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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面试必备材料――观点1+1
中国每年失踪儿童数量不该是笔“糊涂账”背景：媒体报道称， “中国每年失踪儿童不完全统计有 20 万人左右，找回的大概只占 0.1%。”对此，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回应，“这些数字纯属谣传。目前儿童失踪被拐基本都发微博，会有网友立刻转发给我， 看看我的微博，发案很少。” 燕赵都市报发表舒圣祥的观点：仅凭打拐办主任个人微博上的儿童失踪案数量多少，来评判“每年 有 20 万失踪儿童”的媒体数据准确与否，是不靠谱的。除非打拐办认为“凡是我不知道的都不存在”，否 则，单凭自己知道得少显然不能否定别人知道得多。如果打拐办根本不掌握数据，凭什么辟谣？如果已经 掌握数据，又为何不予公布？一言以蔽之，打拐办不能只辟谣不吐真。 中国青年报发表曹林的观点：“专家估算”的普遍、野鸡数据的泛滥，见证着政务公开的低质量， 当众多事关公共利益的重要数据，被锁在保险柜中而缺席于公域时，人们只能去估算。另一种情况是，相 关部门对重要数据缺乏统计，拿不出权威的数字，只能由专家去估算。相关部门不要动不动就批评媒体和 专家“造谣传谣”，批评网众“不明真相”，首先要反思的是，自身有没有履行政务公开的职责，有没有 把真相告诉公众。 小蒋随想：历史学者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反复提到“数目字管理”问题，他认为封建中 国的失败原因，是在技术上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这种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直至今日，我们 的“数目字管理”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要说三公消费到底有多高一直是笔糊涂账，就是统计局定期 公布的平均工资与房价数据也常常遭遇口水与板砖伺候，地方的经济增长数据被质疑夸大注水的就更多。 在此情况下，每年失踪儿童的数字稀里糊涂不足为奇。真实的数字统计真的很难吗？有时候，恐怕是非不 能乃不为。延安城管“跺头门”又是“临时工执法”？背景：5 月 31 日，延安城管队员执法时与商户发生撕扯现象。监控视频显示，有城管队员双脚跳起 猛跺倒地商户。商户称，有城管队员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酒气。 新京报发表佘宗明的观点：当地城管局抛出一个轻飘飘的结论：城管双脚跳起猛跺倒地商户，是临 聘人员惹的祸。作为“顶缸专业户”的临时工，关键时刻又登场了。对于“临时工干的”的提法，公众早 已不感冒。退一步讲，即使是临时工干的，难道就能对商户施以拳脚，主管部门就能推诿责任？ 华商报发表曹旭刚的观点：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将所有的“脏活、累活、苦活”，都“打包”交给城 管，所以，也就有意无意地默许城管使用诸如暴力这样的违法手段，因为他们觉得，法治也罢、柔性执法 也罢，都不如暴力来得痛快、来得有效率。从这个角度来看，此番延安城管的暴行，其实就是中国各地政 府，对于城管无限纵容的一个缩影罢了。 小蒋随想：城管执法总是陷入暴力纷争，并不只是城管素养不佳的问题，更折射出城市管理本身的 不成熟。被管理者总觉得自己受欺负，城管队员又认为总受“夹板气”，实质是城市管理缺少张弛有度， 没有厘清权利与权力的真正边界。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改善，暴力执法就免不了你方唱罢我登场。至于有 “雷”就让临时工去顶，再度印证了编制铁饭碗的“高人一等”，同时也表明大量劳务派遣行为的不规范。 比如， 西部一省会城市公安部门正式编制 7000 人左右， 通过劳务派遣使用的人员也有 7000 多人。 众多 “临 时工”挥舞着执法大棒，难道不令人肝颤？1120 人大火遇难能否唤醒“沉睡的安全”背景：6 月 3 日早晨 6 点 06 分，吉林德惠市米沙子镇吉林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发生液氨泄漏爆炸大 火，截至 6 月 3 日 20 时，已造成 120 人遇难。 华商报发表曾颖的观点：这个事件，血淋淋地演绎了“细节是魔鬼”这句经典的断语。首先，车间 的制冷系统中使用的液氨，其主要特性有两个：一是毒性较大；二是易燃易爆。其次，企业以单一电源作 为照明电源，最应该保持光明的逃生照明和信号灯，却在第一时间断掉。还有一个更令人愤怒的细节，那 便是这家肉类加工厂也像很多其他“管理严格”的厂一样，将多余的门窗锁死。 新京报发表观点：我们不知道德惠这家公司，将大部分车间门关闭的做法起于何时，消防、安监等 部门，为何没对德惠这家失火企业错误做法及时纠正？之前对该企业的消防、安全检查是如何进行的，是 否有走过场之嫌。地方政府重视企业的纳税数字，而忽视工人工作环境的安全细节，这难道不是一些地方 的通病？ 小蒋随想：如果上述隐患都能提前排除，悲剧或许就可避免。可惜，现实没有如果。种种隐患之所 以都未引起涉事单位的重视，根本原因在于，管理者压根儿就没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而且，这种满不在 乎具有相当的共性。想到另一则新闻，湖南省安委办召集浏阳市近 700 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负责人，举行 安全生产知识培训，一些人在台下玩手机，或是呼呼大睡。你不理安全，安全也会离开你。市长们如何“品味”七成百姓不知其名？背景：一项针对国内 30 个主要城市约 6300 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 32%的人能叫出自己所在城市市 长的名字。调查涉及人群包括 4 个直辖市，以及除拉萨以外所有省和自治区省会城市从 18 岁到 60 岁的常 住人口。 燕赵都市报发表普沙岭的观点：说正常，是因为在一个社会分工相对充分的社会，不可能人人高度 关心政治活动和政治人物的言行举止。一个城市的管理，大家干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不见得面面俱到、 事无巨细都要研究个一二三。说不正常，是因为现代民主政治毕竟还要主动强调市民参与，太多的人叫不 上市长的名字，不知道市长在干什么，也说明城市管理与市民生活之间缺少了应有的一些黏合。“不知市 长是何人”，要进入正常的、高水平阶段，就必须超越“不正常”的低水平阶段。也就是说，只有在民众 可以充分、有效参与公共管理生活、影响市长们管理决策、职务任免的前提之下，很信任地自动“放弃” 某些关注，任由权力机关自我运转，才是有水平的社会分工，这个时候的“不知道”里正常的成分才更多 一些。如果现状是因为大家知道不知道没什么区别，没什么意义，产生不了实质的影响，知道了也是一厢 情愿，无可奈何才干脆别过头去，那么这种“不知道”里面显然不正常的成分更多一些。 小蒋随想：各地的市长们没少在地方机关报与电视新闻中亮相，一些群众却不知道市长姓字名谁， 管理者应当思索填鸭式、歌乐型宣传的效果。另一方面，各地都有市长热线，如果热线真能解决百姓的问 题，相信人们不会扭头就忘市长的大名，反之亦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这年头许多人都与体制不沾边，许 多问题都已实现市场化，加之所谓市长不干预市场，人们对市长的关注度自然减少。此外，某些干部的调 动较为频繁，没干两年就走人，如何给群众留下深刻印象？不同地区的人们对政治的敏感度也不一样，北 京的哥最爱侃时政要闻，这要搁南方的出租车上，恐怕就会冷场。一些人不知本地市长的名字，可以映射 出许多现实。个中的滋味，不知市长们会不会品味？2中储粮林甸库大火为何让人浮想联翩？背景：5 月 31 日下午，中储粮黑龙江林甸直属库发生火灾。此前的 5 月 27 日，中央第一巡视组进驻 中储粮总公司开展巡视工作。有人怀疑内部人纵火，掩盖粮库问题真相。黑龙江省公安消防总队则公布， 系配电箱短路打火引发火灾。 华商报发表冯海宁的观点：中储粮火灾何以让网友浮想联翩？除了习惯性质疑外，还与中储粮库、 地方粮库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各种负面新闻有关，比如中储粮周口直属库原主任乔建军携上亿公款潜逃至国 外；中储粮河南公司总经理落马。另外，九零粮库、当涂粮库、洪江粮库等先后被媒体披露存在亏空、造 假、倒卖等内幕，也让人对其他粮库产生某些怀疑。 新京报发表观点：一直以来，囿于现实的、固有的利益格局，在反腐败、监督官员、改变作风等事 关全局的问题上，民众更愿意相信“中央来人”。民众的期待，其实是个提醒，粮库大火暴露出的管理漏 洞，中储粮管理层是否有责任，中储粮管理是否有其他类似问题，需要巡视组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注意。 小蒋随想：巡视组的到来与粮库大火有没有关系？真相会不会因为大火而灰飞烟灭？当地对起火的 解释能否令人信服？暂且抛开上述迷离，人们更想追问：某些检查能否不打招呼、微服私访？须知，地方 提前准备必会遮丑，刻意“整容”难免虚假。当“迎检”成为许多地方的必修课，甚至还有地方机关报公 然刊登“距离国家暗访组到来还有 XX 天”，某些检查团恐怕也需要自检。垄断企业高管“公积金腐败”是否见怪不怪？背景：吉林烟草工业公司 5 位高管个人公积金账户每月最少进账 14000 多元引发关注。6 月 1 日，记 者从吉林省延边州政府了解到，5 名高管共超额缴纳公积金 233.83 万元，目前已经清退。 燕赵都市报发表张绪才的观点：烟草公司是国有垄断行业。垄断企业的高管，一面是商人，一面却 是权力代表，在一个企业有绝对话语权。于他们，企业内部职工监督不了，局外人又很难监督得到，权力 基本是处在真空状态。一旦权力被真空，权力就会胡来。5 名高管超额缴纳公积金 233.83 万元，正是权利 真空的必然。吉林烟草公司 5 名高管超缴 233.83 万元公积金，不仅是一笔不应该得到的财富，更是一笔腐 败收入(变相贪污)。因而，对于“高管超缴公积金”，不能只清退了之，必须进一步追责，如果只清退了 之，就等于是贪官将赃款退回去就没事了。这不仅服不了众，对变相贪污行为也是一种放纵，其负面影响 “你懂的”。 小蒋随想：公积金管理中心面对畸高的企业缴纳额来者不拒，本身就是严重违规。换言之，公积金 管理中心完全清楚这种自肥的把戏，只不过受到揽储的利益驱使，选择“替客户保密”。除烟草公司之外， 石油石化、电力、电信、金融等垄断大佬，会老老实实按规定缴纳吗？谁知道还有多少未曝光的“超缴”？ 即便全部清退超缴的公积金，一些有权有势的单位还可以搞变相的福利房。低价团购商品房也好，占用经 适房建设指标也罢，能说是“按市场规律办事”？说到底，有权力与资本背景的人会千方百计谋求“东方 不亮西方亮”。你说这是腐败，他称这是福利；你说这有违公平，他说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类似违规的 惩处何以总是蜻蜓点水？难保不是因为这在体制内已见怪不怪。高档会所对抗中纪委“清卡令”该当何罪？背景：中纪委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于 6 月 20 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会员卡，高端会所的应对 之策随即出笼。有的不刷卡，而是“刷脸”，即只放自己认识的 VIP 入内；有的对签单登记的贵宾姓名、 电话，都做了保密处理。 3京华时报发表华池阁的观点：到底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 根本上来说，还是引入社会监督这一招比较灵。媒体睁大了“千里眼、顺风耳”，对那些违反规定，大吃 大喝者，游山玩水者予以揭露，才有一些干部不敢造次。矿泉水瓶装茅台、普通烟盒装名烟的伎俩，同样 逃不过群众的眼。这必然会倒逼干部规约自己的行为，如是做下去，干部不正之风必敛。 燕赵都市报发表陶短房的观点：只要官本位制不除，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形形色色的官场丑恶现 象得不到根本的治理和扭转，清退会员卡难免会因各种诸如“刷脸”等变招而威力大减。真要下决心治理 官场腐败，就应直接从清退“刷官”入手，通过完善相关法制，加大打击力度，引入司法、舆论和公众监 督机制，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杜绝各种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通路。 小蒋随想：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对于明知是赃物，还收脏销赃的人，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论处。同理，那些针对反腐举措推出博弈手段的高档会所，也是在故意帮助行贿与受贿者销赃。对于 这些公然协助腐败、谋取黑金的商家，难道不应给予严惩？记者没费多大劲就能洞悉高档会所的猫腻与对 抗，纪检、监察、工商、法院难道就对这些不法商家“没办法”？在反腐的道路上，理当对“供需”双方 一起打。行政部门开“淘宝店”可差评，可有问责？背景：青岛车管所推出淘宝店铺――“青岛车管淘帮办”，成为全国首个开设“淘宝店铺”的政府 机构。市民只要进入该网店，就可以通过支付宝平台办理补领驾驶证、行驶证、号牌、异地委托年审函等 业务，不满意还可以给差评。 华商报发表林永芳的观点： 有媒体隔空调侃： “@青岛车管都开淘宝店了， 广州的交警叔叔要跟进么？” @广州交警立马笑答：我们也有网上车管所了呀，能办的业务只多不少！网友迅即毫不留情地回答：“可你 那个网上车管所不能打差评！”是的，许多问题之所以长期难解，不就是因为我们缺少一个给公共服务打 “差评”的权利吗？用“淘宝模式”来提供公共服务，最大的亮点莫过于“不满意可以给差评”，相当于 给了每个公民一张看不见的“选票”。你的服务让我满意了，我才“确认收货”并支付费用，否则全额退 款。倘若满纸差评，全世界都可以随时点击查看，有目共睹且铁证如山，让你“丢脸”又“丢钱”。倘若 再能保证打差评的用户不受任何潜在的打击报复，哪个机构还敢“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何不将青 岛车管所的“淘宝模式”推而广之，应用到所有公共服务领域，让公众手中的“评价权”真正成为治庸治 腐的一剂解药呢？ 小蒋随想：行政机构开淘宝店、不满意可差评是一种进步，但不能对此过于乐观。因为，一些机关 服务差、官僚作风明显，一直是不少百姓的共同感受。群众明知这些问题，还是得到机关办事――关于行 政审批等事项，必须找政府部门，这属于“蝎子拉屎――独（毒）一份”。换言之，是否差评，并不影响 某些管理者的“生意”。就算差评多多，至多是面子问题，能否倒逼出服务改进，还得两说。当然，理当 由政府行使的权力不能被“稀释”，并不是所有行政权力都能被“下放”。关键是，社会与群众应当获得 评价之外的、可以触发对不良行政问责的权利。也就是，遭遇差评之后，有关部门将如何调查并处理被差 评的责任人。只有让有关人员真正对差评产生敬畏，群众的反馈才能真正有力度与实效。这不仅涉及网上 办公，也应适用于实体行政。女子地铁当众脱衣赤裸，旁观可有恻隐之心？背景： 武汉地铁车厢内， 一名女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脱衣， 并全身赤裸、 旁若无人地坐在车厢内玩 iPad。 而从虎泉至光谷的多个站台，上下地铁熙熙攘攘的乘客却无一为其披上一件衣服。反而转瞬间，即有网友 将女子裸体的照片传上了微博和论坛。 4中国青年报发表余星馨的观点：事后，武汉地铁公司证实，该裸身女子系突发精神类疾病。网络的 日益发达和网络终端的普及，给每一个普通人搭建了进行点对面的大众传播的平台。140 个字以内的微博， 虽只有三两句话，但配以文字、音频、视频等，足以清晰地展现事实，表达观点，抒发心情。但正因为其 便捷性和低门槛，在真相和正义得以传播的同时，偏见、窥私、猎奇和伤害也得以大肆扩散。还记得去年 的小悦悦事件，面对奄奄一息的孩子，18 个路人却都视若无睹。虽然裸女事件和小悦悦事件存在不小的差 异，但仅从旁观的我们来说，又是那么相似――这中间都缺乏设身处地的关爱。也许昨天的旁观者只是旁 观者，但是今天的旁观者却有了伤害的工具。 小蒋随想：公共场所是否有隐私？这样的争论一直存在。不得不说，哪怕是考虑最周详的人，也不 能保证自己时刻都能以得体的形象出现在公共场合。更不要说某些突发状况，或是无法控制精神与行为的 个人。如果人们在公共场所偶发的不雅情景，被微博与微信等自媒体广泛传播，无论当事人当时是否意识 清醒，于其个人与家庭都是一种伤害。拍客与看客们透过猎奇获得了心理上的刺激与快感，也在有意无意 中回避了基本道义，更忽略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那句话，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不尴尬现眼。妥善 帮助他人最好，犹疑踌躇起码不要往伤口撒盐。不要等到自己身处窘境，才后悔曾经的猎奇起哄。豪华办公楼“禁止拍照”的霸气与心虚背景：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政府搬迁到新办公楼，其豪华奢侈赶超许昌市政府。摄影爱好者在办公 楼门口拍照片，被保安要求删除。 长江日报发表江德斌的观点：有关各地政府办公大楼过于豪华奢侈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了，可以 说，比魏都区办公大楼更豪华更奢侈的，亦不在少数。既然楼都盖起来了，奢华极致摆在颜面上，为什么 民众拍个照却“害羞”起来了？可见相关方面内心并不理直气壮。尽管如此，楼照盖事照办，看来不是有 没有理的问题，而是钱袋子管得太松，太容易“漏”了的问题。 湖南红网发表邹卓的观点：截至 2010 年末，我国有 1.28 亿的贫困人口。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贫困 数字，在豪华办公楼里上班的人，你们还坐得住吗？而且我国每年都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多地发生地震、 洪涝、干旱等险情。对比一下地方政府斥资兴建的办公楼，笔者相信没有人会心平气和地接受。 小蒋随想：让拍或者不让拍，豪华办公大楼都在那里，面对着地方百姓的审视与评判。老百姓会说 什么，其实干部们心里门儿清，却依然霸王硬上弓地建设豪华楼堂馆所，只能说明一些干部压根儿就没把 群众意见放在眼里，甚至摆明了要与群众的愤懑对着干。由此，地方的干群关系能不紧张吗？许多地方的 豪华办公楼虽被群众强烈质疑，却以既定事实的架势巍峨屹立，违规超标的决策者也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这既给今后的效仿者以信心，又令群众灰心。13 岁女孩向公车泼水被铐，谁报复谁？背景：一篇微博称，贵州省赫章县可乐乡 13 岁女孩饶某倒水淋到乡政府的车上，与政府工作人员发 生纠纷，饶某被“戴上手铐游街”。当地回应称，副乡长带队上街整治沿街摆摊，与女孩及家人发生纠纷， 因女孩个头较大，派出所人员不知其未成年，用手铐把她铐住带上警车。 广州日报发表陈小二的观点：该女孩无重大犯罪事实――往副乡长车上倒污水，其行为连最轻微的 犯法都算不上。再者，警方无逮捕令、拘传证等证件，怎能轻易就给公民戴手铐，而且对方还是一个稚气 未脱的孩子。之所以能发生将未成年少女铐起来游街示众的荒诞事情，关键还在于权力的傲慢与嚣张。当 地官员脑子里还有官老爷的做派。 新京报发表西坡的观点：事件发生后，可乐乡一面“哭鼻子抹泪”为自己喊冤，一面又极力将对方 污名化，推断对方是因门面收入受损等原因进行报复。可乐乡既扮可怜，又挥大棒，倒给公众留下了“恶5人先告状”的印象，这不但不能获得舆论的同情，反而，因为缺乏基本的法治操守，而愈加令公众怀疑其 回避问题、掩埋真相。 小蒋随想：整顿市容时常引发官民冲突，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地方只顾“表面光”，很少考虑摆 摊者的生计问题。如果连吃饭都成问题，小商贩能不和管理者玩命吗？城管与被管者频频上演全武行，症 结就在于此。整顿市场与环境，需要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再为经营者打开一扇窗。天下熙熙攘攘，皆为 利来利往。靠武力打压利益纠纷，是管理者的大忌。400 万元跑车挂机关通行证与“衙门效应”背景：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一辆近 400 万元的阿斯顿?马丁跑车，挂着奉化市市级机关大院的通 行证，并附上照片。当地官方表示，这辆跑车属于奉化一家大型民营企业所有。之所以发通行证，是为了 方便他们来政府部门办事。 北京晨报发表陈国琴的观点：公众不免要问，普通百姓的私家车是否可以享受这样的“特权”呢？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总是让一些纳税大户享受这样那样的特权，而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社会的公 平正义。当下一些地方政府从招商引资时，就向这些大型企业许下这样那样的承诺，无论是在土地的使用 上，还是项目的审批上，总是能够得到各种各样的“偏袒”。这其中，不仅有些地方政府为一些高污染、 高耗能的污染企业大开“绿灯”，只为了能够从中捞取到更多的泡沫政绩。有的项目还未得到国家有关部 门的批复，便开始大肆圈地，甚至出现违法占地等各类问题，以致百姓的利益蒙受惨痛损失。各地政府需 要进一步端正服务大型企业的态度，否则，不仅容易破坏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也容易助长一些大型企业 “财大气粗”、嚣张狂妄的气焰。 小蒋随想：显性的通行证，隐性的种种关照。即便不发通行证，一些管理者还是会向方方面面打招 呼，为纳税大户开辟种种“绿色通道”。在领导的授意下，企业主往往还能进入地方人大或政协，有了政 治身份后，既可以平事，又能当护身符。更有甚者，某些血汗工厂闹出人命，地方管理者居然怕得罪老板， 担心企业撤资搬迁，对严重侵害职工权益的行径装看不见，反而偏袒施暴者。由此，某些个案何以发酵成 群体性事件，便不难理解。一面是某些地方的人文与生态环境被“黑大户”污染，另一面是某些干部捞取 了 GDP 政绩，升迁拍屁股走人，这样的反差怎能不令人齿寒？政府给企业主发机关通行证，更反证了草根 儿百姓进“衙门”之难。进大门都悬，谈何具体办事？“美女骑警队”存废会引发“全城投票”吗？背景：大连市退休警察赵明向政府申请，公开包括养马成本在内的女骑警有关信息。他质疑，女骑 警严重脱离国情实际，是乱花纳税人钱财，应予取消。 燕赵都市报发表佘宗明的观点：有人认为女骑警已沦为“花瓶”，背离了警察本职，是“越位担当”； 也有人针锋相对，觉得女骑警之“秀”不等于纯显摆，把警察职能窄化为“维护治安”，也有失偏颇，忽 略了职业的交叉性与延伸性，形象宣传、与民亲近，也是警察价值的外延。谁是谁非，难以定论。但可以 肯定的是，女骑警关乎公共资源运筹，其资金投入、人力成本和现实效益等，都必须纳入公共决策的范畴， 并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湖南红网发表傩送的观点：如果大连市民觉得女骑警很给力，愿意花钱养着这张城市名片，外人也 不好说什么；如果大连市民普遍认为“女骑警只是个乱花纳税人钱财的形象工程”，这支骑警队何去何从 就得重新考虑了，要么让她们回归到正常的警察队伍，要么就让其变身为商业运作的女子马戏团，一样可 以是城市名片。6小蒋随想：这事往深了说，涟漪会更多。各国都有三军仪仗队，用以重大礼仪场合，体现庄严，展 示国力。有实力的国家还会搞空军飞行表演队，用于航展与本国军机外销。上述“特种兵”恐怕都不会用 于实战，却又都被视为本国名片。成立这些队伍是否经过公决？在民主氛围越发浓厚的今天，有人提出公 开女子骑警队的运转成本，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不出人意料。但有些事是否会由公共决策，还真要走 着瞧。高校就业率频频造假也是“逼良为娼”背景：江西某大学哲学专业的谢强因和一家公司老板有点关系，与该公司签下就业“三方协议书”， 还帮另两个同学也签了协议。其实，他们都是“假就业”。究其原因，学校要求不交就业证明就不许答辩。 北京青年报发表殷国安的观点：学校为什么不惜逼迫学生造假来提高就业率？一是教育部门有这种 规定，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 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弄个虚假的就业率才能保住这个专业。 二是更要靠就业率欺骗考生。没有一定的就业率，将来没人填报这所学校、这个专业，那学校和相关专业 岂不要关门？ 湖南红网发表王俊良的观点：“真数字，假就业”的堂皇造假，企业、学校、大学生个人三方既都 是参与者，也都是受害者，真正受益的是学校官员和管理学校的主管部门的官员。在大学生就业形式一年 比一年严峻的情况下，他们的政绩却总是让他们享受体制优惠和官场提拔。退一万步说，就算因为就业假 数字出了纰漏，倒霉的也不会是官员。 小蒋随想：这年头许多行业存在数据失真。比如，统计局的房价数据显示平稳或微涨，很多百姓都 笑了。再有，每逢公布平均工资，板砖与吐沫星子横飞。数字本身没有过错，问题是某些统计过程有玄机。 如果说简单的平均并不平均是算法有问题，某些数据注水则是长官意志与人为影响下的结果。教育部门明 知道就业率造假繁多，却默许“无就业协议不答辩”，不是自相矛盾吗？“行贿不判罪”普遍与“类行贿”见怪不怪背景：广东韶关市始兴县两任水利局局长“前腐后继”，都因受贿落马获刑，但曾向两人行贿的原 县政协委员、房地产老板段凯兵却安然无恙，未受行贿罪的刑事追究。 华商报发表陈琳的观点：受贿者落马，行贿者逍遥法外的情况非常普遍。究其原因，一方面，查处 受贿罪需要行贿人提供线索，因此承办人往往在策略上会对行贿人给予一定的宽容，为取得受贿证据，检 方甚至对一些行贿人放弃追查；另一方面，一个贪官的背后往往不止一个行贿者，一个行贿者也往往不止 行贿一个人，假如将所有行贿者一网打尽，势必给既得利益群体增添一些不稳定因素，执法部门可能投鼠 忌器，只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新京报发表徐明轩的观点：段凯兵的行贿罪行清晰、证据确凿，司法机关“选择性执法”为哪般？ 法院并未收到来自检察院的诉讼。如果检察机关为了揭露、打击受贿，让行贿者充当“污点证人”，并单 方面许以“不予追究”，这有悖于现代刑事诉讼理念，因为只有法院才拥有定罪量刑权。游离于法律诉讼 制度之外的“口头承诺”，既难以保障“污点证人”的正当权利，也因为“密室操作”不受公众监督，可 能成为新的腐败问题的滋生点。 小蒋随想：扪心自问，你是否曾因为办事，给某人送礼甚至送钱？如果不能否认，这种行为的性质 是什么？从孩子入托与入学，到找工作求人帮忙，再到工作中的各种“联络感情”，我们的生活中已有太 多的“类行贿”。面对稀缺的资源以及并不公平的获取机会，许多人似乎只有通过“关系与意思”来争取 想要的东西。当无奈与适者生存相纠缠，当不得已变成耻感退化，人们对这种事已见怪不怪。甚至，连贪 官都自称赃款只是“礼尚往来”。谁能说行贿者不被追究刑责，与上述消极却又司空见惯的氛围无关？7“哭爹叫娘”不幼稚，杀一儆百很天真背景：5 月 24 日，河南济源女司机毕某撞人后扬言“钱多后台硬”，不少人等着看“坑爹”。但 26 日济源市公安局称，毕某所谓“后台硬”不过是扯虎皮作大旗。很多网友对此不以为然，怀疑毕某有“干 爹”撑腰。 新京报发表杨于泽的观点：闯祸后扬言“后台硬”有三种可能性：一是真没后台，但希望用大话唬 人；二是真有后台，但高估了后台的能量；三是真有后台，情急中纯粹是本能地“坑爹”。目前，根据警 方提供的资料，毕某并无后台。不能绝对排除的一种可能是，她真有所谓“后台”，但理智告诉她，不能 出卖“后台”。 钱江晚报发表戎国强的观点：不管毕娇有没有后台，至少现场的人相信她真有后台。只是“后台” 没能吓住人，反倒把众人惹毛了――当人们对“后台”的容忍达到极限时，“后台”也能给人招灾的。以 为有“后台”，就能恣意妄为，也是一种愚蠢。只是对愚蠢的惩罚不太好预料罢了。 小蒋随想：在李刚、李双江等一系列被坑爹事件后，还是有人摊上啥事都喊爹，只能说明爹的重要 性与公关力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削弱。社会这么大，每天发生的事情那么多，纵然有互联网的低门槛传播， 但受广泛关注的案例还是少数。谁能保证某些人不是继续凭借喊爹、叫后台，摆平某些事？而且，没有成 为众矢之的。说到底，不是哭爹叫娘者太幼稚，而是若以为惩处个案就能以儆效尤很天真。干部“带职搞副业”是冗员混日子下的蛋背景：黄庆玖是湖南省永州市的一名副主任科员，在乡镇基层干了一二十年，工资低，升职无望。 后来，他申请从乡人大副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调到畜牧水产局谋了个闲职，同时承包了 200 多亩农田， 成为当地“种田大户”。 湖南红网发表王烽的观点：“带职种田”在官场并不鲜见，公职人员在外经商搞副业甚至成为一 种“潮流”。有些人尽管每天按时到岗，但上班时间打游戏、“偷菜”，亦不啻为另一种形式的“带职种 田”。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反思：是什么令公职人员有大把的时间经商、种田、“偷菜”？答案显然是冗 员太多。 华商报发表陈小二的观点：一个基层公务员，在岗位上做了很多年后，没有后台，没有突出的能力， 一般很难再往上升。那些基层干部如何安置？最常规的做法，就是平级调到县里或区里，做份闲职直到退 休，“也算是养老”。底层公务员待遇过低、升职无望，自然会令他们另辟蹊径，一边不退出官场，一边 竭尽所能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变现、谋福利。 小蒋随想：一些地方搞“聘用制公务员”，初衷之一也是避免铁饭碗性冗员。但是，“聘用官”只 局限于小范围试点，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大步推行不易。尤其是已然端着铁饭碗者，不会自己打碎自己的饭 碗。有人觉得，通过“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或可以时间换取改革的空间。问题是，“暂行”与“试 点”裹足不前的例子已有太多。连公车这种附加享受的去除都迟迟难以推进，更不要说从本质上让以父母 官自居的干部变为替老百姓打工的人。干部队伍需要相对的稳定，但这不等于不需要干部退出机制。至于 聘用干部的养老问题，理当由社保考虑，这也是呼吁养老金并轨的原因之一。老外凭啥在华享受上大学“超国民待遇”？背景：有媒体报道，一名叫张图的非京籍学生无法在京高考，在其具有美国国籍的母亲的帮助下， 张图加入美籍，改籍后不仅可以在京高考，而且还能加分。教育部回应消息不属实，称外籍留学生必须持 外国护照 4 年（含）以上，且最近 4 年有在国外实际居住两年以上记录。换言之，突然改籍不算数。 8湖南红网发表梁秀峰的观点：任何国家公民有意参加中国高考，都应该允许，外籍华侨就更没有问 题。问题是，加分恐怕有待商榷。从教育公平角度考虑，这一政策实际上损害了国内考生的利益。外企税 收方面的 “超国民待遇” 广受抨击， 政府最终取消这一政策。 希望政府也会认真考虑高考的 “超国民待遇” 。 华商报发表令狐补充的观点：孩子还是那个孩子，仅仅一个身份之变，境遇就判若云泥，反差如此 强烈，除了曝光陈规陋习的羞处，促使其中不合理性刺耳伤心之外，还可能犯下了难以辩白的“崇洋媚外” 的政治错误，让无数爱国者情何以堪。 小蒋随想：华商报的观点先于教育部“辟谣”，但这并未改变真正的外籍学生“容易”在北京乃至 中国上大学的事实。有高校也证实，“他们（外籍留学生）提供有关材料，再参加比较简单的测试”。不 只是上学，各领域的“超国民待遇”都表明管理者的不自信与对外人的献媚。开放的中国欢迎来自世界的 宾朋，但交往必须是平等的。希望别人尊重自己，首先要学会自重。否则，难怪别人耍大爷。“毕业三年升副处”与“怀孕生娃休产假”背景：江苏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女儿袁某被质疑“毕业三年升副处”。扬州市委组织部表示，袁某 此次任职是公开、公平、公正的。 京华时报发表观点：央视日前披露，袁某在这三年中，在获得火箭提拔的同时，还完成了怀孕、生 孩子、照顾婴幼儿这几件人生之大事，那“这三年时间里头她有多少精力是放在工作上”？白岩松对此在 节目中质疑。扬州市委组织部就给大伙说说这三年她都干了些什么又休了多少天产假吧！我等百姓掰着手 指头加脚指头一算，大约也就明白这里面怎么回事了。 新京报发表汪玉凯的观点：从袁某报名到常委会票决，袁某父亲全程回避。但这样的回避，显然难 以令人放心。他人虽然回避了，但权力的影响力却没有“回避”。实事求是说，官员子女中也不乏佼佼者， 回避制度不能无限扩大，否则对有能力的官员子女也不公平。要让官员子女升迁经得住质疑，治本的办法， 还是完善官员选拔制度，通过透明公开的程序，让潜规则失去暗中交易的可能。 小蒋随想：令人眼花缭乱的火箭提拔，遭遇质疑后，有的人只是被免职，有的人则被力挺维护，到 底哪些人真有实干政绩，只是一句“公开、公平、公正”，就能具体事例具体分析？更多的感触是，闯关 若成偷着乐，失败顶多被免职，让一些人有恃无恐。纠结信访排名不如思虑法治缺位背景：5 月初，“国家信访局对各地上访排名已暂停数月”的消息引发媒体关注，舆论一致呼吁取消 信访排名。可是，5 月 21 日，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又建议实施上访量排名。 华商报发表戴斯梦的观点：吴存荣说，实行上访量排名，主要是想督促相关责任人将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件在基层解决，让政府负担起责任和工作，并不是要控制信访数量。这其实也是更高级别信访排名的 初衷，但效果如何？我们已从各种“围追堵截”甚至暴力截访中见到了。减少上访数量也未必表明社会矛 盾减少。建立健全法治社会，真正让权力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运行，才能使群众恢复对法律的信任、对政 府的信任。 京华时报发表陈方的观点：否定“上访排名”的实际功效，并不等于说基层信访工作完全不能考核。 它应该考核，而且还可以加大考核力度，只是考核的具体标准应该有所改变。早有专家建议，“通过对国 家信访局交办的重点信访案件的抽样督办、核查、回访，来考核地方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和程度”。 合肥完全可以制定一套“以信访问题解决程度为主要指标”的考核制度，而不必非要走“信访排名”的老 路。9小蒋随想：信访往往是群众通过法律与行政诉求无果后的选择。走信访这条路本身就蕴含无奈，表 明正常的法治与行政管理没有奏效。而且，地方性的信访接待，受制于地方领导的管辖，难免出现一个悖 论――如果地方管理者此前解决了问题，群众压根儿就不必信访；如果群众在当地信访，又绕回了地方领 导无解的圈。因此，上访在所难免。说到底，与其总在信访这个“偏门”上打转，更当关注司法是否公平 公正、行政是否正确履职等本位。姓“公”的东西就能体现公共权益吗？背景：记者暗访北京一些公园发现，不少高档餐馆和私密会所藏身其中，不仅涉嫌利用公共资源搞 经营谋利，还成了一些人消极对抗中央八项规定的“安全”去处。 燕赵都市报发表丁永勋的观点：公园，仅从字面上看就属于公共产品，和城市的广场、道路、绿地 一样，是基本的公共设施。确保公园必须姓“公”，不仅是对公园说的，首先要求地方政府要承担起管理 和投入责任，提供基本的公共设施和财政支持。但这不意味着公园内不能有任何商业活动和经营行为。基 本的商品销售、餐饮服务、娱乐设施，是必要的配套设施。至于隐秘会所和高档餐馆，不仅要进行清理整 治，还要追究管理者和审批者的责任。 湖南红网发表知风的观点：谁说藏有高档会所的公园不姓“公”？许多事物带上了“公”字，非但 普通百姓没份，而且这钱花起来，就像花冤家似的。公款吃喝如此，公款出行、公车等也如此。否则，怎 么会有那么多人拼了命都想姓“公”？姓“公”的园，注入了公款消费元素，也符合姓“公”的特征。公 园里设高档餐馆和私密会所，是对反腐败进行负隅顽抗，必须严打。 小蒋随想：说到底，如果不掐死公款吃喝的钱袋子，“吃货干部”总能找到秘密吃喝之所，也会有 商人投其所好。令人无奈的是，预算审核仍然大而化之，预算外监管更是难上难。另外，某些人未必真爱 吃，吃出高血脂、高血糖，甚至被酒精考验成“烈士”，还不是因为“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办公桌不 敌酒桌”之类潜规则？一句话，治本才能治标。强制捐款“不过分”再度彰显权力傲慢背景：江苏盐城下辖各县市区，多年来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级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 等为当地红会的“博爱万人捐”活动捐款，并按级别规定数额。面对质疑，江苏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 会长李新平回应，这些财政供养人群的收入相对稳定，对他们提这样的要求，“我觉得一点不过分”。 京华时报发表马九器的文章：因为是财政供养，收入稳定，所以强捐不过分――这种逻辑曾经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所向披靡，有过“单位制”经历的人，哪个没“挨过刀”？这种逻辑的潜台词意味着“天下 皇粮是一家”，所谓“国家的人”莫不是这部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即使捐款、献爱心这样属于个体权利 的事，也必须褪去个人色彩，只有成为“公家行为”的一部分时，你才有了意义，否则就是离经叛道。盐 城的这种强捐只是“行政强捐”的一个缩影，这种带有浓烈计划经济行政色彩、缺乏法治思维的权力运行 逻辑，运行多年相安无事，如今因为屡受质疑的红十字会，让其间的不合时宜之处凸显出来。因为在当下， 权利意识、法治思维，所有与这些相悖的观念、行为都会凸显出来。如果因为公职人员吃皇粮就能以此对 其“要挟”，那么今天以慈善名义强捐，明天就能以市容名义让大家上街扫马路，后天就能以经济名义强 迫大家招商引资??“强捐不过分”的逻辑实质是对法治的不尊重甚至违背，是过去人治逻辑、粗放行政 的延续。这种不合时宜的逻辑如果还一如既往，红十字会的转型就更难指望了，而各种权力的越界和荒诞， 就还会上演。 小蒋随想：鲁迅说过：从来如此，便对么？长久以来的“不过分”做法，恰恰让很多人对于打着慈 善旗号强索钞票，产生了很强的逆反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江苏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属于捐款的受益者，至 少也是拿别人的钱做自己的政绩，当然不可能反对“体制性捐款”。这类似于任志强说房价上涨永远有理 10――就算被千夫所指，谁会和自己的利益过不去？红十字会紧紧抱住行政级别的大腿不放还不算，在捐款 来源上也十分依赖行政命令，只会与民众的期望渐行渐远。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只有 16 人，这些名流能在 百忙之中监督得过来全国各地、各个层级的红会机构吗？说到底，监委会充其量只是一种表层改革，远没 有触及红会深陷各种质疑的根本――体制痼疾。 透过社会对体制内强行捐款的质疑， 再度表明群众并不 “仇 官”，更没有以财政供养为由，对公务员提出超出其己任的要求，百姓质疑的还是不合理的机制以及傲慢 的权力。“仨坑栽一个萝卜”就不算萝卜招聘吗？背景：安徽公务员笔试成绩公布，铜陵市公安局“专业警察 1”岗位招 3 人，12 人报名参加笔试竟 然有 11 人的成绩为零分，更巧的是，12 个报名者全来自于北京同一所高校的同一专业同一班级。安徽省 公务员局有关人士回应称，排除“萝卜招聘”嫌疑，恶意报名难以认定。 新京报发表胡印斌的文章：同一班级的 12 名考生报考同一岗位，11 人弃考，只有一名考生有笔试成 绩，是否存在私下串通的可能？当地人社部门忽而说，外地考生联系不上，忽而又解释，弃考学生各有各 的原因，真相究竟是什么？尽管安徽省公务员局相关人士表示，按照职位核减的规定，这个职位只需要 4 个人报名就可以了。但是，依据 2013 年安徽省公务员考录公告规定，报考人数与职位招录计划数的比例达 不到 4∶1 的，将取消或相应减少该职位招录计划数。也就是说，如果个中确有利益“输送”的话，12 人 报名无疑是最为稳妥的。可见，像“围标”那样，恶意报名“围考”并不能轻易排除。若是“围考”，则 肯定涉及萝卜招聘、恶意报名等问题，必须对当事人严厉处罚。根据今年安徽省公务员面试规定：实际面 试人员少于或等于职位招考计划数的，面试成绩须达到当天该考场实际参加面试人员的平均分。由此看来， 考生进入面试似乎又不违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离奇的巧合背后，往往意味深长、别有韵致。可以说， “一个人”的事情并非小事，而是关系到当地政府部门的公信力、社会流动是否公平合理的大事。面对一 连串的巧合悬疑，需要尽快彻查，公开详尽的信息为公众释疑。 小蒋随想：“萝卜招聘”比喻一个萝卜一个坑，坑是为特定的萝卜所挖的。本例的离奇之处在于， 三个坑最后只栽了一个萝卜，究竟是这个岗位太艰苦没人愿意去，还是挖坑者为确保万全打出了太多的富 余量？安徽方面声称“恶意报名难以认定”，难以服众。很难想象，北京的同一所高校的同一专业同一班 级的 11 个学生，先是共同希望跑到安徽铜陵当警察，而后又全部选择弃考。这些学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吗？要知道，国家公务员局曾发布《诚信报考，从我做起――致广大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的考生》公开信， 明确提醒考生勿“试考”浪费资源，否则将记入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与诚信档案库。这么多学生冒着 留下诚信污点的风险弃考，为什么呢？会不会有人向他们承诺了什么？不要责怪围观者神经过敏，因为已 有太多事例告诉人们，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一些人的露骨与妄为超乎想象。在司法实践方面，是有疑 罪从无的精神，但对可能涉及权力滥用与用人腐败，还能参照上述方针吗？“通吃法”遭遇“天下乌鸦一样黑”咋办？背景：广州抽检大米，结果显示 44.44%的米存在镉含量超标。有专家建议，不要长期食用一个地方 出产的粮食，应该尽可能分散化，降低风险。 扬子晚报发表殷国安的文章：闭起眼睛想一想，专家的话真的很有道理。比如，我们在吃镉超标的 大米一段较长时间后，改变为另一种产地的大米，这个地方的大米可能是铅超标；再吃一段时间，改为吃 另一种金属超标的大米。这样的好处是，虽然人体吸收的金属总量没有减少，但是把集中吸收一种金属改 为分别吸收三种金属，于是三种金属都不超标，这难道不是一种“平衡吸毒法”来防范中毒风险吗？但是， 我觉得，这种方法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必须在一定的区间之内才是可行的。比如，我现在年龄大了，用“平 衡吸毒法”多种类吸毒，可能真的分化吸毒的风险，因为我反正活不长了。但对于年轻人，他们还有好几11十年的饭要吃，会不会最后导致身体内多种重金属超标，最后百病齐发，不得善终？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操 作？最好就是对各地市场销售的大米公布一个金属含量指标，老百姓在购买大米时可以注意选择，上半年 吃镉超标的，下半年吃铅超标的，再吃铝超标的。如果连基本数据也不知道、不公布，老百姓怎么去选择？ 小蒋随想：专家的意思是，既然搞不清哪个地方出产有毒大米，只能采取“通吃法”，让潜在的中 毒风险轮换交替，与毒素“和谐”共存。这是一种典型的消极妥协，并且有很大的想当然成分。因为，在 问题食品产业链中，常常具有潜规则式的行规。产地区域的不同未必导致行为做法上的差异，这一点在国 产奶粉失信于民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食品安全问题此起彼伏，人们难免产生“天下乌鸦一样黑”的无 奈与悲哀。当然，专家终归不是监督与管理者。提高食品安全的闸门，依然是行政者与执法者的责任。一 方面，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与检测项目必须与时俱进，像奶粉国标不进反退的情况必须给予警惕与扭转。 另一方面，如果确实因为实行绿色种养殖带来成本上升，政府理当考虑提高市场收购价，由此带来的 CPI 上扬是必须承担的，不能回避，更不能压制价格，导致某些人铤而走险。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惩 处应当更加严厉。前几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人士表示，要让那些为了谋财不惜害命的人倾家 荡产、人头落地。这也是民心所向。28 岁正教授少人质疑让谁无地自容？背景：28 岁的邓鹤翔这几天火了，这位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化学博士，曾三次参与完 成美国能源部重大项目，在《自然》、《科学》发表 3 篇论文。如今被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引入， 被评为正教授。 华商报发表盛翔的文章：“这是要逆天么？”当听说武大出现这样一名 85 后“牛人”后，网友纷纷 惊叹。此处的“逆天”主要是表达一种感叹和膜拜，而并没有多少质疑的意思。邓鹤翔的成长之路和科研 成就摆在那里，值得信任。相比之下，我们的年轻官员一旦被媒体聚焦“火箭提拔”，却往往是其命运转 折的开始。之所以这些年轻的官员经不起质疑，一是因为他们得以提拔的程序不像年轻教授那样足够公开。 二是因为他们的所谓政绩更远不像年轻教授那样直观可见。在学术领域，任人唯亲是肯定行不通的；但是 在官场，似乎并不需要提前向公众证明其能力，而只用在被质疑后辩解几句“能力与岗位相符”即可。年 轻官员屡遭质疑与年轻教授很少遭质疑的对比，既有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更有选聘他们的单位的问题。 如果他们在获取职位前，能够更直接地拿本事说话，如果组织选拔聘用官员的地方政府能够更具公信力， 选拔程序能够更加公开透明更加严谨规范，都不会有那么多的质疑。 小蒋随想：邓鹤翔完全符合“年龄是宝，学历是金”的上升规则，但邓鹤翔成为武大正教授又与上 述规则不搭界。从公开的资料来看，28 岁邓鹤翔已取得的成绩是许多七老八十的学者也达不到的。他被作 为重点人才引进，完全是凭其个人的真才实学，与年龄和背景毫无关系。邓鹤翔也不属于“外国和尚会念 经”，这年头海归多了去了，但不是所有的海归都有禁得住推敲的真本事。与此同时，过誉国内的学术机 制好于官场机制也不客观。事实上，高校也存在行政化与官本位，科研经费的划拨倾向于院士与学术老板， 而院士评审过程同样曝出过丑闻。只能说，邓鹤翔这类人被引回国内，是高校与科研机制向积极方向转变 的细节体现。长江后浪推前浪，80 后乃至 90 后终将接过前辈的担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但是，官场 上不断出现的对年轻干部给予火箭提拔，令人警惕。这绝不只是拔苗助长，而实在是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拷 问。当一些年轻领导成为众矢之的，实际是畸形的官场生态以及其父辈强行实施的权力世袭在作祟。如果 年轻干部是凭借机制漏洞与拼爹进入官场，不可能带来清新之风，只会继续陷入官场“酱缸文化”，这也 是社会最忧虑的。12公务员“最不幸福”是盲人摸象下的矫情背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2 年度中国职场心理健康调研报告》显示， 职场个人幸福感排名中，政府机关排名倒数第一。 扬子晚报发表邓海建的文章：2012 年 11 月， 《小康》杂志进行了一项“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 的调查，最终结果是，公务员高居榜首。从最高到最低，巨大的落差从何而来？首先，这次调查共对 9072 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其中 2.7%为政府机关、非营利机构、科研人员，且所有受调查者中 74.8%为 30 岁及 以下的年轻人。公务员的“幸福溢价”与自身所处阶梯层级有着很大的关系，其薪资晋级体系远非企事业 单位能比。换言之，30 岁以下的公务员也许与 30 岁以下的企业员工差距不大；但如果时光前进十年，40 岁左右的公务员与 40 岁左右的企业员工，还能坐在一家咖啡馆喝茶聊天吗？其次，尽管我们看到公务员自 身的幸福感认同较低，但对“组织幸福感”认同很高。这是社会对其身份的尊重与推崇，有益于自我价值 的实现，甚至在熟人规则之下，某些时候会成为办事中的润滑剂与硬通货。那么，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公 务员自身幸福感的低认同，更多是对工作不被理解与体恤的忧愤，而并不是生存语境上的“不幸福”。再 次，权责利体系失衡，最底层的公务员自然就容易“最不幸”。我们还得看到，在精英化的公务员群体中， 价值预期显然要高于普通工薪阶层，当最优秀的一拨人拼命往公职上挤的时候，他们对自身价值的估算， 与社会对公职岗位的期待，显然不是一个概念。 小蒋随想：成语“盲人摸象”比喻对事物只凭片面了解，就乱加猜测，试图做出全面的判断。针对 同一个问题，不同的调查报告，给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很重要原因也在于调查的片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的这份调查只有 9072 名网络受访者，政府机关、非营利机构、科研人员在其中的比例只有 2.7%（约 245 人）。刨除非营利机构与科研人员，真正的政府干部更少。这么点人能代表广大公务员吗？何况，政府部 门还分中央和地方、强力与非强力、油水丰厚与只拿死工资等不同类型。试图以点概面本身就存在偏颇。 此外，幸福与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行业都可以列举出“不幸”。比如，明星大腕抱怨，拍戏常常到 凌晨，车马劳顿为赶场，隐私总被狗仔队曝光，可咋就不说走穴唱首歌、拍个广告就能拿到许多老百姓一 辈子都赚不到的钞票？一些公务员说自己是弱势群体，向上要受领导管制，向下要被民主监督，可咋就不 提公务员捧着铁饭碗、许多机关依然有变相的福利房、机关退休金大大高于企业？为什么我们总问：你幸 福吗？不得不说，越在意某个东西，越说明对其不自信，这其实已给出了答案。撞人大学生劫持医生，良知丧于困地？背景：武汉一名男大学生因撞倒老年人，没钱为其交住院费，将急诊医生劫持，90 多分钟后警方将 犯罪嫌疑人陈某制服。 新京报发表王传言的文章：从当时的情景看，大学生骑着自行车撞倒老太，其身上只有 102.5 元， 当其提出 100 元私了的时候，老太并没有同意而是要求送其去医院。而在医院中，交纳 102 元的拍片费用 之后，只剩下 5 毛钱，面对 1000 元的住院费顿时觉得没有任何希望，才做出如此劫持人质的行为。何况， 据目击者称，家属提出索赔 30 万元的要求，尽管没有得到警方的证实，但送医院、拍片、住院、索赔，这 一系列的要求到底是不是过分，应该是一个分水岭。对于一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撞倒老太送医院并 给 102 元拍片的费用并不过分，即使要求支付 1000 元的住院费也并不过分。关键是，这一切看似正常的索 求是否超越了这位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尽管这位大学生是一位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但其劫持人质的原因 不得不思考。而此事之所以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或许也正是因为，人们对这个学生富有同情。因为，这 样的事情，太过偶然，也太过沉重。一个大学生的命运，竟然与仅存的 5 角钱产生了关联。如果，同情与 互相谅解，能够贯彻到每一个人，这样的悲剧本不该发生。13小蒋随想：这名大学生撞倒老人后，并没有“肇事逃逸”，而是送老人去医院，说明其有基本的责 任意识。但是，他有多少担责能力又是一个问题。大学生虽已成年，但在经济上往往还是要由家里供给。 如果家境不佳，又真被索赔 30 万元，确实是摊上大事了。大学生劫持医生，再一次印证了冲动是魔鬼，他 必须要为违法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人若不是被逼到无路可退，也不会丧失理智，这一点也需要深思。家 属为老人维权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只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漫天要价暴露出人性的贪婪，同时还会导致负 面涟漪――很多肇事逃逸都是怕被“讹”，药家鑫杀人也自称是“怕难缠”。必须指出，遇到此类纠纷， 司法必须主持公道。另一方面，鉴于一些人确实经济困难，连合理的赔偿也拿不出，政府与社会应当对受 害者有相应的救济渠道，避免肇事方或受害方良知丧于困地、铤而走险。县委书记被偷拍与“国家机密”有啥关系？背景：湖南省麻阳县三名 80 后干部偷拍县委书记案件进入公诉程序。不过，作为关键的证据之一， 三名被告人偷拍的视频内容未公开。 新京报发表胡印斌的文章：三名被告人秘密监视，偷拍偷录，且用于私人目的，其行为不仅违法， 也无关公共利益。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惩戒，并无疑义。然而，与偷拍县委书记的行为相比，拍到了什么或 许更是公众关心的问题。遗憾的是，案件已经进入公诉程序，视频的内容仍在遮遮掩掩。法院不公开视频， 有人认为是担心隐私泄露。但是，隐私权受到空间和公共利益的限制。三名被告对县委书记的偷拍是在办 公室，政府机关内发生的事情大多数应该与公共利益相关，所以公开偷拍视频并不涉及侵害县委书记的隐 私权。退一步来说，就算有涉及隐私的内容，不能向公众公开，但是律师也有调阅的权利。弄清楚县委书 记被偷拍视频里有什么，更重要的意义是要实现民众对官员的监督。如果被告人偷拍的视频能够证明县委 书记的清白，则无疑坐实了他们现在的罪名，很有可能，还会被追加其他罪名；反之，视频很可能就是一 封实名举报信，相关部门理应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一查到底，给公众一个交代。 小蒋随想：三名年轻干部之所以偷拍县委书记，据说是为了解决政治待遇。其实，这不过是要挟升 官的文雅说法。这帮人凭什么认为能拍到县委书记“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是抱着有枣没枣打几杆子的 想法，倒是没啥可说；倘若县委书记此前已有涉腐传闻，何以引来的是偷拍者，而不是纪检监察？仨人偷 拍得手后，若不是认为已抓住县委书记的“小辫子”，会把视频交给后者吗？辩护律师询问其中一个偷拍 者，也得到视频有涉腐内容的回答。可是，如今偷拍者被公诉，疑似涉腐的县委书记却稳坐官位，难道不 令人困惑？县委书记收到偷拍视频后向有关方面报案，并不代表心中坦荡。事实上，重庆的雷政富当初被 不雅视频要挟时，也曾找上级“请示”，王立军随后插手处理，“掩盖子”直到王立军倒台、不雅视频被 晒在网上才揭开。视频内容到底是什么，关系到本案究竟是不是“黑吃黑”，决不能一带而过。检察院以 “国家机密”为由不公开视频内容难以服众，只会损害公信力。“致命电梯”不断肇事不是天灾是人祸背景：5 月 15 日中午，深圳一名 24 岁的女护士被大厦电梯夹住身体，因电梯拖行死亡。 湖南红网发表寇宇龙的文章：年轻的护士突遭不幸，看似飞来横祸，却何尝不是各方面对安全的疏 忽所致！有住户表示，事故电梯已使用近 20 年，而根据相关规定，即使有备梯的电梯，最长使用年限也不 应超过 18 年。出事电梯是否超出了使用年限还在使用？对此，随后的调查必须有所交代。长虹大厦管理处 的工作人员表示，电梯上周日刚维护过，那么有必要向公众说明维护的详细情况，何以刚维护过的电梯就 出了如此可怖的事情？在此事发生后，很多人将矛头指向不幸的女护士身上，认为是她只顾玩手机，没看 到电梯停靠错误才导致悲剧，这样的指责实在冷血！更有个别媒体甚至用了“女护士只顾玩手机被电梯夹 头身亡”这样的新闻标题，用标题哗众取宠，却不顾媒体追问事故原因的责任，令人发冷。诚然，乘坐电14梯时的安全知识应该更为普及，但在电梯出现重大事故致人丧生的事件面前，我们应该坚守理性，追问事 故原因，让失责者受到惩处，让更多的人免于危险，让死者得到安息。 小蒋随想：此前一天，湖北宜昌沃尔玛超市也发生了电梯断裂事故，一位老人当场坠亡。惨烈的电 梯事故在各地接连出现，鲜活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凋零，令善良的人们痛心又惊心。面对本来是方便省力的 电梯，上还是不上，成了一个问题。若将愤怒的矛头指向电梯，恐怕偏离了靶子。电梯终究是人制造与维 护的，一起起电梯事故的背后，还是人祸在作祟。致深圳那名护士死亡的电梯，事发前 3 天刚刚经过维修 保养。试问：“夺命保养”究竟是怎么做的？如果维修人员尽心尽力，事故会不会避免？可惜，悲剧面前 没有如果，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深圳的涉事大厦已停运全部电梯。这种“全面整改”司空见惯，但仍要 指出，亡羊补牢的范围还是太小，只怕看热闹的人还是太多。警惕“温水煮青蛙”，下个过劳死是谁？背景：5 月 13 日傍晚，奥美中国北京分公司一名员工在办公室突发心脏病猝死，年仅 24 岁。前段时 间他已感觉身体不适，但还在连续加班，甚至死后他的工作 QQ 还挂在线上。 新京报发表徐明轩的文章：我国目前劳动法规中，并没有“过劳死”概念，员工的死亡、伤害，应 由企业承担责任的只有工伤(包括视同工伤)和职业病两种。李渊在办公室突发心脏病，不久就因抢救无效 而死亡，是不幸的，但这种突然的死亡，避免了很多法律上的争议。因为《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才能视同工伤，得到相应工 伤的赔偿。《工伤保险条例》立法本意在于救助工作中的事故伤害，而不是员工发生的疾病(因为员工疾病 本应由医保来承担)。但也应该看到现在白领的工作往往压力大，上班下班没有明显界限。这种长时间压力 巨大的工作方式，对员工的健康造成了实质性影响，但这种“过劳”状态，却没有像职业病那样纳入劳动 保障的范畴。所以，有学者建议修订《工伤保险条例》，将“过劳死”作为“视同工伤”的一种情况，具 体标准上，可以考察劳动者在生前最后 6 个月内，每月加班是否超过 80 小时，以此作为判断“过劳死”的 依据。这也可以进一步倒逼企业保障员工的休息权，也可以作为中国劳工权利“渐进式改善”的一个可靠 路径。 小蒋随想：人已经死了，讨论善后只对家属有一定价值，对其本人已毫无意义。如何避免类似悲剧， 才是生者更应思索的。如果没有健康这个“1”，纵有再多事业、财富的“0”也是枉然。这个道理谁都懂， 但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职场竞争激烈、房贷压力山大、虚荣攀比难免，许多职场人士陷入给自己不 断上发条的恶性循环，悠然慢生活似乎只是传说。一些人明知自己亚健康，却拿“很多人都这样”聊以自 慰，听闻不时发生的过劳死，还是觉得与己无关。恰恰是在“温水煮青蛙中”，病魔与危险一步步逼近。 毫无疑问，职场丛林法则、劳动保障不力都要为悲剧负责，但我们更当学会善待自己。不禁想到一个故事 ――一个渔夫在岸上悠然地晒太阳，路人问他为何不出海打渔、多赚些钱让生活更惬意，渔夫笑答：我现 在已然很惬意。有舍才有得，如何取舍既蕴含哲理，又是生命中的重要一课。人生需要上进与奋斗，但凡 事过犹不及。生命只有一次，生命必须敬畏。有些东西，该放手的时候还是要放手。“多房干部”面对清房行动会束手就擒吗？背景：安徽合肥启动“清房”行动，清理党政干部违规建房和多占住房。当地所有公务员、事业单 位人员、国企负责人都要上报房产情况。 华商报发表李辉的文章：从新闻看，合肥“清房行动”至少分为两个阶段，即自查阶段和核实阶段。 问题就出在所谓的自查阶段上，这像提供了一个对房产做手脚的缓冲期，抓紧时间假离婚、假赠予，趁着 空档真出售、真改名，都是可能出现的选项。“清房行动”设立自查程序，在客观上会出现放违规乱纪者 一马的可能性，而这不应该是“清房行动”的初衷。对违规建房和多占住房者过分宽容，对守规矩者是一 15个打击，对公众更是一种残忍。前段时间有官员被他人查出拥有诸多房产后，一些地方出台了限制“以人 查房”的措施，但是，这种限制很明确，仅仅是禁止无关外人查询他人的部分房产信息。而根据 200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 纪检监察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因需要而查询房产信息，并不在禁止之列。因此，无论从人情、法理、技 术上讲，“清房行动”都该不打招呼就直接动真格。 小蒋随想：相对于一些地方的官员财产申报只局限于组织内部，合肥的清房行动还是有进步。统一 公示、接受举报，公众获得了知情、参与、监督权，这减少了内部“弹性处理”的空间与可能。当假离婚、 假赠予、真卖房 PK 公开与公示，一些虚假隐瞒还是会露马脚。事实上，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现有监管核查的 技术性盲区。房产与婚姻登记信息都未实现全国联网，官员夫妻如果在异地秘密购置房产，会给核查带来 很大障碍。再加上有“房姐”多户、多名、多房的先例，还有多少类似的“房官”玩潜伏？从技术角度弥 补漏洞需要全国性的协调努力，而杜绝“一人多户”现象，更要求封堵“办户口”的腐败口子。说到底， 监察需要多元化，反腐必须可持续，“清房”仅是措施之一。抛开暮气矫情，青春终将砥砺前行背景：一篇名为《莫让青春染暮气》的文章说，似乎在一夜之间，80 后一代集体变“老”了。先是 怀旧，再是叹老。一群在父母看来还是小孩的 80 后，在比自己更小的小孩面前大叹“老了”“心好累，感 觉不会再爱了”??是什么，让本该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变得暮气沉沉？ 新京报发表王聃的文章：种种指向特定群体的身份标签与整体形象暗喻，其实都是由围观者所做出。 因为仅是围观，所以其定义往往并不准确。围观者总是以专属于自己的时代环境和价值观作为评判标准。 在上一代人的眼中，下一代人总是正在垮掉；在下一代人眼中，上一代人又往往是冰冷与个性全无的。以 自己的标杆来评价“他们”的 80 后，结论难免失真。真正理性的判断是：不必将 80 后与集体“老”去的 一代画上等号，但须正视这个群体中正在弥漫着的暮气现象。正如一些观察者所指出的，青年社会中的暮 气现象，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为“老年的青年”，80 后的年轻人充其量不过 30 出头，但他们无法体验 “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过的是负重前行的中年人日子；还有一种是“老练的青年”，他们活得比 这个年龄更成熟，更格外地老练。不得不再次引用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 中。的确，我们总难以获得一种理想与现实的两全，但一个国家的青年理当更有活力，这不仅是因为“少 年强则国家强”，而是因为关于年轻人的苦闷与惆怅，还常常指向社会发展深层次的疏漏与走偏。 小蒋随想：我也是 80 后。不得不说，外部的变迁与心理的变化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前几天遇 到祖孙俩，闲聊中老太太知道我的年龄，随即让五六岁的孙子叫我“大爷”。当时我心中一惊――难道， 我已跻身“老大爷”？转念一想，老太太的儿子或许比我小，论辈份我确实是小男孩的大爷。不管你是否 愿意承认，岁月催人老都是永恒的事实。80 后不是“似乎在一夜之间变老”，鉴于最大的 90 后已经 23 岁， 已过 30 岁的 80 后还说自己很年轻，恐怕又会被嘲讽装嫩。抛开年龄数字，进入社会的感触也让 80 后一步 步成熟、圆滑、世故。许多 80 后一两年内所换的工作比父辈一辈子还多。当父辈质疑 80 后心浮气躁时， 80 后面对的却是单位一不分住房、二不管医疗、三不讲人情、四不负责养老??80 后面对的生存环境与父 辈已截然不同，只能在质疑声中适者生存。当 80 后申请 30 年住房贷款时，几乎已将青春透支殆尽，梦想 激情太奢侈，给银行与地产商打工才是事实。工作后的爱情在现实面前，更要考虑太多附加因素，远没有 校园爱情来得纯粹与无知无畏。无论怀旧、伤感是不是矫情，人都要面对现实，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袭警女“让村长爹砸派出所”底气何来？背景：11 日凌晨，两男一女在福州仓山一家 KTV 内唱歌时，与隔壁包厢人员发生冲突。面对赶来的 民警，三人不仅动手打警察，其中一名女子还大喊“我爸是村长，信不信我叫我爸把派出所砸了”。16湖南红网发表洪巧俊的文章：套用那句老话：“位不在高，有钱则威；官不在大，有地则灵。”当 然这个地，不是穷乡僻壤的地，而是繁华城市的地。在福州这样的地方，就是寸金寸地，所以村长虽然官 不大，但在城中村的村长都牛，当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都市中的村长就更加牛。村长的 身份也是农民，但村长是农民中的“土地爷”，在城中村的村长不仅八面玲珑，而且是八面威风，女子喊 喊“我爸是村长”也就并不奇怪。有人说：村长的这位千金，也太嚣张了，不要怪她们脾气暴躁，那是权 力的暴躁，权力的嚣张。从“我爸是李刚”到“我爸是村长”，权力的嚣张都是家庭氛围熏陶的。大家不 能“拿村长不当干部”，现实对村长的监督还真是“天高皇帝远”，有些鞭长莫及，他们往往成了监督的 盲区，这也是村民上访多的一个重要之因。一些村官的专横跋扈，大肆贪污受贿，也是乡村社会的不稳定 因素。因此，不能忽视村官手中的权力，只有对他们手中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才会遏制这种小 村官大腐败的现象，才会少出现这种“我爸是村长”的狂妄。 小蒋随想：“我 X 是 XX”的句式不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归根结底还是权大于法的思维与现状的细 节折射。这说明，在一些地方法治依然不敌人治，至少也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在权力者的掌控下，针 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弹性。这之中，司法不够独立也是一个原因，执法者的任命以及工资福利同样要受地 方行政者的辖制。在错综复杂的人情官场网络中，只要有一个有力枝节能搭上司法这根线，法律的红线能 否被严格执行就存疑。这也解释了“村长能砸派出所”这样的诡异逻辑与有恃无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官级的大小并不完全等同于权力的大小，没品级的村干部也可能有颇大的权势与影响力。村民自治未必管 得了村干部值得关注，强化监督的对象是所有干部。至于司法的执行力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是又一个 颇大的议题。“瓷饭碗”碰“铁饭碗”只能印证后者之牛？背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录用后占政府部门编制，签 1 至 5 年的合同，以同类人员薪酬水平为参 考??今年江苏省将选择部分地区和单位开展聘任制公务员制度试点。专家表示，这意味着公务员“终身 制”可变成“合同制”，“铁饭碗”将变成“瓷饭碗”。 华商报发表晏扬的文章：聘任制的最大特点是有合同期限，干得好可以续任，干得差可不续约，甚 至可以中止合同。正因如此，人们对公务员聘任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最典型的说法是把聘任制公务员比 作“鲇鱼”，认为外部竞争机制的引入会对其他公务员形成巨大压力，搅活了传统公务员制度的一潭死水， 有利于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但我对这些说法一直持强烈怀疑态度。打个比方：现在很多单位既有 正式编制人员，也聘用了相当数量的临时工（合同工），但是，临时工会对有编制人员造成竞争压力吗？ 会冲击他们的饭碗吗？绝对不会。普遍的事实是，临时工不管多么勤快能干、任劳任怨，也仍然是临时工， 极少有转为正式工的机会；而有编制人员不管怎样庸庸碌碌混日子，也仍然端着“铁饭碗”，可进不可出， 能上不能下。也就是说，聘任制公务员与其他公务员分属两条线，是两种不同的用人制度，相互之间根本 不存在竞争关系，前者是能者上、庸者下的“合同制”，而后者照样是能上不能下的“终身制”，如此， 聘任制公务员怎么可能成为“鲇鱼”？怎能指望他们的“瓷饭碗”去打破其他公务员的“铁饭碗”？ 小蒋随想：有些试点要么可能一直试下去，要么可能不了了之。依据是，一些“暂行办法”一暂行 就是几十年；新疆阿勒泰等地试点官员财产公开曾鼓噪一时，但随着领导换届便没了下文。公务员聘用制 在一些地方已搞了数年，要说聘人的好处可以说出一堆。但这种好处也可能是站在端着铁饭碗者的角度而 言――指使聘用工时颐指气使，就算是高级打工仔也还是打工的，怎能与终身制干部比肩？体制干部再不 济也可以熬年头、混退休，聘用人员干得再好还是聘用的。这种身份与心理上的优越，只会越发巩固体制 干部的优势地位。就连被社会狂喷质疑的红会都死命抱着官方身份，还说“级别高点更好”，更别说正牌 的公职权力者了，怎么会主动砸掉自己的铁饭碗？正如左手管右手难免高抬贵手，改革同样不能只依靠内 部自觉。行政机制改革同样需要外力督促，需要更强的民主决策与推进动能。有朝一日，公务员考试不再 打破头，便是编制特权被真正消除之时，就是人民共享人生出彩之日。17豪华车销量增幅下降是车改“胜利”吗？背景：今年一季度，中国豪华车市场出现快速萎缩的状况，相比去年一季度销量增幅同比下降 80%。 业内人士分析，从今年年初起中国政府严抓公务用车使用等举措，使得整体社会舆论和政府诉求对豪华车 消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京青年报发表李记的文章：目前而言，中国豪华车市场只是增幅放缓，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负增长。 豪车销量快速萎缩，并不意味着超编购车、超标购车的消失，因为在豪车和“双 18 规定”(一般公务用车 和执法执勤用车发动机排气量不超过 1.8 升，价格不超过 18 万元)之间，还有广阔的中间地带。正如国家 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所言，“这几年的公车改革几乎没有进展，一直原地踏步。”也就是 说，我们看到的“华丽丽”的数据变化和制度性的规范、约束无关。问题乐观的一面是，严抓公务用车使 用和严控奢侈消费等举措能够起到当前的效果，佐证进一步的制度变革能够大有成效的可能。而问题悲观 的一面是，如果制度性的规范与约束迟迟未能实质性推进，一旦自上而下系列举措的强调稍有松懈，“华 丽丽”的数据变化必然存在反弹的可能。豪车的销售是这样，高档烟酒、公务招待等层面的情况也是这样。 公款吃喝、铺张浪费现象在一些地方又有抬头，就是最好的明证。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的话更为直白： “即便公车采购国产化能够全面推广，不进行公车改革，也不能给削减‘三公消费’带来实质性的作用。” 小蒋随想：面对大量公车异变为专车，连乡长甚至村长都把公车“私有化”，显然不只是采购什么 车的问题。豪华车销量增幅放缓，并不影响某些人的公车私用。违规采购豪华公车与公车私用是一个硬币 的两面，如果单就一个问题的暂时收敛而兴高采烈，恐怕高兴得太早。事实上，中档国外品牌轿车一直是 干部配车的主要选择，帕萨特、迈腾、雅阁等车型则是机关车队的主力。面对高层的多项新规，少买豪华 车，充其量是某些人暂避锋芒之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多采购几辆自主品牌轿车，也不值得欢欣鼓舞。 因为，一些采购本身的合理性就值得追问，开国产车照样可以搞车轮上的腐败。公车改革的应有方向其实 很清楚，一是清除不必要的、违规的公车配置，二是公车只能用于工作之用，三是公车采购与使用必须严 控成本。遗憾的是，革除不当的既得利益缓慢甚至停滞。仅仅是豪华车销量增幅下降就引来关注，已反证 公车改革之艰。“安监调查队刚走就爆炸”扇了谁的耳光？背景：5 月 11 日，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富集镇桃子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昨日傍晚，事故导 致 28 人遇难，8 人重伤，10 人轻伤。巧合的是，泸县安监局官方网站显示，5 月 7 日，也就是事故发生 4 天前，四川省安监局事故调查处处长王建国，曾带队检查指导泸县桃子沟煤矿瓦斯治理工作。 新京报发表大白的文章：国家安监总局昨日下午关于此次事故的调查分析，初步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桃子沟煤矿涉嫌非法组织生产，在未批区域违规设置多个作业点，在通风性差的条件下作业，导致瓦斯 浓度增大，遇火爆炸”。显然，桃子沟煤矿存在的明显非法生产、瓦斯治理工作不到位等因素，早就已经 存在。如果在 4 天前，就能够对这些问题提出严肃的整改处理，料想这次矿难或许能够避免。本来，四川 省安监局的“检查指导”，是第一时间发现这些问题的极好时机。那么，公众有理由质疑四川省安监局的 “检查”和“指导”工作，是不是存在“走过场”的可能。既然那次检查的重点，也是“矿井瓦斯抽采， 并现场测定收集瓦斯相关参数”，那么当时是否检查出来了问题？如果检查出了问题，当时是否第一时间 让桃子沟煤矿及时停止生产，立马整改？不管怎么说，泸县矿难的发生，固然是因为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淡 薄，管理存在漏洞，但此次的“巧合”，是否也反映出日常安全监管存在不足？所以，泸县严重煤矿瓦斯 爆炸，必须进行彻查，也看看当地安监部门究竟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小蒋随想：安监局调查队前脚刚走，煤矿后脚就发生重大事故，何尝不是偶然中的必然？人们曾看 到过不少“认认真真走过场”，一些检查看似严肃，一些责令整改似乎严厉，但结果却是被查者依旧我行18我素，被查出的问题外甥打灯笼――照旧（照舅）。被检查者无视安全与问题显而易见，但又是什么使他 们有恃无恐？监督者的“高抬贵手”难辞其咎。如果被查出问题的单位被立即实施停业整改，很多悲剧本 可以避免。问题是，一些整改仅仅停留在要求层面，具体实施与否却没有下文。无论是出于企业利益考虑， 还是因为金元对权力的公关，再或是交了罚款就放行，企业“带病运转”屡见不鲜。危险和隐患未必会立 刻爆发，让企业经营者有了侥幸心理，一些管理者本应敏感的监查神经也开始钝化。出了事，死了人，问 题才被高度重视，责任人才被严肃处理，实在比较“马后炮”。我们已听过太多“亡羊补牢”的说法，但 愿一些教训真能引起各方的镜鉴，而不是光看别人的热闹。“官方辟谣反被证伪”是对公信力的祸害背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去年 12 月 6 日，刘铁男外访期间被媒体人罗昌平实名举报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对他人恐吓威胁等问 题。当日，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回应――上述消息纯属污蔑造谣。 新京报发表普沙岭的文章：回望这个案件，耐人寻味的是，又一次呈现出了“个人举报――单位否 认――纪检确认”的运行轨迹。当所谓的“污蔑造谣”又一次被证实“谣言非谣”的时候，昔日本能地出 来为长官遮丑、甚至乱派发“污蔑造谣、要报案报警”帽子的公权部门和个人，该当何罪？造谣高帽乱发， 是对群众举报热情的戕害，是对民众张扬权利的潜在危害，也为正常的反腐败工作，人为地设置了失信于 民的障碍，走上一段大可不必走的弯路。它只会让腐败官员胆气更壮，越发嚣张；只会让有举报热情的民 众心生忌惮、甚至噤若寒蝉。“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被掺入了太多的沙子；“本该无以遁形”的贪腐蛀 虫却有了更多隐蔽腐败、继续周旋的时间空间。公权部门的行为应该恪守边界、尊重私权，不管是出于利 益、出于本能，还是无意识的行权习惯，这种公器为私利“背黑锅”的现象必须被当头棒喝，胡乱向老百 姓派发“污蔑造谣”帽子的官僚者，也该被扣上一顶“污蔑造谣”的帽子，论一论该当何罪，讲一讲以儆 效尤。 小蒋随想：从时效性与争取话语权的角度，官方在第一时间回应媒体与社会的疑问，本是积极的。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些事在调查之初，纪检机关尚且未能掌握全部情况，何况是非监察部 门？再加上，某些部门看重“维稳”与“形象”甚至大于问题本身，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先否认再说，导致 某些第一时间回应不够客观与公正，这给“辟谣反被证伪”埋下伏笔。对权力部门而言，必须深刻理解民 主监督的意义，在作出官方回应之时务必审慎。与其急吼吼地否认问题，不如第一时间展开调查，并将调 查的进程与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如果问题子虚乌有，或者当事人被泼脏水，调查终会给出真相与公道。 倘若问题切实存在，社会举报与官方调查相结合，也是良性的官民互动。不管怎么说，官方的第一时间回 应，必须保持客观，有一说一远比盲目辟谣要好，公信力的积累需要坦诚与公正。6.2 亿元公墓“只埋干部”果真是谣言？背景：有媒体报道广州拟投资 6.2 亿建设福山革命公墓“只埋干部”。9 日广州民政官方微博回应： “广州市福山公墓”规划有 4 栋骨灰堂、广州市遗体捐献者纪念广场及公众墓区、烈士墓区、荣誉墓区、 艺术墓区、壁葬墓区等，不存在“只埋干部”的说法。 钱江晚报发刘雪松的文章：广州民政看上去是辟了《小康杂志》的谣，其实连带着将民政局长的表 态、市规划局的官方公布，也一起否定了。这让人感觉，其应对舆论时自我修正的姿态，远大于新闻报道 的事实本身。广州民政“不存在只埋干部”的解释，既是一种进步的表态，也给人们留下了含糊不清的想 象空间：在有限的墓位资源上，是让党员干部先进，还是让革命群众先进？公众、烈士墓区的概念相对好 理解，荣誉、艺术、壁葬墓区，又是怎么划分标准的？他们是不是现实生活中就有的三六九等？尽管叫“民 死工程”要比“民生工程”来得更准确一些，但是，以“民”为计、政府财政掏纳税人钱建设的“重点项19目”，革命群众最关心的，还是民众身后在这块福山中所占的比例。遗憾的是，这么关键的问题，官方只 字未提，想必不仅仅是工作的疏忽吧。福山公墓今天被这么多人关注，已经不是钱多钱少、死得起或者死 不起的经济问题，而是人们对于平等的生命，寻求尊严与公平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们能够容忍自己或者亲 人的后事，因为囊中羞涩的无奈，选择安身之地的大小，却不能容忍逝者生前权力的大小，在另一个世界 还要享受权力的供奉。 小蒋随想：广州民政的回应难掩自我否定，这种“辟谣”等于是宣布此前的官方说法是“谣言”― ―自从 2011 年立项， 广州当地的公开报道及官员的公开表态都明确， 福山公墓的全称是广州福山革命公墓。 广州民政局 2011 年发布的招标文件也明确写着“广州福山革命公墓”，广州市政府的批复、广州开发区规 划局的文件上，都明确表明项目名称为“革命公墓”。革命公墓意味着什么，当地管理者红嘴白牙说过， 否则媒体不会做出只埋干部的“失实报道”??在越来越多群众感叹死不起，花 6.2 亿元建“革命公墓” 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时，广州民政部门突然改口耐人寻味。当然，对群众而言，这种改口至少比某些“利 官工程”不顾民意、霸王硬上弓要好。但是，疑问与关注不会就此拉倒。因为，人们同样看到过强力部门 运作经适房项目、保障房小区全部被机关干部包揽的事例。福山公墓最终会造福于谁，广州有关部门会不 会再次“自我否定”，或者“说一套做一套”，仍要走着瞧。老百姓的丧葬问题同样离不开公平二字。“清华博士”求职七个月碰壁因“出身不好”？背景：“清华博士”陈达连续七个月求职未果。从二本高校的本科生到清华博士，陈达努力了七年。 但由于用人单位“本科非 985、211 高校不予考虑”，陈达十次求职中的八次，连第一道简历关都过不了。 北京青年报发表欣城的文章：即使是清华大学博士，在求职中也遭遇学历被“查三代”的尴尬。用 人单位选人如此先入为主，唯血统论英雄，罔顾学生实际工作能力与后天成绩，剥夺普通高校毕业生平等 参与就业竞争的机会，坐实了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加剧教育与就业竞争的残酷性，显然难以服众。普 通高校的实力与名气尽管比不上 211、985 高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工作能力与责任心就 不如 211、985 院校毕业生。他们通过自己的后天努力，考上硕士、博士(还是清华博士)，用人单位为何不 能给他们搭建一个展示平台，给他们公平参与就业竞争的机会？政府要拿《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说事， 既然制定了法律制度，职能部门就要升帐理事，提高法律制度的执行力。主动到一线查处违规用人单位， 并认真受理举报，不管是企业还是机关事业单位，谁违规处罚谁。 小蒋随想：就业歧视根本无需深入调查，随便到招聘会上一抓一大把。诸如只招男生、必须北京户 口、谢绝非 211、985 高校毕业生等等，不胜枚举。如果职能部门真想惩处招聘歧视，抓现行轻而易举。可 现实是，在双向选择的大旗下，这种事基本上没人管。即便有求职者愤然举报，要么是难被受理，要么是 处理不了了之。这之中，有职能部门不作为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就业仍处于买方市场，“挑肥拣瘦” 在所难免。用人当以能力为前提，道理是不错。但面对海量的求职简历，用人单位不可能逐一通过实干检 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学历就是一块敲门砖，用人单位只看学历是歧视，但也是快速筛除。对求职者而 言，在呼唤就业公平的同时，自身也要调整求职目标，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时，与涉嫌歧视的单位打官 司也不是一点积极意义没有。至少，它表明了一种态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破冰也需要点滴积累。“国家请客，民众买单”让惠民情何以堪？背景：交通运输部公布《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正案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实施免费政策给经 营管理者合法收益造成影响的，可通过适当延长收费年限等方式予以补偿”，被质疑为“国家请客，民众 买单”。 新京报发表马光远的文章：其不可取之处在于：其一，《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在确定收费标准和收 费期限时，就已经考虑到因军车等免费给经营者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经营者的合理回报是根据各种因 20素包括免费政策等确定的。其二，本次意见稿，在收费期限问题上，其实大多是延续以前的规定，而军车 等的免费，也是长期以来的政策。以过去多年来高速公路的经营情况看，沪深两市已经上市的 19 家高速公 路，多年来其总体毛利率都在 50%以上，暴利情况远超房地产业，何来的影响其利益之说？其三，如果因 “免费政策”需要延长收费期，那前期的节假日免费的政策又成了什么？今天的免费，是为明天延长收费 期埋下伏笔，而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免了 10 元，但因为收费期的延长，通行者付出的代价甚至是百元千元 万元，这还算什么免费。笔者认为，修改《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初衷，应该是严格规范收费期和收费标 准，治理多年来收费公路的种种乱象，通过控制经营者的收益率，改变公路暴利的本质，让公路真正成为 微利或免费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变相的维持目前收费公路的暴利状况，更不是刻意维护公路经营者等的权 益。 小蒋随想：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只适用于春节、清明、五一、国庆四个节假日，一年总共免费 20 天， 只占全年的 5.4%多。 此举虽是一种惠民， 但实惠很有限。 相对平日里的 “若要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 假日通行免费只是给百姓一点点“过节安慰”。即便是以贷款修建为前提，但只要名曰“公路”，就应当 具有公益属性。交通管理部门在修改法规时，主动为延长公路收费期开口子，屁股坐到了哪一头？如果真 以短暂的免费为由延长高速公路收费年限，请注意是以“年”为限，必然使民众产生“捡芝麻丢西瓜”的 感觉。这不只是允许经营者微薄让利后丰厚捞回，更是让点滴惠民的本意变味走样，百姓甚至会觉得被愚 弄。更重要的是，经营权益受影响要弥补，民众权益被挤占要不要补偿？北京在收费的京通快速路上开辟 公交车专用道。实行公交优先，群众很支持。但对社会车辆而言，过路费一分没少，能通行的车道却少了 一条，社会车辆拥堵时间倍增，这种路权损失谁来补偿？公平公正是法治的基本前提，如果某些法规不能 一碗水端平，受损的不只是民众，还有法治本身。京城出租车涨价解决不了打车难背景：北京市发改委称，出租车“份钱”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十分复杂，市交通委正在抓紧研 究相关政策，并将于近期出台，企业利润控制水平也将纳入相关政策一并考虑。 新京报发表大白的文章：“份钱”一直是理顺出租车行业利益机制的核心部分，在近期备受关注的 出租车运营价格调整的改革中，民众和舆论更是广泛关注司机“份钱”问题。在现有的利益分配机制下： 司机每天高负荷工作，疲惫不堪，乘客“全权买单”，唯坐享“份钱”的出租车公司稳赚不赔。让司机和 乘客完全承担成本，显然并不符合市场逻辑。解决“打车难”，调整“份钱”以压低管理费用，显得尤其 迫在眉睫。在出租车调价方案出台之后，公众和舆论议论较多，其中很大原因在于“份钱”改革仍未有实 质性突破。就此而言，尽快出台“份钱”调整的新政策是各界的一致共识。既然市交通委已经在抓紧研究 相关政策，并承诺将于近期出台，那么希望这一“近期”不用等太久，越快越好。 小蒋随想：在某种程度上，出租车市场是相对垄断的。这不是说开出租车的司机是“大爷”，而是 说出租车经营的特许性，使出租车公司数量与车辆相对固定，出租车公司之间缺少竞争，经营者处于优势 地位。尤其离谱的是，早年批准的少量个体出租车也要“挂靠”在出租车公司，车是自己花钱买的，出租 车牌照是自己带来的，居然还要向出租车公司交份钱！说到底，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打车的乘客，都 觉得被出租车公司盘剥。涨钱解决不了打车难。一方面，出租车数量是否合理需要科学计算。另一方面， 必须改革司机与出租车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可是，近期拟定的调价，只是向乘客伸手多要钱。如果乘客 负担加重少打车，还是损害乘客与司机之利。至于出租车公司，反而会因为涨价后停止给司机发补贴增收。美女干部成提拔“主力”有啥门道背景：云南省漾濞县近期一次提拔九名乡科级领导干部，83 后女性占了 8 个，其中两位女大学生村 官直接提拔乡科级。同一批次提拔，年轻女干部达 9 成，评论称漾濞县只提拔年轻女干部。21湖南红网发表刘丽娟的文章：有网友说“细看简历，很多工作一两年的普通教师或办事员、村支书 助理直接提拔为副局长”、“这些女的相貌都不错，工作实绩没有什么可圈点的”。在当今的社会中，中 国式求人更是让大家觉得如果没有关系就想往上爬那是难上加难啊。尤其在“潜规则”盛行的今天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