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09年11月28日至29日在广州白云山“山庄旅舍”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海外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我们多年习惯于接受“海外中国研究”的说法之后，有必要提出“中国海外研究”的议题。中国未来三十年或者六十年的发展，需要进一步了解发达国家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以矫正我们对世界的片面认识。同时，中国经济活动的触角已广泛延伸至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中国经济全球化在所在国产生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与文化作出前瞻性的研究。所以，主题为“中国海外研究”的本届论坛，将聚焦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本届论坛涉及的具体议题包括：中国的“天下观”和“第三世界”理论、亚非拉研究、中国的海外民族志、发达国家的海外研究经验、当代中国的世界观等。
以下文字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经发言者阅校和编辑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由于篇幅所限，本刊将分两期发表本届论坛的研讨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访问开放时代网站（），浏览完全根据录音整理的原始版本。
吴重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杂志社）：中国作为一个敏感的躯体
今天我们既在此举行第七届开放时代论坛，同时也顺便庆祝《开放时代》二十周年。《开放时代》的前身为创刊于1982年的《广州研究》，从1989年第1期起，《广州研究》改名为《开放时代》。如果我们仔细端详“开放时代”这四个汉字，可见其本分的表情。正因其表情内敛，方可希望她容纳各异的声音，并最终形成一种平稳的表达。在我看来，“本分”事实上是指，它能够敏感而均衡地去领略所有新兴的力量。
选择在广州白云山“山庄旅舍”讨论“中国海外研究”这个话题，能感受到时间与空间上微妙的穿越性。因为在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十周年之际的1965年5月28日，周恩来、陈毅就曾在我们今天租用的这个会议室里与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讨论第二次亚非会议怎么开。“万隆会议”是世界现代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完全由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发起组织的国际会议，是第三世界崛起的开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面貌和国际关系格局。然而，由于美国和当时苏联的遏制，第二次亚非会议无法如期在非洲的阿尔及利亚首都举行。直到四十年后，2005年4月22日至23日，第二次亚非峰会才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可见重建世界秩序需要多么久长的峰回路转！
在这个会议室里，我们将用两天的时间，纵横古今天下，并且“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理论”，直到有关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的讨论。我们希望能穿越时空，感受中国作为一个敏感的躯体如何谨慎地在今天这个世界格局中树立自己的形象。
第一部分：中国世界观的思想资源
何新华（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兼评清代中国政府的三项外交原则
我发言的题目是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内容分三部分，一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世界观念；二是清代的外交原则及其评价；三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价值。
一、传统儒家的外交观念
古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观念，主要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中国儒家思想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它决定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方向。儒家思想本身并没有专论外交思想。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儒家这一系统中剥离出一些对外交往的基本原理和思想，其中包括大一统、华夷之辨和怀柔远人。
儒家思想体系中，最能关系到整个宇宙秩序、世界秩序建立的思想就是“大一统”。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影响着中国国内的政治制度，而且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同样影响深远。
“大一统”思想的内涵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其中“大”为尊重、重视之意。“统”为开始之意。“大一统”之含义为“尊一始”，这正是它的初始涵义。到了秦代，“大一统”含义开始发生了变化。李斯提倡“天下一统”，他说的“天下一统”，是统一天下于秦。“一统”这一概念，在春秋与战国的几百年间，由于历史阶段不同，使用的人不同，便有了新的内涵。至汉代，董仲舒关于“大一统”的论述在“大一统”含义演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公羊大家，董仲舒依然把“大一统”理解为“尊一始”，然而董仲舒在谈到“大一统”时，却与实现“大一统”的手段联系了起来：统一异道，统一异论，统一百家，统一旨意，统一法制，统一法纪。以致原初的“尊始”观念里混入了“大统一”的含义。“大统一”贯穿着一个“力”字，王道尽失，霸道凸显，以致湮没了“大一统”原初的“尊—始”观念，“大一统”变得更像“大统一”了。
“大一统”思想经过春秋、秦汉等时期的发展，最终完成了一个概念的重构和更新，此后的“大一统”大致包含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道统一元。这是由“大一统”思想中最初的含义“尊—始”发展而来。就道统的一元而言，万法归宗，天命归一。道统是实现统治天下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一个政权具有正统性的标志。道统思想是“大一统”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深刻反映了儒家之仁与王道的政治理想。王朝统治合法性主要来自于道统这种软实力，而非霸道。
第二，时间一元。这同样是“大一统”思想中具有的原始含义。“统”之观念与历法最为密切，颁正朔就是这种时间一元的体现。这种正朔就是《春秋》所言“王正月”。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下，自然的时间演化成了“天人合一”的政权合法性。天下的时间都在天朝的时间节奏中。不仅中国国内要实行“正朔”，属国也要执行中国的这种正朔。因此每到王朝一统时，中国都要向属国派出官员颁布不同的历书，以示皇天眷命。
第三，空间一元。这是 “大一统”思想中后来出现的含义。这一概念与国家分裂相对立，是指在广大的领域内建立统一国家，在最大的空间范围内达到统一。而这一最大空间范围，即是中国特有的天下观念。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世界上没有一处不归王者所有。
总之，秦汉之后的“大一统”思想中最终包含了道统一元（天命归一）、时间一元（万世一系）、空间一元（普天之下）之意。世界万物全部笼罩在这种一元性的秩序之下，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道无二致，政无二门”。
“大一统”理念影响下的中国对外关系，一切政治关系皆为内政，没有“国家间”外交，没有与中国平行的、多元的国家观念，“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在“大一统”思想和政治格局支配下的对外关系，只有君临天下的一元等级世界秩序：中国居天地之中心，以控周边的万邦属国。有西方学者把“大一统”看作“中国的世界观”。
华夷之辨是儒家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另外一种理论。
“大一统”观念具有强烈的一元与整体意识，然而这种整体并非是部分的简单叠加，而是内外有别、远近不同。中国、诸夏和四夷从中心向边缘渐次扩展，最终形成一种“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差序格局。华夷之辨就体现了这种构想，它成为儒家外交思想中另外一个重要部分。
华夷之辨原理包含有两种含义：
其一是“严夷夏之防”。夷夏之间保有严格的尊卑之分，保持着严格的距离和相对稳定的关系。华夏不主动去勤边远略，“王者不治夷狄”。四夷不得侵扰华夏并觊觎中国的权力和财富：夷不谋夏、夷不乱华。
其二是“以夏变夷”。夷夏之间，华优夷劣，“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这是用夏变夷的前提。因此孟子认为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以夏变夷”又表明华夏文明包举天下、不忍四方长期陷于蛮荒状态。
华夷之辨的两种内涵相应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严夷夏之防”导致了种族上的“华夷之辨”。在这种原则指导下，华夷的身份由其血统来决定，后发展为汉族中心主义、种族沙文主义，这是华夷之辨的负面影响。而“以夏变夷”则导致了文化上的“华夷之辨”。在这种倾向下，华夷之间的划分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分别。四夷与诸夏之区别，不是“民族”界限而是“文化”优劣的区别，古代诸夏代表的中国是一个“文化中国”，即“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华夷之辨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对外关系，一方面确立了华夏民族在文化上的自信心和优越感，进而形成了对外关系格局里中国居高临下、傲视万国的情势。但另一方面，华夷之辨理论中的“文化中国”概念又确保了夷夏关系的开放性，成为推动天下秩序内部发生变化的推动力。
怀柔远人是传统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第三项原则。这一观念来源于仁的概念。仁是儒家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它不仅适用于人际关系，也推及到了国家间关系。在国家间关系上，儒家主张由华夏中国行“仁道”即“王道”来德化天下。
从“王道”理论中延伸出传统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两项原则：“和平”与“礼治”。和平观念导致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出现了慎用武力征伐、强调整个世界和谐相处的观念。礼治观念导致中国与他国互动时，采取礼的方式，即“事大志小”的模式。
怀柔远人指导下的对外关系，是一种对外国单方面施恩、关怀的体现。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儒家的世界观念。传统的儒家对外思想，强调世界为一整体；在构成世界整体的中心、边缘各部分，其地位有尊卑之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互动方式是和平交往。
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包含的这些对外思想，长久以来影响了中国的对外交流模式。首先，从对外决策的过程而言，儒家思想体现出的外交理念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历代政府的对外决策过程。其次，儒家外交理念具体转化和内化为一系列复杂的制度、规则和礼仪，永久地规定着帝制时代中外交往的性质和范围。
二、清代的外交原则及其评价
如果说儒家世界观念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外交往的普遍指南，那么清朝的外交原则是这种普遍理念的具体化。在儒家外交思想影响之下，清代在对外的实践活动中发展出了处理对外关系的三项具体原则：不干涉属国内政原则、不介入周边国家战争原则和“兴灭继绝”原则。
（一）清代外交的三项基本原则
1. 不干涉属国内政的原则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外交观念，主张“王者不治夷狄”，实际上就已包含了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到清代，这种传统的“王者不治夷狄”的原则与清代统治者特有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政策相结合，汇成了清代对边疆地区和外国实行的不干涉内政的政策。
不干涉属国内政的政策有两项内容：其一，对于属国的各项国内政策，清廷从不进行干预。清代即使对于最为核心的属国，也不驻军、不设官、不征税、不实行司法管理。其二，对属国内部的动乱，不进行任何干预。
这种不干涉政策，使属国的独立得到完整的维护。按照现代国际法的标准，中国的朝贡国没有一个失去主权与独立。外国学者评论：“中国的外交策略愿意对这些遥远的入贡者发号施令……它明智地满足于拥有皇朝最高权力遍及世界边缘的名声。”
中国这种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使中国的“属国”概念与西方国家的属国概念有了本质的区别。西方概念下的属国，其内政、外交全归宗主国所有。朝贡体制下的属国概念明显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属国。在晚清时代，中、西两种不同的属国概念发生了冲突。
2. 不介入周边国家战争原则
“蛮触相争，不与过问”，在属国之间、周边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在不威胁中国安全的前提下，清廷一般采取不干涉政策并严守中立。清代，在比邻中国的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常有邻国之间的战争。对于冲突一方要求中国支持、干预的请求，中国一般不问缘由，一律严词拒绝。
3. 兴灭继绝原则
不干涉内政、不介入邻国之间的战争，并不等于中国对属国的命运漠不关心。对于那些即将灭亡或已经灭亡的属国，中国又采取“兴灭继绝”的方针。清代的兴灭继绝政策一般采取两种手段。
其一，出兵保卫或者扶持原先的政权复辟。一般而言，在多数情形下，对于周边国家的内战，清廷采取不介入政策。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清廷在接受到内战一方请求的情形下，派兵参战。19世纪中期之前，清代只有一次派兵干涉了属国的内政。18世纪末期，安南发生西山农民军叛乱，在旧政权的请求之下，乾隆皇帝以维持正统为名派兵进入安南境内，扶植原来的后黎朝国王黎维祈上台。
其二，对于旧政权的王室成员，给予礼遇，妥善安排，给予政治庇护，避免被新政权赶尽杀绝。清代前期，暹罗、南掌、安南多次发生政权交替，清廷都坚持这种兴灭继绝原则。
（二）对清代外交原则的分析与评价
1. 不干涉属国内政原则促进了多元文明和谐共处
清代不干涉属国内政原则，对于异质文明国家有很强的包容性。
中国的朝贡国家中，有三种不同的文明形式。除了朝鲜、琉球、安南三国与中国同属儒教国家外，暹罗、南掌、缅甸是小乘佛教国家，苏禄等南洋国家又是伊斯兰教国家。清朝时期，苏禄国王为了与外来势力斗争，甚至派遣使者要求将“版籍”奉给中国以求中国保护。在广州体制和恰克图体制下，清代又吸纳了西欧国家和俄罗斯。在各种世界秩序中，朝贡体系是最具包容性的一个体系，很难想象在朝贡体系的世界中会发生所谓的“文明冲突”现象。
2. 不介入邻国间战争原则维护了地区和平与稳定
清代政府不介入邻国间的战争，是基于对国家间战争会引起生命死亡、流离失所的深刻认识。在保障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清代的这一外交原则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这种不干涉周边战争、采取等距离和中立的政策，看似被动，实际上起到了控制战争规模扩大，尽快结束战争的作用。冲突双方不会出现利用强大外力援助战胜对手的企望，缺乏了战争意志，交战双方的敌对行动是很难继续下去的。这是危机处理中一种非常高妙的手法。从效益上进行分析，对于大国，限制自己的军事行为，表面上可能有所损失，但是大国可以集中财力发展本国经济，使大国获得一种长治久安的局面。肯尼迪在其《大国兴衰》中曾指出帝国衰落的原因在于帝国“过度的扩张”，这种过度包括追求额外的土地、财产的现实行为，也包括追求帝国荣誉而战的虚名。中国是一个拥有漫长“帝国”史的国家，若从秦代开始，大的帝国就经历了两汉、隋、唐、两宋、元，到明清时代，历代中华帝国已经几度兴衰。对于一个具有以史为鉴传统的大国，中国很早就懂得帝国过度扩张对一个农业国家的危害。为了万世基业，统治者愿意限制本身的权力，对于这点，统治者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智慧。
现代国际体系下，很少有战争没有大国在后台操控。与中国这种政策相对照，在周边发生战争之后，大国很少有不利用这种机会为其牟利的，以致有的在第三世界发生的战争干脆被称为“代理人”战争。代理人战争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一些大国甚至会亲自操刀走向前台，在战场与敌人面对面厮杀。这种大国参与、操控的战争不仅给当事国造成危害，对于大国而言也成本巨大。一个陷入战争很深的大国，无论成败，都会深陷战争泥潭。
3. 兴灭继绝原则体现了古代中国人道主义精神
兴灭继绝原则，是古代中国的家族伦理观念在国家间关系中的扩展与应用，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春秋大义，是儒家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原则中，国家就如一个扩大的个人、家庭。国家间关系同样应该遵循“人伦”原则。儒家伦理中，传续血脉、传宗接代是个人生命的重要意义之一，推而广之，国脉牵涉到血脉，国脉的灭亡就如个人血脉的灭亡。维护一国国脉永存，这是儒家伦理中的重要原则。中国不仅不轻易灭他人之国，而且在属国危难之际，还要挺身而出，尽力维持这些政权的统续。在这些被灭亡国家的君主流亡中国后，清廷给予合理安排，清初流亡中国的安南莫氏家族被安插在广西，乾隆末期安南流亡国王被安插在北京，这实际上开了政治避难的先河。
三、重新发现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价值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以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为基础的东亚世界秩序——朝贡体制运作长达一两千年之久。一个制度能运行这么久，它肯定是有价值的。尽管传统外交思想以及朝贡制度有颇多可议之处，但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任何外交原则及其指导下的世界秩序，其背后都有一种基本的文明价值作为支撑。正如现代国际体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一样：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国际关系，折射了西方文明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观念。清代外交原则和政策，也是中国礼制文明在对外关系中的体现。礼乐是中国礼治文明的主要特征。其中“礼”强调等级，“乐”强调和谐。
中国传统外交思想、观念及其原则构成了当代中国外交的思想资源，它们是中国外交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也是建构多元文明共存共生的思想资源，是建设世界新秩序的一种可能性方案。
以上内容如有不当，敬请批评指正，谢谢。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山大学逸仙讲座教授）：毛泽东与中国的“国家理由”
这个发言题目不是我选的，而是会议主题设计者非要我讲的。坦率说，我很不愿意讲这个题目。但议题设计者是朋友，而且我没法反驳他的理由：他说我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毛泽东与现代中国。的确，我做过一点儿研究，但我不愿意谈，因为自己的研究还很零碎，而且，如今一谈这个题目，如果你不从自由派角度来一通批判，就会被看作“新左派”。不过，最终促使我决定还是谈这个题目的原因，反倒恰恰是由于有这样的顾虑。其实，我并不担心文人雅士把自己说得面目全非，而是忧心要么新左派、要么自由派的着眼点实际上会有碍我们研究毛泽东与中国这个题目——我们需要摆脱的恰恰是这样的着眼点。
有人马上会说，你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着眼点。没错，我有兴趣尝试的是，从古典学问的着眼点来看毛泽东与中国这一大问题。什么叫做“古典学问的着眼点”？我先用两个例子来简要说明，然后马上转入正题。古希腊、罗马的伟大纪事作家，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到撒路斯特、塔西托，实际上都是当时的政治哲人，他们的纪事作品（如今称为“史书”）都是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发生的政治事变。他们绝非仅仅在纪事，而是以一种如今可以称为“古典政治哲学”的眼光来认识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我想尝试的是，用他们的观察视角来看我自己经历的时代发生的政治事变——这就是我所说的古典学问的着眼点。其次，我们知道，晚清学人意识到，中国如今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我看来，这场变局的实际含义关键在于两点：一是中国的政制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中国面临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但晚清学人——尤其廖平、康有为面对这一变局的思考——无不以中国传统古典学问为基础，这就是我所说的古典学问的着眼点，他们并未掉进后来从现代西方涌入的各种“主义”的观察点。1898年7月，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之时，康有为给皇上进呈了一篇《法国革命记》，在进呈“序”中，康子说：
昔孔子读《诗》至“殷士肤敏，灌将于京”，乃掩卷而叹曰：“大哉！天命无常，故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8页）
按照施米特的看法，现代国际政治格局形成的开端是法国大革命，这意味着：西方的政制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拿破仑的征战拉开了西方国家也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帷幕。由此来看，中国学人面临这一局面并不太晚，但康有为的问题感觉仍然来自孔子，如今我们会觉得实在过于迂腐。可是，仅凭这一句，我们可以看到，康子用孔子的“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这一感叹来对应法国大革命，何其切中肯綮！
如果要研究毛泽东与中国这一大课题，应该以晚清学人的古典意识为基点。邹谠教授的长文《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就以康有为1895年的上书起头（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毛泽东面临的中国问题明显承接自晚清志士，这就是中国面临从未面对过的制度挑战和国际政治格局。可是，清末民初的中国志士谁个不是如此？毛泽东并没有什么特别。当毛泽东正在进入领导中国革命的位置时，他以诗词这一古典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的想象，这就是著名的词句“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中国”（据说在60年代才改为“一截还东国”，理由是“不能忘记日本人民”）。
中国是亚洲最早建立民主宪政的国家，然而，早产的民主宪政把中国带入军阀割据的内战状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针对的是所谓伪民主宪政，但反过来也可以说，孙的革命破坏了已然建立的宪政秩序，断送了第一共和。事实上，随后出现的军阀割据乱局以及日本太阳帝国乘机蚕食中国，都是二次革命导致的结果，甚至为“汉奸”论提供了现实依据。汪精卫宣称，日本人是来帮助我们结束内战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法结束内战状态。值得对比这样的史实：第一次欧战爆发时，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已经面临介入国际冲突的抉择问题，并最终选择了参战，派出了数百人的工兵部队，人数虽少，国家角色却不小；然而，第二次欧战爆发时，中国却处于内战和外敌入侵的双重煎熬，气都缓不过来。
毛泽东在内战状态中仍然不忘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表明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是要整合已然分裂的中国。完成中国的基本统一之后，毛泽东对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如何定位的考虑成了他首要的政治关切。70年代初与美国的和谈因台湾问题陷入僵局时，毛泽东的一句话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台湾事小，世界事大。”战略重点的转变，在我看来始于差不多六十年前朝鲜半岛上爆发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现在已经清楚的是，这场战争并非毛泽东所希望的，他的当务之急是统一中国。美国强势介入使得战争态势突然发生逆转后，毛泽东决定积极介入的决心越来越强（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次战役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片欢腾，东德总理跑上大街，把自己的帽子抛向天空。朝鲜半岛战争之后，毛泽东的两个大举动实际上都与他对中国占据世界战略位置的想象有关：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以“超英赶美”为目的，这是晚清洋务派早就梦想过的；60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支援所谓“世界革命”的目的联系在一起——1965年3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决志发动“文革”之前，在武昌梅岭闭门一月，首先审度的是国际局势，打破“冷战”格局的战略意图就在这里形成（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0
所谓“冷战”，绝非仅仅美苏两个“雅尔塔协议”的最大受益者之间的直接对抗，而是苏联操控 / 夹持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家集团与美国操控 /
夹持的“联合国”集团之间的国际对抗，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与他的内战战略原则基本上一脉相承：一是跳到外线作战，独立开辟新的战场；二是农村包围城市变成了贫穷国家包围富豪国家——支援亚非拉。如今学界所乐道的毛泽东为中国打开的新世界格局，的确与这一重大战略行动有直接关系，或者说属于这一战略行动的直接战果之一。
令人感兴味的问题来了：毛泽东在成功建立第二共和以后的两次与中国占据世界战略位置有关的行动，都以建立“公社”为直接的政治诉求，而“公社”作为政制理念恰恰是现代西方的政制想象，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与此有实质性的内在关联。让我们把视野重新拉回清末民初，或者说用清末民初康有为的问题意识来看“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我们可以问：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制度挑战化解了吗？中国在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了吗？从皇权政制经民国宪政（第一共和）和内乱及外敌入侵，毛泽东成功建立起第二共和，并不意味着制度挑战得到化解，否则，不仅中国政制传统中的优良成分将一笔勾销，第二共和的建立者的抱负也被打上了一个大问号——我们不能忘记，第二共和建立之前，毛泽东曾经再次以古典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意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了吗？毛泽东替中国找到了一个位置：划分三个世界，然后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现在看起来，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阶级冲突政治论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翻版。当时的处境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实际政治利益的强权国家正在继续角逐世界政治的领导权，毛泽东的实际政治战略——续铁托的南斯拉夫——突破了意识形态外衣，从冷战外线切入世界政治领导权，其战略意识正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立诉求。冷战结束意味着美苏两个超级强权国家分享政治领导权的政治格局解体，新一轮争取政治领导权的国际冲突格局开始形成。可是，冷战格局被打破，不是美国的强权压过了俄国的强权，而是中国在毛泽东带领下争取民族国家自立突围冷战格局。民族自立是强有力的政治原则，与美国的普世价值形成竞争格局。
我不得不感兴趣的是：毛泽东最终赋予中国的“国家理由”究竟是什么？他的新制度想象和新方式的关系究竟如何？康有为的“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这一感叹用来对应第二共和建立后的两次革命行动（“大跃进”和“文革”）恰当吗？这是我给自己出的思考题。
我的发言已经超时，只能讲到这里了。谢谢各位。
老 田（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及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
一、毛泽东思想的实践特色与管理学维度
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理论家不同，他是在行动以后开始思考的。他领着一支失败的小部队上了井冈山以后才开始他一生中间最重要的思考。他最重要的思想（文章）都是在实践中遭遇问题之后才提出来的。弱小的红军在面对强势的国民党政权和军队时，如何生存下去、发展壮大并实现胜利目标？正是在这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间两个核心问题意识：一是如何把农民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集结起来以支持革命目标，这是一个很标准的管理学课题；二是以弱胜强的问题，即竞争方略问题。我结合管理学、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竞争的力量对比方面，其中最重要、最特别的是毛泽东的竞争思想。
美国学者克莱因提出“国力方程”，他把一个国家的国力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三项构成，其中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经济能力主要包括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军事能力包括技术和投放能力；第二部分为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两项。第二部分中的两项最高分为1分，最低分为0分。可以看出，第一部分基本上与经济和技术相关的，我称之为“有形实力”，第二部分是力量运用的主观方面，我称之为无形实力，那么竞争性的国力就等于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之乘积。
国力＝（基本实体 + 经济能力 + 军事能力） ×（战略意图 + 国家意志）
对于提升无形实力，毛泽东有一个简洁的说法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泽东始终不认为弱势竞争者一开始就应该选择出局，而是有着胜利的希望，关键是还有无形实力提升的文章可以做。他在1964年7月9日说：“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这个看法延续了《论持久战》中间的认识：“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根据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有必要把克莱因的方程的后一部分做点修改，这样无形实力就由“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项之和构成。
竞争力量＝（基本实体 + 经济能力 + 军事能力） × （竞争意志 + 组织程度）
在中国革命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平民革命始终是力量弱势一方，要以“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坦克”装备的敌人，就不能不在提高无形实力方面想办法，这就限定了竞争方略的选择：弱势博弈者必须在组织和管理方式上胜过对手，有形实力不足要以更高的无形力量（更高昂的竞争意志和更高的组织水平）的优势来弥补。最终目的当然是要实现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的乘积大于国民党军队，这才是共产党战胜强敌的关键所在。其实孙子说“上下同欲则胜”，就是指无形实力决定胜负这样一种思想。而无形实力的提升就得依靠发展“官兵一致”的“上下同欲”程度。美国记者塞尔登在国民党军队中间发现“五不和”：军政不和、军民不和、军军不和、兵将不和、兵兵不和，这是无形实力受损失的几个主要方面。反过来，共产党八路军强调“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
我们来看看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是怎样实现“上下同欲”以提升无形实力的。第一件事就是搞供给制。据黄克诚老将军回忆，开始很多军官是不愿意接受供给制的，在国民党军队中间军官可以吃四菜一汤，少校每月有180元大洋，但井冈山地方很小，给养困难，不同意也不行，只能接受供给制。就管理而言，这就取消了上级干预、影响或者挟制下级的关键手段，“文革”经常批判的“物质刺激”其实在井冈山时期就取消过。然后，通过建立士兵委员会，推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在管理权力的分配上也极大地拉近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距离，这相当于搞政治上的平均主义。
除了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平均化之外，毛泽东在上井冈山的路上，还偶然发现，共产党员比较多的连队，士气很高，也很少有逃亡现象，而且下级监督上级也不错。这样，他就开始探索在专职的管理者之外，发挥积极分子在管理中的作用。在“三湾改编”的时候，他就把积极分子的作用制度化了，在各个连队建立“战斗堡垒”。结果这开创了毛泽东最为独特的管理思路：既要提高自己的组织程度，同时又减少强制手段的运用。
二、对正规管理模式的扬弃与“反修”思想的根源
在红军中间，专业管理者权力降低了，干预下级的强制手段也减少了，再结合分配上的供给制，其经济利益也下降了，这样就构成了社会学所说的“相对剥夺”，而相对剥夺容易激发管理层的右翼激进主义。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把整个党史说成“路线斗争史”，核心问题意识是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因为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都最小化了，所以，引发了官员持续的不满。毛泽东把抑制管理层不满的全部努力过程称为路线斗争，并且把历次党内分歧逐渐产生管理层的不满进行结构化理解，认为这种情况与阶级利益一样，肯定是要自动回归的，解决一次之后，下次又会自动恢复，这样就需要在外部寻求一种力量或者压力，来平衡和抵消管理层的“复旧”趋势，就跟阶级斗争必然会有两个方面一样。这就把党内政见分歧理解为管理层持续不断地回归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趋势，为此需要在管理层之外的被管理层中间组织起必要的力量来进行平衡，这就构成一个“一分为二”的观察视野。
根据地时代，管理层的右翼激进主义在共产党内一直受到外部压力的抑制，因为处于蒋介石和日本人优势兵力的威胁之下，管理层的不满无法走出很远，就要遭遇一个必须回头的恶劣形势。比方1929年红四军七大的时候，一些军官很讨厌毛泽东坚持扁平化管理，因为这降低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于是他们把毛泽东这个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候选人给选掉了。但是非常不幸，随后出击闽中、梅县等地遭遇惨重的失败，红军兵力损失三分之一，结果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发言权下降了，这样，很多人就不得不反省自己的不足，这才有了形成《古田会议决议》的条件。这个文件对共产党内部军队管理模式和上下级关系是一个根本性的纲领性文件。
长征之后，经过延安整风，通过小组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压力，来敦促官员反省自身的认识不足，毛泽东的扁平化管理模式此时被重新命名为“群众路线”，在整风的压力之下再次得到多数人的赞成，同时，弱势条件下的竞争方略也得到大家的认同。借此次整风运动的推进，毛泽东那种与正规管理和正规战争完全不同的两大思想要点，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广。延安整风结束后，共产党历史上群众路线或者说扁平化管理处于历史最高点。
毛泽东晚年的“反修”问题意识，是从井冈山时期突破正规化管理的各种要求之后产生的。这个认识在党内不同政见的争论中间逐步深化，得到提炼并概括为“路线斗争史”；而与苏联争论的深刻分歧，与党内的持久争论在内涵上相当一致——管理中间上下级关系如何定位以及被管理者参与管理的程度。在大连中苏两党干部的分歧和相互看不惯，就是后来“反修防修”的实质内容所在。毛泽东思想与“苏修”开叉的地方，就是扁平化管理和正规化管理的不同之处。这在毛泽东看来，必须走出正规化管理的局限，不仅意味着与统治阶级正规化管理形成区别，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如何有效凝聚农民群众的人力物力资源，这是提升无形实力的关键领域。
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和军队是弱势群体，官兵关系要亲密，军队和老百姓关系要亲密，有外部压力的时候，扁平化管理能够维持，由此促成并维护内部高强度的合作。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外部压力消失，结果导致官兵关系、官民关系的疏远，上下级之间的距离符合社会分层的规则。但毛泽东对此很担忧，不停地设法阻止干部脱离群众。有人说，战争是对政体和管理绩效最严格的检验，因为经过了以弱胜强的革命战争检验，所以，毛泽东毕生笃信扁平化管理的效力，反对专业化管理中间的权力垄断，坚持群众化，在许多党内同志都改弦更张之后，他依然坚持不改初衷，这就扩大了彼此之间的思想差距。由于差距越来越大，他倾向于把这个方面的不同政见，向上和向下联系，形成一种全局性的思考框架——“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并且总是以路线斗争的内容去注释阶级斗争，以路线斗争的结果去预测社会制度的演变趋势，并联系到公有制社会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对立维度，去理解不同政见背后的利益权力要求，还给赫鲁晓夫的“变修”以社会学解释——说他代表苏联的高薪阶层；向下联系到建国后系列政策失败和干部执行上的左右摇摆，认为问题之所以得不到解决，是因为追求不同于工人农民的独立阶层利益。
对于毛泽东作为革命者和建设者的一致性，日本学者近藤康邦指出：“毛泽东对外对抗侵略，对内突破束缚（‘冲决罗网’），发挥人民自己的力量，把国家独立和革命结合起来。他这一根本思想是一贯的，其核心是‘人民、矛盾、大同’，是从外部对帝国主义的‘绝对批判’。”“在革命时期，他把‘人民’理想主义和‘实际’现实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在建设时期，他的根本态度没有变，在军事、外交领域相当成功地把两者结合起来，但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却出现了背离，陷入了困境，便倾注力量于再结合。”近藤还认为到197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包围圈被打破了，近代中国的“救亡”课题到这个时候才得以解决。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发展出来的思想认识，被否定，被视为晚年错误，但那却是他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问题意识的深化和推广，是他毕生所思所想的逻辑延伸。如何发挥人民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建设，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度如何自存于竞争的全球秩序之中，这不是抄袭第一世界的制度就能够实现的，这是毛泽东对“先生打学生”命题的深化。
三、毛泽东思想与美国制度实践的另一次开叉
除了跟苏联人对于正规化管理的思想开叉之外，毛泽东思想在另一个方面是跟美国的制度实践开叉，按今天自由派的说法，是跟普世价值、主流文明不同。毛泽东时代既反帝又反修，除了政治和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认识论方面的开叉。就“反修”的实质内容而言，他否定正规化管理，认为这不可能在农村地区生效。另外，他也始终不相信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能够整合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甚至，这种制度还不能保证中国社会的安定。他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说：“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这仍然没有脱离“弱势博弈者需要不同于强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的基本认识逻辑，不过是上升到了根本制度层面，不仅战争中间有形实力不足要追求不同于敌人的竞争方略，和平年代的经济建设，也一样不能抄袭先行国家的制度。
1949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这场革命对于全球格局的影响是很大的。1946年毛泽东评估世界力量时说美帝是“纸老虎”，还内在地假设美国国内各个阶级的不统一：只有极少数资本家喜欢战争，大部分美国人民持反对态度。他把国内内战的两方分野搬到国际论证当中，不仅美国国内不一致，而且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全球格局，也如同中国国内的阶级对立，在帝国主义主导的一个压迫剥削阵线之外，还有与其对立的另外一个反压迫阵线，这两者之间关系也是两分的和对立的。
刚才刘小枫教授讲到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给毛泽东的国际格局思想带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当时美国很轻视中国的军事力量，麦克阿瑟说过“中共军队并不是不可侮的力量”，而他手下的情报官威洛比则说，中共军队是游击战出生，从未和任何一个军事强国直接作战过，而且装备不统一，后勤保障很困难；关键是中共介入朝鲜战争的最有利时机早已过去。而毛泽东从政治出发，考虑的是如何在与美国的军事较量中建立中国的威慑信用，这样来看，把美军放到鸭绿江边来，再赶回三八线去，更为理想。毛泽东使用的是完全不同于战场指挥官的计算损益方法。
毛泽东曾经说过，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中国和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打过，除了抗日战争因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日本投降之外，每一次侵略战争无不以战败签署辱国条约而告终。对于饱受侵略苦难的国度而言，建立起自身的威慑信用，以终结列强的野蛮侵略，就是极为稀缺的无形资产，对于减少侵略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有着巨大的价值。
朝鲜战争以后，毛泽东自信心很强。他在1953年说，抗美援朝的胜利有可能阻止美国进一步的军事冒险，而且可能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还有点得意洋洋地说，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和平也可以，战争也可以，两样都可以干。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不能惹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叠遭侵犯的历史开始扭转，凭借自身的力量在与超级军事强权的战争中间建立有效的威慑信用，成本当然不低，但在毛泽东看来所得大于所失。要在战后的世界里建立有效的威慑信用，在他看来，最好是和世界超强的美国打，而且是把美军放到中朝边境来打，直到最后把他们赶回去。等到美军的全部军事优势尽情发挥却还不能取胜，中国所获得的威慑信用作为“无形资产”，才能够在全球生效，并可以保障中国很长时间的安宁与和平。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毛泽东开始全面规划国内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亲自敦促订立12年的科技规划、12年的农业纲要等等。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他相信长期和平是可能的。
1954年，中国帮助越南把法国军队赶出北方，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新中国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如果按照欧洲的均势外交传统，中国这时已经是越南局势的一个担保方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对越战争的时候，中国就警告他们，如果他们要违反日内瓦协议，就如何如何。话说得最厉害的要算陈毅元帅，他说等着美军打进来，等了16年，头发都等白了。
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间，美国拆英法的台，这也让毛泽东感到高兴，他看到西方阵营内部并非那么一致，还认定以炮舰政策为代表的旧殖民主义趋于没落。1957年他在莫斯科提到“东风压倒西风”，体现的就是这种信心。1958年他决策炮击金门战争，在内部讲话中说要以边缘政治政策对付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警告美国海军尊重中国12海里的领海范围，抗议36次之后美军才勉强听话。这一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于中国安全的看法，倾向于轻视外部因素，又把眼光转到国内来。1959年他提出防范杜勒斯所说的“和平演变”问题，并对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表现给出一个修正主义评价，判断他代表苏联的高薪阶层，还说“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70年代报章上狠批阶级投降与民族投降，并认定两者有内在的一致性，其认识源头即在于此。
与美军交战并且战而胜之，中国的威慑信用建立起来了，经过1958年金门炮战的测试，他开始轻视美国的军事威胁。内部讲话中间说美军困在全球各个基地里头，就像“牛尾巴绑在桩上”，不像是进攻态势，不再视为有威胁的力量。中国外部威胁可以在自己的力量基础上解决，关键则在于自己的力量能否组织起来，能否让社会上层保持足够的对外竞争意志，而不像赫鲁晓夫那样代表高薪阶层，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搞民族投降。这样，国家安全态势改善，就与井冈山之后的系列政见分歧在因果关系上相互支持和证实，把问题意识收敛到管理层是否产生独立的利益和追求，是否脱离群众并回归统治阶级的旧路，这是中国能够有效凝聚老百姓的力量，消弭阶级分化的鸿沟，团结一致对外的关键。这样一来，近代史中间统治阶级的表现，也成为一个反面参照物，毛时代经常宣传慈禧太后和蒋介石这样的统治阶级代表，总是选择对外投降和对内镇压，这也被解释为内部阶级矛盾超过民族矛盾的结果。这样，中国的安全问题，在毛泽东那里，就变成共产党是否会退化为统治阶级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共产党要蜕变成那样，就会与人民大众处于矛盾激化状态，同时会导致对外的民族投降和丧失竞争意志，那样中国的安全就毫无保障了。
总的来说，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认定中国虽然有形实力尚弱，但可得到无形实力方面的弥补；而无形实力的提升，根据地时期的经验是必须实现管理层的群众化；而管理层常常从权力和利益诉求出发反对群众化，这就构成“文革”期间的“路线斗争史”叙事线索。特别是后来越南战争美国人陷入泥坑，再次让他看到美国人必然失败的趋势，这也强化了“纸老虎”不可怕，内部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认识。最终，毛泽东把在国内战争中间的竞争方略普遍化了，并运用到国际竞争的分析中去，把管理层拒绝的管理模式视为第三世界国家有形实力不足条件下的唯一致胜方略。只要国内的“反修防修”取得胜利，对外竞争胜负就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这样，他就超越了“社会制度标准”和“地缘政治标准”，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与其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如何侵略压迫别国，不如说“苏修”的坏样板使得劣势竞争者内部无法提升无形实力，特权阶层的存在妨碍了选择对列强竞争的有效方略。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要解决在世界格局当中的问题，还是内部管理层的障碍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种认定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走出了“极左”或者超越了意识形态争执的看法，是不准确的，而是他晚年“反修”思想的深化——把弱国的对外竞争归结为内部管理层是否愿意走扁平化管理这条“革命路线”的问题。
四、一个小结：毛泽东到底看到了什么
毛泽东在井冈山实行的管理模式，我称之为“扁平化管理”，按照今天的说法，其三大特点是：经济平均主义、政治平均主义，还引入大量积极分子帮助专职管理者开展工作。由此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都最小化了。这在共产党根据地，就已经形成了三大差别很小的社会景观，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就会带来一个社会扁平化的后果。此时，无需依赖强制性的规范管理，就能够把无形实力提升到足以克敌致胜的程度；红军内部的组织程度提升，就不是依靠强硬的管理手段起作用，而是靠激发下层的自觉性，这与竞争意志（当时称为阶级觉悟）的提高一样，都要依托于管理层的群众化过程。
按照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毛泽东的管理要求，实质上接近于一种追求异化程度最小化的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中间，不是追求上级对下级的有效控制，而是追求一种下级的自觉和上级的引导相结合的效果。按照毛泽东自己的总结，就是要追求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这种方式的管理效果，而不是通过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处理全球格局的竞争性视野中间，复活了国内战争中间的竞争经验。50年代末期，他已经倾向于把内部管理层的问题和弱点视为对外竞争失败的要点（“变修”意识），“文革”期间对党史按照“路线斗争史”进行重新梳理，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认识。到70年代初期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时，对外竞争的胜负就完全被看作是内部管理层蜕化的一个必然后果，而赫鲁晓夫的对外投降则被视为苏联特权阶层、高薪阶层产生了独立阶级利益的标志性事件。
回顾毛泽东的一生，从赣南根据地的群众整风运动，到延安的小组批评，1957年提出“开门整风”要求给老百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到“文革”时期号召老百姓组织起来并且用舆论批判的方式制约社会的上层，他毕生都在寻求一种制约管理层脱离群众的有效压力机制。毛泽东的认识走了一个循环：为了有效地对外竞争，就需要更高程度的内部团结，为此就不能不敦促“不情愿”的管理层放弃统治阶级的常规管理路线，选择群众化的路线。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人都发现，他关于对立面之间的互动和结构之间“一分为二”的思想始终不变。与后来宣传“大锅饭养懒汉”的问题意识相反，毛泽东从不把被管理者的消极面视为重大问题，而是始终把管理者本身视为管理绩效差的首要问题。到了晚年，他这一思想越发笃定。1964年他对龚育之等人谈哲学的时候，把这个认识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虽然他谦虚地称自己是“土哲学”，但他却按照“土哲学”标准把握马克思，他说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大国，就跟战争时期的以弱击强一样，关键是要实现高水平的内部整合，精英阶层与人民的距离不能太大。他所关注的始终是：要在外部成功地“反帝”，必须在内部解决好“反修”问题。这样，在毛泽东那里，阶级分析法超越了国界，内部的“走狗”式统治阶级是列强剥削和压迫事业的代理人，而全球统治阶级的联合则是第三世界国家受剥削压迫的关键，这才是毛晚年思想的关键逻辑。今天看来，他对于全球力量对比和弱国管理层的消极性判断，得到了部分证实，这个问题意识得到了历史验证，但并不代表就能够解决实践中遭遇到的诸多难题。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冯达文（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古典天下观的另外路径
何新华老师的演讲给我很大启发。但是从评论的角度来说，有点不够满足的地方。他谈清代外交的三项基本原则时，其与儒家的关系展开得不够充分。另外，我们理解的作为人文教养的儒家和后来作为政治制度的古典社会的建构其实有很大的差距。古典社会的政治建构不纯粹是儒家的，还包括法家、阴阳家等。从“大统一”的观念来讲，虽然董仲舒很强调这一点，但是“大统一”的观念后面有宇宙论作为支撑，这种宇宙论与农业文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春夏秋冬的变迁与政治建构的变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农业文明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这种建构体系把农业文明的长处推到了极点。只是我们现在从工业文明的角度来看，它似乎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评论“大统一”的观念，一元等级的秩序和华夷之辨，恐怕都要放在农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宇宙论框架体系下来考察，才会有更圆满的结论。
我再补充一点，中国古典的天下观其实有另外的路径值得我们注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最后归结到我们要建立大同的社会。其实天下为公的思想对古典知识分子影响非常大，它强调“同”。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庄子·天下篇》，它强调人跟天地宇宙的关系，也是“同”的。他对“道术将为天下裂”、“往而不返”，感觉很悲哀。《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的观念跟《庄子·天下篇》的“道”的观念是非常接近的。冯友兰认为《礼记·礼运篇》的大同观念不是儒家的，而是道家的，这个是可以讨论的。我提出要注意这两篇文章的意义，不是现实的政治建构，也不是可以操作的东西，而是它们对于文明的反省。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不应刻意剥离意识形态
听了三位教授的报告之后，我有一个印象。我感觉，我们研究古代史，哪怕清朝，我们会把意识形态的文本当作实际的东西，反而讲到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时候，我们刻意把意识形态剥离掉，将其简化为国家实力和竞争的问题。
何新华老师的讲演，在我看来，比较注重文本分析。著名的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吉尔兹）曾经做过印尼爪哇和巴厘岛的民族志研究，写出了文笔优美的民族志，可是他的书出版后，1965年印尼发生了大屠杀。读者会问，为什么读你的书，完全想象不到这个社会在暴风雨的前沿呢？我向何老师提的问题是：我们按照古代哲学文本去看的话，很难看得到中国是经历过数次农民革命的国家，我们又如何按照正统的天下观、文本的天下观来解释农民革命的问题呢？第二，关于古今对照的问题：我们先前的天下观的体制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天下观的基础是什么？其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在新的世界格局体系下，我们能不能随心借用古代的观念？
刘小枫教授提出了制度的问题，我非常同意。但是制度的问题和政治治理的问题还是有所区别。政治治理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之一，制度问题涵盖面更宽。讲制度问题就要讲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从清朝到毛时代，再到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考察毛的战略和清朝整个现代化过程，在我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应该放在理解制度问题的核心位置。
李江涛（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远交近攻”与“近交远攻”
向何新华教授请教。我们在春秋战国有 “远交近攻”的外交思想，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外交策略刚好相反，是“近交远攻”。那么从春秋战国到清代，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外交思想的演变脉络是怎样的？您如何评价“远交近攻”的外交思想？
黄万盛（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综合考虑意识形态、文化、制度和利益关系
几位老师的发言都非常精彩，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本杰明·史华慈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叫《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跟何新华教授发言的题目类似，但你们二位对中国古代世界观的理解实际上有很大差距。我想，冯达文先生刚才讲到那两篇古代重要的文献，可能应该有更多的考虑。余英时先生在荣休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为他举行了一个纪念讨论会。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方正教授在会上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吸取中国古代协和万方的外交理念，处理当代国际事务》，也是讨论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念。我年轻的时候读一些明朝的文献，记得在《明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与血腥相伴。我们仅强调其拓展外交，而在军事暴力方面谈论很少，但是郑和下西洋之后，的确广泛拓展了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外交事务的进展，促进了永乐之后朝贡制度的发展，此后东南亚地区的冲突和战争大规模减少。我们从明史中读到，东南亚国家来朝贡的时候提着当地的土特产，价值并不大，但是皇帝看他们臣服，非常高兴，赏赐的都是金银珠宝。进贡品和赏赐品的绝对价值差距很大，乃至于后来一些海盗也三五成群地组织起来到朝廷朝贡，皇帝照赏，导致明朝国库渐空，后来朝贡制度在明朝后期就停下来了。所以，我很赞成刚才小枫讲的“礼治”和“德治”的理念，它不完全服从今天我们讲的表面平等的原则，它后面有很复杂的利益交互。这些问题我们如何了解？这是一个深刻的资源，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小枫教授突出“礼治”的问题，在此，我想提供一个参考。我们经常将“礼”翻译为ritual，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博士韩载鹤（韩国人）的论文在法学界影响很大，他将“礼”视作Chinese constitution，从根本大法的角度来考虑“礼”的问题，这样就把“礼”从一般的等级制度引伸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观念上。我想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刚才严海蓉的评论是非常典型的人类学家的立场的看法。中国复杂的外交理念和海外的世界观，我们很难用今天的一些概念、符号来切割，比如我们是在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它的政策还是在政策的角度考虑它的意识形态，或者制度与因素等等。我的基本立场是，它是一个复杂结构，其中毫无疑问有意识形态的要素，有文化传承的习惯，甚至有那个时代复杂的利益关系。比较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对利益关系的考虑不够充分、透彻，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更愿意看到一些把意识形态、文化、制度和利益冲突的要素综合起来考虑的历史的个案研究。
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正反都要考量
对中国的传统，我们发掘其资源，很好，但是要两点论，正反都要考量。
何新华教授将“兴灭继绝”提到很高的层面，认为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黄万盛教授刚才提到权力和利益等因素，我觉得这种“兴灭继绝”肯定有权力和利益的考虑，所以我们不宜把它拔高。
老田谈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文革”时期，中国的外交出现了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搞“输出革命”，也使一些国家与我们中止了外交关系。在非洲，我们与相当一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由于中共强调只与非洲的共产党建立联系，结果与中共有联系的只剩下几个共产主义小组了。
何新华：内向型政府
谢谢大家的评论。冯达文教授提到人文儒家与政治儒家的区别。天下观的确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非常感谢冯教授提到《礼记·礼运篇》和《庄子·天下篇》，值得我进一步学习。
李江涛教授谈到“远交近攻”。“远交近攻”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非常特殊的思想，我认为它并不具有代表性，具有代表性的是“大一统”政府，即历代的帝国政府。历代帝国政府都是内向型的，除了元代，大都向内发展。
李安山教授提到“兴灭继绝”，我想除了人道主义精神之外，确实还有权力和利益的考虑。
刘小枫：中国的“礼”是constitution
谢谢刚才几位的评论。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先对老田的讲题谈点看法。老田对毛泽东的分析很精彩，掌握的材料也很细腻。我只是感到奇怪，老田把毛泽东看作一个大政治家、战略家，但在分析毛泽东时采用的却是管理学的知识框架。一个管理者和一个政治大家的差别实在太大了。管理者——用韦伯的说法，不过是技术官僚而已，缺乏政治家的眼光、抱负和能力。
非常感谢黄万盛教授。您给我的这个哈佛大学博士的例子让我看到，美国的汉学界现在大有进步，现在终于有人出来说，中国的“礼”不是ritual，而是constitution。陈寅恪在他关于隋唐政治制度的书中，开篇就是讲“礼制”，随后还有学制、兵制、财政制度等等，好多具体的“制”，“礼制”不仅在首位，而且占全书大半篇幅。中国的“礼”是constitution，在我们这里是常识，现在美国汉学界才有了我们的常识。
老 田：管理本身的全局性视野
对于管理这个词，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和他的同志们而言，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全局性的视野。如果类比的话，先秦史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大同时代那样一个无管理时代演化到管理时代，大同是整个世界不需要人为干预就能获得很好的秩序，而管理时代意味着人为地、刻意地追求秩序，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作为手段使用。对于革命者而言，有很近似的地方，革命是要重新安排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革命者从来都不同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可分，认为这都是竞争手段，都是制度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就是成了体现人们干预社会的四条腿。
从一个故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革命者看世界的眼光是怎样的。1924年毛泽东从上海回到老家，恰逢1925年韶山大旱，到七八月份很多人无粮可食。乡村财主联合起来，将每升米从60文涨到160文，还将米运到湘潭，进一步恶化本地的供求关系。改变供求关系以及抢在穷人谈判地位最为不利的时节提升价格，这就是富人的博弈手段和策略。穷人呢？穷人的优势就是人多。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组织了“雪耻会”，表面上是声援在上海五卅惨案中受帝国主义残害的同胞，更重要的是通过“雪耻会”这样一个组织展开与富人的博弈，进行平粜、阻止米谷出境的斗争，甚至对不合作的富人搞杀猪、出谷、吃大户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舆论动员也很重要，毛泽东动员乡下教师，在祠堂里给农民上课。整个博弈过程中，农民有人数优势，组织起来就有力量，这是穷人主要的博弈依靠和力量；富人在市场上有优势，可操纵供求关系，操纵价格。对双方而言，舆论都很重要，要争取乡村的知识分子。后来，共产党干部中间，凡属经历过土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政权的那些人，都不承认有独立的文化和研究空间。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和政权之间冲突很多，关键在于双方对于文化、学术的看法不同，绝大多数官员都不承认学术独立，这接近于新制度经济学把意识形态视为非正式制度的看法——新政权总想管制舆论和思想，这是在战争和根据地时代就形成的经验认识。有种解释说，新政权与知识分子的冲突，是出于毛泽东本人的意愿，甚至说因其1920年在北大受到冷遇，所以记仇、报复。这个解释把两大群人的世界观的冲突简化为个人意志，没有解释力。核心问题是，革命者和知识分子在如何看待社会上，有着巨大的分歧，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划分在革命者眼中是没有合法性的，从革命中走过来的管理者总是要求管理一切。
李安山老师说到“文革”期间的中非交往，其间我们的对外工作有很多强加于人的东西，这引起别人反感。我看到过内部批评意见，当时毛泽东说到一个帝国主义、一个共产主义、一个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较近，是我们的同盟军，并不要求别人搞社会主义。所以尽管毛时代很穷，但是援助第三世界是不遗余力的，绝大多数受援国并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中国相同的国家。
钱 江（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非传统安全——亚洲研究的新视角
我在有关亚洲研究的几个学术机构里工作了很长时间。这十多年来，香港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一直在参与国际学术界的非传统安全的合作研究，而我发现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关注还比较少。因此，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些有关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视角，供大家参考。
亚洲研究在我国有很悠久的学术传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就在全国各地高校中陆续设立了一批研究亚洲各地区或国家的研究机构。1978年以后的30年，中国对亚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最近这几年在许多方面出现了衰退的迹象。总的来说，目前我国的亚洲研究，还遵循着传统的按照国别与地区划分的框架来组织进行，跨国的研究课题不多。我们知道，从北到南，可以数得出来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社科院的日本所、亚太所（但亚太所也做APEC研究和东南亚研究，虽然有关的研究力量并不多）；北大的南亚研究比较强；东南亚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方几个省，如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现在叫南洋研究院），广州的中山大学与暨南大学都设有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现有亚太研究院；东盟博览会在广西设立后，广西的东南亚研究发展得比云南快；云南的研究机构这些年慢慢地在转向，逐渐将南亚也包括进来，但他们在跨境研究方面做得比较好。我原先是在国内受的训练，后来长期在香港做研究，发现两地的学者做得不一样，思维方式很不同。我的总体感觉是，国内的研究者长期受到国别研究这种旧有的思维框架习惯性的作用，许多研究项目与课题都在这个旧的框架中展开，国与国之间的跨国研究做得比较少。在这个意义上，非传统安全研究也许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视角与平台。
我接触非传统安全研究是从1998年开始的。当时，联合国在亚洲成立了一个研究群，中国的牵头单位是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具体负责人是张蕴岭教授，现在转交给韩锋教授负责。一般情况下，由北京方面指定中国的某几个研究所派代表参加国际上的会议。香港方面牵头的就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此外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学术研究机构，基本上是在原来国际战略研究所网络的框架下组成的非传统安全研究群。该研究群的经费主要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比较充足，每年开3到5次不同类型的研讨会。亚太区域的协调总部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下面的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原来叫作IDSS，即新加坡的国防战略研究所，做得非常活跃。他们的许多研究任务都是政府下达的。他们一方面做传统安全，另一方面，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做非传统安全，他们主持的亚太地区非传统安全研究做得很好。
非传统安全的定义（内涵与外延）在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在大量谈非传统安全，并将之作为外交部门比较重要的任务。非传统安全，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是学术界不断加以讨论与完善的新的安全观念，英文叫new-security（新安全）。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指的是一种安全的观念，它的涵义可以表述为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和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新的安全观与安全领域。具体来讲，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水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食品安全、资讯安全、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文化安全、武器扩散、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贩卖妇女儿童、海盗、网络犯罪等，范围非常之广。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彼此之间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强，导致国家安全受外部影响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也大幅度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国际社会所关注的安全问题，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领土等传统安全问题，解决手段也从军事对抗冲突朝着谈判、对话或合作等非军事化方向发展。与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超越了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抗衡，更多地强调以人为本，更多关注周围的个体与全人类的安全，从而也就更多关注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安全问题。传统安全的威胁多半来自外部，是国家对国家有意的威胁，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有边界冲突或局部战争；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来源更加广泛，既可以来自外部，又可能是内部发生，也可以是内外两方共同作用产生；非传统安全威胁可以是有意制造的，也可能是无心之过造成的灾难，可以是由国家主导造成，也可由某个组织、团体或个人造成。非传统安全具有不稳定性，会使矛盾互相转化，处理得不好，就会转化成传统安全。
下面我讲两个例子。一个是水资源安全问题。2004年，云南省省长曾率团到香港来推广该省的投资项目，找了当时的特首董建华，希望香港特区政府能够带头，找一批香港的大财团到云南去投资他们的基础建设和旅游建设，董建华先生的态度比较谨慎，所以特区政府就委托我们研究中心去云南考察。我们那里的学者中洋人较多，华人就我一个，我就被派去。当时我们到边境跑了一下，回到昆明同省政府秘书长谈了很久。他当时提出来一个很大胆的设想，讨论如何通过铺设跨境石油管道来搞活云南的经济。同时，他还提到，准备在云南省境内的三江合流这一带搞水坝，截水发电，振兴当地经济。这个项目其实当时已经开始做了。我一听就皱眉头，说你们不怕东南亚国家有意见吗，这个容易出问题。他们说，水在我们的区域内，是中国人的，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我们怎样处理都可以。我说这样处理肯定有问题，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我经常在东南亚各国跑，比较了解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印支半岛国家的情况。如果中国政府在处理上游水资源问题上不谨慎，只从自己这一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势必会带来麻烦。柬埔寨的洞里萨湖，从前湖里的鱼是可以随手就捕捞到的，当地人民将洞里萨湖称之为“母亲河”。但现在的情况很糟，洞里萨湖干涸得非常厉害。他们因此对中国的意见非常大，但又敢怒不敢言。后来我回到云南，找当地的学者了解情况。他们中也是有两派意见，争论很激烈。我记得《开放时代》2009年第9期有童志锋的一篇讨论怒江反坝运动的文章，当然他谈的是环保问题，谈NGO在反坝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并不是从亚洲研究的视角来研究跨国问题。云南省方面说自己的水不够用，但亿万年来，水资源是人类共同享有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温总理曾经对云南省的截流建坝问题提出缓建，但还是没有挡住，水坝照样还是在建。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非传统安全问题就会转化成传统安全冲突问题。
第二个例子是非法移民问题。有人说现在非法移民情况已经不多，事实并非如此，特别是在印支半岛地区。非法移民的办法五花八门，比如花钱购买一个去世的当地人的身份，改成他们的名字居留下来。印支半岛的边界线很长，造成非法越境的方便。我去过金三角，看到的情景令人吃惊，大量的中国非法移民通过金三角地区，沿着缅甸、柬埔寨、老挝而移居国外。非法移民问题，不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多发于广东、福建沿海地区，而是渐渐地转到了贵州、湖南、四川等地。我曾经到中缅边境的果敢地区考察，当地的非法移民有五万多人。这些人的身份复杂，逃犯、毒贩、妓女、生意人、打工仔，各色人都有，其中不乏犯罪分子。漫长的边境线给非法越境带来极大的便利，几乎抬腿就可以过境。我经过边境的时候，与边防战士有过交流。他们说非法越境问题防不胜防，事实上边防也管不过来。果敢地区因此偷渡者众多。在中缅边境地区，甚至有内地偏远乡村整个自然村的人全搬过来开荒种田。这一地区的历史、政治情况复杂，明朝时期果敢曾是中国的领土，后来被英缅当局占领。当地居民对自己的生存现状心存不满，因为他们想做中国人而不能。至于缅甸军政府，他们对中国是又恨又怕，因为现在实际控制着中缅边境的是原来缅共的军队。非常移民活动给当地带来很多麻烦，主要是各种犯罪活动猖獗。在果敢，支撑当地经济的主要是毒品和地下赌场，公安部想了许多办法要根除，但面临的困难也很多。非法移民的问题，不光是印支半岛有，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存在。通过研究非法移民问题，就可以把跨国性的亚洲区域性的问题带动起来研究，就能够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与合作。
事实上，这些年国外学术界有关亚洲研究的方向已经转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区域性问题上，着重研究涉及各国发展的大问题。我们的学者在这方面有些落后，希望以后能迎头赶上去。
汪新生（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反思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我谈的是东南亚研究问题，事实上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可以从侧面来反映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研究。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起伏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我们进入了东南亚研究良性的发展时期。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东南亚研究的新热潮。有人认为这是东南亚研究新的高潮时期。下面我会对这个看法做出自己的修正。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新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在中国成立相当普遍，有些内地省份高校也成立了东南亚研究机构。这跟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关系、自贸区的建立等发展背景相关。中国已将东南亚看作一个潜在的市场与可能的合作对象。但这个时期的东南亚研究以及研究机构与研究队伍，关注的课题主要是经济与区域合作方面，而区域合作方面也基本是经济合作，包括学术专著与期刊，讨论的热点都是这方面的问题。这种研究偏好不仅源于学术界，也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鼓励、企业的积极协作、媒体的关注，其中媒体关注的热点也成为调动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2000年之后，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学术成果，包括国外名著《剑桥东南亚史》的翻译，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化集成》中东南亚历史文化著作系列（含《中缅关系史》等），陈序经先生的《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北大周南京主编的《华侨华人大百科全书》等名著和工具书。在专题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兼具现实研究与理论成果的著作，比如有任一雄的《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还有韦民的《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互动：东盟研究新视角》，此外还有段立生的《东南亚宗教嬗变对各国政治的影响》，范若兰的《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现代化进程》，曹云华的《变异与保持——东南亚人的文化适应》等。它们不仅是对东南亚现状与历史的个案或整体研究，重要的是它们还带有理论性的思索。
1980年代之后，“以改革促发展”已经成为全国上下强有力的指导性理念。在教育和学术领域，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被不断强调，其中“官产学研”结合成为时尚，为国家改革目标服务被称为复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道路，国内的国际与地区研究也就被要求贴近政府决策需要。这给高校和科研机构带来了比以往更多的政府资助和企业支持，研究经费大增。然而，这种研究热潮也使研究出现实用主义和市场导向。在区域研究繁荣的同时，传统基础性研究和扎实的系统研究被忽视，甚至有被边缘化以致被取消的危机。其中最显著的问题在于，少数有志做基础研究的青年学者由于很难在“非实用”课题上获得资助而放弃他们的研究。与此同时，大量重复性的，比较肤浅的政策和“主旋律”研究（对策研究）则充斥于各种出版物。这种应用与现状研究的覆盖作用，使得我国东南亚研究方面具有传统优势的历史问题研究、理论问题研究和研究方法问题的探讨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根据一项有关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载文数量的统计，从1996
～ 2000年，有关地区经济合作和金融危机的论文约有280篇，而理论探索的文章只有38篇。另一份统计显示，在两份最主要的东南亚研究刊物中，1994 ～
2004年的十年中，经济类和政治、国际关系类文章（主要是对策性研究）占67.8%，而历史类只占9.4%。东南亚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华侨华人研究，这个研究领域的历史类文章已经从1995年以前的第二位，大幅下滑到第九位，有关方法论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日本著名亚洲问题专家滨下武志教授早在2004年就提出，作为世界学术研究的一般趋势，亚洲研究应该从微观和个案研究起步，但是应该将目标瞄准宏观的解释和规范的分析（macroscopical explanation and normative
analysis），事实上就是理论的分析、理论的提升，以便深入洞察各个地区在历史、地理和文化上是如何能够被称之为一个整体的。这两天，我们的亚太院就在滨下武志教授的组织下开展了一个名为
“海上跨文化交流对亚太地区的跨学科思考”的研究。我认为，为了缩小中国东南亚研究与国外的差距，基础性理论研究必须受到足够重视和提倡。为了认识区域一体化的内部规律，必须更加注意学习和吸收各种相关理论。刚才钱江教授也提到了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的张蕴岭教授，他曾有一个观点，他说现在已不再提东南亚，而是提东盟，即东南亚是一个区域整体，所以我们必须更加注意来讨论区域一体化的内部规律，比如世界体系理论、长时段历史理论、一体化理论、相互依赖理论、国际关系方面的理论等。但是，目前我们的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由于缺乏理论性、广泛性和经验性而滞后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我国的东南亚研究发展近30年，但我们还没有一本具有较强理论性的国别或者地区史专著。与此相比，台湾的东南亚研究学者近年的成果在这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出版了《东南亚政治学》和《东南亚区域研究与政治经济学》这样理论与实际研究兼备的著作。对于这一点，新加坡著名政治学教授廖建裕和北京大学梁志明教授都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过于注重一般性研究成果的数量导致了低水平的重复，即使是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太注重微观层面的地区经济研究，而忽视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架构，尤其是对国际经济学前沿理论重视不足。可以看到，前后两次金融危机，在我们的学术界都没有出现具有前瞻性的讨论。
造成这种缺陷或者滞后的原因，在有的学者看来可以归结为：学术与政府之间的平衡难以协调，从而影响长期性和基础性研究的开展。经济学研究，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学者的兴趣比较容易与政府的兴趣达到某种平衡，但在国际和欧元问题研究方面，我认为，政府的兴趣与学者的兴趣往往不一样甚至冲突，政府关注的不是学术贡献，而是清晰实用的政策建议。因此，学者经常要放弃长期性的基础研究，而去做短期性的对策研究。另外，社会（尤其是媒体）对通才和热点的过分追捧也导致具体领域（如国别）的持续性、系统性研究受到冷淡。
在如何将传统研究方法与中国东南亚研究相结合的问题上，著名东南亚学者王赓武教授指出，应该在选题方面注意以下几个问题：西方和东北亚对东南亚文化和宗教影响的比较研究；东南亚各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东南亚国家政府与政党关系的典型分析；不同族群和社会群体的现代化模式研究等。滨下武志教授也建议，应该注意东南亚国家共同面对的环境、生态和人口问题，以海洋为媒介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等。这些都需要做长期持续性的基础研究课题。上述研究可以说是解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差异明显的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趋势的历史与人文基础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有理论性也有现实性。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另一个不足在于档案文献的建设。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是我国东南亚研究的人文社科基地，但与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图书资料相比，厦大虽然有52，000种图书和1600多种期刊，但分别只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10%和18.5%。另外，研究队伍稀缺，具有跨文化研究素质的人员，比如掌握小语种的人员还不多，有一个统计数据说懂东南亚小语种的研究人员只占总数的21%，我对这个数字持保留态度。我在2009年第9期《开放时代》上看到项飚先生的文章，他认为目前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重新被边缘化。事实上，在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中也有被边缘化的趋势。所以，我认为1997年以后，我们的东南亚研究在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是在走下坡路，而不是进入高潮，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习小语种，研究人员一直缺乏，这给从事深入的田野工作带来障碍。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是要引起重视的。
陈宜中（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东北亚的和解之路
在座有许多区域研究的专家，而我自己主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也关心当代大陆思想界的辩论。今天我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这有一个缘起。吴重庆兄来台北时曾经问我：“为什么你们季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似乎很关心东亚？”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未必跟《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其他同仁一样。我个人认为，从鸦片战争以来，外界势力打中国都是从东边来的，而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未来可能遇到的主要障碍与挑战，大概也会从东边来。这边是重兵部署，除了冲绳的美军基地，还有日本的横须贺港也安置着美日在东北亚地区的海军基地，还有在韩国的美军基地，等等。此外，两岸关系的隐忧还在。这些都是非常切实的考虑，也促使我特别关切东（北）亚共同体这个问题。
据我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的金大中阵营（韩国的进步派或自由派）有一个很强的意识，他们认为两韩问题不可能由这两方单独来解决，肯定要牵涉到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各方面的力量。换句话说，两韩的和解乃至终极统一，与促进整个东北亚的和解其实是同一个过程。同样的，虽然中国大陆向来强调两岸问题是一个中国的内部问题，但事实上中国政府也已经务实地看到，两岸问题牵涉到整个东（北）亚区域的各种力量，特别是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利益和影响力。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把两岸问题给区域化、国际化，而是说我们要务实地理解到：两岸的和平发展甚至终极统一，与整个东北亚区域的未来发展是有联动性的。
奥巴马访问中国大陆，引起了周边普遍的焦虑。我觉得《经济学人》对奥巴马此行的评论比较到位，它说：“奥巴马没有足够的自信，北京也没有足够的自信。”2009年11月初李光耀访问美国时说，美国除了应该在鸠山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应该更积极地介入亚洲事务以制衡（balance）中国的崛起。大陆的网友对此非常不高兴，他们认为新加坡一方面依赖中国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却引狼来对付中国。不过李光耀的话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东亚周边都在防华。现在中国经济势不可当，东亚周边不得不低头，但大都提心吊胆，于是搞两手策略，一边跟中国改善关系，一边向美国买保险。去年我去印度时，发现印度的官方和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崛起极度焦虑，他们非常不客气地说，你们怎么可以与中国（大陆）改善关系呢？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有很多国家想和中国做生意，但是他们心里面似乎把中国看作一个崛起的霸权，不是王道，是一个崛起的潜在霸道。
再举两个例子。韩国《朝鲜日报》2009年11月20日的社论说，因为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增强，所以韩美的FTA（自由贸易协议）已经不完全是贸易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进一步提升韩美结盟关系的契机。在日本，鸠山的背后是小泽一郎，小泽是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创始人，他希望日本能摆脱和平宪法的包袱，在美日关系中能平起平坐，让日本对自己的军事有更大的掌控能力。所以说，鸠山在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并在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同时，对中国的提防也是很厉害的。日本民调显示，对中国有敌意、有怀疑的日本人，还是占很高的比例，并没有下降。
就台湾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目前是两岸关系最好的时候。但是民间交流和经贸关系的发展，究竟能不能使两岸之间的政治关系有更好的发展，恐怕还是不容乐观。在政治上，台湾岛内的趋势很清楚，整个绿营加上蓝营的主流派是拥抱美国大腿的。绿营已经硬化成了一个抵制中国大陆的集团，就算这个集团不会重新执政（这点还很难说），但由于它背后有美国或隐或显的支持，它肯定还会这样一直抵制中国。至于蓝营的主流派，一方面希望促进与大陆的民间交流和经贸关系，但是在政治上也是相当亲美的。
据我的观察和判断，中国大陆目前正在争取20 ～ 30年的所谓战略机遇期，想要崛起成为全球性的大国。在东（北）亚共同体的问题上，目前中国政府着重于经贸议题，回避政治整合。正因为中国政府相当务实地看待美国的利益和角色，中国政府对东（北）亚共同体其实并不热衷。日本也不热衷，而主要是希望把印度、澳大利亚等拉进来牵制中国。所以说，照目前的趋势来看，所谓的东（北）亚共同体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中国大陆目前的发展路线有两大特征，一个是俾斯麦式的国家主义的富国强兵道路，这种俾斯麦式的国家主义似乎是引起周边焦虑、不信任的主因之一，使周边在所谓的安全问题上倒向美国，向美国买保险（虽然同时也想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第二个特征是拒绝所谓的西方式民主主义。韩国的进步派刊物《创作与批评》有个主要观点是：如果中国大陆要在区域内平衡美国的霸权，硬碰硬走俾斯麦式的国家主义道路可能会适得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