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地理概况
秦汉时期地理概况
秦朝的首都为咸阳；汉朝的首都先为长安，后迁洛阳，汉末再迁长安、洛阳等城。
　秦都的兴废　秦都咸阳，位于今陕西咸阳市以东十公里处的长陵车站、窑店镇和尚家村车站一带，范围约东西十二里，南北十五里。城址原在渭河以北，后因渭河北
移，现今南部已经处于渭河以南。据近年考古发掘，宫殿遗址多在城北山塬上，以窑店镇一带最为密集，地势居高临下，便于控制全城，西南部城外为手工业作坊区和居民区。咸阳从秦孝公十二年（前
350）定都到秦二世三年（前
207）秦朝灭亡，建都时间达一百四十三年之久。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六国算起,它作为全国的首都却只有十四年。咸阳大规模的发展是在秦始皇在位期间。秦始皇每灭亡一国，就仿照其宫殿形式，另建宫室在咸阳北部高坡上；又嫌咸阳原来的宫室小，在渭河以南也修筑了大量的宫殿园苑。当时关中西起雍县（今陕西凤翔南）,北至泾水,离宫三百，咸阳附近两百里内宫观相望。其中渭南上林苑中的阿房宫，可以容纳万人，规模最为宏大。秦始皇又迁全国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使咸阳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秦末,项羽西入咸阳，焚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城市化为灰烬，从此，咸阳丧失了它的历史地位。
　长安的变迁
　咸阳焚毁以后，汉初，刘邦自汉中再定关中,都于秦孝公以前的秦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北阎良车站东南古城屯一带）。汉高帝五年（前
202），刘邦即帝位于定陶的汜水（今山东定陶南）之阳，初都洛阳。后统治集团内部在定都问题上发生争论。刘邦群臣多山东（今河南崤山以东广大地区）人，主张定都洛阳，而娄敬、张良则建议西都关中。关中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号称“天府”、“陆海”，秦汉时，在全国经济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史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同时，关中的地理条件也很优越，东、函（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北，武帝时迁今新安），西陇（陇山今六盘山脉南段别称)、，南南山(今秦岭山脉)，北则梁、九、诸山,渭河贯其中,有所谓“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的险要形势。加上关中原为秦朝故都所在，又是刘邦平定全国的根据地，所以刘邦最后从娄敬、张良计，即日西都关中。初仍居栎阳，七年（前
200）迁都长安，从此长安成为西汉一代两百余年的首都。九年，刘邦又接受娄敬的建议,进一步采取所谓强本弱末之策,徙移六国强族齐田氏，楚昭、屈、景氏及燕赵韩魏后代和豪杰、名家十余万人充实关中，以削弱地方势力，巩固首都安全。
　汉长安城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十公里渭河南岸，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央，西周丰、镐故都的东北，实际上也是秦咸阳南郊的一部分。汉长安城的营建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高祖时兴建长乐宫和未央宫；第二个时期，是惠帝元年至五年（前194～前190）修筑长安城墙；第三个时期，是武帝时营造城内的北宫、桂宫和明光宫，在城外筑建章宫，并开凿昆明池，扩大秦旧上林苑。长乐宫是汉高祖施政的地方，未央宫为高祖以后历代皇帝发布政令的场所，先后都是统治全国的中枢。经实测汉长安城周二万五千一百米，合汉六十里强。由于先建宫殿后筑城墙，加上地形的限制，略呈不规则形，后人称之为“斗城”。城每面三门，共十二门。城内有八街九陌，街道宽阔，布局整齐。大街与城门相连，各个城门有三个门道，每个门道各宽八米，减去两侧立柱两米，实宽为六米。在城门内发现当时的车轨痕迹，宽为一点五米，可知每个门道能容纳四辆车，三个门道可容十二辆车并行。中央大街南北长达五点五公里：商业区分东西两部，三市在城东,六市在城西,共有九市，居民区内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西汉的长安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商、周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自汉高祖至新莽前后都此两百二十余年新莽末,更始军和赤眉军相继攻入长安，城市宫室遭到很大破坏。
公元23年新莽亡后，更始帝刘玄和赤眉所立刘盆子先后皆都于长安。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即位于（今河北高邑东南）,旋即定都洛阳东汉虽以洛阳为首都，但长安仍为仅次于洛阳的政治中心。建武十九年，修长安宫室，历朝皇帝常往长安祭祀西汉宗庙，称洛阳为东都，长安为西都。
　 东都洛阳
洛阳原来是东周都城成周所在，秦与西汉都建有宫室，作为控制东方的据点，因本为仅次于长安的政治中心，所以汉高祖时曾考虑建都于此。在地理条件上，洛阳一带腹地虽较关中为小，但地处中原中央，位置胜于长安，而且东有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西有（今河南崤山）、黾（今河南渑池西），背河面洛，也为形胜之地。东汉政治中心的东移，反映了当时山东地区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重要。东汉洛阳城位于今河南洛阳市以东十五公里，东、西、北三面城垣断续相望，现仍基本完整，残高五至七米不等；南城垣则因洛河北移而冲毁,现已荡然无存。城呈不规则长方形,据西晋时记载，洛阳城东西六里余,南北九里余,故后人称为“九六城”。经实测东城垣长三千八百九十五米，西城垣长四千二百九十米,北城垣长三千七百米,南城垣据东西两城垣间距计为两千四百六十米，合十四公里，折西晋三十三里,减去西北隅小城城垣长度,与文献记载大致相符。洛阳城东西各三门，南面四门，北面二门，也为四面十二门。城内有二十四街，今发现东西横道、南北纵道各四条。城址规模较西汉长安为小，宫城位于城内北部，有南北两宫，把全城分隔为二，东汉中叶以后，北宫以北又继续修筑园苑，故其规模较南宫为大。皇城之内，则“宫室光明，阙庭神丽”。东汉的洛阳城，市面繁华，商业发达,城南的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东汉末，初平元年(190)董卓挟献帝西迁,尽徙洛阳周围居民数百万口到长安,焚毁洛阳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化为一片废墟。东汉一代，自光武迄献帝迁都前后都此一百六十五年。
&&& 汉末迁都
献帝迁都长安后不久，董卓被杀，董卓部将李、郭汜、樊稠攻入长安,后又相互连兵攻杀,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长安遭到比西汉末年更大的破坏。建安元年
(196)，献帝东还洛阳，曹操又奉迎献帝迁都于许（今河南许昌东）。九年,曹操破袁尚,取冀州，遂居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附近）。后营建宫室，置丞相府，于是邺成为事实上的政治中心。邺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东西各一门，南面三门，北面二门，北部为宫城，西北隅有著名的铜雀、金凤、冰井三台。因历史上漳水泛滥，地面上现在已无遗迹可寻。曹操居邺，献帝仍都于许，直至曹丕代汉始又定都洛阳。
秦汉都市大多是在战国时代重要都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位于渭水之北，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206年秦以此为都城亘一百四十四年,是秦的政治经济中心秦始皇统一天下（前221），大事扩建,迁天下富豪十二万户于此，更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京都。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关,
咸阳全部遭到焚毁。东方的临淄、邯郸、洛阳、阳翟、南阳等，都是战国以来早已兴盛的都市，其中以临淄为最大。
汉统一全国后,关梁开放,山泽弛禁，富商大贾可以周游各地进行贸易孝惠高后时,“复弛商贾之律”这些有利于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了西汉都市经济的繁荣。
&&　西汉时堪称重要的都会有长安、洛阳、温、轵、杨、平阳、邯郸、涿、蓟荥阳睢阳、陈、阳翟、定陶、临淄、寿春、合肥、成都、宛、江陵、吴、番禺等。其中大部分为郡国的首府，并多数集中于黄河流域。
长安为西汉首都，是全国政治中心，又有关中平原富饶的农业为基础，在所有都会中居首位。它有相当发达的冶铁、丝织、砖瓦等主要手工业。由于是皇室、贵族和官僚的聚居所在，四方珍贵商品咸集于此。商业繁荣，人口密集，元始二年（公元
2年）有户八万多。城内“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同时又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丝绸之路即以此为起点。唯所居关中平原,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东南交通不够方便。依靠关东转漕，颇费周折；开褒斜道以通巴蜀，未见奏效，致使长安商业难以充分发展。
洛阳地理位置适中，自战国以来为秦、齐、楚、赵间纵横往来的交通孔道，当地人民多以商贾为业，时称“天下之朝市”。汉高祖刘邦曾想建都于此。西汉一代为河南郡治,政治地位仅次于长安。设有铁官、工官,手工业有相当规模。元始二年有户五万多。
邯郸地处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大道上，穿越太行山东西的滏口陉离此不远。由于交通便利，战国以来即为河北平原南部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吕不韦曾在此经商,家累千金。附近铁矿资源丰富，很早就形成著名的冶铁中心。秦时蜀卓氏之先即为赵人，以冶铁致富。邯郸郭纵亦因经营冶铁业，“与王者埒富”。西汉时以邯郸为首府的赵国仍以冶铁为主要手工业。可见邯郸除优越的交通条件外，传统的冶铁业为其成为工商业大都市的基础。
　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是春秋战国时齐国国都。位于鲁中山地北麓从中原通向山东半岛的东西大道上,战国以来即为东部最大工商业城市。史称桑麻遍野，又富鱼盐之利。手工业有冶铁、制陶、纺织等。西汉时设有铁官、服官尤以丝织业著称于世齐三服官即在此。战国时临淄城中有七万户，至汉武帝时“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
成都是战国以来“天府之国”的经济中心，不仅农业发达,矿产丰富,手工业也相当兴盛。除了生产闻名于世的蜀锦的丝织业外,金银器、漆器制造亦甚可观《汉书·贡禹传》载,蜀、广汉制金银器,岁用各五百万。虽地偏西南，汉前已开域外交通之先声，张骞至大夏见到邛杖蜀布，即可为证。汉时为蜀郡治所，与中原间商业活动极为频繁。成、哀间成都商人罗裒往来京师、巴蜀间，“訾至巨万”。商业繁盛必然带来人口集中。元始二年，有七万六千多户，逾于洛阳。
宛（今河南南阳）,西汉时属南阳郡设有铁官、工官，是邯郸以外另一个冶铁业中心。南阳孔氏以冶铁业兼营商贾，致富数千金。1959年曾在古宛城中发现规模很大的汉代冶铁遗址。又因位于关中、河洛、江淮之间交通要冲，人民多以商贾为生，故有“宛、周、齐、鲁，商遍天下”之说。元始二年有四万七千多户，与洛阳相近。它成为当时联结南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
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六大都市于新莽时设五均官，以统制工商业，可见均属当时全国第一流都会。
其余地位稍次的城市，大都因居水陆交通道路沿线或枢纽之处而成为一方的商业中心。黄河以北以陆路交通为主。如蓟（今北京）和涿（今河北涿县）都位于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上，成为河北平原北部两大都会。河东地区的杨（今山西洪洞东南）、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则因处于晋西北畜牧游猎区和汾、涑河流域农业经济区的交界处而获贸易之利。轵（今河南济源南）、温（今河南温县西）位于太行山区进入华北平原南北陉道和黄河北岸东西大道的交汇点上，从而发展成为洛阳北面两个重要商业都会。黄河以南发展起来的城市则以水运交通为主。黄淮平原西缘的阳翟（今河南禹县）由颍水可达陈、蔡。元始二年有户四万多。位于鸿沟分黄河水口附近的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因处于水运咽喉而成都会，1975年曾发现迄今已知的汉代冶铁遗址中最大的炼炉，可见其冶铁业也相当发达。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居济、泗二水交会处，因商业繁荣，战国时即被誉称为“天下之中”，西汉时仍不失为贸易中心。据元始二年版籍,以定陶为治所的济阴郡,是西汉版图内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与定陶地理条件相近的还有梁国首府睢阳（今河南商丘）和淮阳国都陈（今河南淮阳），前者处于获、睢二水之间，丝织业比较发达；后者位于鸿沟和颍水交会处,因水运之便,史称“天下之郊”。江淮之间的合肥和寿春因沟通淮河、长江两大流域而被列入重要都会之列。长江中下游的江陵和吴（今江苏苏州）都具有优越的水运条件。江陵东近物产丰富的云梦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商业十分繁荣。桓谭《新论·谴非》说：江陵城内“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蔽”。吴有三江五湖之利，秦汉为会稽郡治，是江东第一都会。岭南地区的番禺（今广东广州）则是西汉海路对外贸易中心。
东汉时期都市繁荣不如西汉，工商业规模也稍有衰退。但个别都市例外。如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使洛阳取代长安为全国最大工商业都市。王符《潜夫论·浮侈》所描述的洛阳城中，“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商业人口十倍于农夫，各地名产均集于此。皇室贵族生活之奢华远过于西汉长安。同时也是文化中心，各地著名学者荟萃于此，学术文化冠于全国。南阳的宛因为是光武帝故乡，被尊为南都，政治和经济地位仅次于洛阳。张衡《南都赋》备述宛都声色娱好之盛。成都的蜀锦生产在东汉时更为发达，“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城中公家府库“足富十世”，可谓是西南地区最富庶的都市。有些都市则因地理条件的变化而趋于衰落，如河东的杨、平阳随着晋西北农牧界线的变迁而无闻于史。定陶则因黄河泛滥、济水淤浅而渐衰落。总之,东汉一代的工商业都市,除上述洛阳、宛、成都外，一般都不如西汉之盛。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长安城内成为战场，“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建安二十四年
(219)曹仁屠宛，破坏严重。临淄情况虽不明了，然据西晋末年刘聪部将青州刺史曹嶷于临淄东南另筑广固城（今山东益都西北）为治所的事实推测，东汉末年的临淄已远不能与西汉盛况相比。汉末邯郸也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漳河沿岸的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城北去邯郸仅六十里，同样也处于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上，袁绍、曹操（见魏武帝曹操）先后为冀州牧而镇邺。由于建安年间白沟、利漕渠的开凿，邺城的地位也日臻繁荣。建安十八年曹操自立为魏公,建都邺城而邯郸却已于前一年降为以邺为治所的魏郡的一个属县。至此，邯郸作为河北平原南部最大工商业都市的地位全由邺城所替代。唯成都居西南一隅，社会相对安定，中原人士纷纷避乱入蜀，工商业得到充分发展，“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西汉末年六大都市中仅成都还保持着原来的地位。
　东汉末年开始兴起的都会，除邺城外，还有许（今河南许昌东）和建业（今江苏南京）。建安元年曹操因“洛阳残破”，迎献帝都许，又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许成为曹操争雄河北的根据地。孙权于建安十六年徙治秣陵，次年改名建业（见建康）。后迁武昌，黄龙元年(229)
还都建业。其后东晋南朝均都于此，使其成为长江流域第一都会。
&&& 秦朝政区
郡县制形成于战国时代，以郡统县，郡直属于国君。但战国时各国领土只有一部分是郡县的辖境，另一部分则是封君的封邑。秦朝废除封邑制，才将郡县制普遍推行于全国。
&& 《史记·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都提到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但没有列举三十六郡的名目。《秦始皇本纪》又提到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指五岭以南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但《史记》没有一处讲到秦末共有多少郡。因此，关于秦郡的设置经过和郡的名目，长期以来史学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说法。
　& ①
汉书地理志在京兆尹下注曰“故秦内史”,在各郡国下注称“秦置”“秦郡”或“故秦某郡”的,有如下三十六郡：
河东　　太原　　上党　　三川　　东郡
颍川　　南阳　　南郡　　九江　　泗水
巨鹿　　齐郡　　琅邪　　会稽　　汉中
蜀郡　　巴郡　　陇西　　北地　　上郡
九原　　云中　　雁门　　代郡　　上谷
渔阳　　右北平　辽西　　辽东　　南海
桂林　　象郡　　邯郸　　砀郡　　薛郡
长沙在后序里又说：“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可见班固认为管辖京师及其附近地区的内史是不在三十六郡之内的；三十六郡是秦一代的郡数，包括始皇三十三年所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在内，到汉兴以后才有所增置。
汉晋时《说文》《风俗通》《吕氏春秋》、《淮南子》的高诱注和《帝王世纪》等书，都说秦分三十六郡，不提另有他郡，与《汉志》同；但他们都没有列出三十六郡的名目。
&&& ②
《续汉书·郡国志》后序也说汉“承秦三十六郡”,与《汉志》同;但它在各郡国下的注文里却比《汉志》多出现了黔中、鄣两个秦郡，开始突破了《汉志》的说法。继而《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集解》列举三十六郡名目，其中三十三郡与《汉志》相同，此外即采用了《续志》的黔中、鄣二郡,又把内史也算一郡,凑足三十六郡，而不列见于《汉志》的南海、桂林、象三郡。这就明确否定了《汉志》的说法，认为三十六是始皇二十六年的郡数，南海等三郡后置，应排除在外，秦一代的郡数不止三十六。
《晋书·地理志》在序文里继承史记集解之说而又加以发展，其所举秦初并天下三十六郡的名目与《集解》同，又说在此后南平南越，增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四郡，合计秦凡四十郡。
自此以后直到清初，杜佑《通典》、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胡三省《通鉴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书都采用了《晋志》的说法，无异说。
　& ③
清代考据学兴起后直到近现代，对秦郡问题作过考证的学者不下数十家，大致可分三家之说：
一些人认为秦一代只有汉志所列举三十六郡,史记之所以系三十六郡于始皇二十六年下,是由于“史公纪事，言其大者”。这一年罢“封建”，天下悉为郡县，“此秦变古之一大端”，所以把秦一代所置郡包括此前所置二十余郡，此后所置三郡，都记在这一年下。这也是一句总摄之言，“非谓三十六郡尽置于是年”。此说创自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廿二史考异》,钱坫《新注地理志集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等从之。
　& 另一些人仍信从《晋志》的说法，可以杨守敬《嬴秦郡县图》为代表。
&　 以上两家都是少数。
多数人则认为《汉志》、《晋志》都有脱漏；三十六是秦初并天下时的郡数，其后续有增置。但初并天下时是哪三十六郡？后来又增加了哪些郡？秦末共有哪些郡？则诸家之说又各不相同,在此不遑备举诸说中以清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近人王国维《观堂集林·秦郡考》两家影响较大，他们都认为南海、桂林、象、九原四郡不应在初并天下时三十六郡之内。全祖望以黔中、广阳、东海、楚郡补足三十六郡，合后置的南海、桂林、象、闽中、九原共得四十一郡，而内史不在内。王国维以黔中、闽中、陶、河间补足三十六郡，以广阳、胶东、胶西、济北、博阳城阳南海、桂林、象郡、九原、陈郡、东海十二郡为后置郡，共得四十八郡，内史亦不在内。
1948年谭其骧发表《秦郡新考》，核实内史以外秦郡凡得四十六。其中三十二郡名见《汉志》，为秦初并天下时所有，它们是：
上郡　　巴郡　　汉中　　蜀郡　　河东
陇西　　北地　　南郡　　南阳　　上党
三川　　太原　　东郡　　云中　　雁门
颍川　　邯郸　　巨鹿　　上谷　　渔阳
右北平　辽西　　砀郡　　泗水　　薛郡
九江　　辽东　　代郡　　会稽　　长沙
齐郡　　琅邪
黔中、广阳、陈郡、闽中四郡补《汉志》之缺，连上合得三十六郡，《史记》谓始皇二十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即此。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郡名见《汉志》，始皇三十三年开胡、越所置。东海、常山、济北、胶东、河内、衡山六郡，《汉志》缺，始皇二十六年后析内郡所置。作者系根据《史》、《汉》纪传将上述四十六郡断为秦郡，但又说：这不等于说秦郡一定就限于这四十六个，因为《史记》既没有为秦郡县作志，秦一代的郡不见得能全部见于纪传。鄣郡见于《汉书·高帝纪》六年而《续汉志》以为秦郡，《水经赣水注》以南昌为秦庐江南部，故鄣与庐江都有可能也是秦郡。据此，可见谭说也承认秦末可能有四十八郡，与王国维的推论符合；唯两家的四十八郡郡目则有所不同,王说有陶河间、胶西、博阳、城阳，为谭说所无，谭说有常山、河内、衡山、鄣、庐江，为王说所无。
汉初诸侯王国
汉朝初期分封的一种重要的行政区划制度。被分封在一定地域的诸侯王国，既受汉庭节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其特殊地位延续了五十年之久。
异姓王的分封　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中央集权制的郡县制。秦朝灭亡以后，项羽据梁楚地九郡，自立为西楚霸王,并以楚义帝的名义将其余郡县划分成十八王国,分封给秦降将、旧六国贵族及灭秦有功将领。在形式上恢复了“封建制”。接着，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争取胜利，建立两等爵位制度，以赏赐功臣名将，功大者封王，功小者封侯。在汉王朝正式建立时（汉五年，即前202）,刘邦已先后分封异姓功臣七人为王，其封域如下表：
同姓王国　由于刘邦分封异姓诸侯王是为当时的形势所迫，因此，在他登上帝位的第二年（前201）,就逐个清除异姓王。汉高祖刘邦又以为秦祚短促的原因在于无同姓王国的屏藩,于是在清除异姓诸侯王以后,又建同姓王国。到他在位的最后一年已建立九个同姓王国，异姓王国则只留有长沙一个。刘邦并与群臣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誓约。这时汉朝版图的大部分都为十个诸侯王国所有，皇帝直接管辖的郡只有十五个。
九个同姓国的封域如下表：
这些诸侯王国虽受中央节制，但又相对独立。王国百官设置如同中央朝廷，诸侯王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其中最主要的有两项：一是“自置吏”，可以自行任命二千石以下官员；一是“得赋敛”，可以向本王国臣民收取赋税这些王国一般都辖有数郡之地,封域辽阔，户口众多，实力雄厚，实际上成为能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
&&&&虽然汉初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本质上还是郡县制，但是由于诸侯王国的存在,这种郡县制形成两个系统:一是皇帝直属的汉郡及其辖县，一是王国所属支郡及其辖县。两个系统相平行，其结构如下
以亲制疏和削弱诸侯诸侯王国地位远在汉郡之上，设置这种特殊的制度，种下了叛乱和分裂的祸根。吕后执政以后，对刘氏诸王进行打击,废梁赵,割齐楚，分封诸吕、外孙张偃及诈惠帝子为诸侯王。到吕后八年（前180）,共有诸侯王国十四个,其中吕氏三国:燕、赵、吕（梁国更名），张氏一国：鲁（夺楚薛郡置），诈惠帝子三国：常山（割赵）、淮阳、济川（本齐济南郡，置为吕国，后更封），刘氏六国：淮南、代、吴、齐、楚、琅邪（割齐），吴氏一国：长沙。
吕后死，功臣周勃、宗室朱虚侯刘章等平定诸吕之乱，拥立文帝。于是同姓王实力再度强大,除长沙外,又恢复清一色的同姓王国局面。文帝感到诸侯王国潜在的威胁，在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后，便采纳贾谊以亲制疏及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建议，徙亲子淮阳王于梁，分齐国为七，分淮南为三,用分地的办法,削弱诸侯王的实力。文帝十六年（前
164），王国总数增至十七，即高帝末年的九国（本十国，荆王贾无后，已除）加上济北、济南、淄川、胶东、胶西、城阳（分齐置）及庐江、衡山（分淮南置）八国。文帝末年，异姓长沙国因无后除。
景帝即位，继续推行以亲制疏之策。景帝二年（前155）,封亲子六人为王，以与血缘较疏的其他王国抗衡。此时,共有王国二十二,即文帝末年十六国加上河间、广川、临江、汝南、淮阳、长沙六国。
　本来，文帝时贾谊、晁错都已提出削藩之策，但文帝碍于形势，未予实行。景帝二年，始行此策，直接削夺王国支郡。首先夺赵国常山郡、胶西国六县，继而削楚东海郡，又拟削吴国之会稽、鄣郡。这一措施，直接触动了诸侯王的根本利益，于是以吴王濞为首，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七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武装叛乱(见吴楚七国之乱)。叛乱很快被平定。景帝乘势收夺各王国支郡、边郡直属中央，并削去诸侯王各项特权，仅许其衣食税租。王国由内史治理，地位降格，与汉郡实质上已无差别。此后，西汉行政区划实行郡（国）县两级制，王国与郡同为一级行政区划。
汉初诸侯王国的特殊地位前后维持了五十年，至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才结束。这一时期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证明了同姓王国对中央政权的拱卫作用是微弱的。而且随着世代的更替和血缘的疏远，这点微弱的拱卫作用终究会变成破坏性很大的分裂势力。因此，皇子封王虽然沿袭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常制，但历代帝王接受汉初的教训，大都限制诸侯王的特权和封域，以避免国家的分裂和政局的混乱。
&&& 两汉州部
两汉一级政区西汉武帝后设置的监察区称为部,俗称州。王莽改称州。东汉恢复西汉旧称。东汉时州部长官的权渐重，黄巾起义后州部遂逐步由监察区变成行政区。
西汉十四部　秦时每郡设一个“监”，掌监察一郡吏治汉初省郡监,地方吏治由丞相派遣史（僚佐）“分刺”（分区刺举），称“刺史”，没有常设的官员。其时全国只有六十多个郡，大部分在诸侯王统治之下，朝廷直辖的只有一小部分，所以这种制度行得通。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悉收诸侯王国的支郡属汉，又剥夺诸侯王的统治权，王国官吏由朝廷任命，从此，郡和国在实质上无复差别；武帝时除继续削减王国封地，增设了若干内郡外，又外事四夷，开疆拓土，在新扩展的疆土上增设了二十多个郡，至元封中全国共有九十多个郡，十八九个王国，合计约有一百一十多个郡国，都在朝廷直接统辖之下，监察不设常员的制度已不适用。至元封五年（前106），除近畿七郡以外,将全国一百零几个郡国分为十三部，每部置一刺史，掌刺察一部的官吏和强宗豪右，定为常制。十三部中有十一部采用了《禹贡》和《职方》里的州名，都叫做某州刺史部，因此习惯上又以一部为一州，合称十三州。征和四年（前89），又设置司隶校尉一职，掌察举京师百官和近畿七郡，从此全国连同十三州部共有十四个监察区。成帝元延四年（前9）省司隶校尉，绥和二年（前7）复置，改名司隶。绥和元年改刺史为牧,哀帝建平二年(前
5)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前1）复为牧。据此,除元延四年至绥和二年两年外，征和四年以后的西汉后期九十余年，一直维持着十四部的制度。
据《汉书·地理志》序文，十三州刺史部的名目为：冀州刺史部兖州刺史部青州刺史部、徐州刺史部、扬州刺史部、荆州刺史部、豫州刺史部、益州刺史部、凉州刺史部、幽州刺史部、并州刺史部、交趾刺史部、朔方刺史部。
　但是,以西汉末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簿籍为据的《汉书·地理志》所载一百零三个郡国，在郡国下的注文里,却并没有“属朔方”的,连朔方郡也“属并州”；南海等郡注作“属交州”，不作“属交趾”，显然与《地理志》序文里的十三部不符。序文、注文哪个为准，证以班固之前东汉初年王隆的《汉官解诂》和班固以后东汉末年应劭的《汉官仪》所述及的十三部都与《汉志》序文相同，则序文为是。注文里的制度，是东汉时代的制度,错误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出于班固的疏忽,误以著书时的制度作为西汉制度；一是班固本无此注，而是东汉某一《汉书》读者根据当时制度所作的批注，被后世传抄者误作班固本注。
西汉十三刺史部是《汉志》序文中的十三部而不是注文中的州部，这对东汉学者而言是很清楚的。可是到了唐代，去汉已远，许多学者为《汉志》注文所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误解，终至得出错误的结论。误解如：　&&《晋书·地理志》承认朔方为一刺史部，又以朔方郡属并州。《汉书》颜师古注以为朔方刺史专察朔方一郡,不在十三州之限杜佑《通典》以为“南置交趾”实际是初为交趾，后为交州；“北置朔方”，实际是初为朔方，后为并州。吕祖谦《大事记》以为凉州之地有凉州、朔方两刺史。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以为武帝初于近畿亦置一刺史，后改司隶校尉。
　作出十三部系司隶和并、荆、扬、兖、豫、冀、幽、青、徐、益、交凉十二州的错误结论,则始于《通典》，其后吕祖谦《大事记》、郑樵《通志》、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马端临《文献通考》、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皆沿袭不改。甚至清代乾嘉时期一些考据学家，也还有信从此说的,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坫《新注地理志》等。独清代考据学家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能阐明西汉十三部应以序文所述为正，而司隶不在内；注文
“乃东京之制”，唯谓朔方部领有河西五郡则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能指出西汉时“并与朔方各自为部”，却未能对西汉十三部作出全面说明。清末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王先谦《汉书补注》采用了全氏正确的说法，也因袭了全氏的错误。
1934年顾颉刚发表《两汉州制考》一文，才详细地论证了西汉元封五年始置十三州刺史部应如汉志序文所述,征和四年增置司隶校尉部,此后共有十四部；《汉志》注文所依据的是东汉的制度；并纠正了全祖望以河西五郡为朔方领郡之误。西汉州部的问题至此便得到了完满解决，成为史学界公认的定论。
　 王莽十二州
　西汉末年平帝时,王莽秉政,元始五年(公元5),莽奏改十四部为十二州。这是因为《尚书·尧典》里有“肇十有二州”、“咨十有二牧”二语，王莽泥古，一切制度要以经义为本，所以对州部之制也要以经义更定。十二州名见于扬雄《十二州箴》：
冀州　兖州　青州　徐州　扬州　荆州
豫州　益州　雍州　幽州　并州　交州
冀、兖、青、徐、扬、荆、豫、雍八州采用了《禹贡》的旧名，幽、并二州采用了《职方》的旧名，这十州除雍州外，其他九州也就是西汉的刺史部名。唯西汉改雍曰凉，至是复《禹贡》旧名。西汉改梁曰益，由于汉益州境域远较《禹贡》梁州为广袤,所以袭用了汉名,不再恢复《禹贡》名称。交州虽不见于《禹贡》、《职方》，但《尧典》已见“申命羲叔宅南交”，故王莽即以交为州名，即西汉交趾刺史部。西汉的朔方刺史部至是并入并州；司隶校尉部七郡，至是以三辅并入雍州，以河南、弘农并入豫州，以河东、河内并入冀州。
古今学者有些人认为扬雄只写了“九州箴”,今本十二州箴中的后三箴即幽并交三箴出自后人的增附作伪。此说确否尚待进一步论证。即令后三箴的确不是扬雄作品，王莽十二州中有此三州应无可疑。因为三州中幽、并二州见《汉书·王莽传》始建国、天凤中；《后汉书·光武帝纪》、《岑彭传》建武初见交趾牧，时光武势力未及荆湘以南，这个交趾牧应为王莽所任用的交州牧，而史家沿用了西汉旧称。
东汉十三部　东汉光武帝初年曾一度恢复西汉十四部制，但不久作出两项更动：①建武十一年（公元35），“省朔方牧,并并州”;②改称交趾为交州。两项更动刚好都是恢复王莽时代的制度。交趾改称交州之年《后汉书》缺载,疑当在建武十八年,因为前二年还有交趾刺史见于《南蛮传》，此年已有“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见百官志此后东汉一代常制见于《百官志》的是:“司隶校尉一人”，“并领一州”；“外十有二州，每州刺史一人”。所以东汉的“十三州”不同于西汉，西汉十三州专指刺史部，不包括司隶部，东汉则司隶校尉部也算一州，要是不算司隶，那就只有十二州。
建武十八年后交趾已改称交州，所以班固误以东汉制度注西汉郡国所属州部，便在南海等郡下注作“属交州”；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以州为纲，以郡为目，便在南海等七郡下总括为“右交州刺史部郡七”；《百官志》列举十二州所领郡国，也说“交州部七”。至于《后汉书》纪传里在建武以后还出现“交趾刺史”，《晋书·地理志》、苗恭《交广记》里说，到献帝建安年间，交趾才改称交州，据顾颉刚考证，前者当由于交趾虽已改称交州，但习惯上仍沿用“交趾”旧称不改，史家不慎，采用了流俗的非正式的称谓；后者乃地方传说，决非史实。顾说宜可信。
　两汉州部的不同，主要不在于由十四部变为十三部，而在于州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 ①
西汉时刺史或州牧对部内郡国长吏只有省察举劾之权，无权黜退；凡郡国长吏被举劾为不称职的，需要由三公派遣掾吏案验，然后黜退。东汉自光武即位之初起即
“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有所劾奏，便加退免”，从此刺史的权任大大提高了一步，事实上已成为郡国守相的上司。
&&& ②
西汉刺史或州牧平时“巡行所部郡国”，“岁尽”则“诣京师奏事”,虽然在外日久而在京日暂,但论其性质则是由中央派遣在外执行中央任务的中央官，而不是地方官所以《汉书地理志》既不按州部而按郡国排列，亦不见州部治所,因为那时州刺史“居无常治”,只有暂时的驻所,没有固定的治所至东汉建武十一年“初断州牧自还奏事”，从此州牧或刺史不复自诣京师（奏事改由计吏）,也就是由中央官变成了地方官所以《续汉书·郡国志》便将所有郡国改为按所隶州部排列，并将各州治所一一注出：
①司隶治洛阳　②豫州治谯县　③冀州治高邑
④兖州治昌邑　⑤徐州治郯县　⑥青州治临淄　
⑦ 荆州治汉寿 ⑧扬州治历阳　⑨益州治雒县　
⑩凉州治陇县 并州治晋阳 幽州治蓟县　
交州治龙编
&&& 东汉末年的改制
　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四方多事,五年,选朝廷重臣出任州牧,“镇安方夏”,“州任之重，自此而始”。从此州由监察区逐渐转变成为行政区，地方行政区划由秦汉四百年的郡县两级制开始进入了此后四百年经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初的州郡县三级制。
从中平五年到曹魏代汉三十二年间,各州或置牧,或置刺史，以资望重轻为转移；但不论是牧还是刺史，权任都已不再仅仅限于对官吏的省察、举劾、黜陟，而在向一方的军民行政长官转化。随后州的划分也发生一些变化献帝初平元年(190),辽东太守公孙度并有辽西玄菟、乐浪等郡地，自立为州牧,又越海收东莱诸郡,
置营州刺史。但这是割据者的僭窃行为，并没有得到东汉朝廷的承认。后四年兴平元年(194),诏分凉州河西四郡置雍州。从此遂正式改十三州为十四州。又十九年至建安十八年(213),时曹操（见魏武帝曹操）以丞相领冀州牧，为扩充他直接控制的地盘，便以汉献帝的名义下诏合并十四州，恢复《禹贡》九州。《禹贡》九州本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曹操的九州，八州同《禹贡》，唯有益州沿用汉代的名称，没有恢复《禹贡》旧名梁州。此次改制，实际上是废除司隶校尉部和凉、幽、并、交四州；将司隶所领分入雍、冀、豫三州；并凉州入雍州；并幽、并二州入冀州；又废交州将所领分入荆、益二州。冀州合并了幽、并二州和旧属司隶的河东、河内二郡，这是曹操所以要搞这次复古行动的目的。但此次改制并不能完全见诸实行，其时交州已在孙吴版图内，不理会曹操所挟持的汉献帝的诏令，所以事实上，东汉末年，孙吴境内一直存在着一个沿袭旧制的完整的交州,始终没有改变过。在曹操控制的境域内,九州制实行了七年多，公元
220年,曹丕（见魏文帝曹丕）221年,称帝，当年即恢复建安十八年以前的十四州制。
&& 东汉郡国
东汉地方行政区划制度。东汉制度，郡、王国、属国同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王国承西汉之制，为皇子封地，由相治理,相之地位同郡太守。诸侯王不治民,唯衣食部租而已。属国初置于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是边郡管辖下的一种特殊行政区，专为安置少数民族而设。至东汉安帝时，遂以属国为相当郡一级的行政区划，由某些边郡分离远县置之,领域比郡为小,冠以本郡名，如蜀郡属国乃分蜀郡西部四县而置。属国辖境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其行政长官为都尉，“治民比郡”。
东汉郡国的设置比较稳定，郡国的名目和领域的变动幅度较小。《续汉书·郡国志》所载一百零五个郡国可作为东汉一代行政区划的代表。此一百零五个郡国乃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的一百零三个郡国发展演化而来。&
　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并省西汉王国十：以广平属巨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历史网2kZ7Ra"?M
　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益州徼外哀牢内属,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并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
& 　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分东平国三县置任城国。
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分泰山置济北国，分乐成（本西汉之信都）、涿郡、勃海复置河间国，永元八年复置广阳郡。安帝命属国别领比郡者六：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辽东属国。顺帝永建四年(129)，分会稽置吴郡。
综上所述，由西汉一百零三郡国省十，置十二，成为一百零五个。
　《郡国志》河南尹下本注曰：“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据此，一般认为一百零五郡国是顺帝永和五年（140）的行政区划但是一百零五郡国中未有阜陵国，而该王国基本上与东汉王朝相终始，唯于冲帝、质帝之交暂绝，清代学者钱大昕因此以为《郡国志》乃据冲、质之交的簿籍而作。两种见解不一，迄无定论。
桓灵以后,郡国又稍有增置,名称亦有更改据《后汉书》载，桓、灵二朝共增三郡:桓帝建和元年(147)复置阜陵国，延熹元年
(158)分中山置博陵郡,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另有南安郡，据《晋书·地理志》及《元和郡县志》载，亦灵帝时分汉阳置，《郡国志》刘昭注引《秦州记》则云置于灵帝中平五年(188)
　及至献帝即位，天下已经大乱，朝政操于权臣之手，朝廷不能号令全国，分裂割据现象日益严重，各地不少州牧、太守自行置郡，而且旋置旋废，时分时合。因此，这一时期郡国增废情况十分复杂，各种史籍记载出入很大，经过综合考订，条理如下：
中央地区：兴平元年（194）,分安定、扶风置新平郡；建安年间，曹操执政，陆续增置城阳、利城、东莞、长广、谯郡、乐陵、章武乐平新兴、汉兴、西平、西郡、广魏、南乡、襄阳、临江（后改宜都）、弋阳等十余郡；省上郡、朔方、五原、云中、定襄五郡。
　割据地区：孙策据江东，于兴平元年分豫章置庐陵郡；孙权（见吴大帝孙权）继立,于建安十三年（208）分丹扬置新都郡;十五年又分豫章置鄱阳郡,二十三年分合浦置高凉郡，不知何年分庐江置蕲春郡（据《吴书》，当在建安十八年以前），辽东太守公孙度分乐浪置带方郡;荆州牧刘表分南阳置章陵郡,益州牧刘璋与刘备（见汉昭烈帝刘备相继分置江阳(分犍为)、巴西、巴东、涪陵（分巴郡）、梓潼（分广汉）、岩渠等郡。
　这一时期，王国仍有所置废,属国亦有升为郡者,但于增损无关。旋置旋废之郡亦不计入，故至建安二十五年曹魏代汉以前，东汉全境郡国总数由灵帝末年的一百零九增至一百二十余，郡境则相对缩小，至有仅领二三县者。而且，因羌胡骚扰，省上郡、朔方等五郡，版图反而比东汉初年略小。
&&& 西汉郡国
西汉地方行政区划制度西汉一代二百年间（前202～公元
8）的疆域和政区变化很大。初期的版图小于秦代，北方的河套地区为匈奴所占有，南方五岭以南为赵佗所割据（见南越），东南（今福建、浙南）地区和西南（今贵州、云南、川西南）地区也脱离了中央政权的管辖。全境只有四十余郡，其中大部分郡属汉高祖刘邦所建立的诸侯王国所有。
汉初诸侯王国地位远在汉郡之上景帝三年(前154)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后，诸侯王国支郡逐渐被削，诸侯王特权被夺,王国地位降格,与郡同为一级行政区划。汉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遂行郡（国）县两级制，与秦代的单一郡县制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文景两代相继执行的以亲制疏和众建诸侯之策，使王国数目增多，领域缩小；景帝悉收王国支郡以属中央，又使汉郡数目激增，至景帝中元六年（前
144），共有王国二十五（西汉一代王国最高数），汉郡四十三。但是版图仍与汉初一样，并未扩大。
　武帝时代，大力开广三边，不但恢复旧秦版图，而且大有扩展。在河套地区、河西走廊、五岭以南、西南夷地区、鸭绿江流域及朝鲜半岛北部共辟置新郡二十多个，又将东南沿海的闽越和东瓯地区并入会稽郡。元封三年（前108）时,西汉王朝版图已达极盛。同时，汉武帝刘彻又施行推恩法，进一步蚕食王国封域，增设新郡，故至太初元年（前104）,全境共有一百零九个郡国，为西汉一代郡国最高数，其中郡九十一，王国十八。
武帝天汉年间以后，历昭帝、宣帝至元帝初元三年（前46）间，陆续罢边郡七，除王国一，置新郡二，郡国总数减至一百零三，但版图变化不大。此后诸侯王国仍时有置废，郡国名称亦时有更改，但长期稳定在一百零三郡国之数。《汉书·地理志》所载一百零三郡国名目即是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时的行政区划。
&&　以下选取景帝中元六年、武帝太初元年及平帝元始二年三个特征年代的郡国名目，列表以表示西汉中叶以后郡国的变动大势前无后有的郡国即为新辟或增设,前有后无的即为罢省,郡国名称沿而未革者则以—表示,标有*号者为边郡。
汉武帝以后分全国为司隶部一，刺史部十三，共十四个监察区。上述一百零三郡国即依地域分属这十四部。
西汉末年，王莽秉政。平帝元始五年，王莽以经义更州名分界，凡十二州。始建国元年（公元
9），王莽建立新室,取代汉朝。取消刘氏诸侯王国,悉改为郡；又将西汉四郡予以析分，大郡至有分为五者，迄于天凤元年（公元14），总共有郡一百二十五。其后郡名、郡境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十分混乱，未及数年，而新室已亡。东汉初年仍沿用西汉元始间郡国之名，至建武十三年（公元37），方有所并省。
西汉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行政区划制度。西汉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政区设置方面，将郡县制广泛推行于边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使一些原来管辖不到的区域纳入汉王朝的版图，加强了内地和边区之间的联系。
东北边郡　汉初因秦制,有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五边郡元封三年（前108）灭古朝鲜,设置真番临屯、玄菟、乐浪四郡。此前，元朔元年（前
128），东夷君南闾等以口二十余万归汉，汉武帝刘彻派彭吴至其地,设苍海郡,三年即罢。昭帝始元五年（前82）又废临屯、真番二郡。东北遂有七边郡。乐浪郡有沃沮、、貊等族聚居，南境外即为辰韩、马韩、弁韩，合称“三韩”，隔海与倭相望。玄菟郡有高句丽族聚居，北境外有夫余、肃慎等族。肃慎臣属夫余，夫余受辖于玄菟郡。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五郡塞外为乌桓、鲜卑，本来臣服于匈奴，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迁乌桓于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首领每年去长安朝见一次，汉设护乌桓校尉，拥节监领之。
& 　北方边郡　汉初因秦制，有代、雁门、云中、北地等郡。高帝六年（前
201）分置定襄郡。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击楼烦白羊王于河南，驱逐匈奴，占取河南地，设立朔方、五原二郡，四年又分置西河郡，北方合为八边郡。八边郡外即匈奴，汉初不时南下，代、雁门、云中、北地诸郡常受骚乱。自结“和亲”之约后，边郡通关市，汉与匈奴关系缓和。武帝打击匈奴取得胜利，为加强边地建设，迁徙关东贫民，充实从匈奴手中取得的河南新秦中地方，发展农垦，减少戍卒。沿边建烽台，设候望，塞外起亭燧，又于边境筑受降城，接受匈奴降者。宣帝以后，匈奴臣服，边郡数世无烟火之警，户口渐增，经济得到发展。
西北边郡　汉初因秦制，有陇西郡。武帝元狩二年（前
121），匈奴内讧，西部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四万余降汉，汉收河西地，设立武威、酒泉二郡。元鼎三年（前114）,分陇西、北地郡地置天水、安定二郡，六年又分武威、酒泉郡置张掖、敦煌二郡。昭帝始元六年（前81）增设金城郡，陇山以西合为八郡。此外，平帝元始四年（公元
4），王莽于羌中地设立西海郡，新莽末即废。八郡境内有匈奴、羌、胡、月氏等族聚居。地当中西陆路交通孔道，位置冲要。汉朝徙民充实西北边郡,广开屯田,
兴修水利，设置田官，又筑障塞亭燧，绵延长城外数千里。敦煌郡西境设有玉门关、阳关，关外泛称为“西域”，是中西往来的门户。丝绸之路即经由西北诸边郡通向中亚、南亚乃至欧洲各地。
西南边郡　汉时今四川西部、南部和云南、贵州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泛称为“西南夷”较大的有夜郎、且兰、滇、邛都、昆明、都、冉、白马等，互不统属。武帝建元六年（前
135），唐蒙出使南越，得知蜀地有道可通夜郎，于是出符关（今四川合江南），见夜郎侯多同，“约为置吏”，设犍为郡。此后司马相如又通邛都、都地区，置蜀郡都尉。元鼎六年（前
111）南夷且兰反叛被平，设柯郡，又以邛都为越郡,都为沈黎郡，冉为文山郡，白马为武都郡。元封二年（前109）,滇、昆明举国降汉,设益州郡,天汉三年(前98)废沈黎郡，地节三年（前67）废文山郡，西南合为五边郡。汉武帝时为加强内地与西南边郡的联系，筑有“西南夷道”,自道（今四川宜宾西南）通夜郎滇、昆明。
　南方边郡　先秦以来，岭南地区为百越散居。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在这一地区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秦亡，南海尉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兴，高祖派陆贾出使南越，立赵佗为南越王，臣服于汉。汉武帝元鼎四年，南越王兴与太后请求内属，待遇等同内地诸侯，其相吕嘉等反对，杀王、太后和汉使者。五年，汉发兵击吕嘉。六年，南越平，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元封元年又于今海南岛设立儋耳、珠崖二郡。昭帝始元五年废儋耳郡，元帝初元三年（前46）废珠崖郡，仍存七郡。诸郡海道通南海各国，海外贸易，往来频繁。
东汉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区划制度。东汉郡县多因袭西汉旧制，边郡没有大的增减，唯郡的治所和辖区稍异于西汉,但边郡领县则较西汉骤减一百多,系在光武时废去，以东北、北方、西北诸边郡省并为甚。河西四郡和西南、南方边郡领县不见减少。西南有哀牢内属，增设永昌郡。此外，有“属国别领比郡”之举，即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治民比郡”，安置内附族众，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和巩固。
东北边郡　东汉初因前制，有乐浪玄菟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七边郡。是时高句丽强盛，取东沃沮地，光武建武六年(公元30)，遂罢乐浪东部都尉，弃单单大岭(今朝鲜北部大峰山脉、阿虎飞岭山脉)以东七县，乐浪郡境缩小。玄菟郡则内迁至今辽宁沈阳、抚顺一带，领县虽同西汉，但已非故地。安帝即位，以辽东郡之高显、候城、辽阳三县划属玄菟，又分辽东、辽西二郡地设立辽东属国,安置内附的乌桓、鲜卑,地位与郡等同。东北合有七郡一属国，受辖于幽州刺史部。边郡境外辽水以东为夫余、高句丽，辽水以西为乌桓、鲜卑。乌桓有内属的，布于缘边诸郡，“招来种人，给以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灵帝中平年间，诸边郡乌桓“各自称王”,至献帝初平中,蹋顿总摄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众皆从其号令”，又与冀州牧袁绍结姻，势倾北州。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东北边郡遂安。乌桓族众随征伐，“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
北方边郡　东汉初因前制，有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五原、朔方、西河、北地等八边郡；代郡属幽州刺史部,北地郡属凉州刺史部,其余六郡属并州刺史部。汉光武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附汉，次年，北匈奴震怖，“却地千里”。二十六年春,令南单于入居云中；同年冬,徙居西河美稷县。此后,北方缘边八郡悉有匈奴屯聚,分部归属于右贤王和诸骨都侯、左南将军,总辖于南单于，有别郡县之外,“为郡县侦罗耳目”，守卫汉北方边境。章帝建初以后，又有北匈奴部众款五原、朔方、云中、北地诸郡塞下降汉，北方边郡广为匈奴散居，“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世受汉廷优遇。留居漠北的北匈奴，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为汉将窦宪所破，一部分西迁，残留族众为转迁漠北的鲜卑所并。桓帝时，鲜卑檀石槐立国于匈奴故地，北方边郡屡受寇抄。擅石槐死后，鲜卑部众遂离散，边郡稍安。
西北边郡　东汉初因前制,有陇西天水、金城、安定、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八郡。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改天水郡为汉阳郡。安帝又别置张掖属国和张掖居延属国，藉以安置内迁的匈奴。此外，西汉益州刺史部范围的武都郡，东汉划属于凉州刺史部管辖，西北合为九边郡二属国。境内多羌、胡、匈奴各族。羌种繁杂,
较著的有烧当先零、钟羌、卑、牢姐、烧何、封养、吾良、当煎、滇零、零昌、当阗等，散居金城，陇西、安定、汉阳诸郡；武都郡有参狼羌；金城郡湟中地区有
“月氏胡”；张掖郡有“义从胡”。诸羌“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因不堪东汉统治者的压迫，“群种蜂起”,纷纷反抗,边郡不宁，金城、陇西、安定诸郡都曾一度迁治。河西四郡二属国边地受北匈奴骚扰，自建武至于延光年间，玉门关、阳关曾数度关闭，“西域三绝三通”。
东汉初因前制,有犍为柯越、益州诸边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五十五万余口内属，以其地设哀牢、博南二县，又以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不韦、云南等六县，合为永昌郡。安帝时又以广汉郡北部都尉置广汉属国；蜀郡西部都尉置蜀郡属国，犍为郡南部都尉置犍为属国；合为五郡三属国。灵帝时蜀郡属国改置为汉嘉郡；又于蜀郡北部都尉地设汶山郡。诸郡和属国境内民族众多,有氐羌、夷、濮、僚等,史称“参差聚落”,“服叛难常”。
南方边郡　东汉因前制，有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但领县、辖区有异于西汉。日南郡南境原象林县地，顺帝永和后为林邑攻占，郡境较西汉内缩；九真郡西部，安帝永初元年（107）,“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较西汉扩展。灵帝建宁三年(170),“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分属于郁林、合浦二郡。
&&& 两汉边塞
西汉与匈奴南北对峙，互相抗衡，汉朝为防御匈奴南犯，建筑防边的长城，当时称为边塞，简称塞，或称障塞。沿边塞修筑障、城、亭、燧，是驻军防戍的军事建筑。
河套地区的障塞　秦亡，楚汉相争（见楚汉战争），匈奴南下,占据河南地,“与中国界于故塞”，“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今甘肃固原东南古城）、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所谓故塞、河南塞,即指战国秦昭襄王所筑陇西、北地上郡长城的边塞，其故迹西起今甘肃岷县西，东北达内蒙古托克托西南黄河侧畔。汉元年（前206）定三秦,次年略取陇西，“缮治河上塞”，当是陇西郡西境濒河一段边塞,自此以东，汉与匈奴以战国昭襄王时故塞为界,历经惠帝、高后、文帝、景帝及武帝初期，是守御匈奴的北部防线，文帝时经常遣吏发卒以治，守塞之卒，一岁而更，并徙民于塞下，以为屯戍。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车骑将军卫青率军击走楼烦、白羊王，“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卫青重缮的边塞，即秦蒙恬北逐匈奴，“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的长城，濒临黄河南岸。从此，其南的故塞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终于废弃。
秦代因循战国赵所修筑的阴山南北长城，在汉代仍是防御匈奴南入河套地区的边塞。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五原塞、云中塞即南段边塞的组成部分。南段边塞沿乌拉山下及阴山东段大青山南坂。甘露三年，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和车骑都尉韩昌，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鸡鹿塞（今内蒙古磴口西北哈隆格乃峡谷口）即北段边塞的组成部分。北段边塞傍阴山西段狼山。
　武帝修筑“外城”　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北击匈奴，匈奴退于漠北，漠南无王庭。汉武帝为阻止匈奴南入阴山内外的富饶垦区和草原,于太初三年（前102）夏，在阴山北、大漠南修筑长城，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经石门障（今内蒙古包头北前口子古城），筑光禄（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明暗乡小召门梁故址,城临边塞,史称“光禄塞”）、支就、头曼、河、宿虏（疑是今内蒙古潮格旗乌力吉西北朝鲁库伦城遗址）诸城，直至庐朐(今阿尔泰山南麓某地)，即指此长城，史称“外城”，因在阴山边塞之外，故名。这条长城面临匈奴前锋，处于大漠南北交通要道，为加强防御，采用并列二道，南接阴山北麓长城，蜿蜒于大青山之北蒙古高原上，北长城直至阿尔泰山脉中，南长城转向西行,延伸至甘肃额济纳旗。这年秋,匈奴复南犯，入定襄、云中,撤还时即破坏了徐自为所筑诸亭、障,所以这条边塞只存在了半年。直至汉末，汉朝北部仍以阴山山脉边塞为防线。
河套东部和辽东边塞　汉初河套以东边塞，仍以秦长城为限,“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此即秦代修筑长城的边塞，其遗迹即今逶迤于内蒙古商都县北、化德县南和河北康保县南“成吉思汗长城”，围场县北线长城及赤峰市英金河北长城。至于辽东，则悉仍战国燕长城之旧。汉兴,“复修辽东故塞,至水（今朝鲜清川江）为界”。大致自今辽河北，南折经本溪县东及宽甸西，越鸭绿江，至清川江北直至海边。此边塞直至汉末，是汉朝东北外边防线。
在这条边塞西段之南，还有一段内边，称为武州塞，或称武周塞，大致在今山西左云县附近，是汉朝初期守备匈奴南入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县）要道的防线，自汉武帝北伐匈奴后，此内边失去其重要性。
西北边防的加强　汉武帝积极经营西北，兴筑三条边塞及亭燧。一在元狩二年（前121）,将匈奴的河西走廊收入版图,元鼎六年（前111）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至酒泉（郡治禄福，今甘肃酒泉）修筑边塞。这段边塞大略与其后明代边墙相仿,而在民勤县一段稍北,张掖县西北一直沿黑河。二在元封四年（前
107）,破姑师（今新疆吐鲁番西北雅尔湖城），降楼兰（今罗布泊一带），“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这段边塞东自沿北大河，向西傍疏勒河，伸至敦煌县西北玉门关。三在太初三年夏，徐自为筑外长城同时，为护卫李广利西伐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塞。此道边塞，起自汉居延泽西，在今索果诺尔之南沿弱水两岸。令居、居延及酒泉玉门边塞，构成一条完整的河西防线,是防御匈奴从大漠南侵河西地区,保护中原通往西域河西走廊的屏障。太初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攻破大宛,西域诸国相率归汉;天汉元年(前100),“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亭燧遗迹东自玉门关，向西沿疏勒河,经哈拉诺尔,直至新疆罗布泊（即古盐泽）北岸、孔雀河末流。汉昭帝时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玉古尔）,汉宣帝时设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策大雅），并筑亭燧西延，自今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孔雀河北岸，西北经库尔勒，直至库车西北。修筑亭燧在于北瞰匈奴，以维护东西交通安全。
　“三郡”筑障和内地建塞　汉武帝取得河南地后，直至汉末，相继在西河、上郡、北地三郡沿边建塞筑障，以防御匈奴从三郡塞外侵入。元封四年，在西河郡增山县（今内蒙古东胜西北城梁村古城）西筑眩雷塞。在虎猛（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南红庆河古城）界筑制虏塞。西河郡塞外翁龙障和埤是障，在今伊金霍洛旗西南。上郡塞外匈归障，在今乌审旗西南。北地郡神泉障，在今宁夏灵武县长城一线；塞外浑怀障，在今陶乐县西南黄河东岸溜子山附近。
　东汉初,卢芳占据缘边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代诸郡，与匈奴、乌桓联兵入掠内地。建武十三年（公元37），匈奴南侵至河东，十五年，遣吴汉率军北击匈奴，徙雁门、代郡、上谷吏民于常山关（今河北唐县西北倒马关）、居庸关以东,匈奴左部遂转居塞内,于是使杜茂与王霸筑亭障，修烽燧，堆石布土，自代（今河北蔚县东北代王城）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古城）三百余里，以为守御匈奴的边防。同年，扬武将军马成又在内地各处缮筑障塞：一自西河（郡治富昌，今陕西府谷西北古城）至渭桥（今陕西咸阳东）；二自河上（大概是今山陕间黄河某地）至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三自太原（郡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古城营）至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四自中山（国治卢奴，今河北定县）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上述障塞,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以备匈奴。其后，匈奴不断南掠，乌桓亦常侵扰东北边郡，建武二十一年，遣中郎将马援复修缘边雁门、代郡、上谷障塞，分筑烽候堡壁。次年，匈奴内乱，遣使汉朝请和,乌桓趁势击之,匈奴移徙漠北，于是汉朝撤除诸边郡亭候吏卒。建武二十五年，乌桓部众分置缘边上谷以东诸郡，汉设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今河北万全）;建武二十六年,南匈奴内徙缘边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八郡，南单于徙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纳林镇古城），并助汉防边。此后至东汉末，不筑边塞。
两汉为安置归附的匈奴羌夷等少数族而设的行政区划在按一定地域范围划定的属国中,“本国之俗”一般保持不变属国也指内属汉朝的少数族部族或部落,如属国卢水胡、属国湟中月氏诸胡、属国诸胡；或指属国都尉官。
　属国的设置始于战国，如秦兵器铭文中已有属邦一词。汉避汉高祖刘邦讳而改称属国。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到汉末为止,北、西、东三边诸郡：定安、天水、上郡、西河、五原、金城、北地、犍为、广汉、蜀郡、张掖、居延、辽东都有属国的设置，大者领有五六城，小者一二城。大郡割边远县置属国，如割广汉北部都尉所治为广汉属国，割蜀郡西部都尉所治为蜀郡属国，割犍为南部都尉所治为犍为属国，割辽东西部都尉所治为辽东属国。小郡则属国置于本郡之内,不另标名称,如龟兹属国只作为上郡的一个县而存在。
Mi)f?f.K{f0　属国设有都尉、丞、侯、千人等官,下有九译令,又有属国长史、属国且渠、属国当户等官。各官由汉人或内属胡、羌的首领充任。属国都尉秩比二千石，与西域都护同一级，直属中央，其治民领兵权如郡太守。
　属国官掌属国兵，称属国骑或属国胡骑，又称属国玄军（玄军即铁军）。张掖属国有精兵万骑。
西域城郭国。国都楼兰城（遗址在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西南通且末、精绝、拘弥、于阗,北通车师,西北通焉耆,东当白龙堆,通敦煌、扼丝绸之路的要冲。国人属印欧人种，方言与焉耆—龟兹语相近。武帝初通西域，使者往来都经过楼兰。楼兰屡次替匈奴当耳目，并攻劫汉使者。元封三年（前108）,汉遣从票侯赵破奴等率兵讨楼兰，俘获其王。楼兰既降汉，又遭受匈奴的攻击,于是分遣侍子于汉与匈奴,向两面称臣。后匈奴侍子安归立为楼兰王,遂亲匈奴,多次杀害汉朝使者。王弟尉屠耆降汉,将情况报告汉朝。昭帝元凤四年（前77）,汉遣平乐监傅介子到楼兰,刺杀安归,立尉屠耆为王；改国名为鄯善，迁都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其后汉朝常遣吏卒在楼兰城故地屯田；自玉门关至楼兰，沿途设置烽燧亭障。
西域城郭国，属都护。国都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东通敦煌，西通且末、精绝、拘弥、于阗，东北通车师,西北通焉耆扼丝绸之路的要冲。产马、驴、驼等。西汉时，有户一千五百余，人口一万四千余，胜兵近三千人。本名楼兰国，旧都在楼兰城（遗址在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昭帝元凤四年（前77），汉遣傅介子刺杀其王安归，更立王弟尉屠耆，改国名为鄯善，始迁都于泥城。尉屠耆请汉朝派军队屯田于境内的伊循城（今新疆若羌东米兰附近），作为保护力量，以防御匈奴。王莽时期，西域叛附匈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四年（公元38），鄯善王安遣使入朝贡献。二十一年，与车师前部、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请复置西域都护;光武帝没有同意，遣还其侍子。二十二年，莎车王贤，要安断绝通汉朝的道路，安不肯,杀其使；贤出兵攻安,安战败，逃入山中，贤杀害并掳走千余人。安乃再次上书请置都护，光武帝仍不允，鄯善只好向匈奴称臣。后来鄯善兼并了小宛、精绝、且末等小国，南道诸国唯鄯善、于阗最大。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汉遣假司马班超出使鄯善，恰好匈奴使者也来到，鄯善王广不知所从。超杀匈奴使者，广遂降汉。安帝初，西域复绝。元初六年(119),敦煌太守曹宗遣行长史索班屯驻伊吾，鄯善与车师前部最先降汉；后匈奴与车师后部攻杀索班，鄯善告急,求救于曹宗。延光三年(124)，西域长史班勇因鄯善王最先归附，特加赐他以三绶。四年，鄯善出兵助勇击破车师后部，西域遂平。
西域城郭国，属都护。国都交河城（遗址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东南通敦煌，南通楼兰、鄯善，西通焉耆，西北通乌孙，东北通匈奴，扼丝绸之路的要冲。国人属印欧人种，操焉耆—龟兹语。
汉武帝刘彻初通西域，车师常替匈奴当耳目，并攻劫汉使。征和四年（前89），汉遣开陵侯率楼兰等国兵围交河，车师始降。昭帝、宣帝时，匈奴与汉争夺车师，连战不息。汉遣侍郎郑吉屯田渠犁,立军宿为车师王,迁其一部分国人于渠犁匈奴另立兜莫为王,率余众保博格达山北麓。自此车师分为前、后部(或称前、后国)。后部王驻务谷(今新疆奇台西南山谷中)。神爵二年（前60），匈奴分据西域的日逐王降汉，从此西域完全属汉朝统治，汉始置西域都护。元帝初元元年（前48），又置戊己校尉，屯田于车师前部国都附近。其后，前部王复还交河。当时前部国有户七百，人口六千余，胜兵一千八百余人；后部国有户近六百，人口四千余，胜兵一千八百余人。
　王莽时，由于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处理失当，车师前、后部王屡遭杀害，遂叛附匈奴。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
45），前、后部与鄯善等十八国遣子入侍，请复置都护；汉光武帝刘秀不同意，遣还其侍子。后车师兼并邻近小国，仅余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与前、后部共称车师六国。时前部有户一千五百余，人口四千余，胜兵两千人；后部户四千余，人口一万五千余，胜兵三千余人。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汉遣窦固、耿秉等出击车师，前、后部俱降。以耿恭、关宠为戊己校尉，分屯前、后部境。不久，北匈奴围攻恭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汉遣兵击败匈奴，迎恭等还，复弃车师。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窦宪大破北匈奴,车师前、后部王各遣子入侍。八年，后部王涿怨前部王尉卑大，击破之。九年，汉遣王林讨斩涿，立其弟农奇。安帝初(107),西域复附北匈奴。元初六年(119),敦煌太守曹宗遣行长史索班屯驻伊吾，前部王降汉。永宁元年
(120)，后部王军就引北匈奴攻杀班，击走前部王。延光三年(124),汉遣西域长史班勇击走北匈奴于前部境内。四年,勇进击后部,斩军就。顺帝永建元年(126),勇率农奇子加特奴、八滑等大破北匈奴，遂立加特奴为后部王，八滑为后部亲汉侯。勇屯田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后北匈奴呼衍王屡攻后部，至永和二年(137)，敦煌太守裴岑出伊吾攻杀呼衍王,后部遂安。桓帝永兴元年
(153)，后部王阿罗多叛，其部众不从，阿罗多逃奔北匈奴；汉立军就子卑君。其后，阿罗多归降，汉赦其罪，使复位为后部王；迁卑君于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属之。帐者，如中原之户数。
西汉武帝时在关中平原上修筑的沟通泾水和渭水的工人灌溉渠。因太始二年（前95）依照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开凿，故称白渠。或与北面战国末年修筑的沟通泾水和洛水的郑国渠并称郑白渠。渠起自谷口（亦作瓠口、洪口，今陕西礼泉东北），引泾水东南流，经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东北）、东到下（今陕西渭南东北），南注入渭水。长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渠成，人乐其利，作歌赞美道：“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东汉迁都洛阳，郑国渠和白渠渐废，对渭水流域农业地区的衰落很有影响。
秦时开凿，位于今广西北境的运河。又称渠或零渠，也称秦凿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着手开拓岭南一带，派尉屠睢率军南下。为了运输军粮，命监禄督率士兵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凿运河,以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这条运河自此成为联络中原与岭南地区的水路通道,除有舟楫之利外,又用于灌溉。它的主要工程包括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等。铧嘴是分水坝，在湘水支流海洋河中，状似犁铧，以石筑成，角端所指与河水流向相对，把海洋河水一分为二，一流入南渠，一流入北渠。大小天平是位于铧嘴尾端用石筑成的拦河坝,呈“人”字形堤,高度略低于河水堤岸。与河水东岸相近的一段称大天平，同北渠渠口相衔。与河水西岸相近的一段称小天平，同南渠渠口相衔。天平作用是提高湘江水位，拦河蓄水，枯水季节，大小天平拦截全部河水入渠，以便水运。大水季节，洪峰漫过天平坝顶，流入海洋河故道,减煞水势。从而使渠内流水,涨而不溢，枯而不竭，经常保持安全流量。南渠全长约30多公里,其中4.5公里为人工开凿，以下利用原有河道前进。北渠约长4公里。南渠与漓江上游大溶江接通;北渠通入湘江。南渠、北渠流量为三比七，故有“湘七漓三”之说。
灵渠之名始于唐时。汉以后历代对这条运河都有疏浚改建,并增添了新的工程。如泄水天平,在南北两渠共有五处，主要用来调剂渠道水量。陡门为唐代宝历年间(825～826)李渤主持修渠时创建，多建于渠道浅狭、水流湍急处。经过陡门拦阻，水位提高，流势平缓，便利行船，其作用有如后世的船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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