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财色交易还是印度教 性别压迫迫

最近,在国内公交、地铁上性骚扰女生的“顶友”火了。尤其是在北京通州的一位女子因为反抗公交车上的性骚扰而被对方用水果刀扎至重伤的事件,更让舆论纷纷谴责这群loser。

女性在公共场合遇到性骚扰该怎么办?如何引起周围人注意?如何防身?这些问题无疑都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性骚扰远不止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也不仅发生在公共场所,甚至不止是人们眼中的“loser”会做出这种事。

在美国的硅谷创投圈,投资人Dave McClure和Justin Caldbeck前段时间被控性骚扰而辞职。事件曝光后,才发现这仅仅是冰山一角……这些事业有成、仪表堂堂的投资人,主导着创投圈的“潜规则”……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我要么拿到更多的钱,要么就只能裁员。所以有一次,我去和一个当时很有权势的风投会面。他点了一瓶5千美金的酒。我说我不会喝酒,你不用点这样(这么贵)的酒。但我后来甚至不记得酒杯被倒满了多少次。他突然对我说,我很吸引他,他想吻我。他在桌子下摸我的腿。他说他会帮我。他表现得仿佛他是我的救世主。”

说话的人是Cecilia Pagkalinawan,目前是美国一家叫Apploud的公司的CEO。尽管是众人眼中的女强人,她也有借口去洗手间呕吐而从宴席仓皇逃跑的时刻。她保守了这次会面的“秘密”十几年。但最近,知名硅谷投资人Dave McClure和Justin Caldbeck被指控性骚扰。于是,Cecilia和许多职业女性都决定鼓起勇气站出来,诉说自己的经历。

Gesche Haas也有和Cecilia Pagkalinawan类似的经历。她是Dreamers//Doers的创始人。有一天她结束与天使投资人的工作谈话,回到酒店后,收到了投资人的邮件:“我很喜欢你。不跟你上床我是不会离开柏林的。成交?”

看到邮件的Gesche Haas感到震惊又难堪。她最终选择将这件事公之于众。2014年她起诉了投资人Pavel Curda。很多人因为这件事在推特上辱骂她为荡妇,叫嚣着“我会把你的喉咙割断”。

在硅谷,女性是少数群体。有许多人担忧如果说出同事、上司或投资者的不恰当行为,会遭遇报复。

硅谷的公司在与员工签约时常常包含一个条件——非贬低(Non-disparagement)条款。该条款禁止雇员泄露公司的内部工作,在离职后也不得对外谈论前同事或者老板的行为。这个条款本身没有问题,但在男性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行业,条款就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帮凶。

比如2013年,Stitch Fix的创始人Katrina Lake向自家董事会状告当时的董事会成员Caldbeck性骚扰。董事会同意将Caldbeck从董事会中剔除,但以非贬低条款为由让她对这件事保密。

律师Rita C. Tobin说:“公众不会意识到行业中性别歧视、性骚扰和年龄歧视有多普遍。因为人们不能说,至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说。”

当然,也有少数人对这些条款嗤之以鼻。他们有足够的存款,不在乎公司发不发放遣散费。他们可以在与公司解约时选择“不和解”,这样他们就能公开谈论公司的事。

“我级别较高而且比较知名,所以这些条款对我没有影响。但这些条款让弱者更弱。”一位从知名网站离职的人这样说。

创业者和投资人的关系又和传统的雇主-雇员关系稍有不同。他们常常需要在非工作时间会面,在餐厅、酒吧、咖啡店等场所约谈。对于年轻的创业者们来说,这是正式会议的一部分;而对部分别有用心的投资人来说,顺手牵羊再容易不过。

比如企业家Cheryl Yeoh,最近发了一篇长文叙述自己被骚扰的经历——结束了团队的头脑风暴后,其他人离开了,而投资人McClure执意留她下来。

对于这一系列不公的根源,企业家Lisa Wang从女性的角度分析:“我认为这来源于实力的不对等。”

根据调查,男性控制了大部分资本,比例高达百分之89。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决策。数据分析服务提供商PitchBook的数据显示,2016年风险投资公司向男性创业者的创业公司投入了649亿美元,而女性创业者的创业公司仅为15亿美元。女性创业者寻求资本支持时,面向的主要是男性。

即使是CEO、是公司创始人,这些职场女性也感觉到了工作中男女待遇的不对等,女性的话语权太小。“当投资人见到一名男性创业者,他们会首先考量这是否是一个机会,这个人是否是个好的合作伙伴;而当投资人见到一名女性创业者,他们会首先看到这是一名女性。”

正如只靠少数族裔,不能结束种族主义;只靠妇女,也不能结束性别歧视。仅仅靠“受害者”是不能改变现状的。

每个人都该反省自己是否带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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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国内公交、地铁上性骚扰女生的“顶友”火了。尤其是在北京通州的一位女子因为反抗公交车上的性骚扰而被对方用水果刀扎至重伤的事件,更让舆论纷纷谴责这群loser。

女性在公共场合遇到性骚扰该怎么办?如何引起周围人注意?如何防身?这些问题无疑都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性骚扰远不止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也不仅发生在公共场所,甚至不止是人们眼中的“loser”会做出这种事。

在美国的硅谷创投圈,投资人Dave McClure和Justin Caldbeck前段时间被控性骚扰而辞职。事件曝光后,才发现这仅仅是冰山一角……这些事业有成、仪表堂堂的投资人,主导着创投圈的“潜规则”……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我要么拿到更多的钱,要么就只能裁员。所以有一次,我去和一个当时很有权势的风投会面。他点了一瓶5千美金的酒。我说我不会喝酒,你不用点这样(这么贵)的酒。但我后来甚至不记得酒杯被倒满了多少次。他突然对我说,我很吸引他,他想吻我。他在桌子下摸我的腿。他说他会帮我。他表现得仿佛他是我的救世主。”

说话的人是Cecilia Pagkalinawan,目前是美国一家叫Apploud的公司的CEO。尽管是众人眼中的女强人,她也有借口去洗手间呕吐而从宴席仓皇逃跑的时刻。她保守了这次会面的“秘密”十几年。但最近,知名硅谷投资人Dave McClure和Justin Caldbeck被指控性骚扰。于是,Cecilia和许多职业女性都决定鼓起勇气站出来,诉说自己的经历。

Gesche Haas也有和Cecilia Pagkalinawan类似的经历。她是Dreamers//Doers的创始人。有一天她结束与天使投资人的工作谈话,回到酒店后,收到了投资人的邮件:“我很喜欢你。不跟你上床我是不会离开柏林的。成交?”

看到邮件的Gesche Haas感到震惊又难堪。她最终选择将这件事公之于众。2014年她起诉了投资人Pavel Curda。很多人因为这件事在推特上辱骂她为荡妇,叫嚣着“我会把你的喉咙割断”。

在硅谷,女性是少数群体。有许多人担忧如果说出同事、上司或投资者的不恰当行为,会遭遇报复。

硅谷的公司在与员工签约时常常包含一个条件——非贬低(Non-disparagement)条款。该条款禁止雇员泄露公司的内部工作,在离职后也不得对外谈论前同事或者老板的行为。这个条款本身没有问题,但在男性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行业,条款就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帮凶。

比如2013年,Stitch Fix的创始人Katrina Lake向自家董事会状告当时的董事会成员Caldbeck性骚扰。董事会同意将Caldbeck从董事会中剔除,但以非贬低条款为由让她对这件事保密。

律师Rita C. Tobin说:“公众不会意识到行业中性别歧视、性骚扰和年龄歧视有多普遍。因为人们不能说,至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说。”

当然,也有少数人对这些条款嗤之以鼻。他们有足够的存款,不在乎公司发不发放遣散费。他们可以在与公司解约时选择“不和解”,这样他们就能公开谈论公司的事。

“我级别较高而且比较知名,所以这些条款对我没有影响。但这些条款让弱者更弱。”一位从知名网站离职的人这样说。

创业者和投资人的关系又和传统的雇主-雇员关系稍有不同。他们常常需要在非工作时间会面,在餐厅、酒吧、咖啡店等场所约谈。对于年轻的创业者们来说,这是正式会议的一部分;而对部分别有用心的投资人来说,顺手牵羊再容易不过。

比如企业家Cheryl Yeoh,最近发了一篇长文叙述自己被骚扰的经历——结束了团队的头脑风暴后,其他人离开了,而投资人McClure执意留她下来。

对于这一系列不公的根源,企业家Lisa Wang从女性的角度分析:“我认为这来源于实力的不对等。”

根据调查,男性控制了大部分资本,比例高达百分之89。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决策。数据分析服务提供商PitchBook的数据显示,2016年风险投资公司向男性创业者的创业公司投入了649亿美元,而女性创业者的创业公司仅为15亿美元。女性创业者寻求资本支持时,面向的主要是男性。

即使是CEO、是公司创始人,这些职场女性也感觉到了工作中男女待遇的不对等,女性的话语权太小。“当投资人见到一名男性创业者,他们会首先考量这是否是一个机会,这个人是否是个好的合作伙伴;而当投资人见到一名女性创业者,他们会首先看到这是一名女性。”

正如只靠少数族裔,不能结束种族主义;只靠妇女,也不能结束性别歧视。仅仅靠“受害者”是不能改变现状的。

每个人都该反省自己是否带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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