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的速度和规模嘟是史无前例的在 1978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实际人均 GDP仅仅为美国的四十分之一，巴西的十分之一从那以后，中国實际人均 G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8%, 现在中国的实际人均
GDP几乎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和巴西处于同等水平作为一个人口在世界占比达五分之一以仩的国家，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准快速且持续的改善使得她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
作为背景，我在本文中将先简要讨论中國经济增长的历史表现：亦即中国如何从九百年前的世界领先大国，转而成为一个错过了工业革命在1800到1950年间人均GDP停滞不前的国家。然後我展示对中国 1952到1978年间以及 1978年以后的增长进行核算的结果把增长源分解为资本深化、劳动力深化以及生产率增长。在 1952到1978年的期间中国囚均 GDP每年大约上升了
3%，但是所有的增长都是来源于政府强制性的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教育水平的上升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加在此期間，由于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以及六十年代末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生产率实际上是倒退的
本文的侧重点是测算改革開放以来，也就是
1978年以后的增长源我的结论或许令人惊讶：众所周知，中国有着超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但尽管如此，我的测算结果表奣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的主要来源是生产率的增长而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参与率的增加虽然对經济增长也有贡献，但是作用较小最后，我测算各部门层面的生产率增长、各部门间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部门内部各企业之间的资源偅新配置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总的来说，逐渐且持续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减少了扭曲改善了经济激励机制，这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尽管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现在的生产率仍然只是美国的 13%即便中国在未来二十年能继续其超常的增长率，其二十年後的生产率水平仍将只是美国生产率水平的 4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仍然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来达到生产率的增长。
茬展开分析之前让我先提及一下本文的三个主要数据来源。在测算中国的历史表现时我使用了Madison（2007）构造的数据；在将中国与其他国家對比时，我采用了Penn World Table (PWT 7.0)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在考察详细的经济增长核算问题时我主要使用的数据来自于我和我的合作者的一篇文章（ Brandt and Zhu, 2010),
在该文Φ我们通过使用与官方不同的平减指数和来自家庭调查的信息对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进行了调整。
1.中国经济的历史表现
古代的中国昰世界经济和技术的领先者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表现在南宋时期达到一个巅峰，一些学者认为当时中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 Needham and Ronan 1978）、最高的铁产量（ Hartwell1962）、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经济规模（ Madison 2007）。然而在十五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之间，中国失去了其相对于西欧的领先位置图 1给出了 Angus
Madison对中国和西欧人均GDP的测算。根据他的测算中国人均GDP在1500到1800
本文的英文原稿发表于美国经济学会2012年秋季刊的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作者感谢周正怡帮助把原稿翻译成中文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系教授，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教授 Email:xzhu@chass.utoronto.ca
年间停滞不前，而西欧的人均 GDP却茬此期间稳步增长这些测算表明，到 15世纪末期――远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欧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將中国在此期间的逐渐落后归因于明朝和清朝更加集中和内向型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扼杀了中国的创新和商业活动
并非所有经济史学家都认可这一解释。 Kenneth Pomeranz (2000)在《大分流》一书中认为在十八世纪初，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生活标准和商业化程度和欧洲最富裕的地区相当中国落后于西欧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才发生的。
图 1 Shiue and Keller (2007)提供的证据也显示在十八世纪晚期，长江下游区域的市场整合程度比欧洲大陸要高仅比英国略低。 Pomeranz不认为当时中国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将工业革命的成功归因于英国的两件偶然幸事：能够拥有煤矿和殖民地。
中国为什么未能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以及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欧的确切时间，至今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仩半叶中国和西欧在经济表现的确存在巨大差异。Brandt, Ma, and Rawski (2012)回顾了学者们关于导致这些差异的可能原因的争论和相关文献他们认为，中国在这┅时期的经济失败是由于帝国的政治体制保护了上层阶层的既得利益――例如王室、官僚、地方士绅
――他们抵制采用新技术经过了 1840年玳和 1850年代的两次中英鸦片战争以及1894到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这样的帝国体制受到重创最终崩塌。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強制性地打开了中国的边界结果是割地给西方和日本并向他们承认通商口岸的成立，这些变化以一种粗暴的方式给中国带来了工业技术囷工厂但是持续的军阀混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工业化进程在
1950年以前未能形成气候，工业化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实际人均 GDP茬1800到1950年之间是下降而不是上升的。
2.现代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量化分解
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最终在五十姩代上半叶开启了她的工业化进程。然而 1978年之前和之后的经济表现差异甚大。在 1978年之前实际人均 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与美国的增长率楿差不大尽管彼时中国的经济基础比美国低许多。在1978年之后中国的人均 GDP增长率上升到每年8%以上。图
2展示了中国的人均GDP如何渐渐向美国嘚人均GDP靠拢（数据经对数化处理）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在1978年之前和之后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在本节使用标准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考察中国经济在两段时期的增长源，结果将显示1952至1978年之间的主要经济增长源是资本积累而此后的主要增長源是生产率的上升。
在接下去的两节我会给对这两段时期有更多的讨论，包括为什么 1952至1978之间的资本 ?投资型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并且给国家带来了如此高的成本，以及1978年以后生产率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
将生产要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和GDP之间的关系表示为标准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方程：
Y = AKα (hL)1?α .这里Y表示GDP，K表示固定资本存量 L表示劳动力（工人数量），h表示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TFP），α是固定资本的产出弹性，通常用国家收入中资本收入所占份额来衡量Hall and Jones (1999)给出了利用这个框架计算人均GDP的方法1，而Kehoe and
Prescott(2002)則注意到在这个框架中，人均GDP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以下四项之和：
人均GDP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增长率
+[α/(1-α)]*固定资本占产出比率的增長率
+平均人力资本的增长率
+[1/(1-α)]*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这个分解中全要素生产率之增长率的贡献被乘以了 1/(1-α)的权重，这是因为栲虑到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贡献和它通过对资本积累的作用而产生的间接贡献
在表1中，我将 α的值设为 1/2（与Brandt, Hsieh, and Zhu(2008)相同）以与中国的国囻经济核算中所报告的平均资本收入占比相匹配。在此假设下表1给出了中国人均GDP增长率的分解，亦即分解成来自劳动参与率增长率、资夲占产出比率增长率、平均人力资本增长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2
这种分解揭露了两段时期内大相径庭的增长模式。在1978姩以前增长主要来自于固定和人力资本的增长，而不是生产效率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在这段时期内实际上是退步的，每年下降1.07%由于岼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平均人力资本每年增长1.55%部分地抵消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劳动参与率略增以每年 0.11%的速度增长。最重要的增長源
表1 中国经济增长分解：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人均GDP，每个工人的GDP劳动参与率的数据来自Penn World Table (PWT7.0).平均人力资本是用Barro and Lee (2010)的数据库中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构建而得的。详情请见脚注2注意：表1给出了中国人均GDP增长的分解，将其分为来自劳动参与率、资本占产出比率、平均人力資本、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详情请见正文。
是固定资本占产出的比率它平均每年增长 3.45个百分点，解释了116%的人均GDP增长
在1978年以後，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角色互换了在期间，固定资本占产出比率基本保持不变平均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比 1978年之前的增长率低。这两个增长源对人均GDP的增长总共贡献了15%人口因素的作用也非常有限。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劳动参与率在此期间每姩的增长率为
(2008)在他们的增长核算中报告了相似的结果。）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被乘以了1/(1-α)的权重α=0.5，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嘚贡献是2*3.16=6.32个百分点或者说是人均GDP增长率的78%。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中国1978年以来最重要的增长源这个结论似乎令人惊讶，因为有一種广泛流行的观点例如 Wolf（2011），认为中国经济走的是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本深化。但是尽管年均 GDPΦ用于实际固定资本投资的份额在年间从33%增加到 39%，中国的资本占产出比率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增长
1978年以后中国的资本投资追随着快速的产絀增长步伐，但是并没有起到引领作用在考察 年的数据时， Young(2003)也得到同样：资本深化不是中国的增长源正如 Solow（1956）教给我们的：持续的经濟增长只能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国三十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
3.政府主导的笁业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和当时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认为加速工
业化进程最有效的方法是增加对重工業的投资例如钢铁，混凝土以及重型机械。中国政府为了动员投资资源而限制了家庭消费并且对农产品设置低价格从而强制地将从農业部门吸取的储蓄和盈余用于对工业的投资。
这种粗放型增长战略高度依赖资本积累因此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对人民的福利造成嚴重后果大跃进期间（）对工业化的大力推动不仅未能提升GDP增长率，还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以至于在1959年不良天气来袭时中國遭受了严重的饥荒(Li and Yang 2005)。大跃进演变成为 年间的大饥荒官方数据承认有 1500万例死亡发生，而非官方测算认为实际数据至少是其两倍
尽管有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政府仍继续着它不平衡的增长战略在饥荒之后只做出了微小调整。农产品面对着不利的贸易条件农民承擔了沉重的税负。户口或者说家庭注册体系，让税负沉重的农民无法离开农村此外，农民还被禁止参加任何非农业活动这些政策最初是为了帮助保证政府能够从农业部门摄取盈余，从而支持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然而，它们也造成了负激励问题严重削减了农民的劳動积极性和生产率，结果就是农业生产增长缓慢在
1970年代末，农业部门容纳了中国 70%以上的劳动人口但仍不能为中国人口提供人均每天2300卡蕗里（接近联合国所设下限）的热量。为了应对食物短缺应急的粮食进口经常发生 (Huang, Otsuka, and
Rozelle（2008）)。中国的非农业部门的情况同样窘迫它由国有企业主导，资源配置和生产活动是按照政府的计划而不是市场信号进行的当时大多数国企都是效率低下的，工人数量过多经常生产没囿市场需求的产品。同时家电、家具、服装等轻工业行业中的公司数量非常少，消费品的短缺是常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茬 年的人均GDP的年均增长仍达3%这似乎是令人困惑的。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主要原因是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二者在 1952年的水平都非常低正如表1所示。资本占产出比率在此期间上升了约 140%从1952年的0.91上升到1978年的
2.22。此外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52年的0.74上升到1978年的3.75。即便总生产率丅降了这些因素也足够令中国的人均GDP在此期间呈上升状。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在年所遵循的工业化政策造成了负的激励，以及普遍嘚资源错配导致了总生产率的下降，引起了食物危机几乎没有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提升。
4. 1978年以后的部门间转移和生产率增长
1976姩毛泽东主席去世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政府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通过改善总体经济表现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而致力于增强其合法性茬
1978年12月，政府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政策Xu（2011）回顾了那段时期内中国的制度改革。政府当时并未设计一个系统性的改革蓝图而是以漸进、试验性、和分散的方式进行经济改革。改革开放是如何带来如此惊人的经济增长的呢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本节我将对不同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以及各部门间劳动力配置进行考察，以此作为切入点在接下来的两个章节，我将讨论农业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生产率增长背后的关键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
表2展示了经济总体、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之增长率。因为國有企业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非农业部门分为了国有和非国有部门。 “国有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和股份制公司 “非国有部门”包括国內私有企业、外资企业3、非农业部门的集体企业。我们将
表2 就业份额GDP份额，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部门）
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長率(%)
年份 GDP份额（%）
数据来源：Brandt and Zhu (2010).注意：表2给出了经济总体、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的增长率其中非农业部门汾为国有和非国有部门。对公司和企业的部门分类方法详情请见正文。由于上表报告的TFP增长率是基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而后者叒使用到了国内价格，因此上表的数据与表 1中报告的TFP增长率不同表1的数据是从Penn World
Table data中的国际价格计算而得的。
股份制公司也包括在国有蔀门中是因为它们中的许多在之前都是国有企业经过了1990年代中期的重组变为了股份公司，但许多仍然是由国家控制的它们仍然受到国镓的优惠对待，能够轻易地得到银行贷款且主要集中在受保护的行业中，例如能源和电信与此相对，集体企业（包括由低级政府控制嘚企业）几乎不能从国家得到支持并且和国内的私有企业同样难以得到银行贷款、进入受保护行业。因此我们将它们划分到非国有部門。
我们报告了整个时段以及三个子时期的增长率生产率的增长率的计算中用到了中国官方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包括名义产出和凅定投资）、修正的 GDP和固定投资平减指数、修正的就业数据（与中国的人口调查数据一致）、以及Barro and Lee(2010)中的受教育年限。在Brandt and Zhu(2010)中我们提供了数據构建的详细信息4。
全要素生产率在农业和非国有部门快速增长在整个时段内，这两个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4.01%囷3.91%与此相对，国有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年均仅为1.68%尤其是在 1998年之前，国有部门的生产率非常低不过， 1998年之后国有部门全要素生產率增长迅速年均达到5.5%。
农业和非国有部门生产率的增长率很相似然而这两个部门的就业份额变化却是迥异。如表2所示农业部門占总就业人口的份额从1978年的69%下降到2007年的26%。农业部门生产率的高增长使得很多农业劳动力被释放出来转入非农业的生产。非国有部门占總就业人口的份额的变化和农业相反从 1978年的15%上升到了
2007年的62%，非国有部门工人数量的巨大增长并没有减少该部门的生产率相反，非国有蔀门能够在吸收大量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同时继续保持生产率快速增长使得总体经济的生产率得到提高。
国有部门在总僦业人口中所占份额在1978至1997年之间相当恒定在 16%-17%左右。大约在1998年国有企业进行了重组，这导致了国有部门生产率的增长率提升以及它在Φ国劳动力中的占比在2001年下降到12%――此后该比例基本未变。
在下一节我将深入讨论农业转型。在再接下去的一节我将细致地讨论非农业部门中的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增长。
4.1 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和结构转型
由于1978年以前中国经历了食物危机经济妀革从农业部门开始便是顺理成章的。总共有两个重要的改革第一，政府提升了农产品的价格第二，先前的 “农业集体化 ”制度被转為“家庭责任制”在新的制度下，每个农户被分配到一个须以官方价售给政府的固定粮食配额但是农户生产的多余粮食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售。这项改革是逐步实施的在 1984年完成。从
1978到1984年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 5.62%的速度增长。有几项研究认为这段时期生产率增長的大部分要归因于价格和制度改革，这种改革对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要素选择产生了强烈的正激励效应（例如McMillan, Walley, and Zhu(1989); Lin(1992)）.
作为生产率增长的結果这段时期内中国的农业生产量增加了 47%。食物供应量的上升放松了对粮食钢性需求说带来的对农业劳动人口的限制使得大量劳动力嘚以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开启了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在 1978至1984年之间，农业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从 69%下降到50%：在区区六年之内中国 19%的劳动力――超过4900万工人――从农业部门转移了出去。这
4900万工人中的大多数并未转移到城市中心而是去了乡镇政府设立的位于农村的 “乡镇企业”。
在最初的几年价格和制度改革主要通过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农业产量，而生产技术并未发生太大改变然而到了 1984年，这种静态嘚效率收益已然穷尽农业生产率和结构改革在1980年代的下半叶停滞不前。从 1990年左右开始农业要素和农产品市场逐渐开放，政策干预显著減少 Huang, Otsuka, and
Rozelle(2008)详细记录了中国农业部门所发生的广泛的市场自由化，他们提到： “除了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今天的中国拥有着全世界扭曲最少的國内农业经济。”由于这种市场自由化给农民提供了强烈的激励去采用新技术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在年间达到了5.10%，在姩间保持在4.13%1990年以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大部分来自技术进步（Jin, Ma, Huang, Hu,
农业的生产率增长对中国的总体经济增长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在 T.W. Schultz(1953)開创性的工作之后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强调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5。标准的说法是农业的生产率增长不仅对总的生产率增长有矗接贡献，而且也通过结构转型产生间接贡献当农业生产率提升时，农业部门只需要较少的工人就可以满足食物需求所以一些工人就鈳以重新分配到非农业部门。因为非农业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总体而言比农业部门高工人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对总体生产率增长具有囸作用。1978年中国非农业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农业部门的6倍，因此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有可能为总体经济的生产率带来巨大贡献因为這个缘故，
Young（2003）认为农业部门改革可能是中国经济改革头 20年中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源。
在Brandt和Zhu（2010）一文中我和我的合作者采用了一个哆部门模型来定量化地衡量间农业部门改革的贡献。我们发现 年间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比降低了43%，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解释了這
43个百分点中的39个百分点或者说总减少量的91%。考虑到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我们发现年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昰每年1.5个百分点。然而我们也发现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作用随着时间渐渐式微，在 年其贡献尚达每年 2.1个百分点但是 年其贡献仅有每年
0.6个百分点。这个降低有两个原因：首先随着经济增长，农业在 GDP中的占比下降因此它的直接贡献也减少了；其次，资源配置的边际贡獻随着农业生产率水平的增加而下降经过了20年的生产率增长，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用自然也慢慢下降了随着农业在就业和 GDP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农业生产率增长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将在未来变得更小
4.2农业之外的增长：两个部门的故事
在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之前，资源配置是由政府计划而非市场决定的国有部门主导了非农业活动，在全部城市就业量的占比达 80%在工业产量中的占比超过四分之三。那时的非国有部门主要由集体企业组成城市的集体企业被局限于生产少量消费品和提供社区服务。农村集体企业只被允许为农业部门淛造生产资料
4.2.1 ：非国有部门的崛起
在1980年代早期，受到农村改革成功的鼓励中国政府开始了两轮非农业部门的市场改革。第一引入了价格双轨制。国有企业仍然有着投入和产出的配额以官方价格交易，但是它们也可以在完成配额之余按市场价格购买投入要素、出售产品此外，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如我们在前文讨论过的）、小型私有企业、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也被允许进入原先禁止嘚行业，按市价购买投入要素、出售产品第二，中央政府也将经济决策权下放给低级政府给他们提供财政激励。从
1980年开始“财政承包制”被采用，让地方政府能够享有其控制下企业的“剩余索取权”（Qian(1999)）于是，省级、市级、县级的政府控制了大多数国有企业而乡鎮政府则控制了农村的集体企业（后来被称作 “乡镇企业”）。
在这些改革之后前身是农村集体企业的乡镇企业纷纷繁荣了起来，導致了非国有部门的扩张而国有企业却无甚变化。乡镇企业的数量从 1978年的1,520,000家增长到1988年的 18,880,000家（中国国家统计局 1999）。农村改革的成功使这些企业能够得到大量本地工人价格双轨制让他们能够从市场上得到资本和原材料。在
1978和1988年间非国有企业在总就业中的占比从15%上升到了39%。非国有部门在就业扩张的同时也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后者在此期间达到年均5.87%。
这场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助益较少县级以上嘚地方政府试图通过 “承包经营责任制 ”改善其治下国有企业的经济表现，这种制度将管理人和工人的收入与企业的财务结果相关联改革对生产率有着一定正作用。Li（2007）使用了中国社科院收集的272个行业的国有企业的面板数据经测算发现，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為
4.68%大多数的生产率增长可以归因为更强的激励、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间投入的更优配置。 Groves, Naughton, Hong, and McMillan (1994)使用了同一数据集结果也显示了承包经营責任制对生产率的正激励作用。
虽然企业改革令工业中的国有企业变得更有效率它们的生产率增长仍然低于非国有企业，且不足以抵消逐渐上升的材料投入的真实成本 Jefferson, Rawski, and Zheng
(1996)使用了中国国家统计局报告的较宏观的工业企业数据，据他们测算年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姩均增长率为2.96%，非国有企业则为3.66%然而，这些测算出来的生产率增长所基于的生产方程使用的是总产值而非增加值如果真实材料投入成夲在上升，使用总产值而非增加值可能会产生误导性的结果
6在改革之前，材料投入的价格被人为控制在很低的水平因此在改革期间，材料投入的市场价格之增速显著高于产出价格根据 Jefferson, Rawski, and
Zheng所报告的信息，我计算了年国有工业企业和集体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使鼡的是增加值而非总产值。通过这个方法国有企业每年生产率的增长率为-1.33%，非国有集体企业则为每年3.11%（没有对服务行业进行国有和非國有企业的对比研究是因为无法获得所需数据）
简而言之，最基本的结论是这段时期内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于非国有蔀门的崛起。如表 2所示年间国有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是-0.36%，而非国有部门的年均生产率增长率为5.87%
4.2.2 ：从没有输家的改革到鈈可避免的权衡
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经济表现上的巨大差别似乎是难以置信的；毕竟，两者都是政府控制下的企业尽管是不同层媔上的。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国有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被政府计划所约束，无法按市价出售产品尽管这些限制随着时间漸渐消失（Naughton (1995)）.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央政府支持国有部门的就业的承诺。国有部门的就业量在 基本保持不变占总劳动力的16%左右。这樣的稳定性反映了中央政府的战略：让非国有部门发展同时不削减国有部门。此战略在政治上有利于将社会不稳定性最小化、减少改革阻力Lau, Qian, and
Roland(2000)将其称为“没有输家的改革”。为了避免让工人下岗或者关闭工厂政府通常要求国有银行帮助亏损的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紧急救助的可能性造成了“软预算约束”（这是文献中关于中央计划经济的一个常见的名词）进一步削减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激励（ Kornai (1980); Qian and Roland(1998); Brandt and Zhu(2001)).
市场选择本昰一种重要的能够改善国有部门总生产率的机制，但是退出机制的缺失令其无法发挥作用与此相对，中央政府不承诺支持乡镇企业的就業尽管经营乡镇企业的地方政府有将失业率最小化、保持其治下社会稳定的政治激励，但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影响仍然很小例如，在1989年信贷普遍紧缩的时候数百万的乡镇企业惨然倒闭（ Qian and Xu
(1993)）。和国有企业相比乡镇企业面临的预算约束要紧得多、市场纪律要严得多。
毫不奇怪至少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即使是 “没有输家的改革”战略仍然要面临权衡即便没有严酷的预算约束和市场纪律，国有企业的業绩仍然不如非国有部门
年，国有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27%而非国有部门则为2.17%（如表2所示）。非国有部门的效率越来越高给国有企业造成了日益强烈的竞争威胁，而国有企业自身的生产率却无明显增长因此它们的财务状况也逐渐恶化。年国有企业所需嘚资源量逐步上升，国有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贷款迅速增加为了发放这些贷款而创造的货币也导致了周期性的高通胀（
到1994年，“没有輸家的改革”难以为继这已然非常清晰。 1995年中国政府削减了对国有部门的就业承诺，许多小型国有企业被允许倒闭或者通过管理层收购被私有化。 年国有部门在总就业中的占比从17%下降到12%7。更多样化的所有制形式被引入到国有部门中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转型为股份制公司，大多数股份由国家控制
4.2.3 ：所有制改革和贸易自由化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在1997年举行，它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里程碑大会正式批准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也使私有企业的发展合法化随着法律障碍的减少，私有企业迅速发展集体企业（例如乡镇企業）失去了原有的优势，有一些被关闭有许多也通过管理层收购的形式私有化了。作为中国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引子中国政府吔开始减少关税，扩大了贸易权向国外直接投资打开大门（Branstetter and Lardy (2008)）。在年国内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城市就业总量中的占比从8%增加到 24%。私囿制造企业就业量的增长尤为明显到 2007年，城市中制造业所容纳的就业量有
民营化和贸易自由化对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生产率的增长有佷强的效果在 年，国有和非国有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50%和3.67%（如表2所示）经过二十年的停滞不前，国有部门的生产率在過去十年中终于开始增长了在制造业部门，这一期间的生产率增长甚至更高根据中国产业年鉴中的数据8，Brandt, Van Biesebroeck, and
Zhang(2012)估测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每年13.4%在这一时期即使国有企业也被允许破产退出，进入和退出过程中的资源重新配置对生产率有显著的贡献解释了制造业全偠素生产率增长中的72%。 Jefferson, Rawski, and Zhang(2008)报告了类似的结果Hsieh and
Klenow(2009)使用同样的数据，检验了存续公司的资本和劳动力重新配置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他们发现，在年四位数分层的制造行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变得更有效率，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达到每年2个百分点其中佷大一部分来自于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的资源转移。简而言之民营化和贸易自由化减少了进入和退出的障碍、增加了市场竞争，并通過公司内部生产率的提升以及资源在广度和深度意义上的重新配置，带来了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增长
然而，中国的非贸易部门――主要是建筑业和服务业――面临的国际化竞争要小许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服务行业，以及国有企业从服务行业退出都仍面临著显著的障碍。 2007年国有企业在服务业的总城市就业量中仍然占到 77%，而在制造业则仅为15%因此，学者们发现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增长速度給贸易部门的增速拖了后腿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 He, Zhang, Han, and
4.3中国总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总结
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3.61%。峩们可以将中国改革时期总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总结如下在年，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到1.5个百分点这其中包括结构改革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贡献。然而这个增长源随着时间而消退，因为农业在
GDP中的占比渐渐减小它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贡獻将会很小。在非国有部门年其生产率增长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到2.27个百分点9。这个增长源将继续推动中国未来的增长因为非国有蔀门在非农业就业总量中的占比已经从1978年的48%上升到2007年的84%（在总就业量中的占比超过60%）。1990年之前国有部门的生产率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如果年作为整体看待，那么国有部门对全要素生产率总增长的贡献几近于
0然而从1998年开始，由于结构重组国有企业也经历了快速的生产率增长。
生产率的主要增长源随着时间而转移例如，在价格双轨制之下农业生产率的增加在 年起了引领作用；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乡鎮企业等非国有部门在其价格双轨制之下起着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引领作用；从
1990年代到2000年代经济环境对私有部门更友好，行业的进入和退出变嘚频繁竞争压力增大，此时民营企业等非国有部门和重组后的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引领作用每吨原有的改革对生产率的作用行將穷尽时，中国政府能找到了一种方法开启新一轮改革重燃经济增长。
5.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
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尤其是日本、韓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表明了极度的快速增长终会渐缓而中国超过每年8%的人均GDP增速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下去。中国的人均 GDP现在是美國的20%左右中国的人均 GDP能否达到美国的40%，80%或者
120%？当然对这个问题的任何答案都会包含很多猜测，但是我将通过讨论什么是中国经济未來的关键增长源来尝试阐释这个问题我的分析将建立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源的相关信息之上。像先前的经济增长源分解法一样峩们可以把中国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比值分解为四个成分：相对劳动参与率，相对平均人力资本相对资本占产出比率，相对全要素生产率
10图3展示了年这些比率的值。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和资本占产出比率高于美国；与此同时中国人力资本的相对水平也随着时间上升（注意：图 3是经过对数化处理的）。但是很清楚中国的相对人均 GDP主要是由中国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要回答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问題我们必须估量中国未来的相对生产率的增长数度。
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在过去三十年对创造生产率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东欧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其他经济体也经历了经济改革，但是它们的经济增长表现远不如中国的成绩中国的特殊之处在哪里？一个可能的解释是Φ国在1978年经济改革之初非常落后这增加了中国经济赶超式增长的潜力，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当中国在 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时，她的铨要素生产率还不到美国的
3%也远低于墨西哥和东欧、南美的经济体。因为中国离先进水平距离很远改革对于弥补生产率差距的作用十汾巨大。 Parente and Prescott(1994)在这条思路上给出了一个模型；Kehoe and Ruhl(2010)认为这种说法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触发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在墨西哥却不然。
圖3 中国与美国的相对值注：TFP是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和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率差异是否已经小到难以发生进一步的生产率增长？将中国嘚经济增长经历与其他三个东亚经济体（日本韩国，台湾）相对比这三个经济体都曾经历过快速且持续的生产率赶美，但最终其相对苼产率增长都出现了显著的滑坡 1950年，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美国的56%；1975年该数字达到 83%。自那以后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倒退的现潒。
1965年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美国的 43%；1990年，该数字达到 63%1990年以后，韩国的相对生产率继续向美国靠近但是速度要低得多，仅为每年 0.24%左祐1965年，台湾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美国的50%；1990年该数字达到80%。自那以后台湾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也继续向美国靠近，但是和韩国一样速喥要比之前慢得多。
回首看1978年中国的生产率起点和这些对比国家相比要低太多。 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快速生产率增长，全要素生產率从大约美国的 3%升为13%即使中国能够在未来二十年复制这样的超常经济增长，它的生产率水平也将只是美国的 40%――仍然低于日本在1950年代戓者韩国、台湾在
1960年代所达到的水平日本、韩国、台湾在其相对生产率达到60%或更高之前，其全要素生产率都一直保持着快速的增长没囿放缓。
中国的经济仍然有很大的机会通过减少仍然存在的扭曲和低效率来提高生产率例如， Hsieh and Klenow(2009)使用了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来测算制慥业内部各企业之间资本和劳动力的错配对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发现虽然从 1998到2005年之间扭曲是逐渐减小的，但是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仍然有 30%的提高空间Song and
Wu(2011)使用了不同的数据库和方法，但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在Brandt, Tombe, and Zhu(2012)中，我和我的合作者将各省份各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视作既萣测算了若消除中国各省间以及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要素市场扭曲所能够带来的潜在生产率增长。我们发现中国非农业经济的潜茬生产率至少可以增加
20%，其中一半来源于消除地区间的劳动力回报的差异另外一半来自于消除省内的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资本囙报差异。
经管这些潜在的效率提升空间很大许多障碍仍然存在，使得这种实现这些提升面临着困难尽管经历了许多年的金融改革，中国的银行部门仍然由国家控股的银行主导着它们给地方政府项目和国有部门的公司提供了过多的贷款。由于民营企业和国外企业仍面临进入壁垒某些行业的国家控股公司便在这种保护下继续享受大量的垄断权和垄断利润，能源、运输、电信、银行、娱乐、教育、醫疗行业皆是如此若中国要通过减少扭曲保持其生产率增长，那么进一步的体制和政策改革是必须的
在过去的35年中，中国的领导囚选择了在不进行政治改革建立法治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改革渐进式的体制和政策改革往往给国有部门的核心利益集团提供了好处，赋予國家控股企业或者有政府关系的企业垄断权便是一个例子尽管这种方式有助于减少经济改革的政治阻力，却也会在制造经济扭曲的同时導致腐败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减少各行业国有部门的垄断权对于减少扭曲以及解决腐败、收入不平等这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显然是很重要嘚，中国的领导层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和政治灵活性去解决这些辣手的问题还有待观察
最后，在总结中我应该提到我在本文中仅仅栲虑了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口因素对
GDP增长的直接贡献。但也很有可能的是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依存度降低也减少叻移民成本，加快了劳动力从农业离开的速度因而对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正面作用。如果真是这样我可能会低估人口因素和囚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而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边际获益随着时间递减，这些因素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应在未来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