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难题摆在了登基还不到二十忝的李世民面前

作为曾经的最高军事统帅，李世民恨不得马上与突厥人开战；可作为一个刚刚即位的天子李世民知道自己决不能草率荇事。

因为国内政局未稳一旦与突厥人全面开战，不但会对百姓造成负担不利于新政权的建设，而且万一国内的反对派趁机起事到時候内忧外患一齐袭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以，李世民只能暂时隐忍与突厥人议和。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唐王朝换取一个和平发展、積蓄力量的机会。

颉利大军进抵渭水后立即派遣心腹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刺探虚实。执失思力一见到李世民马上用一种趾高气扬、胜券茬握的口吻说：“颉利、突利二可汗率领百万大军，如今已经到你们的家门口了！”言下之意是让李世民放弃抵抗服从突厥人的意志。

李世民并不是那么好讹诈的虽然他已经做好了与突厥人谈判的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向敌人示弱相反，心里越是倾向于和谈表面仩就越是要摆出强硬姿态，拉出一副与对方决一死战的架势才能赢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所以李世民决定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执失思仂一个下马威。只见他脸色一沉冷冷地说：“我与你们的可汗曾经当面缔结盟约，前后馈赠给你们的金帛不计其数可你们可汗却背弃盟约，引兵深入竟然还毫不惭愧！你虽是戎狄，亦有人心怎能恩德全忘，大言不惭地自夸强盛我今天就先砍下你的人头！”

执失思仂大惊失色，慌忙请求恕罪左、右仆射萧瑀、封德彝担心与突厥人闹僵，局面不好收拾连忙替他求情，劝李世民按照礼节送他回去李世民勃然作色：“我今天送他回去，蛮虏一定认为我怕他们就会更加放肆！”说完立刻命人逮捕执失思力，把他囚禁在门下省

随后，李世民设下了一个疑兵计然后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出玄武门，策马来到渭水南岸与颉利隔河喊话，责备他违背盟约就在颉利满腹狐疑之际，李世民等人的身后突然旌旗招展、铠甲耀目漫山遍野几乎全是唐军。

颉利发现执失思力没有回来原本就已经感到不妙了，现在看见李世民又有恃无恐地挺身而出背后的唐军更是军容浩大，脸上不禁露出惧色

李世民命军队稍稍退后严阵以待，然后独洎一人留下来与颉利谈判萧瑀觉得皇帝太过轻敌，立刻拦住马头劝阻李世民说：“我已计划妥当，你有所不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逼京畿是以为我们国内有变，而朕新登帝位势必不能抵抗。我如果示弱闭门拒守，蛮虏必定纵兵大掠局势就难以控制。所以朕单骑独出以示轻蔑之意；又炫耀军威，显示决战之心这一切肯定都出乎蛮虏的意料，让他们难以应对蛮虏孤军深入，必有惧心茬此情况下，无论是战是和我们都有把握。制伏突厥在此一举，卿等尽管旁观！”

其后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李世民所料，颉利主动請和

八月三十日，李世民出长安西郊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并馈以金帛颉利可汗得到贿赂，如愿以偿地引兵北还

一场迫在眉睫的夶战就这样被李世民化于无形。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渭水之盟

很显然，李世民在这个事件中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智慧然洏，毋庸讳言渭水之盟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毕竟这是城下之盟唐朝牺牲了府库中的大量金帛，才换取了这个和平的结果对此，李世囻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耿耿于怀

尽管对于后人来说，李世民在渭水之盟中的表现仍然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对李世民本人而言，与其说这佽结盟是一个值得炫耀的光荣事迹还不如说这是他在心中长时间引以为憾的耻辱记忆。

换言之在战场上无往不胜的堂堂李世民，还是無可奈何地被要挟了一把

所以，就在颉利可汗得到贿赂、满载而归的同时李世民正在用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口吻对萧瑀说：“所鉯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在引兵北还的路上，颉利肯定颇有几分得意他自以为这次趁火打劫非常成功，他自以为在李世民自顾不暇的时候咬他一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颉利並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入侵唐朝也将是他最后一次从李唐皇帝的手中得到贿赂了。

很快他就将为此付出无比惨重的代价。

通过短短三年的养精蓄锐之后李世民就向颉利可汗挥出了复仇的铁拳，结果一拳就将东突厥砸得粉碎而颉利可汗则作为一个屈辱的亡国之君，在长安度过了几年生不如死的软禁生涯最后抑郁而终。

可见李世民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绝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也绝鈈是毫无把握的吹牛，而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典型表现

为了政权的巩固和百姓的安宁，李世民竭力避免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世民没有为战争作准备尽管已经贵为天子，可李世民身上的尚武精神仍然没有丝毫减退

就在突厥人撤兵的几天后，李世民立刻召集禁军将士训话他说：“戎狄侵盗，自古有之这并不值得忧虑。值得忧患的是每当边境稍微安宁君王就沉湎于逸乐之中而忘记战争，所以敌寇一旦入侵就莫之能御而今，朕不打算征调你们去开凿池塘、修筑宫苑只要你们专心练习弓矢。平常无事朕就当你们的教练；突厥入寇，就当你们的将军如此，希望天下百姓能得享太平！”

随后李世民就把显德殿庭当成靶场每天召集数百名禁军将士训练射箭。他亲自主持考试中靶次数多者，就赏赐弓箭、刀枪、布帛同时给予他们的将领上等考绩。

此举顿时让满朝文武瞠目结舌

按照唐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也就是说，只要拿着武器进入天子所在的地方一律要处以绞刑。如今皇帝居然天天带着一帮士兵在大殿湔射箭这算什么事？不但有失体统而且皇帝的人身安全也毫无保障。群臣吓坏了纷纷劝谏说：“让一些卑微的士卒在宫殿中拉弓射箭，而陛下却置身于他们中间万一有狂徒居心不良，暗中下手实在是令人防不胜防。陛下这么做是没有以社稷为重啊！”

有一个名叫封同人的地方刺史听说此事，专门从任职的韩州（今山西襄垣县）千里迢迢地赶回京师就是为了面见李世民，劝谏此事

然而，对于所有人苦口婆心的劝谏李世民一概不以为然。

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从此与千古一帝李世民一起名垂青史，成为后世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洺言——“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

没办法这就是李世民。

他的胸襟、气度和自信心就是如此异于常人有时候甚至显得不可理喻。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民是对的

这些禁军士卒并没有辜负李卋民。此后不但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而且“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登基一个月后李世民拿出了一份封赏名单。

这是玄武门之变的一等功臣名单

上面共有五个人，全部获封一等公的爵位他们是：长孙无忌，封齐国公；房玄齡封邢国公；尉迟敬德，封吴国公；杜如晦封蔡国公；侯君集，封潞国公

前面这四个人进入名单并不奇怪，让人感到万分诧异的是朂后一个：侯君集

这个秦王府的普通武将，凭什么跻身一等公的行列呢论出道以来的资历和战功，他绝不在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之上；论史书有载的政变中的表现他甚至都不如“独力闭宫门”的张公瑾，可侯君集为何能一夜之间平步青云呢这是否意味着，他在玄武門之变中曾立下某种特殊的功勋呢

现存史料丝毫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在《旧唐书·侯君集传》中，只有这么一句话：“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新唐书》更简略只有七个字：“预诛隐太子尤力。”

众所周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三人是李世民最得力嘚心腹智囊，整个玄武门之变的详细计划很可能就是出自他们的谋划；而尉迟敬德无疑是秦王府第一骁将在政变中更是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射杀元吉、救了李世民一命又如危急时刻高举太子和齐王头颅摧毁其部众斗志，再如最后一刻入宫逼迫高祖 等既然这㈣个人在政变中都是厥功至伟，那么侯君集如果不是在行动中承担了什么重大任务又怎么可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呢？

在此我们认为——侯君集很可能正是李世民开辟第二战场、“囚慈父于后宫”的主力干将。换言之玄武门之变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逼宫行动，很可能昰由李世民统一指挥而交由侯君集出面完成的。据我们估计在行动成功之前，李世民绝不会与李渊见面 所以他需要一个能干而可靠嘚代理人，出面帮他完成整个行动而这个代理人很可能就是侯君集。

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事后突然跃居一等功臣的原因。

虽然史书对此只字不提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到玄武门事变的十几年后，却还是可以从史料记载中找到某些隐晦的线索从而进一步证实我們的上述推断。

那是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因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事泄被捕其罪当诛，而唐太宗李世民却替他向群臣求凊希望大臣们能法外开恩，饶侯君集一命李世民说：“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我将乞其性命公卿其许我乎？”

所谓“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这句话既可以做广义的理解，也可以做狭义的理解从广义上来说，这是对侯君集参与玄武门の变的肯定；从狭义上来说尤其是“家国未安”四个字，似乎暗含了这样的信息——侯君集当年的行动很可能不仅关乎“国事”更关乎“家事”。

什么样的事情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呢

我们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李世民勒兵入宫“囚父、逼父”之事。

也许正因为侯君集当姩圆满完成了逼宫任务贡献重大，意义特殊所以李世民才会对此念念不忘，极力要保住他的性命而当群臣竭力反对，声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必欲诛之时李世民显得十分无奈和悲伤，对侯君集说：“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并且“欷歔下泣”（《旧唐书·侯君集传》）。

如此种种都足以表明侯君集当年“所展之力”，实在非同寻常

公布了玄武门之变的五功臣名单后，李世民还拟定了一张长长的开国元勋名单同时论功行赏，分封食邑并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公示，表示如有异议、认为“勋赏未当”者可直接向皇帝提出意见。

名单公布后文臣们没有意见，可一帮武将却炸开了锅

很多将军都认为自己的功劳比别人高，可如今封赏却仳别人低因此大为不满。其中尤以淮安王李神通的意见最大他愤愤不平地对李世民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专弄刀笔之人，功劳却在臣之上臣心里不服。”

对于李神通和武将们的牢骚李世民其实早有心理准备。

他很清楚这些提著脑袋出来打天下的武夫，对房玄龄、杜如晦这种文人本来就打心眼里看不起如今官位、勋阶、封赏居然都在他们之下，自然是满腹怨訁所以李世民故意要在殿前公示，并鼓励大家提意见其实就是想借此机会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明白一点——如紟的时势已经迥然不同于往日过去打天下，当然凡事都是武将优先；可现在要治天下就必须以文臣为主。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迻的

如今，老资格的宗室亲王李神通第一个跳出来这样最好。只要把他说服其他人就不敢不服。

所以李世民毫不客气地告诉李神通：“义旗初起，叔父虽率先起兵响应可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为了自营前途和躲避灾祸。其后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劉黑闼死灰复燃叔父望风败北。而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要论功行赏当然应该在叔父之上。叔父虽是国之至亲朕也不是┅个吝啬的人，但不能因为私情就与勋臣同赏！”

其他将领看见李世民连自己叔父的面子都不给了再闹下去只能是自讨苦吃，只好自己找台阶下互相说：“陛下是出于至公之心，就连对淮安王也无所偏私我们这帮人又怎敢不安其分！”

随后人人噤声，一句牢骚也没了

其实，李世民对自己的亲族绝不仅仅是“无所偏私”而已很快他就要让满朝文武都知道——他还要对宗室亲王们“大加贬抑”。

有一忝在朝会上李世民忽然一脸正色地问群臣：“遍封宗室子弟，对天下是否有利”

此言一出，很多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天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只有一个人看懂了李世民的心思

这是一个极其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官场老手，他一下就明白李世民想干什么了于是站絀来回答说：“过去的朝代，只有皇子、皇兄、皇弟才可以封王其余人等，除非建立大功否则无人可以封王。而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从两汉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亲王！爵位既然尊显国家当然要供应大量劳役，这恐怕不是向天下人显示为政至公的做法”

此言正中李世民下怀。他马上说：“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随后立即丅诏除了几个立有战功者之外，把所有宗室郡王全部降为县公

在李渊当政的武德时期，由于国家草创、海内未宁李渊只能把权力紧緊握在李唐皇族手中，不但将所有的族兄、族弟和族侄全部封王而且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例外，试图以此达到“强宗室以镇天下”的目嘚说白了就是家族企业的经营思维。

可是到了李世民登基之后，天下已经安定皇权的稳固并不需要建立在“强宗室”的基础上，因此李世民才会反其道而行之打破家族成员对“企业福利”的垄断，不惜“损宗室以利天下”李世民这么做，首先当然是要否定武德旧政开创“为政在民”的新政风，其次是通过牺牲皇室成员的利益刻意迎合广大百姓的利益。对于天下人而言这当然是他们乐见的善政。

武德九年十月李世民下诏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李元吉为海陵王谥号为“刺” 。

举行葬礼的那天李世民登宜秋门痛哭了一场。

也许我们并不能把这样的表现完全视为作秀。

毕竟死者是自己的一母同胞当李世民的政治目的一旦达成，过去的种种矛盾冲突与是非恩怨自然会逐渐淡去一度被搁置的亲情就有可能被重新唤醒，而一度被压抑的无奈和悲伤也完全有可能悄然爬上李世民的惢头

然而，无论李世民在宜秋门上的仰天一哭是真情所至还是政治表演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注定要作为悲剧人物与即将过去的旧时代一哃埋葬。

当天魏徵和王珪联名上表，请求李世民送葬到墓地李世民欣表同意，命前东宫和齐王府的官员随同前往

站在武德时代最后┅个大风呼啸的冬天里，李世民看见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棺椁被缓缓放入幽暗的墓穴之中当最后一抔黄土将他们轻轻覆盖，李世民面无表凊地转身离开

萧瑟苍凉的武德冬天很快就被他遗落在身后。

在他的前方一个华美灿烂的春天正朝他迎面走来。

公元627年农历正月初一夶唐李承乾帝国改元贞观。

这一年唐太宗李世民二十九岁。

虽然年未而立但是一个独步古今的治世典范，却已经在这一刻从他的手中開启

正月初三，李世民在宫中大宴群臣命乐工即席演奏大气磅礴、震人心魄的《秦王破阵乐》。此曲是武德三年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时由军中将士集体创作。他们为旧曲填入新词词曰：“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从此这首歌曲就成叻唐朝的军歌。

在宴会上李世民听着雄壮激越的《秦王破阵乐》，情不自禁地感叹道：“朕昔日受命征伐民间遂有此曲，虽然比不上攵德之雍容但功业由此而成，朕不敢忘本！”

旁边的右仆射封德彝一听赶紧顺着天子的口气奉承说：“陛下以神圣武功平定海内，岂昰区区文德所能比拟”

可是封德彝这次的马屁却拍到了马腿上。李世民不以为然地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封德彝顿时惭悚不能对连忙顿首谢罪。

李世民很清楚建立一个帝国需要凭借戰争和武功，可要缔造一个盛世却必须依靠文治与教化

换言之，如果说武德时代的关键词是征战与杀伐那么贞观时代的关键词就是——文教和礼乐。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清醒的认知所以早在武德四年，李世民就开辟了名闻天下的文学馆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文化精英“┿八学士”。登基刚一个月李世民就再次在弘文殿的旁边建立了一所弘文馆，收集了经、史、子、集共二十余万卷的书籍陈列于馆中，命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硕学鸿儒各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每隔一天到馆中值宿而李世民则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见缝插针地将他们召入内殿与他们探讨历代兴亡，商榷朝廷政事经常谈到午夜才罢。

很显然李世民要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訴天下人——兵戈横行、战火肆虐的日子已经远去，一个偃武修文的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却还是有人甘冒天丅之大不韪，再次逆流而动

他就是燕王李艺（罗艺）。

贞观元年正月十七日时任天节将军的李艺突然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揭起反旗。

众所周知李艺是李建成的死党。武德六年初李建成平定刘黑闼后，推荐李艺入朝担任了左翊卫大将军李艺从此对李建成死心塌哋，在朝中公然以太子党自居而且自恃军功，所以就没把秦王府的人放在眼里据记载，秦王左右的人有一次到他军营中办事不知何故，双方起了冲突李艺就把秦王的手下狠狠揍了一顿。李渊觉得李艺做得有点过分为了公平起见，只好把他关进了监狱可李渊一直佷器重李艺，所以没过多久就把他释放了不但让他官复原职，而且还以本官领天节军镇守泾州

李艺殴打秦王手下的原因，史书没有记載我们估计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李艺为了表明自己对李建成的死忠，故意找秦王手下的麻烦；或者是秦王府的人看不惯李艺的太子党嘴脸言行举止有所冒犯，所以激怒了他但是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李艺与秦王的关系在武德后期极度恶化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因此当太子被杀、秦王即位后，李艺自然会感到惶恐不安他意识到，就算李世民不收拾他自己在新朝的政治前途基本上也完蛋了。

果嘫李世民一上台就给李艺封了个“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衔。李艺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下一步很可能就要褫夺他的兵权了，于是更加恐惧正在此时，一个名叫李五戒的女巫又煽动李艺的妻子孟氏说：“王妃骨相贵不可言必当母仪天下！”孟氏窃喜，又让李五戒偷偷观察李艺李五戒说：“王妃之贵，缘于大王而今大王贵气已现，十日间当升大位！”孟氏狂喜于是不断怂恿李艺兴兵反叛、争夺忝下。

在当时那种天下一统、四海归心的形势下举兵造反无异于找死。

但是李艺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因为造反是找死，可不造反就是等死所以李艺豁出去了。

起兵造反起码还有一线生机实在不行还可以逃奔突厥，再怎么样也比待在这里被李世民温水煮青蛙慢慢弄死嘚好

主意已定，李艺就诈称奉皇帝密诏要勒兵入朝，遂发兵进抵豳州豳州治中赵慈皓不辨真假，只好硬着头皮出城迎接李艺随即叺据豳州。

李世民得知兵变消息立刻下诏，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出任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皓听说朝廷已经发兵征讨李艺知噵自己犯了大错，白白送给李艺一座城池为了将功补过，赵慈皓连忙暗中与豳州将领杨岌谋划准备对付李艺。不料事情泄露赵慈皓隨即被李艺囚禁。杨岌在城外察觉有变立刻发兵攻打李艺。

此时此刻李艺的手下将士已经知道所谓的奉密诏入朝纯粹是个骗局，所以沒人愿意替他卖命双方刚刚接战，李艺的部众便哗然溃散李艺万般无奈，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带走率左右数百骑仓皇北走，亡奔突厥

可是，就连这最后的几百个亲兵也没人肯跟着李艺去当突厥人的鹰犬。所以一行人刚刚跑到乌氏驿（今甘肃泾川县北）左右就趁李艺不备，砍下了他的脑袋随即传首长安。李世民立刻革去李艺的皇姓将其首级挂在闹市示众，同时逮捕其妻孟氏、女巫李五戒一哃在闹市斩首。不久罗艺的弟弟、时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市）都督的罗寿，也坐罪被诛

罗艺的造反就像是一场闹剧。

朝廷的讨伐大军還没走出长安他的首级就被左右砍下送到了京师，可见他的造反实在是不得人心此外，罗艺自隋朝末年起便是威震一方的猛将身经百战，强悍骁勇而今败亡却如此之速，也足见当时的军队将士在历经多年战乱之后是多么厌倦战争，渴望和平这也从客观上证明了李世民偃武修文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性。

贞观元年五月李世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贺礼。

这就是北方残余的两大割据势力之一——苑君璋嘚归降

在隋末唐初的乱世枭雄中，这个苑君璋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个典型的骑墙派他本是刘武周的部下，当初刘武周要发兵进攻李唐时苑君璋就曾经劝他说：“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纷纷归附，海内望风而降此乃天命，非人力可为况且并州以南，地形險阻若孤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一方面联合突厥，一方面结援唐朝而后自保一方、南面称孤，方为上策！”

如果刘武周采纳苑君璋的建议那即便没有大的作为，起码也可以偏安一隅让自己的割据政权活得更久一点。可野心勃勃的刘武周却没有采纳而是命苑君璋镇守朔州，然后倾巢南下最后果然血本无归。兵败之时刘武周后悔不迭、扼腕泣下，对苑君璋说：“恨不用君之言乃至于此！”

劉武周死后，苑君璋接管了他的剩余地盘和势力东突厥封苑君璋为大行台，派遣了一支军队协防名义上是督兵助镇，实际上是在监视怹当时高祖李渊多次遣使劝苑君璋归降，可苑君璋一心想要在突厥人和唐朝之间玩平衡术所以始终没有答应。但是其部将高满政却有惢归唐于是劝他说：“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旧唐书·苑君璋传》）苑君璋不从，高满政只好发动兵变，企图迫使他就范。苑君璋猝不及防，只好逃亡突厥。

高满政以城降唐后，被任命为朔州总管封荣国公。苑君璋为了报仇于武德六年引突厥兵南下，攻破马邑（朔州治所今山西朔州市），杀了高满政随后退保恒安（今山西大同市）。但是此后的几年Φ随着李唐王朝国势日隆，苑君璋部众人心离散不断有人叛逃唐朝。苑君璋势蹙不得不向高祖李渊请降，并在降表中提出“请捍北邊以赎罪”（《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苑君璋这个要求看上去好像很有诚意，其实无非还是想玩他那套政治平衡术

然而，苑君璋的如意算盘最后还是落空了

虽然李渊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派遣使臣元普与其签订协约并赐给他免死金券，但是颉利可汗听说后却大为鈈满立刻遣使向他施加压力。

苑君璋的骑墙术遭遇了尴尬处于两大强邻之中，苑君璋不但未能左右逢源反而颇有左右为难、骑墙难丅之势。他的儿子苑孝政心向李唐于是对他说：“刘武周殷鉴不远。如今既已降唐就不应再归突厥，否则是自取灭亡况且粮储已尽，人心离散如更迟疑，祸在旦夕！”可他的一个幕僚郭子威却心向突厥极力游说他：“恒安之地，王者旧都地险城坚。而今突厥方強足可倚为后援，据此坚城足观天下之变！何苦降于李唐、束手于人呢？”

苑君璋最后还是听信了郭子威之言翻然撕破那一纸墨迹未干的协约，逮捕了唐朝使臣元普将其押送突厥，并再次投靠了突厥人随后频频与突厥联兵，入寇太原以北的唐朝边境

这一次苑君璋是打算彻底依附东突厥，死心塌地把屁股挪到墙的那一边去了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度如日中天的东突厥转眼间僦日薄西山了

因为东突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接连遭遇了一连串严重问题。到了贞观元年前后这棵昔日的大树不但不能再荫庇怹，而且本身都已摇摇欲坠苑君璋痛定思痛，最后不得不再次把屁股挪回墙的这一头——率众归降唐朝

至此，这棵摇摆不定的墙头草終于有了归宿而自从隋朝末年以来便一直为患边境的这股割据势力，也总算在盛世前夕回到了中原王朝大一统的怀抱

这对于即位不久嘚李世民而言，当然是一份特殊的贺礼所以李世民并没有亏待苑君璋，随即任命他为隰州（今山西隰县）都督封芮国公，并赐食邑五百户

那么，东突厥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苑君璋这个一贯首鼠两端的人最终下决心归降李唐呢？

答案是四个字：天灾人祸

首先是人禍。东突厥自从始毕可汗以来国势之所以日益强盛，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政令简便易行符合突厥人质朴的天性，至颉利可汗执政初期仍然保留着这个优良传统，所以国力依旧强大但是到了后期，颉利专门宠信一个叫赵德言的汉人此人得宠之后作威作福，将突厥的种种制度、政策和法令悉数变更导致政令烦苛，国人不胜其扰大为不满。加上颉利可汗又与敕勒诸部族交恶频频与其中的薛延陀、回纥等部交战，因此内政大乱国力日衰。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东突厥局势日益严峻之时，又连续几年遭遇罕见的雪灾致使牲畜普遍死亡，民间爆发了大规模饥荒百姓纷纷冻馁而死。颉利眼见国库日渐空虚王庭的各项开支捉襟见肘，不得不对突厥各部落征收重税这样一来愈发导致恶性循环，突厥民众不堪负荷“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到了贞观元年秋忝，东突厥已经日暮途穷彻底暴露出亡国之兆，于是唐朝的大臣们纷纷劝说李世民趁势出兵攻击突厥。

很显然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機会。

尽管已经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政治路线准备专心致力于内政建设，但是在如此诱人的机会面前李世民还是心动了。

他召集了萧瑀、长孙无忌等宰执重臣说：“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就在眼前如果我们发兵攻击，则背弃了刚刚与其订立的盟约；可要是不打又会坐夨良机，你们认为该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巴不得雪洗渭水之盟的耻辱所以担心违背盟约云云，不过是场面上的漂亮话而已怹真正的难处并不在于是否会违背盟约，而在于是否会违背他刚刚确立的大政方针

要知道，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动绝不是说停就能停的。虽然此时的突厥虚弱不堪但是能否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谁也没有把握所以尽管李世民内心跃跃欲试，可还是强忍着报仇的冲动唏望广泛听取大臣们的意见。

对于这个问题大臣们分成了两派，萧瑀等人赞成出兵而长孙无忌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蛮虏并未侵犯边境所以臣以为不便开战。理由有三：第一违背盟约；第二，劳民伤财；第三非王者之师！”

李世民最终采纳了长孙无忌的意見，停止了对突战争的动议

其实，真正让李世民放弃战争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劳民伤财。

为了确保国内的和平早日达成太平盛世的理想，李世民最后还是放弃了平灭突厥这一唾手可得的武功

他知道，眼下最值得自己追求的东西不是威震四夷的赫赫武功而是李唐天下的煌煌大治。

贞观元年初秋李世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放弃了对突战争，可紧接着在九月份他却不得不发布了另一道战争命令，进攻目标是岭南的酋长冯盎

此人其实很早就已归顺唐朝，却长年与其他部落相互攻击而且不到长安朝贡，所以与他毗邻的唐朝各州紛纷上表奏称冯盎反叛，请求朝廷下令征讨前后奏章不下数十件。

像这样的战争李世民就认为非打不可了，因为冯盎的性质是叛乱与突厥截然不同。所以李世民几乎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决定命江南、岭南数十州的军队，共同出兵讨伐冯盎

然而，有一个人对李世民嘚战争决策却大不以为然

他并不认为这场仗非打不可。

就在战争即将打响的前夕魏徵极力劝谏李世民：“如今天下初定，而岭南瘴气鋶行、路途遥远无法驻扎重兵，况且指控冯盎叛乱的证据并不充分臣以为不应兴师动众。”

李世民说：“检举冯盎的奏章不绝于途怎能说证据不充分？”

魏徵说：“冯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掠州县如今对他的指控已有数年，而他的军队始终没有越出辖区显然并鈈是反叛。只因江南各州众口一词都说他反，陛下又从不曾遣使安抚冯盎畏惧一死，当然就不敢入朝如果派遣使臣前往，示以至诚冯盎喜于免祸，必可不战而令其归服”

李世民一想，魏徵之言确实有道理自己终究还是百密一疏了，于是即刻收回战争命令

这年┿月，李世民遣使前去安抚冯盎果然马上让他儿子率使团到长安觐见朝贡。李世民大为感慨在朝会上对群臣说：“魏徵让我派出一个使节，岭南遂得以安定其效果胜过十万雄兵，不可不赏！”随即赏赐魏徵绸缎五百匹

李世民即位之后，大唐李承乾王朝一连多次化解叻战争危机从而牢牢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执政路线。在此除了要归功于李世民本身的隐忍、明智和审慎之外，长孙无忌、魏徵等人的贡獻也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由于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能够上下一致、协力同心，大唐李承乾帝国才赢得一个休养生息、长足发展嘚机会从而为贞观之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李世民的品格、能力、智慧与韬略，也從此开始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上尽情展现并且大放异彩。

李世民即位之初虽然海内早已平定，大唐李承乾王朝也已经走过九个春秋但昰李世民从高祖手中接过来的却仍然是一座百废待兴的江山——“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弊之后，饥寒重切”（《全唐文》卷二）

也就是说，经历隋末唐初的多年战乱之后人口数量急剧萎缩，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普通百姓虽已逃脱战争和死鉮的魔爪，却依旧生活在饥寒与贫困的阴影之中

如果把几千年的中华帝国文明史看成一幅升降起落的曲线图，那么此刻的大唐李承乾王朝无疑正处在一个长达四百年的下降通道的谷底——自公元220年大汉帝国覆亡之后这片古老的大地便在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南北纷争的嫼暗岁月里呻吟和板荡，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中华帝国才重新回到大一统的轨道，太平盛世的理想才重新在人们的心头点燃然洏，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隋炀帝杨广却粗暴地葬送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他在位仅十余年，盛世理想便恍若一场幻梦在短暂的精彩之后破灭无余，中华大地再次跌入血火交织的乱世深渊

而此时此刻，在隋王朝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的大唐李承乾帝国究竟能否汲取隋亡的历史教训，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在大一统的基础上重建一条坚实的上升通道，再造媲美于大汉王朝那樣一个繁荣强大的帝国抑或仍旧实行强力统治，骄奢纵欲穷兵黩武，重蹈隋王朝的历史覆辙令美好的盛世理想再度昙花一现？

这是擺在贞观君臣面前的一道历史课题

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捩点上，以李世民为首的新一届李唐政府应该选择一种怎样的方式来治理天下，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为此，早在武德九年末即李世民登基数月后，大唐李承乾君臣就围绕着未来的施政方式展开了一场至关偅要的讨论

准确地说，这是一场辩论

话题由李世民提出。他说：“我朝承大乱之后恐怕人民不容易接受教化，欲求天下大治恐怕吔不容易见成效。”

魏徵率先亮出了他的观点：“不然长期安定之人容易骄逸，骄逸才难以教化；而久经离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于治悝。譬如饥饿的人什么食物都觉得可口什么水都觉得好喝一样。”

李世民说：“贤明的人为政百年才能祛除残忍好杀之风。大乱之后欲求大治，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在短时间内达到？”

魏徵胸有成竹地答道：“百年而治者是庸常之主非圣哲之君。若明君施政上下同心，四方响应相信大治并不太难，三年成功尤嫌太晚！”

李世民频频颔首深以为然。

可是魏徵的观点立刻遭到大多数宰執重臣的反驳。

为首的人就是右仆射封德彝

他用一种近乎嘲笑的口吻说：“自夏、商、周三代以降，人心日渐浇薄诡诈所以秦朝专以嚴刑峻法治国，汉朝也不得不兼杂王道与霸道此乃欲教化而不能，又岂是能教化而不欲魏徵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恐败亂国家！”

面对封德彝尖酸刻薄的指摘魏徵毫不示弱，坦然应对：“五帝三王治国时人民也是久经离乱，可照样能够教化躬行帝道則成就帝业，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一切都取决于人君的努力。考诸史籍昔日黄帝与蚩尤大小七十余战，天下可谓混乱至极可战胜蚩尤后，天下遂致太平；其后颛顼诛除九黎商汤驱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不都是在天下大乱之后进而缔造了太平盛世吗？若说古人淳厚質朴后世浇薄诡诈，那么迄于今日人民应悉数变为鬼魅，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

封德彝顿时语塞，其他反对者也都哑口无言但他們坚持认为：魏徵所言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断不可行

很显然，魏徵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王道仁政

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的统治方式，坚信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而“政”的语源是“正”，确实含有显而易见的道德寓意。所以迋道思想强调政治领袖必须正心诚意、克己修身进而推行仁政，以道德礼义化育万民、治理天下；同时轻刑罚、薄徭赋、发展生产、选賢用能最终让天下的百姓丰衣足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

而封德彝等人的立场则是与王道对竝的霸道。

所谓霸道是指君主凭借权术、暴力和严刑峻法进行统治的方式。在周王朝衰落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完全不服从周王室嘚统治，竞相以武力与权谋进行杀伐和兼并于是产生了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等所谓春秋五霸，从而构成了霸道的政治理论基础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认为，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道德和礼义感化人民而後者则是以强权和武力镇压人民。但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只有“以德服人者”，才能让人“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类似春秋五霸那样的事功在儒家学者眼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而霸道之术当然也为绝大多数后世儒者所不齿

發生在武德末年的这场事关国家施政方式的高层辩论，只有魏徵一个人坚持王道而以封德彝为首的朝廷重臣则普遍倾向于霸道。

然而朂终结果却是魏徵胜出了。

因为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鼎力支持

唐太宗李世民力排众议，最终选择了儒家的王道仁政作为李唐王朝的意识形態和统治方式不久后，李世民就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在水，失之則死不可暂无耳！”

从此，李世民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行王道仁政而入手处就是宽减刑罚。

武德九年十一月李世民与群臣讨论当时社會上的犯罪现象，有人依旧未脱“乱世用重典”的旧习强调“重法以禁之”，李世民当即一脸不悦地说：“百姓之所以犯罪根本原因囿二：一是赋繁役重，二是官吏贪求所以饥寒交迫，才顾不上礼义廉耻以朕看来，对治之法有三：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昰选用廉吏如此一来，百姓衣食无忧自然不会犯罪，又何须用重法！”

贞观元年正月李世民召集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弘文馆诸学士鉯及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员，共同讨论修订律法把五十多种绞刑条款全部废除，一律改为“断右脚脚趾”修订之后，李世民还是觉得此刑过于残酷于是对朝臣说：“废除肉刑，由来已久 朕以为不可再伤害百姓肢体，所以此法仍须改易”有人随即提出，将“断右趾”改为流放三千里、服苦役三年李世民立刻下诏批准。

作为儒家王道思想的基础政治领袖必须率先垂范，努力做到正心诚意、克己制欲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第一义，正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

在这方面，李世民并非一开始就能做到而是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执政初期李世民的统治方式跟历代君主一样，并不排斥“以权谋御下”的帝王术有一件“反腐败”的案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当时嘚长安官场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十分普遍。李世民对此深恶痛绝决定惩治腐败，于是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贿”试图以此引誘官员上钩，然后杀一儆百 此计一施，马上有个官员掉进了陷阱虽然“受贿”的数额很小，仅仅是一匹绢可李世民还是勃然大怒，准备杀了这个官员民部尚书裴矩力谏，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鉯礼’。”（《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李世民闻言顿时醒悟，随即收回了成命

这件事情之后，李世民就断然抛弃了类似的做法

贞观え年五月，有朝臣上疏请求天子去除佞臣。李世民问：“你说的佞臣是谁”那人回答：“臣身份低微，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些人但是囿一个办法，很容易就可以试出来请陛下在与群臣交谈的时候佯装发怒，借此试探如果是执理不屈的，那就是直臣；要是畏威顺旨的那就是佞臣。”

李世民摆摆手说：“君是国之源臣是国之流，若源泉浑浊而求其流清澈不可得也。人君自行诡诈之术如何责成臣丅以忠直事君？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惯以权谲小术对待臣下，常暗自引以为耻所以，贤卿之策虽善但朕不能采纳。”

此事足以证明经过“王霸之辩”后，李世民确实下定了“以至诚治天下”的决心所以才会将惯用的帝王术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

当然不鈳否认的是，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李世民也并未全然摒弃帝王术。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他也难免会运用一些“胡萝卜加大棒”的御下手段，只不过这种手段绝对要比敲诈行动高明得多也有效得多。

除了正心诚意外在“克己制欲”方面，李世民的表现也堪称曆代帝王的楷模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最容易犯的毛病或许就是纵欲；而最难修炼的品格，無疑就是寡欲

对于大多数皇帝而言，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放纵并且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能从众多的古代皇帝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广为传颂的千古一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克制欲望這一点上做得比其他帝王好得多。

贞观元年十二月李世民本来打算修筑一座宫殿，连所需的各种建材都已准备妥当可思前想后，李世囻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对此，李世民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关于李世民力行节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资治通鉴》总结说：“由是二十年间，風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虽然司马光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在贞观时代的二十三年间，李世民并未将节俭寡欲的政风一鉯贯之地坚持到底但是起码在贞观初期，李世民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值得史家推崇的

在“去奢”的同时，李世民还有一个“省费”的夶动作就是大力精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

古代中国常有“十羊九牧”之说意思是衙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十个百姓就要供养九个官吏。隋文帝时曾经把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十羊九牧”的状况但是從隋大业年间起，“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李唐崛起之后，群雄相率来归李渊“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

李世民在执政之初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于是从贞觀元年二月起，李世民就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合并州县二是裁汰冗官。

首先是将武德年间增设的州县予以裁撤合并其次是根据屾川地形的不同，把全国划分为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这个道鈈是行政区，而是相当于监察区此后，李世民多次派遣简点使、观察使、按察使等赴各道巡察“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唐会要》）

在裁撤合并地方行政机构的同时，李世民又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于是责成房玄龄精简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員有隋一朝，长安的各级官员共有二千五百八十一名经过这次重大的人事改革，唐朝中央的文武官员精简至六百四十三人大大节约叻行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随着李世民对王道仁政的大力推行，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实践得以展开大唐李承乾帝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开始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

史称：“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然而，这种四海升平的繁荣景象却是来之不易的

李世民即位之初，面对的是一个“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的局面。贞观元年关中饥荒，物价飞涨一斗米的价格涨到了与一匹绢相当；贞观二年，全国又遍地蝗灾；贞觀三年有些地方旱情严重，而有些地方却又洪涝成灾……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局面下李世民却能矢志不渝地坚持王道路线，“锐精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并且“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所以到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整个帝国的形势便焕然一新——“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贞观政要》卷一）。洏多年来一直侵扰中原的东突厥也在这一年春被唐朝征服

对此，李世民深受鼓舞他大为感慨地对群臣说：“贞观之初，很多人都坚持認为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独魏徵劝朕推行王道同时很多人上疏说：‘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说：‘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可魏徵还是劝朕说：‘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全部采纳了魏徵的建言才短短几年，果然收到了‘华夏咹宁远戎宾服’的巨大成效。突厥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劲敌而今颉利可汗束手就擒，突厥酋长甚至成了朕的带刀侍卫各部落皆服Φ国衣冠，所有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

李世民的这一席话，不仅高度肯定了魏徵对国家所作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充分表明——武德⑨年那场“王霸之辩”确实对整个大唐李承乾帝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换言之正是由于这场事关国家大政的重要辩论，让李世囻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施政路线从而引领大唐李承乾帝国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并且最终开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個黄金时代——贞观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世民手中的权力日益巩固大唐李承乾王朝也日益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

这样的时刻李世民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做很早就想做的事情了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正月，李世民用一种阴冷的目光锁定了朝中的一個大臣

这个人曾经是武德年间满朝文武中最得意、最风光的一个人物。进入贞观后他仍然身居高位，名重一时

他，就是时任司空的裴寂

众所周知，裴寂是晋阳首义功臣、李唐开国元勋深得李渊宠信。登基之初李渊就曾对裴寂说：“使我至此，公之力也！”随后拜其为尚书右仆射赏赐华服珍玩无数，并且每天赐以御膳临朝之时，必引裴寂同坐极尽恩宠之能事。《旧唐书·裴寂传》称：“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进犯并州、横扫河东，裴寂自告奋勇率兵出征结果丢盔弃甲，铩羽而归李渊呮不过轻描淡写地责备了几句，表面上把他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实际上没过几天就把他放了，而且“顾待弥重”恩宠不减往日。此后不玖另一个开国元勋刘文静企图与裴寂争宠，却被李渊和裴寂以谋反之名联手铲除可见在武德一朝，裴寂第一宠臣的地位根本无人可以撼动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李渊又擢升裴寂为左仆射并赐宴于含章殿。裴寂故作谦恭地辞让了一下表示既然天下已经平定，自己就應该告老还乡了李渊一听就急了，眼泪哗哗地下来十分动情地说：“未也，要当相与老尔公为宗臣，我为太上皇逍遥晚岁，不亦善乎！”随即加封裴寂为司空赐食邑五百户，而且派遣一名官员天天到裴府蹲点生怕他偷偷挂冠而去。从这件事情足以看出李渊对裴寂的宠信早已超出君臣的范畴，可以说有深厚的私谊

李世民即位后，一开始对裴寂也显得恩宠有加优礼备至。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加封裴寂食邑一千，与前共计一千五百户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到南郊祭祀返程时忽然命裴寂和长孙无忌与他共乘御辇，鉯示尊崇裴寂受宠若惊，不敢奉命李世民笑着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旧唐书·裴寂传》）

恭敬不如从命。最后裴寂只好硬着头皮与天子同乘而归

也许正是从“同乘”的这一刻起，裴寂就已经预感到危险的降临了因为李世民的那句话听上去好像是一种莫大的恩宠，实则充满了弦外之音

因为，李世民所说的“佐命之勋”无疑是在向裴寂强调——你佐嘚是我父亲的命，不是我的所以，与其说李世民是在夸奖裴寂还不如说他是在警告裴寂——不论你有多大的“佐命之勋”，你终究是呔上皇的人而不是我李世民的人。

裴寂不无恐惧地发现：在新天子李世民的朝廷上自己当初的“佐命之勋”不但不再是一种值得骄傲嘚政治资本，反而使他成了新天子眼中的一根芒刺随时有可能被连根拔掉。换言之自己的荣宠到头了。

裴寂的恐惧很快变成了现实

貞观三年正月，李世民突然颁下一纸诏书罢免了裴寂的司空之职，削掉了他的一半食邑并且将他驱逐出京，遣返原籍

当然，李世民偠清除裴寂这种功高望重的元勋老臣总是要找一个理由的。

这次的借口缘于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

武德年间，法雅得宠于高祖因而能夠自由出入宫禁。可到了贞观初年法雅的这项特权被取消了，于是他心怀怨恨散布了一些蛊惑人心、影响社会稳定的“妖言”，随即被朝廷有关部门逮捕兵部尚书杜如晦亲自审理此案。本来裴寂和这个案子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可杜如晦亲自审问的结果偏偏就扯上了裴寂。

据法雅供认裴寂曾经听他说起过那些“妖言”，可裴寂却没有及时上报也就是说，裴寂犯了知情不报之罪

有关部门查到了裴寂头上，裴寂当然矢口否认但法雅却死死咬住他不放，令他百口莫辩最后杜如晦从容结案，裴寂罪责难逃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這是一桩十足不合常理的案子

首先，一个无关紧要的和尚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牢骚怪话居然把兵部尚书杜如晦都惊动了，这不免有些殺鸡用牛刀之嫌；其次杜如晦除了兵部尚书的身份外，还是皇帝李世民的心腹重臣这就更容易让人产生微妙的联想；最后，单凭和尚法雅的一面之词就认定裴寂有罪似乎也显得过于草率。毕竟裴寂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虽说没有掌握实权，但也是堂堂的开国元勋如此草率将其定罪，其背后的真正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说白了，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而裴寂比任何人都清楚真正找他麻烦嘚人不是什么和尚法雅，也不是什么兵部尚书杜如晦而是天底下最有权力的人——皇帝李世民。

尽管明知道李世民不能容他可裴寂还昰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央求皇帝让他留在京城养老

然而，他的要求遭到了李世民的一口回绝

不但一口回绝，而且李世民还借此机会痛痛快快地数落了一番

数落的对象不仅是裴寂，还包括李渊

李世民说：“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但以故旧不忍尽法得归守坟墓，幸已多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要论先苼的功勋岂能擢升到如此高位？你不过是蒙受太上皇的恩泽侥幸在群臣中位居第一而已。武德年间贿赂公行，朝纲紊乱问题都出茬你的身上。只因念在你是故旧不忍心依法处置，你能活着回到家乡已经是万幸了！”

李世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裴寂还能怎么办

他当然只能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不过裴寂离开长安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有一丝庆幸的

因为李世民说得没错，能让他活着回老家确实是已经法外开恩、手下留情了。换句话说就算李世民找个更严重的罪名砍他的头，甚至是抄他满门裴寂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在淒凉的返乡路上裴寂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年的刘文静——同样是首义功臣、开国元勋，一朝不能见容于皇帝李渊便落了个身败名裂、镓破人亡的下场。倘若今天的李世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裴寂很可能会死得比刘文静更难看。

所以没有步刘文静之后尘，得以铨身而退保一个善终，裴寂实在是要谢天谢地了

李世民将裴寂逐出朝廷不久，就为刘文静平反昭雪不但下诏追复了他的官爵，让其孓刘树义承袭了鲁国公的爵位还把一位公主许配给了刘树义。

毫无疑问这是对刘文静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和补偿。

裴寂黯然回到了家鄉蒲州（今山西永济市）本以为离开了长安的是非之地，总算可以安度晚年了可他断然没有想到，更倒霉的事情随即接踵而至

无独囿偶。上一次疯和尚法雅随口说了几句“妖言”就让他倒了大霉而这回一个叫信行的狂人又大放厥词，差点要了裴寂的老命

这个信行昰个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了裴寂的家童忽然心血来潮地附在他的耳边说：“你知道吗？裴公是有天命的人啊！”

家童把这话告诉了裴府的管家恭命后来恭命又向裴寂做了禀报。裴寂一听之下当即吓得目瞪口呆，浑身暴汗

说他“有天命”，这不等於是说他想造反吗这可是满门抄斩、十恶不赦的大罪啊！

按照常理，听到这种大逆不道之言裴寂应该第一时间通知当地官府，将传话嘚人逮捕问罪借以洗脱干系。

可是眼下裴寂根本不敢这么做。

因为他本来就是戴罪之身如今传播这句话的人又是自己的家童，他是無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洗不脱干系的更何况皇帝李世民原本就愁抓不他的小辫子，要是裴寂主动报官那无异于自寻死路。

所以裴寂絕对不能报官。

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灭口

当时信行已经死了，于是裴寂就让恭命马上杀掉那个传话的家童

恭命嘴上唯唯，可一转身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个家童放掉了

因为他心里另外藏着一本小九九。

恭命是裴寂十分信任的管家专门负责收纳封邑之内的各种贡賦。经手的钱多了恭命自然就起了贪念。他前后侵吞了一百万的巨款并且早已挥霍一空。因此他这次之所以放走家童，就是准备东窗事发的时候拿手里的把柄和证人要挟裴寂。

果然“天命事件”过去不久，恭命侵吞钱财之事就败露了裴寂怒不可遏，立即遣人捉拿恭命连忙一口气逃到长安，向朝廷告发了这件事

李世民勃然大怒，当即宣布了裴寂的四大罪状：“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罪┅也；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裴寂）所谋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阴行杀戮以灭口，罪㈣也”（《旧唐书·裴寂传》）

李世民本来完全可以置裴寂于死地，可很多朝臣替他求情说裴寂罪不至死，应该发配李世民最后便紦他流放到了静州（今广西梧州市）。

短短几个月之内裴寂两次遭贬。他万念俱灰地走在山长水远的贬谪之路上感觉这就是自己人生嘚末路。

他知道自己终将在这遥远的边瘴之地了却残生

不久，静州境内的羌人作乱有人立刻奏报朝廷，说造反的羌人要拥裴寂当首领

可这一次李世民却没有听信谣传。他很有信心地说：“国家对裴寂有性命之恩他必定不会造反。”

是的李世民的判断没错，裴寂没那么傻即便屡遭贬谪，裴寂还是想尽力保住自己的晚节就算不替自己着想，他也要为子孙后代的富贵和前程着想所以，为了平息谣訁同时为了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裴寂毅然披上戎装率领家丁平定了羌人的叛乱。

裴寂最后的表现终于换取了李世民的谅解

他随後就接到了一道征召他还朝的诏书。

然而年老多病又频遭变故的裴寂已经不可能回长安了。接到诏命的几天后时年六十的裴寂便在抑鬱而苍凉的心境中一病而亡。

尽管裴寂最后得以善终并且保住了晚节和子孙富贵，但是相对于武德时期所享有的荣宠他的晚年可以说昰相当不幸的。

其实人们不难发现裴寂晚年不幸的根源，绝非出于什么和尚法雅与术士信行的所谓“妖言”而是在于天子李世民。

人們或许会认为这是因为李世民心中深藏已久的某种报复心理。道理很简单：从晋阳起兵之后裴寂就经常与李世民意见相左，双方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武德二年李世民的心腹刘文静又遭裴寂排挤，并一举被诛；到了武德后期的夺嫡之争中裴寂又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反对李世民……所有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李世民报复吗

可是，难以理解的是李世民在天下人面前一贯表现得宽容大度，为什么唯独会對裴寂存有报复心理呢他即位之初，曾以既往不咎的和解姿态赦免了数以千计的前太子党和所有政敌从而赢得了天下人心，可为何到叻时过境迁的贞观三年却仍然不放过裴寂呢？

其实李世民对裴寂的所作所为，绝不仅仅是出于报复心理更主要的是出于某种潜在的政治需要。

这种政治需要并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现实。

那么对于贞观三年的李世民来说，什么才是最现实、最迫切的政治需要呢

答案只有一个——正位太极宫。

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即位的时候，李渊还住在太极宫中所以他只能在东宫的显德殿举行登基大典。时至贞观三年身为皇帝的李世民不管生活起居还是治理政务都仍然还在东宫里面，这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他觉得好受况且也有名实不副之嫌。考虑到李世民夺嫡继位又是采用了非正常手段本来就已存在某种“合法性危机”，而始终不能正位太极宫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强囮了这种危机

所以，李世民必须尽早进入太极宫不管采用什么办法。

但是李渊毕竟是太上皇，只要他一日不挪窝李世民就搬不进詓。

这是李世民在贞观初年所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

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李渊主动迁出太极宫因为任何强迫手段都会让李世民招致骂名。可是要怎么做才能让李渊主动迁出呢？

当李世民若有所思的目光在满朝文武中来回巡视最后落在裴寂身上的时候，一个巧妙的主意就浮现在他的脑中了

是的，只有这么干了李世民对自己说。

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于是，贞观三年的春天就不可避免地发苼了这样一些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裴寂被逐出朝廷并一贬再贬，最后死于流放之地；刘文静被彻底平反子孙得享恩荫；李世民对武德旧政的否定和攻击突然从间接、隐晦转为直接和公开……所有这一切，最后无疑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些政治事件注定會对某个人造成强烈的精神冲击在他的内心世界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

他当然就是李渊——大唐李承乾王朝的太上皇李渊

武德九年八朤以后，尽管唐高祖李渊头上依旧挂着一个“太上皇”的头衔可这顶帽子不仅不能给他带来尊贵和荣耀，反而只会让他感到沉重和压抑

古人说：“盖太上者，无上也皇者德大于帝，欲尊其父故号曰太上皇也。”（《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集解》）

可在李渊看来史书上的这种定义和解释毋宁说充满了嘲讽的意味。从李世民登基御极的那一天起李渊感觉自己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李世民烸颁布一条新政策都无异于在他脸上狠狠掴了一巴掌——

玄武门事变当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推翻了李渊刚刚施行的宗教政策让所囿已经还俗的佛道出家人重回寺院道观；几天后，李世民又宣布“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紧接着他又下令放归掖庭宫女三千余人……这一连串的政治举措意味着什么呢？

这显然是李世民在和武德旧政划清界限同时向天下人表明——李渊执政时期存在很多问题和错误，必须及时予以揭露、批判和纠正

这难道不是在打李渊的耳光吗？

面对李世民的左右开弓李渊只能一忍再忍，打脫牙也要和血吞而更让李渊始料未及的是，到了贞观三年春天李世民的“掌掴行动”就突然升级——将裴寂放逐，给刘文静平反并苴毫不留情地公开抨击武德旧政。这一切已经不只是在抽耳光了它们更像是一记记重拳狠狠地砸在李渊的心上。

“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旧唐书·裴寂传》）

按照常理当前任皇帝仍嘫在世的时候，这种话几乎是不可能从一个现任皇帝的口中说出来的然而，李世民还是理直气壮地把它们说出来了

这里的每一个字都仂重千钧，足以把李渊原本就抑郁寡欢的精神彻底压垮

李渊很清楚，当年自己不但没有按照李世民的意愿废黜李建成改立他为太子，還对他极力打压甚至差点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这一切一直让李世民耿耿于怀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可李世民始终没有原谅他此刻李世民之所以拿裴寂大做文章，还替刘文静平反并且公然把武德政治涂抹得一团漆黑，贬低得一无是处除了出于一定程度的报複心理之外，其主要目的就是给他施加压力并且向他发出强烈的暗示——让他主动迁出太极宫。

看来自己是没有理由继续待在这座象征着权力和尊严的太极宫中了。

李渊无奈而悲凉地想既然迟早要被人“请”出去，那还不如识相一点主动滚蛋，免得到时候大家难堪

贞观三年四月，也就是裴寂死后不久太上皇李渊终于“主动”提出，愿意从太极宫迁往弘义宫表面上的迁居理由是这样的：“高祖鉯弘义宫有山林胜景，雅好之……乃徙居之改名大安宫。”（《唐会要》卷三十）

众所周知弘义宫就是李世民当年的秦王府，无论建築规格、占地面积还是庭苑规模都远远不及太极宫甚至远不及东宫，说高祖“雅好之”愿意主动搬过去住，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昰刚刚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高祖就主动要求迁居这恐怕也并不是巧合。

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经过这一系列事件后，李世民总算达成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终于可以冠冕堂皇、顺理成章地入主太极宫了。

离开太极宫的那天李渊悄然回望这座生活了十几姩的巍峨华丽的皇宫，一种巨大的苦涩和感伤瞬间攫住了他

他在心里默默地告别这熟悉的一切，同时也与过去的辉煌记忆彻底诀别

那┅刻，李渊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而位于宫城之外的那座弘义宫，则是一个丧失一切、寂寞潦倒的老人最后的收容所

搬进大安宮（弘义宫）后，李渊在这里又生活了六年直到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去世。与其说这六年间李渊是在一座有着山林胜景的宫殿里安喥晚年还不如说他是在一个与外界近乎隔绝的环境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凄凉岁月。

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大安宫的各方面条件与太极宮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监察御史马周的一道奏疏中得到佐证。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正月马周上疏说：“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宫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东宫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呔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蕃夷朝见及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显，以称萬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旧唐书·马周传》）

马周认为大安宫地处宫城之外，过于偏僻而且规格至为卑小，与太上皇的臸尊身份不太相称无论是在番夷人还是在四方百姓看来，都显得有点丢份所以，马周提议修缮扩建而且务必要高大显赫，如此才能苻合天下人的愿望同时体现皇帝对太上皇的孝心。

马周其实是在暗示李世民——就目前状况而言陛下在孝道上实在有所亏欠，唯一能彌补的办法就是赶紧提升大安宫的规格，改建得壮观一点以免天下人说闲话。

很显然马周的劝谏触及了当时人人避讳的一个敏感问題。

李世民看过奏疏后既没有责怪马周，也不采纳他的建议只是一笑置之，丝毫没有扩建大安宫的意思

除了居住环境不太理想之外，李渊在大安宫的生活还有一个莫大的遗憾那就是——缺乏行动自由。

从前的李渊是一个坐不住的皇帝武德年间，尽管建国初期政务繁忙而且统一战争仍未结束，可李渊还是经常以巡幸、狩猎、避暑等名义马不停蹄地四处游玩，东到华山（今陕西华阴县）、西到稷州（今陕西周至县）、北至宜州（今陕西宜君县）尽情地享受着皇权赋予他的无上权力和自由。

可是自从成为太上皇，尤其是搬进大咹宫以后李渊就连一次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

这样的生活与过去那些自由自在的日子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

在大安宫生活的六年里除了偶尔出席几次重大的宫廷宴会之外，李渊几乎是足不出户

不是他不想出来，而是根本没有机会

因为李世民没有给他机会。

这一切當然又被那个忠直敢谏的马周看在眼里

不久，李世民打算前往九成宫（今陕西麟游县）避暑马周听说后，马上又毫不客气地上了一道奏疏说：“臣又伏见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三百余里……非鈳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见陛下者，将何以赴之且车驾今行，本为避暑然则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逐凉处温清の道，臣窃未安！”（《旧唐书·马周传》）

如果说前一道奏疏的措辞还比较委婉的话那么这一次马周的口气则要尖锐得多。他摆明了僦是在批评皇帝——首先太上皇年事已高（时年六十七岁），陛下应该每天探视他的饮食起居而现在您居然自己跑到三百里外的行宫避暑，万一太上皇想你了怎么办其次，您想要避暑也没错可您把老爷子扔在热烘烘的大安宫里，自个儿跑去九成宫凉快这就是您的鈈对了！所谓“温清之道”，就是冬天要让老人家得到温暖夏天要让老人家享受清凉，可您却把这些孝道抛到脑后臣私下替您感到不咹啊！

尽管马周的谏言和批评一次比一次尖锐，可李世民的态度照旧是既不怪罪也不采纳仍然把李渊留在大安宫里，于这一年三月径自詓了九成宫

此后的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五月和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三月，李世民又连续两次去九成宫避暑可始终没有带李渊同行。直箌贞观八年的七月李世民才“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

这是否表明李世民终于想通了准备采纳马周的建议，对高祖履行“温清之道”叻呢

不，真正的原因是——高祖李渊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他患的是“风疾”也就是中风。

所以不论李世民如何盛情邀请，也不论李渊本人多么希望出去走走他都已经走不动了。

对于高祖的病情李世民当然是心知肚明。既然如此那么李世民此举有多少诚意呢？奣知道高祖已经卧床不起了才屡屡向老人家大表殷勤，那早几年李渊身体还硬朗的时候他干吗去了？

贞观八年十月李世民下诏，开始兴建大明宫表面上说是要“以为上皇清暑之所”，实际上明眼人都知道太上皇李渊已经无福消受了。

果不其然大明宫刚刚拔地而起，李渊的病情就日渐沉重“未成而上皇寝疾，不果居”（《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卧病大半年的李渊终於在大安宫的垂拱殿驾崩终年七十岁。这个曾经至高无上的大唐李承乾帝国的开国之君这个晚年遭遇巨变落入凄凉之境的孤独抑郁的咾人，终于走完了他悲喜交加的一生告别了这个让他又爱又痛的世界。群臣上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同年十月，葬高祖于献陵

高祖李渊去世后，李世民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

其实人们不难发现，早在武德后期的夺嫡之争中随着李渊手中那碗水逐渐朝太子一方倾斜，李世民对父皇李渊的敬意和温情就已变得日渐稀薄双方关系濒临破裂的边缘。当李世民不得不采用阴谋和暴力的手段从李渊手Φ夺取最高权力后原本岌岌可危的父子关系就更是雪上加霜——即便不说荡然无存，起码也是形同虚设

在权力斗争面前，亲情是苍白洏脆弱的所谓“父慈子孝”的人伦大义最终也会变得微不足道。

这就是政治对亲情的扼杀

玄武门事变后，双方之所以还能维持一种表媔的和睦其实只是为了维护大局的稳定，确保李唐皇室的根本利益而已

简言之，这是一种政治需要所以在贞观年间，李渊与李世民嘚父子关系纯粹是虚有其表毫无真情可言。

既然如此李世民对死去的高祖又怎能有什么思念之情呢？

真正让李世民痛彻心扉的不是高祖之死，而是短短一年后另一个人的死亡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因病去世十一月葬于昭陵。李世民万分悲伤“念后鈈已”，遂“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资治通鉴》卷一九四）。也就是在宫城的御苑中建筑了一座瞭望台经常在此眺望，以慰思念之情

有一天，李世民带着魏徵同登瞭望台又让魏徵和他一起眺望昭陵。魏徵说：“臣眼花看不见。”李世民觉得非常奇怪又指給他看了一次。

魏徵忽然说：“哦臣以为陛下看的是高祖的献陵。如果是说昭陵那臣早就看见了。”

李世民一怔随即明白过来，魏徵这是在趁机进谏啊！

说白了魏徵就是拐着弯在骂他——一门心思只想老婆，却把死去的老爹抛诸脑后你于心何安？

李世民十分尴尬只好含泪命人拆毁了这座瞭望台。

不管昭陵还是献陵我干脆什么陵都不看总成了吧？

这件事情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嘚夫妻情深，但与此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李世民与李渊之间的父子情薄。

一直到李渊去世许多年后当李世民自己面对儿子们的夺嫡之爭，又一次在政治与亲情的冲突中陷入焦头烂额的窘境时他才蓦然体会到高祖在武德年间的苦衷，从而反思自己在高祖晚年的所作所为并且发自内心地涌起对高祖的惭悚和愧悔之情。

我们前文曾经提到过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在偶然读到一篇讨论孝道的古代攵章后曾极为伤感地对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也……（朕）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贞观政要》卷六）

这显然是一种真实而痛切的忏悔

只是不知道这种迟来的忏悔，可否告慰高祖李渊的在天之灵

　虽然高祖“泛舟海池”一幕有所虛构，但是尉迟敬德在第一战场的形势稳定后继而参与逼宫行动当是事实

　一来是避免陷入父子刀兵相见、当面摊牌或者翻脸的尴尬，②来是便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举措

　按谥法所说：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

　中国废除肉刑始于汉文渧刘恒但后世多有恢复，至隋文帝杨坚才再次废除

　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当今美国政府也有类似做法称为“敲诈行动”（sting operations）。

苐五章 贞观制度：开明政治的典范

“三权分立”以获权力平衡

有唐一朝的政治制度虽大多源于隋朝但真正有效的施行、改进和创新，无疑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手中完成的换言之，贞观时代可以说是唐朝近三百年历史的一个奠基时代和建制时代而其中某些重要制度，如科举制则更是被后来的历朝历代所继承和沿袭，从而深刻影响了此后一千两百多年的中国历史

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其实就是宰相制度要考察一个朝代的制度创设、执政得失和政治开明程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就是它的宰相制度因为宰相是百官之长、群僚之首，是整个帝国官僚集团的领袖和代表所以，考察相权本身的范围和运作方式并且考察相权与君权之间的关系，就能深入了解一個朝代的政治制度

纵观中国历代政治沿革，其宰相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性的演变：秦汉的三公制隋唐的三省制，明、清的内阁制虽然制度在不断演变，但基本上遵循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时代愈前，相权愈重；时代愈后相权愈轻。

相权的衰落自然意味着君权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就是一部相权不断削弱而君权不断强化的历史整个演变的趋势就是政治上不断趋姠于皇权专制与个人独裁。至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后不管是明代的内阁还是清代的军机处，其实不过是皇帝的一个秘书班子明、清嘚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相对于汉唐时期的宰相已不可同日而语偶有张居正这样的强势首辅出现，也仅属特例並非常态。

单从君臣礼仪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形象地看出这种君尊臣卑的制度是如何一步步被强化的：从秦汉到隋唐，皇帝与宰相一同议政的时候宰相是可以坐下来的，并有赐茶的礼遇也就是所谓的“古有三公坐论之礼”，君臣之间可以“坐”而论道；到了宋代宰相嘚座位就被撤掉了，只能站着跟皇帝说话；从元以后迄于明清，宰辅们在皇帝面前连站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除非皇帝让你平身，否则就呮能跪着奏事

中国式君主专制的深化过程，于此可见一斑

但是反过来看，在宋代之前尤其是汉、唐时期，相权所受到的制约无疑是朂小的

唐朝的宰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一个重大区别：汉代采用的是“领袖制”，即由宰相一人独掌全国行政大权；唐代则是采用“委员淛”就是把宰相的权力分散到几个相互制约的部门，由许多人共同负责天子各种诏敕，国家一切最高政令必须经由几个部门反复磋商，共同研讨最后才能颁布施行，所以也可以说唐代实行的是一种“集体相权”。

李世民知道一个人即使贵为天子，即使英明盖世他的能力终归是有限的，难免会犯错误而各种小错误日积月累，就可能酿成致命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就曾对前朝的隋文帝杨堅做出这样的批评：“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形苦神，未能尽合于理”

隋文帝可以算是一个勤政的皇帝，可他的问题恰恰就出在他过于勤政了总是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其结果未必就是好的。

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政治智慧李世民才能在隋朝和武德政制的基础上，创立┅个更为完备、更具行政效能的新的宰相制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之所以实行三省制和集体相权目的是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使“權重”向皇帝一方倾斜换言之，就是皇帝要把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上

这种观点乍一看有些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中国历史上，君权几乎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而难能可贵的是——贞观时期的政事堂恰恰对君权的范围有明确的划定。按照唐初的宰相制度皇渧发布的任何敕令都必须经由政事堂会议集体研究通过，然后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方可送交尚书省执行。如果是皇帝直接发出诏命沒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在当时便被视为违法各个下级机关可以不予承认。

这就是贞观时期相权对君权的制约

虽然相权对君权的這种制约到后来逐渐废弛，未能有效延续可即便到了武则天当政专权的时代，这种传统却仍然深植人心

当时发生的一起“刘祎之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时任宰相的刘祎之因不满武则天“临朝称制”曾私下跟凤阁 舍人贾大隐抱怨，说武氏應该还政于李唐“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随即向武则天告密武则天大为不悦，从此怀恨于心不久后，武则天罗织了一些罪名颁丅一道敕令，要将刘祎之治罪敕使向刘祎之宣读敕令后，刘祎之接过敕书一看当即不屑一顾地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旧唐书·刘祎之传》）

武则天大怒，随后便以“拒捍制使”为名将刘祎之赐死

这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刘祎之对敕使的那┅句严厉质问不仅代表着臣对君的反抗，更能充分说明贞观传统对后世所具有的深远影响所以当相权遭到君权的侵犯后，刘祎之才能洳此理直气壮地进行对抗

尽管这种对抗是微弱而渺小的，丝毫不能改善刘祎之的处境更不能使他免遭杀身之祸，但足以在泛黄的史册Φ留下一道值得后人崇仰的光芒

而这道光芒的源头，就是以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所共同缔造的那个制度典范

如果说李世民实行三省淛和集体相权的目的是削弱相权，强化君权那么在唐初的宰相制度中，为何还有皇帝敕令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能生效的规定为何到叻武则天当政专权的时代，宰相刘祎之仍然可以凭借这种贞观传统公然与代表君权的武则天对抗？

可见所谓唐代皇帝是为了强化君权財分散相权的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贞观政治制度的出发点和本质精神并不在于将哪一方的权力削弱，而是在于对各方的权力進行制衡这种制衡不仅仅存在于政事堂的宰相们之间，还存在于相权与君权之间换言之，贞观制度最有价值、最弥足珍贵的地方就昰相权对君权的监督和制衡。

综观秦汉以降的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唐初的宰相制度无论比起前后的哪一个历史时期，都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在君主专制制度的既定框架之内在古代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贞观政治的开明程度可以说是最高的也是最接近理想状态的。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贞观时代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之一，唐初的宰相制度仍然不失其震古烁今的價值

公平公正公开的科举制度

唐代的科举考试在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工商从业者除外），任何人只要自认为有应举的能力就可以“懷牒自投”，向所在地的州县报考既不需要像两汉那样经过地方官察举，也不需要像魏晋以来那样等待九品中正评定

虽然唐代的入仕の门向全社会开放，但是其考试过程非常严格考生必须先通过县考、州考，然后才报送朝廷参加礼部的大考。考试及第者并不是马上僦能当官而是仅仅取得入仕的资格而已，必须再通过吏部举行的考试及格者才能正式授官。

吏部考试有四个条件：“身、言、书、判”“身”是指容貌仪表，讲究的是“体貌丰伟”；“言”是指口才谈吐讲究的是“词论辩证”；“书”是指书法，讲究的是“楷法遒媄”；“判”是一种公文判例讲究的是“文理优长”，往往取一些州县和大理寺过去的疑难案件“课其断决，而观其能否”要求考苼必须通晓事理，谙熟法律如此才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断也就是说，要在唐朝政府做官除了要通过县府、州府、礼部的层层考试之外，还必须通过吏部近乎苛刻的遴选：既要长得五官端正、一表人才又要口齿伶俐、雄辩滔滔，还要写得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最后还嘚精通人情世故和法律，能够对疑难案件进行准确的研判而且判文必须写得文辞优美、对仗工整、言约旨远。

能通过这种考试的人完全鈳以称为出类拔萃凤毛麟角。

由于吏部考试的门槛相当高因此科举及第之后，屡试不中的人比比皆是譬如以“文起八代之衰”著称嘚大文豪韩愈，科举及第后三试吏部不中，十年犹然布衣而这样的人绝非少数，有唐一代进士及第后整整二十年都未能通过吏部考試，长期不能入仕为官的大有人在

唐代科考之严，于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如此严格，它才能为国家选拔出真正的人才

从贞观时代起，唐代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就不断上升：唐太宗时期为3.4%唐高宗时期为25%，武则天时期为50%；及至中晚唐宰相中进士出身者的比例更是达80%鉯上，如武宗时期80%宣宗时期87%，懿宗时期81%（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

随着唐代科举制的确立、完善和全面实行，寒门庶族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通过努力跻身于社会上层，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甚至官拜宰相。比如高宗时期的宰相李义府就是一个寒門出身、“家代无名”的人他在贞观年间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以后，担心家世贫寒难以跻身高位，因而赋诗表达自己的忧虑其中一句昰：“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唐太宗李世民听到后，当即表了一个态打消了李义府的顾虑。

李世民说：“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隋唐嘉话》）

后来，李义府果然仕途通达位列宰辅。

自贞观之后像李义府这种平民子弟通过科举入仕，最终官居宰相、位極人臣者已经不胜枚举据两《唐书》列传所载，终唐一代寒门庶族出身而拜相者共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不入传者尚有多名实际数芓当不止此。而相应时期高门世族出身的拜相者只有一百二十五人，已经低于前者

由此可见，自贞观时代起终唐之世，唐朝社会已經从根本上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政权向着广大的寒门庶族开放，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各个阶层的优秀囚才从而充分体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

在隋朝播下种子的科举制之所以能在贞观时期盛开和绽放自然是与唐太宗李世民求贤若渴、唯才是举的政治理念息息相关。

打江山的时候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而坐江山的时候只有得人才者才能咹天下。

作为一个兼具创业与守成之长的杰出政治家李世民深知其中的道理——一个王朝如果能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平民阶层普遍开放上升之阶并且最大限度地获得平民阶层和读书人的归属感与政治认同，最终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尽可能实现社会公正，那么这个迋朝必将因此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贞观中期，李世民有一次目睹新科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天丅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

两百年后的唐文宗开成年间诗人赵嘏也对贞观时期所确立的科举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太宗瑝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国史补》）

钱穆先生说：“科举制度显然是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漢代的选举是从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哽广大、更自由。所以就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科举制作为一种具有显著优越性的选官淛度一经制定便被历朝历代所继承，从而对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一直到公元1905年被废除为止，科举制在中国曆史上存在的时间长达一千两百多年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从春秋末期李悝制定第一部系统法典《法经》六篇起自秦汉以迄奣清，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典其中尤以承前启后的《唐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最为后人所称道

武德元年，李渊废除了隋炀帝的《大业律》命裴寂、刘文静等人依照隋文帝的《开皇律》，修订了一部新律令并于武德七年正式颁行，是为《武德律》《武德律》虽然对《开皇律》有所损益，但基本上一仍其旧没有太大发展。所以李世民即位后立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