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加行   大都会博物馆  中国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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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行   大都会博物馆  中国馆（三）
&&王己千和张伯驹的故事
接上篇，继续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馆内行走，本篇以介绍中国古代绘画为主，穿插了大都会有关中国文物收藏的历程，并加插了两位现代中国收藏大家的故事。
这是上篇最后一张照片的拱形门进来之后所看到的情形，这简直就是一个苏州园林的庭院，它叫“明轩”，是由纽约最有名望的社会活动家艾斯特夫人(Brook&Russell&Astor)所捐建。
你看这假山石一看就是有名的太湖石---太湖石，又名窟窿石、，是由石灰岩遭到长时间后慢慢形成的，分有和干石两种。水石是在河湖中经水波荡涤，历久侵蚀而缓慢形成的。干石则是地质时期的在酸性红壤的历久侵蚀下而形成。形状各异，，通灵剔透的太湖石，其色泽最能体现“皱、漏、瘦、透”之美，其色泽以为多，少有青黑石、。尤其黄色的更为稀少，故特别适宜布置，草坪，校园，庭院旅游景色等。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艾斯特夫人童年时代生活在中国，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艺术有着深厚的情感，毕生致力于推介发展中国文化。终其一生，她一共捐出2亿美元，赞助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由她捐款建造的中国古典园林“明轩”1980年在大都会亚洲部内落成。
这座中国庭院以苏州的网师园为蓝本，聘请中国建筑研究院的专家担纲设计，整个建筑的梁架、门窗、屋顶、地面乃至一砖一石都在中国制成，然后从苏州请来富有经验的工人精心施工。
&网师园是中极具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的中型古典山水宅园代表作品。网师园始建于公元1174年（宋淳熙初年），始称“渔隐”，几经沧桑变更，至公元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前后，定名为“网师园”，并形成现状布局。几易其主，园主多为文人雅士，且各有诗文碑刻遗于园内，历经修葺整理，最终形成了这一中的精品杰作。网师园为典型的宅园合一的。住宅部分共三进，自大门至轿厅、万卷堂、撷秀楼，沿依次展开，主厅“万卷堂”屋宇高敞，装饰雅致。网师园是、。
西部为内园（风园），占地约1亩。北侧小轩三间，名“（音：yí,楼阁旁边的小屋，多用做书斋的名称）”。旧时以盛植芍药闻名。“殿春簃”旧为书斋，为古朴爽洁之建筑。轩北略置湖石，配以梅、竹、芭蕉成竹石小景。由红林镶边的长方形窗枉框松成的框景，满目青竹，苍翠挺拔，翠周围的傲腊梅、红色天竹子和奇峰迭起的石，仿佛是雅致的国画小品，人在轩内，似在室外，富有诗情画意。
轩西侧套室原为著名画家张大千及其兄弟的画室“”。张氏兄弟曾在园中饲养一虎，今堂南天井西墙嵌碎石一方，镌刻“先仲兄善子所豢虎儿之墓”，为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书于，寄来立碑。庭院假山，采用周边假山布局，东墙峰洞假山围成弧形花台，松枫参差。南面曲折蜿蜒的花台，穿插峰石，借白粉墙的衬托而富情趣，与“殿春簃”互成对景。花台西南为天然泉水“涵碧泉”。洞容幽深，寒气逼人，与主园大池水脉贯通，此一眼泉水如蛟龙吐，使无水的“殿春簃”不偏离网师园以水为中心的主题，北半亭“”因“涵碧泉”而得名。亭中置巨大的灵壁石，形似展翅欲飞的苍鹰，黝黑光润，叩之铮琮如金玉，是灵壁石中的珍品。在亭中“坐石可品茗，凭栏可观花”，令人赏心悦目。
1980年美国因仿殿春簃建了一座古典庭院“明轩”而名播海外。
网师园解放前最后的主人是文物收藏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收藏文物书画甚富）他于是1940年（民国29年）购得此园，费时3年，对此进行全面整修，悉从旧规，并充实古玩书画。复用“网师园”旧名。何氏一家另在南园有住宅，此园平时闭门不纳游人。公元1946年（民国35年），何病故，园由妻王季珊继承（注意这个人，她和我下面要介绍的收藏家有关）。1950年王暴卒，其子女、何泽明等将园献交国家。
庭院落成后又配置了一堂名贵的明代古典家具。观众置身其中，仿佛徜徉在古代中国的苏州。这座庭院的游客每天络绎不绝，节假日更是游人如织。艾斯特夫人还捐款帮助扩充收藏和设立了中国装饰艺术的业务研究职位。2005年她以103岁的高龄去世，但是，她捐助的款项仍然在支持亚洲部继续收藏。
“明轩”的隔壁是这样一个过道厅，墙壁上有两组镜框画，
下面开始根据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中国艺术主任孙志新接受国内媒体访问的文稿来介绍大都会博物馆中国文物的情况和历程---
这一组镜框画是传统京剧的人物脸谱，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世界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它位于纽约市中心，面向第五大道，背临中央公园，自南向北跨越四个街区，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图一&、大都会博物馆外景)。大都会博物馆是一座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博物馆，所收藏的文物和艺术品种类繁多，有200多万件，涵盖了世界各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大都会博物馆设有17个部，亚洲部是其中最大的两个部之一。亚洲部的收藏按地域划分为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东南亚的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不包括中亚、西亚。亚洲部的收藏约有3.5万件，其中中国的文物、艺术品约有1.2万件，包括书画、陶瓷、青铜器、玉器、漆器、金银器、石雕、彩塑，还有相当丰富的纺织品和古典家具等门类。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已有130年的历程。其间收藏的器类始于制作精美、雅俗共赏的明清瓷器，继而扩展到玉器、金银器、珐琅器、牙雕等整个明清时代的装饰艺术，再进一步扩展到中国古代的青铜礼器、玉器、陶塑和佛教造像，并且随着西方对于中国艺术研究的深入，观众和收藏家逐渐领略到中国书画艺术的深邃文化内涵，最终全面地了解绵延不断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其收藏历程则见证了美国，或是说西方对中国文化艺术的认知过程，收藏过程中所形成的收藏家、赞助人和博物馆业务主任成功的合作模式和经验或许可以给国内的博物馆提供有益的借鉴。
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始于1879年，迄今已有130多年。这130年的收藏过程，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与历史认知的过程；也记录了收藏家、赞助人和博物馆业务主任的密切合作，充实大都会博物馆中国收藏的历史，他们成功的合作模式和经验或许能给国内的博物馆提供借鉴。
年：明、清艺术首登西方艺术殿堂
19世纪70年代末，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位董事、纽约有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埃弗利(Samuel&P.&Avery)将其收藏的1000多件中国明清瓷器转让给博物馆。这些藏品绝大多数是中国的外销瓷，也有一小部分明清官窑瓷器，其中不乏青花釉里红、单色釉和釉上珐琅彩的精品。1902年，另一位董事毕少普(Heber&R.&Bishop)无偿捐赠所收藏的中国玉器，随之捐赠的还有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用于扩建展厅和布置陈列。这批收藏总数有1000多件，绝大多数是清代的玉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乾隆年间的精品，有造型典雅、做工精致的陈设摆件、仿古礼器、文玩，还有一件玉版填金的御制七佛塔碑记。此外，还包括300多件未完成的玉石标本，给其后玉器之琢玉、画线等工艺流程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继毕少普之后，纽约的收藏大家奥特曼(Benjamin&Altman)在捐赠大批西方名画的同时，将所收藏的中国瓷器、珐琅器和鼻烟壶等一并捐给了大都会博物馆，其中仅鼻烟壶一项就有近两百件之多。
从埃弗里首次捐赠的1879年到奥特曼捐赠的1915年，前后的30多年是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中国艺术的第一个阶段，也是美国人认知中国艺术的早期阶段，此时美国收藏家大多偏爱色彩绚丽、工艺精巧的明、清瓷器和装饰美术，对中国历史悠久的古代艺术和文化尚未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年：远东部的成立和中国艺术的扩充
从1915年到1945的30年是大都会博物馆中国艺术收藏的第二阶段。这30年里，美国有幸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度过了二十年代末的大萧条，经济稳步上升，文化事业日渐发达。西方开始认识到中国艺术内涵丰富，历史悠久，是世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收藏在此阶段有了显著的增长。创立摩根大通的美国银行家摩根(J.&Pierpont&Morgan)时任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主席，他对中国文物艺术饶有兴趣。在他的带领和倡导下，许多热心人士或是捐赠自己的收藏，或是慷慨解囊资助。1915年，大都会博物馆成立了远东部(1986年改名亚洲部)，特地从欧洲请来一位研究中国文化的荷兰学者波世莱兹(S.&C.&Bosch&Reitz)担任远东部的主任。波世维兹虽然是陶瓷专家，但是他并非仅仅关注陶瓷，而是颇具开拓和发展的眼光。
这是一组描绘清朝皇室人员（也可能有皇帝和皇后，不过我不认识罢了）的镜框画，
在他的指导下，大都会博物馆不再只是依靠收藏家的随意捐赠，而是开始有目的地寻求和收购中国艺术文物，开始收藏中国历代的陶器、瓷器，譬如建窑和磁州窑的瓷器，借以展示中国陶瓷史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地区特色；同时也开始收藏中国的青铜器、佛像和丝织品。波世维兹在任期内收购了为数众多的北魏至辽代的佛教艺术珍品，包括石雕佛像、鎏金铜佛造像、夹纻脱胎的干漆佛像和三彩罗汉塑像，其中北魏初年的释迦立像是目前仅存的大型鎏金铜佛之一。佛像高大雄伟，丰满的脸上略呈微笑，在威严中透出一股慈祥，宽大的袈裟从肩上垂下，衣纹排列均匀，富有韵律感。两尊三彩罗汉造型准确，比例匀称，神情栩栩如生，展现出辽代雕塑艺术家的深厚写实功力（我在中国馆（一）里面有介绍）。
在此期间博物馆还接受了美国石油财团股东洛克菲勒John&D.&Rockfeller&Jr。)和夫人捐赠的中国佛像，其中北魏正光五年(524)的鎏金青铜弥勒佛造像是不可多得的珍品。造像保存得相当完整，包括弥勒佛、佛像前和两侧的菩萨、随侍、力士、狮子和佛像身后镂空的背光。佛像通体鎏金，虽历经千年，仍然光彩照人。
与此同时，博物馆还聘请了对中国文化艺术深有造诣的西方人士福开森(John&C.&Ferguson)担任中国文物收藏的顾问，也相当于博物馆驻中国的收购代理。福开森是加拿大传教士，19世纪晚期到中国传教时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此潜心研究中国文化，成为当时有名的“中国通”。他跟同时代的很多中国鉴赏家、古董商、知名藏家与上层人物交往密切，并将中国传统的鉴赏和研究方法介绍到西方。
福开森为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了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帮助收购了数件举世闻名的古代青铜器，包括传河北易县出土的、有长篇铭文的“齐侯四器”和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图六、西周青铜礼器(原端方旧藏))。齐侯四器是春秋时期的齐侯嫁女的媵器，有鼎、敦、盘、匜各1件，其铭文字体端正、笔画秀丽，历来为金石学家称道。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共有14件，包括禁、卣、尊、盉、爵、角、觯、斗等，其中的青铜禁是稀有品类，目前只有3件存世，大都会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各有1件。这批青铜器原先是清末收藏家端方的旧藏，端方去世后，家道中落，他的后人决定出售。大都会博物馆依靠福开森从中斡旋，最终以有史以来数目极为可观的资金购买了这堂珍贵的文物。此外，福开森还帮助大都会博物馆收购了中国书画和汉代陶器。（我在上一篇中有介绍）
这里开始介绍中国馆内的字画，
年：收藏的稳步进展和唐代金银精品的入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博物馆开始积极收藏中国文物，大都会博物馆也不例外，收藏的范围和质量相比以前有较大的扩展，收藏的节奏亦渐趋稳定。在这二十多年里，远东部接收了为数不少的捐赠，包括汉代的釉陶建筑模型，唐宋的佛像、石雕，明清两代的官窑瓷器、丝织和刺绣。依靠社会赞助和馆内的收藏基金，博物馆购入了一批重要的唐代三彩陶器、陶俑和金银器。唐三彩的骑马人物俑左手揽辔，右手扬鞭，刻画出唐代贵族出行时仪仗队伍的威仪；高大的骆驼俑昂首挺胸，神态生动，展现出丝绸之路上商旅行列的风情。（见上篇）金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其精美程度可以和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窖藏金银器相媲美，有鎏金银盘、盏、碗、香薰、剪刀等，其中一件饰有细密花鸟纹的鎏金叶形银盘，不仅展示了唐代工匠的精湛技艺，而且提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实证。（我此次没有看见）
这里和以下的共五幅的版画来自明末清初的画家陈洪绶，
陈洪绶（），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诗人。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别号小净名，晚号老迟、悔迟，又号悔僧、云门僧。汉族，绍兴府县（今浙江省诸暨市陈家村）人。年少师事，补生员，后乡试不中，崇祯年间召入。明亡入为僧，后还俗，以卖画为生，死因说法不一。一生以画见长，尤工人物画，与顺天齐名，号称“”，人谓“明三百年无此笔墨”。陈洪绶去世后，其画艺画技为后学所师承，堪称一代宗师，名作《》、《西厢记》插图、《》、《博古叶子》等版刻传世，工诗善书，有《宝纶堂集》。
1970迄今：中国书画的收藏盛期和五千年中华文明序列的建立和完善
20世纪70年代迄今，是大都会博物馆中国艺术收藏的黄金时代。博物馆的中国艺术迅速增长壮大，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收藏。这一成就归功于大都会博物馆历史上几位杰出的人物。其中首推曾在60年代做过美国财政部长、后任大都会董事会主席的狄龙(Douglas&Dillion)先生。狄龙在70年代初对大都会的收藏做了一次调查，发现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书画，是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弱项，因此决定着重收藏中国书画。狄龙亲自捐资上千万美金，并号召纽约地区对中国艺术有兴趣并热心公益事业的社会贤达捐款，不仅设立了收购中国艺术的基金，而且还设立了聘任中国艺术专家的基金。
董事会决定聘请美国著名的中国书画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方闻(Wen&Fong)担任远东部部长，指导中国书画的收购。方闻在中国出生，少年时期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教育，大学期间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取得美术史博士学位。他将中国注重古代著录、印章、题款和笔墨的传统鉴别方法与西方美术史对作品结构和风格的分析相结合，创立了新的鉴别方法，对过去传为唐、宋、元、明的书画重新审定、研究，以此作为基础探索中国书画的发展历史。他培养的一批新型的中国美术史学者，被称为“普林斯顿学派”(Princeton&School)，在美国美术史界声名卓著。
有了以狄龙为首的董事会的支持和方闻教授专业的指导，大都会博物馆从纽约著名收藏家王季迁手中收购了大批宋元书画，其中许多曾经是二十世纪著名画家张大千的收藏，包括唐代韩幹的《照夜白》，宋代屈鼎的《夏山图》(图八、北宋&&屈鼎《夏山图》卷)，南宋马远的《观瀑图》、元代赵孟頫的《双松平远》、(图九、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图卷)、倪瓒的《虞山林壑》等。《夏山图》纯用水墨写景，构图气势雄浑，状物细致入微，是目前硕果仅存的少数北宋山水画代表作之一。赵孟頫的《双松平远》以书法线条入画，笔简墨淡、清雅秀丽，开创了中国文人画的先河。
这是陈洪绶（陈老莲）的自画像，
亚洲部在积极扩充中国书画收藏的同时，也一直关注中国装饰美术。1980年代中期，亚洲部聘请了对中国文化艺术有广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屈志仁先生(James&C.Y.&Watt)，先是担任特别顾问，然后担任中国艺术主任，2000年方闻退休后继任亚洲部部长。屈志仁先生依靠艾斯特夫人、韦伯夫人和俄弗英夫妇等三位主要赞助人和其他多方面的赞助支持，有系统、有条理地填补收藏体系中中国器物的缺项。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装饰艺术的历史系列。在屈志仁先生指导下入藏的文物中，以漆器和纺织品最为引人注目，其中漆器种类有单色、彩绘、剔红、剔犀、螺钿、戗金等，多不胜举，不仅有色彩亮丽、雕工精湛的明清两代的杰作，还有世所罕见的宋元时代的精品(图十二、宋黑漆嵌丝螺钿瓜瓣盒)。
这几张版画是谁的作品，因为没有拍下来说明所以不知道，
纺织品的收藏亦堪称西方收藏中的翘楚，藏品的年代上迄唐宋，下至明清，大致上包括了历代的代表作品，其中元代的花鸟纹刺绣(图十三、元&&花鸟动物纹刺绣)和织有帝后像的缂丝蔓荼罗(彩插四，5彩插四，5&&元&&缂丝帝后像曼荼罗)俱是稀世奇珍。经过屈志仁先生和亚洲部同仁近二十年不懈的努力，早期和晚期中国艺术展厅在1990年代先后落成。早期中国艺术展厅陈列新石器时代至唐代的艺术，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良渚文化的玉器，商周青铜器，汉代的陶楼、陶俑，南北朝的佛像、石雕，到唐代的三彩陶俑和金银器，应有尽有；晚期中国艺术展厅的陈列从宋代到清代，展品包括宋、元、明、清的瓷器、漆器、玉器、金银器、珐琅器、木雕和纺织品等等，种类齐备、绚丽多彩。上述两座展厅的展品，加上中国书画展厅和佛教艺术展厅的展品，构成了全面、完整的中国艺术序列。至此，大都会博物馆已能够系统地、详尽地展示5000年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
在美国，每一个博物馆丰富、珍贵的藏品，都和收藏家及赞助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亲密深厚的不解之缘。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尤其是亚洲部的中国艺术收藏，也不例外。没有一批对艺术情有独钟、富有热情、积极投入的有识之士，博物馆的收藏难以为继。大都会博物馆是私立博物馆，不属于任何企业或个人，而是一个独立的文化机构，在董事会的监督和博物馆业务、行政部门的管理下运营。绝大部分经费不是由政府提供，而是来自于社会募集基金，用于收藏的经费极为有限。大都会博物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收藏来自于收藏家的捐赠，只有很少一部分为购买所得。事实上，即使是有限的购买，也常常是依靠向社会上热心艺术的人士筹款才得以实现。
130年来，大都会博物馆逐步建立了收藏家、赞助人和业务主任合作的收藏模式。收藏家和赞助人对艺术的爱是一种执著、真挚的爱，对于他们而言，收藏既不是用于炫耀，也不是用于投资生财，而是精神层面的追求。他们有热情、有经济实力，能够注重于某类文化艺术或是某个专项的收藏。业务主任与收藏家意趣相投，既有对艺术的挚爱，亦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不仅可以为收藏家在鉴别和理解上提供指导，更重要的是能够以其广阔的历史和文化的关怀，从宏观上指导整个博物馆的收藏，从而有计划、有系统地建立起阐述整个文化历史的艺术体系。
在这130年里，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历史见证了美国，或是西方对中国文化艺术的认知过程，这一过程始于制作精美、雅俗共赏的明清瓷器，继而扩展到玉器、金银器、珐琅器、牙雕等整个明清时代的装饰艺术，再进一步扩展到青铜礼器、玉器、陶塑和佛教造像，随着西方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的深入，观众和收藏家逐渐领略到中国书画艺术的深邃的文化内涵，最终全面地了解绵延不断的中华5000年文明。目前，大都会博物馆对中国艺术的收藏还在继续，近年来收藏了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玉器、东周的草原文化青铜器、汉代的铜镜、宋代的金银器和明清时代的篆刻印章等，同时也开始关注当代的中国艺术。随着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深入，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收藏将继续发展，更加完备，也更加精彩，从而全面展示中国艺术文化史的辉煌篇章。
文字来源---孙志新，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中国艺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玉器
好了，现在开始介绍本篇要介绍的第一个中国收藏家王己千了，据说他本来叫王季迁，(还记得上面所说网师园的最后主人之妻王季珊吗，看来是他的姐姐，所以有文章说“明轩”是模仿亲戚家的院子所做）到了美国之后为了省笔画，就改了王季千，呵呵，其实在文物收藏界，C.C
Wang可是大名鼎鼎，老外根本就不会介意也不懂王季迁和王己千有什么分别。看看百度百科是如何介绍王己千的---
王己千著名的旅美画家、古书画鉴定家、收藏家，精于中国古代绘画，收藏有大量国宝级藏品。晚年定居美国，曾将大量藏画卖给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之后故宫博物院有意收购王己千其余的绘画藏品，但因王开价过高未能达成。之后王又一次将大量国宝藏品卖给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王己千（1907——2003），又名季铨、季迁，英文名C.C.Wang。1907年生于东吴世家，为王鏊第十四代嫡孙。早年曾拜苏州大收藏家与画家顾麟士为师，取“人一能之、己千之”，自谦改名为王己千。1940年，王己千和维多利亚·孔达（Victoria
Contag）在上海共同编著了《明清画家印鉴》，其书的出版对西方人了解中国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
仿李成寒林雪景图》王翚（日─日），字，号耕烟散人、剑门樵客、乌目山人、清晖老人等。江苏人。清代著名画家，被称为“清初画圣”。与、、合称山水画家“”，论画主张“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
我孤陋寡闻---以前是不知道王己千的，就是在看上图时，发现捐赠者为C.C
Wang，回来之后做功课才发现他原来大有来头。
1947年在的鼓励下去美国研究西方油画艺术。在美期间曾多次将心爱的珍藏提供给重要博物馆。王己千先生是20世纪中国画收藏家这一领域里的泰斗和关键人物。他的收藏不仅涵盖了明、清，而且宋、元的一些名迹几乎都集中在他手上。王己千先生家藏历代大家真迹颇为丰厚，为20世纪中国字画收藏六大家之一，而且不断寻访收集，充实其收藏。如他在1999年的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斥巨资143.25万美元购进宋郭熙《秋山行旅图》。在他的收藏之中，传世孤品为数不少。如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绢本墨笔），为北宋时期继唐之后又一位杰出宗教人物画家武宗元的惟一传世之作，不仅画作本身价值连城，其在美术史学上的学术研究价值，更是金钱无法比拟的。此图高44.3CM，长580CM，绢质，是标准的北宋高头大本卷。作为北宋年间道观壁画小样，描绘道教传说中东华天帝君、南极天帝君与侍仪、仪仗、乐队等八十七位神仙同去朝谒教主老子玄元庙之情景，保存得法，绢色犹新，画法行墨线勾勒，部分略加淡墨薄染。
下面就是部份王己千所收藏、后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的有名画作，前面四幅绝对称得上是国宝，由于馆中的画作很多，也有出于保护的因素，所以画作是轮换展出的，因此这些画我都没有看见，我本来就是冲着“照夜白”而来的，但缘憾一面，所以这里的画都是来自博物馆的官网或网络。
《溪岸图》
董源 （?－约 962 ），五代南唐画家，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一作董元，字叔达，钟陵（今江西进贤县）人，、、史上并称北宋三大家，南唐主时任北苑副使，故又称“董北苑”。擅画山水，兼工人物、禽兽。其山水初师荆浩，笔力沉雄，后以江南真山实景入画，不为奇峭之笔。疏林远树，平远幽深，皴法状如麻皮，后人称为“披麻皴”。山头苔点细密，水色江天，云雾显晦，峰峦出没，汀渚溪桥，率多真意。米芾谓其画“平淡天真，唐无此品”。存世作品有《夏景山口待渡图》《潇湘图》《夏山图》《溪岸图》等。
这幅画很有故事性---1938年，徐悲鸿在广西购得一幅署名董源的巨幅古画《水村图》，同年张大千在桂林与徐悲鸿会面，见之爱不释手，遂带回四川研究。几年后，张大千从自己的藏品中挑出徐悲鸿喜欢的金农《风雨归舟》(有人认为此画系张大千伪作)，换得此画。1957年，鉴藏家谢稚柳将此画公开，并审定其名应为《溪岸图》。上世纪60年代，美国华人收藏家王己千从张大千手中获得此画，并请东京著名裱画师目黑重新装裱。1997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唐骝千出巨资购得此画，并捐给大都会博物馆，《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此画并称其为中国的《蒙娜丽莎》。然而同年8月，美国《纽约客》杂志刊登一篇爆炸性文章，称《溪岸图》为仿制赝品，文章引用高居翰（中国古代绘画史的研究权威之一）观点：“这不可能是一幅10世纪作品……其作者应是作伪者与收藏家张大千。”以高居翰的地位，此论一出舆论哗然。1999年，大都会博物馆专门召开国际研讨会，探讨中国古代鉴定问题，会议几乎聚集了西方所有的中国美术史专家和部分中国大陆、台湾学者，然而大家并未达成共识，有三大阵营壁垒森严。
持“作伪说”的包括高居翰、日本的中国美术史家古原宏伸、前克里夫兰博物馆馆长李雪曼等。高居翰列出14条证据，试图论证张大千不仅伪造了《溪岸图》，而且伙同徐悲鸿、谢稚柳、丁羲元等伪造了《溪岸图》的收藏史，称此画是张大千最成功的欺世之作。
持“真迹说”的则有方闻、丁羲元和国内鉴赏大家谢稚柳和启功，“真迹说”的代表人物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顾问方闻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中，将《溪岸图》与10世纪的墓葬壁画、佛经插图进行图案分析，重申“《溪岸图》是董源创作于公元940年左右的真迹”，“创作时代早于皴法技艺形成之前”，它和另一幅董源作品《寒林重汀图》可被视作创立典范的基准作品。他进一步写道：“对绢本画碳含量进行激光扫描，将会为证明两作系同出一人之手提供新的科学证据。”
而“五代北宋”说的代表人物台湾大学教授傅申在点评中说：“我研究张大千几十年，说《溪岸图》是张大千作伪，暴露了高居翰的知识盲点，他不了解张大千的绘画风格。”而对于“真迹说”，他也不以为然：“它是五代北宋的作品，但署名‘董源’并不能排除后人所为，要证明确实是董源的作品，必须拿出更多的铁证，否则就是一厢情愿的猜测。”
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何慕文利用现代科技对《溪岸图》的材质进行了检测。红外X光摄影显示，《溪岸图》历史上经过3次装裱，他在论文中称，《溪岸图》绢面的经纬粗细和结构、色调、保存状态、修复方式及印鉴磨损与公认的北宋屈鼎《夏山图》相似，而与公认的张大千作伪的《藏林叠嶂》等画有巨大差异，为支持《溪岸图》是古画而非张大千伪作提供了证据。　
《朝元仙仗图 &》北宋&武宗元&&【简介】卷，绢本，墨笔，纵44.3厘米，横580厘米。美国纽约王己千（王季遷）藏。&
武宗元(约980-1050)〔〕，初名宗道，字总之。河南白波（今河南孟津）人。真宗景德年间，建，征全国画师，分二部，宗元为左部之长。他家世业儒，以荫得太庙斋郎，官至虞部员外郎。擅画道释人物，曾为开封、洛阳各寺观作大量壁画。
《》卷，绢本，墨笔，纵58厘米，横777.5厘米，人物形象端庄丰满，仪态万方，气象不凡，无款印，是一幅道教壁画的稿本，画的是道教帝君，诸神仙朝谒元始天尊的对仗行列，共81人，人物神采飞扬，衣袂飘举，线条疏密有致，劲健流畅。卷后有南宋乾道八年(1172)张子珉题跋，并有元代赵孟頫题识，定为武宗元真迹，
此图绘道教帝君诸神仙朝谒元始天尊的队仗行列。有两帝君(东华、南极)、真人仙人、玉女、神将等，共八十余人，其构图统一中求变化，在处理繁复的画面时，又能协调而不杂乱，全部行列有节奏地前进.线条遒劲流利，人物神采飞扬，衣袂飘举处，有“吴带当风”之遗意；虽不设色却有五彩缤纷、绚丽夺目之感。画家用流利的长线条描绘稠密重叠的衣纹，临风飘扬。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帝君庄严，神将孔武，女仙顾盼生姿。此卷无款，原传为唐代吴道子作，经赵孟颊审定此卷为武宗元真迹。
《照夜白》 韩干&
&，陕西蓝田人，生活在唐玄宗时代。少时家境清寒，常为酒家送酒。大诗人王维发现他的才能，资助他学画，“初师曹霸，后自独擅”，遂成为画马名家，玄宗时供奉内廷，玄宗曾令他师事陈闳画马，他说；“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唐朝名画缘》）可见他的成就是从现实生活的观察，写生所取得的
“照夜白”是李隆基的，图中“照夜白”系一木桩上，昂首嘶鸣，四蹄腾骧，似欲挣脱缰索。此图用笔简练，线条织细有劲，马身微加渲染，雄骏神态已表现出来。图左上题“韩干画照夜白”六字，系南唐后主题字。左边上方有“彦远”二字，似为唐代著名美术史家的题名；左下有宋题名，并盖有“天生真赏”朱文印。是流传有序的名迹。
20世纪30年代，这幅国宝级传世之作流出故宫，藏在溥心畲家中。英国收藏家戴维德知道后，便托人向溥陈说，请求转让，最后，以一万银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戴维德。后来，此画又从英国人手中转到了日本人手中，后又转到美国人手中，最后，收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夏山图》，宋代，屈鼎，绢本淡设色，纵45.3厘米，横115.2厘米，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本图为全景式横幅画卷，描绘夏季山野景物。开卷处为平远之景，展现江水沙岸及层叠起伏的远山。近岸处葭荻丛生，舟墙隐现其间，画卷中部崇山峻岭逐渐拉近，正中主峰巍然屹立，山腰云雾笼锁而益现其高峻，山谷间有琳宫梵宇隐现，山间林木丛生，蓊郁茂密，山麓有构桥小舟，一股山潺潺流淌注入山下溪水之中。又有楼阁水谢点缀其间，依稀可见行旅、渔人、樵者、挑夫、隐士等活动。卷末山间一股飞泉瀑布直泻而下，远方山坳处可见关隘。画家用多变的笔致勾画山峦形态，又以断续的短线被山岩石肌理，明润的墨色成功地渲染出景物明晦高深，景物虚实掩映，真实生动，令人观之有身临其境之感。
屈鼎，河南开封人，仁宗朝为图画院邸侯，擅画山水，论者称其“颇得燕文贵之仿佛”。此图原题为《燕文贵夏山图》，押缝有“宣和”、‘大观”章，可知北时藏於皇家内府，清时曾为梁清标收藏，有“蕉林梁氏书画之印”、“苍岩子”、“观其大略”等印。後进入清宫，《石渠宝笈》著录。经方闻氏考据应为屈鼎所作。《宣和画谱》卷十一著录御府收藏有屈鼎《夏景图》三帧，不知是否包括此画。
《江渚風林圖》 倪瓒
倪瓒（1301年—1374年），字元镇，号云林、幻霞生、荆蛮民。（今）人，是一位、、。倪瓒是元代南宗山水画的代表画家，其作品以纸本水墨为主，间用淡色。前景中的树木和空白处的楷书题款几乎成了倪瓒个人的符号。
空白处的题诗为---江渚暮潮初落，風林霜葉渾稀。倚杖柴門閴寂，懷人山色依微。
至正癸卯九月望日戲為勝伯徵君寫此并賦小詩。倪瓚
《虞山林壑》 倪瓒
&&倪瓒善画水墨，创造“折带皴”，是平远画法的典型，取材于一带平原风景，其画萧瑟幽寂，寒林浅水，不见人踪，画出他伤时感事的心情。倪瓒以这种空旷而辽远的太湖意境征服了画坛，以致后世常有“太湖属于倪云林”之说
空白处的诗为---陳蕃懸榻處，徐孺過門時。甘冽言游井，荒涼虞仲祠。看雲聊弄翰，把酒更題詩。此日交歡意，依依去後思。
辛亥十二月十三日訪伯琬高士，因寫《虞山林壑》并題五言，以紀來游。倪瓚
《平远双松图》 &赵孟頫 &元代画家
&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图是中国元代古画，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纸本，墨笔，纵：26.7，横：107.3厘米。
图中近景绘乔松二株及枯木坡石，隔水为起伏的山丘，画境简洁清旷，淡雅空灵。双松的画法，山石则以带有飞白松动笔触，略皴而无染。虽略存李郭画风之形，但简括异常，实属新体。画法上更具书法笔趣和文人墨戏的意味。卷首自识「子昂戏作双松平远」，卷尾又识「仪自幼小学书之余，时时戏弄小笔，然于山水独不能工。盖自唐以来，如王右丞、大、郑公奇绝之迹，不能一二见。至五代荆、关、董、范辈出，皆与近世笔意辽绝。仪所作者，虽未敢与古人比，然视近世画手则自谓稍异耳。因野云求画，故书其末。《大观录》、《墨缘汇观》、《无益有益齐读画诗》等书著录&
《云山图》 方从义
方从义（约），元末著名道士画家，人。字无隅，号方壶、又号上清羽士、不芒道人、金门羽客、鬼谷山人。早年入道，师从永嘉人金月岩修道家之学，为道士，金月岩去世后，他离开龙虎山游历全国各地，往来于大江南北，至正三年（1343）曾至（今），结交了不少文人、画家和达官贵人，名臣称他为“方外之交”，画家曾为之绘《圣井山图》相赠，在当时很有名气，由于不喜谈论时事，独好画，不久即思南归，但这次北游使他大开眼界，对他的画有很大促进。
《寒梅图》 &明代画家徐泾
《云山图》米友仁
米友仁是北宋书画家的长子，深得的赏识，他承继并发展米芾的山水技法，奠定“米氏云山”的特殊表现方式，就是以表现雨后山水的烟雨蒙蒙、变幻空灵而见称。其父子二人有大、小米之称。早年以书画知名，北宋宣和四年(1122)应选入掌书学，南渡后备受高宗优遇，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高宗赵构曾命他鉴定法书。但对鉴别书画“往往有一时附会迎合上意者”。工书法，虽不逮其父，然如王、谢家子弟，却自有一种风格。
《王羲之观鹅图》（部份） &钱选
&《王羲之观鹅图》是中国元代画家的国画作品。该画为图卷，纸本，设色，纵23．2厘米，横92．7厘米，传说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生性喜鹅，曾见一道士有白鹅甚可爱，因书《黄庭经》以换之。《王羲之观鹅图》即据传说附会而成。近景树木蓊郁，竹林茂密，亭台掩映，白鹅戏水，羲之凭栏观望。远山苍翠，村庄隐现于雾霭山林间。境界秀雅明润，风格古拙高逸。青绿设色，画法直追唐人。
钱选（），字舜举，号玉潭，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宋景定三年乡贡进士。工诗，善书画。画学极杂：山水师从赵令穰；人物师从李公麟；花鸟师赵昌；青绿山水师赵伯驹。人品及画品皆称誉当时。继承苏轼等人的文人画理论，提倡士气说，倡导戾家画。他提倡绘画中的“士气”，在画上题写诗文或跋语，萌芽了诗、书、画紧密结合的文人画的鲜明特色。钱选与赵孟頫同乡并同享盛名。与赵孟頫、王子中、牟应龙、肖子中、陈天逸、陈仲信、姚式并称“吴兴八俊”。
《太行山色图》&王翚
&1670年左右，以范宽的雨点皴作画，现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那幅壮观的《太行山色图》就作于1669年秋。
《消夏图》吴历()清代著名画家。本名启历，号渔山，桃溪居士。因所居有言子墨井，又号墨井道人。江苏常熟人。吴历与“四王”、恽寿平并称为“清初六家”。
《輞川圖》 &&王原祁 （)&清初画家
《观瀑图》
马远人称“马一角”，因为他和很多画师爱画全景不同，恰恰精功残山剩水：“其实那是当时刚刚开始兴起的‘框景式’创作，画中一片远离尘嚣的清凉之景，一贵族男子宽袍大袖，肩、颈、头略微前倾，站立在栏杆边俯瞰瀑布，神情懒懒，若有所思；一仆人立于男主人旁边，两手握一长竹竿，目视主人，察言观色，随时听命。
马远原籍山西，后居钱塘(今浙江杭州)。《格古要论》对马远总结：“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此边角之景也。”作为一个出身杭州的大画家，马远在美术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他早年拜师李唐，但是画风独特，自成一家，尤擅画山水。要说他的成就有多高，就要看看现今全世界对他作品的评价，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里了两幅马远的大作《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都是被日本视为国宝级的文物，美国纳尔逊博物馆收藏有《西园雅集图》。
这幅是王己千的画作--“别人说我是个大收藏家，其实我是画画的。”王己千一再强调，外界以为他的名气主要来自鉴赏收藏，其实他是真正的画家和书法家。事实的确如此，他在绘画领域，也有很高成就。他累积研究中国传统书画一生的经验，努力尝试将中国传统的书画形式与现代艺术精神相结合，画作独树一帜，擅将油画中的浓紫、艳蓝、嫣红和明褐各色点缀山林，以深灰、暗黑诸色表现水天，苍劲雄浑。他的画作，跳出古人，又不同于时人，给人奇崛清新的风貌。
以上的画作均是王己千所收藏，后来自己捐赠，或人家收购后再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王己千2003年逝世，而在1999年的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还斥巨资143.25万美元购进宋郭熙《秋山行旅图》，可见他已经凭收藏和出售中国文物成为巨富。
大都会博物馆同时还收藏了明清两代董其昌、徐渭、仇英、龚贤、四王、八怪等著名书画家或画派的作品。由于狄龙的精神感召和方闻的学术威望，纽约地区的一些著名收藏家纷纷将收藏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收藏家顾洛阜(John&Crawford)捐赠的北宋郭熙的《树色平远》、北宋黄庭坚的《廉颇蔺相如传》和米芾的大字《吴江舟中诗》(图十、宋&&米芾《吴江舟中诗》卷)等绘画和书法作品。这一批稀世珍宝扩充了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使其中国书画形成了颇有规模的系列。狄龙又捐资赞助中国书画展厅的修建，以便能够分期陈列这批艺术巨作。
《树色平远图》郭熙 &（约1000-约1080），北宋画家、绘画理论家。字淳夫，河阳温县（今河南孟县）人。出身平民，早年信奉道教，游于方外，以画闻名。熙宁元年召入画院，后任翰林待诏直长。山水师法李成，山石创为状如卷云的皴笔，后人称为“卷云皴”。树枝如蟹爪下垂，笔势雄健，水墨明洁。早年风格较工巧，晚年转为雄壮，常于巨幛高壁作长松乔木，曲溪断崖，峰峦秀拔，境界雄阔而又灵动飘渺。存世作品有《早春图》《关山春雪图》《窠石平远图》《幽谷图》等。子郭思纂集其画论为《林泉高致集》。
士大夫畢竟無法滿足於歌頌帝國山水，郭熙《樹色平遠》短卷(1082)，便是贈給一位退官士大夫的返鄉貼切禮物。全畫的重點是江上朦朧、簡淡的漁人空間，文人理想的歸宿。這類煙雨朦朧的山水最後與南方的「瀟湘洞庭」形象等同，泛指煙雨歸雁、浪跡江湖的山水意象。
北宋黄庭坚的草书《廉颇蔺相如传》
黄庭坚书法《廉颇蔺相如传》高清晰大图
白纸本纵32.5厘米，横1822厘米。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约翰.克劳弗德藏&
此卷为黄庭坚书《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文中有节略。卷尾无书写纪年和史款，约书于绍圣二年（1095年）。卷内钤有“
内府书印”、“绍兴”连珠印、
“内省斋”、“秋壑图书”、欧阳玄印”、“项子京家珍藏”、等印鉴，还有项元汴跋。此卷是传世黄书中的名迹，《式古堂书画会考》、安歧的《黑缘会观》等书均有著录。
王羲之的书法
米芾《吴江舟中诗》全卷横559.8厘米，纵31.3厘米。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约翰·克劳弗德藏，《吴江舟中诗》原为朱邦彦所书，凡四十四行，五言古诗，描述在吴江江上逆风行舟，雇请许多船工来牵拉。因为太吃力，船工“百金尚嫌贱”，後来添了工钱，终於“一曳如风车”，但船工们“叫嗷如临战”，可见与大自然搏战的艰辛。此帖为米芾晚年力作，既有中年书风的痛快淋漓，又有晚年老道的清古从容，枯笔疏行，欹侧随意。
”昨风起西北、万艘皆乘便。今风转而东、我舟十五纤。力乏更雇夫、百金尚嫌贱。
舡工怒鬭语、夫坐视而怨。添槹亦复车、 黄胶生口咽。河泥若祐夫、
粘底更不转。添金工不怒、意满怨亦散。一曳如风车、叫噉如临战。傍观鸎窦湖、渺渺无涯岸。一滴不可汲、
况彼西江远。万事须乘时、汝来一何晩。”
《翠竹双雀图》 赵佶 &宋徽宗
&是非常有造诣的艺术家，可惜生在帝王家，最后成了亡国之君
《玄宗避蜀国》 &宋代佚名画家，
描绘的是唐玄宗在安禄山大军逼近长安后仓皇出逃，经历了杨贵妃之死的马嵬坡之变后，自汉中逃往四川，在山路上行进的情形。
【 元 赵孟頫 赵雍 赵麟
《三世人马图》】卷，纸本设色，30.03×177.1cm，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本图是赵氏祖孙三代人（赵孟頫、赵雍、赵麟）各画一副人马图拼接而成。元朝至正22年（1362年），王蒙曾在图卷上题跋，谓赵雍笔法得曹霸为多，赵麟笔法得韩干为重，赵孟頫则“兼曹韩而获其神妙”。
生活于马背上得天下的元朝，赵孟頫的鞍马画虽不及其山水画影响大，但也是成就卓著。资料表明，现存的赵孟頫鞍马画主要有：《三世人马图》卷（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人骑图》卷、《秋郊饮马图》卷、《浴马图》卷（均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调良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
赵孟頫爱画马之缘由，据其《人马图》卷题，为“画固难识画尤难，吾好画马，盖得之于天，故颇尽其能事。若此图自谓不愧唐人，也有识者许渠具眼。”又题：“吾自小年便爱画马，尔来得见韩干真迹三卷，乃始得其意云”。&&&&毋庸讳言，赵孟頫绘《人马图》时，正当元朝初立，蒙元政权对汉族文人士大夫较为轻视，因此这幅画也可看做赵孟頫对于伯乐与千里马故事的演绎，即以千里马自况，同时暗喻其他因汉族身份而不能入仕的文人，呼吁元朝统治者中能够出现伯乐，任人以才。
《康熙南巡图
第三卷济南至泰山 》 &王翚
《康熙南巡图》第三卷描绘康熙南巡至山东境内的情景。画面开始为丘陵地带，一座城池出现在众山环抱之中，此即济南府，康熙在城墙上视阅，随从若干，城门大开，南巡的先行骑兵正从城里出发，行进于绵延的山丘之间，山势雄伟，草木葱茏。队伍翻山过、河，穿过村落，群山逐渐高耸、险峻，画面出现了泰安州和泰山，康熙率扈从诸臣到泰山致礼。过泰山后，山势略趋平缓，画面至蒙阴县止。
《康熙南巡图》，绘康熙帝第二次南巡(1689年)从离开京师到沿途所经过的山川城池、名胜古迹等，每卷均有康熙出现。作品以鲜明的色彩和工整的手法，真实、细致地表现了所经之处的风土人情及农业、商业的繁荣景象，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康熙为了进一步缓和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笼络江南的士大夫阶级，于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1684年—1707年)的二十四年之间，先后到东南一带作了六次南巡。为了把“南巡盛典”记录下来，康熙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的平民百姓中间，征求并选拔绘画能手来绘制《南巡图》，在首次南巡的第三年，王翚得到多人推荐，于60岁花甲之年带了学生杨晋，到北京担任侍诏，主持《南巡图》的集体绘制工作。《南巡图》经过王翚等众多画家的努力，历时三年才告完成，南巡图共12卷总长200多米,
诗人王士祺题诗。其中6卷目前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两卷在巴黎的博物馆，1卷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卷在加拿大的博物馆。还有两卷被认为已遗失。
《秋林人醉图》 清 石涛 （），前面找资料很累，我就不多加解释了。
从这儿开始是我拍的，由于中国馆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书画，所以光线很暗（强光和潮湿都会引起书画的损伤），所以我拍的都很迷糊，也是我技术不佳没有调整相机的感光度。
由于有空位，我再继续说说王己千（来自苏州日报）---
王己千终身与古为邻，在中国文化艺术的海洋中遨游，“王己千家族陈列馆”，在世界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占有重要位置，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王己千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古意盎然、典雅的家居“溪岸草堂”，宛如一个“迷你博物馆”，坐在他的清一色明式家具摆设布置的客厅，看着四壁悬挂的书画，上自宋元明清，下至当代名家，令人如同沿着时光隧道走进中国的历史，使人浑然忘怀此刻身处十丈红尘的纽约市。听他妙语如珠谈画论艺，更是精神上一大享受。
王己千充满诗意地说：“满天下都是艺术美，你的眼睛、嘴巴、耳朵、鼻子都可以欣赏它，能欣赏是你的福气，上帝什么东西都摆在你的面前，只是可能你不会去拣；艺术是上帝的美食，如果好的菜摆在桌上，你不会品尝，是很可惜的。如果说艺术不讲美感，我反对。”他强调，艺就是美，术就是手段，用手段抓住美就叫艺术，有人不会欣赏也没办法。
《天台异松图》清
戴本孝 &（）
生在苏州数代风流
&&王己千1907年生在苏州，苏州是一座人文荟萃的古典名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自古以来，人才辈出，诞生在此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收藏家不可胜数。
王氏家族本为历代显宦的东吴世家、书香门第，前十四代祖先中的王鏊在明代时官拜宰相，且为著名书画家和文学家。十七世纪，王家才从东洞庭湖迁往苏州。王氏一门数代风流儒雅，富收藏、精鉴别，在文化史上传为佳话。清初花鸟画家王武及文学家王芑孙，也是王己千的前人。
王己千本名王季迁，由于嫌“季迁”笔划太多，改为“己千”，取“人十之，己千之”之意。他谦称，“别人学十次就会的东西，我要学一千次，因我的天份没有别人高”。
省吃俭用迷上收藏
&&问及王己千如何与收藏结缘？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他说，旧中国没有博物馆，一般收藏家将古董视为“传家宝”，不轻易示人。为了参考别人的作品，提高艺术水平，开始时是想买一幅好画慢慢欣赏、揣摩，而不是收藏。没想到“无心插柳”，日积月累，手头上攒了不少藏品。有时看到另外的好作品，手头又没有余钱，便将原有的卖掉，再换钱买别的。
由于迷上了收藏这个“无底洞”，王己千的钱似乎永远不够用。“别人是有一百万，买一二十万元的东西，我是有一百万，花到九十多万来买东西，剩下的真是所余无几。”也因此，王己千在生活中自奉甚俭，宁愿省吃俭用来攒钱购藏品。
他凭着独具慧眼的鉴赏能力和汰旧换新、以藏品换藏品的手法，在世界各地不懈搜求，蔚然成为名闻世界的大收藏家，拥有最好的中国传统书画。
问他开始收藏时，是否由于鉴赏能力还不高而“缴学费”？他笑说：“我买的第一幅画就是赝品。”那是一幅“王石谷”的山水画，当时年仅十六岁的王己千，看了很喜欢，对母亲嚷着要买，而且“非买不可”。母亲拗不过这位宝贝独生儿子的一再请求，忍痛掏出五百大洋给他买了这幅画，后来才知是赝品。当年的五百大洋，对家道中落的王己千来说，的确是很大一笔“破财”。现在回忆这件事，王己千不再觉得心痛，“这件事很有好处，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对他以后的鉴赏功力不无裨益，避免以后再花冤枉钱。
从前中国书画精品不大容易在公开场合看得到，王己千因缘际会，适逢地利之便，他的出生地苏州和青少年求学时的上海，都是全国书画中心。苏州画坛在明元两朝，名家辈出，居领导地位。苏州当时有几家很出名的裱画店，许多名画家、收藏家都拿画去那里裱，“裱画店就是一个陈列馆”，王己千经常在这些地方流连忘返，用心参观揣摩别人的作品，画艺突飞猛进。
在裱画店中，王己千对吴湖帆的作品情有独钟，他想尽各种方法拜在吴湖帆门下。由于吴湖帆以前收过学生，都让他失望，所以他本来已不打算收学生。但最后被王己千感动，“因为这个原因，我算是他认可的第一个大弟子”。
《云舫群峰图》 清
吴湖帆恩师影响深远
&&1932年，王己千只身赴上海，一方面遵母命就读东吴大学法律系，一方面在课余跟吴湖帆学画，吴非常喜欢他的聪敏好学，领悟力强，他因此有机会住在吴湖帆家中，耳濡目染老师作画及鉴赏。难得的是，吴湖帆家斜对门是上海最大古画古董商孙伯的店铺，经常有些“吃不准”的东西，拿来请吴湖帆鉴定，使王己千有机会从实物鉴定中学到许多宝贵的经验，对他艺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也是吴湖帆。
吴湖帆与当时上海著名的私人收藏家过从甚密，常常互相展示藏品交流心得，王己千因此有机会欣赏上海主要的私人收藏，包括名闻全国的私人收藏家庞元济的藏画。宋元明清历代书画，一一尽收眼底。王己千说，在近现代鉴定家中，鉴定书画真伪最有功力、最厉害的要算张大千和吴湖帆。他心怀感激地说，他很幸运，碰到的几个老师庞元济、顾麟士（王己千的表舅、清代著名收藏家顾文彬的后代）和吴湖帆，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收藏家。
王己千年纪轻轻就已成名。1935年，受聘为伦敦一项中国书画展出的艺术顾问，他用了三个月时间，浏览了所有藏画，因此萌生将明清画家印鉴出版成书，提供后人鉴定书画真伪参考的念头。他坐言起行，展览筹备工作告一段落后，他与上海德国领事文得斐的夫人孔德合作，开展一项拍摄中国绘画印章的工作。他们踏遍神州大地，将全国各地的重要典藏一览无遗。1940年，两人合著的《明清画家印鉴》面世，这是中国第一部向西方世界系统介绍明清画家作品鉴定方法的专书，至今仍为研究中国书画的重要参考。
王己千在上海东吴大学毕业后，放弃仕途发展的机会，自此与艺术结下不解缘。他在上海和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中国绘画，上海住处离国画大师刘海粟家不远，王己千常到刘家走动。刘海粟对他说，要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必须到国外开拓眼界，西方油画有许多值得中国画家学习借鉴的地方。
“刘海粟一席话打动了我”，1947年，时年四十岁的王己千偕太太远渡重洋到美国。这是他艺术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新的生活从此开始。王己千来美后，发现外国画在印象派发生以后，其实是受中国画的影响，西方的艺术源流可以追溯到中国去。“我很高兴，因为觉得中国艺术对世界艺术发展作出贡献”。他认为，中国美术的成就，已达到世界艺术的顶点，遗憾的是，西方人对中国书画了解有限。他认为有责任在美国推广弘扬中华文化，而美国丰富的人文资源，大大小小的艺术博物馆，令他乐不思蜀，流连忘返。他决定到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学一点东西”，将中国书画艺术介绍给世界，也是他的心愿。
《仿黄公望山水图》 &清 王时敏 &（）
鉴定书画无人匹敌
&王己千自言一生平顺，没有“戏剧性”。其实，他在中国书画界的艺术大师地位崇高。经他过目、观赏和鉴定过的书画，任何破绽都难逃其法眼。由于他在海外无人匹敌的权威性，美国主要博物馆和拍卖公司，都争相请他当顾问把关。他收藏书画的数量和质量，在私人收藏家中也是首屈一指。但为盛名所累，他几乎无法亲自在拍卖会上公开露面投标，只要他举牌，马上引起“王己千效应”，竞投者竞相出价抢标。
他说，有钱又有鉴赏能力的人才能做大收藏家，收藏的机缘很重要，有些东西自己喜欢，但别人不肯割爱，经过一段时间，对方又肯出让了，而且最后还是落到自己手中，心情无比欢欣。他举例，有次他到一个画廊看画，看到整个画廊都没有一幅好画，唯一值得购藏的是元朝的一幅画，他问画廊卖不卖？对方告说此画已被人先一步付了定金，王己千失之交臂，觉得很可惜，托画廊出面问对方肯不肯让，对方说不让。王己千一直想着那幅画，没想到某次他去参加拍卖会，竟然看到拍卖品中有那幅画，结果由他以低于原来画廊主人开出的价格投得。“这件事我最高兴了”。王己千收藏品的来源，一般来自私人转手出让或大大小小的拍卖会。
王己千丰富的绘画藏品，将中国书画推到美国艺术主流，使中国艺术品得以保存、维护、研究、欣赏和继承。柏克莱加州大学艺术系前主任、中国美术史权威高居翰（JamesCahill），在《王己千的山水艺术》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位评价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绘画艺术发展史，都不能不提到王己千这位举世公认的翘楚。
《仿黄公望秋山图》 &清
得意珍藏慷慨出让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直对王己千的收藏感兴趣，最初，他不想割爱，一度认为“收藏像一座雕塑，难以分割”。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大都会新建东方文物部，一再说服王己千出让25件宋元时期的画作，才丰富了大都会中国书画展馆藏品。
提起这件引以为荣的收藏情事，他得意地说，大都会“原来很少好东西”，虽然收藏家众多，但他们知道他藏画的标准较严格。他本来有点不舍，但想来想去，终于想通不可能一辈子拥有的道理，而博物馆是收藏品最好的出路，将一生心血完整的保存在一个博物馆里，是许多收藏家梦寐以求的心愿。　他说，如果他的藏品留给子孙，将来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后人守不住，“给博物馆是最好的出路，也对得起古人。否则，将好东西藏在角落里不让人看，对不起这位画家，因为画家是喜欢作品有更多人欣赏的。”他要求博&物馆载明这些画作是“王己千藏品”。此外，大都会博物馆的苏州花园园林，也是模拟他亲戚家的庭园一角建成。
他平生得意的两张“皇牌藏品”，是北宋武宗元的白描绢本《朝元仙杖图》和五代董源的《溪岸图》。董源的《溪岸图》，得自张大千转让，曾刊于《大风堂名迹》，这是王己千一生最得意的两幅藏品之一，所以他的堂号叫《溪岸草堂》。1997年5月，王己千将包括《溪岸图》在内的十二件藏品卖给大都会博物馆，随即引起一场真伪之争，部分西方美术评论家质疑这幅画的真实性，甚至一向对王己千推崇备至的高居翰也加入了战团。
王己千沉着应战，从笔墨、落款和绢质等各方面，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最后力排众议，使鉴藏界承认此为董源有署名款的可能是唯一的真迹。从而使这幅中国国宝级文物，成为大都会博物馆特别为王己千专设的《王己千家族陈列馆》的镇馆之宝。目前，王己千的家居客厅，仍挂着与《溪岸图》原尺寸大小的复制品。可见他对此画的珍视程度。
“我视此画如同亲生女儿，《溪岸图》找到大都会这样一个好归宿，就好像自己的女儿嫁到一个好丈夫一样，更有意义。而且，这样既有名又有一些零花钱。”虽然割让了珍藏《溪岸图》，王己千自豪地说：“直到现在，我还是有很好的东西。”
《朝元仙杖图》，便是王己千口中的好东西之一。这幅画也有一个故事，此画原为一个犹太古董商待价而沽，但许久无人问津，犹太人对此画的实际价值失去信心，拿来跟王己千换了六幅画。事后他得知这是武宗元存世的真迹，后悔不已，欲再跟王己千索回，两人因此对簿公堂，官司打了两三年，最后法官判王己千胜诉。
王己千喜欢画的程度，比喜欢书法更甚。他说，画比字复杂，文人画最注重笔墨，“就是天真”，天真是文人画的原则，意味童心未泯。他打趣说，人越老就越坏，变得“老奸巨猾”，不像孩子作画富童真。“在老奸巨猾后，才发现童心未泯的可贵”。
在众多古代画家中，王己千最喜欢元末书画家倪瓒的书作，因为“笔墨传神”，这是中国绘画的精髓，寥寥数笔，就把一块石头几棵树画得神定气足。
《溪山樾館图》
&明 &董其昌
以上，大都会博物馆里中国馆里的绘画介绍完了，
跳脱古今独树一帜　
“别人说我是个大收藏家，其实我是画画的。”王己千一再强调，外界以为他的名气主要来自鉴赏收藏，其实他是真正的画家和书法家。事实的确如此，他在绘画领域，也有很高成就。他累积研究中国传统书画一生的经验，努力尝试将中国传统的书画形式与现代艺术精神相结合，画作独树一帜，擅将油画中的浓紫、艳蓝、嫣红和明褐各色点缀山林，以深灰、暗黑诸色表现水天，苍劲雄浑。他的画作，跳出古人，又不同于时人，给人奇崛清新的风貌。
及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王己千画风骤变，大胆创新，诸如用拓印法、泼墨法和海绵揩抹法等，胸有成竹，任意涂抹，随意成形，继而用笔略加描画渲染，再补充细节，构成新奇独特的画像。尤其近年来，他的画作构图完全跳离山水形象，只剩下笔墨和色彩，“在似与不似之间”，这种任由水墨画随意成形的新技法，让一向视王己千为正宗水墨画代表人物的人，目瞪口呆。在书法方面，王己千也创出个人独具特色的笔墨风格，他的书法不单是写字，而是深具画意的“字画”，他将画作的艺术以书法表现，两者兼容并蓄，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蜚声中外，王己千言谈仍然非常谦虚，他平日喜穿中式对襟短衫，显得“非常中国”，但他的艺术思潮、风格却非常前卫。
他妙喻，画画就跟恋爱一样，最初“很盲目”，也像拣太太，第一个不一定找得好，可以另起炉灶，选几个对象，确定了自己的宗旨，可以从一而终，也可以在发现更合适自己创作条件时见异思迁，改变自己的思路，但最终目的是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他说，由于受西方艺术思潮影响，他喜欢创造。他对书画艺术美的思辨认识颇为独特。他指出，画山水，虽是山水，但有自己面目，在形式方面必须有创造。他认为，中国画最成功的是笔墨，笔画是中国画成功的本质。中国画从写字而来，离不开笔墨。现在很多中国画家画得好，但字写得不好，书画双绝的少之又少。画的笔墨比写字复杂，但中国画是从写字而来。即是说唱歌尽管唱，不管唱的是古典或流行歌曲，嗓子一样，但好坏有其标准。“我说的唱歌的比喻，就是倪瓒画作的灵魂。”
他续称，就像最高档的设计，好在哪里说不出，“妙不可言”。“笔墨这东西，现在很少西方外国人懂。”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于天真烂漫，反璞归真。审美的角度人人不同，每个阶段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某个时期可能很喜欢某个画家的作品，但过一段时间，可能又不喜欢了。就收藏而言，品味大家也不一样，就像音乐，有人欣赏交响乐，有人喜欢迪士可。
他把表达艺术的方式概括为具象、抽象和造象，说到这里，他起身离开，一会儿回来，手上拿着一件典型的日本瓷人和一件墨西哥变形雕塑人体像。他指着日本瓷人说，这件东西属于具象，墨西哥人体像则是抽象。另外，他指着客厅陈列的一件千年彩陶罐说：这就是造象。王己千指出，抽象，象是真的面，即是艺术品中我的笔墨问题，抽象以外再加一个造象，就是画狗不要像狗，画猫不要像猫，要有所创造。
他说，“总要有人当敢死队，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他认为中国书法是造象，“写得好要不像字，像前人的字就是不好，就是抽象。抽象不是不好，过时了”。他解释，在艺术道路上，他并非求新求变，而是“求前进”，不囿于任何笔墨的禁锢。
王己千除了在艺术上和收藏上的成就傲视同侪，正如他的学生中国书画研究专家、曾任纽约苏富比拍卖公司中国书画部主任的张洪所言，王己千是古老中国与现代中国人之间的一座桥梁。很少人上半生住在中国，下半生住在西方，又能用现代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传统艺术。
以上文章来自苏州日报，当然对这位老乡歌功颂德，其实对他的评价还是有点争议的，他虽然没有像上篇介绍的卢芹斋那样是大文物走私贩子（据说他有些画从卢那儿购买），但是那么多名画流出来海外，和他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可是他命好、长寿（活了96岁），荣华富贵都有了。
走笔至此，由王己千我不由的想起了张伯驹老先生，这是他和夫人潘素在鉴别古画，论1949年之前的家世、名气和中国文物的收藏，他比王己千响亮多了，可他的结局却令人唏嘘！
张伯驹（），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之一。张伯驹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1918年毕业于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历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华北文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日病逝于北京。艺术大师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平复帖》---“法帖之祖”
《平复帖》为晋代陆机书法作品，流传有绪。明董其昌曾说过：“右军(王羲之)以前，元常(钟繇)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
《平复帖》跋)）。实际上，清乾隆年所刻《三希堂法帖》中居首位的钟繇《荐季直表》并不是真迹，明代鉴赏家詹景风早就有“后人赝写”的论断。何况此卷自从在裴景福处被人盗去后，已遭毁坏，无从得见。在传世的法帖中，实在再也找不出比《平复帖》更早的了。
《平复帖》被评为九大“镇国之宝”。作者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墨色微绿。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其字体为草隶书。《平复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对研究文字和书法变迁方面都有参考价值。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古代书法——草书》特种邮票1套4枚。其中之一为陆机章草书《平复帖》。根据尾纸董其昌、溥伟、傅增湘、赵椿年题跋，可得知《平复帖》历代递藏情况：宋代入宣和内府，明万历间归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再归张丑。清初递经葛君常、王济、冯铨、梁清标、安岐等人之手归入乾隆内府，再赐给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欣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后溥儒为筹集亲丧费用，将此帖待价而沽，经傅增湘从中斡旋，最终由张伯驹以巨金购得。张氏夫妇于1956年将《平复帖》捐献。
游春图展子虔，是北齐至隋之间（约550年~600年）的一位大画家，由于他擅画山水人物，这幅经宋徽宗题写为展子虔所作的《游春图》卷，是画家传世的唯一作品，也是迄今为止存世最古的画卷。文物简介长卷，绢本，横80．5厘米，设色纵43厘米。此图描绘了江南二月桃杏争艳时人们春游情景。全画以自然景色为主，放目远眺：青山耸峙，江流无际，花团锦簇，湖光山色，永波粼粼，人物、佛寺点缀其间。笔法细劲流利。在设色和用笔颇为古意盎然，山峦树石皆空勾无皴，但线条已有轻重、顿挫的变化。以浓烈色彩渲染，烘托出秀美河山的盎然生机。　
这也是张伯驹捐给故宫博物院的，与平复帖一样绝对的国宝。
（），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14日生于官宦世家，系之子，的表侄，过继其伯父。张伯驹先生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从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当初仅为爱好，曾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传世最古画迹隋《》、唐代大诗人的《》等等，经他手蓄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
张伯驹先生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艺术，建国初期，张伯驹创办北京古琴研究会、京本艺术研究社、中国书法研究社、诗词研究社，直至临终前，还对中国韵文学会筹备事宜念念不忘。
张伯驹一生捐献的国宝，在当时便有人估计已高达亿元之巨，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又何止这个数目，他的大儒景行、菩萨慈行、高道善行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
张伯驹先生的父亲，字馨庵，河南项城秣陵镇阎楼村人。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哥哥的内弟，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河南提法使等职。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人物。
张伯驹先生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毕业后，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后曾在、、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
张伯驹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他自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初时出于爱好，继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他不惜一掷千金，虽变卖家产或借贷亦不改其志。如曾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等。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自云：”一件《卷》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甚而被匪徒绑架、生命堪虞，犹称“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其传奇般的际遇，成为久传不衰的佳话。
不惜代价、甚至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既是出于爱国至诚，也是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认识与由衷的酷爱。张先生慧眼识宝，所藏书画件件堪称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在他的藏品中，晋陆机《》是中国传世书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则是传世最早的卷轴画，也是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合为双璧。此外还有唐杜牧《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山居图卷》等等，都是在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对于斥巨资购藏并用心血保护的法书名画，张伯驹先生和夫人女士（金碧青绿山水画家）并不视为一己所有，而是看作全民族的文化遗产。
北平解放后，曾任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56年，收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大礼：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及其夫人，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杜牧的《张好好诗》、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等8幅书法，无偿捐献出来。
张伯驹先生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电视纪录片《》的策划之一、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章宏伟由衷地感慨，章宏伟说，为故宫做捐献的最顶尖的有两位，一位是捐的，一位则是捐书画的。陆机的《平复帖》，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虽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的《》，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
“这几样东西父亲随便留给我们一件，就够我们几代人吃不完的，那可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啊！”与惟一的女儿、73岁的张传彩老人笑咪咪地说。父亲在后海留下的惟一一所老宅因年久而修缮，她与老伴楼宇栋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大早便冒雨搭公共来约定地点接受采访。从外套后面不小心露出来挂着月票的红绳，让人很难想象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七旬老人，曾经是鼎盛时期在北京拥有数处院落、那个显赫而富有的张家大小姐。“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睡觉前听父母讨论，说最后这一部分字画怎么办。我们那时年轻，也从来不过问父亲的事情。但知道他眼睛很厉害，收藏的东西都是精品中的精品。”1955年底，政府发行公债，号召人民踊跃购买。也对这个新生的政府产生了信赖与热忱，“他跟我们说这个政府可不像国民党，我们应该要重视、要热爱”，一向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张伯驹还曾通过当时的统战部部长，把自己珍藏的李白真迹《上阳台帖》捐献给喜欢书法的（1958年由毛泽东转给故宫收藏）。所以在动员大会回来后就跟夫人商量买公债之事。“当时家里生活是没什么问题，但没有多少现钱，因为钱都买了字画，哪还有钱啊！”于是张伯驹与夫人商量，将30载所收藏的8件精品捐献出来，成为故宫的永世藏品。政府为此奖励的20万元，被张伯驹婉言谢绝。“他说得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张伯驹的女婿楼宇栋回忆。“很多人不理解父亲，把好大一座房子卖了，换了一个帖子，再把这个帖子捐出去，到底为的是什么？但我能理解他，我真的能理解他。”张传彩老人很平静地说：“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爱国家的人，他认为这些文物首先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只要国家能留住他们，他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
据当代资深山水画家、国画理论家先生回忆：1980年夏，他陪同、、、等老人同游颐和园时，河南的一位领导问关松房、张伯驹两位老人：当今很多名人都在考虑建博物馆、灌唱片将自己的艺术作品传世，您们是不是也有考虑？张老回答：“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不用操心了”。张老的回答令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对其肃然起敬，这是张伯驹先生1982年过世前对个人收藏的一次公共感言。
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亲笔为捐献8件国宝的颁发了一个褒奖令，这张薄薄的纸片，被张家地保存着，它也见证了一个深爱中华文化的人为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所做的伟大贡献。
可就在两年之后的1958年，张伯驹被打成右派，之后“赶出”北京去吉林省，后来由于陈毅元帅的暗中帮忙和政策稍微宽松，
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1965年，张伯驹将《》以及所剩的其他古书画共计三十多件藏品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吉林省博物院时，当时吉林省有一位叫的文化官员，他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了。
随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张伯驹一家备受冲击和迫害，以至连吉林也呆不下去，只能回流北京老家，但连户口都报不上，成了无户籍居民，直到1972年才有了戏剧性的转机。
日，当时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主席来到了北京八革命公墓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9时许，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出现在追悼会上。毛主席面对陈毅元帅的遗像，默然肃立。顷刻，他扫视着数以百计的花圈、挽联、挽幛。倏忽间，老人家像发现了什么！他缓缓地走过去，伫立在一幅挽联下，只见挽联的上联是：“仗剑如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下联是：“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毛主席低声吟诵:“仗剑从云……遍树红旗。”“中州张伯驹敬挽”，备加赞赏地说:“这幅挽联写得好啊！”
张伯驹给陈毅挽联中的意思，可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讲他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艰苦奋斗、转战赣闽南北、对党衷心不二；一个是讲他在新四军的砥柱作用和他后来率华东野战军作战江北的显赫声名；一个是讲陈毅的逝世，万民哀悼。当然为了与下联的“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一句对称，在上联的末尾还有“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一句，这些是挽联立意和精妙之所在，也是让毛极为侧目之所在，彰显了张伯驹的才华！
老人家沉思了片刻，徐徐转过头来，向张茜夫人问:“张伯驹呢，张伯驹来了没有？”“张伯驹没有来。……追悼会不允许他参加。他们夫妇俩从吉林回来，一没有落户，二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张茜的声音低沉，强抑着眼中的泪水。这时，毛主席的目光又回到张伯驹的那幅挽联上，良久，他转过身子，对周总理说:“你过问一下，尽快解决。”
在这之前---
1972年1月6日，陈毅副总理与世长辞，夫人张茜特派人通知了张伯驹夫妇。得此噩耗，伯驹老人捶胸痛哭，仰天长啸。他和着泪水书写了上面那幅挽联，托人转交给张茜同志。此后，这对老人他们日夜盼望着能够接到参加追悼会的通知。然而，当时的历史背景，怎么会有可能呢？1月11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以沉痛的声音播出了陈毅同志追悼会已于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消息。张伯驹这时才知道追悼会已经开过了。知音永诀，连最后致哀的机会也被剥夺，他悲痛欲绝！听到广播以后，冒着凛冽的寒风和飘舞的雪花，匆匆上街，等了许久，终于买回一张《人民日报》。张伯驹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夫人，取过报纸，他读着《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消息，久久地凝视着陈毅同志的遗像，又低声抽泣起来，一会儿变得脸色苍白，目光呆滞。夫人见状，急忙上前把他扶到床上……
陈毅元帅的逝世，对张伯驹的打击是很沉重的。他，一位旧世出身的知识分子，一位普普通通的百姓，国家的副总理曾先后三次邀请他到家里同桌对弈，开怀畅谈，而且陈毅了解他、关怀他、爱护他，与他有知遇之恩，如今，他去了，永远去了……
张伯驹从吉林回到北京后，陈毅无意中得知，于是曾派人去了解情况，张伯驹夫妇的困境，虽然那位善良的吴同志没有向陈毅同志如实全部汇报，陈毅同志还是从张茜那里知道了情况。周总理前去医院看望陈毅同志时，陈毅同志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向总理讲述张伯驹对国家的贡献和目前的窘境。中央文史研究馆的章士钊同志也已向周总理作过汇报，周总理已作了“予以安排”的批示，但是，那种特殊的年代，阻力重重，希望成了泡影。周总理遵毛主席嘱托，又亲自过问此事。此后，进展之快，异乎寻常。不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亲自派员将聘请张伯驹为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聘书送到了后海南沿的丛碧山房，并告之，这是毛主席、周总理嘱咐和陈毅同志生前嘱托办理的。继之，所在派出所所长和户籍员主动登门，为张伯驹、潘素夫妇办理了落户手续。
说起张伯驹的收藏还充满了故事和壮举，《》是其中最典型一例。
张伯驹最早是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当时归（）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之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的《》卖于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情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据王世襄回忆，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第二年又请也向溥儒求购，同样在20万元的要价前止步。　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的张伯驹后来偶然得知溥儒丧母，急需钱财为母发丧，经傅沅叔斡旋，以4万元购得。张伯驹后来得知，另一位白姓字画商人听说此事后，也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庆幸的是，《》已在手里。后来写了篇小文，只淡淡地提及此事，“在昔欲阻《》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张伯驹眼里，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的价值，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　“我父亲每个月都要到上海分行去开会，一早飞机下来以后，我们的车去接父亲。”像往常一样，一辆汽车开在前面，张伯驹乘坐的那辆车跟在后面。谁知一进胡同口，张伯驹很快被一辆黑色小汽车上下来的人带走。　绑架者的身份和底细也很快成了上海滩公开的秘密——他们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绑架者明显是冲着张伯驹的钱财来的，但张家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变成了那些珍贵的字画了。“我父亲的叔叔跟我母亲到处借钱，因为家里没有钱，他们有钱都买了字画。”张传彩回忆，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变卖字画，拿钱赎人。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父亲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说不要以为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却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一件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潘素将年幼的张传彩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后来的几年里，张传彩只记得父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母亲潘素为了不让像《》那些国宝级的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地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　
与《》，是另一段值得被永远铭记的佳话。30年代溥仪到东北当伪满洲国皇帝时，带走故宫1200件珍贵文物，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一些珍贵字画开始流于市面。“吾人即建议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一、所有赏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认为，那批文物中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琉璃厂一位叫的老板正为一幅古画寻找买主，这幅古画正是稀世珍宝《》。张伯驹原本建议故宫博物院出面买下，并表示如果经费不够，自己“愿代周转”，但故宫方面仍未有回应，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心个人出面购买。
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述。张伯驹似乎是注定为收藏而生的。收藏有两大要件：一为财，二为才，前者自不必提，至于后者，天生聪慧的张伯驹有令人惊叹的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自己曾回忆，在友人家里偶翻一书，过若干天后，还能将其中诗句背诵下来，而持有此书的友人却毫无印象。
有人曾经描写他所见到的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颀长，肃立在那里，平静如水，清淡如云，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张伯驹那时所经历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而对世俗的生活相当淡漠的张伯驹，好像也一直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张伯驹的老朋友孙曜东回忆，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那时很多字画商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因为人家开出的价，他从来不还。”张传彩说。
张伯驹散淡的个性，著名红学家曾有很传神的描述：“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要回学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就走，摆脱俗念，我们那个关系没人理解。”
1945年，王世襄参与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得以与张伯驹结交。王世襄后来回忆，他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倒给我添了负担了”，“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王世襄回忆自己拿到这幅“稀世之宝”时的心情。“《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国画大师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1995年5月，著名画家先生出版画册，其中有一幅“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1982年初，黄永玉携&儿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
王世襄也感慨：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4万块购买《平复贴》、黄金17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5年将8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先生、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赏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晚年的张伯驹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
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所谓“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或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便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不幸离开人世，享年84岁。
张伯驹和王己千是同时代的人（张比王大九岁），同出生于官宦世家，同样对文物收藏有嗜好和研究，也同为收藏大家，品格高下立见，但中年之后以及晚年的遭遇和际遇却恛然不同，是天意还是造化弄人......？
至此，我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游走到此结束，感谢观博的朋友们的耐心和支持。下篇我们自由神像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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