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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可以的话请从微观经济学的观点解释^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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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经济社会历史性巨变是改革红利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变化.经济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从国际范围看,中国的发展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些成就的取得,取决于多种因素,如充裕而低成本的劳动力,广大的市场空间,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一定的自然禀赋条件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实行了改革开放,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以往历史和有关国际经验都表明,即使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较好甚至优越,并不一定能够促成快速的经济发展.所谓“资源诅咒”,指的就是有的地方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长期陷于贫困.关键在于能否有一套好的体制机制,有效组合和利用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进而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出来.改革就是要创造这样的体制机制.而开放则把发展中短缺的产品和要素,如机器设备、资金、技术、管理体制等引进来,使我们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要素走出去,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人们经常能够看到的现象是,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物质条件还是那些物质条件,体制改了,生产效率就得到极大提高.这个“多出来”的部分,正是改革红利.我国过去30多年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巨变,是改革红利的具体体现.自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懈探索和艰苦努力,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大多数产品供求由市场决定,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国有经济改革逐步深化,包括个体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外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发展；现代宏观经济调控架构初步形成,调控经验逐步增多和丰富；对外开放持续推进,逐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这些巨大的体制变迁,打下了形成改革红利的基础.经济学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体制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有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三个时期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都与当时采取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有关.第一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农业生产增长,一部分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进入乡镇企业,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邓小平南巡谈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非国有经济和对外开放取得长足发展,带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迅速提升.第三个时期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加入WTO和由此推动的国内改革,加大了企业的竞争压力,加快了技术引进和追赶的步伐,从而改进了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二、新阶段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并列提出的目标,含义深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将会有所变化.根据二战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和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实际判断,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正在逐步转入中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将会使我们面临以往未曾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增长阶段转换期内在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有可能引发增长过程中大的起落,高速增长期潜在的金融财政和产能过剩等风险可能显露；另一方面,新增长阶段虽然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更加讲求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在这个阶段,将会涌现出一系列新增长点,包括在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质量的城镇化,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加快发展,在持续技术追赶的同时创新的重要性上升,主要由中等收入阶层拉动的消费升级,更具深度和质量的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如此等等.这些新增长点将打开我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因此,增长阶段转换,增长速度放缓,并不意味着有些人所说的中国经济“衰落”,相反,将会开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新战略机遇期.然而,应对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抓住并用好新增长阶段的机遇,要求体制条件发生相应变化.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存在,在有些方面甚为突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主要还是体制性障碍,包括一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另一方面,适应新阶段的变化,发掘新增长点的潜力,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体制创新.如果说高速阶段主要是“铺摊子”,在传统农业部门之外,大规模地发展现代产业部门,“粗放经营”在所难免,甚至有一定的必然性,新增长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通过现代产业部门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优胜劣汰、换代升级推动增长,重在“精耕细作”.从“粗放经营”到“精耕细作”,所需要的体制机制会有很大不同,后者更强调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更讲求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更易于与国际社会接轨.在这个意义上说,新阶段的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由此出发,新一轮改革也将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重点和特点.从市场层面看,要推动生产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金融体系等领域的改革,使土地、人力、资金等生产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得到效率更高的配置和利用.例如,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需求潜力,但这种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依托于收入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城镇化的主要优势,在于从生产、流通、创新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上的集聚效应,从而产生传统农村经济难以比拟的高生产率.推动高质量的城镇化,关键是要通过人和地这两个基本要素更好地流动和配置,提高集聚效应和生产率,进而把需求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对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水平,不仅有利于扩大消费,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进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政府层面看,要推动财税制度在收支两方面的重要转型.适应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在压缩公务开支、厉行节约的同时,将支出重心转向公共服务,逐步提高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出比重.当然,这方面也要汲取国际上过度福利化的教训,坚持量入为出,不能把胃口吊得过高.在收入方面,要逐步提高财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这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生产流量规模相应收缩,而居民财产规模逐步扩大的变化趋势相一致,有利于保障税源稳定,也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此,除了推进相关财税制度改革外,居民财产信息登记制度等基础建设也需要先行一步.从企业层面看,要推动形成有利于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的体制和政策环境.随着增长速度放缓,企业分化、重组、集中的趋势将会加强.我国中长期经济竞争力如何,将取决于能否形成一批具有稳定持续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特别是技术含量较高行业处在龙头位置上的创新型大企业.最重要是营造公平竞争、有利创新的环境条件,切实做到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在那些创新元素涌现的地方,领导者要敢于打破常规,以敏锐眼光和满腔热情予以扶持.近年来,一些政府看不见、瞧不起的领域创新成果脱颖而出、成了大气候的案例,很值得深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包容性的政策环境比一大笔科研经费更为重要.三、深化改革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一是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改革能够带来红利,带来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是改革得以持续并最终成功的必要条件.有些改革能够短期见效,有些改革则需要较长时间或较长过程才能见效.在改革初期,应尽可能选择那些易于见效的改革措施起步,为难度较大的改革出台创造条件.新一轮改革应着重围绕新增长点展开,通过改革为增长阶段转换期和新增长阶段提供发展动力和活力.例如,我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仍有一定投资增长潜力,但部分投融资主体负债率较高,融资能力受限,且蕴含较大风险.应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改革企业体制和投融资机制,引入新的投资者,既能带动投资增长,也为社会资金开辟了新的投资渠道.又如,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可选择一些地方,在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开展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交易试点,将有利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利用,增加农民收入,也可能产生抑制城市房价上升的效果.二是改革勇气和改革智慧的关系.与以往改革相比,新一轮改革中关于市场经济的知识普及程度提高了,同时利益关系的复杂程度也增加了.不少改革之所以推不动,不是因为不懂改革的道理,而是因为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如何妥当把握和处理好复杂的利益关系,是改革深入并最终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应当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推进改革,对那些制约大局和长远的利益障碍,要敢于碰硬,攻坚克难；营造有利于改革的氛围,增加在深化改革特别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的共识；正确处理存量和增量关系,少算旧账,多算新账,重在形成新的体制机制和利益预期,使所有人通过自身诚实努力、勤奋工作都能获得相应成果,分享改革红利；积极而稳妥地把握相关改革出台的时机、步骤和力度,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大局的稳定.三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亿万人民群众参与和创造的事业.市场经济体系本质上是由经济活动当事人利用自身的信息和智慧,通过反复博弈演化而成的.尊重处在市场经济第一线当事人的首创精神,是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市场经济同时也是法治经济,是具有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要素的经济体系.旨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要搞清楚顶层设计的范围和内容,搞清楚制度设计与自然演进的关系.例如,宏观调控的架构和职能,相应的政府机构设置,都离不开顶层设计.而市场体系发育,则需要在政府界定和保护产权、明确市场竞争规则的前提下,主要依靠市场活动参与者的探索和创新.以往不少成功的改革,都是允许地方和基层先闯、先试,有了好的做法,然后提炼上升为全国性政策.新一轮改革应当在这方面与时俱进,给地方和基层更大一点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空间；有了好的做法,注意比较、鉴别、优化、提升；对那些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符合规律的做法,适时上升到必要的法律层面,以使改革成果得以巩固.（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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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称释放改革红利最大障碍来自既得利益群体
调查称释放改革红利最大障碍来自既得利益群体
人民论坛杂志第3期上封面
对300余位各领域专家调查显示，以下六大红利的释放将决定未来10年中国发展进程：
城镇化红利
土地红利
人口红利
制度红利
全球化红利
改革红利
厘清中国红利构成及释放、演变的特点与规律，对公共决策意义重大，对企业组织发展、公民个人成长同样至关重要。
这里的“红利”不是指利润分红，而是指国家发展的有利条件、因素或优势。在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收获了诸多发展红利，比如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等，创造了“中国奇迹”。
当前，一些发展红利趋于枯竭，一些红利正在变弱，一些新红利正在崭露头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对中国“红利家族”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摸清中国发展红利的构成要素、演变特点、释放规律等，描绘红利变化的波动曲线，不仅有利于党政部门更好决策，也能为企业成长、个人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红利家族”主要构成有哪些？各成员的关联性如何？各种发展红利释放的关键是什么？如何主动地创造红利？诸如此类问题都值得探究。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围绕以上问题从三个层次进行展开：
(一)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对300余位专家进行开放式采访调查，综合受访专家意见，梳理出当前最值得关注的六大发展红利：“城镇化红利”、“土地红利”、“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全球化红利”、“改革红利”。
(二)推出“改革与中国红利”问卷调查，调查公众对“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的认知与思考。调查结果显示：在改革这一“最大红利”中，“政治体制改革”(40.6%)、“市场经济体制改革”(31.3%)将是红利的突出贡献点；充分释放改革红利，最大的障碍是“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47.3%)。
(三)约请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分别对六大发展红利进行深入解读，探究其中的变迁规律。专家们从更高层次和更广阔视野对各类发展红利的解析给人启发：
今后几年，中国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但这一趋势可以挽救。尚有一些未竟的改革，对于延长人口红利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马上启动。例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福利体系的一体化；
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显示了中国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是我国全面获取新的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最根本战略；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这一重要论断的深刻内涵在于，改革自身不仅是最大红利，同时也是“红利家族”释放能量的“助推器”。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各种红利是装满财富的“箱子”，那么改革就是打开这些箱子的“钥匙”；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成就表明，收获发展红利既需机遇因素，更需主动创造。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发展环境，我们只有坚定信心，积极主动创造、延续各种发展红利，才能为中国成长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总策划：贾立政
执 行：陈阳波 魏爱云 杜凤娇 肖楠 袁静
“红利家族”内部成员有何关联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改革红利”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笔者认为，如果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问题，研究中国的改革红利，首先应研究由诸种红利构成的“红利家族”，特别是“红利家族”内部的关联性问题。
这涉及“红利家族”内部的分类。依笔者之观察，就其各自能量变动趋势而言，至少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能量趋于“枯竭”的红利。这其实也是指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发展所“吃掉”的红利，或者说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比如资源红利和环境红利，过去依靠大量耗费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如今造成了“天怒人怨”的恶果，表明这两种红利到现在已近于枯竭。最近，京津冀地区的漫天雾霾，已经宣告了这条发展思路、这种发展方式的破产。
第二组，能量正在变弱的红利。包括劳动力(数量)红利和出口红利，这两个红利虽然还有，不能说完全枯竭，但都在逐步变弱。
第三组，能量需要大大释放的红利。我重点关注两个：一个是改革的红利，一个是技术的红利。现在中国正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根据笔者几年前的研究结论，所谓“第三波历史大转型”，是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资源环境制度的全面转型。同时，当前中国也正处在人类“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过程中。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要研究这两股浪潮的交汇性和对接性，特别要认识到：这两股浪潮不仅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格局、经济结构以及经济体制——构成重大影响，而且也将对中国社会——包括社会进步、社会结构、社会发展方式和社会体制——产生深远影响。两个“三”背后的两大红利，是值得中国着重挖掘和释放的。对此，要特别予以关注。
“五点一线”：寻求制度创新的红利
什么叫制度创新的红利？或者说，到底怎么样界定“改革红利”的内涵？这涉及提出这一命题贯穿的思想逻辑问题。据我看到的材料，一些论者提出“改革红利”的命题似出于增长主义的逻辑，其切入点是“经济增长”问题——在人口红利、资源环境红利，乃至全球化红利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减弱，或消解)之后，如何寻求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如果仅就研究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一角度来说，探讨如何寻求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包括“改革红利”，是很有意义的。问题是，仅仅这一层面的考虑够不够？
十八大明确提出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总格局。如按“五位一体”总格局来思考“改革红利”内涵，其涉及的领域相比增长主义的逻辑，是否更加宽阔些？
我给的涵义是，改革红利是通过改革或称制度创新，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进程，使其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最终落脚到每个人自身的发展上。
具体而言，包括“五点一线”，即五个要点，一条线索：
第一，经济转型。包括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等，核心是市场化与实现社会公正的平衡，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并改善人民生活。
第二，社会共生。核心是寻求社会各阶层共生、共存、共富之路，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阶层必须扩大。
第三，政治变革。核心是民主与法制，这将愈发成为今后改革的关键，包括政府体制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反腐败当中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立等。
第四，文明交融。也就是多元文明的交融，重点是促进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融合，避免文明的冲突。
第五，天人合一。环境产权、环境政治、环境稳定以及生态文明问题，环境产权实质是环境人权。
五个要点，拿什么贯穿呢？或者说落脚到哪？答案是每个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在阐述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时明确指出，新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改革开放对中国最深刻的意义，应该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增强农民、进城务工者、企业职工以及社会方面的“主体性”，增进全体公民的社会福祉。这应是“改革红利”的真谛。要有这样一个宏观视野，这样一个“人本导向”的观照。
红利释放的波动曲线：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改革红利”并非今天才有。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实际上这个红利的释放呈现一个波动过程。我建议，将来应按照上述我的“五点一线”论，分别赋予相应的权重，经科学计算，做出红利曲线图。根据我的经验，初步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有获得过“改革红利” 较多的时候，但也有“改革红利”微薄的时候，甚至有“改革红利”负能量的时候。
具体说，过去三十多年里，有三次比较大的改革红利高潮，以及两次比较严重的改革红利低潮。
第一次改革红利高潮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这一段是改革开放红利释放得比较好的时期，特别是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农民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到中共十三大时达到了高潮。
第二次改革红利高潮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以后，改革开放的力度明显加大，改革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展开，这一时期红利比较多。
第三次改革红利高潮是本世纪初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开始全面进入了全球化的轨道，开放倒逼着中国改革，带动了不少实际性的改革举措。
而改革红利低潮方面，可以说有两个。一个是1989年至1992年初，这三年多的时间，中国整体是一个改革的低潮，红利很少，甚至是负的红利；另一个低潮期是前几年有一段时间，行政权力明显地介入市场经济活动，改革红利有所减少，虽然有客观原因，也不能排除主观上的一些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余下的都是“硬骨头”。在改革的“战车”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堡垒”面前。在改革远未完成的情况下，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
重在打破固化利益格局对红利释放的掣肘
从十八大提出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下一步改革，迄今已经一段时间，人们对改革多有期待。但当前面临的现实是，由于固化的利益格局的羁绊、掣肘，新一轮改革依然“举步维艰”。能否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以形成一个人们所说的改革路线图，正成为社会多方面的迫切期盼。
固化的利益格局对红利释放的阻遏、掣肘非常严重。这里面非常复杂：我们现在碰到的是一个很大的网，它羁绊着改革，掣肘着改革，以致很难释放这个红利。到底这个路怎么走，怎么样真正地突破现行的僵化的利益格局，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只有打破固化利益格局，将利益关系调整到位，改革才能真正体现公平正义，才能赢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和社会支持，并激发新的改革动力，改革才会有实质性进展。如果不讲此逻辑，自觉或不自觉地搞实用主义，到头来改革难免扭曲变形。
李白诗云：“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是不可复回的，我们期待着第四次红利高潮的到来。
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经验表明，综合红利要素的利用是成功发展的基础，但这不表明中国已经充分利用了所有的红利要素。而从红利释放不足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红利利用还有巨大的改革空间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果，是诸多发展红利要素叠加的结果
任何国家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取得高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显然是诸多的发展红利要素叠加的结果，中国也概莫例外，而具体到中国三十年发展历程上看，这些红利又可以被划分成内生与外部两种类型的红利。从内生红利看，其中四项红利贡献最大，分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红利、人口红利、土地资源红利、环境红利；而从外部红利来看则是吸收外部资本红利、加入WTO红利与全球反恐红利。
在上述红利要素阶段性的叠加过程中，有些红利的运用属于改革的创造型红利，有些红利属于被动型机会红利。例如，在内生红利范畴中，中国三十年前改革起始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追求，属于典型的创造型红利，由于这个历史的选择性转变，中国显然摆脱了计划经济的致命性体制缺陷，顺应了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历史潮流，抓住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同样，在内生红利利用方面，中国过去三十年对于土地红利的充分使用，既创造了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模式，同时也带来了高速的GDP增长；而在外部红利利用范畴中，中国选择加入WTO的时间，较同类的世界大国转型国家俄罗斯早了十年，同样及时地抓住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历史机遇，为中国发展与“中国制造”全球化打开了空间。
因此，中国发展红利构成的特点是多方位的，是综合叠加的结果，但其经验表明，国家发展红利要素更是可以被主动创造的。
中国发展红利释放不足与过度利用
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经验表明，综合红利要素的利用是成功发展的基础，但这不表明中国已经充分利用了所有的红利要素。而从红利释放不足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红利的利用还有巨大的改革空间。
从法治、公平、效率内在要求的完善型市场经济体制看，中国市场经济红利显然释放不足。从最重要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而言，虽然我们尝试建设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但从具体运行层面看，目前我们已经构建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显然存在两大典型弊端，一是国有垄断行业的高收益与低效率，二是充分竞争市场领域的“管制无为”。
而在中国发展红利过度利用方面，显然土地红利的过度利用，不仅固化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过剩产能的淘汰，阻碍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同时更为严重的是，土地红利过度利用而产生的住房价格问题，既损害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与社会凝聚基础，同时在产生巨大腐败空间的循环中加剧了社会阶层对立与冲突。
同样，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对于生态环境的忽视、环境红利的过度利用，不仅损害了当代公民的健康权益，同时也破坏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生态基础。因此，从市场经济体制制度红利释放不足，到土地与环境两项红利的过度释放带来的长期危险来看，中国发展必须选择新的改革红利。
新发展红利的缺失与挑战
比较世界大国成长历史，特别是结合新环境与新技术挑战下中国发展需要，显然作为成长中的世界大国而言，中国的新发展红利缺失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海外发展红利的利用不足与能力缺失。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世界级大国在成长过程中无一不充分利用了海外发展红利，并拥有强大的海外发展能力。而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下，其典型地体现在跨国公司海外经营与全球市场投资能力上，虽然中国企业近些年在国家推动的“走出去”战略引导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从横向比较而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能力较之欧美，包括日本在内的跨国公司而言，存在明显的能力不足；同样，以世界大国标准衡量，中国国家行为中对于国际发展问题的理解、能力构建与贡献也明显存在短板。而这两种能力的缺失，不仅影响着中国成长过程中的世界意义，同时也影响着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发挥。
其次，在新环境下，特别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启动下，中国国家的发展红利中，对于周边及全球问题的应对与处理能力显然面临挑战。中国过去成长经历中积累的经验，已经不足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国际环境变化，而其核心就在于中国过去过于醉心于经济发展，而忽视了世界大国成长中必须拥有的国防“硬实力”构建，这既不利于国家科技发展红利的主动性、引导性创造，同时也影响着海外发展红利的安全维护。
最后，从既有红利消失的挑战角度而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意味着低成本“中国制造”模式下的吸收外资红利和世界市场扩张红利效应会逐渐减退，同时从内部红利消失威胁来看，人口红利的消失还意味着巨大的社会保障成本与人力资源再造成本，而更为紧迫的是，中国人口红利与环境红利的消退，特别是土地成本的上升，从较长期角度来看，已经无法再提供新技术环境下中国全球制造比较优势，而这点在美国引导的页岩气能源结构革命和智能制造升级中，显得挑战与压力尤为巨大。因此，在既有发展红利要素驱动效应逐渐减退，甚至已经成为发展的负能量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寻求与创造新的发展红利。
在中国新发展红利再造过程中，内部改革的核心不是拒绝市场，而是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边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表明，发展红利既有偶然的机遇因素，但更多的是改革开放中的创造。而中国实践经验表明，虽然没有既成的经验可以被完全照搬和沿用，但有些基本原则还是能够持续地对中国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具体而言，首先，坚持善治、公平、法治、效率的市场经济原则，并以此为准则寻求改革红利，那么不仅可以解决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的城镇化红利、人力资源型人口红利、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红利、区域平衡发展红利等诸多潜在红利创造，同时也能够在追求共同理念中成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基础。
其次，坚持全球化与国际化原则。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从本质上看，中国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与资格拒绝全球市场竞争。因此，在中国新发展红利再造过程中，内部改革的核心不是拒绝市场，而是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政府在承担公共责任的同时，最重要的责任是法治下的市场监管，而监管红利的长期缺失已经威胁到良性市场环境的构建；同样，在开放中，中国必须明确自身的国际定位，在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充分运用国际市场，培养可持续的海外发展红利。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
专家讨论：中国现阶段几大红利构成分析
城镇化红利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导 张占斌：改革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避免“城市病”和“拉美陷阱”的最有力保障，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最大动力。
土地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 党国英：现行土地制度可以说伤害了每一个相关利益集团，但改起来却很难。其原因可能是认识问题，也可能与体制的僵化有关。
人口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 都 阳：尚有一些未竟的改革，对于延长人口红利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马上启动。例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福利体系的一体化。
制度红利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危机(应急)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李瑞昌：制度红利就是制度实施后改进了社会公平、培养了社会信任和提升了社会平等，从而让人们对制度更加忠诚，对政权系统更加认同。
全球化红利
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省社科院院长 刘志彪：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显示了中国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中国需要与世界进行再平衡。
改革红利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赵 晓：在当前形势下，战略思路已定，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的突破口。
城镇化红利：城镇化过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农民转为市民的过程，这意味着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巨大消费潜力的释放。
未来走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人口积聚、“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
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挖掘潜力，释放能量，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和经济增长最大潜力所在。但城镇化发展面临着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需要进一步通过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突破，释放红利。
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和经济增长潜力
李克强同志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城镇化是我国释放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力所在。为什么把城镇化的作用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我理解有三点：一是一般意义看，城镇化会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同时还产生庞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因此，城镇化是一个整合综合资源的战略性平台。二是我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而内需没有扩大到应有程度，根本原因是城镇化发展滞后。我国只要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在扩大内需方面的潜力，就有可能保持未来20年经济健康发展。最近，联合国关于世界城市化展望的最新研究报告预计，中国城镇化从现在到2030年还会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届时城镇化率有可能提高到70%左右，各类城镇将新增3亿多人口。三是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了发展的中期阶段，城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各种力量和要素集聚速度加快，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ortham) 揭示了城市化发展的三个发展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在30%以下为初期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在30%~70%之间为中期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在70%~90%之间为后期阶段。这是一个拉长的S型曲线。在城镇化早期和后期阶段，城市化率提升得十分缓慢，而在城市化中期阶段，由于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业具备了吸收大批农业人口的能力，城市人口比重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突破50%而上升到70%，显然这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城镇化过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农民转为市民的过程，这意味着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巨大消费潜力的释放。
同时，城镇化必然带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住房开发等多方面投资需求。
统筹协调改革和城镇化两大红利的释放
发掘城镇化的巨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需要进一步改革，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突破。城镇化作为最大内需和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也将必然成为未来改革关注的重点。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应该说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和城市病显性阶段的叠加期。
中国虽然还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但也存在诸如“半城镇化”、“隐性城镇化”、“被城镇化”、“准城镇化”、“过度城镇化”(或城镇化“大跃进”)、“贵族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病态城镇化”等现象和问题，而且各种问题和矛盾日渐积聚、突出和显性化。此外，由于缺乏有效措施和调控机制，在城镇化宏观整体布局上，还存在着大城市过度集聚、小城镇发展无序，地区发展失衡、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未雨绸缪、及早诊治，势必演化为日益严重和难以治疗的“城市病”，甚至陷于“拉美陷阱”，严重影响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对我国的城镇化战略进行继承、调整和优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改革是避免“城市病”和“拉美陷阱”的最有力保障
我认为，新型城镇化主要有四个方面内涵：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互动，并通过产业发展、科技进步和产城融合，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和农村文明延续的城镇化；二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城镇化；三是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城镇化；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人口积聚、“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
改革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避免“城市病”和“拉美陷阱”的最有力保障，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最大动力。尤其是在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周期和在城市病的显性阶段的叠加期，更要通过改革统筹协调改革和城镇化两大红利的释放，通过深化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导)
超越美国需要多少土地红利支撑
土地红利：土地红利，就是要通过改革，提高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水平，让有限的土地资源在各种用途上所产生的“边际收益”相等，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未来走向：合理确定土地制度的公权边界；全面建立国家对各类土地的用途管制权；推动土地规划与土地用途管制的法制化。
中国现行土地制度严重地伤害着这个国家，也伤害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令人惊奇的是，现行土地制度可以说伤害了每一个相关利益集团，但改起来却很难。其原因可能是认识问题，也可能与体制的僵化有关。
所谓释放土地红利，就是要通过改革，提高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水平，让有限的土地资源在各种用途上所产生的“边际收益”相等，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未来土地改革总体思路
土地改革要摆脱一切陈旧观念的束缚，把人的福祉放在制度安排的首位。坚持这个标准的要义，是处理好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在私人领域坚持效率标准，合理安排土地权属类型；在公共领域坚持平等要求，以土地规划的法制化、民主化实现公共目标。
一，合理确定土地制度的公权边界。明晰产权的本质是合理确定土地制度的公权边界。土地所有权类别要与土地的自然属性或功能相匹配。满足这一要求的主要改革举措陈述如下：凡具有环境功能，而不直接产生盈利的土地，均归国家所有。与道路、江河、海洋等有关的土地，尽管可能成为私人经济活动的场所，但其显著符合经济学关于公共品的定义，也归国家所有。凡目前归国家所有的各类经营性土地，继续归国家所有，但使用权可永久化，以促进土地市场形成。目前归集体所有的各类经营性土地，即使在城市规划圈以内，可继续归集体所有，不再征收为国家所有，以实现集体建设用地和国家建设用地市场的统一。农村公共设施用地继续实行集体所有制(农村社区共同共有)，且土地使用权也归社区所有。农村经营性用地可继续实行集体所有制，但土地使用权(或承包权)可永久归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户；农户可自由进出合作社。城乡住宅用地可在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将土地使用权永久归于业主。
二，以科学规划为基础，全面建立国家对各类土地的用途管制权。第一，加大力度保护农业用地，以“农区土地保护制度”替代“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改变县区以下的行政区划制度，设立“农区区划制度”，将农区直接划归县区政府管辖，并禁止除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外的其他任何非农建设，全面保护农区土地。第二，调整涉地税种、税率的设置，使其反映不同类型土地的稀缺性。在不同类型城市可根据土地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设置不同的土地使用税率，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要重新核定平原地区城市用地的规划指标。第三，扩大浅山区建设用地面积，满足中产阶级的独栋房屋建设需求。第四，支持荒原荒山土地的公益性开发，调动全民改造山河的积极性。
三，推动土地规划与土地用途管制的法制化。土地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办法应全部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颁布执行，形成各级土地法规。中央政府可制定《土地基本法》、《土地规划法》、《国土总规划法》和《农区土地保护法》，并借助《物权法》，形成约束地方土地立法的上位法。地方政府可根据地方情况确定不同层级的土地规划法和土地用途管理法。
中国的土地资源能允许我们再生产270万亿GDP吗
近些年到各地调研，地方负责人几乎众口一词，说他们的发展缺乏土地。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土地资源并不构成对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绝对约束。
笔者粗略估算，如设定中美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2%，则中国经济总量可在2030年前后赶上美国。另假设中国人口增速递减，美国人口按1%速率增长，中国人均年收入水平可在2040年和美国看齐，那时，中国经济总量可达约320万亿人民币以上。大略来说，在未来约20年里，中国还要创造270万亿的GDP，就达到了具有标志意义的新阶段。
中国GDP总量的90%以上主要靠城市经济部门生产出来。各类城市主要集中在平原、河谷地带，其周边土地大多是我国的优质耕地。这些城市经济部门占了大约1亿亩土地(大于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1亩地产出GDP近50万元。近些年国家对农田占用严格管控发挥了作用，每新增1亩建设用地产出GDP约220万元。按这个数据推算，我国GDP总量达到320万亿，还要占用优质耕地1亿亩以上。我国优质耕地每亩可产出粮食约1吨，这意味着要损失1亿吨粮食产量，占到现有粮食产量的18%左右。
1亿吨粮食能不能用其他土地生产？很难。我国土地品质差异很大，山区土地的粮食产出往往是优质耕地的1/3左右。扩大山区土地利用来增产粮食是行不通的。
依靠土地整理来增加优质耕地，是我国近些年努力做的工作，其主要办法是提高土地的平整度，增加灌溉设施，便利机械耕作。但我国水源较好的地区已经没有多少土地整理的潜力，其他地区即使花巨大代价整理出可灌溉的土地，水源也仍然是一个问题。
好的办法是限制平原、河谷地带城市的继续扩张，依靠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办法来提高这些城市的经济规模。可以通过努力将大约1亿亩现有城市经济部门用地的平均GDP产出能力逐步提高到210万/亩，还有约10万亿的GDP靠农业部门提供，另外100万亿的GDP则应通过山区非农业用地转变为工商业用地来提供。考虑到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这种估计不算冒进。
我国高度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约14亿亩，现有农地约10亿亩左右，这些农地或已经是高产优质农地，或有可能被改造为优质耕地。这部分土地目前承载人口约4亿，在保持耕地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加1倍达到8亿也不是问题。这10亿亩农地应主要满足国人的粮食、蔬菜、淡水养殖的需要，是中国人食品安全的根本保障，再不敢多占耕地用来搞建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研究员)
人口红利：人口红利通常的含义是在既定的人口总量下，是否存在着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很显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中生产性的人口比重高，需要抚养的人口就相对少。
未来走向：尚有一些未竟的改革，对于延长人口红利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马上启动。例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福利体系的一体化，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口(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口)的非农参与率。
当我们讨论人口红利时，通常的含义是在既定的人口总量下，是否存在着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很显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中生产性的人口比重高，需要抚养的人口就相对少，这种人口结构就有利于经济增长；反之，当一个社会的抚养比上升，人口结构就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人口规模小的经济体可能面临人口红利的变化，人口规模大的经济体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如何收获人口红利
虽然人口经济学家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形象地比喻为人口“红利”，但和很多其他“红利”一样，它实际上所指的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人口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获取人口红利，其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必须具备。
实际上，如果放眼世界，寻找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可能并不缺乏。但是，如果要去寻找持续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的国家，却寥寥无几。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的确也是人口红利的窗口期，但要解释中国在近几十年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首当其冲地将其归因于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环境，而不是人口数量的多寡。类似的是，印度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恰恰是1990年代初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的事情。
有了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适宜的制度环境，人口就不再是负担，而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宝贵的人力资源。有利的人口因素就可以因此而真正转化成人口红利。如果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的过程吻合，则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从而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东亚四小龙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现东亚奇迹，对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和有效利用是很重要的原因。这或许就是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
我们是否收获了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不争事实说明中国在过去30年里已经很好地收获了红利。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人口转变很快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以及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国人口的总体生产性不断增强，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人口年龄结构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化，进入了人口红利阶段：年，总抚养比下降了20%，推动增长速度上升2.3%，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约为同期人均GDP增长的1/4左右。21世纪初期人口红利将面临转折点，总抚养比将从2000年的42.6%下降到2015年的39.4%，即下降3.2个百分点，带来经济增长率0.4个百分点。如果把前期人口因素考虑在内，人口转变对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将在1/3左右。
不过在今后几年，中国将开始面临人口抚养比的逐步上升。而且，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
中国人口红利以什么样的方式消失
首先，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较之其他很多国家更为快速，因此，中国在很快获得人口红利的同时，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也更短。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政策对于降低生育率的作用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突出；随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二者对生育率的下降又起到了推动作用。正是由于这些独特的因素，中国的生育率下降进程也非常迅速。相应地，随之而来的老龄化进程也更为迅猛。在中等收入阶段即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压力，是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曾遇到的经历。
第二，人口红利消失与刘易斯转折重叠。如果说由人口转变引起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主要是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那么，经济发展经历刘易斯转折则是指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总量的吸纳。从东亚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日本、韩国在实现刘易斯转折后，仍然处于人口红利期，也得以继续利用人口结构优势保持高速增长。从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看，刘易斯转折和人口红利消失很可能同步，或只有很短的间隔。这就意味着，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挑战将使得人口红利消失后的经济发展更为艰巨。
第三，劳动年龄人口本身的快速老化，也需要公共政策积极地应对。实际上，伴随着人口转变的进程，即便是劳动年龄人口本身，也处于初步老化的过程中。考虑到目前以劳动密集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下，技能的投入有限，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将直接制约着劳动供给。
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
首先，尚有一些未竟的改革，对于延长人口红利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马上启动。例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福利体系的一体化，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口(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口)的非农参与率。尽管程度有限，但劳动供给的增加无疑有利于在事实上延缓人口红利的消失。
其次，当劳动力数量优势不再的时候，企业必须通过生产率的提升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扬，因此，优化产业政策、深化企业微观机制改革，推动生产率的提升，应该作为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中长期战略。
第三，从根本上说，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依赖于经济效率的改善，也就是说，新的人口结构要求我们以更少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和创新型社会的建设，才是应对人口红利消失永久的、根本的举措。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博导)
催生制度红利的战略思考
制度红利：所谓制度红利就是制度实施后改进了社会公平、培养了社会信任和提升了社会平等，从而让人们对制度更加忠诚，对政权系统更加认同。
未来走向：确保制度质量的优质性；改善制度可实施性；凝聚改革共识，引领制度变迁力量作用方向的一致性。
幸福的世界需要高质量的制度予以支撑，制度质量决定了市场能否带来经济繁荣，制度质量也度量了社会进步的尺度。始终将制度建设放在政治工作的首位，既有利于规范权力的使用，又有助于焕发社会的活力，创造制度红利。
制度为何能产生红利？
有些制度能够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社会福利，而另外一些制度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无所裨益。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制度产生了红利，促进了发展。
所谓制度红利就是制度实施后改进了社会公平、培养了社会信任和提升了社会平等，从而让人们对制度更加忠诚，对政权系统更加认同。不同类型的制度，其红利也是不一样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我国现有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从制度红利来说，所谓根本、基本制度的红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而具体制度的红利是指制度能够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从规范意义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产生红利，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社会中的人”为核心而构建起来的制度体系，更加强调社会公平、社会平等，更有助于培养人们之间的信任。资本主义制度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制度体系，更加突出资本所产生的效率、收益，更倾向张扬人的唯利是图的一面。因此，在理论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应该比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更能产生制度红利。这也就是说，就制度本质而言，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应该具有更高的制度质量，更能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使人们之间合作。
但是，任何制度体系要走向成熟需要长时间的过程。制度体系成熟不仅表现为制度的结构完整，而且体现为制度质量的优化。从结构来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就制度质量而言，仍未达到全方面阐释社会主义本身价值的要求，尤其是一些具体制度仍存在数量稀缺、质量短缺和结构残缺的状态；另外，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因机制的不健全而导致所蕴含的能量未得到全面释放；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质量建设，防止冗余、不良的制度耗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始终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承诺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全方位催生制度红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提升制度红利从何处入手？
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制度建设经验表明，如果正式制度不能生产出公平制度，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公正，普惠制度覆盖区域很小、范围很窄的话，那么，非正式制度正式化以及互惠制度法治化只会加快人们向政府行贿的步伐，只会促使包括官员在内的全社会成员对贪污腐败的默认，彻底摧毁人们对正式制度的认识，无情暴露出人们对普惠制度深层次的失望。因此，抓紧正式制度与普惠制度的质量建设，才能对30年制度建设的缺陷扭转乾坤，才能增加人们对制度的信心，才能帮助人们形成合理的期望。
具体而言，加强制度质量建设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切入，以增加制度红利产出：
一是审视制度背后的理念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确保制度质量的优质性。不同层级的制度，其背后的理念也不一样，甚至有些独特。于是，制度运行时，经常出现两种制度不能产生红利的情况：其一是改革制度运行机制时，往往将这些制度背后的理念也改变，因此，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们就容易失去方向。其二是忘记制度背后的价值。制度背后的价值才是制度制定与执行真正所追求的，决不能因为越来越重视制度中技术性的内容，而忘记了制度背后的价值理念。
二是改善制度可实施性，提高制度实效。制度之所以能产生红利，其原因在于制度的可实施性。制度实施不仅是完成上级任务，而是制度本质的现实化、落地化。防止“凡是写在纸上的制度皆是不落实的制度，或者不能落实的制度，只是给别人看的制度”的“政策空传”现象泛滥，坚决遏制正式制度非正式化。
三是凝聚改革共识，引领制度变迁力量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在根本或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一些具体制度中运行机制或者细则总会调整，制度变迁是制度质量优化的常态轨迹。决定制度变迁是权力，可能是国家权力，也可能是强势集团所掌握的权力。但是，如果任由国家权力或强势集团权力随意改变制度，就容易引发社会运动。
如何分享制度红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先后走过了人民选择、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等发展历程。时至今日，已从粗放式、单个型的制度数量建设进入到精细化、系统化的制度质量建设阶段，也已从重视制度确立的单程序走向制度形成的生命周期全环节，质量要求贯穿制度建设全过程。因此，追求制度红利将促使无论是建设方式还是建设力量悄然发生变化。从建设方式来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沿着航道插杆”，是改革开放30余年累积的制度建设经验，但是，深水区、远海域需要蛟龙探险、北斗导航。因此，未来制度建设仍需重视理论论证和模拟仿真。从建设力量来看，先前的“基层创新”突出了人民群众的智慧，而“顶层设计”彰显了高层领导者的胆识；现在与未来的制度质量建设更加侧重制度实施与评价，更需要社会中间阶层与私营部门贡献自己的远见与诉求。历史经验证明，绝大多数成功的制度设置，都得益于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完美结合。这是因为，制度红利并不必然等到制度优化后才分配，多方合作共建制度的过程中就已经共享了红利。也就是说，制度建设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红利多方共享的过程。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危机(应急)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全球化红利：中国过去坚定地走开放经济的道路，这种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放松了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赢得了全球化红利。
未来走向：在扩大内需条件下，进一步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是我国全面获取新的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最根本战略。
中国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
中国过去坚定地走开放经济的道路，特别是2000年以来，紧抓加入WTO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大力吸收FDI(对外直接投资)和发展加工贸易。这种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放松了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使中国成为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总的来说，这个战略机遇是世界给中国创造的而不是中国主动创造的，是跨国公司出于节省成本动机和在全球进行产业战略配置的动机而以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包的形式发动的，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及时抓住的最重要的战略机遇。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显示了中国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中国需要与世界进行再平衡。
在中国与世界的再平衡过程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和表现之一，我国最高决策者的最重要抉择之一，就是要进一步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提供的争先进位的黄金机遇，及时主动地启动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战略行动，这个战略就是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进一步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这是中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和条件下，全面获取新的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最根本战略。这是中国为适应全球经济形势和竞争格局的变化而做出的主动的战略调整，也是中国给自己、给世界主动创造的一种战略机遇，对中国政府的战略思维能力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主动创造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机遇，确立适应发展新阶段的新开放观，做好战略和政策层面的事先准备，是中国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含义和最主要内容。
美国的经验：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
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并不是一个新现象。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一个对全球产业分工依赖程度很深的国家。主要表现在：
第一，民众的收入水平高、购买力强加上人口众多，使美国的最终需求规模一直处于全球最大的地位，同时也是形成市场驱动型的全球市场治理者的主要条件。
第二，强势的国内市场需求加上其他非经济因素，塑造了长期的强势美元地位，诱使全球生产要素向美国流动，导致了全球其他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对其进行大量的出口，使美国可以长期获得低成本的要素和产出品。
第三，美国因国内市场巨大和吸引力强，成功机会众多，也是吸收全球高级新要素力度最大的国家，如美国就是当今发达国家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顶尖人才富集度最高的国家。
扩大内需战略并不反全球化。“扩大内需”是相对于扩张外需和出口导向而言，“扩内需”既可以开放的方式进行，如进口国外要素在国内加工并在国内或国外销售；也可以封闭的方式进行，如在国内完成产业链的整个价值增殖过程，不与国际经济分工发生任何联系。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在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基础上，强调利用全球的优质要素发展自己。
追逐第二波全球化红利，我国需要转换人才战略
第一，从战略的前提看，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主要的前提是国内市场不足以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要求，同时我国低廉的人力资本等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而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其主要前提是要素价格的不断提高，低技术、低附加值和高消耗、高污染的产出正在丧失竞争力，经济发展再也不能以牺牲劳动者利益、破坏国内的生态环境等为代价。因此获取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主要途径、创新驱动，是利用高级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单单凭借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
第二，从战略目的看，第二波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利用本国的市场吸收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人力资本来加速发展我国创新经济”。
第三，从战略的核心内容看，过去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主要“通过吸收FDI来增进出口”，以及“用市场换技术”。新一轮的全球化战略，其核心内容是提高我国对创新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
第四，从战略的路径看，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基本的路径则是要求企业加入或形成国内价值链，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全球创新链，处于价值链高端位置的中国跨国公司将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和自己主导的研发设计向国内外企业发包，使全球企业成为自己的供应商或形成全球供应链，然后把产出向全球销售。显然，形成和利用国内价值链或全球创新链是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路径，需要的主要是高级创新人才和技术。
第五，从战略所依据的产业内容看，在依靠内需的第二波全球化中，中国要依托高级创新要素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如果这些产业在产业链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国际先进技术和人才的支持，无疑将会大大缩短中国的赶超进程。为了让世界先进国家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要素供应商或供应者，把中国市场规模首先培育成名列全球前茅的世界性市场，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作者为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省社科院院长)
为何要强调改革红利最大
改革红利：从经济学角度理解， “改革红利”就是“制度变迁红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经济制度创新的结晶，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演绎和实践的典型案例。
未来走向：从长远来看，最值得期待的改革红利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改革红利是什么？
从经济学角度理解，笔者以为，“改革红利”就是“制度变迁红利”。
过去，我们主要看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所以一说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会提及“消费红利”、“出口红利”和“投资红利”，反而忽视了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最根本动力——“制度变迁红利”。实际上，据有关研究估计，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红利对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其贡献率大约为45%-48%。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经济制度创新的结晶，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演绎和实践的典型案例。
为什么要重提改革红利？
首先，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已经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为第一阶段，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对外开放和解除经济管制等制度大变革带来的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上世纪90年代至2008年为第二阶段，经济增长受益于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出口拉动，以及基于出口需求基础上的资本形成；2008年以后为第三阶段，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逐渐弱化，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出口型制造业遭遇发展困境，一面要与越南、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国家竞争，另一面要与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竞争。由此，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再也难以继续大幅度提升，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被倒逼转向内需和产业升级。在第三阶段，如果中国继续依赖过高的投资增速，由于投资形成的产能增长缺乏有效的需求支撑，加之我国投融资体系改革滞后，过多的信贷资源就会流向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过重的“政府主导”色彩导致的“国进民退”和产能过剩在加重财政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同时，还会进一步抑制民间经济的内生创新活力，搞不好中国就很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另外，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的到来也使得我们一向占有优势地位的劳动力资源正逐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
其次，我国经济和社会长期非平衡发展所积累的“公平负债”正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难以承受之重。所谓公平负债，是指过去这些年，我们的改革在有些方面的停滞甚至倒退而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比如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投资依赖症”，社会领域的分配不公、因“维稳”而导致的社会活力丧失与体制僵化等等。由于过去我们对“效率”的偏好和对“公平”的重视不足，经济发展上的“不平等”、“不公平”已逐渐向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扩散。社会不和谐现象和社会价值观的缺失可能成为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
此外，我们还面临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的压力。经济改革进行了三十年了，而与之配合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进展缓慢。目前，改革中遇到的很多深层次矛盾，单靠经济领域的单边改革已经无法完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变革束缚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相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短板急需弥补。
如何继续释放改革红利？
时至今日，我们的改革思路已经越来越明晰。从1995年最初提出的“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纯经济一元转型战略，到十六大提出“三位一体”，十七大提出“四位一体”，发展到十八大的“五位一体”的多元社会发展战略。可以说，在当前形势下，战略思路已定，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的突破口。
从长远来看，最大的也是最值得期待的改革红利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要经济转型首先要政府转型。
从短期来看，要进行全面改革，以下五个方面可能更值得期待：
第一，2013年经济增速仍然定在7.5%是大概率事件。目前中国经济短期内已企稳回升，市场对2013年经济增长的预期普遍要比2012年高，经济增速仍有希望重回8%以上。国内经济短期软着陆的态势已经确认，但为破冰一些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为经济转型进一步腾挪政策空间，政府仍会倾向于主动调低经济增速。这确实很重要，因为这彰显政府转型的姿态。
第二，2013年的经济工作最终目标由过去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转变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一元目标已经演化为二元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态是对以往经济改革的反思，是对重启改革共识的肯定，特别是包含有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改革是对以往渐进式改革的大突破，不仅仅是既有改革的深化，更是改革的再出发。
第三，提振内需应该会是2013年的经济亮点。扩大内需的地位近年被一再强调，今年更将其提高到了经济的“基础”地位，强调要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不论是因为短期外需整体不容乐观，还是因为中长期经济结构改革，这一举措都有其必然性。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发展旅游消费、养老消费等等，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内需消费将会更加多元化。但短期而言，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十分关键，消费基础作用的培育绝非一蹴而就。
第四，温和的基建投资策略仍会继续，这是“稳增长”的需要。2013年货币政策仍会体现稳健和谨慎性，“边调边看”恐怕还是主基调，但2013年财政政策会在2012年的基础上适当从宽。
第五，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旨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系列改革会逐步拉开帷幕。其一，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提高农村土地征地补偿标准是信号，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肯定不会止步于此，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农村集体土地物权流转、土地市场的交易主体改革，甚至土地“农转非”的市场化过渡都值得关注； 其二，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开放异地高考是首选。在保持小城镇和县级市对农民入户敞开的同时，户改还要逐步向大中城市推进，不改变户籍与城市公共福利的挂钩，农民市民化就无从谈起；其三，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农村社会保障由“量”到“质”的提升，城乡公共服务要围绕建立城乡统一保障制度进行；其四，配套财税体制的改革，财政收入要向地方倾斜。这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改革户籍制度的配套措施，不改革财政分配体制，地方政府就没有足够财力和动力为非户籍人口提供同等的公共福利。
(作者分别为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任何国家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取得高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显然是诸多的发展红利要素叠加的结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究其原因，论及根本，正是李克强同志在国务院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讲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国家行政学院张占斌教授比喻称，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各种红利是装满财富的“箱子”，那么改革就是打开这些箱子的“钥匙”。改革是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原因，改革才是最大的红利。
如何理解“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回应了哪些认识误区？释放改革红利，最大障碍是什么？为了厘清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近日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在搜狐网、人民论坛网等多家网站推出调查问卷，调查参与人数共5034人。
一、为什么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1.通过改革，能够增强制度的优越性 (得票率42.7%)
2.中国既有的辉煌成就，都建立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之上 (37.8%)
为什么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分析归纳受调查者意见，公众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
首先，42.7%的受调查者认同“通过改革，能够增强制度的优越性”，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诸多层面和领域的突破，使我们能够更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30余年累积了丰富的制度建设经验，制度优越性不断发挥的同时，也激发了其他内生红利的释放。但是，就制度质量而言，仍未达到全方面阐释社会主义本身价值的要求，制度上的潜力还尚未充分释放，所以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质量建设，对于全方位催生制度红利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其次，37.8%的受调查者赞同“中国既有的辉煌成就，都建立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之上”。有受调查者谈到，从历史来看，中国在过去的30余年，之所以能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成长为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是因为开启了改革，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改革与开放中的创造，让所有的内生红利和偶然机遇相叠加，创造出辉煌的成就。
二、公众如何理解“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1.改革将为最广大民众谋求最大红利 (47.8%)
2.改革不能停滞，必须始终不渝地推进 (28.5%)
公众如何理解“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在给出的调查选项中，“改革将为最广大民众谋求最大红利” 选项得票率为47.8%，位列第一；“改革不能停滞，必须始终不渝地推进” 得票率 28.5%，位列第二。这一调查结果反应了公众对改革的具体看法：一是体现了公众对于改革的期待和信心，说明受调查者相信改革的目标是为最广大人民谋求最大红利；二是反映出公众认为推进改革已经非常紧迫，当前需要通过改革来继续释放红利，解决问题，助推发展。
三、“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超越了哪些僵化思维？
1.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改革仍只能使一部分人获利 (38.7%)
2.改革事实上已经陷入困境，缺乏动力和共识 (32.2%)
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面临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这一论断，意义重大。
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者认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论断重点突破与超越了“改革仍只能使一部分人获利”(得票率38.7%)、“改革事实上已经陷入困境，缺乏动力和共识”(得票率32.2%)等僵化思维与认识误区。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使公众对改革的认知更加深刻，厘清了认识，指明了方向，最大程度地凝聚了改革共识。只能使一部分人获利的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真正的改革应破除的是不合理体制、机制障碍，让大多数人分享发展红利。“改革红利说”强调的是，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重建公平、公义以及市场、民间的活力，使我们国家继续进步。
四、公众认为“充分释放改革红利，最大的障碍是？”
1.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 (47.3%)
2.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32.8%)
以上调查结果证实，受调查者选出的影响红利释放的第一大障碍是“既得利益群体”(47.3%)。《人民论坛》2012年03月(下)期“公众最期待哪些改革”调查中，57.9%的受调查者认为，当前推进改革的最大难题在于“既得利益群体强大”，同样的问题在本次调查中再次显现，再次说明“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红利的钳制引起广大公众高度警惕。
受调查者所担心的影响改革红利充分释放的第二大障碍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32.8%)。对此，有学者指出，目前改革中遇到的很多深层次矛盾，单靠经济领域的单边改革已经无法完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变革束缚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相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短板急需弥补。
五、哪些领域的改革将是红利的突出贡献点？
1.政治体制改革 (40.6%)
2.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31.3%)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者选出的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40.6%)和经济体制改革(31.3%)。在人民论坛记者调查采访过程中，很多受访者表示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极大关注，认为制度创新将是新一轮红利的突出贡献点。近年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从官方到民间，很多人都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解决中国当前矛盾的有力工具。有专家指出，政府对自身权力体系的改革和制约，是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的关键，不改革只能成为发展的桎梏。
受调查者选出的释放改革红利的第二大关键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此问题，北京科技大学赵晓教授解析为，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但在目前体制下，政府的目标很可能演化为当政官员的政绩最大化。经济增长稍稍趋缓，逆经济周期的凯恩斯经济刺激政策就接踵而来，经济转型就会难有表现，重启改革可能也无从谈起。
此外，有受访专家还谈到，要充分释放改革红利，必须校正改革的航向，以公平正义作为深化改革的原则和方向。让百姓能够在改革中得到基本的公平权利，让企业能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平等竞争，让特权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约束和抑制，这样的改革会使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自然勃发出来，使改革红利真正惠及广大人民。
(执笔：人民论坛记者肖楠)
从2012年的发展态势来看，一些趋势性拐点正在形成，现阶段要适应趋势性拐点，更好地把改革红利释放出来，关键在于实现转型改革的全面突破
未来5―10年的转型改革，有三点判断很重要：第一，关键是客观把握机遇、潜力、红利。未来10年，我们拥有巨大的内需红利与城镇化红利，但这些红利的释放都取决于改革红利的释放，取决于体制机制创新的进程。第二，要通过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关键是尽快实现五个方面转型改革的实质性突破：破题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破题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破题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型与改革；破题市场导向的转型与改革；破题以优化权力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与改革。第三，把政府改革作为顶层设计的关键，明确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尽快实现转型改革的新突破。
从2012年的发展态势来看，一些趋势性拐点正在形成，现阶段要适应趋势性拐点，更好地把改革红利释放出来，关键在于实现转型改革的全面突破。
内需红利与改革
首先，要破题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尽快制定国家的消费战略，明确消费为主导的基本目标。到2016年初步实现消费主导，消费贡献率稳定在40%以上，消费初步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到202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消费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消费基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最终消费率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
我国的内需潜力是最大的战略机遇。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内涵、结构与规模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由物质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转变。到2020年，城乡居民消费总量规模有望达到45万亿-50万亿左右，投资需求将达到50万亿左右，因此内需规模可能接近百万亿。巨大的内需潜力如果能够得到有效释放，将有效支撑我国未来10年7%-8%的中速增长。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我国未来5-8年消费升级的潜力与提升空间巨大。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是未来5-10年我国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并将决定未来10年的增长前景。我国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不仅对我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拉动世界经济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释放内需红利需要在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上实现重大突破。从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看，能否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重要战略机遇，取决于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来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
城镇化红利与改革
其次，要突破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带来巨大的消费“累计效应”，城镇化将拉动消费潜力的释放，并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未来5-8年，需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载体扩大内需，以制度创新为重点释放城镇化的需求潜力。具体来讲，要用3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5年时间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制度框架，用8年时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明确人口城镇化的转型方向。释放城镇化红利，当前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在于，尽快实现从规模城镇化的扩张向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转型，切实防止以发展城镇化的名义重蹈盲目投资、盲目扩张的老路。近期看，需要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城镇化发展规划，明确人口城镇化转型与发展的基本目标，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关键是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创新。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重在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真正解开这个“二元方程”。为此需要尽快在八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二是尽快打破二元户籍结构，改革户籍制度；三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四是调整人口政策；五是推进与人口城镇化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改革；六是推进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七是以打破行政主导城镇化为目标，调整行政区域体制；八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型与改革
第三，要以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为重要目标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这个目标的提出，社会各方面予以普遍关注和很高的期盼。我的理解是，2020年的收入倍增不是贫富差距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这就需要中等收入群体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40%以上，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
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对未来10年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重大：意味着巨大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从而支撑年均7%—8%的中速增长；意味着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从而奠定“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意味着贫富差距的逐步缩小，从而形成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作为一个转型与改革的大国，实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主要取决于未来3—5年转型与改革的进程：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发展；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公平有序的社会生态及其制度安排。
实现这一目标是个大战略，意味着消费主体的形成与稳定，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初步形成。这就需要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尽快扭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需要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
市场导向的转型与改革
第四，要加快市场导向的转型与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企业尚未成为市场主体的情况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后，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企业与社会，政府的主要职能应及时转向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经济建设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国际经验表明，曾经通过政府主导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起飞后政府转型进程却有明显差异：主动转变并且转变比较快的，经济持续增长，进入高收入国家；转变得慢的，经济增长受到明显的影响，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我国的情况看，有效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是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目前我国市场化潜在的红利远未释放出来，市场领域的改革还远未完成。未来5-10年市场化改革，关键在于尽快打破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把政府作用建立在市场的有效作用基础上。在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中理顺市场价格关系，打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在财税体制改革中破题结构性改革。
以优化权利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与改革
第五，要突破以优化权利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改变增长主义政府，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新阶段政府转型的基本目标。从改革实践看，过去的“民生10年”政府在强化公共服务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由于改革并未真正触及到深层次的权力结构问题，使得政府转型的目标实现难以真正到位。以“放权、分权、限权”为重点优化权力结构，才有可能实现政府转型与改革的新突破。要尽快形成行政体制改革的行动计划。通过3年左右时间，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财政预算公开，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司法公开。
当下应抓住十八大后较好的改革形势，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明确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尽快实现转型改革的新突破。
(作者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让民众根本利益受到长期损害，就预示了它最终失败的结局；拉美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因为改革不系统不全面，最终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知屋漏者在宇下”，通过集中民意来推动改革的具体进程，是继续推进我国改革的必要环节。
普通民众一定要是改革的获利者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让民众根本利益受到长期损害，就预示了它最终失败的结局
改革一定要持续性地让普通民众(不同于利益集团)收获利益。从改革目标来说，普通民众一定是改革的获利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从改革动力来说，可以有上层的改革驱动、利益集团的推动、普通民众的驱动等多种类型，但根本性的，还是普通民众的驱动，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没有民众的持续支持，改革不可能成功。而为了获取民众的支持，改革就一定要持续性地让普通民众获利。那么，为了改革的长远利益可不可以暂时牺牲部分民众的利益？短期可以，中长期绝对不行。不仅民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中长期地损害民众利益从动机上就令人怀疑。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起初曾得到民众的支持，但是当民众的生活直线下降，根本利益受到长期损害时，就预示了它最终失败的结局。那么，如何让普通民众收获利益呢？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基本生存条件的改善。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我国在基本生存条件改善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贫困人口数量大幅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下一步需要重点推进的就是教育、医疗、住房、环境等关系人民生活从小康向更高水平跃进的领域。另一个就是基本生活状态的改善，指的是不断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改善民众的精神状态等。这方面我们目前做得还很不够。华中科技大学进行的“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调查显示，仅有6.2%的人表示愿意生活在当今时代，选择生活在“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时代的人有28.2%，选择“竞争激烈、规则公平”时代的人有26.8%，选择“社会不富裕，人人道德高尚”时代的有18.4%，这些数据深刻说明民众的基本生活状态亟待改善，民众的利益也不仅仅限于民生问题一层。
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拉美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因为改革不系统不全面，最终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全面推进。改革，从字面上看，改，改弦更张，革，革故鼎新，所以改革绝不是一般的政策或制度调整，而是涉及整体的变迁，是系统性的工程。我们现在谈改革，从宏观方面来说，一定是政治、经济、文化齐头并进的改革，如果某一领域改革停滞不前，最终一定会成为其他领域改革的巨大阻力，甚至有可能造成改革的全面倒退或失败。
例如拉美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迅速建立起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一度为之鼓吹自豪，然而，由于缺乏经济、文化领域的改革，经济上停滞不前，文化中封建残余严重，最终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许多国家的西方式民主制度被推翻，建立起了军人独裁的政府，使改革彻底失败。这些国家的失败固然有西方式制度的适用性的问题，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片面推进某一领域的改革，而不是系统性革新的话，改革极有可能陷入彻底的失败。从微观方面来说，即使对于某一具体领域的改革，也需要系统性推进。譬如我们通常关注的医疗体制改革，最早被认为是“以药养医”造成的严重后果，于是国家出台相关规定，治理“以药养医”问题，可是药价被控制之后，又出现了就医难、医患纠纷严重等问题。如果要解决医疗体制问题，至少要解决医生人口比例过低、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不足、医药行业分利不均缺乏创新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医疗体制改革永远难以成功。正因为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我们一定要警惕把个别领域的改变混淆为改革的做法。因为个别的改变往往难以成功，而最终将成为顽固者阻碍改革的口实。当然，改革是由一步步的改变完成的，但是一定要有系统性的纲领做指导，纲举目张，则能顺利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会议上提出进行顶层设计，拿出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正体现了中央系统认识改革问题、系统推进改革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也因此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要找好改革的切入点，抓住牛尾巴
叶利钦改革方向性的错误，最终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找好改革的切入点，抓住牛尾巴。正因为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推进改革，一定涉及许多复杂具体的任务和环节，如果不加以区分，眉毛胡子一把抓，极有可能导致改革的失序和紊乱。如何安排改革的先后顺序，找好切入点呢？笔者认为有三个判断的标准。
首先，判断各个改革方向的先后顺序。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固然是几手都要抓几手都要硬，但在实际过程中，这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推进改革时即使齐头并进，也一定有轻重缓急之分。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政治、经济领域都进行了大量改革，但是从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纲领便可明确看出，经济建设、民生问题被摆在了首位，其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因为找对了大方向，施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政策，使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为进一步改革积累了巨大力量。反观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诸多措施归根结底是围绕政治展开的。他大规模推行私有制，采取“休克疗法”，一方面有偏听偏信之嫌，更多的还是为了彻底防止苏共的复辟，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而这种方向性的错误，最终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第二，要判断各项改革具体措施的先后顺序。各项制度、措施说到底也是有基础性的、巩固性的、发展性的区分，需要按照适当顺序进行安排。比如最近新出台的对于刑法的司法解释，是建立在先有宪法、后有刑法的基础上，没有宪法，没有刑法，就不可能有刑法司法解释的出台。再如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首先是要建立起来，而后才是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如果要一步到位，很有可能导致制度的崩溃。
第三，要判断各项政策措施的难易程度。推行较为容易、涉及利益相关者较少的改革可以先行；而容易引发大的动荡、涉及利益相关者较多的改革则应慎重。 先易后难，由浅入深，才能最终达成改革目标。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经历了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之后，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应快速推进。近一阶段，无论是改革路线图、时间表的提出，还是“改革是中国最大红利”的提法，都显示了党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衷心希望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共同努力，推动改革系统有序进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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