了通往城市的大门&。日国务院&关于各单位从农村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宣布：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到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甚至连&招用临时工&也&必须尽量在当地城镇招用，不足的时候，才可以从农村中招用&。政府将每年的&农转非&的指标控制在当地非农业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五，只有特别有门路的农民才可能一跃而跳过&龙门&，受到被公家&包下来的&的&恩宠&。 2、服务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统购统销制度和农业集体化 5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又逐步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并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打击了农村生产力，降低了农业生产率，使城乡差距日益扩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人口大批涌入城市。这不仅减少了农业劳动力，也增加了城市的失业人口。于是，为了保证原有城市人口的就业，就采用户籍控制制度来阻止农民向城市的迁移。 当时，粮食短缺，市场供应紧张，政府掌握的粮源不能满足城市人口生活和工业生产的需要，供应缺口很大，于是政府开始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其实质是国家对农产品采取垄断经营以索取农业剩余。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命令&规定：&生产粮食的农民应该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的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薄购买。&这个命令首次把粮食供应与户口联系在一起。 1955年8月，国务院在总结两年来统购统销经验的基础上，又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该文件规定：城镇&居民口粮、工商行业用粮和牲畜饲料用粮，均按核定的供应数量发给供应凭证。供应凭证分为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通用粮票、省通用粮票、地方粮票七种&。与此同时，国务院又颁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此文件规定：除缺粮的经济作物产区人口、一般地区缺粮户、灾区的灾民外，农业人口一律自产粮食。这样一来，没有非农业户口从而也就没有粮食供应凭证的农民，如果自发迁移到城市中来，首先就会遇到无处觅食的困境。 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政府相继对其他农产品也实行了统购统销。1953年11月对油料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对棉花实行统购统销；1955年1月对生猪实行&派购&，即按指派任务收购；1956年10月对烤烟、黄麻、甘蔗、茶叶、蚕茧、羊毛、牛皮等十多种农产品实行统一收购；1957年把供应出口的苹果、柑橘和38种中药材列入统一收购范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不断强化，列入统购派购的农产品品种不断增加，50年代中期只有20多种，到70年代末已经达到230多种。这个制度将几千年来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亿万农民的生产销售纳入了中央计划经济控制的轨道。 50年代农村政策中的另一重要支柱是农业集体化。日至11月5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的决议&，农村进入了成立&合作社&阶段。该&决议&提出，通过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否则，&统购统销就是一句空话，中央计划经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由国家权力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也就成为不可能。&农业集体化将个体农民纳入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政府不仅能支配农民的产品，而且直接参与组织农民的经济活动。 当时，计划成了农业合作社的指标不断加码：1953年10月至11月的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期间的计划是，到1954年秋全国达到35，800多个初级社，1957年达到70万个左右；但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1954年3月农业合作社的数量就达到7万多个，超过计划的一倍；一个月后，又增加到9万多个。在1954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上，建立农业合作社的计划大幅度调高，拟于1955年春耕前建立60万个农业合作社，到1957年使50%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1954年底，农业合作社的数量达到54万个。从1954年秋到1955年春，初级社又猛增到67万个。[9]当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全国出现了急躁冒进，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并未引起当时最高决策者的重视。在关于合作化的争论中，毛泽东关于加快合作化的主张占了上风。于是，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超过预想的速度迅速展开，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比例从1955年末的14.2%增加到1956年底的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比例从56年1月的30.7%增加到年底的87.8%，高级社的数量则从13.8万增加到54万个。农村高级合作社的组织规模和生产关系与农村初级合作社有很大的不同。初级社承认土地私有，各农户以土地入股，共同生产经营，其平均规模由初期的10户到1955年的26.7户；高级社则将土地改为公有，实际上确立了集体所有制，取消了按土地数量折算的报酬，完全按照农民的劳动量来计算报酬。1956年高级社的平均规模为246.4户。[10] 政府推行农业集体化的目的是，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农村社会基层，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11]然而，这种试图对农村和农民实现全面控制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并未产生政府预期的增产效果，而农民的生活水准却迅速恶化。在农业集体化高潮中（包括随后升级的&人民公社化&），农村社会出现了一连串问题。其主要表现是：一，强制农民入社的现象相当普遍，入社时无偿征收农民财产的情况也大量存在。许多农民感到，入社后个人自由受到限制和束缚。例如，辽宁省的农民普遍反应：&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憋、受气受不了&；有的甚至讽刺说：&入了社，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能过个礼拜天&。二，合作社的财务状况不透明，干部的贪污浪费现象严重，引起农民的不满。[12]三，入社农民每年劳动天数平均增加50%至60%，但个人收入却不能相应增长；相反，约有10%至20%的农民的绝对收入还减少了。与此同时，农民人均占有的粮食却迅速减少。1957年每人年平均粮食消费为409斤，1958年为402斤，1959年为366斤，1960年为312斤，1961年为307斤。 [13]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严重泛滥的地区，农民的粮食消费甚至降低到每人每天半斤以下。[14] 由于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存在上述问题，再加上统购统销政策给农民造成的剥夺感，不难想像，当时的农村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引起农民的抵触甚至抵抗情绪。1957年春，广东省约有7万户农家退了社，而要求退社的农户还有12万户；在河南省，12个县的278个合作社也出现了退社风潮；在江苏省泰县，约有2千多农民到县里请愿，要求退社；在四川和山西、浙江，部分合作社提出了&包产到户&的要求。[15]由于农业集体化运动产生了许多问题，加之城市生活对农民的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农村，前往城市。这样的事态发展对政府来说可能是一个未曾料到的冲击。日的《人民日报》以严厉的语气警告说：&现在我们已经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思想工作，这就是要向广大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说明：如果不顾整个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要把个人的和本单位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就是在实际上取消了社会主义事业，取消了党的领导，同时也取消了农民的远大前途。&随后在全国农村开展了以&大辩论、大批判&为主要形式的教育运动，猛烈批判农民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16] 当然，要想让农民老老实实地固守在合作社的小天地里做一个为工业化贡献一生的&农业劳动力&，要想有效地防止农民逃离合作社，就必须建立一项制度，能象集中营的高墙那样防止农民逃离集体化农村的管束。[17]这种约束农民的强烈需要是中国户籍制度最终确立的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因此，从1956年底开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最后彻底剥夺了农民的迁徙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